诈骗罪无罪辩护辩护词
辩护词
尊敬的审判长、审判员：
北京市立方（武汉）律师事务所依法接受被告人黄xx妻子的委托，指派律师担任其辩护人。通过庭前阅卷、会见被告人，本辩护人对案情有了充分全面的了解。刚才，又参与了庭审调查，听取了公诉人发表的公诉词。辩护人认为，起诉书指控被告人黄xx犯有诈骗罪事实不清，证据不足，被告人黄xx不构成诈骗罪。为了协助法庭查明案件事实，正确适用法律，以做出公正的判决，现发表如下意见，请予采纳。
根据我国刑法规定，诈骗罪，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用虚构事实或者隐瞒真相的方法，骗取数额较大的公私财物的行为。据此规定，行为人以非法占为目的，采用虚构事实和隐瞒真相的方法实施诈骗行为，是构成诈骗罪的关键。但本案现有证据不能证明被告黄xx具有上述目的和行为。
一、被告黄xx主观上没有诈骗的故意，客观上也没有实施诈骗的行为
2012年4月，被害人罗xx为解救其被关押的丈夫唐xx委托被告人黄xx找关系，并给被告人黄xx12.4万元用于找关系花费。2012年6月唐xx因病被取保候审，被害人罗xx多次找被告人黄xx要求退款。2012年7月，被告人退还被害人罗xx人民币12.4万元。
综上，被告人黄xx主观上没有诈骗的故意，客观上也退还了被害人的办事花费。被告人黄xx行为不符合刑法上诈骗罪的认定，不构成犯罪。
二、本案中关键证据录音证据的效力是有瑕疵的，法庭应当予以排除；
我国刑法规定公安机关侦查终结、人民检察院提起公诉、人民法院有罪判决
的案件，证据标准是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所做出的结论必须是唯一的，能排除其他可能。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在全国法院审判会议上，又进一步重申了这一原则，强调疑罪必须从无。根据最高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解释中有关证据问题的规定：第九十二条对视听资料应当着重审查以下内容：（一）是否附有提取过程的说明，来源是否合法；（二）是否为原件，有无复制及复制份数；是复制件的，是否附有无法调取原件的原因、复制件制作过程和原件存放地点的说明，制作人、原视听资料持有人是否签名或者盖章；（三）制作过程中是否存在威胁、引诱当事人等违反法律、有关规定的情形；（四）是否写明制作人、持有人的身份，制作的时间、地点、条件和方法；（五）内容和制作过程是否真实，有无剪辑、增加、删改等情形；（六）内容与案件事实有无关联。对视听资料有疑问的，应当进行鉴定。
具体到本案，律师注意到：1、此录音证据是由制作单位“韩家所”，制作人“陆xx”提供，内容只有一张名为“现场录音光盘”和被害人罗xx提供的“录音内容文字展现”，没有公安机关加以查证的提取过程说明，和证明来源合法的材料。录音证据的来源合法性有问题。2、此录音证据只有一张光盘，明显不是录音的原始载体，原始载体是什么？是否有原始载体？公安机关的证据材料里都没有查证说明。3、制作过程中是否存在威胁、引诱当事人等违反法律、有关规定的情形，公安机关更是没有任何查证。4、录音的内容和制作过程是否真实，有无剪辑、增加、删改等情形，公安机关也没有查明。
综上，该份录音证据，完全违反最高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解释中有关证据问题的规定，该证据除了被害人及其家人的陈述和证人唐xx的传来证据外也没有其他证据加以佐证，因此根据上述司法解释第九十四
条法庭应当将该证据予以排除。
三、全案证据材料中缺乏必要的书证、物证和知情人员的证言。这些证据是查清本案事实，指控被告人犯诈骗罪必不可少的证据；
本案中被害人罗xx是否筹集72.36万元，是否交付给被告人是本案关键性事实，被害人罗xx也在第二次笔录中说明(证据卷p34-35)“有一部分钱是自己的，也找我的亲戚朋友借了很多……”“是我到处借的钱。”(证据卷p36)“问：你当时交给黄xx的现金37万元是哪里来的？答：都是找朋友借的”
根据上述被害人陈述可以看出，被害人筹集72.36万元不可能是直接从家里拿的现金，不管当时其从银行取钱或找亲朋好友借钱，一定会有当时的银行流水或借款证明，或者借款人的情况说明、借款人的银行流水、借据等证据。被告人黄xx收到这72.36万元后是否存入银行或交付给其他人的证据，公安机关也没有查实。
本案中，缺乏上述关键性证据，仅靠受害人及其亲属的陈述和其他人的传来证据不能作为定案的依据。
综上所述，辩护人认为，起诉书认定被告人黄xx诈骗罪，事实不清，证据不足，被告人黄xx不构成诈骗罪，辩护人的辩护意见请法庭采纳。
辩护人：谢亮、杨义律师
二〇一六年三月十六日
诈骗罪的量刑标准
前言 诈骗罪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用虚构事实或者隐瞒真相的方法，骗取数额较大的公私财物的行为。诈骗罪的逻辑是：行为人实施欺骗行为——对方陷入或者继续维持认识错误——对方基于认识错误处分（或交付）财产——行为人取得或者使第三者取得财产——被害人遭受财产损失。 理清诈骗罪的构罪逻辑之后，不难发现，从理论上来说，辩护人如果能够论证被告人没有虚构事实或隐瞒真相，他人没有因此陷入错误认识并基于错误认识给付财物，被告人没有非法占有目的，便能够得出被告人不构成诈骗罪的结论。为此，笔者查阅了大量相关案例，总结了法院认定无罪的裁判要旨，以供需者参考。 一、行为人与“被害人”之间存在合法的中介服务关系，就算行为人在提供中介服务的过程中存在夸大宣传的行为，也不能直接将“被害人”支付的佣金当做“运作费”，进而认定行为人存在诈骗行为 在中介服务法律关系中，一方当事人在履行合同过程中或合同履行完毕后，由于认知偏差或信息不对称等原因，觉得自己受到了欺诈，就以行为人诈骗为由报案的情况并不少见。在“被害人”欲通过刑罚手段解决民事纠纷的情况下，辩护人需要认真审查以下内容： （1）双方是否有合同、合同内容是什么； （2）钱款支付方式，如果是分几次支付的，支付的时间间隔及每次支付的金额是多少； （3）双方当事人曾经有无类似交易、合作； （4）在案被告人、被害人及证人的言词证据； （5）如果有相关项目的，还要审查项目是否真实存在。 另外，在提供中介服务的过程中，行为人可能会存在夸大其人脉的情况，但一般情况下，这种夸大的介绍不构成刑法意义上的“虚构事实”。
