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教育家陶行知生平2019.1.25

人民教育家陶行知生平

首阳明

陶行知生于1891年10月18日，安徽省歙县人。原名文浚，后改知行、行知。是伟大的人民教育家、教育思想家，伟大的爱国者，民主主义战士，是中国民主同盟和中国人民救国会的主要领导人之一。被毛泽东誉称为“伟大的人民教育家”的陶行知，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位举足轻重的学人，也是中国教育革新的领军人物。

一、天资聪颖勤奋成才

陶行知1891年生于安徽省歙县西乡黄潭源村一个贫寒的教师之家。他家境平寒，但是天资聪颖、勤敏好学。1897年，六岁的陶行知在邻居家厅堂玩耍时，看见厅堂墙上挂着对联，便坐在地上临摹起来，被邻村方庶咸秀才看见，惊为神童，遂免费为其开蒙，后其又入家乡蒙童馆吴尔宽处就读。

行知十五岁时进入歙县基督教内地会所办的崇一学堂，他在睡觉的宿舍墙上，挥笔写下了“我是一个中国人，应该为中国做出一些贡献来”的豪言壮语，抒发他满腔的爱国热情并激励自己为祖国早日走向现代化而发奋学习。由于不懈的刻苦学习，三年的课程仅用两年时间就完成学业，并且以优异

的成绩毕业。十七岁的陶行知想通过学医来解除广大劳动人民的病痛，实现自己报效祖国的志向，于是考入了杭州广济医学堂。但是，因这所教会学校歧视非入教的学生，他不愿意自己思想受外国人的随意摆布，入学仅三天，他即愤而退学。两年后又考入南京汇文书院，次年转入金陵大学文科，在读大学期间他不仅学习努力刻苦，以总分第一名的成绩毕业，同时积极参加爱国活动，主编《金陵光》学报中文版，宣传民族、民主革命思想。在《金陵光出版之宣言》一文中，他号召全校同学，努力学习和工作，发出自己的光和热，报效祖国，“使中华放大光明于世界”。在辛亥革命爆发时，他还回乡投身革命运动。在他写的毕业论文《共和精义》中，他写道：“人民贫，非教育莫与富之；人民愚，非教育莫与智之；党见，非教育不除；精忠，非教育不出。”这表明他已深刻地认识到教育在提高人民素质和促进国家进步发达的地

位和作用，同时也反映了他已基本确立了投身教育，报效祖国的思想和志向。

1914年大学毕业后他赴美留学。他先是在伊利诺大学学市政，半年后便毅然转学哥伦比亚大学，师从杜威、孟禄、克伯屈等美国著名教育家。

二、实践理想科教救国

1917年秋，陶行知学成归国，先后任职于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国立东南大学，开始了他富于创意而又充满艰辛的

教育生涯。当时正值国内兴起五四新文化运动，他马上以极大热情投身教育改革，并决心改变只为上层统治者服务的办学方式，用平民教育为“中国教育寻觅曙光”。

但是仅仅是这些远远不够，国家和人民惨痛的景象时刻撞击着他，让陶行知寝食难安。他总觉得还应做点什么能改变国家现状的事情。他与蔡元培等发起成立中华教育改进社，主张反对帝国主义文化侵略，收教育权利，推动教育改进、与晏阳初等人发起成立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总会。最后他决定放弃一个大学教授优厚的待遇，走上了到农村在最贫困的劳苦大众中去办学，进而改造中国的道路。

从1923年起，陶行知就奔走于祖国各地，推广平民教育运动。他认为中国教育改造的根本问题在农村，他说：“中国以农业立国，人们十有八九住在乡下，平民教育是到民间去的运动，就是到乡下去的运动。乡村教育关系到三万万四千万人民之幸福。”还立下宏愿，要筹措100万元基金，征集100万位同志，提倡开设100万所学校，改造100万个乡村。

