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董仲舒“天人感应”哲学思想
浅析董仲舒“天人感应”哲学思想
摘要：“天”是中国古典哲学最重要的范畴之一。董仲舒继承了先秦哲学重视“天”的传统，在总结前人的基础上创立了“天人感应”的神学主义体系。作为一种系统的理论体系，它的基本内涵包括十端说、人副天数说、祥瑞灾异说和受命改制说，其精神实质是“言天道而归于人道”，即通过祥瑞灾异说来表达自己的政治观和历史观。这一思想体系成为汉代“大一统”政治统治的合理性与合法性依据，在中国传统天人思想中占有重要地位。
关键词：天人感应人副天数谴告
一“天人感应”的理论基础
（一）天为大神
董仲舒“天人感应”理论体系的出发点是论证“天”为至上神，为万物之始。首先，董仲舒将“天”与宇宙万物建立起血缘伦理关系，把“天”看成是宇宙万物的母体和缔造者。董仲舒认为：“天者，万物之祖，万物非天不生”，即万事万物皆由“天”所生，没有例外。那么，作为万物之杰的“人”自然也是“天”的子民，董仲舒说：“为人者天也。人之（为）人本于天，天亦人之曾祖父也。”这样，“天”与人的关系就被等同于父与子的关系，从而在伦理上获得了至上权力的合理依据。
其次，董仲舒巧妙地借助阴阳五行学说将”天”进一步神化，“天之道，出阳为暖以生之，出阴为清以成之”，使得“天”与阴阳建立了必然的联系。因此，“天”自然就成为“王者之所最尊”，“百神之大君也”。这样一来，“天”理所当然地取得了统摄自然与社会的无上权威。
（二）人副天数
董仲舒认为，天人之间之所以能够相互感应，首先就在于“天人同类”。“人生于天，而取化于天”，即人本身是“天”按照自己的形象创造出来的，称之为“人副天数”。
首先，人的形体结构就是“天”之模式的副本。“人之身，首窾而员（圆），象天容也；发，象星辰也；耳目戾戾，象日月也；鼻口呼吸，象风气也；胸中达知，象神明也；腹胞实虚，象百物也”，认为人的身体结构与“天”有着相同的模式；“身犹天也，数与之相参，故命与之相连也。天以终岁之数，成人之身，故小节三百六十六，副日数也；大节十二分，副月数也；内有五脏，副五行数也；外有四肢，副四时数也”，指出人体四肢关节、五脏六腑皆与“天数”相合，因此天人本为同类。
其次，不仅人的生理构造是“天”之模式的复制品，就连人的精神意志、道德属性也与天相同。董仲舒认为，人“乍视乍瞑，副昼夜也；乍刚乍柔，副冬夏也；
董仲舒天人感应神学目的论探源
董仲舒天人感应神学目的论探源 欧式雄 (中共上海市虹口区委党校,上海 200080) 摘 要:董仲舒的天人感应神学目的论,植根于西汉的现实社会生活之中,又有着深远的历史渊源。它是在摭拾并放大了传统的天命观,继承和发展了思、孟的天人合一论,推演了邹衍的阴阳五行和天人感应相结合的五德终始说的基础上形成的比较系统、比较完备的思想体系。 关键词:天人感应神学目的论;董仲舒;探源 中图分类号:K2341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5636(2004)05-0079-05 董仲舒的天人感应神学目的论在中国历史上流传甚广,它曾经泛滥古代,涉及近代,乃至今日也不无其影响。 天人感应,并不是董仲舒首创,但他却是这一思想的集大成者。特别是他把天人感应精心地编织到神学目的论之中,遂形成较为精致的思想体系,从而把天人感应思想推向了峰巅。 董仲舒的天人感应神学目的论,首先植根于现实社会的生活之中,同时又有着深远的历史渊源。本文的重点在于顺着历史的轨迹,探寻这一思想发生、发展、变迁的线索,弄清其逻辑发展的路向。 (一) 为探其渊源,就不得不把董仲舒天人感应的神学目的论加以简要地概括。 董仲舒认为,天是万物之始祖,宇宙中之至尊。日月星辰的运行,寒暑四时的更替,国家的兴衰治乱,都是天的意志表现。大千世界纷纭繁复的现象都是天有目的地安排,万物是天创造的,天创造万物是为了养人;伦理道德也是天生出来的,天生出伦理道德是为了规范人心。阴阳的入出,五行的生胜都是天按着一定的目的规定好的。 董仲舒的天是有意志、有目的的人格神。那么天的意志是如何体现的呢?是通过阴阳五行的变化来表现的。因此欲观“天志”,明“天道”,就必须“明阴阳之入出”,辩“五行之顺逆”。他用阴阳四时的变化来论证“天心”和“天志”。他说“天心”是“仁”。“天地之常也,一阴一阳。阳者天之德,阴者天之刑。”“阳之出也常悬于前而任事,阴之出也悬于后而 守空处。此见天之亲阳而疏阴,任德不任刑也。”①因天是好德不好刑的,故曰“天心”为“仁”。天又和人一样有喜怒哀乐之志。“春,爱志也;夏,乐志也;秋,严志也;冬,哀志也。”② 他又用阴阳五行的变化和所谓的阳尊阴卑,来论证天是有伦理道德的。人世间君臣、父子、夫妻的主从关系,是天意决定的。他说“王道之纲,可求于天。”③ 董仲舒的天人感应有两个理论根据,即天人同类和物同类相动。他说:“人之为人,本于天,天亦人之曾祖父也。”④又说:“以类合之,天人一也。”⑤他以音乐上的共振现象和自然界中“马鸣则马应之,牛鸣则牛应之”⑥的现象得出物有以类相应的结论。既然物同类相应,天与人又是同类,天人感应则是顺理成章的了。 以上是董仲舒的天人感应神学目的论的大体。值得注意的是,董仲舒在论证其天人感应的神学目的论时,借用了阴阳五行学说,使阴阳五行说成为他哲学思想的理论支柱。因此,我们探求董仲舒神学目的论的思想渊源,就得上溯天人感应和阴阳五行学说这两个源头。 (二) 天人感应的先决条件是天是有意志、有人格的神,这种天命观念在殷周时已经产生。天人感应正是从这个母体上生发出来的。 夏、商、周三代的最高统治者都把自己说成是天的子孙,统治人民的权力是“天”给予的。夏说:“有夏服天命。”⑦商说:“帝立子生商。”⑧周说:“丕显 作者简介:欧式雄,中共上海市虹口区委党校教师。
董仲舒的主要思想及其影响
