压力下的优雅风度

压力下的优雅风度
压力下的优雅风度

压力下的优雅风度

何谓“风度”?风度是一个人内在实力的自然流露,是一个人的独有的个性化标志。风度也是一种魅力,只有具有了实力才显得具有魅力。

生活在校园里的我们,总是沉溺于舒适柔软的被窝,陶醉于享受草地上的阳光,闲庭信步的惬意,即使偶尔的忙碌一阵,也觉得充实而快乐。而外面的世界却是另一番景象,生活中压力重重,官场上尔虞我诈,工作中困难重重。

回首历史,我们不由会发现,在极权制度的压力下,古希腊的文学艺术中,仍然有不少文人志士保持“优雅风度”,他们的作品透露着一种坦然、潇洒、不为所屈的精神。比如迦梨陀娑的诗剧《沙恭达罗》,令人感觉春华秋实,大地天国,心醉神迷,惬意满足的美好;比如但丁的《神曲》,里面表达了位强烈的爱国主义者的伟大心愿,他渴望意大利的和平统一,不赞成分裂和纷争,揭露和批判教会和僧侣的罪行;比如莎士比亚的《哈姆雷特》,其通过对“颠倒混乱”的人的生存环境进行描绘,不仅揭露和批判了当时英国和欧洲的社会残酷的现实,而且指出了一味强调个性解放、放纵人性的欲望给社会和人类的生存与发展带来的危害,流露出对理性、秩序和新的道德理想与社会理想的呼唤;比如哥德的《浮士德》;它暗示着“浮士德精神”——一种永不满足、不断追求的进取精神,一种自强不息的精神。一种批判精神——对现实丑恶的揭露批判;对主人公探索过程中表现出的失误作出的无情批判和否定;比如海明威的《老人与海》;作品

里的硬汉形象---桑提亚哥:“一个人并不是生来就要给打败的,你尽可以把他消灭掉,可就是打不败他”。

不是每个人都能称为“打不败的人”,那些在压力面前鞠躬弯腰,在权力面前厄诶奉承,在世俗面前随波逐流,在利益面前明争暗斗……这些人不是被别人或被世界打败,而是自己打败了自己,自己屈服于世界,没有尊严,没有人格,没有自己的人生观和价值观,活在世间,犹如行尸走肉。

人生就像季节一样,或是鸟语花香的春天,或是热火朝天的夏季,或是萧条羞涩的秋天,或是寒风禀冽的冬季,曲折坦坷,变化无穷。但是,我们总会有办法渡过,总会有意想不到的收获,哪怕是伤痕累累,也是我们走过的痕迹。

人的一生,就像一条溪流,时而静如镜子,时而湍流激荡,而你就是自己的舵手,命运掌握在自己的手中,是进是退,由自己决定。如果相信自己,就大胆前进,知难而上;如果不相信自己,就胆小退却,知难而退。因此,人生:

如果你认为自己会被击倒,你就无法站起来。

如果你认为自己没有勇气,你就不会前进。

如果你认为自己将会失败,你将一事无成。

如果想法改变,态度就会改变;

如果态度改变,行为就会改变;

如果行为改变,习惯就会改变;

如果习惯改变,人格就会改变;

如果人格改变,命运就会改变;

人类世界,压力重重。有压力就会有动力,有动力才会有追求,有追求才会有成功。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成为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打不败的人”。

所以,人生有必要保持“压力下的优雅风度”,也就保持了人生的正确目标和前进方向,人生才不会迷失方向,迷失自己。即使失败,人生的意义犹在。

《老人与海》知识点归纳

《老人与海》知识点归纳 主题 老人每取得一点胜利都付出了沉重的代价,最后遭到无可挽救的失败。但是,从另外一种意义上来说,他又是一个胜利者。因为,他不屈服于命运,无论在怎么艰苦卓绝的环境里,他都凭着自己的勇气、毅力和智慧进行了奋勇的抗争。 大马林鱼虽然没有保住,但他却捍卫了“人的灵魂的尊严”,显示了“一个人的能耐可以到达什么程度”,是一个胜利的失败者,一个失败的英雄。这样一个“硬汉子”形象,正是典型的海明威式的小说人物。 海明威在作品中塑造了一系列“硬汉子”形象。他们多是拳击家、斗牛士、渔夫、猎人、战士等下层人物,生活贫困,屡受挫折,但他们始终保持旺盛的生命力和坚强的意志力,始终保持人的尊严和勇气。 在他们身上,具有一种不屈不挠、坚定顽强,面对暴力和死亡而无所畏惧,身处逆境而不气馁的坚强性格。正如肖恩#奥弗莱因所说:海明威小说的主题是“人的本质,人的努力和奋斗,人的追求和痛苦,人的信仰和挣扎,人的倔犟和价值,人的聪明和命运,人的胆略和气魄,人的尊严和灵魂,”即使失败了,也要坦坦荡荡,不失重压下人的“优雅风度”。 无论处在顺境还是逆境,自然或是社会中,人应该正视现实,接受一切并超越它,继续自己的人生之旅。纵然面对

死亡,也要漠然处之,宁折勿弯,这是桑提亚哥所执著的人生要义,也是《老人与海》的哲理闪光。海明威塑造的一系列“硬汉”形象的理论与思想基础是行动哲学。 它主要以主体的行动为表达方式,用主体的行为和动作展示其丰富的内涵。他所揭示的是肉体和精神的永恒生命力来自于不断运动的驱动力,强调的是在深沉的行动中锻造有价值的灵魂,他们用行动来显示自己的勇敢、冷静、果断、顽强和不畏任何强大力量的主体意识。 他们所遵循的真理是“命运总是与人作对,人不管如何努力拼搏,终不免失败。尽管如此,人还是要苦苦奋斗,并尽量保持自己的尊严,他在肉体上可以被打垮,但在精神上永远是个强者。” 《老人与海》中的老人桑提亚哥在海上经过三天精疲力竭的搏斗,最终拖到海岸上的是一副巨大的鱼骨架子,事实上,老人是一无所获的胜利者。 而且今后人们也无法相信这位身衰力竭的老人,能够战胜奔腾不息的大海。在海明威看来,人生是一场打不赢的战争,就像老人那张“用好多面粉袋子补过的旧帆,看上去就像一面永远失败的旗帜”。但老人却始终没有停下行动的脚步,是一种面对巨大悲哀的追求,是一种面对死亡和失败的追求,而这种追求同样是顽强的、执著的。 由此我们在桑提亚哥身上看到了诗人的尊严和巨大的

