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读本》读书报告

《城市读本》读书报告

摘要：读书报告的两篇文章选自The City Reader Fifth edition的第七部分“城市规划理论与实践”，两篇文章分别是彼得·霍尔的“The City of Theory”from Cities of Tomorrow: An Intellectual Historyof Urban Planning and Design in the TwentiethCentury, 3rd edn (2001)和尼格尔·泰勒的Anglo-American Town PlanningTheory Since 1945:Three Significant Developments But No Paradigm Shifts。分别对两篇文章的主要观点进行归纳整理，并进行横向比较。首先，对霍尔关于1955-1987年城市规划理论的演变的论述进行梳理，比较详细地呈现了一个连续的时间序列里规划理论的变迁，包括以空间形态设计为主的片断性理论、系统规划理论的发展、马克思主义规划理论的出现、规划理论的文化转向几个阶段，同时对规划理论脱离实践进行了批判。其次，对泰勒关于1945年以来城市规划理论的重要变化进行总结，是针对3个关键节点的论述，具体包括城市规划由设计转向系统和理性过程规划、规划师由技术专家转向协调者以及思维方式由现代主义向后现代主义转变，泰勒认为这是一个变化而且连续的过程，同时提出环境更优理论是城市规划最重要任务之一。尽管在叙述逻辑上和某些规划理论主导时间认定上有所差别，两者对于规划理论的演变的论述体现出很多相似性。最后，总结了西方规划理论演变对我国当代规划发展的启示，认为在存量规划日渐突出的大背景下，我国城市规划理论和实践应当关注以上理论在不同层面的运用和协调。

关键字：空间形态设计系统规划协调性规划新马克思主义后现代主义

1.引言

第一篇文章《理论之城》节选自彼得·霍尔的《明日之城》，以城市规划实践和理论的关系（即分离和关联）为线索梳理了城市规划理论的演进过程，叙述了1955-1987年英美的规划理论的范式转变，并批判了规划界理论和实践脱离的现实。文章中呈现了许多具体的细节，提供了一个比较详实易懂的理论演变图景。第二篇文章是尼格尔·泰勒《1945年以来的英美城市规划理论：3个重要重要发展，但不涉及范式转变》，作者简明扼要地总结出了3个重要的理论转变：首先，规划师由设计师转变为科学的分析者和理性决策者；其次，规划师由技术专家转变为管理者和协调者；再次，规划的思维方式由现代主义转向后现代主义。但对“范式转变”这一说法持谨慎态度，认为在1945年以来，规划理论的确经历了几个重要的变化，但同时也存在着显著的连续性，并没有一种范式“革命”掉另一种范式，而是不同范式在不同的层次上发挥作用，规划理论只是更加充实和丰富了，因此也就没有范式的所谓

“转变”。

相比较而言，第一篇文章是对规划理论发展历史的叙述，更像是一个连续性的历史叙事，第二篇文章是对规划理论几个重要转变的提炼总结，观点更为清楚明确，前者重叙述，后者重分析。尽管两位学者的说法存在一定的差异性并且叙述逻辑略有差别，但所梳理城市规划理论的具体内容则有很多交叉（彼得·霍尔实际上也引用了尼格尔·泰勒的重要结论），第二篇文章实际上可以视为第一篇文章的归纳提炼。下面分别梳理两篇文章的主要内容。

2.城市规划理论的发展过程：彼得·霍尔的主要观点梳理

2.1学术性城市规划的初级阶段：以空间形态设计为主的片断化理论（1930年-1955年）

1930年-1955年，城市规划由于职业需要而发展起来，规划的主要任务是制定规划和规范。规划理论主要是这些相关的知识和技术，具体表现为综合土地利用规划，采取了“工程师为设计公共项目而发展起来的思维方式和分析方法”，是“社会科学碎屑和建筑决定论的混杂”。在这一阶段，规划理论来自于实践而非抽象思维，强调城市规划的实践，规划师直觉地根据自己的价值观确定目标，提供城市规划的终极蓝图。同时，规划师独立于政治干扰之外，依靠技术能力自主工作。