董仲舒的主要思想及其影响 在中国五千年的历史长河之中曾出现了许多耀眼的思 想家，他们适应时代的需要，提出了许多具有开创性或者具有预见性的主张，而这些主张对当时和以后的中国历史进程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董仲舒主要活动于汉景帝和汉武帝时期，他是汉初杰出的大儒，他治学严谨，学识丰富，为适应汉初政治上加强封建大一统和发展封建经济的需要，他提出了许多对当时的政治经济以及思想上都产生重大影响的主张，而且其中一些思想主张对中国后来的历史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汉初的社会形势董仲舒生活在西汉前中期，战国后期以风靡之势统一中国的秦王朝经过二世而亡，西汉在农民浪潮以后得以建立，汉代建立以后农民阶级和封建地主阶级的矛盾作为基本矛盾仍然存在，在汉代封建剥削制度有了进一步的巩固和发展。汉代的封建剥削主要有：其一是领户制即所谓的封建领主制；其二是豪强地主实行的租佃制。汉承秦制，继续实行奖励军功的食邑制度，这一方面是刘邦为自己夺取天下招揽人才，另一方面是解放奴隶，实行封建制，更好的适应历史的发展要求。此外汉初尤其注重对暴秦短命而亡的总结，对农民起义尤为重视，因此汉初轻徭薄赋，于民生产。除了地主阶级和农民阶级的矛盾外，封建统治阶级内部也存在着尖锐的矛盾：中央集权和地方割据势力之间的
矛盾，封建富商和封建政府之间的矛盾，豪强宗族地主和封建官僚地主之间的矛盾，而这三个矛盾整体上还是中央集权政府一方与富商、宗族地主以及地方割据势力一方的矛盾。他们之间的矛盾在汉初社会中超过了封建统治阶级和农民 阶级这两个敌对阶级的矛盾，成为了汉初的主要矛盾。汉初时，由于刚刚结束秦末战争，汉初几位统治者都实行休养生息，轻租薄赋的政策，人民生活得以安定，然而到汉武帝使土地兼并迅速膨胀，对封建政权和封建经济构成了极大的威胁。同时关系国家生活的盐铁，铸钱很多都未集中在中央，商业经济发展严重影响了封建中央政权的根基。在汉武帝之前，统治阶级的政治主张中始终存在着儒道法的争论，中国从秦代到汉代在政治经济上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学术的发展也从百家争鸣到一尊法术，再到崇尚黄老无为，再到独尊儒术，这其中董仲舒做出了重大的贡献。秦朝兴于法术而亡于法术，汉承秦制，然而汉初统治者并未完全照搬秦制，而是以道家的无为作为指导思想，这是当时的学术发展、形势的需要以及统治者选择的结果，实行黄老学说，确实收到了很好的效果，史称“都鄙廪庾尽满，而府库余财。京师之钱累百钜万，贯朽而不可校。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腐败不可食。众庶街巷有马，仟佰之间成群，乘牸牝者摈而不得会聚”。而到汉武帝时，为了进一步巩固封建中央集权，发展生产，支持对匈作战，急需加强中央对思想的统一，董
论语》中的天命观,儒家文化
《论语》中的天命观,儒家文化 中华文明自盘古时代，经历了漫长的萌芽、积淀期，至春秋战国呈现了百家争鸣的局面。《论语》作为其中代表流派儒家的经典被流传下来。
公元一九九八年，当历届诺贝尔奖得主中的三分之二在世者于巴黎聚会时，会议宣言的第一句话就是：“人类若生存于21世纪，必须回首2500年去孔子那里寻找智慧。”这里所说“孔子的智慧”应该主要是指孔子和他所开创的儒家思想文化，其代表当然首推《论语》。比如其中的“畏天命”、“和为贵”、“过犹不及”、“其生也荣”、“节用而爱人”、“知者乐水，仁者乐山”等等，无不闪烁着浓郁的生态思想。下面我们根据《论语》原文，并结合有关材料，对其蕴涵的生态思想进行阐释。 秦代由于历史原因而采用了法家的思想，儒家思想并未得到重视。至汉代高祖安邦定国，经董仲舒等人的努力及汉武帝的推动，儒学成为治理国家的典范理论，从而形成了封建社会历代沿用的儒外法内的治世模式。自此，由于儒家的特殊地位，对中国的历史文化产生了深远影响，而《论语》作为儒家的代表著作，其意义更为重大。 天本身是在人之中才具有生命力和决定性，人顺天之性，回应天命，是人之为人的生存意义和天职，对天命的认同和领悟，意味着天人之间积极，亲和关系的建立与确认。这是对天命之性的承接与顺从，是人对其自身使命的自觉。孔子将天命与人为的结合达到了高度的统一，将天命意义的昭显体现为圣人道德智慧的昭显，这种统一是通过“知”的体认和“畏”的实行来实现的。“知”，不仅是认知之知，而且是实践之知。“知天命”即体现天命蕴涵，因为知的转换，天命才能由外在的他律化为内心的自律，踏踏实实在人心寻一个安置处。换言之，天命即人生，天命的意义便体现为人生的意义，天人合一即天命
论董仲舒的法律思想
论董仲舒的法律思想 董仲舒是西汉一位与时俱进的思想家，儒学家，西汉时期著名的唯心主义哲学家和今文经学大师。董仲舒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复兴了被扼杀达百余年之久的儒家文化，而且一个新的历史时期融会贯通了中国古典文化中各家各派的思想，把它们整合为一个崭新的思想体系.他把儒家的伦理思想概括为“三纲五常”，汉武帝采纳了董仲舒的建议，从此儒学开始成为官方哲学，并延续至今。其教育思想和“大一统”、“天人感应”理论，为后世封建统治者提供了统治的理论基础。时至今日，仍有学者在研究他的思想体系及故里等方面的文化，他的著作汇集于《春秋繁露》一书。卢梭在这场思想革命中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董仲舒是我国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思想家，他的思想和政治活动影响了中国乃至世界的历史。本文将结合他所处的社会时代背景和他个人的思想历程论述他对中国的政治与思想史的发展作用。 一。董仲舒所处的时代社会背景 1，社会经济背景 董仲舒是汉朝武帝时代人士，当时的中国经历了汉初文景之治的休养生息，得以摆脱秦末的凋敝状况，社会经济开始出现巨大好转。这时人口开始增殖到历史的最高限，货币开始大量流通，国内必须建立一个统一的货币定价的市场，以此汉武帝任用桑弘羊改革汉朝的货币制度与财政制度。而当时，国内政局却是封国格局，统一的货币与定价市场很难形成，这使得汉朝的最高统治者不得不思考如何建立统一的大市场为经济的发展做出准备。 2，社会政治背景 汉武帝时正是七王之乱平定之后，由于贵族制度的残留，汉朝实行的仍是封国制度与郡县制度的结合体，这对秦朝的郡县制度无疑是一种退步，而直接危及到最高统治者汉武帝的统治地位。