全球粮食危机论文粮食安全论文

全球粮食危机论文

摘要：粮食问题不仅影响国内稳定，更影响国家安全。

2007-2008年间的全球粮食危机出现后，非传统安全领域里的粮食安全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与思考。促成全球粮食危机的深层原因包括全球市场上农业领域的分工及人们消费需求的革新；中层原因包括美元贬值和粮食投机；突发原因主要是频发的自然灾害及石油价格的上涨。面对新一轮可能来袭的全球粮食危机，国家行为体应采取更加合作的态度和更加积极的措施应对威胁。同时，这场粮食危机对中国来说既是挑战又是机遇。中国一方面应加强农业生产，力主自给自足，同时适当进口，充裕国内粮食储备。另一方面，充分利用中国的资源优势，积极促进和开展国际合作，提升中国在国际事务中的影响力。

关键词：非传统安全；粮食危机；国际合作

1 非传统安全威胁与全球粮食安全

呼吁安全研究应超越传统的以国家行为体为中心，过分强调军事、科技因素的范式始于19世纪60年代。冷战结束后，两极对峙体系解体，军事威胁可能性进一步下降，国际安全环境发生变化，发展成为各国政府的共识。与此同时，不同于传统的军事安全、政治安全威胁，环境问题、资源问题、能源问题、恐怖主义等不断涌现，这些安全威胁由非国家行为体或由非军事性因素促成，被称为非传统安全威胁。各国对持续泛滥的非传统安全威胁缺乏及时合理的应对措施和合作机制，传统的以军事——政治为核心的国家安全

理论亦不能很好地解释冷战结束后的国际安全局势。面对理论与现实的双重困境，以人文主义关怀，世界主义理念以及非国家中心主义的研究方法为特征的非传统安全研究逐渐渗透到国际政治研究中，成为国际关系研究中相对独立的次领域。“安全到底是谁的安全”成为主要讨论议题，超越国家间差异重视人的安全、社会安全、以及国际安全的新型安全观逐渐被认可与接受。

尽管非传统安全有不同的表现形式，各国面临的非传统安全局势也有着种类、程度和认知的差别，但是粮食安全是全球各国和各地区都不容忽视的紧迫问题。特别是2007-2008年间的全球粮食危机出现后，非传统安全领域里的粮食安全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与思考。

粮食作为一种特殊商品，被称为“货币的货币”，其生产供给的低弹性和消费需求的刚性决定了国际市场上的供需矛盾。此外，农业劳动力资源的不可储藏性和农业劳动的职业特性也使农业劳

动力的转移无论从空间上还是技术特征上都比较困难。因此，粮食作为一种战略物资关系到国家安全与社会稳定。正如基辛格所言：谁控制了石油，谁就控制了所有国家；谁控制了粮食，谁就控制了所有人民；谁控制了货币，谁就控制了整个世界。

粮食问题不仅仅是经济问题、社会问题，更是政治问题。非传统安全威胁以跨国性扩散蔓延为主要特征，一国或一地区面临的非传统安全威胁易产生全球范围内的影响。因此国际市场上粮价的波动将涉及到全球各个开放市场国家，并将影响国际格局的构建与走

向。

然而，自2007年开始，由于受极端干旱、洪涝灾害等自然环境以及由美国次贷危机所引发的全球经济危机的影响，世界粮食生产遭遇威胁。粮食安全问题凸显，全球粮食危机愈演愈烈。在去年夏天，俄罗斯部分地区因持续多天的高温天气引发森林大火，随后俄政府发布禁止粮食出口的命令，北半球的高温干旱天气，印度、巴基斯坦洪灾，以及随后的北欧严寒、北美暴风雪、中国北方产麦大省的持续干旱，澳大利亚洪水飓风、南美地区的洪水和干旱，全球粮食市场掀起新一轮震荡。东非、亚洲、中东和中美洲都不同程度地遭受粮食饥荒。最近的中东政局动荡，引起国际市场原油价格上涨，带动粮食生产、加工、运输成本的增加，给全球粮食市场带来不稳定因素。根据联合国粮农组织公布的报告，2010年10月份全球食品价格指数上涨至197，只比2008年6月的峰值低16点。而今年2月份食品价格指数为236，连续8个月走高，同时也创下该指数1990年创立以来的最高纪录，已经超过了2007年到2008年粮食危机期间的最高点213.5。据粮农组织与世界粮食计划署估计，目前全球约有9.25亿人口长期遭受饥饿，每6秒钟就会有一名儿童因食物不足而死亡。与如此紧张的外围环境相比，中国国内也面临着粮价上涨的风潮。

