争议焦点,买卖合同

争议焦点,买卖合同

篇一：准确归纳民事庭审的争议焦点

准确归纳民事庭审的争议焦点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三十九条规定了举证期限及证据交换制度，要求通过证据交换，确定双方当事人争议的焦点。可见，法官须归纳双方的争议焦点，法庭调查也将围绕双方争议的焦点展开。争议焦点归纳得准确，法庭调查才能把握住案件重点。也就是说，准确归纳了案件争议焦点，法官就如同找到了开启迷宫大门的钥匙一样，可顺利指导当事人完成举证责任，快速查明案件事实，从而提高庭审质量和效率。因此，作为审判法官，在庭审中准确归纳争议焦点是其必须具备的能力。

一、当前在归纳争议焦点方面存在的误区

民事审判的过程，其实就是发现争点、固定争点、处理争点的过程。实践中，还存在一些误区，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把原告诉讼请求是否应当支持当作争议焦点，实际上等于没有确定争议焦点。例如：原告起诉某铁路局人身损害赔偿纠纷，要求某铁路局赔偿损失，法官在审理时就不能简单地将某铁路局是否应当赔偿原告多少元损失作为争点。而应当认真分析原、被告之间的具体民事法律关系、侵权责任的构成要件、法律责任，然后才能确定真正的争议焦点。

原告的诉讼请求能否得到支持，是围绕争点审理的最终结果，而非争议焦点本身。

二是遗漏争议焦点。例如：一起铁路器材买卖合同案件中，被告买了某铁路企业的铁路器材，部分货款未付，某铁路企业起诉要求被告支付所欠货款。被告辩称铁路器材存在质量问题，要求解除合同并退货。若把争议焦点归纳为被告应不应该支付所欠货款，笔者认为是不全面的。因为，原、被告双方在支付货款问题上发生纠纷，货款应不应该支付是双方最大的争议，但纠纷发生的起因是什么？是铁路器材的质量确实有问题被告合法行使抗辩权？还是被告以铁路器材的质量问题为借口拖延支付货款？原告和被告在铁路器材质量合格与否的问题上各执一词，因此，某铁路企业卖给被告的铁路器材是否存在质量问题同样是本案争议的焦点，查清铁路器材是否存在质量问题，也是解决本案被告应不应该支付货款的关键。

三是有的案件虽然原告只有一个诉讼请求，但可能存在多个争议焦点。有人

认为，只有一个诉讼请求的案件争议焦点就不会有多个，其实不然。例如，一起铁路专用线侵权纠纷。原告诉称自己对争议的专用线拥有全部产权，被告未经其同意擅自使用，构成侵权，被告答辩称，原告请求无理，要求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理由有三点：一、自己合法拥有铁路专用线一半产

权；二、被告使用该专用线是经过原告同意的；三、原告起诉已经超过诉讼时效。若不善于分解问题，只简单归纳成被告是否构成侵权一个焦点，就是错误的。本案有三个争议焦点：一是原告的起诉是否超过时效，是否存在仲裁时效中断的事由；二是被告使用该专用线是否经过原告同意；三是原告是否拥有铁路专用线全部产权。

二、正确归纳争议焦点之我见

首先，要明确争议焦点的概念。

民事诉讼中的争议焦点，贯穿民事审判的整个过程。所谓争议焦点，是指在民事诉讼中当事人对之意见相反、影响案件处理结果的事实问题和法律适用问题。争议焦点有三个特征：①当事人对其存在与否、应当适用与否持相反意见，争执不下；②属于事实问题或者法律适用问题；③对案件的处理结果有法律上的意义。因此，当事人在案件细枝末节上的争议和与案件处理结果无关的争议，不应列为争议焦点。

其次，要善于总结才能提高正确归纳庭审争议焦点的能力。

争议焦点的确定与法官对法律适用的理解能力和对案件的事实认定能力密切相关。这就要求法官要在审判实践中多总结经验。争议焦点是隐藏在争议的问题之后，导致纠纷发生的“症结”，不是浮在表面上的争议问题。因此，不断总结审判经验对于一个法官的成长非常必要，但审判经验不