魏晋风度与魏晋文学浅谈

魏晋风度与魏晋文学浅谈 (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2015211409 ,王敏) 摘要:对魏晋文学及魏晋风度的简略阐述 关键词:魏晋风度,魏晋文学 谈到魏晋风度 ,首先得谈它独特的历史背景。自汉末以来 ,大规模战乱不已 ,先是董卓之乱 ,接踵而来的是三国鼎立 ,魏晋易代 ,八王之乱 ,永嘉南渡 ,中原地区出现了白骨遍 野的惨象。魏晋士人们流离失所 ,辗转四方 ,寻求栖身之所 ,过着朝不保夕的寄寓生活。面对天翻地覆 ,人命如蚁的社会现实 ,生性敏感多思的士人 ,心中的哀伤和悲痛可以想见。他们把这种哀伤和悲痛沉淀 ,转换为对生命存在意义的探索和询问 ,转换成对生与死的思索 , 在他们的诗中“,忧生之嗟”随处可见(如《古诗十九首》、曹操《短歌行》) 。同时 ,汉末以来的正统儒学受到反拨 ,面对“白骨蔽平原”的社会现象 ,儒家对于生死问题的逃避态度 ,已不能令魏晋士人满意。况且 ,越来越僵化的礼教 ,成为上层集团统治人的工具 ,阻碍人的真性情、真道德的表达 ,魏晋士人们要求冲破这种束缚 ,展示个人独特魅力。特别是魏晋玄学的兴起 ,从哲学思想上给当时的士人以指导 ,打破了礼教在人们头脑中的僵化作用 ,使当时的士人追求一种自然、超脱、玄远和神明 :一种“大人先生”式的飘逸境界。对这种境界的追求 ,外显在他们的言谈、举止、仪表等方面 ,就形成了魏晋风度。 魏晋风度指的是魏晋时期名士们所具有的那种率直任诞、清俊通脱的行为风格。饮酒、服药、清谈和纵情山水是魏晋时期名士所普遍崇尚的生活方式。一部《世说新语》可以说是魏晋风度的集中记录。正是在这个时代,士夫们创造了影响后世的文人书法标杆,奉献了令人模范景仰的书圣,“竹林七贤”,即阮籍、嵇康、山涛、刘伶、阮咸、向秀、王戎,在生活上不拘礼法,常聚于林中喝酒纵歌,清静无为,洒脱倜傥,他们代表的“魏晋风度”得到后来许多知识分子的赞赏。 魏晋风度,在很多人看来,是一种真正的名士风范,所谓是真名士自风流,由正始才俊何晏、王弼到竹林名士嵇康、阮籍,中朝隽秀王衍、乐广至江左领袖王导、谢安,莫不是清峻通脱,表现出的那一派“烟云水气”而又“风流自赏”的气度,几追仙姿,为后世景仰。 魏晋风度作为当时的士族意识形态的一种人格表现,成为当时的审美理想。风流名士们崇尚自然、超然物外,率真任诞而风流自赏。晋朝屡以吏部尚书请官王右军,但遭屡拒绝。我想,正是因为精神的超俗,“托杯玄胜,远咏庄老”、“以清淡为经济”,喜好饮酒,不务世事,以隐逸为高等这样的人事哲学观,才能造就那传奇的《兰亭序》。

魏晋风度

魏晋风度,一般理解为当时的名士风度,实际上指的是在中国魏晋时代产生的一种人格精神与生活方式的统一体。包括哲学思辨、人格境界、文学创作、审美追求等方面。从时间上来说,指的是三国时的魏(公元220-265年)至两晋年代(公元265-420年),再到刘宋时代以士族名士为主体的生命体验,它以七林七贤中阮籍嵇康和晋宋时期诗人陶渊明为代表人物。 今天我们就来与大家一起讨论一下什么是魏晋风度,以及它的现代人生意义问题。主要谈两个问题:一、魏晋风度的形成背景;二、魏晋风度的表现形式。 谈到魏晋风度,不能不与当时兴起的士族阶层相联系。士族,或者叫做世族是东汉末年兴起的世家大族,他们垄断做官的权力,有着自己的政治特权与庄园经济,可以与皇权平分秋色,比如东晋时就有“王与马,共天下”之说。在中国历史上,唯一可以与皇权分庭抗礼的,就是魏晋南北朝年代的士族阶层。魏晋风度的名士大部分是世家大族的人物,比如王谢家族,他们既是政治与经济上的大族,也是文化的大族,谢氏是诗歌家族,王氏是书法大族。所以魏晋风度既是名士的精神贵族的产物,也是凭借经济与政治上的特权而形成的。 东汉末年,社会陷入了空前的战乱之中,南北分裂,生灵涂炭,老庄人生无常,企求解脱的学说走进人们的心灵之中。王瑶先生在《中古文学史论集》中曾指出,感叹人生无常是汉魏以来文学的主旋律。这种时代情绪又因了当时文化的主体士族的崛起形成为特定的思想体系。当时,对人生苦难的解脱,对逍遥境界的寻求,成了魏晋以来人生哲学的重大课题。当时,围绕着这一主题,各种人生哲学纷纷出现。比较有代表性的,有这么几种:一、以阮籍为代表的逍遥论。二、以嵇康为代表的养生论。三、以《列子·杨朱篇》为代表的纵欲论。此外,还有何晏、王弼的无为论,向秀、郭象的安命论等等。魏晋以后逐渐兴盛的佛教,则是从宗教麻痹的角度,来解释人生问题的。 这几种人生哲学虽然旨趣不同,角度各异,但都是探讨如何解脱苦难,实现人生价值的。正像著名学者汤用彤先生在《魏晋玄学与文学理论》一文中所说的那样:“魏晋人生观之新型,其期望在超世之理想,其追求者为玄远之绝对,而遗资生之相对。从哲理上来说,所在意欲探求玄远之世界,脱离尘世之苦海,探得生存之奥秘。”这种生命精神在《世说新语》这部记载名士轶事的笔记小品中有着生动的表现。收入这部笔记中的大都是汉末以来名士冲决礼法,率真自得,狂诞任放的轶事。他们的行动有着明确的追求,这就是抛弃了传统儒家哲学中过于拘执的一些道德说教,而以自己的生命意志来支配行为,通过偶发性的情节来组织行为,形成创作。最典型的则是王羲之的儿子王徽之雪夜访戴的轶事: 王子猷居山阴,夜大雪,眠觉,开室,命酌酒。四望皎然,因起彷徨,咏左思《招隐诗》,忽忆戴安道。时戴在剡,即便乘小船就之,经宿方至。造门不前而返。人问其故,王曰:“吾本乘兴而行,兴尽而返,何必见戴?”(《任诞》)

魏晋风度(自由的历程)

