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艺评论简评

一、《论张爱玲的小说》迅雨

选自《中国现代文论选》402--410页

上海教育出版社陈思和主编 2010年12月版

迅雨是傅雷先生的笔名。傅雷完全凭借艺术感觉谈论张爱玲的小说，他把《金锁记》视为文坛最美的“收获”之一，以“情欲”来分析曹七巧的个性和悲剧，并认为张爱玲在这一维度上填补了以往作家的缺陷，十分独到。

他认为，在《金锁记》中，作者的心理分析并不采用独白或解剖，她利用暗示，把动作、言语、心理打成一片。电影节略手法的运用，使空间与时间巧妙转折。新旧文字的柔和，新旧意境的交错，恰到好处。这些形成了作者风格的完整。

《倾城之恋》中，他认为人物性格的刻画没有深度，也没有进行彻底的反省。病态的文明培植了他们的轻佻，残酷的毁灭使他们感到虚无、幻灭，同样没有深刻的反应。作品的重心偏向俏皮而风雅的调情，减少了人物的现实性。总而言之，华彩胜过了骨干。对《连环套》的批评是毫不留情的，尖锐的斥其内容贫乏，人物缺少真实性，用于错乱并且俗气。

一、傅雷先生非常欣赏张爱玲的艺术天分，但也指出了张爱玲的创作的两个危机，技巧的诱惑和记忆的清晰。技巧过分展示会把艺术变成文字游戏，俗套滥调在任何文字里都是毒素，聪明机智成了习气，也是一块绊脚石。张爱玲的写作题材只限于男女问题，形成一种淡漠的贫血的感伤情调。我认为，以上评价都是十分准确的。不过他指出，张爱玲的小说能把人生热情的荒谬与无聊做一种深刻悲哀的表达，很有见地。

二、《路遥的诗意》郭小聪

选自《文学的个性》

出版社：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10-1

路遥的作品对今天的青年人仍然有着深远的影响，路遥也是我最敬佩的作家之一。

我们都知道路遥是一个现实主义作家，他出身农村，他的写作素材基本来自农村生活。他在极度贫困中成长，不仅有着令人敬佩的知识面、思考和创造能力，而且他的作品在困境中展现出的诗意，给我们带来了独特的艺术魅力。

是否因为生活过于悲哀，美就会消失，没有位置。

是否因为被生活扭曲了，心灵就容易变得支离破碎。

我们在路遥笔下，看到了他所经历的那种困苦的生活，同时又看到了高居其上的诗意。

贫穷和心灵并不是被动的，贫穷只能围绕每个人不同的生活状态来发生作用，同样的处境它使一个人沉沦，却让另一个人奋起，而路遥就是这样在贫穷中奋起的这样的作家。

这篇文章结合据路遥自身的成长经历去解读《人生》和《平凡的世界》，运用“知人论世”的批评方法，走进路遥的内心世界，解读作他贫穷的诗意态度，进而深入理解路遥的作品。这篇用诗意的语言去解读路遥的诗意，也充满了哲理，发人深思，也给了在困境中奋发的年轻人深刻的启迪。生活可以贫困，但诗意的生命却如此高贵。

坚持高尚的思想和道德感会不会削弱生存能力，影响个人的幸福？还是康德说得好，道德本来就不教导我们如何使自己幸福，而是使自己如何无愧于幸福。正是如此，只有人认识自身并试图超越自身，才能真正为自己的生存状态定义。这是一种更为深刻的纯粹的幸福的体验，它与人的寿命无关，却关系到人的生命质量。

三、《困顿中的挣扎—贾平凹论》洪治纲

选自《2005-2006中国文学评论双年选》

作者：郜元宝编选出版社：花城出版社

出版时间：2007-11-1

这篇文章让我看到了文学评论这种学术文章的独特魅力，我第一次看到，文学评论还可以写得富有才情，这么痛快淋漓，这么直言不讳，而又不影响它的客性评价和理论深度，我一下子就被它深深地吸引了。

作者从贾平凹的人生心态去考察其悲苦背后的精神特质，作者认为作家内心的懦弱和矛盾决定了他在自我超越上极为艰难的精神地质，也直接影响了他的创作在精神境界上的本质性飞跃。

然后，作者从贾平凹的创作实践揭示出其农民意识中的现在愿景。一方面，他试图容纳一些现代意识和审美观念；另一方面，他又无法挣脱沉重的乡土羁绊。在主观上，他渴望回到民间，回到自我独立自治的精神空间，但是，落实到具体的艺术实践中，他又显得顾虑重重而巧取中庸。作者批判了贾平凹在作品中表现出来的片面的理性思考和简单的二元对立式的价值判断。在他的逃避姿态中，指出他的现代意识只是一种“现代愿景”，而没有深入到现代精神的内部。然而作者指责贾平凹没有在作品中给我们展示一种积极的救赎意愿，我认为是对作家过高期望。