非传统安全研究改变以往安全研究只关注政治、军事的高级政治领域，开始注重包括经济、文化、生态等在内的低级政治领域。作为一种非传统安全威胁，经济领域里的粮食危机问题引起了国内

众多学者们的思考。那么，这种全球性的粮食安全威胁成因何在？本文将从国际政治视角分层次解读粮食危机。

2 粮食危机成因的国际政治层次分析

目前研究全球粮食危机和中国粮食安全的文章达千篇之多，相关的论述著作也是难以穷尽阅读。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以后，粮食安全成为国际社会讨论的焦点，2007-2008年间的全球性粮食危机更加剧了各国政府、学者和普通民众对粮食安全的关注。这些研究主要集中在全球粮食现状、粮食危机成因、中国粮食安全、如何增产增收等问题。且主要从经济、技术、贸易、农业等角度论述，但很少有从国际政治或国际关系视角来分析粮食危机的文章。“以前的几次粮食危机表现为季节性和地区性的特点。而近几年出现的粮价上涨，则表现为结构性、综合性的特点。”除去天气恶劣、可耕地减少、水资源短缺、全球变暖、人口增长等传统性因素外，石油价格上涨引发的外溢影响、发达国家的生物能源计划、粮食金融化以及新自由主义政策的失败这些非传统性因素造成了自

2007-2008年粮食危机后的又一轮新的全球粮食恐慌。下面将从深层、中层和突发三个层次来分析粮食危机的成因。

首先，从深层原因看，主要是在于全球市场上农业领域的国际分工，部分发展中国家放弃粮食自给自足，转而生产经济作物，加剧了世界粮食市场的供应紧张。发达国家基于强大的经济和财政实力支持国内农业发展并给与高额补贴；此外，发达国家的贸易保护主义政策也给发展中国家的农业带来不利因素。通过高额的政府补

贴和绿色壁垒减少从发展中国家进口农产品，贸易保护主义政策给发展中国家的农业生产和出口造成了巨大损失，甚至导致发展中国家经济结构调整，具体表现为农业部门的退化。比如，墨西哥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和华盛顿推动的自由市场政策下，从一个玉米之乡变成了现在的玉米进口国。基于同样的原因，从20世纪90年代起，菲律宾也从一个粮食进口国退化成为一个粮食净进口国。

同时，在新自由主义政策的鼓动下，发展中国家减少或取消了对农业的补贴，造成国内农业生产的萎缩。并且部分发展中国家专注于生产经济作物，实行出口创汇型农业发展模式，导致国内粮食生产不能自给自足，最终不得不依赖粮食进口。“新自由主义政策在绝大部分南方国家摧毁了公共能力（尤其是粮食储备），使南方国家加深了对粮食上的依附性。”通过出售廉价劳动力和经济作物，换取外汇来购买粮食和高科技产品，半边缘国家和边缘国家对中心国家的依附性增强，并有进一步被边缘的危险。此外，人们消费需求的改变也加速了粮食的消耗和供应危机。发展中国家人口持续增长，并且随着新兴经济体国家经济实力的增长，其对粮食的需求，特别是畜产品的需求不断上扬，加大了国际市场的粮食供应压力。与此同时，发达国家无限制的间接粮食需求，包括饲料需求和燃料需求引发了全球粮荒。“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中富人对肉类、瓜果、生物能源等产品的需求压缩了发展中国家为本国穷人生产粮食的

用地，导致全球粮食生产下降”。其次，从中层原因看，主要包括

美元贬值和国际市场上粮食的投机炒作，事实上推高了粮价，诱发全球粮食危机。美国有计划地推行美元贬值政策，造成国际市场上以美元计价的粮食名义价格上涨。此外，由于美元贬值引起了国际金融市场的极不稳定，国际投资家们纷纷转移战场，将大量资金投入到风险相对较弱的粮食等大宗商品交易市场。

而国际市场上的投机炒作行为使粮食向金融化方向逐渐演进。“在某种程度上，粮食已经实现了从商品属性向商品属性和金融属性双重并重的转换。在全球量化宽松时代，粮食作为”白金“已经成为继主权货币、黑金（石油）等新的泛货币化的价值符号，粮价基本上不是由供求所决定而是由资本和货币所决定。”跨国公司的囤积居奇以及粮食出口国干预粮食出口恶化了国际粮食市场的供应对立关系。传统的粮食出口国限制出口，而部分能自给自足的国家也大量进口粮食，这些因素加剧了粮荒的出现。如中国和阿根廷通过对出口水稻和小麦强制性征税或实施配额的方法来避免本国的粮食短缺。柬埔寨、埃及、印度、印度尼西亚和越南则禁止水稻出口。