自由的历程 ——魏晋风度的前世今生 在浩浩汤汤的历史长河中,有那样一个时代叫作魏晋;在卷帙浩繁的文学典籍中,有那样一种文学叫作魏晋文学;在文脉悠远的中华文化中,有那样一种气度叫作魏晋风度。魏晋风度是一种向往自由的新的人格境界的开辟,是儒学与道学矛盾与融合的演绎,也是“风清骨俊”审美意识的彰显。魏晋风度在人格上,哲学上,美学上都独树一帜,反映了中华民族,尤其是士阶层,开始自觉走上追求自由的历程,开一代风气,长一朝精神,为时人感悟,为后人景仰。魏晋风度作为那个时代的标签,其意蕴却未止于当时,早已融入中华文明的血脉之中,历久弥新。 本文将从分析魏晋风度产生的时代背景入手,进而从人格,哲学,美学三个方面发掘魏晋风度的精神实质——追求人的纯粹的自由,从而尝试探讨魏晋风度对当今时代的影响和意义。 一.先说个大概——魏晋风度的时代背景与代表人物 魏晋两朝所在年代为公元220—420,前后历200年。汉末以来,社会动荡,黄巾起义、董卓之乱、军阀混战,人民死伤无数,白骨蔽野。降及曹魏,统一北方,然曹操多猜忌,文士多有折损。正始之后,司马代曹,以名教治天下,名士去其半,文人噤声。 这一时代充满了战争——三国鼎立互相征伐,政治斗争——曹植与曹丕的帝位之争,朝代更替——司马代曹,以及民族危机——五胡乱华。这一时代在历史学家眼里定然是不折不扣的乱世,但从另一角度去看,由于统治阶级忙于政治斗争,未对意识形态做出严格规定,于是造就了文学、艺术以及哲学的大发展,形成了风采熠熠的魏晋风度。 魏晋之时,有太多因素造成个体的非正常死亡——战乱、瘟疫、政争等等,因此魏晋文人把这种对生命易逝,人生无常的体验转化,升华为诗歌、晏游、饮酒,通过自己的生活实践反映内心的忧伤和恐惧,表达向往自由和追求超脱的人生理想。 魏晋的故事须由魏晋名士来演绎,魏晋一代,大致包含了五个文人群体:建安七子、正始名士、竹林七贤、王谢世家、桃源陶令。这五个群体虽然政治抱负不同,但在文脉上一脉相承,在人格追求上也以清隽飘雅而相契合。 二.师法自然,放诞不拘——魏晋士风与人格 在政治黑暗,礼教束缚的年代,出现了文人集体失语的现象,但魏晋文人的特点就是不说话也不会停止对假礼教的批判与反抗,不会停止对自由人格的永恒追求。在魏晋名士眼中,自由就是顺从自己的天性,任性而为,随心而动。这源于他们对生命最细致的体察,“朝为媚少年,夕暮成丑老”(阮籍《咏怀诗》其四),这是对人世短促的感叹,既然人生苦短,那就顺势而为,出世隐逸,寄身自然;“乘云御飞龙,歔欷叽琼华”(阮籍《咏怀诗》其七十八),表面上游仙崇道,实则是追求自身从现实的解脱。从文学主旨看无论是感叹,忧伤亦或游仙,都归结为对自然无为的复归,对自身解放的呼唤。 然而,让魏晋文人成为魏晋名士,让魏晋士风成为魏晋风度,师法自然还不够,真正让魏晋名士别具一格的是他们放诞不拘的人格特质,魏晋的名士无论从仪容仪表上还是从生活践行上都体现了这一点。刘义庆的小说《世说新语》为我们提供了观察魏晋名士生活状况和心理情境的绝佳材料。 魏晋名士大都注重仪表,男子傅粉也不是奇事,但真正的雅士绝不粉饰。“何平叔美姿仪,面至白;魏明帝疑其傅粉。正夏月,与热汤饼。既啖,大汗出,以朱衣自拭,色转皎然。”(《世说新语·容止》),明帝怀疑何平叔傅粉,便亲自试验,发现其出汗后面色更为皎白。美男子嵇康“岩岩若孤松之独立;其醉也,傀俄若玉山之将崩”(《世说新

老人与海复习精选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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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人与海》复习资料 一、结构 1、纵式结构 他采取了纵式结构的方式,即在众多渔夫中老人作为他小说中的主人公圣地亚哥,选择了非常可爱的孩子马诺林做老人的伙伴,选择了辽阔深远的大海作为老人捕鱼的典型环境,选择了一生中难得遇见的大马林鱼作为老人的对手,把这一系列情节的发展按自然的时空顺序安排在两天时间内进行,这样剪裁实际上有许多东西并没有被真正剪裁掉,而是让读者自己去完成,达到“一石多鸟”的艺术效果,寓意深厚。一方面集中体现了他作品的主题:“人并不是生来要给打败的,你尽可以把它消灭掉,可就是打不败他。”这是他笔下“硬汉子”形象所反映的“重压下的优雅风度”。 2、轮辐式的布局 小说的全部时间非常紧凑,前后只有四天:出海的前一天,一老人从海上归来为引子,让周围的人物一个个出场,交代了他们与老人之间的关系:一个热爱他,跟他在一起学习钓鱼的孩子曼诺林;一对非常自私的父母;一群尊敬他,但永远不能理解他的打渔人;一个关心他的酒店老板。老人就生活在这样的人物群体中,相比之下,他与众人有着明显的不同,他很乐观,心胸开阔,是个经验丰富、充满信心、勤劳勇敢、富于冒险、热爱生活的纯朴的古巴渔民。同时,这种轮辐式结构还能产生线索清晰明了、中心集中突出、故事简洁明快的效果。

3、缓急相间的节奏感 海明威在论述节奏时曾这样说:“书启动时比较慢,可是逐渐加快节奏,快得让人受不了,我总是让情绪高涨到让读者难以忍受,然后稳定下来,免得还要给他们准备氧气棚”这篇小说给人的节奏感就是这样,故事开始给我们交代老人与周围人的关系时,娓娓道来,速度比较缓慢,随着老人航海的进程,速度也逐渐加快着,当老人与马林鱼、鲨鱼正面交锋时,速度之快达到了极点。特别是鱼在不断的挣扎,起伏波动,鲨鱼在猛烈的进攻,老人很疲惫的情况下,读者情绪高涨,紧紧的替老人捏一把汗。 二、艺术手法 1、完美的照应。 《老人与海》非常讲究照应的完美。老人独自一人住在海边一座简陋的茅棚里,第85天的黎明他从这里扛着工具由孩子送他出海;两天后的黎明,他独自驾着小船又回到了海边。 2、引人的悬念。 海明威在《老人与海》中一开始就设了两个悬念:老人一连84天一条鱼也没捉到,他准备第85天继续捕鱼,他很背运(孩子的父母这样看他),那么,他能否捕到一条大鱼?老人在感到他的力气可能不支的情况下,认为自己有信心有诀窍,认为像他这样一个“古怪”的老头子会做好一切的,那么,他有什么样的信心和诀窍?他的“古怪”又表现在哪里呢?这是读者迫切想要知道的,这股巨大的吸引力牢牢牵着你去寻找你所想知道的一切,最后读完作品就会得到比较圆满的答案:老人第