（2018）琼刑终35号刑事判决中，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张泰发虚构其通过领导关系可以帮被害人拿到工程项目的事实，诈骗他人财物数额特别巨大，其行为已构成诈骗罪。 法院认为，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张泰发十起诈骗犯罪事实均未达到证据确实、充分，排除一切合理怀疑的定罪证明标准，不能形成完整的证据链，指控罪名不能成立。 本案中，“被害人”向张泰发汇款的时间及数额存在多处疑点。首先，唐某、王某2汇款给张泰发的时间高度一致。其次，李某先后11次汇款给张泰发。三人汇款给张泰发的时间跨度长，且李某汇款11次零整不等，更符合还债的方式。另外，张泰发曾为唐某、王某2揽到工程，且三人此次报案所称被骗的“工程项目”不具体，名称模糊。 二、表见代理或无权代理≠诈骗。对外，行为人无非法占有目的，不符合诈骗罪主观方面的构成要件；对内，行为人与被代理人之间的关系属于民事法律调整的范畴 无权代理，是指没有代理权或者超越代理权限范围而进行代理的行为。无权代理中，被代理人有追认权和拒绝权，相对人有催告权和撤销权。 表见代理，是指虽然行为人事实上无代理权，但相对人有理由认为行为人有代理权而与其进行法律行为，其行为的法律后果由被代理人承担的代理。 不管是表见代理还是无权代理，无权代理人对外虽存在一定程度的“虚构事实、隐瞒真相”的行为，但行为人的目的是与相对人发生民事法律关系，建立双方的权利义务关系，并无“非法占有”对方财物的目的，不符合诈骗罪的主观构成要件。至于无权代理人与被代理人的法律关系，属于民法调整的范畴，未侵犯刑法所保护的法益。 （2013）云新法刑初字第82号刑事判决中，被告人冯炯与冯中强系父子关系，在未有冯中强授权的情况下，被告人冯炯与何艳娟签订了土地租用合同书，将包括其及冯中强2.3亩水田在内的共3亩水田租赁出去。法院认为，即被告人冯炯不存在虚构事实或隐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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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文昌律师辩护词代理词精选 贺某贪污、挪用公款案辩护词 案情简介 贺某，42岁，汉族，大专文化，捕前系吉林省电力局财务处资产资金科副科长。1996年因涉嫌贪污、挪用公款被长春市人民检察院逮捕，1996年11月4日长春市人民检察院提起公诉，《起诉书》指控：贺自1993年2月22日至1995年11月21日在担任资产资金科副科长期间，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在本单位帐户、私设84号帐户中挪用公款18113735元；贪污公款617381元。 一、《起诉书》指控 (一)在本单位帐户中挪用公款 1．贺从本单位帐户借给省纺织工业产品经销公司15万元，张归还后，贺除归还私设帐户1万元外，其余14万元被贺以个人名义存人银行据为已有。 2．1993年4月，贺分两次从其经管劳保统筹户中借给华润公司经理杜某220万元，供杜个人进行营利活动，杜将借款归还到贺私设的84号帐户。 3．1994年3月，贺某个人投资做期货生意，通过省电力局财务部会计，在其经管的统筹户汇出50万，供贺进行营利活动。 4．1995年3月，贺将单位帐户中100万元借给三海公司总经理殷某。 (二)在私设“84”号帐户中挪用公款 1．贺某1993年4月与姜某协商合伙开办采石场，4月5日贺从私设84号帐户转到石材经销处311779元。 2．1993年4月贺某与李某商议共同投资合办宏港大酒店，贺分两次从84号帐户转给李70万元。 3．1993年8月20日，贺由84号帐户借给华润物资公司杜某100万元。 4．1993年5月7日，贺某分两次从84号帐户借给深圳蔡某150万元。 5．1993年初贺某与深圳蔡某商议，在长春购买经营摊位，1993年5月，贺分3笔从84号帐户转出341956元，以其妻名义购买面积为28．21平方米服务摊位，后因计划变更，房地产开发公司将款退回84号帐户。 6．1994年3月，贺某个人投资做期货生意，贺为谋求20％至40％“大户积累”，先后两次从84号帐户投入400万元，案发后部分款项及利息返回84帐户。 7．1994年9月，贺某从84号帐户中拨45万元，借给桦甸孙某做微菜生意，案发后被追回。
诈骗案辩护词
安某诈骗一案辩护词 尊敬的合议庭组成人员： 浙江宇策律师事务所接受安某家属委托并征得其本人同意，指派本律师担任安某涉嫌诈骗一案的一审辩护人，现结合庭审调查，发表如下辩护意见，采信与否，请说明理由： 一、安某等组长对组员的犯罪行为不应承担法律责任。 组长对组员的犯罪行为承担法律责任的唯一理由是组长和组员在对具体对象实施诈骗时构成共同犯罪，但并不成立。一方面，主观上没有证据证明组员在针对具体对象诈骗时有与组长共同联络，无并共同犯意。组长对组员的培训、指导、管理是不针对特定诈骗对象的。另一方面，客观上，除了起诉书中控制的有组长直接参与的犯罪外，并无证据证明组长参与了其他组员单独实施的诈骗。组长参与组员诈骗钱财的提成主要是老板为了激励组长对组员进行培训，教育，争取更多的收益，但不能因此当然的认为与组员间在针对特定对象诈骗时构成共同犯罪。 二、安某对唐某实施的诈骗行为不应承担法律责任。 虽然唐某在被公安抓获与安某同组，但安某在公安2012年5月11日笔录第3页最后一段已辩解唐某是2012年4月才与自己一组，之前唐某和刘某一组；这一辩解与安某、唐某在法庭上的当庭陈述一致，与其他知情同案犯（刘祥某等）陈述一致，应当采信。但唐某被追诉的犯罪行为均发生在2012年4月之前（起诉书第16节所指挥的犯罪时间应属笔误），因此安某对唐某实施的诈骗行为不应承担法律责任。 三、关于安某的量刑情节。
1．起初也是受害者。安某大学毕业后刚进公司时并不知道单位实施的是诈骗行为，听信领导所谓的公司上市计划才决定留下来，因此，从另一角度讲，本案包括安某在内的好几名被告都是通过正常的招聘被骗进去犯罪的，还包括在大学校园应聘被骗进来的，从另一角度讲，也是受害者；也折射出了当代大学生求职就业中的一些问题，征对这一社会现象在量刑时应予考虑。 2．有进取心。安某在明知自己所为属犯罪行为时，也有改过从良之意，并报考了公务员（提交准考证），因此是有进取心的。只因就业难，心存侥幸，没有离开。 3．安某认罪态度较好，系初犯，希望在量刑时也予以考虑。 四、关于本案的法律适用。 本案应适用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2011年出台的《关于办理诈骗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根据该规定，诈骗罪数额特别巨大的起始金额为50万元，根据浙江省的规定，诈骗罪数额巨大的起始金额为5万元，因此在不考虑其他量刑情节的情况下，诈骗金额在5万元至50万元的应判处三至十年有期徒刑，至少每相差6.4万元才相差一年有期徒刑。 综上，请求对安某在四年有期徒刑以下判处刑罚。 此致 XX人民法院 辩护人：刘海林 2012年10月23日