因此汉武帝开始以“推恩令”的方式来间接推行郡县制度以保证汉武帝对国内的政治专制和对匈奴作战时政治动员的有效实施。 3，思想文化背景 汉朝初年，汉朝最高统治者实行黄老之学，而九流十家在当时并未断绝，春秋战国时代所形成的“百家争鸣”的思想状况得以保持。这些多不利于国内思想的统一，更不利于汉武帝实行最高的君主专制，因此，富有雄心的汉武帝开始寻找一个能够统一全国的思想体系来保证自己政治合法性的确立。只有有这样的思想体系才能保证汉武帝自己既不被皇姓成员篡夺又不被人民造反。 董仲舒上承孔子,下启朱熹,对儒学的发展起着承上启下的关键作用。董仲舒继承、吸纳、融合了先秦儒家、墨家、法家和阴阳家等诸多学派思想,把各家各派中有利于统一集权、尊君爱民、安定社会的主张,以及关于社会发展变化的思想,根据时代的需要、君臣士民的希望,作了全面的批判和总结,从而形成了他博大精深的理论体系,顺应了春秋战国以后百家思想的“合流”趋向,是学术思潮演变的必然结果,也是兼收并蓄和“与时俱进”的产物 二、法律思想的主要内容 1、关于董仲舒大一统思想 应其时代需要而产生的，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和丰富的内涵。董仲舒认为，天生万物是有目的的。天意要大一统的，汉皇朝的皇帝是受命于天来进行统治的。各封国的王侯又受命于皇帝，大臣受命于国君。董仲舒建议统一学术，统一思想，直截了当地提出了“大一统”的政治思想，为维护封建统治帝王的绝对统治服务。它对进一步巩固汉武政权乃至维护整个封建社会的统一和稳定，防止封建割据，发挥了至关生要的作用。 2、以教化为大务、刑罚为辅
董仲舒 儒家传统五行的思想
董仲舒儒家传统五行的思想 董仲舒“以《春秋》灾异之变推阴阳所以错行”，董仲舒继承了《公羊传》中的灾异说。他应汉武帝之对策云：“臣谨案春秋之中，视前世已行之事，以观天人相与之际，甚可畏也。国家将有失道之败，而天乃先出灾害以谴告之，不知自省，又出怪异以警惧之，尚不知变，而伤败乃至。以此见天心之仁爱人君而欲止其乱也。……及至后世，淫佚衰微，不能统理群生，诸侯背畔，残贼良民以争壤土，废德教而任刑罚。刑罚不中，则生邪气；邪气积于下，怨恶畜于上。上下不和，则阴阳缪盭而妖孽生矣。此灾异所缘而起也。” ? 董仲舒借时学（阴阳五行学）发挥或者说发展《春秋》天人感应思想，其说固然奇伟怪谲，难以思议，但决非无中生有，而是本于《春秋》穷天人之变的精神。 董仲舒继承了儒家传统中《洪范》讲五行的思想，并发扬光大之，建立了一套囊括天人的宇宙学说。董仲舒认为，宇宙由木、火、土、金、水五种不同的属性组成。此五种不同的属性相生相胜,构成一合理的宇宙关系。如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生水,水生木,反过来看则是火胜木,土胜火,金胜土,水胜金,金胜木。五行相生是一种生成关系,五行相胜是一种变救关系。宇宙按照这种五行相生相胜的关系生成变化,因而成为一可理解的合理的宇宙。如木性主生故为春，火性主长故为夏，土性主养故为季夏，金性主收故为秋，水性主藏故为冬。用五行来解释天时，天时即合乎理性可被理解。在董子看来，不仅天时依五行构成，人事也依五行构成。如木为春生之性宜以农为本劝农事无夺农时,火为夏长之性宜选贤举能赏有功封有德,土为养成之性宜循宫室之制谨夫妇之别,金为秋收拢宜刑有罪伐无道安集天下,水为冬藏之性宜敬四时之祭与谛袷昭穆之序。如此,依五行解人事,人事亦合理而可理解。按照董子的宇宙构成说,宇宙依五行被合理地安排,日月星辰、春夏秋冬、山河大地、鱼虫鸟兽皆依五行之性合理地运行生成,故人世间与自然界不应有灾异存在,因人世间之灾与自然界之异 均是不依五行之性合理地生成运行所致。但是,从现实上来看,合理地构成宇宙的五行关系往往会被打破,即五行相生相胜的合理宇宙会因为五行失序处于一种不合理的荒谬状态,这样,日月星辰、春夏秋冬的运行就会失序,山河大地、鱼虫鸟兽的生成就会变态,即就会出现灾异现象。也就是说,灾异是破坏了建立在五行之上的合理的宇宙关系所致。故董子在《春秋繁露·治乱五行》一章专门论述了灾异产生的原因是破坏了合理的五行关系。董子曰: “火干木,蛮虫早出,雷早行；土干木,胎夭卵毈,鸟虫多伤；金干木,有兵；水干木,春下霜。土干火,则多雷；金干火,革木夷；水干火,夏雹；木干火,则地动。金干土,则伤五谷,有殃；水干土,夏寒雨霜；木干土,倮虫不为；火干土,则大旱。水干金,则鱼不为；木干金,则草木再生；火干金,则草木秋荣；土干金,五谷不成。木干水,冬蛰不藏；土干水,则虫蛰冬出；火干水,则星坠；金干水,则冬大寒。” 董子虽然用五行学说说明了灾异产生的原因,但要说明天人感应还不够,还必须进一步 说明为什么人的行为会破坏五行（天）的秩序而导致灾异。鉴于此,董仲舒再进一步从阴阳
天人感应思想是一种古老的思想
天人感应思想是一种古老的思想，先秦时期的天人感应比较零散，汉代以后天人感应的神学色彩愈发浓重。只有汉代时期的天人感应经历了由建构到解构的过程。因此，阐述这一时期的天人感应思想能够呈现一个动态的且清晰的发展过程，从而能够更加深入的认识天人感应思想 。 一、天人感应思想的历史渊源 中国古代哲学的感应，在对象和内容上尽管偶尔涉及物与物、人与物的关系，但主要还是指天与人之间的感通与应和。天人感应的观念起源很早，其痕迹散见于先秦的远古典籍中。为方便介绍，本文暂把其分为春秋以前和春秋战国两个时期。 ( 一) 春秋以前天人感应思想的萌芽 这一时期的天人感应思想主要体现在古书《诗经》、《尚书》、《周易》以及管仲的哲学思想中，现概括如下: 1．《诗经》中有多处体现了人与“天”( 帝)之间的矛盾，如“瞻仰昊天、则不我惠”，“彼苍者天，歼我良人”，“浩浩昊天，不俊其德。降丧饥馑，斩伐四国”。 从这些诗句中可以看出，天( 帝) 似乎已被当做一种类似于人的、有性情的对象存在。正是基于这一点，一方面，人们可以凭借自己的想象对天的行为作出感情的判断。另一方面，《诗经》中也有“克配上帝”、“顺帝之则”的原始感应意识。在远古先民的观念中，天无疑是作为一个人格神而存在，并主宰着人间的一切事务。因此，天是人们既崇拜又畏惧的对象。尽管“天命靡常”，人无法正确的认知或确凿地把握天的意志，但还是应该尽心尽力地去“昭事上帝”，“克配上帝”。因为有一个准人格化的天在监管你，所以，无论个人的 行为，还是国家的政治都必须与上天相称合、相呼应，努力做到与上天相一致。只有这样，才能“顺帝之则”。否则，上天就会通过异常的天文现象予以谴告、警戒。远古先民认为，日食和月食现象的发生与君主统治的好坏有密切的联系。王行善政，人民安居乐业则不会出现日食月食现象。如果君王无道，百姓民不聊生，那么上天一定会通过日食月食来警告君王，敦促他弃恶从善。所以，人君国主应该时刻注意自己的行为，对违反天的意志的行为要及时加以改正。从这里可以看出，一个重要的思想前提已经根植在远古先民的心灵深处，即天与人是可以相互感通的。而人是如何感知天的存在、如何与天相沟通呢要用“度”，即用自己
