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四世同堂中的人物形象塑造

山西师范大学成教院

函授教育专升本科毕业论文论《四世同堂》的人物形象塑造

函授站点长治

专业汉语言文学

级别本科

姓名刘波

学号

指导教师

2011年月日

提纲

《四世同堂》是一部中国现代长篇小说名著，是老舍先生正面描写抗日战争，揭露、控诉日本军国主义的残暴罪行，讴歌、弘扬中国人民伟大爱国精神的不朽之作。一部民族的痛史、愤史，昭示着古老民族的浩然正气和无畏气概。读过之后，其中的故事情节及人物形象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正好在我拿到论文的题目中有一篇是《论四世同堂的人物形象塑造》，所以就以此作为我的本科毕业论文。

写此文是为自己和读者更深刻地认识到在抗日战争的艰苦岁月里，我们的民族是怎样带着鞭痕悲壮地生存着；我们的国家是怎样带着创伤，骄傲地屹立着；我们的人民是怎样带着鲜血顽强地站立着以及老舍先生独特、真实、合理、新颖的人物塑造方法。

本文从五个方面分别阐述了《四世同堂》中的人物形象塑造。

一、《四世同堂》中的人物大都有鲜明的民族特色，这是老舍塑造人物的一突出特点。这不仅表现在人物的鲜明地方色彩和个性化的语言上，也不仅表现在那些人物都有活动在北平那个富有民族特色的环境中，而且更表现在那些人物的思想性格和生活习惯上。

二、《四世同堂》在塑造人物上的一个突出特点是“焦点”相对集中。作者在描写人物时，虽然也注意到了表现人物各方面的性格，但作者主要的注意力，不是多侧面地描写人物各方面的性格力求其“全”，而是多方面地描定人物性格的主要方面力求其“显”。因此，在作品所写到的五十多个人物中，虽然着墨多少不一，但个个都性格鲜明。

三、《四世同堂》对几个民族败类的描写，就有着大出读者意料的新颖。

四、《四世同堂》老舍自觉地把文化意识融入人物形象之中，在使文化获得实践性存在方式的同时，也使小说人物成为文化的载体。而且，如果说人物的国家、民族、市民属性是“自然生成”的，那么，人物的文化属性则是老舍“刻意追求”的。

五、怎样写人物？主要不是个方法问题，而是对现实生活的理解和认识问题，是有没有严肃的现实主义的态度问题。

论《四世同堂》的人物形象塑造

作者：刘波

摘要老舍以其对幼年和少年时代艰苦生活的真切体验，在《四世同堂》中，真实地记述了北平沦陷后的畸形世态，形象地描摹了日寇铁蹄下广大平

民的悲惨遭遇，心灵震憾和反抗斗争。刻画出一系列栩栩如生的艺术形象，

表现了开阔的视野和宏大的气魄。人物众多，性格鲜明，芸芸众生中，老派

市民、新派市民和城市贫民三大形象系列，各具特色。

关键词四世同堂；人物形象；真实；合理；新颖

正文主体：《四世同堂》是老舍的力作。它开始于抗日战争之前那个黎明前最黑暗的时光，结束于抗日战争胜利的美丽时刻，它以抗日战争为背景，描写了沦陷区北平普通市民生活的绚丽画卷。它以世大的篇幅和宏伟的结构，给我们描绘出了一系列的个性鲜明的人物，将北平沦陷区市民们和荣辱浮沉、生死存亡，都一幕幕的展现在读者面前。打开这部巨著，就象走进一座琳琅满目的画廊，一群栩栩如生的人物便活在我们眼前。他们的遭遇往往有着出人意外的新颖，却又使人感至那样的真实可信，合情合理，充分表现了作者的艺术匠心。