最后，作者批判了贾平凹卑琐人生中的绝望本质。贾平凹不仅对现实的一切充满了绝望，对历史，对人性，甚至对人类充满缅想的爱情，贾平凹也同样充满了绝望。在他的笔下，爱情也是病态的。他认为“城不如乡，今不如昔，人不如兽。”他的后期作品与他早期的唯美性叙事构成了一种巨大的反差，也降低了其作品的审美格调，削减了作者对人性恶的揭示效果和批判的力量。

四、《曹禺名剧的误解、曲解与理解》王卫平

选自《文学的个性》

出版社：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10-1

由于接受主体的不同，对于伟大作品产生不同的解读也是在所难免的，误解和曲解也是不可避免的。如对鲁迅的小说和曹禺的戏剧的误解和曲解就是现代文学中的典型。

怎样理解《雷雨》的主题？从过去到现代多少年，我们往往强调《雷雨》的主题思想是，它展现了家庭的悲剧，而这个家庭又是具有封建性的资本家的家庭，因此说《雷雨》的主题是反封建。还有的时候我们说《雷雨》的主题是说揭露周朴园这个资本家的罪恶。它揭示了他所代表的资产阶级不会有好命运，它必然要灭亡，因此这个剧本它所代表的是社会问题，阶级斗争。

王卫平认为曹禺写《雷雨》的时候只是一个23岁的年轻人，外在的环境也没有给他造成什么压力，他的世界观不是那样的。当时的曹禺曾经在《写作》这封信中说，他写的是一首诗，一首叙述诗，而绝非是社会问题剧。在写于1936年的《雷雨》序中说，它所显示的并不是因果，并不是报应，而是我觉得的天地间的残忍。作者的本意是要表现宇宙的残忍，人世间的冷酷。然后作者结合剧中的具体人物论述了这一主题。《雷雨》斩头截尾的演出使得观众的解读与作者的本意分道扬镳了。

《日出》从题材上说剧作家从家庭转向了都市的社会，全面展示了都市的生活图景。对《日出》的误读主要体现在对第三幕的看法。导演和评论家认为这一幕在结构上有所游离，演出的时候被删除了。曹禺认为这是挖心，任它惨亡。

在思想探索和人物塑造上，曹禺的戏剧超越了中国传统戏，体现了人性的深度；其次，他超越了阶级性，他的作品具有哲学的内涵；再从精神内涵上说，越是优秀的作品就越有潜在性。这些是读者对曹禺戏剧误解和曲解的主要原因。

五、《真正的文学与优秀的作家—论几种文学偏见以及路遥的经验》李建军

选自《南方文坛》

2007年3月

李建军是我敬佩的文学评论家之一，他的语言深刻而富有力道，论文写得富有才气，先锋的思想也给人很大的启迪。我最初看到的是他批评莫言的文章，然后看到了他对《白鹿原》热情洋溢的赞美以及对《废都》无情的抨击。因为学术界的风气问题，他的直言不讳，不畏权威，都显得难能可贵，也给我很大的震撼。

什么样的文学，才是真正的文学？什么样的作家，才是真正的作家？这是这篇文章论述的核心问题。这是一个朴素的道理，却遭遇了认知的困难。

在谈到路遥之前，作者论述了相对主义者的取消主义态度，唯美主义者饮风餐露的观念，“身体写作”者的停留于“原始群”时代的观点以及功利主义者的市场观。批判了上述观点的片面性和局限性。针对传统与现代的关系，作者指出，文学的发展并非如科学的发展一样呈现出“线性”的延伸状态，而是“面性”的共存状态，而且，旧文学完全可能与

新文学一样好，甚至更高、更好。路遥对我们理解“真正的文学”和“优秀的作家”给出了重要的启示。比照路遥，我们看到了当代文学的问题，也看到了应该选择的方向与路径。

真正的文学都致力于向上提高人类的生活。路遥的作品朴实而亲切，充满一种强大的道德诗意和美感力量，是我们这个时代非常稀缺的精神现象。他的作品饱含着深刻人生哲理，充满了照亮人心的生存智慧。我们可以体验到他曾经体验过的忧伤和痛苦、激情和希望，并心生感激。这样的作家才是优秀的作家。