浅析董仲舒“天人感应”哲学思想
浅析董仲舒“天人感应”哲学思想 摘要：“天”是中国古典哲学最重要的范畴之一。董仲舒继承了先秦哲学重视“天”的传统，在总结前人的基础上创立了“天人感应”的神学主义体系。作为一种系统的理论体系，它的基本内涵包括十端说、人副天数说、祥瑞灾异说和受命改制说，其精神实质是“言天道而归于人道”，即通过祥瑞灾异说来表达自己的政治观和历史观。这一思想体系成为汉代“大一统”政治统治的合理性与合法性依据，在中国传统天人思想中占有重要地位。 关键词：天人感应人副天数谴告 一“天人感应”的理论基础 （一）天为大神 董仲舒“天人感应”理论体系的出发点是论证“天”为至上神，为万物之始。首先，董仲舒将“天”与宇宙万物建立起血缘伦理关系，把“天”看成是宇宙万物的母体和缔造者。董仲舒认为：“天者，万物之祖，万物非天不生”，即万事万物皆由“天”所生，没有例外。那么，作为万物之杰的“人”自然也是“天”的子民，董仲舒说：“为人者天也。人之（为）人本于天，天亦人之曾祖父也。”这样，“天”与人的关系就被等同于父与子的关系，从而在伦理上获得了至上权力的合理依据。 其次，董仲舒巧妙地借助阴阳五行学说将”天”进一步神化，“天之道，出阳为暖以生之，出阴为清以成之”，使得“天”与阴阳建立了必然的联系。因此，“天”自然就成为“王者之所最尊”，“百神之大君也”。这样一来，“天”理所当然地取得了统摄自然与社会的无上权威。 （二）人副天数 董仲舒认为，天人之间之所以能够相互感应，首先就在于“天人同类”。“人生于天，而取化于天”，即人本身是“天”按照自己的形象创造出来的，称之为“人副天数”。 首先，人的形体结构就是“天”之模式的副本。“人之身，首窾而员（圆），象天容也；发，象星辰也；耳目戾戾，象日月也；鼻口呼吸，象风气也；胸中达知，象神明也；腹胞实虚，象百物也”，认为人的身体结构与“天”有着相同的模式；“身犹天也，数与之相参，故命与之相连也。天以终岁之数，成人之身，故小节三百六十六，副日数也；大节十二分，副月数也；内有五脏，副五行数也；外有四肢，副四时数也”，指出人体四肢关节、五脏六腑皆与“天数”相合，因此天人本为同类。 其次，不仅人的生理构造是“天”之模式的复制品，就连人的精神意志、道德属性也与天相同。董仲舒认为，人“乍视乍瞑，副昼夜也；乍刚乍柔，副冬夏也；
董仲舒思想
第五部分董仲舒的思想 、董仲舒思想产生的历史背景 中国思想史经由春秋战国至两汉时，已经发生了较大的转折，即原先的百家争鸣的思想 自由为独尊儒术的思想集权所取代，这一转折是专制主义政治在思想上寻求一统的具体体现。汉初统治者接受暴秦一味地任用法家苛严刑律而加速灭亡的历史教训，以“黄老之术” 作为治国安民的指导思想（“黄老之术”乃假托黄帝、老子之思想，实为道家和法家思想的结合，并兼采阴阳、儒、墨等诸家观点而综成。具体表现为清静无为、以柔制刚、以静制动、以退为进、以守为攻、刑德相辅）。在社会政治领域，黄老之术强调“道生法”，主张“是非有，以法断之，虚静谨听，以法为符”。认为君主应“无为而治”，“省苛事，薄赋敛，毋夺民时” “公正无私”，“恭俭朴素”，“贵柔守雌”，通过“无为”而达到“有为”。上述主张使得战乱和灾荒之后的汉初，百姓得以休养生息、发展生产，从而出现了“文景之 治”的盛世局面。 虽然黄老之术也杂糅有儒家思想，然而汉朝统治者，作为对秦“焚书坑儒”的反动，也曾十分有意识地利用儒家的礼制和德治来加强统治。刘邦初登帝位，曾痛感群臣“造反”的野性未改，君主威严一时难以确立，于是请出儒生淳于越按礼制定君臣等级及其礼仪规范。文帝则重用贾谊，强调儒家的父子、君臣之关系伦理，明确尊卑名分，大力提倡忠孝，强化了儒家的纲常礼教。礼制和德治的贯彻，推进了儒家政治、哲学和伦理思想的新阐发，《礼记》堪称这一时期儒家思想的集中体现。如《礼记》中的《大学篇》提出了“三纲领”、“八 条目”的儒家内圣外王之道。三纲领表现为明明德、新民、止于至善，八条目是指由认识论上的格物、致知，到伦理学上的诚意、正心、修身、齐家，在转化为治国、平天下的政治实践。形成了熔认识论、伦理学和政治学于一炉的思想体系，不仅为汉初统治者的治国策略提 供了理论依据，也为武帝时的“独尊儒术”作了舆论准备。 、董仲舒生平 董仲舒，河北广川人，公元前179-前104年。其学术研究专攻经学，曾精研《春秋公羊传》，并广及群经。曾担任博士，江都相和胶西王相。但他在政治上终不能得志，于公元前121年托病弃官归家，潜心著书讲学。朝廷每遇大事，武帝则派人征询董仲舒的意见。【五经（《周易》、《尚书》、《诗经》、《礼记》、《春秋》）之中，董仲舒最擅长的是《春秋》公羊学。《春秋》本是孔子依据鲁史修撰的一部政治史。汉代流行有五家春秋学：即公羊春秋、谷梁春秋、左氏春秋、邹氏、夹氏春秋等。公羊传，文美义富，加上董仲舒的大力弘扬，最先流行开来。】 汉元光元年（前134 ），汉武帝诏令郡国举孝廉，策贤良，征求治国方略。而董仲舒以贤良对策，系统地提出了“天人感应”、“大一统”学说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主张。董仲舒认为，“道之大原出于天”，自然、人事都受制于天命，因此，反映天命的政治秩序和政治思想都应该是统一的。 董仲舒把儒家的伦理思想概括为“三纲五常”，汉武帝采纳了董仲舒的建议，从此儒学 开始成为后世的官方哲学。其“大一统”、“天人感应”理论，为后世封建统治者提供了 统治的理论基础。他的著作汇集于《春秋繁露》一书，《汉书?董仲舒传》也载有其部分思 想。 三、董仲舒思想的主要表现 一）“三纲”、“五常”可求于天
