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学史

大家知道，人类学作为人文社会科学中一门十分重要的综合性学科、有着重视现实生活、强调实地调查和比较研究的学术传统。因而对于进—步繁荣我国的社会与人文科学事业，对于加强从人文与社会科学相结合的角度研究我国现代化建设，促进社会发展，都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与实践意义。

目前，在发达国家和许多发展中国家。人类学都成为备受重视的“显学’。它已在各国的高等教育体系中。在培养国民素质和促进国际间的文化交流中。日益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观在世界上几乎所有的著名学府里。都有人类学系或人类学专家群体。据初步统计。在国外从事中国研究的学者中，大多数是人类学家或主要应用人类学的方法从事研究工作。

相形之下。目前我国的人类学研究还处于重新起步的阶段，与国际上人类学的发展状况相比，差距还很大。无论在师资队伍、学术组织、课程建设，还是在研究方法与学术水平等方面，都面临着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相对于人类学所应发挥的积极作用，相对于我国现代化建设所提出的许多重大的社会文比问题，我国的人类学迫切需要加速发展和提高。

《古代社会》1871至1877年,摩尔根专心撰写他毕生最重要的一部著作于1877年首先由美国的亨利·霍尔特出版公司出版，后来被多次翻版，翻译成各种文字出版。评价：恩格斯赞扬它是“划时代的少数著作之一”。被视为进化学派的经典著作。恩格斯于1884年指出：“在论述社会的原始状况方面，现在有一本象达尔文学说对于生物学那样具有决定意义的书，这本书当然也是被马克思发现的，这就是摩尔根的《古代社会》（1877年版）。摩尔根在他自己的研究领域内独立地重新发现了马克思的唯物主义历史观，并且最后还对现代社会提出了直接的共产主义的要求。”内容：在《古代社会》中摩尔根在先前研究的基础上,全面地提出了社会进化的理论，阐述了人类从蒙昧时代经过野蛮时代到文明时代的发展过程，说明人类社会从低级阶段向高级阶段发展,从原始社会发展到阶级社会,并将随着资本主义制度的灭亡而揭开社会的下一个更高的阶段。

影响：摩尔根对重建原始社会史，对婚姻家庭和亲属制度的研究成果，得到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高度重视，马克思在阅读该书时写了详细的摘要，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也引用了摩尔根的研究成果。

。1859～1862年，每年夏季，他都去美国中西部印第安人地区作实地调查，着重研究印第安人的亲属制度和社会结构，并广泛考察其经济、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1871年他发表了《人类家族的血亲和姻亲制度》。观点：他根据亲属制度和社会组织的研究，系统地提出了家庭进化的理论，概述了人类家庭的发展的历史。他认为，人类从状态经过、、和父权家庭而达到。这就彻底推翻了先前的历史家们认为一夫一妻制家庭自古就有、并且始终是人类社会的基本单位的理论。

《易洛魁联盟》1846年，摩尔根被塞内卡部落鹰氏族接纳为养子。他详细地调查了易洛魁人、胞族、、的结构、经济和社会生活。养子的身份使他得以了解那些从不向外人透露的秘密习俗和仪式。1851年，他发表了《易洛魁联盟》一书。观点：该书以联盟的组织结构为主题，全面地描述了易洛魁人的氏族社会，包括历史、语言、经济生活、社会组织、家庭婚姻、习俗和宗教。这本书被誉为世界上关于印第安人的第一部科学著作。

《江村经济》我在“江村”实地调查过程中,产生了一种想法:中国农村的基本问题,就是农民吃饭穿衣的问题,内忧外患使他们难以维持最低生活水平,陷入不足温饱的极端贫困境地。当时的历史现实,促使我产生了尽力使中国农民脱贫致富的使命感,也使我一生“志在富民”的追求更加坚定,我在以后的学术工作中,提出了农民温饱的“小康水准”、“现代工业技术下乡”、“乡土工业重建”等问题和想法。

《原始文化》泰勒（1832年~1917年）被誉为“英国最杰出的人类学家”在书中，泰勒追溯了人类从野蛮状态到文明状态的进化过程，描述了原始人如何运用理性去解释他们尚不能了解的自然和人类事物。全书展示了泰勒关于原始生活与现代生活关系的中心思想，即“野蛮和文明作为一种类型的低级和高级阶段是互相联系的”。该书完成后，产生了广泛的社会影响，被译成多种文字出版。