保险诈骗罪的辩护该如何进行
保险诈骗罪的辩护该如何进行 保险诈骗罪的辩护的进行需要自己结合具体的情况，涉及到艰难的调查取证工作，然后根据调查取证的结果，提出证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无罪、罪轻或者减轻、免除其刑事责任的材料和意见，维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合法权益，自己需要留意。 保险诈骗罪的辩护该如何进行 刑事辩护是一个艰苦的工作，往往涉及到艰难的调查取证工作，然后根据调查取证的结果，提出证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无罪、罪轻或者减轻、免除其刑事责任的材料和意见，维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合法权益。 要最大限度维护犯罪嫌疑人的合法权益，不仅仅需要娴熟的掌握我国对于该种犯罪的法律规定和最高法院的司法解释，知道刑事法律关于罪与非罪、此罪与彼罪的规定还需要缜密的思维能力，把握犯罪嫌疑人的实际案情，再把实际案情与国家法律的规定相互结合，尽量找出犯罪嫌疑人的行为与刑法规定之间存在的本质上的不同之处，以达到避免司法机关据此对犯罪嫌疑人定罪
的目的。如果犯罪嫌疑人确实已经无任何疑义地构成了某种犯罪，那么律师的职责就转化为尽量为犯罪嫌疑人找到减轻处罚的法律根据和事实理由。总之，刑事辩护律师的工作任务就是根据我国法律法规的规定，尽量为犯罪嫌疑人提供有效的辩护。 有时，有些刑事案件特别疑难，涉及到的法律关系特别复杂，我们北京刑事辩护律师团还聘请法学教授、研究院等专家，针对这类极其疑难的刑事案件进行法律专家论证，出具权威的《法律专家意见书》，为您的亲友提供无罪、罪轻或者减轻、免除刑事责任的有利辩护意见。 第一百九十八条有下列情形之一，进行保险诈骗活动，数额较大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一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罚金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二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罚金数额特别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并处二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罚金或者没收财产： (一)投保人故意虚构保险标的，骗取保险金的 (二)投保人、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对发生的保险事故编造虚假的原因或者夸大损失的程度，骗取保险金的 (三)投保人、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编造未曾发生的保险事故，骗律取保险金的
诈骗案辩护词
任晓敏诈骗案二审辩护词 唐红新北京盈科律师事务所审判长、审判员： 北京盈科律师事务所接受上诉人任晓敏的委托，指派唐红新律师作为任晓敏的二审辩护人。在在详细阅读一审案卷及公诉机关的案卷材料基础之上，辩护人认为原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认定任晓敏诈骗被害人杜菲的40万元有误。请求法院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或发回重审。具体辩护意见如下，请法庭予以参考： 一、原审法院认为任晓敏在电影拍摄合作失败后收取杜菲钱财与事实不符 原审法院认为，上诉人任晓敏在与李振岩签署《剧本转让协议》之后并未在合同约定期间内付款，该合同自动终止，并以此推论上诉人任晓敏在明知没有拍摄合作的情况下收取杜菲钱财，认为上诉人构成诈骗罪。 然而，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四条第二款规定在履行期限届满之前，当事人一方明确表示或者以自己的行为表明不履行主要债务，当事人可以解除合同：第九十六条规定，当事人一方依照本法第九十三条第二款、第九十四条的规定主张解除合同的，应当通知对方。合同自通知到达对方时解除。对方有异议的，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确认解除合同的效力。在本案中，虽然上诉人任晓敏在合同约定期内并未依照合同约定期限付款，其本身是违约行
为，应属于民事纠纷，并不当然的导致转让协议的解除。同时作为合同的相对方导演李振岩也一直并未通知本案上诉人任晓敏，要求解除合同。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四条、九十六条之规定该转让协议尚未解除。 筹备拍摄电影是一项长期的工作，杜菲直至8月27日才将说好的40万元汇款完毕，已经错过6、7、8月份草原上最佳的拍摄时间，原先的投资拍摄计划需要进行调整。然而不幸的是，在其后短短的不到10天的时间内，徐虹、杜菲遂将任晓敏以诈骗罪向警方报案，随即任晓敏被警方抓获归案，对电影剧本的投资自然难以为继。 需要注意到的情况是，在《剧本转让协议》尚未解除，依据该协议任晓敏享有电影剧本《小牛的草原》版权及所有权，对拍摄电影的投资依然可以继续的情况下，任晓敏收取杜菲钱财，显然不能成立诈骗罪。 二、任晓敏没有诈骗的故意 《小牛的草原》是真实存在的剧本，2010年5月23日至2010 年8月7日期间，任晓敏与该剧本的编剧魏术学、导演李振岩经过多次商谈、反复斟酌情节、修改剧本。并于2010年6月18日签订了《联合拍摄电影合同》，后又于2010年8月7日签订《版权转让合同》。以上种种迹象足以表明《小牛的草原》是真实存在的剧本，任晓敏为了筹备拍摄电影《小牛的草原》也做了大量的前期准备工作，可见其主观目的并不是为了骗取被害人钱财。 三、杜菲支付40万元是基于徐虹的要求