在这一时期，城市规划只存在一些理论片断，包括芝加哥学派关于城市的社会分异，关于城市地租级差的土地经济学理论，关于自然区域的地理学概念等，盖迪斯的“调查——分析——设计”理论。它们的主要特征是静态的、带有明确的空间属性的。

2.2系统规划理论的发展：快速城市化的倒逼和区位理论热潮的推动（1955年-1960年代中期）

二战后，西方国家的社会经济发展背景发生了变化，城市快速发展，对传统的规划理论造成了冲击。人口生育迎来了高峰，经济繁荣同时启动。相应地，这催生了生育相关的医疗设施、学校、工厂、办公楼、商场以及住房的大量需求。城市发展和城市化骤然提速，结果是，传统的规划理论与现实无法相匹配而受到巨大冲击。

与此同时，空间区位理论的兴起提供了理论供给。1950年代中期，城市与区域研究领域发生了“知识革命”，早先德国的区位理论重获重视（包括农业区位论、工业区位论与中心地理论等），学者们开始了研究空间分布规律的热潮。结果，在1960-1970年的10年间，新方法新技术大量出现，物质规划原理迅速积累，规划开始“从一门以一套关于城市概念的

粗浅的个人知识为基础的手工艺转换成一种明显科学化的行为”。城市被视为一个复合系统，规划被视为针对这些系统进行控制和监控的连续过程，从控制论中派生出来，以工程学为基础的方法首次进入传统的土地利用规划师的领域，并且相当标准化，例如加林—劳瑞模型可以在给定的就业与交通的关系数据下，得出城市活动与土地利用的结构模型。

到1960年代中期，系统规划理论得到了发展，但仍然有相当的局限性。许多“系统”规划仍带有浓重的蓝图色彩，并成为为固定投资所指定的死板方案。认识上仍然认为规划系统是主动的，城市系统纯粹是被动的。同时，对政治现实缺乏考虑，假定政治系统乐于接受规划建议。问题的核心还在于逻辑上的自相矛盾。由于城市规划目标的多元性（而且有可能是矛盾的），系统规划的目标难以实现，系统的存在也并非不证自明；在系统中很多现象存在不确定性、成本收益难量化。因此开放性系统分析仍然靠直觉和判断。

2.3系统规划范式的危机：左右两翼对系统规划理论的批判与倡导性规划的提出（1960年代中期-1970年代中期）

1960年代后期，系统理论的各种问题开始受到攻击。首先是来自哲学右翼的攻击。他们认为重要的政治决策是在复杂的政治结构中做出的，个人或团体不可能拥有全部的知识和权力。现实中的政策发展示价值观与分析的混合物，目标与手段的混同体、无法分析的选择项和对理论的回避。他们批评工程师通过强调专业技术和专注于狭隘目标来取胜，只是一种政治游戏。现实中的规划与理论中冷静、理性、严格的方式差距甚远。其次，左翼的批判对系统规划师的合法性造成了致命性打击。在公民权运动等社会运动推动下，公众对专家和自上而下规划的普遍不信任。1960年代中期美国频发的城市骚乱显示出系统规划在解决城市问题上的乏力等。批判家指出“系统规划是穿着华丽服饰的老式综合规划”“忽略了政治现实”。

左翼呼吁规划师做出改变，成为“倡导性规划师”，实践自下而上的规划，在各种群体中进行各种干预，多样性是显著特征，形成民主、地方化、多元化的结构。同时，遭受人口下降和去工业化痛苦的内城穷人受到关注，规划师们逐渐从仅仅物质性的规划转入到社会与经济规划中，其逐渐意识到土地开发建设与社会问题之间的关联性，进而开始将工作重心由环境建设和土地开发转向解决贫困、种族隔离、弱势群体等社会问题。但由于规划涉及的范围太广，反而因此失去了意义，并且在否定自己宣称合法的东西，同时，规划理性选择的目标难以达成，逻辑实证主义者受到挑战，规划触及到“范式危机”（1970年代中期），需要新的理论把城市物质和社会系统联系起来。