中国古文化中的天命思想
一、从“服天命”到“天命令”先期的人类从自然中走来，原始的图腾崇拜和祖先神崇拜占据着人们的思维方式，因此，在论证他们说理的合理性时，都打上了“天命”的烙印，把体现他们意志的说理说成是天命的体现。《易经》是其典型的例子。人类社会是一自然历史过程，这一自然历史过程在今天看来是太深奥了，不过，在人类之初，其自然历史过程是最切帖的。因为他们刚刚从自然中走来，还抹不去身上的泥土，他们把他们自身与自然界紧紧地联系在一起，他们遵从四季的变化，遵从阳光、雷电、风、雨，遵从山川水泽的安排，他们努力使自身与动物界分离，他们要别男女、区分父母兄姝、着衣服、同姓不通婚，他们要有人伦，他们要敬祖宗，他们要建立礼文化。这一切在他们看来都是“天命”的要求。因为只有服从这些“天命”人类才能发展自身。认识这些“天命”的人大概就是圣人，要求人们服从这些“天命”的人大概就是领导人——伏羲、神农、黄帝。伏羲、神农很难考，黄帝时代中国已有“天命”思想，不过这个“天命”是指自然规律之“天命”。远古之时的“天命”并非我们现在理解的上天决定的命运，它的核心是自然之天。人从自然中走来，他们首先是自然的一部分，他们也把自己当作自然的一部分，只是人是有高度思维的存在物，他们把自己当作主体，把自然界当作客体，认识自然，适应自然，改造自然以利于人类自身的发展。但是，那高高在上的，包罗一切的，变化无穷的，给人类以阳光、风云、雷电、雨雪的“天”其力量太大了，似乎决定着人类万物的命运。人类自身太弱小了，他们必须顺应那高高在上的自然之天才能存在和发展，顺应那天者发展得最好，其生命存在得最好，他总是遇到好的运气。人的思维总是双向的，是人要服从那自然之天的运动变化规律——天，反过来是天要命令人们服从那自然之天的运动变化规律——天的命令。这两种思维的方向是相反的，但一定条件下对人的结果是一致的，即：你必须服从自然规律才能生存，自然规律命令你服从它你才能生存，“生存”的结果是一致的。后一种思维把天赋予了思维，把天当成了主体，把人自身当成了客体。天被神话了。中国人的“命”这个词，既指“命运”，也指“命令”。本来是拟人化的天，当人们赋予自然之天生命，把自身当作自然之天的客体时，自然之天就成了“上天”，成了有思维（灵魂）、喜、怒、哀、乐的能主宰人的生存发展的天。人类要服从自然之天，成了天要人民服从它的命令。这就是神权思想的思维萌芽。当自封为“神权者”的人制订规章制度成为法要人们服从时，这个法总是披着神的命令的外衣，这个法就是神权法。中国人思维中，从原始的“天命”思想到集权社会管理的神权思
浅议董仲舒思想及影响1
浅议董仲舒思想及影响 摘要：董仲舒儒是汉代家的代表人物，他提出的思想在很长一段时期内都产生 深远的影响，他用“天人三策”的思想，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主张，并以“天人感应”作为理论依据，这样使儒学融合了阴阳、五行及道家思想，从而锻造了儒学的兼容性和应变能力，使得儒学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占据主导地位。他的思想也对儒学的影响是巨大的，同时也肯定了他在西汉思想史上的意义。 关键词：天人感应，君权神授，罢黜百家，董仲舒 董仲舒是历史上有名的思想家，他的儒学思想和独尊儒术的建议，对儒学的历史性转变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从古至今，人们对董仲舒的评价不一，到底他是功大于过还是过大于功，我们不能从单方面来评价，要用辩证的方法。下面我们就来看看他的功与过。 一、罢黜百家和独尊儒术 针对中央集权的需要，董仲舒提出“春秋大一统”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主张。主张清静无为的黄老思想已不能满足上述政治需要，更与汉武帝的好大喜功相抵触；而儒家的春秋大一统思想，仁义思想和君臣伦理观念显然与武帝时所面临的形势和任务相适应。在众多对策中，董仲舒的的对策很受汉武帝的欣赏，这就是汉学史上著名的“天人三策”。董仲舒在对策中说“至周之末世，大为亡道，以失天下。秦继后，独不能改，又益甚之，重禁文学，不得挟书，弃捐礼谊而恶闻之，其心欲禁灭先王之道，而颛为自恣苟简之治，故立为天子十四而国破亡矣”。又说“汉得天下以来，常欲善治而至今不可善治者，失之于当更化而不更化也”。董仲舒建议武帝要实行“更化”，就是肯定“有为”．否定“无为”，同时也就是改变主导思想路线，改变治国主张。在最后一次“对策”中明确建议实行“大一统”的政策。董仲舒的这些建议都被汉武帝采纳了，班固评述此问题时说“自武帝初立，魏其、武安侯为相而隆儒矣。及仲舒对册，推明孔氏，抑黜百家”。这可以说明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政策是接受董伸舒的“对策”而实行的。董仲舒的
董仲舒
漫谈董仲舒思想 董仲舒是西汉时期著名的思想家、教育家，是中国儒学发展史和中国思想史上继孔子之后又一个里程碑似的人物。董仲舒经过周密的思考与组织，以儒学为本，综合各家，最终形成一种以公羊学为骨干，以天人感应为基础，整合阴阳、黄老、法、诸家的思想体系，从而完成了汉代新儒学。 从董仲舒所处时代入手，以当时社会矛盾和任务、自然科学状况、秦汉...相关答案董仲舒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复兴了被扼杀达百余年之久的儒家文化，而且一个新的历史时期融会贯通了中国古典文化中各家各派的思想，把它们整合为一个崭新的思想体系。他的著作后来大都汇集在《春秋繁露》一书中。 董仲舒的哲学基础是“天人感应”学说。他认为天是至高无上的人格神，不仅创造了万物，也创造了人。因此，他认为天是有意志的，和人一样“有喜怒之气，哀乐之心”。人与天是相合的。这种“天人合一”的思想，继承了思孟学派和阴阳家邹衍的学说，而且将它发展得十分精致。 董仲舒认为，天生万物是有目的的。天意要大一统的，汉皇朝的皇帝是受命于天来进行统治的。