合同诈骗罪的构成
合同诈骗罪的构成 刑法第二百二十四条“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在签订、履行合同过程中,骗取对方当事人财物,数额较大的”为合同诈骗罪对此应当怎样理解呢? 首先、合同诈骗罪中的合同是什么样的合同?这是认清合同诈骗罪的关键问题。 根据刑法第二百二十四条规定“欺诈手段”主要指以下情形: (一)以虚构的单位或者冒用他人名义签订合同的; (二)以伪造、变造、作废的票据或者其他虚假的产权证明作担保的; (三)没有实际履行能力,以先履行小额合同或者部分履行合同的方法,诱骗对方当事人继续签订和履行合同的; (四)收受对方当事人给付的货物、货款、预付款或者担保财产后逃匿的; (五)以其他方法骗取对方当事人财物的。 从刑法意义上探讨,合同欺诈罪中作为手段的合同,应是从实质上进行考虑,要有经济内容,不一定采取严格的形式,任何合同诈骗罪的成立都需要借助于合同这种形式,但是并非任何利用合同的形式进行的诈骗都构成合同诈骗罪。由于合同诈骗罪侵犯的客体是合同当事人的财产所有权及市场经济秩序。 我个人认为,合同诈骗中的合同应是与经济活动有关。构成合同诈骗罪中的合同,必须满足三个条件: 第一, 合同对方是从事经营活动的市场主体 第二, 符合广义上经济合同的外形特征 第三, 具有一定的经济内容,或者与一定经济活动有关。 要正确地将合同诈骗罪与其他罪区别开来,还必须从内涵与外延两个方面进行分析。从内涵看,合同诈骗罪中的合同仅仅指经济合同,如债权合同、抵押合同、质押合同、土地使用转让等合同,一些不直接发生债权关系的但含有经济内容的如合伙合同、联营合同、承包合同等也包括在内;从外延看,合同诈骗罪中的合同外延不能太宽,一些婚姻、收养、监护等有关身份关系的协议合同不应包括在内,行政合同也不应包括在内。另外,假借合同形式进行诈骗但完全与经济活动无关的合同不应包括在内,如行为人虚构父亲生病目的是骗取他人钱财而向他人借钱所写的借款合同。 必须明确,合同诈骗罪中的合同并不一定需要书面形式,从合同法的意义
董某合同诈骗罪一审辩护词(辩护成功案例)
董某合同诈骗案一审辩护词（辩护成功案例） 饶为为，法学硕士，湖北利楚律师事务所副主任，诈骗犯罪辩护研究中心主任，长期从事诈骗类案件的辩护工作。 ——力求在诈骗犯罪案件辩护领域做到极致专业！ 董某在湖北沙洋监狱服刑期间被发现还有漏罪未处罚，即涉嫌诈骗他人20万元人民币，但发现该漏罪时，该案的同案犯张某已经以合同诈骗罪定罪处罚，被判决有期徒刑两年，缓期两年执行。但是董某的漏罪却以涉嫌诈骗罪在公安机关立案侦查，检察院又以诈骗罪批准逮捕并向人民法院移送审查起诉，检方量刑意见为四至六年有期徒刑。辩护人在法院审判阶段接受董某女儿的委托后，积极开展辩护工作，分析本案卷宗，最后以公诉人确定的罪名错误，并以合同诈骗罪进行辩护，最终法院采信辩护人的观点，将董某以合同诈骗罪定罪处罚，并在董某有漏罪可能从重处罚的情况下，判处董某有期徒刑两年零八个月，并与前罪剩余刑期合并执行。以下是本律师作为该案辩护人发表的辩护意见！ 一、辩护人对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董某的行为构成诈骗罪的罪名有异议，并认为被告人董某的行为更符合同诈骗罪教唆犯的犯罪特征。 首先，被告人董某指使张某用其所有的走私宝马车抵押借款的行为，即为教唆行为，而抵押借款本身就是一种合同行为，张某亦按照被告人的授意利用该走私车向被害人周某进行了抵押借款，即被教唆的人犯了教唆的罪。 其次，刑法规定合同诈骗罪的主体为自然人和单位，并未限定在签订、履行合同的一方，被告人董某作为自然人当然符合合同诈骗罪的主体要件。 再次，被告人董某的犯罪目的是通过张某与被害人周某签订借款合同而实现的。被害人周某所遭受的诈骗行为发生在其与张某签订、履行借款合同过程中；非法占有的财物即借款也是与借款合同有关的标的物；非法占有借款与合同的签订、履行存在直接的因果关系。 最后，被告人的犯罪行为与张某的犯罪行为侵害的实际为同一客体。 综上，被告人董某与张某属于共同犯罪，其犯罪行为应当与张某的犯罪行为同样构成合同诈骗罪，且其为该共同犯罪中的教唆犯。 二、被告人的犯罪数额应为17万元。 因被害人实际仅向张某卡内汇款17.4万元，且张某仅将其中17万元用于偿还公司借款，另4000元无证据证明用于支付公司房租。 三、被告人董某的教唆行为，在本案中仅起次要作用，应为共同犯罪的从犯，依法应当从轻、减轻或者免除处罚。 （一）被告人董某采取的教唆方式较为缓和，教唆内容简单 首先，从本案张某和汪某的笔录均可以证明，被告人董某在实施教唆行为时，均只有授意，并未对二人采取威逼、利诱、胁迫等极端方法。 其次，被告人仅授意张某利用其拥有的宝马走私车抵押借款，并未指使张某和汪某伪造与车主陈杰的车辆买卖合同。虽然张某的供述和汪某的证言均称是受被告人指使而伪造的车辆买卖合同，但是张某的供述和汪某的证言对该事实的陈述矛盾，并不能相互认证，具体分析如下： 张某的两次讯问笔录均记载：“因为用车抵押借款需要车辆买卖合同，董某说他和陈杰关于鄂DE0XXX的车辆买卖合同丢失了，找不到了，还联系不上陈杰，他就让我和汪某签的这份假合同。当时董某还拿出了一份陈杰的身份证复印件，他让汪某按着身份证的信息在这个合同上签字或书写的。”而在汪某的询问笔录记载：“董某打算亲自拿此车的买卖合同（书面显示是陈杰和董某签的）去借款，但当时好像他因为犯病了，就让我按照原合同打字并填写并
【无罪辩护】辩护词(贪污罪、诈骗罪)
被告人甲是重庆某地村委会主任，在帮助镇政府初步审核宅基地的过程中，须有宅基地地票交给土地整理公司，置换为建设用地。于是，甲将自家的小作坊占用地报成宅基地，后补办了宅基地相关证件，上报给镇政府。镇镇府初审后，由土地整理公司进行验收。在验收过程中，土地整理公司审查发现该地并非宅基地，但出于利益考虑(并且该小作坊占用地此时已经有了补办的证件)，仍然给予甲10万元，将不符合复垦条件的该土地纳入复垦以宅基地土地面积算。 检察院对甲提起诉讼，控告其犯贪污罪。 现须拟一份辩护词，作无罪辩护。 辩护词 Xx律师事务所接受甲的委托，指派我担任本案被告人甲的辩护人，为其辩护，并经其确认。接受委托后，辩护人经过会见被告人、查阅案卷、调查相关事实并通过实地走访，对本案有一个概括性的了解。辩护人发表以下辩护意见，诚望合议庭采信： 一、被告人甲的量刑情节 1.甲到案后，如实供述了将自家的小作坊占用地报成宅基地，上报给镇政府并交由土地整理公司验收的事实，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处理自首和立功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6条之规定，可以酌情予以从轻处罚。 2. 揭发案件中土地整理公司犯罪行为的事实，即土地整理公司因
