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读近代中华民族意识的觉醒

解读近代中华民族意识的觉醒

——新陈代谢之近代中国社会众所周知，所谓近代史，就是指自1840年鸦片战争起至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这个历史时期。而这个时期又以“五四”运动（1919）为界可划分为两个段落:前八十年和后三十年。这一百多年中，特别是前八十年，在中西剧烈碰撞、全面冲突的时代背景下 ,中国社会不断进行着新陈代谢，国人通过对西方国家实力的认识、认可 ,不断对民族意识进行了新的体认和改变 ,使近代民族意识走上了理性化发展的道路 ,指示了民族意识向理性化、现代化迈进的方向。

笔者认为，民族意识是历史与时代高度统一的产物,它始终离不开也不能离开历史和时代的大舞台。从来在西方眼中就是朦胧一团的中国，使得西方人对中国充满着模糊的想象。然而，历史终究不会留下这个悬念，水中望月，雾里看花也只能是过去的过去。

19世纪中叶,鸦片战争犹如晴空霹雳一般惊醒了沉睡中的封建统治者，帝国主义列强的铁蹄毫不留情的踏碎了清王朝统治者以“天朝上国”自居的迷梦，“天朝物产丰盈，无不所有，愿不籍外夷货物以通有无”（《大清高宗纯皇帝圣训》，卷276，页13）的闭关也终究挺不住炮口下的震撼。战争失败了，强烈的刺激感终于使得中国官吏和知识分子中的少数爱国、开明的有识之士开始有了朦胧的民族觉醒意识，由此，先进的中国人开始睁眼看世界了。

要说中华民族意识的觉醒，首先绝对不得不提这个人——林则

徐，曾经身为抗英主帅的他，深刻体会到中西之间武力的差距，对这种压力的目睹身受，使他终不能去怀。他给朋友写过一封信，对中西武器作了这样的对比：“彼之大炮，远及十里内外，若我炮不能及，彼炮先已及我，是器不良也。彼之放炮，若内地之放排枪，连声不断，我放一炮后，须转展移时，再放一炮，是技不熟也。”而“内地将牟兵丁，虽不乏久列戎行之人，而皆勓面接仗，似此相距十里八里，彼此不见面而接仗者，未之前闻，故所谋往往相左”。（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鸦片战争》，第568-569页）。这显现了中国与西方之间的巨大落差。处在漩涡中心的林则徐便在时代波潮的鼓荡下成为“开眼看世界的第一人”。他所主持编译的《四洲志》、《华事夷言》、《在中国做鸦片贸易罪过论》，不仅是一种历史资料，而且记录了中国民族最初借助文字了解到的西方形象和情态。他是从闭塞风气中走出来的人，但是，战争的权威性，在于它把矛盾至于生死存亡之中，并用暴力戳破了一个窟窿，迫使人们去认识自己的对手。在中世纪与近代之交，林则徐观念大变，既表现了御悔的民族勇气，又表现了接纳新知识的开明。“惟林总督行事全与相反，署中养有善译之人，又指点洋商通事引水二三十位，官府四处探听，按日呈递。”（魏源《海国图志》，卷81，页6）尽管林则徐的新知中仍然参合着种种旧见，但民族意识的觉醒也由此可见。同时期，魏源“师夷长技以制夷”的著名命题以及一整套兵械火器、养兵练兵之法的议论，作为一种时代思想，它又启迪了20年以后的洋务运动，创深痛巨唤起了民族改革旧物的最初意识。

然而鸦片战争以后，毕竟还只是少数人有民族觉醒意识。鸦片战争不仅是英国对中国的胜利，而且是先进的西方对中国古老东方的最后胜利。从此，中国同周围国家的传统关系日渐改变。而日本社会则由中国的遭遇中由震惊而自强，自己起来改变了自己的命运。中日甲午战争的爆发，当中华民族面临生死存亡的关头时，中国人民的民族意识开始普遍觉醒。

正如“深重的灾难同时又是一种精神上的强击”这句话一样，中日甲午战争促成了鸦片战争以来中国民族认识的突变。梁启超指出:“吾国四千年大梦之唤醒，实自甲午割台湾偿二百兆以后始也。”中日战争后，接踵而来的瓜分狂潮，更使中华民族的各阶级、各阶层普遍产生了亡国灭种的危机感。这种民族意识的空前壮大，无形中也导致了戊戌维新运动的兴起。

以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严复等为主要代表人物的资产阶级维新派发起的戊戌维新运动，虽然昙花一现，只经历短短的103天，但其历史意义却不能同日而语。笔者认为，首先它是一场爱国运动，它是中华民族意识觉醒的重要表现。其次，它又是一场思想启蒙运动，运动过程中涌现出的一大批人民英雄都给了那些民族意识未曾觉醒的人们以莫大的启示。再者，知识分子是人民的大脑，揭示民族的使命是他们的使命。“县呈举人康祖诒等，为安危大计，乞下明诏，行大赏罚，迁都练兵，变通新法，以塞和款而拒外夷，保疆土而延国命，”（《公车上书记》，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上海石印书局石印本），“昔日本当安政间，受米舰之挫辱，而国民蜂起，遂成维新。”（《戊戌政

变记》，中华书局1954年版，第133页）他们用自己的青春和生命反映出的时代意义是前人们所不可比拟的。以死相拼、勇往无前的“戊戌六君子”将他们的民族意识深深的烙在他们的心中。临刑前，谭嗣同引颈高呼：“有心杀贼，无力回天，死得其所，快哉！快哉！”，他这句豪迈壮语，至今人任牵动着不少人的心扉。作为一场政治运动，戊戌政变失败了，但作为一场思想文化运动，新学家们带来的解放作用远不是西太后发动的政变所能剿洗干净的。民族意识的觉醒在这场运动中继续的壮大蔓延着。

笔者总是认同这样一个事实，民族意识觉醒的深入必将导致文化革命运动的爆发，套用一句现成的话，可以叫做由自在到自为。所以说，辛亥革命的爆发当然也应归于此。1911年，黄花岗之役、保路运动、武昌起义浪翻波连，汇成辛亥风云。历史在革命、改良、民变和清廷的自我挽救之间终于做出了自己的选择。革命派以一往直前之气推翻了清王朝，终于革了数千年帝政之命。“皇帝倒了，辫子剪了”，它否定了整个皇权体制，既是政治制度和社会思想的一大跃进，也在新旧交替的历史进程里留下了自己不可磨灭的影响，同时更是将民族意识的觉醒推向了更高的层次。

此后，虽然经历了袁世凯盗取革命胜利的果实和孙中山二次革命的失败，但中华民族觉醒的意识已经深入民心。五四运动的爆发更是将此推向高潮。由此以后，社会主义力量也慢慢的踏上了政治舞台，中国共产党，这支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的政党，将肩负的民族革命和民主革命双重任务最终顺利的完成。笔者在此，不想对此做更

多的描述和解释，因为这时中华民族意识早已经完全觉醒，他们在继续着他们的胜利。正如毛泽东在1947年人民解放军又战略防御进入战略进攻之后，所说:“这是个历史的转折点，是一百多年来帝国主义在中国统治由发展到消灭的转折点。这是个伟大的事变。”（《在华五十年——司徒雷登回忆录》，北京出版社1928年版，第259-260页）在这个过程中存在着许多的偶然，但偶然的背后则是新陈代谢不可抗拒的必然性。经历了110年的屈辱和多难之后，中华民族终于在世界民族之林中站起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