最后，从突发原因看，主要是自然灾害因素导致的粮食减产及石油价格上涨引起的生产成本的增加。2010年6月以来，极端恶劣天气频繁出现，包括洪涝、干旱和飓风等，给全球粮食生产和粮食储备带来了巨大破坏。

此外，石油价格的不断上扬不仅直接提高了粮食的生产和运输成本，提高粮价，也促使一些国家加快实行生物新能源计划，减少

粮食供应。美国和巴西利用玉米生产清洁能源乙醇，欧盟则采用菜籽来生产生物柴油。这进一步加剧了全球市场上的粮食供应紧张，促使粮价的全球性上涨。最近的中东政局动荡，引起国际市场原油价格上涨，带动粮食生产、加工、运输成本的增加，也给国际粮食价格上涨埋下隐患。

3 国际社会的合作与中国的应对

“非传统安全问题具有潜在性、突发性、扩散性和一时难控等特点，它们时常以危机的方式呈现出来，并挑战政府的治理和控制能力。”此外，持续增多的非传统安全威胁具有跨国影响性，某国或某地区的非传统安全问题容易蔓延成为整个地区或全球的大灾难。单独的国家行为体可能会对这些问题缺乏足够的认知和相应的治理能力。因此，物质层面的国际合作显得尤为迫切。全球化进程的深入不仅带来安全威胁的扩散，使非传统安全威胁的负面影响跨越国界，给整个国际社会的生存和发展带来不稳定因素，也促使国际合作与共同治理成为可能。主权国家呼吁共同面对新世纪的安全威胁，从对抗走向合作共存。

为应对全球粮食危机，包括各主要区域组织在内的国际社会以联合国和区域内大国为核心进行了一系列合作尝试，并在一定程度上有所成就。在国际合作层面上，首先，多国依托联合国所举行的粮食特别会议，及其下设的粮食计划署和粮农组织等实现了合作以缓解国际粮食危机的冲击。其次，二十国集团和八国集团为有效的应对国际粮食危机以稳定国内和国际粮食市场，也进行了多次协商

与合作。

与此同时，我国拥有世界上最多的人口，但人均耕地面积不足，需要用世界上9%的土地养活世界上20%的人口。并且面临美国在国际粮食市场上的霸权，再加上自然灾害频发，中国日后将会面临巨大的粮食供给压力。

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此前宣布2004年以来，我国粮食自给率保持在95％以上。并且我国粮食连续６年增产，2009年粮食总产量达到10616亿斤，比2003年增产2002亿斤。但是正如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査道炯告诫道：对于中国国际问题研究界而言，在国内政策选择及中外交流两个层面，粮食安全将一直是个高度敏感的话题。如何使我们的研究有利于国家的政策选择，避免自信过头，将是一个长期的挑战。因此，如何客观认识中国目前粮食生产及储备状况，以及基于对这些客观状况的认知和分析，我们应该采取怎样的措施来应对世界粮食危机并确保中国粮食安全，都值得我们关注。

粮食安全影响到中国经济发展、社会稳定和国家长治久安，也对中国对外关系的发展提出新的目标和要求。鉴于中国在全球事务治理中逐渐上升的影响，并处于应对国内可能的粮食短缺现象的考虑，中国应承担起地区大国的责任，促进粮食领域里的共识与合作。这对中国对外关系的发展提出新的目标和要求。

而在寻求国际合作之前，中国必须加强粮食生产，力主自给自足。中国的粮食安全不能依赖国际市场的保障。在粮食价格高涨以

及供应紧张的国际市场上，充足的粮食储备是保证一国在国际上独立自主行事及维护国内政治稳定的前提条件。为保证国内粮食安全，中国政府也通过了一系列文件、决议和纲要，并就此采取了实际行动。

4 结论

我们生活在一个相互依存的时代。国际社会中不同角色间相互影响，相互制约。全球化进程的深入不仅带来安全威胁的扩散，给整个国际社会的生存和发展带来不稳定因素，也促使国际合作与共同治理成为可能。全球性危机需要也展现出了国家行为体在观念层面和物质层面的双重合作。作为世界第一人口大国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抓住机遇，迎接挑战。在加强粮食生产和国内储备的同时，中国也积极倡导粮食领域的国际合作，充分利用资源优势，参加或主导成立粮食问题的双边和多边合作机制，树立起负责任的大国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