为了实践理想，1926年，陶行知在南京神策门外老山脚下的小庄创建了一所乡村师范学校，自任校长，还改地名为“晓庄”，取日出而作之意。在这所驰名中外的晓庄师范，陶行知脱去西装，穿上草鞋，和师生一起开荒，一起建茅屋。他提出“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教学做合一”，“在劳力

上劳心”的理论，目的是要“发展学生的生活本领”。反对鼓吹“劳心者治人”而脱离生产劳动的不良传统。

这是一所没有教室的学校，蔚蓝的天空是学校的天花板，金黄的泥巴就是学校的地板。在晓庄荒山野岭，陶行知和学生们开山辟地的锄头，刨在了中国教育落后的病根上。陶行知的晓庄师范，不要少爷和小姐，不要文凭迷，不要书呆子，他带领学生们自己建校舍、修厕所、盖礼堂、造图书馆、开荒种地、挑粪施肥，全凭一双手一把锄头艰苦劳作，和马牛羊鸡做朋友，对稻粱菽麦下功夫。陶行知带领着晓庄的学生把劳动创造的生活当成每天的必修课。

为了丰富学生们的课余生活，开阔眼界，陶行知还热情邀请戏剧家田汉来晓庄演出新剧。田汉真的率领剧团下乡来了。陶行知在欢迎田汉的演说中这样说道：我们现在是田汉欢迎田汉，我们这些种田汉，你们来关怀，我们来欢迎你这位田汉先生。田汉就讲，我是假田汉，你们才是真田汉，你们了不起！

手把个锄头锄野草呀，

锄去了野草好长苗呀，

锄去了野草好长苗呀呼嘿，伊呀嘿。

这首歌是陶行知根据山歌自己填词。后来，这支朴素而充满朝气的山歌从晓庄传遍了大江南北。晓庄师范从开学时的13名学生很快发展到150多个。虽然后来晓庄师范学校

因为民国政治动荡的原因被迫关闭，但陶行知并没有放弃科教救国的理想。

1932年，陶行知在上海创办了“山海工学团”。一时间师生人丁兴旺，还有不少慕名前来的住宿生。而事实上，陶行知的教育理念，是从提高学生的综合水平出发。这可以从他创作的一首歌谣中读出来：“人生两个宝，双手与大脑。用脑不用手，快要被打倒。用手不用脑，饭也吃不饱。手脑都会用，才算是开天辟地的大好佬。”

这时，晓庄的孩子们听说陶行知要在上海办一所让贫困孩子学习的乡村工学团，他们高兴极了，就一起给陶行知写信，希望能来“工学团”学习。陶行知很快回了信：“你们来了，但你们的同学怎么办？晓庄有成千的孩子怎么办？为了你

们都可以上学，我教你们个办法，那就是自己干，会的教人，不会的跟人学，边教边学，这样不是一所很好的学校吗？”便动员平时读书成绩好的学生担当“小先生”，利用课余和晚上时间，去教那些为家务所累而无法上学的适龄孩子。陶行知还写信请当地的农民陈金禄、董云龙等来帮助小朋友自己办学。就这样，孩子们开始自己办学了。他们推选了10位同学担任小先生，农民们也推选了10位老农帮助管理学校。1932年9月4日，以孩子们当老师，古庙当教室，农民当“校董”的一所学校诞生了。开学那天，就来了80多个学生。

陶行知听到这个消息，很是高兴，马上派人到晓庄来看

望孩子们。当他得知学校办得井井有条，很受孩子们和农民的欢迎，兴奋极了，马上提笔写信鼓励他们：“你们不要小看自己做的事，你们这个学校是教育史上的一个了不起的大创举。”还特地写了一首诗：