各封国的王侯又受命于皇帝，大臣受命于国君。家庭关系上，儿子受命于父亲，妻子受命于丈夫，这一层层的统治关系，都是按照天的意志办的，董仲舒精心构筑的“天人感应”的神学目的论，正是把一切都秩序化、合理化，正是为汉皇朝统治者巩固其中央集权专制制度服务的。 董仲舒利用阴阳五行学说来体现天的意志，用阴阳的流转，与四时相配合，推论出东南西北中的方位和金木水火土五行的关系。而且突出土居中央，为五行之主的地位，认为五行是天道的表现，并进而把这种阳尊阴卑的理论用于社会，从此而推论出“三纲五常”的道德哲学。这里所说的三纲是“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三纲五常为董仲舒提倡之后，成为我国古代维护历代封建皇朝统治的工具。 他认为“道”是源出于天的，“天不变，道亦不变”。即是说“三纲五常”、“大一统”等维护统治秩序的“道”是永远不变的。那么，如何解释皇位的更换和改朝换代呢？为此，他提出了“谴告”与“改制”之说。他认为统治者为政有过失，天就出现灾害，以表示谴责与警告。如果还不知悔改，就出现怪异来惊骇。若是还不知畏惧，于是大祸就临头了。 他认为人的认识活动受命于天，而认识的目的是了解天意。通过内省的途径就能判断是非，达到“知天”的目的。另外还必须通过对阴阳五行的观察，才能达到对天意、天道的了解。正是按照“尽心”、“知性”、“知天”的模式，达到“天人合一”。他还认为通过祭祀能与神相沟通，使之能看见一般人所看不见的东西，这样就能知道天命鬼神了。这种认识论达到了神秘的程度。 在人性论上，董仲舒异于孟子的性善论，也不同于荀子的性恶论，而是主张性三品说。他认为性是由天决定的，性是天生的质朴，虽可以为善，但并非就是善，只有“待外教然后能善”，即人性善是通过教育的结果。君王要顺天之意来完成对人民的教化。他着重教化，并提出“防欲”，比先秦思想家只讲“节欲”、“寡欲”更为深刻。
论董仲舒“大一统”思想形成的社会背景及历史意义
论董仲舒“大一统”思想形成的社会背景及历史意义 [摘要]董仲舒是我国历史上伟大的思想家、政治家，他的“大一统”思想是在汉初社会危机加重、阶级矛盾尖锐的历史背景下，为迎合汉武帝统治时期的政治和缓解社会矛盾的需要而形成的。大一统”思想的形成对维护封建专制统治和社会新秩序提供了新的理论依据，同时，对中华民族大一统观念的形成起到了巨大的奠基作用。 [关键词]董仲舒；大一统；社会背景；历史意义 董仲舒是我国汉代著名的思想家和政治家。在政治方面，他主张“君权神授”和“天人感应”学说，在思想方面，他提出了“独尊儒术、罢黜百家”的思想，他的“大一统”思想，后来成为封建社会的主流思想，在中国历史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一、“大一统”思想的内涵 “大一统”的概念是《公羊传》首次提出的。《春秋经》开篇首句记载：“鲁隐公元年春，王正月。”《公羊传》阐发：“元年者何？君之始年也。春者何？岁之始也。王者孰谓？谓文王也。谒为先言王而后言正月？王正月也。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统也。”“大”即以何为重，以何为大义，引申为重视、尊重。“一”指统一、合一，指万物的根本。“统”即纲纪意。“一统”指天下诸侯皆统系与周天子。董仲舒在《春秋繁露》中说：“何以谓之‘王正月’？曰：王者必改正朔，易服色，制礼乐，以统一天下，所以明易姓非继人，通以已受之于天也。王者受命而王此月以应变，故作科以奉天地，故谓之王正月也。”后经进一步发挥，董仲舒认为“《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1]这样“大一统”思想不仅有了与生俱来的合理性，而且还为广大人民所接受，开始作为统治手段和主流思想登上了历史舞台。 董仲舒的大一统思想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在政治方面，他主张建立和巩固以封建君主制为核心的中央集权制，在董仲舒看来，君主是上天之子，代表天的意志统治人民，臣民服从君主就是服从上天，而君也要服从天的意志，否则天就会以阴阳灾异来进行惩罚，要求君主“为人君者，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一正百官，正百官以正万民，正万民以正四方。”[2]。为了强化政治，董仲舒提出了一系列措施：提倡选举任贤，反对世卿认亲，对官吏必须进行考核，实行定时定员举荐制度；主张兴太学、以德仁教化百姓；限民名田、抑制土地兼并，反对政府垄断盐铁，使盐铁归于民营，薄赋敛、省徭役，禁止官僚经营工商业，保护百姓利益，保障农民基本需要，主张德主刑辅。 在思想方面，董仲舒在提出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思想，他认为：“《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今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亡以持一统；法制数变，下不知所守，臣愚以为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邪僻之说灭息，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从矣。”[3]这种思想是以教育的方法为主，使各家各派在孔子和《春秋》的名义下统一起来，成为封建社会上层建筑的理论基础，共同为地主阶级专政服务。汉武帝采纳了董仲舒的建议，用“大一统”思想解决了当时统治阶级的内部矛盾和国家面临的危机。 董仲舒的政治大一统和思想大一统相辅相成，政治大一统是董仲舒大一统论的目的所在，而思想大一统则是实现政治大一统的重要手段，它们共同构成了维护君权至高无上的封建等级制度和伦理道德的规范。 二、“大一统”思想形成的社会背景 汉初，以“清静无为”思想为统治思想，经过数十年的发展，出现了社会稳定、经济繁荣的景象，但新的社会矛盾开始威胁中央集权和社会安定。在政治方面，刘邦时期的分封制