2.4马克思主义研究理论出现：逻辑实证主义者被取代，规划理论进一步抽象化（1970年代中期-1980年代中期）

在这一阶段，在城市规划理论研究中，随着逻辑实证主义从知识领域的战场败下阵来，马克思主义者取而代之。一个重要的背景是，1970年代发生了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复兴，并深刻影响到城市规划。到1970年代中期，相关研究成果大量出现，代表性的有大卫·哈维的资本循环理论和亨利·列夫菲尔的空间生产理论等。马克思主义者内部的争论焦点是国家的角色，一种认为国家角色在于通过宏观经济规划和基础设施投资直接为私人资本的直接生产性投资提供基础和帮助；另一种认为，是提供集体性消费，为劳动力的再生产提供保障并平息阶级冲突。显然规划的角色兼而有之，资本主义城市是资本追求利润的产物，并会产生周期性的危机，城市规划就是要减少由某些资本的某些行为而导致系统其他部分受损的负外部性。另一方面，虽然马克思主义带有强烈的结构性特征，但它的解释却趋于多元化。马克思主义者认为国家在城市系统中干预越多，不同社会群体分支与国家决策的立法之间对抗的可能性就越大，作为一个整体的城市生活越来越多地受到政治论战和困境的侵扰。规划理论是对导致规划形成的社会力量的一种创造。因此，规划便不同于科学探究，仅是一种独立的、自我合法化的行为，同时反映了所在的时代环境。在此基础上，部分马克思主义者认为民主政策或规划要求来自集体性批判达成的一致，可以揭示真正的选择，但在实践中几乎与之前的倡导性规划无差别，如培育社区网络、倾听民众、强调参与的必要性等。同时，马克思主义者认为规划理论应当避免所有的描述，而是应该站在规划过程之外，分析对象，而不能设想“先验的操作概念”，规划师应当从规划中抽身出来，进入到学术的象牙塔之中，进入到纯粹地抽象地理论研究中。

2.5规划理论的文化转向：后现代主义思潮对马克思主义的冲击（1980年代晚期）

1980年代晚期，激进的学术圈在与城市“系统”之间的斗争虽然比较积极，但它们“在理智上后撤了”，城市规划学术界从社会经济争论的前沿阵地转而进入到文化对话中。后现代思潮的影响十分明显，后现代主义者强调事物的不确定性和多元性，同时具有浓重的相对主义色彩。后现代主义、多元文化主义和政治实践中的“文化政治学”形成了马克思主义的冲击，后者的一个关键性缺陷在于它缺乏能力将资本主义运转良好的微观分析与其宏观分析结合起来。与此同时，城市规划理论的“文化转向”发生了，斯多普称之为“文化转向的知识唯我主义”，认为关于社会的理论建立在不同文化群体之间的某种关系基础之上。另一方

面，后现代主义者和文化转向学者攻击现代主义的基石，即合理性原则，并且推崇反中心化，促使采取地方主义和自愿主义来取代国家主义。倡导性规划转变为“激进的民主”，从底层来获取权力，规划师将自己视为“受压制阶层的参谋”而非“国王的参谋”，为道德少数派而追逐群体利益。“交往性规划”是其中之一，认为不同的群体通过协商可以找到最佳解决方案。

2.6小结：彼得·霍尔对规划理论脱离实践的批判

彼得·霍尔在对规划理论的变迁进行回顾时，批判了规划界理论脱离于规划实践的现实。在1970和1980年代，城市研究和规划领域对实践的脱离越加失控，规划的地位开始削弱。尽管规划理论得到了发展，但并不注重实际的规划实践和一线从业人员的需求，大量的理论成果与普通的参与者无关或者难以被理解，规划实践的参与者也感觉与规划学术理论不大相关，在城市但理论和实践之间的隔阂是非常明显的。基于以上认识，霍尔提出理论与实践的关系应该更加密切，规划理论应该能够指导规划实践，反过来后者也要促进规划理论的进一步完善。

3.规划理论的三个重要变化（尼格尔·泰勒的观点梳理）

尼格尔·泰勒认为，规划理论的转变从1960年以前作为物质空间形态设计活动的传统城市规划理论，至1960年代系统与理性过程规划理论；从1970年代马克思主义者关于资本主义社会规划角色的观点，到规划实施理论，以及最近的将规划工作视为一种“沟通行为”的理论。在具体的分析中，尼格尔·泰勒经由“范式”这一概念来分析城市规划思想的变化和延续特征。科学史是以不同的发展时期为标志，在某个时期既定的理论观点和框架即所谓“范式”，托马斯·范式的转变以革命性事件为标志。作者认为，城市规划理论虽有深刻的变化和发展，但并没有根本的改变，其发展更多的是一种丰富和优化，具体阐述如下。