一个学校真奇怪，大孩自动教小孩。

七十二行皆先生，先生不在学如在。

陶行知还亲自为学校取了个名字，叫做“儿童自动学校”，还写了两幅字，一幅是《手脑相长歌》，一幅是《自立歌》。收到陶先生的来信，孩子们高兴地抢着传看。有个孩子提出：“大孩自动教小孩，难道小孩不能教大孩吗？”后来陶行知知道后，他在发表这首诗时把“大孩自动教小孩”改为“小孩自动教小孩”了。陶行知把这种知识的传授模式命名为“小先生制”，并大力进行推广，他希望充分发挥小孩子的作用，让小孩子去教家里不识字的大人，甚至身边各年龄段的文盲们，由此达到普及教育的目的。

陶行知时刻都不放过“劝学”的良机，他让街上的报童和黄包车车夫都加入到了读书大军中来，并且让“小先生”们回家后教自己的家人、邻居读书认字，誓将小先生制发扬光大。这一天，静安寺的一条弄堂里，报童卖完了报都坐在地上。陶行知走来，孩子们齐声亲热地喊起来：“先生！先生！”

陶行知与他们一起坐在地上说：“报都卖完了？”他拍拍身边一个孩子的脑袋又问：“你们什么时候有空？”那孩子答

道：“早上卖《申报》、《大公报》，晚上卖《晚报》，只有中午有空。”陶行知于是告诉他：“应该把中午的时间利用起来，学习文化。要过好日子没有文化可不行。”

一个报童怯生生地靠近陶行知，陶将他挽着坐在身边说：“孩子，你们不会一辈子卖报，将来会有好日子过的。有空学点文化，识了字人家就不会再欺侮你们。”报童说：“读书？可我们没有钱买书和笔！”陶行知伸出手指说：“看，这就是笔。”他用食指在地上写了一个“人”字，大人小人的人，做人的人。一报童说：“没有书怎么办？”陶行知接着说：“你们每天卖的报纸就是书。你们识了字，会读报上的新闻，介绍报纸的内容，人家听了会喜欢买你们的报纸。”报童又问：“没有老师怎么办呢？”陶行知想了一想说：“我每天早上提前几分钟来，教你们识字。谁识的字多，学得快，我就多买他的报纸。”从此，陶行知每天在静安寺附近的车站上教报童识字。后来他请陈挺夫、方明来当小先生，在梵皇渡路荣庆里办了一个报童工学团。在报童工学团，这些穷苦的流浪儿学识字，学文化，懂得了不少做人的道理。有一些报童在陶行知先生的关心教育下，后来走上了革命的道路。

在推广“小先生制”的过程中，陶行知发现“小先生”不仅能教适龄孩子，而且还能教成人和担当其他重任。在“山海工学团”有两个13岁的学生侣朋和张健，前者曾应邀到外地出席一场有300多人参加的农民大会，并立时组成一个儿童工学

团；后者则成功地领导40多名“小先生”，向100多名不能上学的适龄孩子传授知识。而让陶行知及其他人认识到“小先生”堪当大任的，则是1933年10月发生在上海的两件事。第一件事：当时马莱率反战同盟代表团参加“山海工学团”一周年纪念活动，陶行知便派学生张健负责接待座谈。在座谈会上，马莱表白英国支持中国抗日，张健便针对这一点指出上海英租界工部局曾协助政府当局捕杀中共和爱国人士。第二件事：当时新安儿童旅行团来沪旅行修学，7名来自江苏淮安新安小学的学生，没有老师领导，也没有父母照顾，他们到上海各工厂、学校、机关参观，进行演讲，并以此取得旅费。这些学生不但站上中小学讲台，还登上了当时的大夏、光华、沪江各大学讲台。他们的突出表现，获得了陶行知高度赞扬，这也更坚定了他依靠“小先生”推行普及教育的决心。而这样的鼓励，也激起“小先生”走向社会的更大信心。此后，陶行知便为推行和宣传“小先生制”四处奔走，并创作《小先生歌》。此歌词后经赵元任谱曲，这首歌也随着“小先生”运动的广泛开展而流传开。