浅谈董仲舒的天命观
浅谈董仲舒的天命观 一．天的神学性 董仲舒的“天”是宇宙人间的最高主宰，是“百神之大君也”，但这个“天”并未仅仅停留在人格神的意义上，而更多的是一种与其他因素相联系相配合的结合体，这些因素就是天、地、人、阴、阳、五行共十项。十大因素相结合形成四时五行，“天地之气，合而为一，分为阴阳，判为四时，列为五行。” 所以“天”一方面是主宰，另一方面又是十大因素之一，是整体结构自身，这与商周时的天有所不同，与墨家人格神的“天志”也不同。 二．天的自然物质性 在董仲舒关于“天”的观念中，“天次之序”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天”主要是通过五行次序来显示它的性格和功能。 董仲舒的五行完全是从政治伦常和社会制度着眼，他把天时、人体、政治、物候等列入了五行图表中，组成了一个相生相克的从宇宙到人事的结构系统，这种结构系统主要是作为帝国行政的依据，也就是说君主顺着五行特征施政，例如春天务农，“木者春，生之性，农之木，劝农事，无夺农时。”如果破坏时令，则是破坏宇宙秩序，自然界出现灾祸，王朝也会覆灭。所以，这里的“天”有自然物质性，同荀子的“天”有几分相似，但又不完全一样，董仲舒还把地震、水灾、日蚀等作为上天对人君的警示，这个“天”还包含了神性。三．天的道德性 董仲舒在肯定统治秩序的同时，又把这一秩序安排在谁也不能超越的五行图示的普遍模式中，他把自然事物伦理化，把自然的天赋予人格。天的道德性，正是体现在这整个的统治秩序的系统中。天子作为专职君主，其施政行令不能够任刑滥杀。董一再强调德是阳，刑是阴，天是好仁恶杀的，“为政而任刑，谓之逆天，非王道也”，“圣人多其爱而少其严，厚其德而简其刑，以此配天”。但这里天的道德性，是将儒家一贯的仁义与秦亡的经验相结合，是放在五行结构里以制约君权的。先秦是从主体的道德性出发，而这里是从客观的宇宙论系统来论证，这里的道德性，并不纯粹。 四．以天为核心的宇宙论系统在统治中的应用 首先，在社会方面，强调孝悌、衣食，“天生之以孝悌，地养之以衣食”。 然后，在政治体制方面，树立绝对军权，重文士，轻武夫 由此建立了一个由孝悌、读书出身，经由推荐、考核而构成的文官制度，作为皇权的行政支柱。这与先秦儒学建立在血缘基础上的制度已有很大的不同，这建立了不以血缘维系的较为完善的整套行政官僚体制。在官僚系统内部职能分化，各有规定，虽然也存在与社会人情的混杂，但从整体上，是从统一的大帝国处着眼，开创了中国新的官僚体制。 小结：董仲舒的天既有神学性，又有自然性，还有道德性，他们是混杂在一起的，其“天”的观念较之先秦有所退步，但以天为核心的宇宙论对儒家之仁义在现实生活中的落实，具有重大作用。
董仲舒
四、董仲舒的天人合一的政治观 ?在儒学的政治意识形态化过程中，最具影响的就是汉儒董仲舒建构了一套系统的天人合一的君主专制主义理论。 ?董仲舒（公元前179年——前104年）是西汉景、武之世的著名公羊学大师，西汉中期的政治家和思想家，他以儒为主，揉以阴阳五行、法、墨等思想，形成了系统的天人政治论，对于传统政治思想的形成和发展有重大影响，可谓前承孔、孟，后启朱、王。 ?他的哲学观点是唯心主义的神学目的论，他的政治学说是把儒家的德治和法家的法治作为相辅相成的统治原则和手段结合起来，把严格的等级名分同维护君主专制和君权至上结合起来，在神学的外衣下融合以“三纲五常”为准则的政治理论。董仲舒的全部政治学说就在于把封建制度全面肯定下来，论证封建统治秩序的合理性、神圣性和永恒性。正是他把维护地主阶级对农民统治的理论系统化和神秘化，甚至庸俗化，从而在长期的封建社会里成为一种占统治地位的统治思想。 （一）天的体系与天人合一－－天人政治论。 ?汉代政治思想的一个明显特点是从宏观上把握政治上的根本问题 ?1、天的体系：董认为，天、地、人是构成人类社会的三个基本要素和基本条件，这三方面构成了人类社会不可或缺的内容。他试图从天人关系入手解决时代的政治难题， 把天人关系作为他创建政治理论的基本出发点。由此形成独具特色的天人政治论。 ?“天、地、人，万物之本也。三者相为手足，不可一无也。天生之，地养之，人成之。 天生之以孝悌，地养之以衣食，人成之以礼乐。无孝悌则亡其所以生，无衣食则亡其所以养，无礼乐则亡其所以成也。” 2、天的权威： ?董认为，天是具有某种神秘性和人格化的至上神，它的权威是无限的。 ?首先，天的内容极其博大，涵盖整个宇宙和社会，由十项内容组合而成——天、地、阴、阳、木、火、土、金、水、人。 ?其次，天通过阴阳五行与人联系，不再是单纯的自然物，而是具有了与人一样的意志和感情。 ?再次，人是天的造物。天是依照自己的形态和规律造出了人，人的形态和内在道德、感情、意志都是从天那里塑造演化而来。在董看来，天与人外在相同，内在相通，小而为人，大而为天，天人合一。 ?“天以终岁之数，成人之身，故小节366，副日数也；大节12分，副月数也；内有五脏，副五行也；外有四肢，副四时也。” ?“人之血气，化天志而仁；人之德性，化天理而义；人之好恶，化天之暖晴；人之喜怒， 化天之寒暑；人之受命，化天之四时。” 3、天人合一： ?董杜撰了天的体系，通过天人合一完成了天的神秘主义人格化。他对天进行了神秘主
国学 董仲舒易学哲学思想探析
国学董仲舒易学哲学思想探析 自近代康有为著《春秋董氏学》以来，学界探讨董仲舒思想时，大多讨论他的春秋公羊学，而鲜有论及董仲舒思想中的易学问题。这是令人遗憾的。从古代天人关系论角度而言，《周易》和《春秋》这两部经典具有密切联系。《周易》善推天道而落实于人事，《春秋》善言人事而上达天道。可以断言，董仲舒作为西汉大儒，他除了精治《春秋》的“微言大义”，还深研《周易》的“天人之学”。事实上，董仲舒不仅多次论及《周易》内容及其特点[①]，而且更为重要的是，董仲舒还改造、吸收了《易传》天人观，从而构成董仲舒哲学思想中的核心内容，也即董仲舒的易学哲学思想。本文即着重阐发这一点。 一、元论 研究董仲舒易学哲学思想，首先面临的一个根本性问题，就是如何理解和把握董仲舒元论的确切内涵。冯友兰先生指出，“董仲舒所讲的‘元’究竟是什么东西，我们还不能作出明确的说明。有一点是明确的，在董仲舒的体系中，‘元’不可能是一种物质性的实体。……仅仅依据后来某些公羊家认为‘元’就是‘气’