美的历程·魏晋风度

魏晋风度——人的主体(李泽厚《美的历程》) 魏晋在中国历史上是一个重大变化时期。无论经济、政治、军事、文化和整个意识形态,包括哲学、宗教、文艺等等,都经历了转折。这是继先秦之后第二次社会形态的变异所带来的。战国秦汉的繁盛城市和商品经济相对萎缩,东汉以来的庄园经济日益巩固和推广,大量个体小农和大规模的工商奴隶经由不同渠道,变而为束缚在领主土地上、人身依附极强的农奴或准农奴。与这种标准的自然经济相适应,分裂割据、各自为政、世代相沿、等级森严的门阀士族阶级占据了舞台的中心,中国前期封建社会正式揭幕。 社会变迁在意识形态和文化心理上的表现,是占据统治地位的两汉经学的崩溃。烦琐、迂腐、荒唐,既无学术效用又无理论价值的谶纬和经术,在时代动乱和农民革命的冲击下,终于垮台。代之而兴的是门阀士族地主阶级的世界观和人生观。这是一种新的观念体系。 本书不同意时下中国哲学史研究中广泛流行的论调,把这种新的世界观人生观以及作为它们理论形态的魏晋玄学,一概说成是腐朽反动的艺术东西。实际上,魏晋恰好是一个哲学重解放、思想非常活跃、问题提出很多、收获甚为丰硕的时期。虽然在时间、广度、规模、流派上比不上先秦,但思辨哲学所达到的纯粹性和深度上,却是空前的。以天才少年王弼为代表的魏晋玄学,不但远超烦琐和迷信的汉儒,而且也胜过清醒和机械的王充。时代竟是前进的,这个时代是一个突破数百年的统治意识,重新寻找和建立理论思维的解放历程。 确乎有一个历程。它开始于东汉末年。埋没了一百多年的王充《论衡》被重视和流行,标志着理性的一次重新发现。与此同时和稍后,仲长统、王符、徐干的现实政论,曹操、诸葛亮的法家观念,刘劭的《人物志》,众多的佛经翻译……从各个方面都不同于两汉,是一股新颖先进的思潮。被“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压抑了数百年的先秦的名、法、道诸家,重新为人们所着重探究。在没有过多的统制束缚、没有皇家钦定的标准下,当时文化思想领域比较自由而开放,议论争辩的风气相当盛行。正是在这种基础上,与颂功德、讲实用的两汉经学、文艺相区别,一种真正思辨的、理性的“纯”哲学产生了;一种真正抒情的、感性的“纯”文艺产生了。这二者构成中国思想史上的一个飞跃。哲学上的何晏、王弼,文艺上的三曹、嵇、阮,书法上的钟、卫、二王,等等,便是体现这个飞跃、在意识形态各部门内开创真善美新时期的显赫代表。 那么,从东汉末年到魏晋,这种意识形态领域内的新思潮即所谓新的世界观人生观,和反映在文艺-美学上的同一思潮的基本特征,是什么呢? 简单说来,这就是人的觉醒。它恰好成为从两汉时代逐渐脱身出来的一种历史前进的音响。在人的活动和观念完全屈从于神学目的论和谶纬宿命论支配控制下的两汉时代,是不可能有这种觉醒的。但这种觉醒,却是通由种种迂回曲折错综复杂的途径而出发、前进和实现。文艺和审美心理比起其他领域,反映得更为敏感、直接和清晰一些。 《古诗十九首》以及风格与之极为接近的苏李诗,无论从形式到内容,都开一代先声。它们在对日常时世、人事、节候、名利、享乐等等咏叹中,直抒胸臆,深发感喟。在这种感叹抒发中,突出的是一种性命短促、人生无常的悲伤。它们构成《十九首》一个基本音调: “生年不满百,常怀千岁忧”;“人生寄一世,奄怱若飘尘”;“人生非金石,岂能长寿考”;“人生忽如寄,寿无金石固”;“所遇无故物,焉得不速老”;“万岁更相送,圣贤莫能度”;“出

魏晋风度的文化内涵

风流蕴藉:魏晋风度的文化内涵 居瑢《人民论坛》(2011年第14期) 【摘要】魏晋风度是中国历史上一种标志性的时代精神和重要的文化表现,它产生于曹魏末年,延续至晋。“魏晋风度”是对魏晋时期士人文化在生活中的具体体现的概括,精准地指出了这种文化的本质与内涵。魏晋风度具有鲜明的时代意义,并对后世的中国文人及中国的文化哲学产生了深远而巨大的影响。 【关键词】魏晋风度玄学文化审美 谈及中国哲学与文化,我们势必会提及魏晋玄学和魏晋风度。魏晋风度是魏晋名士表现出来的哲学态度、处世方式和人格精神,是魏晋时期文化哲学最直接与深刻的体现,也一直是后世文人景仰的对象和追求的目标。宗白华先生曾说过:“汉末魏晋南北朝是中国政治最混乱,社会上最苦痛的时代,然而却是精神史上极自由,极解放,最富于智慧,最浓于热情的一个时代,因此也就是最富有艺术精神的一个时代……奠定了后代文学艺术的根基与趋向。”①叶朗也说过:“魏晋南北朝可以说是中国美学思想史上的第二个黄金时代。”② 魏晋风度的产生与发展 魏晋时期是地道的乱世,因此文人的普遍心理即是思治,这就促使魏晋名士开始探索宇宙自然与人生本体的关系,并开始追求新的思辨哲理。在这种背景下,“文的觉醒”与“人的觉醒”时代到来,思想开放与自由论辩的风气成为当时文人名士的生活常态,而“魏晋风度”正是在这种氛围中应运而生的。 “魏晋风度”所代表的这种文化,准确地说,应当是开端于正始,即所谓的正始名士们。何晏、王弼首发其端,他们酷爱庄老,而起清谈之风。发展至“竹林七贤”时代,这一群体成为魏晋风度的典型代表。“竹林七贤”即阮籍、嵇康、山涛、刘伶、阮咸、向秀和王戎等七人,他们都是当时的文人名士,他们大都崇尚老庄之学,对社会现实有着无比清醒的认识。然而,由于身处乱世,虽有济世报国之大才,却没有值得辅佐的明主,只好用形骸放浪、不拘小节的行为来掩饰内心的痛苦,用不合事宜的言行来表达对朝政的不满。他们放纵情感,无拘无束,借助不同常人的处世方式表达着对苦难社会的关注与无奈。 经司马武帝执政后,到元康、永嘉时期,内乱仍频。此时门第世家开始只关心自己一家一姓一族之得失,而置国家存亡于不顾;只图以清谈博得名声,进而得到高官厚禄;不再关注社会与人生,只言玄远,以示其超逸脱俗之风貌。 魏晋风度是魏晋名士用自己的言行、诗文等外化行为使自己的人生艺术化,具体表现为不同常人的放旷、真率与智慧。这种艺术的人生是自然的,是个人的真实处境与心境的流露。正是由于残酷的政治迫害和生命的命悬一线,使得魏晋士人的人生充满了无尽的忧虑恐惧和深重的哀伤。他们无论是顺应当时的政治环境以求得性命的委曲求全,还是纵情于山水以求得精神的解放与暂时的麻痹,由于对人生境遇的恐惧,他们的情感实际上都处于一种异常焦灼矛盾的状态中。外表尽管表现得轻视世俗、洒脱不凡,内心却更强烈地执着于现实与人生,异常矛盾与无助。这构成了魏晋风度深刻沉重的一面。 魏晋风度与魏晋玄学 谈及魏晋风度,就不能不谈到魏晋玄学,因为它是这个时期文人的思想灵魂与源泉。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出现了崇尚老庄的“玄学,即用老庄的哲学思想解释儒家经典。当时,一些士大夫为了逃避现实,崇尚空谈,追求虚无与玄远,在空谈中探讨自然与人本体的关系,探求更本质的人生意义,将关注点从无能为力的政治转向了自身存在价值的讨论,名为“清谈”。《周易》、《老子》和《庄子》被奉为玄学经典,称之为“三玄”。玄学给两汉以来保守腐朽的儒学注入了新鲜的血液,给中国的哲学文化领域带来了一种不同以往的自由、理性、思辨的哲学思维,同时是魏晋名士们自我肯定的强烈自信与率性自由的外化表现。 魏晋名士率性而为,不事修饰,追求率真的人生,体现出了一种逍遥放旷的风流气象。阮籍的白眼对俗礼与尽哀哭女,是何等的率真烂漫;阮籍的“性至孝”与丧母后的吐血又是何等的至真至纯;而嵇康在行刑前,“神气不变,索琴弹之,奏《广陵散》。曲终曰‘袁孝尼尝请学此散,吾靳固不与,《广陵散》于今绝矣’”,又是何等的洒脱与傲岸。 魏晋名士以率性率真的人性来品味玄趣,由此生发出一种由外知内、以形显神的美学观念,这使他们开始转向对自然山水的热爱与探究,以空灵之心审视山水自然的大道之美,体悟宇宙的无为之制。正是这