老舍曾说：“小说的成败，是以人物为准，不仗着事实”“‘目中无人’，虽有情节，亦难臻上乘”，而能否将人物写好的关键又在于是否能“首先把个性建树起来，使人物立得牢稳”。《四世同堂》正体现出了老舍的这一主张。它的故事情节，既不轰轰烈烈惊天动地，也不曲折惊险令人“拍案惊奇”。作者从现实生活的逻辑出发，将人物放在沦陷区这块屏幕上，让他们想其所应该想，做其所应当做，在流动的平平常常的生活中去展现各自的性格。

一、《四世同堂》中的人物大都有鲜明的民族特色，这是老舍塑造人物的一突出特点。这不仅表现在人物的鲜明地方色彩和个性化的语言上，也不仅表现在那些人物都有活动在北平那个富有民族特色的环境中，而且更表现在那些人物的思想性格和生活习惯上。

《四世同堂》所写的是北平的下层市民在日本侵略者的生活和抗争，这种特定的社会背景和题材，更便于作者发挥他这方面的特长。所以，这部作品中的人物具有更为鲜明的民族特色，而且这种民族特点有着更新的意义。

主要人物之一的祁家老太爷是北平老派市民的典开型，在他身上渗透着浓重的传统色彩。祁老人因要维持四世同堂局面而不断妥协和过于谨慎，他怯懦的回避政治与一切纷争、甚至当日本人打到北平时，在他看来只要准备一些粮食与咸菜，堵上自家院门，就可以万事大吉。都快当亡国奴了，他还想着自己的生日。“别管天下怎么乱，咱们北平人绝不能忘了礼节！”虽然自己有过是平头百姓，可心里总忘不了把人严格地分成尊卑贵践，忠实而真诚的按照祖传的礼教习俗办事，处处讲究体面与排场。他奉行着“和气生财”的人生哲学，“善良”到了逆来顺受的地步，但当自己被逼到“想作奴隶而不得”的绝境时，也终于勇敢地起来捍卫人的尊严、民族的尊严。

作品中的祁瑞宣是作者所花笔墨最多、思想性格比较复杂的一个人物。自北平成为沦陷区后，他就陷入了无法解脱的思想矛盾之中。他爱国，他感受到了做亡国奴的痛苦与耻辱。中国的一城一地的失陷都引起他极大的精神痛苦。他身居北平，而心连着前线。他想做事情而不知道做什么，他想到前线去服务，但又离不开家。在他身上表现出来的“爱国”与“爱家”的矛盾，实际上即是“全忠”

与“全孝”的矛盾。他是祁家的长孙，是祁家这个“四世同堂”家庭的“中坚”。他对祖父辈要尽其孝，所以他不能丢下他们出走；他对兄弟要尽其“悌”，所以他对祁瑞丰的胡闹和胖菊子的无耻行为尽量容忍，对祁瑞全的一心出走是而般的不放心；他虽然不爱自己的妻子韵梅，但也努力尽到丈夫的责任。在他的身上明显地存在着中国传统的伦理道思想。而这种“孝悌”思想，恰恰变成他“全忠”的阴力。这个人物虽然是一个教英文的教员，而他的思想性格却完全是民族化的带有传统色彩的。这是一个爱中国传统思想影响较深而性格又十分软弱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典型。

其实，作品中的许多人人物的思想性格的民族特色，表现得都有很鲜明。钱默吟的亲家金三爷，就是一个满身侠气的人。在钱默吟从狱中出来，带着遍体鳞伤去找冠晓荷算账时，金三爷也跟了去。全们来到冠家正见冠晓荷、“大赤包”、李空山等在打牌。金三爷怒从心起，抓住冠晓荷就要打。冠晓荷被从桌子底下揪出来，忽然“心灵福至”，向金三爷求道：“爸爸别打！”金三爷一听“没了办法”，抬起的拳头又放下了。因为在北平江湖上，只要一方“叫了”，就不能再打。这是“侠仪”的道德。金三爷临走还宣布道：“我叫金三，信在蒋养房，什么时候找我来，清茶恭候”。真是行不更名，坐不改姓。这就是那种传统的江湖游侠的性格。其他人物，如李四爷夫妇的慷慨助人，韵梅的贤良与忍耐等等，都是典型的中国传统。总之，《四世同堂》中的许多人物的思想性格都有着鲜明的民族色彩。正因此，读者对其中的人物无论是憎还是爱，都觉得面孔熟悉，似曾相识，自然就会“喜闻乐见”了。