的说法，便得出董仲舒的哲学体系是唯物主义结论，这是站不住的。”[②]这里有三点需要说明：其一，冯先生是从公羊学角度探讨“元”的内涵；其二，他探讨这个问题的目的，在于说明董仲舒哲学思想的性质（即唯心、唯物问题）；其三，探讨的结果是尚不清楚“元”的内涵。那么，董仲舒所讲的“元”，究竟是什么呢？ “臣谨案《春秋》谓一元之意，一者万物之所从始也，元者辞之所谓大也。谓一为元者，视大始而欲正本也。《春秋》深探其本，而反自贵者始。故为人君者，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万民，正万民以正四方。”（《天人三策·第一策》） “是故《春秋》之道，以元之深正天之端，以天之端正王之政，以王之政正诸侯之即位，以诸侯之即位正竟内之治，五者俱正而化大行。”（《春秋繁露·二端》。以下引用该书只注篇名） “唯圣人能属万物于一而系之元也。终不及本所从来而承之，不能遂其功。是以《春秋》变一谓之元，元犹原也，其义以随天地终始也。故人唯有终始也而生，不必应四时之变，故元者为万物之本，而人之元在焉。安在乎？乃在乎天地
《三国演义》的天命观
《三国演义》的天命观 《三国演义》在情节铺排中，搀杂着许多有关天命星象、卦兆灾异等的内容。这些内容，不仅是《三国演义》思想内容的不可忽略的组成部分，而且相当全面地反映了《三国演义》的天命观。 《三国演义》的天命观及书中有关天文星象、卦兆灾异等的描写，主要是受了中国古代“天人感应”神秘学说的影响。西汉经学家董仲舒是“天人感应”学说的始创者。他认为“天”是“百神之大君”，是“万物之祖”；认为“理”，即“天理”或“天道”，是宇宙的本体，是万物的本原（董仲舒《遗书》）。是最高范畴。他将“天道”与人事相比附，认为天人相应。认为天能干预人事，自然界的灾异和祥瑞是天表示对人的谴责和嘉奖的兆示。他认为“天亦有喜怒之气、哀乐之心”，“天心”是“仁爱人君”的，“国家将有失道之败，而天乃先出灾异以谴告之；不知自省，又出怪异以警惧之；尚不知变，而伤败乃至。”（董仲舒《对贤良策一》）同时，董仲舒又认为人君的政治措施和行为，人们的某些宗教仪式等也能感动上天，促使上天改变天意对人事的安排。孟子、朱熹等认为“天”是“理”的本原，人所具有的观念（理）是出自于“天”的。孟子说：“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孟子·尽心上》）朱熹为孟子所言注云：“心者，人之神
明，所以具众理而应万事者也；性则心之所具之理；而天又理之所从以出者也。”《三国演义》对于“天”的认识与孟子、朱熹的认识是一脉相通的。书中并没有关于灵霄殿、冥府、龙宫等神仙机构场所的描写，也没有出现玉皇上帝、菩萨、龙王等神仙人物，但却大量谈及“天数”、“天命”、“天运”、“天理”、“天道”等。《三国演义》第８６回中，写蜀国的学士秦宓向吴国的使臣张温言天之理，说：“昔混沌既分，阴阳剖判；轻清者上浮为天，重浊者下凝而为地”。所言之“天”似当为由物质所构成，但他仍不知“轻清之外”“还是何物”，而自称“无所不通”、“无所不览”的张温也“无言可对”。他们对于“天”的认识相对是肤浅的，唯物的观点很抹糊，而更多的人物对“天”的认识则是唯心的，认为天是有“天命”、“天理”、“天道”、“天运”和“天数”的。《三国演义》认为“天”有“天数”，而地上国家则有“气数”，“天”的“天数”决定人间国家的“气数”。国家存亡系于天命。书中写汉朝的传国玉玺上镌刻着“受命于天，既寿永昌”八个字，“汉家气数”是由“天数”决定的。书中虽然也说汉末“致乱之由”是“桓灵二帝”的政治腐败，但同时也强调：“汉朝天数当桓灵”（４回）、“汉家气数已尽”（８回）；作为对汉末三国晋初历史变化的归结，书中借后人之诗说：“魏吞汉室晋吞曹，天运循环不可逃”（１１９回）；“纷纷世事无穷尽，天数茫茫不可逃”（１２０回）。点明“天
董仲舒天人感应论
董仲舒天人感应论 董仲舒，西汉哲学家，广川（今河北'>河北枣强）人。生于公元前179年，卒于公元前104年。曾任博士、江都相和胶西王相，他“天人三策”观点为汉武帝采纳，开此后两千封建社会以儒学为正统的先声。 他的“天人三策”，是是答武帝策问“贤良文学之士”的三个对策。从“天人感应”说出发，论证了“王者承天意以从事”的一套办法，归结到主张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董仲舒在治公羊学时，说《春秋经》上所论的那些“变异”，如日月蚀、地震、山崩、水溢之类，不是自然界的偶然现象，而是“上天”有意的借以示警。 《汉书·董仲舒传》记载其对策语云：“臣谨案《春秋》之中，视前世已行之事，以观天人相与之际，甚可畏也。国家将有失道之败，而天乃先出灾害以遣告之；不知自省，又出怪异以警惧之；尚不知变，而伤败乃至。以此见天心之仁爱人君，而欲止其乱也。自非大亡道之世者，天尽欲扶持而全安之，事在强勉而已矣”。这就是他所发挥的“灾异”之说的意义。 “天人感应”论，把天人格化了，把自然界原本与人间无关的灾异，硬拉在一起。他说，作皇帝的，须要时时刻刻注意这些“变异”。每当遇上“变异”的出现，变要检查自己的德行，看一看有哪些地方违背了“天意”，借此“改过自新”，争取挽回“天意”。 为了进一步将“变异”和皇帝的行动联系起来，他把若干自然现象同皇帝的某些行为，作了一个系统的类比。如阴雨象征什么，天旱象征什么，四时失时象征什么，日月失序象片什么，山崩地裂象征什么，凡此种种，仿佛列表一般，都依一定的次序排列出来。反正遇到这些“变异”，皇帝就要“修省”。如果“修省”之后，“变异”不消，皇帝就要受“天”之罚。但是，皇帝是“天子”，又不能因为惩罚而轻易去位，所以要借假“灾异”而转移到策免三公之制，甚至还有因“灾异”而诛杀三公的。理由是三公之官，代皇帝行使政权，应当任皇帝之咎。 董仲舒认为“天”对地上统治者经常用符瑞、灾异分别表示希望和遣责，用以指导他们的行动，为君权神授制造理论。将天道人和事牵强比附，企图论证“道之大原出于天，天不变，道亦不变”，假借天意把封建统治秩序神圣化、绝对化。 董仲舒天人感应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