六、《海派文学的两个传统》陈思和

选自《文学的个性》

出版社：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10-1

这篇文章是我读研究生以前看到的，对我的帮助很大，我现在再找出来细读，也是很有感触的。陈思和教授深入浅出的讲解，给人留下很大的回味空间。

在中国文学史上,作者对海派文学发展进行纵观的论述，在历史长河流变的基础上进行阐释，这是极有深度和意义的。他注重从上海开埠以来的洋场生活对文学创作发生影响的方面去考察海派文学本身。

他指出，自《海上花列传》以来,海派文学出现了两种传统:一种是以繁华与糜烂同体的文化模式描述出极为复杂的都市文化的现代性图像,即突出现代性的传统。强势文化以充满阳刚的侵犯性侵入柔软靡烂的弱势文化，在毁灭中迸发出新的生命的再生殖，灿烂与罪恶交织成不解的孽缘。另一种是以左翼文化立场揭示出都市文化的阶级分野及其人道主义的批判,即突出批判性的传统。与老的海派作家不同，他们对于这个城市中繁华与靡烂的 “恶之花”不再施以欣赏或羡艳的眼光，而是努力用人道的观念对其作阶级的分野，他们似乎在努力做一件事：在肯定这个城市的现代性发展的同时，希望尽可能地根除其靡烂与罪恶的坏因素。

30年代的新感觉派与左翼文化把这两个传统推向顶峰。

40年代的海派小说在忍辱负重中达到了成熟与完美。到 4 0年代 ,在张爱玲的艺术世界里 ,海派小说的各种传统终于在都市民间的空间里综合地形成了比较稳定的审美范畴。

最后作者论述了海派文学演变过程中被忽略的民间性特征。

七、《再说“失语症”》曹顺庆

选自《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06年第36卷

曹顺庆先生于1995年提出中国文论“失语症”及“重建中国文论话语”这一话题，引

起了中国学术界的强烈反响。他又提出了医治此种“失语症”的办法是重建中国文论话语。而重建中国文论话语的途径，主要是借助于古文论的“话语转换”。这一话题成为世纪末文坛最抢眼的一道景观。曹顺庆先生在十年之后又旧话重提，再谈“失语症”。

“失语”与学术水平的高低没有必然联系。解读能力的低下，是学者之间所操文论话语不同导致的。“失语”是指失去了中国文化与文论的学术规则。崇洋是失语的根源，这是很值得反省的现状。钱钟书之所以没有失语，根本原因在于他仍然运用着中国传统的话语方式，而非西方的话语方式。总体而言，中国文化与文论，在很大程度上是失语的。直面现实，“知耻而后勇”，才能看到中国学术的希望。

中国文化近百年的发展绕不开痛恨自己文化传统的情结。要是提倡中国传统文化，那就是倒退的、落后的、反现代化的，形成了这样一种思维模式。中国传统文化遭到如此厄运是中华民族的大不幸！正是由于这样一种自我否定、自我矮化、自我丑化的模式，才出现了中国文化与文论的失语症。

我们强调学习西方的重要性，不读原文，造成了直接恶果，就是空疏学风日盛，害了大批青年学生，造就了一个没有学术大师的时代，造成可中国文论的严重失语，造成了当代中国文化创新能力的衰减。

要改变近百年的失语状态，必然是“路漫漫其修远兮”，可能需要几代人的共同努力，但只要我们开始觉悟，而不是执迷不悟，就有希望。

八、《论鲁迅小说中的贱民话语》

选自期刊《中国文学研究》

2011年第1期

话语分析和贱民理论的巧妙结合给我们提供了阐释鲁迅小说意味的新的可能性。

“贱民”这个概念，或许更容易为所知的是印度社会中的“不可接触的人”阶层。而相关研究也是相当著名的，那就是由印度拓展而日益国际化的“贱民研究”。“贱民”这个词来自葛兰西，指的是“在阶级，种姓，性别，种族，语言，文化中处于从属地位”的边缘从属群体。

整体而言，贱民给读者的传统形象就是他们的不幸——被侮辱者与被损害者。他们长期或习惯于被压抑的生存状态，成为异化的产物和牺牲品。他们往往由于压制的强大和持久以及意识形态宣传的欺骗性而变得愚昧和脆弱，所以在精神状态上也就出现了一些深层变化，从他奴变成自奴，甚至变为奴他。鲁迅小说对此颇为关注。