1934年，他在《生活教育》上发表《行知行》一文，认为“行是知之始，知是行之成”，并改本名“文浚”为“行知”，且终生以此自勉。

三、投身民主运动

陶行知在身体力行开展平民教育时，也时刻关注社会上

的政治运动。1930年春，晓庄师范师生为抗议英商和记洋行工人被殴，举行游行示威。时值蒋冯大战，因陶行知与冯玉祥有私交，蒋介石断定晓庄事件是响应冯玉祥的反蒋行动，遂怒令关闭晓庄师范并通缉校长，陶行知被迫流亡日本。后通缉解除，过了一年陶行知才回到上海，从此更立志反抗蒋介石的独裁统治。

在沪期间，陶行知经黄炎培举荐被聘任为国内有名的《申报》的顾问，曾化名“不除庭草斋夫”发表了大量杂文和时评。当时，蒋介石以“剿共”之名进攻共产党领导的苏区，陶行知连续发表了《剿匪与造匪》等三篇时评，语惊天下地指出：“今日举国之匪，皆黑暗之政治所造成”。国民党当局很快查明这些文章出自陶行知之手，蒋介石大发雷霆，批示：“申报禁止邮递”。为申报馆的生存计，总经理史量才忍气吞声，表示今后不再续登陶行知的文章，蒋介石方解除禁令。

三、团结御侮抗战救国

1935年，在中国共产党“八一宣言”的感召下积极投身抗日救亡运动。一二·九运动后，与宋庆龄、马相伯、沈钧儒、胡愈之、邹韬奋、李公朴等发起组织“上海文化界救国会”。面对外患日深和国内的黑暗统治，陶行知感到不能只坐在校园书斋。一二·九运动爆发后，他与宋庆龄、邹韬奋等著名人士发起成立了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

1936年初，成立国难教育社，被推为社长，张劲夫任

总干事，拟订《国难教育方案》，把生活教育和民族民主革命斗争结合起来。5月，他当选为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执委和常委。与沈钧儒、章乃器、邹韬奋等联名发表《团结御侮》的宣言，主张停止内战，共同抗日。毛泽东复信表示支持。7月，他出访欧、美、亚、非28个国家，宣传抗日救国，介绍中国大众教育运动，争取各地华侨和国际友人支持中国的抗日斗争。在布鲁塞尔参加世界和平大会，并当选为中国执行委员。期间当得悉沈钧儒等“七君子”被捕的消息，十分气愤，立即联络杜威、爱因斯坦、罗素等世界著名人士联名通电蒋介石，营救七君子。途经香港时，他与沈钧儒、章乃器等联合发表《团结御侮宣言》，赞同中国共产党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这一宣言震动国内外，受到了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热情支持。

1936年7月，陶行知借出席世界新教育会议之便，以国民外交使节身份前往欧、美、亚、非宣传中国人民的抗日救亡主张，发动侨胞共赴国难，争取世界正义力量援助中国的抗战事业。“中国的敌人不是日本人，是日本帝国主义，日本军阀。”陶行知在新加坡青年励志社演讲说到，他认为中国的出路在于“有笔杆的人，就要用笔杆来抵抗；有钱的人，就要用钱来抵抗；有主义的人，就要用他的主义来抵抗。无论是经济、文化，还是武力都可以抵抗，都应该抵抗。”1937年12月6日，陶行知征得杜威博士同意草拟《杜威宣言》，

并征求甘地、罗曼·罗兰、罗素、爱因斯坦联名，于12月8日共同发表宣言：支持中国抗战，谴责日本侵略，呼吁对日禁运。这一宣言产生了世界性影响。历时两年零一个月，行程十万余公里，陶行知到了26个国家和地区，赢得了世界人民的广泛同情和支持。

1938年9月1日，陶行知回到香港，香港各界举行欢迎会。陶行知在会上做了题为《国际形势与中国抗战》的演讲：“决定最后胜利的因素在我们团结到底，奋斗到底，抗战到底……中国唯一的办法就是：中国人联合起来，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倡导举办了“中华业余学校”，推动香港同胞们共赴国难同年，参加国民参政会，致力于抗战期间的教育活动。积极响应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全面抗战的号召，成立了中国战时教育协会。