当然，所谓“民族特色”的“传统”，并不一定都是“优秀传统”。作者

并没有将那些东西都当成是“优秀”的东西加以歌颂，而有着自己的是非倾向。如金三的“侠义”，在他帮助钱默吟上是好的，而在饶恕冠晓荷上就完全是消极的了，显然有着它的两面性。祁瑞宣的“忠孝”思想也有着二重性。因为他有“全忠”的思想，所以他爱国，但他那“全孝”的思想却成了惰性力量。在这些问题上，作者的倾向是明确的。

二、《四世同堂》在塑造人物上的一个突出特点是“焦点”相对集中。作者在描写人物时，虽然也注意到了表现人物各方面的性格，但作者主要的注意力，不是多侧面地描写人物各方面的性格力求其“全”，而是多方面地描定人物性格的主要方面力求其“显”。因此，在作品所写到的五十多个人物中，虽然着墨多少不一，但个个都性格鲜明。

钱墨吟是作者着力描写的一个主要人物，但也只写了全两面三刀方面的性格特点。这个人物是书中最为光辉的一个形象。他是一个旧式文人，消极的避世者。在平时，他是个“向来不问国家大事的人”，“任着本国的人去发号司令”；他“每天的工作便是浇花，看书，画画和吟诗”；“他有时候挨饿，挨饿也不出一声”。他没有士大夫的阔绰，却力求士大夫的安逸；他无隐者之资，却有隐者之风。在那充满铜臭气味和趋炎附势的社会里，他那箪食瓢饮而不与世俗同流合污的情操，是值得肯定的，但他那种无论本国的统治者将国家弄成什么样子都超然物外的态度，却不足取。作者比较突出地描写了他这一方面的性格，使我们鲜明地看到了他的旧式文人的精神面貌和性格特征，看到了中国传统文化对人们的影响。但作者更着力描写了他的凛然不可侵犯的民族气节和爱国精神。他可以凭

本国的统治者“去发号司令”，却不忍受“有人来往我的国”。当日本侵略者的坦克隆隆开过北平大街时，蛰眠在他心灵深处的民族气节和爱国精神被惊醒了。他冒着生命危险救助了一位素不相识的王排长；当他的开汽车的儿子钱仲石拉着一车日本兵故意开进山沟与侵略同归于尽时，他没有悲伤，没有自怜，而是自豪地说：“死得好”，“我只会在文字中寻诗，我的儿子—一个开汽车的—可是会在国破家亡的时候用鲜血去作诗！我丢了一个儿子，而国家会得到一个英雄”；他在敌人监狱里，受尽折磨而不屈。出狱后，已经妻死子亡。他养好伤，便将儿媳送回娘家，自己仙潜入地下去同日寇斗争了。钱默吟性格的发展分为三个阶段：①个人英雄主义或复仇主义阶段（宣传复仇暗杀）②合作的爱国主义阶段（不再是报私仇，而要雪国耻）③由复国报仇到要整个消灭战争，打击穷兵黩武，争取人类的永久和平。作者一层深一层地揭示了他这方面的性格。钱默吟没有先进的思想，也算不得“革命者”，但在他的身上表现出来的“宁作寸寸断，不可绕指柔”的民族气节和品格，以及那种“国将不国，何以为家”的精神，就象浮雕一样鲜明、突出，经读者留下了难忘的印象。