高考复习专题——课外名著阅读 《老人与海》

高考复习专题——课外名著阅读(二) ——《老人与海》阅读【作者简介】 欧内斯特·米勒尔·海明威(Ernest Miller Hemingway,1899年7月21日-1961年7月2日),美国小说家、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1899年7月21日生于芝加哥市郊橡胶园小镇。1926年出版了长篇小说《太阳照常升起》,初获成功,被斯坦因称为“迷惘的一代”。 【冰山原则】 “冰山原则”:美国作家海明威对自己创作经验的形象总结。1932年,海明威在描写西班牙斗牛士的专著《午后之死》中,提出著名的“冰山原则”:“如果一位散文家对于他想写的东西心里很有数,那么他可能省略他所知道的东西,读者呢,只要作家写得真实,会强烈的感觉到他所省略的地方,好像作者写出来似的。冰山在海里移动很庄严宏伟,这是因为它只有八分之一露出水面。“冰山原则”形成海明威别具一格的艺术特色。表现在文体上,他的风格简洁、含蓄、清新而又内涵丰富,常用电报式的对话、内心独白、象征手法、意识流手法等来表达复杂的思想感情。在作品结构上,往往只截取故事的一个时间段或一个时间点,以集中反映重大的主题或历史事件。这种海明威式的时间模式与他的电报式文体风格交相辉映,互为补充,共同构成了海明威作品中的“冰山风格”。海明威的“冰山原则”被引用到各种小说理论中,对现代叙事艺术有着深远的影响。 【创作背景】 《老人与海》这本小说是根据真人真事写的。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海明威移居古巴,认识了老渔民格雷戈里奥·富恩特斯。1930年,海明威乘的船在暴风雨中沉没,富恩特斯搭救了海明威。从此,海明威与富恩特斯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并经常一起出海捕鱼。1936年,富恩特斯出海很远捕到了一条大鱼,但由于这条鱼太大,在海上拖了很长时间,结果在归程中被鲨鱼袭击,回来时只剩下了一副骨架。 【主要内容】

魏晋风度对李白诗歌风格的影响

魏晋风度对李白诗歌风格的影响 摘要:魏晋风度是魏晋名士追求艺术化人生的体现,它对我国中古以后历代士人均有广泛影响。李白不仅继承了魏晋风度中的生活风范和审美情趣,而且积极地对其进行理性开拓,形成了自己气势奔逸的风格。关键词:魏晋风度李白诗歌风格影响 魏晋风度是魏晋名士追求艺术化人生的体现,它对中国中古以后历代士人均有广泛影响。特别是盛唐时期,由于士人开放浪漫,个性发扬,对魏晋风度尤其怀有浓厚的兴趣。魏晋名士的思想、风度和作品,对“诗仙”李白产生了全面的影响。杜甫早已指出了这一点:“李候有佳句,往往似阴铿”、“清新庾开府, 俊逸鲍参军”;《诗史》也说“江淹云:…蝴蝶飞南园。?李白云…春园绿花蝴蝶飞?,语意相似。”而赵翼也认识到李白诗未脱古诗遗风——“梁陈宫掖之风,究未扫尽”。李白不仅继承了魏晋风度中的生活风范和审美情趣,而且积极地对其进行理性开拓。下面就来探讨一下李白诗歌的创作风格与魏晋风度不可分割的联系。 一、自然清新魏晋人一反两汉时以学问为本,尚苦节,重章句,论世事,矜容饰,持典而乏通,拘礼而不达的风气,宗老庄,喜清谈,崇尚自然,不饰仪表而贵在得神。这不仅表现在他们的行为举止上,也表现在他们的审美观上。魏晋人在品藻人物时,常用自然、玄远、超逸、高、深、简、约等概念。他们在评论文艺作品时,也把“自然”、“清”作为高标准。由此可见,自然清新之美在魏晋时以为人们所崇尚。 所以,宗白华先生曾指出:“魏晋六朝是一个转变的关键,划分了两个阶段。从这个时候起,中国人的美感走到了一个新的方面,表现出一种新的美的理想,那就是认为…初发芙蓉?比之于…错采镂金?是一种更高的美的境界。” 李白正继承了魏晋以来以自然清新为美的审美观点,特别是对小谢诗风的继承。李白经常在诗中提到谢朓,并对其人其诗大加赞赏,如:“蓬莱文章建安骨,中间小谢又清发”(《宣城谢朓楼饯别校书叔云》)。王渔洋在《论诗绝句》中说:“青莲才笔九州横,六代淫哇总废声。白纻青山魂魄在,一生低首谢宣城。”虽然言过其实,却也在某种程度上说明了谢脁对李白的影响之大。李白在诗里经常使用“清真”、“清芬”等词来赞美美好的人及事物。在对文艺作品的评价上,他也以清真、自然为标准。在《古风》第一首里他说:“自从建安来,绮丽不足珍。圣代复元古,垂衣贵清真。”这里,他反对“绮丽”,提倡“清真”。王安石曾说:“诗人各有所得,…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此李白所得也。” 由此可见,魏晋人的审美观是他自然清新风格形成的主要因素。二、一往情深宗白华在《论〈世说新语〉和晋人的美》一文中说:“晋人艺术境界造诣的高,不仅是基于他们的意趣超越,深入玄境,尊重个性,生机活

浅谈魏晋风度的美学意蕴

浅谈魏晋风度的美学意蕴 魏晋南北朝时期,社会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文学也随之而变,文学的自觉和文学创作的个性化也开始了,魏晋风度随之而至。魏晋风度是魏晋名士表现出来的哲学态度、处世方式和人格精神,是魏晋时期文化哲学最直接与深刻的体现,也一直是后世文人景仰的对象和追求的目标。叶朗曾说过:“魏晋南北朝可以说是中国美学思想史上的第二个黄金时代。” 一、魏晋风度的产生 “魏晋风度”一词,应该出自鲁迅先生1927年7 月的演讲《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以率真、坦荡、放浪、淡定、自然、旷达作为其注解,皆无不妥。它是一种美学观,也是一种人格范式,所谓真名士自风流。美学上,表现在作品的“风清骨骏”,即“文情并茂、结构严密、刚健郎畅的美”;人格上,知识分子崇尚个性、自由,保持自己的尊严,“诗文言志”,不曲意奉承政治当权者。与陈寅恪先生为王国维作的墓志“自由之精神,独立之思想”有异曲同工之妙。 魏晋是政治黑暗而混乱的时代,也是人觉醒的时期,士子思想活跃,个性意识增强,其主要标志是生命意识的觉醒。三国纷争,紧接着是司马氏的篡权,百姓流离失所,士子无所依归,生活在这样动荡的社会中,人们感到生死无常,生命如海中孤舟,随时有覆灭的危险。 宗白华先生在《美学散步》中指出的:“汉末魏晋六朝时中国政治上最混乱、社会上最苦痛的时代,然而却是精神上极自由、极解放、最高于智慧最浓于热情的一个时代,因此也就是最富有艺术精神的一个时代。”这种复杂的情形成就了后人所盛誉和向往的“魏晋风度”。在阮籍、嵇康身上,他们惊世骇俗、天马行空的思想,特立独行、自由奔放的个性,便是“魏晋风度”的最好注脚。 二、魏晋士人的价值取向魏晋士人身处极端动荡的社会之中,生命常常一纵即逝,且又被繁复的礼教所束缚。 在如此背景下,魏晋士人寻求精神的自由解放,体现在现实中就是一种放达不羁的生活方式。他们不拘于礼法,不泥于形迹,心系自然,真实率性,以此来追求达到内在精神上自由之极境。 正如宗白华先生所言:“魏晋人以狂狷来反抗这乡愿的社会,反抗这桎酷性灵的礼教

