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音乐对流行音乐的影响

中国传统音乐对流行音乐的影响中国传统音乐是指中国人运用本民族固有方法、采取本民族固有形式创造的，具有本民族固有形态特征的音乐。不仅包括在历史上产生，流传至今的古代作品，还包括当代作品。可见，传统音乐包括“国乐”但不包括“新音乐”，但它们都是“中国音乐”。

传统音乐是我国民族音乐中一个极为重要的组成部分，传统音乐与新音乐的区别并不在于创作时间的先后，而是在于其表现形式及风格特征。如二胡独奏曲《二泉映月》、《渔舟唱晚》虽是近代音乐作品，但其表演形式属中华民族所固有，所以也是传统音乐。相反，学堂乐歌、钢琴独奏曲《牧童短笛》等因其音乐形态特征借鉴了西方音乐，故不是传统音乐。

传统音乐的划分最早见于中国音乐研究所编写的《民族音乐概论》，分为五大类：歌曲、歌舞音乐、说唱音乐、戏曲和器乐，但大多院校在教学中把歌舞音乐并入民歌，于是就变成四大类：民歌、民族器乐、曲艺（即“说唱”）音乐、戏曲音乐。

传统音乐中所包含的音乐种类与范围

1、器乐音乐

中国的器乐音乐可以划分成两个类别：独奏和合奏。独奏音乐中再次划分成弓弦、弹拨、吹管、打击等类别。同样，合奏类音乐也可进一步划分成弦索乐、丝竹乐、吹管乐、鼓吹乐和吹打乐。这五种合奏乐构成了中国传统音乐中的精髓。

2、戏曲音乐

中国有三百多种地方戏曲剧种。这些剧种根据音乐的不同可划分成四个类别：皮黄腔、梆子腔、昆腔、高腔。京剧属于皮黄腔。

3、说唱音乐

中国被认为是一个说唱音乐很丰富的国家。说唱就是指曲艺中所含的音乐成分。这类音乐的主要特点是在演唱中往往要叙述故事情节。根据初步的调查，全国有三百多种地方说唱曲种，它们可以划分成八个类别：鼓词、琴书、弹词、渔鼓、牌子曲、走唱、杂曲、板咏。

4、民歌

民歌是各类民间音乐的基础。在中国，由于幅员辽阔，人口众多，各地存有丰富多彩的民歌。一般来说，中国民歌可以划分成三大类别：山歌、小调、劳动歌曲。

5、民间舞蹈音乐

中国的民间舞蹈也是种类繁多，风格各异。其中最流行的有秧歌、腰鼓、跑旱船、花灯、采茶等等。

而流行音乐是属于一种有着广泛听众极具吸引力音乐，相较于艺术音乐站和传统音乐。流行音乐是一个不分年龄人人共享音乐以“雅俗共赏”通称。是根据英语popular music翻译过来的。按通常的说法，所谓流行音乐，是指那些结构短小、内容通俗、形式活泼、情感真挚，并被广大群众所喜爱，广泛传唱或欣赏，流行一时的甚至流传后世的器乐曲和歌曲。这些乐曲和歌曲，植根于大众生活的丰厚土壤之中。因此，又有“大众音乐”之称。但是, 这样的界定有可能使那些本不属于流行音乐的音乐如《国际歌》、《义勇军进行曲》、《马赛曲》、《洪湖水浪打浪》、《歌唱祖国》、《东方红》《南泥湾》等，仅仅因为它们也在群众中广泛流传而都可被划归为流行音乐。另一方面，又把那些分明是流行音乐的音乐，由于它们流传不开这在流行音乐中也为数不少而排除在流行音乐之外。显然，流行音乐不一定都流行，流行的音乐也不只是流行音乐。

准确的概念应为商品音乐，即以赢利为主要目的创作的音乐。它是商业性的音乐消遣娱乐以及与此相关的一切…工业?现象。

流行音乐与其它大众媒介的差异主要是流行音乐有6种特性：

1．流行音乐的新奇性

即流行音乐的流行性或时尚性。新奇是一切流行事物的显著特征，好奇心是人类心理的一个特征。而流行音乐作为一种主要以满足消费为目的的商业化的娱乐音乐，它必然是“建立在契合了某种具有代表性的社会心理因而能为大众所普遍接受的基础之上的。”流行音乐是建立在这个基础之上的，因而必然会“致使这种唱、奏、听某一曲目或运用某一风格的行为方式及其对象在一定的社会范围内扩展蔓延，并形成不同程度的社会风靡与社会群体性狂热。”流行性和时尚性是流行音乐的基础。