作者以卖唱为生的小文夫妇这对“尤物”的描写，所花笔墨的确有多。但由于作者集中有限的笔墨着力描写他们的“人格”，使这对夫妇的个性就显得十分鲜明。他们俩一拉一唱，似乎“乐以忘忧”，谁买他们便卖唱，几不知“国家”为何物；他们宁可饿着也不向谁去告借一文，但若有人向他们求借，他去会倾囊相助；他们卖给唱不卖笑，人格不可侮。在一资所谓“义赈”演出会上，当一个日本军官要侮辱文若霞时，他们便愤然而起，为保卫自己的人格，赤手空拳与敌人拼搏，终于双双饮弹而死。这两个人物，平进并不可爱，他们对富人虽不谄媚，

但也不对穷人亲近。那种无家无国浪荡哥儿的气质的确不能让人赞许。但在紧急关头，掩盖在他们那潇洒不拘的外衣下的纯洁人格却大放其光辉，而终于成为一对可爱的人物。作者对书中的其他人物的描写，大都采取这种笔法。似乎并不企图表现人物性格的“复杂”，而是着力表现人物的最突出的个性。

我们可以批评这样的形象有够“完美”，但却不能不承认其个性鲜明，具有生活的和艺术的真实性，其性格发展有着符合生活实际的合理性。作为“万物之灵”的人，本就面目不同，性格各异。钱默吟受的是传统文化的熏陶，所以他有着旧式文人的清高。他不懂“政治”是怎么回事，却很知道“爱国”是每一个中国人的本分。在他的身上我们可以看到文天祥、夏完淳那样的知识分子的影子。在日本侵略者大举进攻中国腹地，钱默吟当了亡国奴时，他由一个超然的隐者逐渐变成抗日志士，实在是他的教养和那特定的历史环境的必然。在民主革命时期，就有不少这样的知识分子，在两个阶的激烈斗争中他们取“超然”的或“逃避”的态度，但当侵略者的战火向神州大地时，他们“拍案而起”，一跃成为反侵略的斗士，从此与人民同舟共济。象朱自清、闻一多、戴望舒等就是代表。钱默吟的身上就概括着这类知识分子的思想性格。象小文夫妇那样的既不珍“国”也不重“家”，只珍重自己的人格的艺人，在旧社会并不少见。“国”离他们太远，也没有给他们什么值得萦怀的好处；“家”早已不复存在，无从珍重。他们的所有就是赤条条的两个人。他们从事卖唱生涯，处于被侮辱被玩弄的地位。这样，在他们的心灵里，人格便成了唯一属于自己并最值得珍重的东西了。卖艺不卖身是旧社会正直艺人的座右铭，有多少艺人为保卫自己的纯洁人格而付出血的代价；小文夫妇就是这样的艺人代表。这样的形象，不是飘荡的影子，而是活生生的实

体，不是某种政治概念的传声筒，而是有血有肉的活人。这样的形象，所以能够“立得牢稳”，并给人以艺术的美感，靠的不是“完人”的美，而是个性的美。当然，要想从他们身上学得先进思想，似乎无从寻找，但他们那种民族自尊、人格自珍的精神，至今也还光彩照人。现在，人些人在“外汇”、“礼物”面前所缺少的不正是这种民族气节和人格自珍吗？

历史的本来面目就是这样，在抗日战争中，各种经历的人，从不同的出发点，用不同的方式，经过不同的途径，汇集到一个集中点；为民族的生存与独立贡献自己的力量。这才组成了“浩浩荡荡”的抗日大军，演奏出一曲威武雄壮的全民抗战交响乐。那些用马克思主义思想武装，在前线冲锋于枪林弹雨的战士，或出生入死没于敌后的游击健儿，是值得歌颂和崇敬的，而那此虽没有所谓“政治觉悟”却有着光辉的民族气节的人；那些在敌人的淫威下保卫自己的人格不受辱的人；那些同胞有难而全力相助的人；都有在抗日战争中付出了血的代价，同样值得赞扬和歌颂。所以，毛泽东同志说：“我们应该写闻一多颂，写朱自清颂，他们表现了我们民族的英雄气概。”他们是属于我们中华民族的，在他们身上表现出的是中华民族的气节和人格力量。我们不能用狭隘的所谓“阶级的眼光”来抹杀民族的光辉。