3.1城市规划从设计到科学

与彼得·霍尔的观点相同，泰勒也认为城市规划理论起初是一个物质设计的过程。城市规划本质的主流认知包含以下几点：①规划本质是物质环境规划，并与社会规划和经济规划相区分；②规划以设计为核心，城市规划被视为城市尺度上的建筑学，而城市规划被设定为由建筑师来完成；③城市规划工作内容是为城市土地使用和空间形态架构提供详细蓝图。在空间形态的设计过程中，城市实用性或“功能性”需求得到满足。同期的规划理论主要集中

在城市设计方面，以规范理论为主导。与霍尔的观点相比，泰勒认为，这一思想的影响更为久远，一直到二战后的20年间都占据主导地位。

1960年代，城市规划理论发生重要转折，系统规划和理性过程规划的思想产生重要影响，象征着对传统空间形态设计理论的突破。系统思想是基于城市规划研究对象的观点，理性程序思想关乎规划本身的过程。这种转变包括：对城市的认识，由作为物质或空间形态结构转向不断变化且相互联系的功能系统；对城市的评价，由物质的和美学的角度转变为社会和经济角度；对规划的认识，由之前的终极的“蓝图式”规划转变为“过程”性规划；以上变化反映到技术手段上，产生了“科学”分析方法的必要性。这些变化表明城市规划从艺术逐渐转变为科学。

但与此同时，泰勒认为，传统城市规划并未被完全取代，地方规划当局的发展管理部门仍然继续用设计和审美尺度来评价发展项目，许多地方管理机构通过总结好的“城市设计原理”形成明晰的理论基础。这一阶段的规划理念变革的真正意义是区分了两个规划层次，策略性、长期性规划层次与地方性、感知性规划层次。系统和理性过程的规划思想仅仅在更宏观、更策略的层面取代了基于设计的规划观点。

3.2城市规划师从技术专家到“沟通者”

泰勒认为，1960年代开始，城市规划理论出现了另一个重要转变，即认为规划包含了价值判断的政治过程的观点。人们逐渐认识到规划决策最根本的是价值判断，而非纯粹的技术判断，城市规划是一个价值载体、政治过程。亨利·勒菲弗尔、大卫·哈维和曼努埃尔·卡斯特尔斯等新马克思主义者认为规划师应该关注社会的公正和平等，而保罗·达维多夫等人认为穷人和弱势群体应当纳入到规划决策的过程中去，或者决策时考虑他们的利益。学者们将城市规划师的角色看作一个识别和调停涉及到土地开发的不同利益集团需求的观念成为规划理论的新的主流认识。面对城市如何规划这一问题，规划师不被当作专家，而更多地作为思想“协调者”。英国规划理论家帕齐·希利提出沟通行动规划理念，把规划师视为协调者和执行者。美国规划师朱迪斯·英尼斯和戴维·布赫指出处理复杂的规划问题时，协同规划是一种重要的方法。

泰勒认为，由技术专家到“沟通者”仍然不是范式的转变。除了少数的极端观点，基于设计与基于系统和理性过程的规划理念都是承认规划师所具备的普通人所不具备的专业知识的。城市规划师作为交往者和谈判者与作为技术专家也并不矛盾，而且后者时常能促进前者这一角色的作用。规划师所拥有的实质性的专业知识使得他能够指出城市在空间和功能方