观点：泰勒的进化理论可分为蒙昧、野蛮和文明三个阶段。每一阶段是前一阶段的产物，又对未来阶段的形成起着巨大的影响作用。泰勒通过收集大量资料，分析全世界数百个不同社会的情况，最后得出结论，即人类社会的进化与体质的进化相似，经历了由简单到复杂的过程。泰勒的思想对后世影响较大的有以下几点：一是万物有灵论。在各种文化现象中，他主要注意的是精神文化，特别是宗教信仰的产生与发展。二是文化残存说。旧有的文化既可以保留在较新的文化中，同时又是过去的见证。三是提倡文化科学。以丰富的民族志资料，运用文化比较作为研究的基础。四是统计研究法。在人类学的调查上，他是最先主张使用统计方法的，并使这一研究趋向科学的手段。

泰勒的宗教思想：以上便是万物有灵观的大致发展过程，书中，泰勒也对整个理论做了一个小结：“全世界各种宗教，通过一个万物有灵论原理而结合在一起，由于引入了道德成分，它们分化为两大类型——一类是低级体系，其最佳成果，就是向人们提供孩童般天真质朴的自然哲学；（也就是泰勒主要想阐述的自然宗教的产生，不涉及道德伦理的介入）另一类是高级信仰，正当而神圣的法律牢固地树立在其基础之上，它还激起了人们的责任感和慈爱心。

灵魂和其他精灵的本质的同一性，事实上构成了万物有灵观从其原始状态到最高阶段的一般特性之一，灵魂、恶魔和天使虽然带着不同的名字，但其实质是相同的。”

书中，泰勒用将近一半的篇幅来描写以万物有灵论为源头的宗教的产生与发展，按书中所表，宗教的发展大约经过了如下过程：万物有灵观的产生——多神教的产生——一神教，大体上依然继承了进化论的思想。

《安达曼岛人》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第1版(2005年12月1日)本书是拉德克里夫—布朗在1906—1908年在安达曼群岛考察的基础上写成的一部民族志著作。《安达曼岛人》堪称现代人类学经典中的经典。开创了人类学的民族志传统。该书细致描述了印度洋一群岛上的社会生活和神话传说，论证了涂尔干有关集体欢腾等问题所提出的一系列主张。该书奠定了结构-功能主义人类学的基础。已成为现代人类学的标志性著作之一。全书分章探讨了安达曼岛人社会组织、仪式习俗、宗教和巫术信仰。

这部著作在方法论上第一次系统地尝试了英国现代社会人类学“特定地域的深入研究”方法，从而与马林诺夫斯基的《西太平洋的航海者》共同奠定了现代社会人类学田野工作和民族志写作的基本模式。

作者依循法国社会学家涂尔干在《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一书对“社会”的理解，既反对传统的、历史学角度的民族志写法，又拒绝个体心理学的视角。作者认为，社论进一个独特的事实，它凌驾于个体，无影无形，所以必须通过各种制度把自己落到“实处”，这就是一个民族看似无关的各种“文化事项”的使命，也就是所谓“功能”。

《菊与刀》本尼迪克特1946年出版，本书是解析日本民族精神、文化和日本人性格的名作，出版后在日本和世界引起广泛关注，被视为研究日本最有见地的作品，被公认为了解日本的必读书。书名“菊花与刀”，用日本最具象征意义的两种事物，来揭示日本文化和日

本人性各的双重性，富有深刻的哲理性和动人的艺术性。在书中作者运用文化人类学研究方法对日本民族精神、文化基础、社会制度和日本人性格特征等进行分析，并剖析以上因素对日本政治、军事、文化和生活等方面历史发展和现实表现的重要作用。此外，本书还是一部将深刻的思想和流畅的语言。被翻译成英、法、中、日、西等20余国文字，总发行量超过1000万册。

《银翅》作者庄孔韶借着阅读和翻译《金翼》的机会于1986年开始重访黄村乡镇，博士期间完成初稿《金翼重观》。1990年庄在美国华盛顿大学做博士后期间在原稿基础上撰写《银翅》，1996年《银翅》先期由台湾桂冠书局出版，后来又三联书店又推出新版本。吝啬的台湾书评界誉为"近三十年关于中国文化研究的重要大型著作之一"，一时海内外好评如潮。《银翅》内容广博，涉及土地制度、基层社会结构、土改、人民公社运动、文化大革命、农村生计流通、亲属制度、民间信仰、宗教信仰、地方政治结构、学术研究方法论等等内容，《银翅》作者在很多问题上都提出了自己的独特见解：军人参与地方政权的"汉堡包"结构，"后张鲁社会"和"蚌状结构"，中国式准－组合家族，儒家的乡村媒介人物"先生"等等。在最末一章，庄孔韶博士提出两个重要的方法论：中国古今文化关联性观察法--反观法和中国文化的直觉主义。可以说，《银翅》的出版本身也是"不浪费"人类学的重要实践。《银翅》是《金翼》田野点的重访。它以张芬洲、黄东林两家的兴衰发展历程为中心线索，并将当地的民间习俗、民间信仰、生产结构等问题贯穿其中，深刻的剖析了中国的自然经济社会，成为研究中国社会必不可少的读物。《银翅》一书中对于福建地方社会数十年的历史变迁、人事更替和文化传承作了逼真的民族志记录，提出中国文化反观法这一具有创见的学术思想，