三、《四世同堂》对几个民族败类的描写，就有着大出读者意料的新颖。

老舍敢于创新，不墨守成规，他按照自己对生活的认识和理解，独出心裁地描写了几个汉奸走狗的作为和命运。冠晓荷一心想在日本的治下飞黄腾达，为了得到主子的垂青，他对日本侵略者的忠心真比对他的娘老子还要虔诚。他请客、

送礼、托人情，甚至不惜陷害钱默吟，将钱家弄得家破人亡，还要搭贴自己的女儿，无非是想削尖脑袋往汉奸窝里钻。在日本侵略军攻占保定之后，在北平举行的所谓“庆祝保定陷落”的大会上，他拼命挤到台前去，为的是好给台上的日本兵“行个礼”；在挤不到台前时，他还远远地“深深”地向台上“鞠了鞠躬”，希望“心到神知”。然而，他使尽浑身解数，终得不到主子的赏识。最后他得了痢疾，被日本“消毒队”象对待其他病患者一样，拉出去活埋了。冠的老婆“大赤包”也同冠晓荷一样，想在汉奸窝里出人头地。她用自己的女儿换了一个“妓女检查所所长”的头衔，于是她便觉得自己象“西太后”一样的威风了，连冠晓荷也得称她“所长太太”。她讹诈、勒索妓女，强逼良家妇女为妓，弄得人人憎恨，个个切齿。后来日本人看着她弄得没法收拾了，便将她投入监狱，查抄了她的家产，终于疯死在狱中。那个无聊而愚蠢的祁瑞丰，光跟着汉奸兰东阳之类拉配套还觉得不过瘾，他想当日本特务。由于偶然的原因，他被日本特务抓进特务训练处，在受审中他说他想当日本特务。但特务们看他不够格便将他放了出来。他出狱后碰到兰东阳，于是便冒充，说自己的“特务”。结果被兰东阳派真的特务将他捉进监狱暗中杀掉，连尸骨也不知其所。

这样的写法是新颖的。这“新”主要表现在两方面：一是这些败类的经历新颖，二是这些败类的结局新颖。所以我们读了作品感到耳目一新。但这种别出心裁的描写真实合理吗？如果对于这问题不能做出肯定的回答，那么这些形象就没有典型意义了。

老舍在作品中就说：日本侵略者理想的汉奸，是能“完全听他们的话，同时又能敷衍中国百姓的”人。日本侵略者为巩固自己的统治，自然要收纳一批汉奸

走狗，但并非凡为中国人民所唾弃的民族渣滓他们都一律收留重用。这道理很简单，因为他们豢养汉奸、走狗的唯一目的是便于统治中国人民。所以对冠晓荷那样的“无聊，无知”，“野心大而胆子小”的无能之辈，对祁瑞丰那样的只知吃、喝、玩的愚蠢角色，也是不感兴趣的。他们宁肯将冠晓荷的二女儿招弟纳为特务，而不愿收纳冠晓荷、祁瑞丰之流。

历史的规律决定汉奸走狗决不会有“皆大欢喜”的好下场。然而造成这种结局的因素却是复杂的。可以是中国人民的惩罚，也可以是敌人内部的残杀，还可能是出于日本侵略者更大的利益需要而自烹走狗。从《四世同堂》中我们看到，日本侵略者活埋冠晓荷是因为怕传染病的蔓延；杀祁瑞丰是兰东阳报私仇，也是怕他泄露机密；惩治“大赤包”是为了表示“天皇”的“仁政”。他们为了更大的利益，杀几个汉奸走狗是不当回事的。所以，对“大赤包”那样的“劣迹昭著”、完全失去了心因而也完全失去作用的走狗，对祁瑞丰那样的成事不足败事不余的笨蛋，加以铲除是完全可能的。由此看来，《四世同堂》的写法别具一格，却有着它的生活的真实性和充分的合理性。