2020年高中语文第一单元单元群文阅读练习含解析[新人教版必修3]2

单元群文阅读·人生困境 一、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1~3题。(限时15分钟) 受得委屈,可养格局 仲洁 “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去年这封被称为“史上最具情怀”的辞职信,在不少人心中泛起涟漪。身边不时有年轻人,甚至刚刚工作不久,也贸然来个“华丽转身”——辞职走人。然而,当我们拿起现实的放大镜,去仔细观察那些具体的“离去”,就会发现不少年轻人的离职,只因受不了一时的小委屈,理想与情怀只是被作为逃避的华美掩饰罢了。 的确,面对生活中各种各样的委屈,有的人选择的不是面对,而是逃避。问题是,世上还有不受一丁点委屈的人生吗?还有一生无忧无虑自由自在的生活吗?设若每受委屈而躲避,则人生将无处可逃。在一定意义上说,受不得委屈,也就难有“诗和远方”。 人生的炫彩少不了委屈的纠缠。在文学写作中有一种说法叫“古老的敌意”,意指作家如果一生境遇太顺,沉湎于安逸生活,那么,他将很难创作出真正传世的伟大作品。正如写就《红楼梦》的曹雪芹,陷于困顿沦落之间,依然坚持“披阅十载,增删五次”,最终贡献出这样一部皇皇巨著。可以说,正是生前“生于繁华,终于沦落”的莫大困境和委屈,最终成就了他流芳百世的身后之名。 对于普通人来说,虽不会遭遇曹翁那种盛衰逆转式的极端命运,但日常生活从来就是制造各种委屈的高手,它所能提供的委屈品目繁杂、款式众多:比如努力被否定,辛苦得不到认可,隐忍之后换不来理解,一片真心不被接纳,默默付出没有成果……并且生活对之一律解释欠奉。在一定意义上说,面对委屈,选择什么样的态度,就会有什么样的人生。有的人容得下委屈而成其大,盖因其胸怀襟度得以被委屈撑大;有的人受不得委屈而处其微,实因格局不够而被委屈撑破。 作家海明威写道:“一个人生来并不是要给打败的,你尽可以消灭他,可就是打不败他。”人生在世,确实需要这么一点精气神。面对委屈、挫折、困境,不是选择逃避,而是以勇敢与微笑去面对;不是选择认命与沉沦,而是不屈沉着以进取。换言之,既然委屈是人生旅途上如影随形的种种难关,唯有认认真真去过好每一关,我们才能脱胎换骨,不断抵达自由的境界。相反,在生活的此处过不了这一关,就别想在生活的别处能过好这一关。 一定程度上,面对委屈的姿态,就是一个人行走世界的基本步态;对委屈的消化能力,决定了一个人“看世界”的襟度。100多年前,曾国藩求学衡阳,同舍一名杨姓同窗,家中有权有势,读书时就对他百般刁难。曾中举后,他更是大发雷霆,责难曾的书案抢了他的好风水。当大家纷纷为曾不平时,曾却劝解众人,不要为这点小事再与之争论。可以说,只有吞得下生活的小委屈,才能吐得出人生的大格局。 作家史铁生曾言:“此岸永远是残缺的,否则彼岸就要坍塌。”正是现实世界的不完美,呼唤着我们用人性的完美去铸就彼岸的殿堂。世界有多大,看你受得住多少委屈;人生有多