四、在重庆创办育才学校

1939年7月25日，为使在抗战中失去父母或家庭的难童能够受到教育，陶行知在重庆创办“育才学校”，把“生活教育”理论运用在培养“人才幼苗”的实践中。育才学校择优选拔有特殊才能的优秀儿童，并根据学生的兴趣和条件聘请大批专家学者担任教师。为抗战建国培养追求真理的学生、即知即传的小先生、首脑双挥的小工人、反抗侵略的小战士。学校除了文化课之外，另外还设有音乐、戏剧、绘画、文学、自然、舞蹈等课程，因材施教为国家培训各种各样的人才。

校内不仅教学生文化课，还努力与社会实践紧密结合。陶行知又派学生戴爱莲等人到八路军驻渝办事处学习《兄妹开荒》等秧歌剧，在校内组织演出。他还倡导学习“南泥湾精神”，带领师生开荒30亩，建立了育才农场。这种中国近代教育史上引人瞩目的创举，使陶行知独特的教育理论和实践誉满中外。

育才中学办得有声有色。1940年周恩来和邓颖超专程访问育才中学，为育才中学留下:“一代胜似一代”的签名题词。由于学生主要是保育院的难童，对学生不收学费和生活费，因而经费非常困难。有人问陶行知“你何必背着石头过河呢？”陶先生说“我背的不是石头，是爱人”。这是对学生的爱，对学校的爱，对教育事业的爱，对劳动人民的爱，对中华民族的爱。

育才中学在创办的过程中，受到了国民党反动派的高官利诱和重重阻扰、封锁、迫害甚至恐吓。最困难的时候，师生们每天只能喝稀粥。但是在陶行知先生的坚持下，号召全校师生团结起来，战胜困难。最后在中国共产党和进步人士的帮助下，育才中学终于坚持到了全国解放。

四、带一颗心来不带半根草去

1946年7月25日，陶行知因积劳成疾，突发脑溢血在上海逝世，那年他55岁。12月1日，先生的灵柩回到南京，南京城里的老百姓自发为先生扶灵。他们要送这个人，送他

回他的晓庄，沿路上的人们唱着哭着：你去了，我们穷孩子的保姆，我们的朋友，人民的导师。挽联在飘，上书“行知先生千古”，而旁边是宋庆龄亲笔题写的四个苍劲大字——万事师表。

先生说，我带一颗心来不带半根草去；先生说，我就是中国一介平民。几十年的学校教育往我把西方贵族的方向渐渐拉近，而经过一番彻悟，我就像黄河决了堤，向中国平民的道路上奔涌回来了。

抗战胜利后，陶行知作为民盟中央民主教育委员会的主任，与共产党密切合作，积极投入反内战、反独裁、争民主的斗争，他在重庆创办的社会大学成了民主人士的堡垒。

1946年4月，陶行知来到上海，三个月后传来李公朴、闻一多被国民党特务暗杀的消息。陶行知闻讯异常激愤，到处演讲谴责。当社会上传说特务已把他列为下一个暗杀对象时，周恩来派秘书陈家康去报警，要他提防特务的无声手枪。陶行知当即毅然表示：“我等着第三枪！”他还给育才师生留下了一封信，发出“为民主死一个就要加紧感召一万个人来顶补”的铮铮誓言。

陶行知逝世后，延安、南京、上海、重庆等地都召开追悼会。毛泽东、朱德、周恩来都发来唁电。在延安举行的追悼大会上，高挂着毛泽东的亲笔题词：“痛悼伟大的人民教育家陶行知先生”。党中央宣传部长陆定一同志代表中共中央在

会上发表演说，高度评价陶行知光辉的一生，号召共产党人和解放区的教育界学习他的精神，为新中国的实现而努力斗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