利益考量将甲上报的小作坊纳入复垦宅基地土地面积。此为案件调查的重要线索。 二、关于本案的定性问题 （一）我们认为甲不构成贪污罪，理由如下: 1.甲不具备贪污罪主体资格 首先，《刑法》第三百八十二条是对贪污罪的规定。依据其前提“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国家工作人员身份是构成贪污罪的必要条件。此案中，甲的身份是村委会主任，因此，从这个角度来说，甲的行为不构成贪污罪。 其次，《刑法》第三百八十二条第二款规定：“受国家机关、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人民团体委托管理、经营国有财产的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侵吞、窃取、骗取或着以其他手段非法占有国有此物的，以贪污论。”本案中，甲帮助镇政府初步审核宅基地并将地票上报经土地管理公司审核，这些仅仅是自发的帮助行为，与镇政府之间并没有形成正式的委托管理、经营的关系。从这个角度看，甲也不是构成贪污罪的合格主体。 2.甲也不属于法律、司法解释规定的“其他依照法律从事公务的人员” 《刑法》第九十三条规定了国家工作人员的范畴：“本法所称国家工作人员，是指国家机关中从事公务的人员。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人民团体中从事公务的人员和国家机关、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委派到非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社会团体从事公务的
田文昌精彩辩护词
田精彩辩护词 案情简介 某，原省某市轻工装饰工程公司总经理，毛纺制品厂厂长。 起诉书指控某在1988年至1990年任职期间，利用职务之便贪污公款11笔，总数额51867元；受贿3笔，总数额20100元及金戒指2枚；并因流氓斗殴构成流氓罪。 一审判决认定，某贪污总数额为20770元；受贿总数额为6790元；同时构成流氓罪。以贪污罪判处有期徒刑8年，以受贿罪判处有期徒刑3年，以流氓罪判处有期徒刑2年。数罪并罚执行有期徒刑12年。 二审判决否定了受贿罪，减少了贪污罪的总数额，以贪污罪和流氓罪二罪并罪，合并执行有期徒刑7年零6个月。 一审辩护词 审判长： 合议庭： 我们接受被告委托，受第四律师事务所和市第六律师事务所指派，担任××
市人民检察院指控某犯有贪污、受贿和流氓等罪一案的辩护人，出庭为被告某辩护。通过查阅案卷，会见被告人和调查取证，特别是经过法庭调查和对本案部分证人证言进行当庭质证之后，认为本案在事实、证据和侦查程序方面均存在严重的问题和许多疑点。现提出具体辩护意见如下： 一、关于贪污罪 针对本案的具体情况，辩护人认为，首先，被告人被指控的问题，大部分属于在改革中出现的政策界线上的失误和违反财务制度的问题。由于承包、租赁企业的特殊性质，被告人管理经验不足，造成财务制度混乱。为了救活企业，他又采取了一些超出常规的变通做法，因而导致了一系列违反财政纪律的错误。但是，这些错误与故意侵吞公共财务的贪污行为具有完全不同的性质。必须划清这些错误与犯罪的界限。其次，起诉书中指控的问题，许多是在帐目没有结算或结清的情况下提出的。然而，众所周知，一般来说在没有结帐的情况下，是不能证明行为人具有贪污事实的。其三，被告人在公款开支上比较随便，甚至有挥霍之嫌。但是，这些行为也不能与贪污罪混为一谈。本案起诉中失误的要害之一，正是将上述错误与贪污罪的界限相混淆。 下面分析起诉书指控的具体事实： 1．关于从宋××手提取现金16507．24元占为已有的问题。
合同诈骗辩护词
关于xxx涉嫌合同诈骗一案 辩护词 审判长、人民陪审员： xxx律师事务所接受被告人近亲属的委托，指派本人担任被告人的辩护人。通过查阅案卷材料，会见被告人，并听取了被告人对有关问题的陈述，辩护人对本案有了一定了解。现根据本案事实和证据，及相关法律法规提出以下辩护意见：一、关于本案事实部分，根据我国现行法律的相关规定以及本案相关证据来看，辩护人对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涉嫌构成合同诈骗罪的定性及相关证据、事实没有异议。 二、关于本案量刑部分，被告人具有以下法定或酌定从轻处罚情节，请法庭在量刑时予以考虑： 1、被告人归案后，能如实供述自己的犯罪事实。根据我国《刑法》第67条第3款的规定，犯罪嫌疑人虽不具有前两款规定的自首情节，但是如实供述自己罪行的，可以从轻处罚。对此，公诉机关在起诉书和量刑建议书中也作了相应认定，因此，请求法庭能从轻处罚。 2、被告人系初犯、偶犯，之前没有任何前科劣迹，一贯表现良好，之所以走上犯罪道路，一是其法制观念淡薄，二是因为当时被告人也被人骗了不少的钱，为了弥补窟窿，才铤而走险采用合同诈骗的方式骗取他人的钱财。从某种意义上讲，他本人也是受害者。他对被他骗的受害人也深表歉意和愧疚，希望能得到他们的宽恕和谅解。 3、被告人到案后无论是在侦查阶段、审查起诉阶段还是在今天的庭审中，都能如实供述自己的犯罪事实，并接受人民法院的审判，说明其认罪态度较好，有明显的悔罪表现。所以，请法庭根据其认罪态度和悔罪表现给予从轻处理。 4、由于本案适用“被告人认罪案件”简化审理程序，被告人也当庭表示自愿认罪，愿意接受惩罚。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司法部、关于适用普通程序审理“被告人认罪案件”的若干意见(试行)》第九条的规定：“人民法院对自愿认罪的被告人，酌情予以从轻处罚。”。因此，请法庭在量刑时能酌定考虑。 综上所述，虽然被告人的行为已构成合同诈骗罪，但是鉴于其具有诸多法定和酌定从轻处罚的情节，请法庭从挽救与教育的原则出发，对其从轻处罚，给其一个改过自新、重新做人的机会。以上辩护意见，请法庭采纳。 辩护人：xxx律师事务所 xx 律师 2012年9月27日
2018版诈骗罪辩护词