评价：《银翅》的进步意义在于它更多的蕴含了“中国人类学家将西方人类学思想本土化”的深刻思考，我觉得这是每一个领域的研究者都应该学习的地方。读《银翅》最受益的便是可以从中吸取作者多角度看问题、使用多种方法和手段研究问题的优点，进而开阔自己的视野和思维模式。庄孔韶把人类学田野调查访谈与长期参与观察所得来的材料相结合，考察中国社会大小传统的发展互动轨迹，追寻中国乡土社会文化传承与濡化的历史根基，这一点是他对国际汉学研究的突出贡献。“从田野到书斋”的人类学理念之发现，还进一步提出“不浪费的人类学”

《金翼》最早在本世纪四十年代曾以英文版在纽约和伦敦面世。中文版有两种，最早的译本是1977年台湾桂冠图书公司出版的宋和译本；另外是庄孔韶、林宗成译本，北京、香港三联书店1989年、1991年分别推出。《金翼》讲述了本世纪初至三十年代福建闽江下游黄村发生的故事。

一、中国人类学的奠基阶段

1903年，林纾、魏易合作翻译了德国人哈伯兰的《民种学》，由北京大学堂书局出版。这是西方人类学著作首次进入中国。与此同时，北京大学堂也于该年开设人类学科目，人类学这一诞生于西方的学科从此进入中国。此后，开始有不少的中国留学生远渡重洋，到西方学习人类学知识。1907年，蔡元培留学德国，在莱比锡学习人类学、民族学理论。1912年回国后即在北京大学开设讲座，传播人类学、民族学知识。1918年，李济赴美国留学，1920年到哈佛大学人类学系，专攻体质人类学和考古学知识。1921年，杨堃到法国勤工俭学，先后就读于里昂中法大学和巴黎大学，获理科硕士和文科博士学位，对法国民族学尤其是社会学年鉴学派的理论和方法颇多了解，1931年回国。20年代到法国留学的还有凌纯声，他在巴黎大学师从著名学者莫斯学习人类学，1929年获得博士学位后回国，任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民族学组专任研究员。1922年，吴泽霖赴美国留学，先后就读于威斯康星大学、密苏里大学、俄亥俄州立大学，他系统地学习了社会学、人类学的知识，1923年回国，

到大夏大学讲授相关课程。1923年，吴文藻也留学美国，在哥伦比亚大学学习社会学、人类学，听过美国文化历史学派创始人博厄斯及其弟子本尼迪克特、戈登威塞的课程。1929年获博士学位后回国，任职于燕京大学社会学系，讲授社会学、人类学课程。

这些中国人类学的先驱者们回国后，即开始了人类学在中国的宣传和普及推广工作，他们或开办讲座，或设立课程，或撰写文章，向知识阶层和社会各界介绍这一新兴学科。例如1926年，蔡元培就发表了《说民族学》一文，较为全面地论述了民族学的研究对象、范畴及其意义等问题。1928年出任中央研究院院长后，又在社会科学研究所设立民族学组（1934年后改属历史语言研究所），并亲自兼任主任，积极推动民族学、人类学在中国的发展。正是这些拓荒者们，像盗火的普罗米修斯一样，将源自西方的人类学知识，引进了有着五千年文明积淀的古老中国，从那时起，中国也就有了关于自身及其文化研究的科学理论。

二、中国人类学的发展阶段

如果说20世纪20年代是中国人类学的奠基阶段，那么，30、40 年代则是中国人类学的发展阶段。在蔡元培、吴泽霖等第一批留学西方的人类学者的努力下，中国的人类学取得了很快的发展。在此期间，中国的学者不仅翻译了大批西方人类学名著，而且也开展了诸多卓有成效的调查研究工作，撰写了大量有关中国社会文化的研究论著，也留下了不少经典的传世之作。

相对于50年代以后的沉寂状态来说，30、40年代是中国的人类学研究高潮迭起，热闹非凡的时期。据前辈学者江应樑先生介绍，当时在全国形成了许多研究中心，并拥有数量众多的学者。