2．流行音乐的娱乐性

流行音乐的作品内容通俗易懂，题材多取自于日常生活，以表现爱情主题的为多数，接受和消费的主体多数是以一般平民或亚文化群为主，因此它强调的是它自身的娱乐性和消遣性。它的通俗性决定了它拥有大众的基础。人们可以主动参与表演，增加了能动的空间和乐趣，人们从中能得到放松与享受。因此，流行音乐更为注重和强调自身的娱乐消遣性，“娱乐性”是流行音乐的重要特征与功能。

3．流行音乐的商品性

流行音乐的传播载体是以作为大众文化消费品的各类录音磁带唱片为主的，在市场经济下，由于生产者面对的是一个巨大的商品市场，他们必然会以赚取利润作为他的最终目标。

4、快速更替性

既然流行音乐具有商业性，那么它也和其他商品一样，是群众文化消费商品的主要形式之一，就必然存在着大批量的生产特性，产品快速的推陈出新，是为

了满足消费者不断更新的文化消费的需求。随着大众文化需求的不断变化，使得流行音乐的变更周期越来越短，之后会被更为时尚新颖的形式迅速所代替。

5．流行音乐的参与性

流行音乐的创作题材一般都是以日常生活为主，强调个人的心理情感，强调自我，容易引起特别是大学生的情感共鸣。且流行音乐旋律易记易唱，演唱时可以满足自我的情感宣泄，产生自我陶醉感，从而获得一种创造性的满足感。这就使得流行音乐的可参与性大大增强。

6．流行音乐传播手段的科技性

科技的进步使得流行音乐的传播手段发生极大的变化，从最初没有影像的磁带、唱片、CD、广播到有影像的电视、卡拉OK、VCD、DVD、MTV，再到便携式的mp3、mp4、MP5等高科技的发明成果，这些科技产品的出现极大地满足了流行音乐的广泛“流行”。而MIDI、多轨录音技术和电子音响合成技术的出现则大大提高了流行音乐制作的效果和音响表现的丰富性。因此，流行音乐的流行性的扩大离不开这些现代科技传播手段。

当代社会，很难说中国传统音乐和流行音乐的联系是一种必然，也很难给中国传统音乐和流行音乐的关系一个完整和正确的定位。中国传统音乐存在了数千年，随着历史的变迁以及各个历史时期人们的意识形态不断发生变化，民族音乐也随着变化和发展，而且一直都在扮演着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它不仅反映了不同历史时期人们的精神面貌，也用音乐这个特殊的方式记载着不同历史时期人们的日常生活和人文背景。可以说，中国的民族音乐经过几千年的发展已经形成一个特点比较鲜明的体系。而中国的流行音乐尤其是所谓的“新潮音乐”可说是在西方强势文化冲击下的派生物，虽然众多音乐人可以借“流行音乐”的形式来表现生活和情感，但是作为音乐它已经不再是一种宜于实现超越性的艺术，而是一种在人们日常生活过程中加以消费的使用价值。虽然流行音乐有时也显得很贴近人们的生活和情感世界，但是在精神特征本质的缺陷方面却显得比较极端和盲目。

当然音乐文化也是人的存在方式之一，脱离了人与人的需要的音乐是不存在的。现在人们不再有文化大革命时期的重重思想压力和顾虑，法制的健全赋予了我们选择的权利，改革开放更是赋予了我们选择的机会。人们可以根据需要和喜好选择适合自己的音乐，就像逛商场时根据自己的喜好选择商品一样自由。摇滚乐、爵士乐以及POP等各种流行音乐的风靡，各种所谓的世界名牌服装的大行其市等现象其实体现的是一种社会心态，也可以说这是一种文化的碰撞。“历经百年的东西方文化的碰撞和交融是由里及表，由浅而深的过程，也是在不断失落自我中不断发现自我的过程。”（李西安《扣响现代之门》）然而民族音乐以一种弱势文化的姿势存在成为一种习惯的话，人们就会对我们的民族音乐产生一种自卑感、遗憾感。这样也就不能正确的审视我们的民族音乐，不能具体的甄别精