2018版诈骗罪辩护词 辩护词尊敬的审判长： XX周立太（开州）律师事务所接受本案被告人唐冬的委托，指派本律师作为本案涉嫌诈骗罪被告人唐冬的辩护人，现依法履行辩护职责，并就本案客观事实提出如下辩护意见供公诉机关参考： 一、关于本案的定罪及犯罪事实的认定问题 （一）首先，本辩护人对公诉机关关于被告人唐冬的行为触犯《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六十六条，构成诈骗罪的指控，没有异议。 （二）公诉机关对本案犯罪事实的认定存在部分事实认定不清、证据不足。具体理由如下： 被告人唐冬只骗取了一个人（小孩）的移民补偿款。领取另一个人（配偶）的移民补偿款事出有因，不应列入嫌疑犯罪金额。 在移民拆迁登记过程中，被告人唐冬想到马上就要结婚生子了，于是就把未婚妻廖芩的名字和所怀孩子取名为唐聪的名字先登记了上去。廖芩自称达到了结婚法定年龄的，去民政局办理结婚登记时才知道廖芩没有达到法定年龄，结果就没办理到结婚证。后来因为怀的孩子流产和其它一些原因，被告人唐冬与廖芩分了手。移民拆迁登记时又已经登记上报了廖芩和小孩唐聪的名字。这个情况，移民登记机关的工作人员是知情的。于2018年6月左右比较快速的办理了移民拆迁补偿的手续。再之后经人介绍被告人唐冬与李玉婷认识恋爱并于2018年7月1日办理了结婚登记。被告人唐冬多次到移民局请求把原来移民拆迁登记的廖芩的名字更改为李玉婷。但是移民局的工作人员说：“廖芩的名字已
经登记上报了，不好更改，反正你只报了一个配偶的名额。”后来一直以廖芩的名字领取到的配偶这个名额的移民拆迁安置补偿款。 根据以上事实，被告人唐冬只骗取了一个人（小孩）的移民补偿款，犯罪金额为39763.32元。 综上，本辨护人认为，公诉机关对本案犯罪事实的认定存在部分事实认定不清、证据不足。建议人民法院能够根据本案客观事实，结合相关法律，对本案部分事实予以重新认定。 二、关于本案的量刑情节 就本案而言，本辩护人认为被告人唐冬在整个犯罪活动中，具有明显的酌情从轻、减轻情节。具体事实与理由如下： 1、被告人唐冬主动到公安机关投案，有自首情节。 2、被告人唐冬过去一贯表现良好。 3、被告人唐冬是初犯、偶犯，获利也不多。其主观恶意不大，只是因一时贪念以及对法律的无知，参与了诈骗。 4、被告人唐冬在归案后，能如实交代自己的犯罪事实，认罪态度较好，并且已经在审查起诉阶段之前积极退还了赃款。在审查起诉阶段，能认罪认罚，有悔罪表现，依法可以从轻或减轻处罚。 5、被告人唐冬的犯罪行为已即将超过追诉时效。按照我国“历史从宽、现行从严”的刑事政策，请求人民法院从宽处理。 以上辩护意见，请求人民法院予以充分考虑。 辨护人：刘朝阳
集资诈骗罪案件不予批准逮捕得以释放的八种情形
集资诈骗罪案件不予批准逮捕得以释放的八种情形 曾杰：广强律师事务所·金牙大状刑事律师团队(金牙大状律师网)金融犯罪辩护 与研究中心秘书长 审查逮捕属于刑事诉讼中的一个环节(多见于侦查阶段，也存在审查起诉阶段、法院审判阶段相关办案机关决定是否逮捕的情形)，但由于其涉及当事人的人身自由、刑事诉讼中的国家赔偿等因素，对于每一起刑事案件的辩护工作至关重要。 本文研究集资诈骗罪不予批准逮捕的情形，目的在于从检察院作出不予批准逮捕决定的情形里总结规律，特别是从无罪辩护的角度，重点剖析检察院认为无罪而不予批准逮捕的情形，为我们办理集资诈骗罪及相关案件，如何阻击批捕，以及如何为后续阶段进行有效辩护提供参考。 是否批准逮捕，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当事人的命运 执行逮捕后，若涉案人员最后被认定为无罪(此处暂不讨论无罪类型)，逮捕行为即属于错捕，办案机关需承担国家赔偿责任。故相较于其他几种强制措施，逮捕既严厉又相对慎重。 在司法实践中，涉案行为人一旦被批捕，其之后极有可能被起诉，而考虑到我国极低的无罪判决率，即使案件证据和事实的问题显而易见，当事人也极有可能被定罪，极难获得彻底无罪之结果。反之，如果检察院没有批准逮捕，那在审查起诉阶段公诉人作出不起诉决定就相对容易很多，即在进入审判阶段前就将案件无罪化处理，实现了实质的有效辩护。 因此，可以说，在实务中，辩护人能否促使检察院充分、全面认识到行为人的无罪事由，进而不予批准逮捕，决定了刑事案件当事人的命运。
集资诈骗罪不予批准逮捕的研究可分为两个模块，一是对一般的刑事案件，不予批准逮捕的共性探讨;二是从集资诈骗罪个罪特征，研究其可能存在的不予批准逮捕的个性情形。 若检察院认为不需要逮捕，应当立即释放犯罪嫌疑人;对于需要继续侦查的，可选择变更强制措施，按照具体案件情况，可变更为取保候审、监视居住两种。一旦执行逮捕，若无不应当追究刑事责任以及上述两种可变更强制措施的情形，犯罪嫌疑人一直会被羁押至一审判决生效为止。 此外，抛开个罪而言，监察体制改革与传统的刑事诉讼程序之间的联动，亦是值得我们关注的问题。对于贪污贿赂犯罪、渎职犯罪，监察委采取留置措施后，如何与检察院之间进行衔接，留置措施如何与逮捕之间衔接?笔者认为，对于该类案件，保留人民检察院审查批捕的职能是必要的，一方面能够降低监察体制改革对传统的刑事诉讼程序及其制度的冲击;另一方面，对于权力之间的相互制衡，以及司法公正亦是有益的。 那么实务中，在什么样的情况下，检察院会做出不予批准逮捕的决定呢?对于本文所研究的集资诈骗罪，又存在哪些特殊的不予批准逮捕的相关情形呢? 根据相关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结合我们办理集资诈骗罪案件的实务经验，我们对于办案机关批准逮捕或不予批准逮捕的情形进行总结，则存在以下情形：第一种是检察院认为涉案人员不构成犯罪，而不予批准逮捕。至于无罪的理由，既可能是行为人客观上未实施犯罪行为、行为人主观上不具有犯罪故意，也可能事实不清、证据不足，未达到逮捕的证据条件。 第二种是检察院认为有罪而不捕的情形。其中包括作出不予批准逮捕决定，但变更强制措施为取保候审、监视居住，关于有罪不捕尤其需要注意的是“不捕直诉”的情形。 本文拟从以下方面进行探讨： 一、检察院认为无罪而不予批准逮捕的情形
电信诈骗 诈骗罪 辩护词