四、《四世同堂》老舍自觉地把文化意识融入人物形象之中，在使文化获得实践性存在方式的同时，也使小说人物成为文化的载体。而且，如果说人物的国家、民族、市民属性是“自然生成”的，那么，人物的文化属性则是老舍“刻意追求”的。

在过去的老舍研究中，《四世同堂》中的人物主要是被从国家、民族或者生存方式的角度来认识的。有的研究者把《四世同堂》概括为“被征服者的愤史”，就是把人物作为中国人——被日本人奴役、做了亡国奴的中国人——来认识的。

有的研究者在把老舍作为“北京市民社会的表现者和批判者”来论述的时候，也论及《四世同堂》中的人物，注重的就是人物的生存方式、生活环境与社会地位。这些看法当然符合人物的实际存在状况，但如果从老舍赋予人物的文化意义来看，许多人物则完全应当作为“文化角色”（文化象征物）来认识。

根据所属的文化形态的不同，《四世同堂》中的人物作为文化角色可以划分为如下四种类型。一是传统文化角色。以祁瑞宣、陈野球和被捕前的钱默吟最为典型。他们以中国文人传统的生活方式生存着，保持着中国文人具有历史性、稳定性的心理状态、性格特征和伦理观念。瑞宣为人清高、本分，学识渊博，但软弱、忧郁，在国难当头的时候，他有心为国效力，却囿于传统的伦理观念，迟迟没有走出家庭。陈野球懦弱、萎靡，承认自己“简直是个妇人”，并直接把这种人格缺陷归因于传统文化。他说：“我们的文化或者只能产生我这样因循苟且的家伙，而不能产生壮怀激烈的好汉！我自己惭愧，同时我也为我们的文化担忧”（第十八章）。被捕前的钱默吟，则穿着长衫，像隐士一样闲居家中，以吟诗、饮酒、栽花为乐。二是市民文化角色（或称“都市文化角色”）。以祁老人、小崔、冠晓荷等人为最典型，他们身上体现了北平人的多礼、软弱、苟且、贪图享乐等生活习性（老舍在小说第二十五、二十六、三十各章多次提及这种习性）。祁老人面对为虎作伥、昂然而去的便衣背影谦卑地微笑时，老舍说：“当文化霉烂的时候，一位绝对善良的七十多岁的老翁是会向‘便衣’大量的发笑，鞠躬的”（第二十八章）。这显然是把祁老人看作文化霉烂的产物、霉烂文化的体现者。小崔脸上挨了大赤包的巴掌不还手，是因为“北平亡了，北平的礼教还存在小崔身上”（第六章）。冠晓荷这个看似“插科打诨的‘二丑’”式的人物，在

很大程度上也是被作为文化象征物来塑造的。“当一个文化熟到了稀烂的时候，人们会麻木不仁的把惊魂夺魄的事情与刺激放在一旁，而专注意到吃喝拉撒中的小节目上去”（第二十六章）。冠晓荷在吃、穿、一举手一投足上的许多讲究，正是“熟到稀烂”的北平市民文化的产物。老舍这样说：“他是都市文化的一个蛔虫，只能在那热的、臭的，肠胃里找营养与生活”（第六十六章），“在北平的文化里，无聊的天才才能如鱼得水的找到一切应用的工具。冠先生既是天才，又恰好是北平人”。写到冠晓荷煞有介事地谦让着请瑞丰吃饭时，老舍说：“他的虚伪极了的真诚是来自北平的文化”（第二十六章）。三是原始文化角色（亦可称之为“农民文化角色”或“黄土文化角色”）。以不太识字的农民和士兵为代表，仲石、金三爷亦可划归此列。其特征是没受过多少教育，但质朴、顽强。老舍在小说第六十一章写到北平城外黄土地上那些贫困、没有文化但善良、朴实、顽强的农民们，并从瑞宣的角度发出这样的感叹：“这是中国人，中国文化！”到小说第八十二章，又从瑞全的角度对黄土地上的农民作了这样的描写：“那滚滚的黄流与小得可怜的山村，似乎是原始的，一向未经人力经营过的。可是它们也就因此有一种力量，是北平所没有的力量，紧紧地和天地连在一处”；“他也爱那些脚蹬在黄土上的农民，他们的耕植方法是守旧的，他们的教育几乎是等于零的，他们的生活是极端艰苦的，可是他们诚实，谨慎，良善，勤俭。……而且到时候，他们敢天拼命——尽管他们的皮肤是黑色的，他们血或者可是比他的更热更红一点”。第四种文化角色可以之为“前文化角色”，以蓝东阳为代表，因为在老舍看来他“与中华民族五千年的文化毫不相干”、“披人皮，没有人性，只有狡猾和残忍的兽性”，属于“人吃人，狗咬狗的蛮荒时代”（第九十六章）。