华和糟粕，不能以平衡的心态去面对现代和传统，更不能把握应有的尺度应对文化的继承。这是我国传统音乐的尴尬之处。

相对而言的流行音乐，进入中国并产生巨大影响的是邓丽君、张帝、刘文正、陈美龄、侯德健等一批港台歌星。当样板戏和语录歌已经让中国人民麻木而不能真正带给人快感的时候，当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落下帷幕，“四人帮”被一举粉碎，禁锢人们的思想篱笆被初步拆除时，邓丽君的歌像一股清泉荡涤着人们的干涸的心田；“机智歌王”张帝的搞笑歌曲也风靡整个神州大地；刘文正的歌曲更是被众多大陆歌星一次又一次的翻唱并随之走红（著名歌星张行就是最典型的例子）。对于来自外界的种种音乐思潮的冲击和五花八门的音乐形式诱惑，人们还没有作好足够的思想准备就被其所征服并无条件的接受，“靡靡之音”的说法显得那么绵软无力。当人们发现音乐还可以有这样的风格，还可以这样直截了当的抒发感情的时候，我国的流行音乐也就不可避免的随之进入发展的轨道。然而，“当时的音乐文化审美的社会心理，完全处于一种历史性的‘真空’状态，而当本世纪的世界音乐文化与学术思潮蜂拥而至时，国人完全处于一种既一无所知，有不知所措的尴尬处境”。（范晓峰《当代音乐文化审美的社会心理背景》）模仿成了中国流行音乐的全部内涵和唯一选择，根本谈不上理性的交流和交融，从任何一个层面来看都完全处于弱势地位。当然不可否认，港台歌星及港台流行音乐对我国大陆的流行音乐发展也起到了不可估量的积极推动作用。当人们不再满足于某位歌星唱得像不像谁时，我们的流行音乐也向前跨了一大步。我们有了一大批自己的歌星，在不断的肯定和否定、模仿和重塑形象的过程中它们也逐步形成了自己的风格。如：吴涤清、张行、韦唯、刘欢、毛阿敏、那英等，无不有着自己鲜明的个性和演唱风格。

改革的深入不仅促进了经济的不断交流，也加速了各种形态的文化之间的交流和渗透。我国的流行乐坛除了以“爱”为主题外，也开始有了另类的声音，如：摇滚乐、说唱等。我国的摇滚乐元老崔健以一首“一无所有”掀起了一股强劲的摇滚之风，随后摇滚乐队如雨后春笋般发展起来，如：唐朝乐队、轮回乐队、指南针乐队、黑豹乐队、零点乐队等等。狂热的呐喊、震耳欲聋的重金属摇滚，歌词中充斥着“痛苦”“人生”“失落”，这些都无不折射出一种受政治、经济、文化等冲击而变得茫然无措的审美心态。林林总总的各种形态的流行音乐虽然也大大的丰富了人们的生活，从另一个侧面我们也可以看出，这些流行音乐作为一种艺术形式也确实是以实现个性特征为目的的，他们的创造力也或多或少在自己的音乐中得到了体现，但是随着艺术的超越性被实用性所取代的时候，音乐的本质精神却已失去。他们的音乐在更大程度上是一种悲观情绪、浮躁心理、求异心理的体现。

长期以来我国的民族音乐与流行音乐以及新潮音乐在很大程度上都处于一种相互斗争、相互排斥的状态，而随着各自的生存空间的扩展需要，它们又不可避免的走到了一起，一种相互依存的关系已经慢慢建立起来。

流行音乐是随着工业的发展而发展起来的，“…流行音乐?的概念最早还是来自西方。英文有Pop music一说。但POP之流行，其义为通过报纸、电台等媒介手段流传出去。可见，这是一种手段与手段之结果。手段是以工业文明（如今又使用了信息文明的手段，如电视）的媒体来传播，其结果是在广大群众之中流传开来。因此，“流行音乐”不是一种音乐形式，而是一种音乐行为及其被社会认可的程度。”（张广天《“流行音乐”剥下你的伪装》）由此可见，流行音乐之所以流行，不能完全的肯定为音乐本身被认可，但是可以肯定这种手段如果被很好的利用也会有利于我国民族音乐的发展的，虽然目前对民族音乐的现状和其存在的形式有着许多不同的看法，但谁又能说这种争论不就是一种发展呢？

其实早在八十年代初就有了民歌以流行音乐形式出现的例子。邓丽君演唱的大多是以民间小调为素材创作的歌曲，《小城故事》《原乡人》《路边的野花不要采》等，台湾高山族民歌《娜鲁湾情歌》的流传更是给了大陆音乐制作人很多启示。随着崔健的一首《一无所有》的流传，整个中国都刮起一股强劲的西北风，《黄土高坡》《高天上流云》《信天游》等一大批以西北民族音乐为素材的流行歌曲到处传唱、家喻户晓。如果说这些都还是一种追求所谓流行、纯粹为获得某种利益的思想使然的话，那么“北方歌王”腾格尔一直坚持把自己的音乐创作扎根在蒙古民族音乐的基础上，使自己能一直保持在中国流行乐坛拥有一席之地；上海著名二胡演奏家马晓晖与电声乐队的完美合作；冯小泉、曾格格夫妇的流行民乐受到人们的广泛关注；朱哲琴的《阿姐鼓》方兴未艾；“彝人制造”演唱组合迅速串红等等无不说明一点：中国民族音乐正在逐渐完成一次新的质变，而流行音乐也正在积极的拓展自己的生存空间。“中国音乐文化的发展已经进入现代社会，当代的音乐文化必然带有当代特征，音乐文化随着时代和这个时代的人的需要而变化发展，这本身便是一种创造，一种不脱离民族传统并以现代生活为根本的创造。”（范晓峰《当代音乐文化审美的社会心理背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