王某某涉嫌诈骗罪一案 辩护词 尊敬的审判长、审判员： 福建XX律师事务所依法接受王某某的委托，指派本律师担任被告人王某某涉嫌诈骗罪一案的辩护人。现辩护人就本案事实，结合庭审的情况，发表如下辩护意见： 一、关于本案的定罪及犯罪事实的认定 首先，辩护人对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王某某的行为构成诈骗罪的罪名没有异议；但在犯罪事实方面，辩护人认为公诉机关指控的其中5起诈骗犯罪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依法应当扣除相应的数额，以221850元认定本案的犯罪数额。具体理由如下： （一）被害人包XX、张XX、黄XX被诈骗案与本案被告人无关。 1、本案，现有证据仅能证明上述被害人遭遇类似的诈骗手法从而将款项汇入李XX、樊XX的银行账户，但无法证明该三起诈骗发生时上述户名为李XX和樊XX的银行卡系由本案被告人持有、钱款由本案被告人提取；另，侦查机关亦未从被告人处扣押到与上述三名被害人所接的诈骗电话号码相关的电话卡，同样没有证据证明三名被害人接到的诈骗电话系由本案被告人拨打的。 2、本案三名被告人均未供述对包XX、张XX、黄XX实施了诈骗行为。根据《刑事诉讼法》第五十三条：“没有被告人供述，证据确实、充分的，可以认定被告人有罪和处以刑罚。证据确实、充分，应当符合以下条件：(一)定罪量刑的事实都有证据证明;(二)据以定案的证据均经法定程序查证属实;(三)综合全案证据，对所认定事实已排除合理怀疑”的规定，首先，公诉机关在没有其他证据与三名被害
人的陈述形成证据链，从而证明上述三起诈骗行为系由被告人王某某实施，仅以本案被告人使用过李XX的银行卡诈骗了被害人陈余，以及被告人使用过樊XX的银行卡，就推定包XX、张XX转款至李XX的银行账户、黄XX转款至樊XX的银行账户也是由本案被告人诈骗行为所致，明显具有主观臆断性。其次，公诉机关指控三名被告人共同实施了上述三起诈骗犯罪，即共同犯罪。但在上述三起共同犯罪中，三名被告人各自的分工、具体的行为以及分赃的情况等影响量刑的情节均未查明。因此，无法达到上述法律规定中第（一）项“定罪量刑的事实都有证据证明”的要求。最后，本案尚且不能排除上述三起诈骗行为仅由被告人朱光照与戚双喜二人共同实施、或二人当中的一人单独实施、又或是其中一人与案外人员共同实施的合理怀疑。加上案涉诈骗手法在当地是人尽皆知并被广泛使用以及用以诈骗使用的银行卡具有极快的流转性。所以，本案同样无法排除上述三起犯罪行为均由他人利用同样的手法使用李XX和樊XX的银行卡实施的可能性。 因此，公诉机关指控的上述三起诈骗犯罪的证据不符合确实、充分的条件，依法不能认定。 （二）颜XX被诈骗案亦与本案被告人无关。首先，公诉机关指控的该起犯罪同样没有供述，且存在证据不符合确实、充分的条件的问题。此外，本案用以证明该起被诈骗款项支付的证据仅为被害人颜XX提供的支付宝手机截图，该截图作为证据本身并不具备合法性与真实性，依法不得作为定案的根据。同时，侦查机关亦未调取户名为张煊龙的银行卡交易明细清单，导致本案无法查明颜XX是否实际向张煊龙的银行账户转账15000元。因此，现有证据尚无法证明该起诈骗犯罪事实的发生。
辩护词(贪污受贿罪)
辩护词 [提要]：犯罪构成要素，是一个行为被认定为犯罪所必需具备的基本特征，且缺一不可。关于滥用职权罪，本案无充分证据证明被告人XXX有“滥用”之主观故意，亦未充分证明有滥用职权之客观行为，犯罪构成要件四缺二，何以定罪？关于贪污罪(5件)和受贿罪（4件），存在部分事实认定不清，证据不足的情况，对于该部分也应当依法不予认定。 尊敬的审判长、人民陪审员： XXXXXX律师事务所接受被告人XXXX及其家属的委托，指派XXX、XXX律师担任其一审辩护人，参与本案的诉讼，依法履行辩护职责。依据案件的事实和证据，结合相关法律规定，发表辩护意见如下： 一、关于滥用职权罪，本案事实不清，证据不足 （一）未能充分证明XX主观上滥用职权之故意 滥用职权罪主观上重点要突出的是“滥用”二字，是明知不可为而为之，但本案事实并非如此。XX2014年9月14日亲笔供词及其多次供述均证实，在X县政府组织XX局、XX局、XXX局、XX委等部门召开的会议上，就配套资金不足的问题，XXX书记已经明确指出，钱是没有的，“XXXXX”。具体到XX站XXXXX的翻新改造方案而言，并不是XXX、XX私自决定，而是在领导指示做“技术操作”的前提下，向XX局汇报后由两位局领导在开会时做出的决定。XXX200XX年10月30日、200X年元月1日两份工作笔记及揭先阶的供述都以不同的形式对这一事实进行了印证。并且去XX电机厂也
是由XX局领导带队前往考察。可见，公诉机关指控称XX、XXX阶“不经批准，擅自同意”翻新改造方案是不符合客观事实的。 庭审中我们得知，更新改造项目的资金由三部分组成，其中县一级配套资金XX%，对应金额为XX余万元。正是因为这部分资金的缺口，才导致“进行技术操作”（县政府组织会议上XX讲话）。正所谓“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一套全新电机市价XX余万元，招投标文件中给出的底价却只有XX万元，试问，以近乎一半的价格如何能买到全新的电机？X县政府、XX局做出这样的决定尚且可以被原谅、不被追究，奈何给忠于履职的基层公职人员扣上这么大的一顶“黑锅”？ 要判断行为人主观上是否有故意，不能仅凭主观臆断，还要结合其认知能力。XX不过是一名XX站的站长，上有建管办、县XXX 局、县政府三级领导。“官大一级压死人”。就XX的职务地位和认知能力而言，水利局和县政府的会议决定是足够权威的。在领导明确表态后，XX始终认为自己是在正确履行职务，从不曾想过要私自变更设计方案，况且这样做与已无任何利益。 另外，旧设备折价款XXX万元打到水利局账户、旧电机按照县政府协调会议的决定交给XXX、X厂监工XXX向XXX局局长汇报监督情况等一系列客观事实已经足以证明，在翻新改造方案的实施过程中都掺杂着上级领导和部门的参与、默许，XX的整个行为都是正常的履职行为，丝毫体现不出主观上滥用职权的故意。 （二）滥用职权行为何在，公诉机关未充分举证 1、对于被告人XX有怎样的滥用职权具体行为，公诉机关未尽到充分举证的义务。
诈骗罪成功辩护为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辩护词