应当说明的是，上述四种文化角色的划分是就其基本倾向而言的，因此是相对的而非绝对的。有的人物有时徘徊于两种文化之间（如瑞宣曾被老舍称作“新旧文化中的钟摆”——第六十章），不同的文化形态有时是交叉的（传统文化有缺乏生命活力这一点上与市民文化相通，并与原始文化相关联——老舍赞美黄土地上的农民们时说他们“心中印着三千年传下的道德”）。

五、怎样写人物？主要不是个方法问题，而是对现实生活的理解和认识问题，是有没有严肃的现实主义的态度问题。

老舍是那样认识现实生活的，是那样认识汉奸的，所以她就那样写出来了。他不是从什么是“典型环境”啊，什么是“典型人物”啊之类的概念定义出发，也不是从什么条条框框出发，而是从现实生活出发去塑造形象，所以他才能不走别人的旧路而写出新意。老舍曾告诉青年作者说：“你先就你所认为值得写的把它写出来”。“因为你要是脑子里有那么一个架子：什么人才叫典型呢？你就没法写了。”这当然不是说作家不需要学习文艺理论和文学常识，而是说要根据自己对现实生活的观察、理解和认识去塑造人物。作家的经历不同，所见所闻不同，理解认识不同，写出作品来就自有其创新和独见。否则，在下笔之前脑子里就先有许多别人编制的框框，这样写怕越雷池，那样写恐坏规矩，最后只好将自己的见闻“削足适履”塞进那些框框中，自然就不会有新意。鲁迅如果要是按照历史小说的严格定义去写历史小说，就不会有含义隽咏的《故事新编》了。

在我们的文学作品中，表现沦陷区市民生活和抗争的作品是不多的。正象一九七九年版《四世同堂》的编者在《致读者》中的说：“当我们伟大的古都北平不幸沦陷敌手后，广大市民过着怎样的生活，进行过什么样的抗争，对许多读者

来说当是非常陌生的，而反映这种生活的小说也是不多的。”《四民同堂》正是这“不多的”之中一部佼佼者。这部作品所塑造的一系列的艺术形象，大大丰富了我国抗战文艺的画廊，是中国现代文学的一大收获。

主要参考文献及附录

[1]吴小美：《一部优秀的现实主义作品——评老舍的〈四世同堂〉》。载《文学评率》1981年第6期。

[2]赵园：《老舍——北京市民社会的表现者与批判者》。载《文学评论》1982年第2期。

[3]赵园：《老舍——北京市民社会的表现者与批判者》。载《文学评论》1982年第2期。

[4]《老舍论创作.人物的描写》

[5]老舍：《勤有功》，见《戏剧报》1959年第18期。

[6]毛泽东：《别了，司徒雷登》

[7]老舍：《勤学苦练，提高创作质量》

[8]樊骏：《老舍名作欣赏》（中国和平出版社，1996年）

[9]古世仓吴小美：《老舍与中国革命》（民族出版社，2005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