从研究对象和特点着眼，学术界一般又把这一时期的中国人类学研究分为南北两大流派。北派以清华大学、燕京大学等学校的学者为主，包括吴文藻、费孝通、林耀华等，他们以汉人社会为研究重点；而南派则以中央研究院的凌纯声、芮逸夫等为代表，他们的研究重点是少数民族的社会与文化。40年代末期，南派的几位主要代表人物如凌纯声、芮逸夫等大都渡海去了台湾，而北派学者却大都留在了大陆。这一变动使得南北两派的研究重点在后来发生了完全的大“换位”，即南派学者因迁台后失去了田野调查场所等多重原因，把研究重点转向了汉族；而留在大陆的北派学者亦由于多重原因转到了对少数民族的研究。

当时，西方的各种理论学说和思想流派纷纷涌入中国，而中国学界则是来者不拒，采取了一种兼容并包的宽容态度，学者们从自己的研究所需和个人喜好出发，择己所善者而从之，一时间形成了各学派争奇斗艳的喜人局面。根据我国民族学者陈永龄先生的意见，我国的民族学曾先后受到过下列五大学派的影响：1、古典进化论学派，其代表人物有蔡元培、刘咸等；

2、德奥传播学派，以陶云逵等为代表；

3、美国文化历史学派，以孙本文、黄文山和吴泽霖等为代表；

4、德国民族学派，以杨堃、杨成志及凌纯声等为代表；

5、英国功能学派，以吴文藻、费孝通与林耀华等为代表。在译介西方人类学著作方面，这一时期也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主要有：张铭鼎翻译了马雷特的《人类学小引》（上海商务印书馆，1930年），吕淑湘翻译了马雷特的《人类学》（上海商务印书馆，1931年），李安宅翻译了弗雷泽的《交感巫术心理学》（商务印书馆，1931年），吴景菘翻译了威斯勒的《现代人类学》（大东出版社，1932年）杨东莼、张栗原翻译了摩尔根的《古代社会》（商务，1935年），费孝通翻译了马林诺夫斯基的《文化论》（商务，1944年）及弗思的《人文类型》（商务，1944年），杨成志翻译了博厄斯的《人类学与现代生活》（商务，1945年）。

20世纪30、40年代中国的人类学者在译介和推广人类学在中国的发展的同时，还运用引进的西方理论，开始了对中国社会文化的实地调查研究。1928年蔡元培出任中央研究院院长后，即主持开展了对广西瑶族、台湾高山族、黑龙江赫哲族、湘西苗族等民族的历史、社会、文化、语言的综合调查或专题调查。当时，除了中央研究院外，燕京大学、清华大学、云南

大学、四川大学等高校也分别进行了一些调查研究工作。

1928年，颜复礼、商承赴广西和云南调查瑶族；1929年，凌惠祥赴台湾调查高山族；

三、中国人类学的停滞阶段

20世纪50至70年代是中国人类学走入低谷直至停滞的阶段。建国后，由于极“左”思潮的影响，人类学连同社会学等学科一道，被作为“资产阶级伪科学”予以取缔，原来从事人类学研究的学者，有的改行，有的在院系调整时转到了民族院校，在民族学的学科名义下，专门从事对中国少数民族的研究。

在此期间，在有关部门的组织下，中国的民族学界开展了三次大规模的少数民族调查，即民族识别、少数民族语言调查和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这一阶段的民族学研究工作，主要也就是围绕着这三次大调查而进行的，其成果集中体现在调查后编写的中国少数民族“五种丛书”上，即《中国少数民族》、《中国少数民族简史丛书》、《中国少数民族语言简志丛书》、《中国少数民族自治地方概况丛书》、《中国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资料丛刊》。

在理论建设方面，由于极“左”思潮的干扰，中国民族学界在此期间一直奉苏联民族学理论和方法为圭臬，对西方人类学理论则一概弃置不用，从而形成了“苏维埃学派”一花独放的局面。最终造成了中国民族学理论的严重滞后和与世界人类学、民族学发展水平的脱节。不仅如此，“文革”期间，民族识别和民族研究工作还一度被迫停止，学校里的教学活动难以正常开展，科研机构也被撤消或归并，许多民族学家被迫改行。这种状况直到70年代末才告改变。四、中国人类学的恢复和发展阶段

20世纪80年代至今，是中国人类学恢复和发展的阶段。1981年，中国人类学学会成立，标志着人类学研究在中国的恢复。同年，中山大学恢复人类学系；1984年，厦门大学人类学系成立；1988年，云南大学开办人类学专业，1996年成立人类学系。这一切，都昭示着中国人类学在新时期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