论述魏晋风度的范畴

论述“魏晋风度”的范畴 “魏晋风度”一词出自鲁迅那篇著名的演讲《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的关系》。作为一种独特时代的思想文化和行为方式的凝练概括,魏晋风度是一种特定的乱世风度,是一种死亡逼出来的风度,与东汉末年至东晋灭亡时期,由于战乱、饥荒和瘟疫,以及王朝更迭、政治斗争等原因带来的大规模死亡有着直接的联系,同时与社会动乱、政治黑暗带来的儒家思想的颠覆和玄学的兴起有关。“魏晋风度”包括如下几方面的范畴。 一、崇尚老庄,惟尚清淡 魏晋时期,名士们为了避祸远嫌,消极避世,常聚山林高谈老庄,如“竹林七贤”中的阮籍、嵇康都推崇老庄学说,特别是老庄的生命哲学。他们经常聚会,清谈名理,如《世说新语》记载的,中军将军殷浩问道:“大自然赋予人类什么样的天性,本来是无心的,为什么世上恰恰好人少,坏人多?”在座的人没有谁回答得了。只有丹阳尹刘淡回答说:“这好比把水倾泻地上,水只是四处流淌、绝没有恰好流成方形或圆形的。”他们认为善谈名理就是博学多通的表现。当时清谈之风大行,名士们交谈讲究机智和善于应付,要求语言简练有味,寓意深刻,见解精辟,且声调抑扬顿挫、押韵等,如《世说新语》中记载,南郡公桓玄和荆州刺史殷仲堪谈话时,顺便一同说那种表明一切都终了的事。顾恺之说:“火烧平原无遗燎。”桓玄说:“白布缠棺竖旒旐。(注:旒旐(liúzhào),招魂幡,出殡时在棺材前引路的旗子。)”殷仲堪说:“投鱼深渊放飞鸟。”接着又说处于险境的事。桓玄说:“矛头浙米剑头炊。”殷仲堪说:“百岁老翁攀枯枝。”顾恺之说:“井上辘轳卧婴儿。”殷仲堪有一个参军也在座,说:“盲人骑瞎马,夜半临深池。”殷仲堪说:“咄咄逼人!”这是因为殷仲堪瞎了一只眼睛。这个故事中每人所和的句子后面字都是押韵的。名士们喜欢引用古代言论、事实或典籍,说话时强调能言善辩,善用比喻,增强说服力,也能增添许多情趣,活跃气氛。又如《世说新语》中记载,右军将军王羲之和太傅谢安一起登上冶城,谢安悠闲地凝神遐想,有超尘脱俗的志趣。王羲之就对他说:“夏禹操劳国事,手脚都长了趼子;周文王忙到天黑才吃上饭,总觉得时间不够用。现在国家战乱四起,人人都应当自觉地为国效劳。而空谈荒废政务,浮辞妨害国事,恐怕不是当前所应该做的吧。”谢安回答说:“秦国任用商鞅,可是秦朝只传两代就灭亡了,这难道也是清谈所造成的灾祸吗?” 二、灭弃礼法,任情放诞 魏晋时期,是中国历史上最为动荡的时期,战乱不断,政治黑暗,朝代更替十分频繁,整个社会秩序被打乱。名士们已无心去继续遵守儒家的传统礼教,不愿意再让它束缚自己的思想,而是将更多的时间用在思考自己的价值上面。他们开始不断的追求自己的独立与自由,追求自己感官上的享受。嵇康的《难自然好学论》:“六经以抑引为主,人性以从欲为欢。抑引则违其愿,从欲则得自然。然则自然之得,不由抑引之六经;全性之本,不须犯情之礼律。”嵇康以道家的“从欲”、“无为”思想批判儒家思想,主张“从欲”,拥有绝对的个人自由, 认为“人性以从欲为欢”,即是说“从欲”才是自然,而“六经以抑引为主”是反人性反自然的。放诞,即任性放纵,这是魏晋名士们生活方式的主要表现。名士们主张言行不必遵守礼法,凭禀性行事,不做作,不受任何拘束,认为这样才能回归自然,才是真正的名士风流。《世说新语》中,记载了许多魏晋名士倜傥不羁的生活。阮籍,“竹林七贤”之一,是至情至性之人,不为礼法所拘。按照礼法,“父母之丧,既虞,卒哭,疏食水饮,不食菜果。”而阮籍在葬母亲的时候,蒸熟一个小肥猪,喝了两斗酒,然后去向母亲遗体诀别,只是叫“完了!”总共才号哭了一声,就吐血,倒下了很久。他在为母亲服丧期间,在晋文王的宴席上喝酒吃肉。司隶校尉何曾也在座,对晋文王说:“您正在用孝道治理天下,可是阮籍身居重丧却公然在您的宴席上喝酒吃肉,应该把他流放到荒漠地方,以端正风俗教化。”文王说:“嗣宗哀伤劳累到这个样子,您不能和我一道为他担忧,还说什么呢!再说有病而喝酒吃肉,这本来就合乎丧礼啊!”阮籍吃喝不停,神色自若。阮籍好喝酒,喝起酒来放荡不羁,有一次阮氏家族的人在一起喝酒,他的侄子阮仲容不用普通的杯子倒酒喝,而用大酒瓮装酒。当时有一群猪也来喝酒,他们只是把浮面一层酒舀掉,就又一道喝起来。如王子猷雪夜去拜访戴安道,行了一夜才到,到了戴家门口,没有进去,就原路返回。别人问他什么原因,王子猷说:“我本是趁着一时兴致去的,兴致没有了就回来,为什么一定要见到戴安道呢!王子猷的言行,可以说是任性放诞的最好体现。“乘兴而行,兴尽而返”中的“兴”是什么呢?这里的“兴”实际上就是“任性”,不拘束、不勉强自己。

压力下的优雅风度

压力下的优雅风度 何谓“风度”?风度是一个人内在实力的自然流露,是一个人的独有的个性化标志。风度也是一种魅力,只有具有了实力才显得具有魅力。 生活在校园里的我们,总是沉溺于舒适柔软的被窝,陶醉于享受草地上的阳光,闲庭信步的惬意,即使偶尔的忙碌一阵,也觉得充实而快乐。而外面的世界却是另一番景象,生活中压力重重,官场上尔虞我诈,工作中困难重重。 回首历史,我们不由会发现,在极权制度的压力下,古希腊的文学艺术中,仍然有不少文人志士保持“优雅风度”,他们的作品透露着一种坦然、潇洒、不为所屈的精神。比如迦梨陀娑的诗剧《沙恭达罗》,令人感觉春华秋实,大地天国,心醉神迷,惬意满足的美好;比如但丁的《神曲》,里面表达了位强烈的爱国主义者的伟大心愿,他渴望意大利的和平统一,不赞成分裂和纷争,揭露和批判教会和僧侣的罪行;比如莎士比亚的《哈姆雷特》,其通过对“颠倒混乱”的人的生存环境进行描绘,不仅揭露和批判了当时英国和欧洲的社会残酷的现实,而且指出了一味强调个性解放、放纵人性的欲望给社会和人类的生存与发展带来的危害,流露出对理性、秩序和新的道德理想与社会理想的呼唤;比如哥德的《浮士德》;它暗示着“浮士德精神”——一种永不满足、不断追求的进取精神,一种自强不息的精神。一种批判精神——对现实丑恶的揭露批判;对主人公探索过程中表现出的失误作出的无情批判和否定;比如海明威的《老人与海》;作品

里的硬汉形象---桑提亚哥:“一个人并不是生来就要给打败的,你尽可以把他消灭掉,可就是打不败他”。 不是每个人都能称为“打不败的人”,那些在压力面前鞠躬弯腰,在权力面前厄诶奉承,在世俗面前随波逐流,在利益面前明争暗斗……这些人不是被别人或被世界打败,而是自己打败了自己,自己屈服于世界,没有尊严,没有人格,没有自己的人生观和价值观,活在世间,犹如行尸走肉。 人生就像季节一样,或是鸟语花香的春天,或是热火朝天的夏季,或是萧条羞涩的秋天,或是寒风禀冽的冬季,曲折坦坷,变化无穷。但是,我们总会有办法渡过,总会有意想不到的收获,哪怕是伤痕累累,也是我们走过的痕迹。 人的一生,就像一条溪流,时而静如镜子,时而湍流激荡,而你就是自己的舵手,命运掌握在自己的手中,是进是退,由自己决定。如果相信自己,就大胆前进,知难而上;如果不相信自己,就胆小退却,知难而退。因此,人生: 如果你认为自己会被击倒,你就无法站起来。 如果你认为自己没有勇气,你就不会前进。 如果你认为自己将会失败,你将一事无成。 如果想法改变,态度就会改变; 如果态度改变,行为就会改变; 如果行为改变,习惯就会改变;

浅析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美学思想

浅析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美学思想 09 编导高莹 1282409029 内容摘要: 魏晋南北朝时期是中国上政治最混乱,社会上最痛苦、最贫穷的时期。但是痛苦的生活正好造就了文学上的繁荣,文学人士寻求精神上的寄托,在精神的层面上创作出反映那个时代美学的文学作品。在这个民不聊生的时代,文人主要受到玄学的影响。这个时期,最少有三大美点:端庄娴静的静态美;潇洒飘逸的浪漫美;简约传神的形态美。从这个时期起,中国人的美感走向一个新的方向,表现一种新的美的理想。在艺术中,着重表现自己的思想,自己的人格,不去追求文字的雕琢,崇尚自然的简单的美。 关键字:建安风骨正始文学玄学美学思想自然审美生命意识 汉末魏初,这一时期是中国文学史上五言诗兴盛、七言诗奠基的阶段。从曹操《短歌行》中看出了曹操作为政治领袖人物的宏大气魄,表现了他高远的志向、坚定的信心、卓越的毅力和雄伟的气势。建安时代,汉末的动乱现实一方面给建功立业提供了可能,激发起士人们积极进取的强烈愿望,一方面又是人命危浅朝不虑夕,给士人带来岁月不居人生无常的深沉叹息。因此形成慷慨任气,以悲凉为美的风尚。这时期,由于儒学的传统地位发生动摇,士人从经学桎梏中解脱出来,发现了自我,重感情欲望,中个性表现。所以在文学方面一改汉代诗学是经学附庸的传统,转向非功利的抒情。诗歌创作完全是抒一己之情怀,有强烈的主观色彩,叙事为浓烈抒情所掩盖,写景的目的也是为了抒情,写得感情浓烈,反映了社会的动乱残破,表达了对人民苦难的同情。这一时期形成了被称为“建安风骨”的时代风格,代表人物为曹氏父子。