面的发展建议，进而帮助公众做出决策。这进一步体现出规划理论的延续性。

3.3思维方式由现代主义转向后现代主义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西方思想界发生了一个根本性变化，即从现代主义转向后现代主义，这一转变深刻影响到城市规划。以柯布西耶为代表的现代主义者在建筑和规划理论与实践方面在上世纪20-50年代达到鼎盛。他们崇尚简约的功能主义规划，提倡以理性、科学的方式来解决问题，喜欢大体量的、高效运作的城市。上世纪60年代开始，现代主义开始受到质疑，戴维·哈维、迈克·戴维斯和迈克尔·迪尔发展出了一套崭新的后现代主义城市理论。后现代主义表达了对现代化运动促进的艺术和设计风格的反抗。后现代主义重视历史和本土特色，并提出城市开发要关注人的尺度，相对于简洁与秩序，复杂性和丰富性受到更大的偏好，例如简·雅各布斯对严格的功能分区的批判和对功能混合的提倡。凯文·林奇、威廉姆·怀特、艾伦·雅各布斯和唐纳德·阿普尔亚德以及扬·盖尔提出的城市设计理论也体现出后现代主义的特点。人们开始思考通过理性规划能否使城市变得更好这一问题，挑战了现代主义的基础。现代主义的基本观点是科学和理性，通过理性分析和科学理解创造更合适的生活环境。后现代主义者认为缺乏标准来判断和比较不用理论立场的优势，也就无法厘清不同理论的争论。这两部分的结论并不意味着完全拒绝后现代主义，它仅代表着风格和美学思想的改变。后现代主义关于生活质量的价值观对城市规划工人的价值观和基本原理带来了更大的冲击。与现代主义者强调强调简朴、秩序、统一与整齐相区别，后现代主义者更关注复杂性、多样性、差异性和多元化。由于大城市生活的多元化和多样化，以及选择自由，对大城市生活的赞美成为后现代主义价值观的核心。因为自由主义者也欣赏多元社会，因此这也得到了他们的支持。

针对这个转变过程，泰勒仍然认为不是范式的转变。他的观点是，多元文化、基于社区的规划可能是可取的，通过这些“不同的方式”对规划的了解有助于理解和制定好的规划，但并不能因否认一个整体性的规范性价值观以及政府实施规划的必要性。

3.4小结：1945年以来城市规划理论演变的特征——变化与延续

在泰勒看来，在不同的时期，并非只存在一种规划理论，而是不同风格或类型的规划理论并存，分别来回答不同类型的规划问题或同一问题的不同方面。他认为1945年以来的规划理论尽管有以上几个重大变化，但也有着显著的连续性，这最终促进了城市规划理论的丰富和完善。

泰勒认为，在理论的演化进程中，关于规划目标的哲学思考是规划理论的核心，规范理论（包括道德哲学和政治哲学）是城市规划理论的当然主题。泰勒将城市规划的广泛特性归纳为2个方面。首先，城市规划是一种社会实践，以某些方法对世界进行干预（保护或者改变）。它最需要做的是判断——做什么以及如何做最好。因此，严格意义上，规划既非艺术，也非科学，只是它的推理判断运用了艺术和科学的基本原理。其次，城市规划的主要内容还包括自己最擅长做的判断，即居住环境如何规划最佳。泰勒认为城市规划基本上是作出关于我们想要保护或者创造的环境类型的价值判断。其理论核心也就成了关于环境质量的分析和推理，例如环境质量的构成要素有哪些，不同社群对环境质量的不同观点，高质量的环境如何创造等。基于以上观点，泰勒认为环境质量的更优理论是城市规划理论的最重要任务之一。

4.启示

上述规划理论的演变的背后是在思想方法的发展，具体而言，就是从物质空间决定论、系统规划、理性规划、“形而下”实践观、直至对价值判断的注重和将城市规划作为公共政策理解。不同经济社会发展阶段，不同的政治制度背景催生了不同规划思想和规划理论，城市规划自身的发展其实是对现实背景的呼应，在这个过程中城市规划思想流变大大丰富了城市规划理论和手段。就中国城市发展的现实情景而言，存量规划特征日渐突出，城市规划实践所面临的问题进一步复杂化，除了传统的空间形态设计，将更多地涉及政策制定和沟通协调；各类层出不穷的城市发展新理念（如智慧城市、海绵城市、韧性城市等）对城市规划的技术发展提出更高的要求；理论层面，城市经济学、城市社会学、城市地理学等理论持续发展。中国的城市规划实践是多层次、多领域的，相对应的规划理论也应是多元并存的，适应于不同的场景。不管是美学的、技术的，还是社会学的原理都可以集成到规划之中，而这些规划理论的核心命题，正如泰勒所说，就是“如何创造更优的城市环境质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