辩护词 尊敬的审判长、合议庭： 四川迈德律师事务所受本案被告人李某某近亲属的委托，指派曾永红、李松琴律师担任李某某涉嫌诈骗罪一案的辩护人。经过刑事诉讼程序，辩护人对本案的案情已经有了清晰的认识，现依法发表如下辩护意见： 一、辩护人认为，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李某某构成诈骗罪的指控不能成立，应以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对被告人李某某定罪量刑。 1、本案被告人李某某无论是否明知其实施转账分流的资金来源于诈骗所得，均不成立诈骗罪。其一，李某某等人对于有关资金可能属于犯罪所得，是属于违法性认识。是构成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的基本前提，如果不明知有关资金属于犯罪所得那是没有违法性认识是不成立犯罪的。其二，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办理电信网络诈骗等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第三条第五款明确规定“明知是电信网络诈骗犯罪所得及其产生的收益，以下列方式之一予以转账、套现、取现的，依照刑法第三百一十二条第一款的规定，以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罪追究刑事责任。但有证据证明确实不知道的除外：……3，多次使用或者使用多个非本人身份证明开设的信用卡、资金支付结算账户或者多次采用遮蔽摄像头、伪装等异常手段，帮助他人转账、套现、取现的4，为他人提供非本人身份证明开设的信用卡、资金结算账户后，又帮助他人转账套现、取现的……。实施上述行为，事前通谋的，以共同犯罪论处”。此条规定已经明确在事前无通谋的情况下，明知是构成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的主观条件。帮助他人转账、套现、取现是客观行为要件。因此，公诉机关关于被告人明知是诈骗所得而予以协助转账、取现的属于诈
骗罪的共犯是存在逻辑错误的。明知不是犯罪行为，通谋才是。没有任何证据证明本案各被告人与犯罪团伙存在通谋行为。 2、无论王某某是否与诈骗团伙是否存在事先通谋，对于李某某均只能认定为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理由如下：其一、王某某实际存在两个行为一是组织谢某、李某某等进行转账，取现等洗钱活动，二是向诈骗团伙发送银行卡。因此，李某某等人与王某某的犯罪故意存在重合，但不完全相同。也许诈骗团伙归案以后能够查证王某某与其有通谋行为，甚至追究王某某的诈骗罪刑事责任。但并不影响本案各被告在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的范围内成立共犯。其二、目前与王某某联系接单的上家身份不明，虽然从现有证据可以证明被害人损失的资金部分流入各被告管理的银行卡，但仍然不能确定与王某某联系人员属于诈骗团伙成员以及存在共谋的客观事实。 3、李某某等人所实施的行为属于诈骗等上游犯罪既遂以后独立实施的下游犯罪。即便没有李某某等人的参与，也不会显著提升诈骗的成功率。电信诈骗成功率的高低取决于诈骗团伙对于被害人的识别、诈骗媒介的利用、诈骗情景的设计等因素。而不再于资金被骗后的多手转移、隐瞒。因此，即便没有本案被告人的参与，电信诈骗的危害和风险依然没有消除。因此，各被告人的行为仅仅是增加了公安机关查缉诈骗的难度，而非导致被害人遭受财产损失。本案各被告的行为，与电信诈骗行为从社会危害性来讲明显不具有相当性。 二、对李某某的量刑应当考虑以下几个方面情节 1、在本案中，李某某应认定为从犯。、 （1）关于李某某入股10万元不应明显影响他在本案中的从犯地位的认定：其一、该款确系由王某某借用，且因其无法偿还后由其提出让李某某作为股东，但实际上10万元已经用尽，只是王某某的还
赵某因“套路贷”涉嫌诈骗罪无罪辩护词
无罪辩护词 尊敬的审判长： 上海筑业律师事务所接受被告人赵某某的委托，并指派黄东律师作为被告人赵某某的辩护人，律师接受委托后查阅了相关案卷。辩护人对公诉机关的犯罪定性有异议。现辩护人根据公诉人的指控以及法律，针对被告人的定罪量刑提出辩护意见如下： 根据被告人的供述、法庭的调查，查清事实签订合同之前已经明确告知实际可以取得款项、返款数额和时间，明确显示双方对于取得款项、返款数额和时间借款达成一致，没有虚构事实隐瞒真相的行为。所以起诉书中错误的认为，几名被告人假借民间借贷之名，诱使当事人签订合同属于诈骗行为，同时指控中的证据也没有显示借款人产生认识错误，并且有罪证据仅仅是有利害关系的借款人的陈述。 最高人民法院法官对司法解释的解读可以佐证上述观点此后，2019年6月20日，《人民法院报》刊登了《<办理“套路贷”刑事案件若干问题的意见>的理解与使用》，最高人民法院法官指出：民间借贷的目的是为了获取利息收益，借贷双方都对实际借得的本金和将产生的利息有清醒认识，出借人通常希望借款人能按时还本付息。在民间借贷中，虽然常会出现出借人从借款本金中预扣利息、收“砍头费”的现象，但在这种情况下，预扣的利息、收取的费用是基于借贷双方的约定，借款人对于扣除利息、收取费用的金额也心知肚明，出借人后续亦不会实施故意制造违约、恶意垒高借款等行为。因此，区分“套路贷”和民间借贷，要根据案件事实和证据综合评判，不能只
关注某个因素、某个情节。 同时，2019年10月10日，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张明楷《不能以“套路贷”概念取代犯罪构成》中提及的例子与本案十分相似，例如，甲、乙等人成立小额贷款公司。A两次向公司分别贷款人民币7000元、8000元，但签订借款金额分别为14000元、16000元的虚高借款合同。公司以砍头息、保证金、管理费等名义向A事前分别收取1865元（A实际得款5135元）、2280元费用（A实际得款5720元）。甲事前明确告知A，如果未违约按期偿还，虚高的金额无需支付；但若违约，虚高的金额将作为违约金、催收费要求A支付。后A未按期还款，甲、乙等人通过打电话、发短信催讨，催讨未果后，持虚高的借条上门索债。在一般人观念中，甲、乙等人的行为属于“套路贷”，应当以诈骗罪追究其刑事责任。但是，甲、乙等人根本没有实施任何欺骗行为，A 对所有事实与后果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完全没有受欺骗。既然如此，就不能认为甲、乙等人的行为构成诈骗罪。即使这种情形并不属于正常的民间借贷，也不能认定为诈骗罪。另一方面，甲、乙等人通过上述方法索债的行为，也不可能构成敲诈勒索罪与其他犯罪。 。 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检察院检察二部金懿在2019年第2期《犯罪研究》中发表《“套路贷”案件不宜定性为诈骗罪》阐述了在司法实践中，以诈骗罪规制“套路贷”案件，有相当一部分案件存在构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