建安时期诗歌的结束,随之而来的是正始之音。此时玄风非常的畅行,诗人的人生理想、生活方式和审美趣味,都比建安有了重大的变化,诗歌创作的面貌也不大相同。建安诗人在悲歌慷慨的抒情中得到满足,而正始士人则在玄思妙想中领悟人生。玄学的基础是老庄思想,因而正始诗人在追求自然,心与道冥的同时,把老庄的人生理想自然而然地带入到诗中来,有的在诗中创造一个庄子逍遥游式的理想境界,诗人可以徜徉其中,作为解脱现实苦闷的精神慰藉。由于当时的政治太黑暗,读书人不得已从政治中走出来,把心灵寄情于山水,在精神中追求自由,从中得到更多的快乐,使他们找到了寄托。陶渊明的“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谢灵运的“野旷沙岸净,天高秋明月。”都集中体现了这个时期士人们厌倦士族,远离政治的喧闹,走进大自然,感受大自然的自由的精神之地,反映了玄学的美学精神。 《世说新语》是体现玄学的一个最集中最生动的例子。崇尚老庄的自然,大多篇章是描述魏晋风度,士族文人放荡的言行,名士奇特的举动和玄妙的清谈;反映魏晋时期社会的黑暗,政治的腐败,和统治集团的残暴与荒淫。人物品藻已经从实用的转到审美的角度,欣赏自然山水本身的蓬勃生机,而且认为自然美是人物美和艺术美的范本。在自然地创作中,要拥有一个审美的心胸,最重要的是对于自然美和艺术美的欣赏,往往包含着一种的整个宇宙,历史、人生的感受和哲理,追求一种玄妙,玄远的境界。 建安时期,动荡的社会现实和政治局势使时代思潮产生变化,文学创造从经学附庸中摆脱出来,进入自觉的时代。这种时代背景和此时期重视文学价值和社会地位的文学时尚使文学批评和理论长足发展,产生了陆机《文赋》、刘勰的《文心雕龙》、钟嵘《诗品》等著名的艺术理论,也为后来的文艺理论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王弼在文学创作方面提出了“得意忘象”这一命题,也就是说,在不好表达的意绪和情思来说,就用“象”来表达,然而最后要真正表达的是“意”,最后要“忘象”。这是一个哲学命题,也是一个美学命题,这个命题的提出推动了美学领域中“象”的范畴向“意向”这

读《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有感

古代文学课程论文 ——读《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有感 姓名:崔文文 学号:2012504008 班级:汉语言文学二班

读《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有感 在我的印象里魏晋名士大多以麈尾为手中所持雅器,以清谈玄论展现风流,把纵酒放诞引为时尚,倾慕简约玄澹、超然绝俗的美。 总之,他们大多是违礼、放诞、率真旷达的名士,给人一种难以接近的仙人的感觉。但在鲁迅先生的文章中,我对魏晋名士有了新的见解。 文中提到魏初的文中有“清俊、通脱、华丽、壮大”的特色。解释的说,就是有简约严明、随心随性、辞藻华丽、意境广阔的特点。从这些特点来看与魏晋风度又有了很多方面的联系。而饮酒与吃药又是形成魏晋风度的原因之一。 “貌似不可思议,被寻章摘句的烦琐经学和礼教传统包裹的汉代,居然尾随了一批玄谈、饮酒、弹琴、啸歌、率性放诞的魏晋名士。他们把眼光从对现世功名的汲汲渴求转放到了自然山川之美的欣赏赞美上,从对礼法纲常的讲究转到了对自我内心声音的探求。名利从来不是目的,声名也罢钱财也罢,都是一种道具,有更好,没有也可,最重要的是智慧的通透、生活的艺术、对死生的看穿,如此审美地度过一生。” ————摘自《魏晋风度的到来与逝去—新视野中国史期末论文》借这篇论文我将引入对魏晋风度的一些见解。我认为这些名士们都有着一些有待我们探究的共性。下面我想结合饮酒与吃药谈谈魏晋文人的特点。 首先是从违礼的特点来说。在魏晋时期,传统礼教收到了强有力的挑战。纵情越礼、毁坏礼制在魏晋名士生活中是一种普遍的现象。他们的行为往往违背传统的秩序规范,以极端怪异的举止夸张的反抗常识以及规范,他们表现了一种不受约束、自由无为的生活状态。 而书中首先以曹操为例,引入封建礼教。曹操因为不孝的罪名杀了建安七子之一的孔融,又写曹操说:不忠不孝不要紧,只要有才便可以,写出曹操行为的不一,一面重视礼教,一面为了私欲遵守封建礼教,而后又以吃药后居丧无礼来表明他们的不拘礼教。在文章的结尾揭示了魏晋名士的毁坏礼教只是表面,实则太相信礼教。文章鞭辟入里、逻辑清晰,也让我对魏晋名士有了新的见解。 关于这方面在《世说新语.任诞》第六中描述: “刘伶恒纵酒放达,或脱衣裸形在屋中,人见讥之。伶曰:‘我以天地为栋宇,屋室为裈衣,诸君何为入我裤中?’” 刘伶带有恶作剧性质的举动明显表现了对当时社会传统规范的蔑视和戏弄之情。而后这种忘我的举止之后是否如鲁迅先生所言,隐藏着一种对现实的无奈,以及迂腐就不得而知了。我个人认为这是一种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文人们的无力以及狭隘导致他们只能从自己的行为上以夸张的形式忘我,极端的方式来表现他们的不满以及无奈。 “竹林七贤”是反抗旧礼教的代表,其中阮籍为喝酒的代表。在《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一文中提到了文人的迂腐,并以阮籍为例表现了出来。阮籍在《大人先生传》中说:“天地解兮六合开,星辰陨兮日月颓,我腾而上将何怀?”鲁迅先生给的解释是阮籍依靠饮酒来躲避司马氏的诘难。我认为在当时的情况下,阮籍作为一个名人,又是反对封建礼教的代表,他必然会受到来自政治上的压力,由此可以看出,阮籍饮酒一方面是为了保命,躲避政治上的纠纷。我认为应该还有另一面,作为一个文人,他一定有自己对社会的追求、目标。也正是因为阮籍力量的弱小、社会动荡、政治黑暗,才导致他不得不沉溺饮酒,来逃避他的无奈与失望。我认为也是一种自我催眠。 在文章中也说到阮籍在教育自己的儿子时拒绝儿子加入饮酒的行列。我认为阮籍应当也认为他的饮酒不是真豁达,而是一种消极避世的态度。 其次从放诞举止上来说。我认为放诞举止是魏晋名士的注目特色之一。这些名士大多有种种奇特的嗜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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