贱民们在被形塑和压制过程中，其实也有反弹，通过考察他们反弹的轨迹及其后果，我们恰恰可以反思鲁迅对贱民话语的深刻揭示。这种反弹有具备杀伤力的消极反弹，也有逸出的狂欢色彩。鲁迅的小说书写中的贱民形象别具风格，引人注目。在性别视角下考察，鲁迅小说中的男贱民的话语往往表现出一种悲剧性，女贱民更显得沉默与悲惨，她们被剥夺了话语权，甚至又是被男权压抑的底层与弱势群体。

考察鲁迅小说中的贱民话语，是要将“不幸的人们”的不同生存状态、权力话语运行

轨迹、反弹的悖谬性和发声的差异性及其后果进行新的梳理与剖析，这对我们理解和体悟鲁迅小说创作的匠心与意义的深度是有帮助的。

九、《论史铁生散文中的复调艺术》徐小凤

选自《中国文学研究》

2009年第3期

复调本是音乐术语，后被巴赫金用于评价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提出了著名的“复调小说”的概念。巴赫金认为复调小说应具有独特的开放性，具有多声部的音乐性以及平等的对话性。90年代中后期，孙绍振用这一理论散文文体，把“复调散文”定义为“一是维度的改变，不再是一件事，一种思想，一个道理；二是意象的多源化，一个意象包含两个缩影，在两个层次和两个侧面展开；三是宏观时空和微观时空的碰撞，两个叙事人，双重视角；四是七嘴八舌，对话性强。”史铁生的散文就具有明显的复调性。

在史铁生的散文中，包孕着丰富而又复杂的意象。他擅长用意象架构去反映自身的内心情感和历程变化。“墙”与“地坛”就是他散文中两个典型的意象。思想的杂糅性是散文复调艺术的一个重要标志。史铁生的散文作品中大致包含着这样几种思想：佛家思想、道家思想、儒家思想以及基督教思想，这些思想相互融合，构成了史铁生庞杂的精神世界。在史铁生的散文中，复调性的另一个突出表现就是强烈的对话性。这种对话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心灵与上帝的交流；作者与读者的沟通以及在文章中直接以人物的对话架构文章的内容。

复调艺术手法的运用，给史铁生散文的结构形式增添了一种自由灵活之美。这种艺术手法侧重于对话，心灵与上帝的交流，作者与读者的沟通，它打破了传统的作者单调的叙述，而在形式结构上掀起了波澜，也使得史铁生的文体观念趋于淡化，深化了自身对于生命的哲思，其美学价值对后来作家的散文创作提供了借鉴。

十、《消费文化语境中的身体叙事》王敏

选自《小说评论》

2008年第5期

消费文化中的身体完成了由边缘到中心、由低调到张扬的转变过程。

在消费文化中，身体被视为快乐的载体并获得了合法性的存在地位。新的身体观把人的身体从长期政治和道德的意识形态的压抑和束缚下解放出来，欲望、需求和激情等方面的力量充分显现出来，人们经过身体进行自我表达、自我确认。身体在当代小说中获得了全新的地位。

身体长期被视为盛满罪恶的容器，被投以可疑、猜忌的目光，贬低肉体是为了完成精神上的升华。消费文化催生了强烈的身体觉醒意识，从而使作家在叙事中做出重大调整：

身体叙事逐步取代启蒙叙事。在日常生活中琐屑、平庸的细节，身体的感官、欲望获得了广泛的支持，争取到了表现喜怒哀乐的自由。

身体描写在80年代文坛就已经逐渐浮现出来了，伴随着精神上沉重而痛苦的感觉，通过身体可以读出历史留下的集体性的文化记忆。女性作家在身体写作中先迈出了第一步，她们对身体感受和身体体验的描写表现了一种与灵魂相依的唯美主义的色彩。陈染、林白们小心翼翼地掀开女性卧室窗帘的一角，细语女性自我体认、身体抚慰和身心欲望。

在卫慧、棉棉们的笔下，性不仅是一种生理需要，更是一种娱乐方式。她们毫无遮拦地把身体敞开在阳光地带，让身体欲望激情狂舞，对生命乐趣的追求简化成身体快感的享受，在她们那里，对身体的关注已经滑向了对性的关注，从身体转向肉体，这是一个“向下再向下”的过程。她们缺乏节制的身体写作是对消费时代的迎合。在消费主义的渗透性影响下，交换原则使身体被视为换取生存的资本和资源，身体被当作交换的筹码甚至是最佳的交换品，身体完成了自身资本化的过程。

身体叙事因为性别差异使两性继承了不同的文化资本，所以男女作家笔下的身体呈现出不同的文化意味。身体的“解放神话”主要是建构在女性基础上的，女性的解放和身体的解放的联系似乎是合乎历史逻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