是审的案件数量多就自然有的，还需要法官在审判实践中善于总结。

最后，要建立强制答辩、固定争点的诉讼制度，为法官正确归纳庭审争议焦点提供制度保障。

我国现行民事诉讼法没有规定强制答辩制度，仅规定被告应当在收到起诉状之日起15日内提出答辩状，不提出答辩状的，不影响案件的审理（见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三条）。可见，我国民事诉讼法关于被告答辩的规定，是赋予被告一项诉讼权利而不是一项诉讼义务。被告在法定期限内不答辩，固定争议焦点就无从谈起。实行强制答辩，将答辩规定为被告的诉讼义务，就便于尽早确立争议

焦点。在强制答辩程序之后，应当再规定一个固定争议焦点的诉讼程序，就是法官可根据原告起诉和被告答辩，组织双方到庭，共同确认案件争议焦点，记录在案，开庭审理也只对争议焦点进行。通过上述制度的建立，就能够保证在庭审前及早确立争议焦点，便于庭审高效进行。

篇二：一般买卖合同纠纷案

一般买卖合同纠纷案

陈良清孙永福

【要点提示】

优先购买权是基于租赁合同关系而产生。但是在具体案件审理中，不仅需要对原告的诉请进行审理，还要对合同的

基础事实进行判断。如基础合同本身违反强制性规定无效，将导致原告的诉请失去法律和事实依据。

【案情】

原告：阚宗启

被告：徐州市贾汪区汴塘镇阚山村村民委员会

第三人：阚宗辉

1984年，全国农村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被告集体所有的农业机械被逐渐处理，原拖拉机机房闲置。1995年10月1日至XX年10月2日，原告三次与被告签《合同书》，规定原告承租被告原拖拉机机房，租赁期限至XX年10月2日，同时明确双方权利、义务。XX年7月21日，被告两委会讨论会议记录为：机房经研究处理卖掉，够(足够)四口宅基地(用地)3万元(价值);四口宅基地(四至)，(阚)士忠屋后一条路6米宽，后15m宅基地，宅基地后6m宽路，路北一排房子，共四口屋，出售3万元，东西宽30m，南北以阚士忠东墙为准，西边以阚宗凯屋东墙为准，拖拉机房后墙5m电话线杆往北。XX年7月22日，原、被告签订《房屋暂用合同》，规定被告两委会研究“把原拖拉机机房卖掉，无论卖给谁，在不影响盖房情况下，

允许阚宗启使用一年”。同日，被告与第三人签订《原阚山村拖拉机机房购买合同》，合同规定：“拖拉机房及院墙由阚宗辉处理，价值30000元。四至明确，如建两排房屋，

中间必须通两条路宽6m，如建一排房屋则按四至执行。允许阚宗启使用机房一年，至XX年7月22日。”合同规定的使用期限届满后，阚宗辉要求阚宗启搬出交还房屋。阚宗启以被告签订的《原阚山村拖拉机机房购买合同》剥夺其优先购买权为由拒绝搬出。

原告阚宗启于XX年1月3日向徐州市贾汪区人民法院起诉。要求依法确定被告与第三人签订的《原阚山村拖拉机机房购买合同》无效。原告阚宗启认为，原、被告自1995年10月1日起确立租赁关系，租赁期限至XX年10月2日止，原告一直承租被告拖拉机房。XX年7月22日，被告与第三人签订《原阚山村拖拉机机房购买合同》时，在其租赁期间。原告在同等条件下有优先购买拖拉机机房的权利。而被告未在法定期限告知原告，擅自出售其合法租赁的拖拉机机房，明显剥夺其优先购买权。应确认被告与第三人签订的《原阚山村拖拉机机房购买合同》无效。

被告阚山村委会辩称，原告与被告及第三人签订的五份合同分别形成了租赁关系、暂用房屋关系和房屋买卖关系，且均有两委会会议记录为证。被告与第三人签订的《原阚山村拖拉机机房购买合同》是否剥夺原告优先购买权，请求法院依法确认。

第三人阚宗辉述称，自1995年10月1日起，原告一直承租被告原拖拉机机房属实，但XX年7月22日，原、被告

签订《房屋暂用合同》，原告自XX年7月22日起借用一年。原、被告由租赁关系变更为借用关系，原告已自愿放弃优先购买权。被告与第三人签订《原阚山村拖拉机机房购买合同》合法有效。

【审判】

徐州市贾汪区人民法院审理后认为，被告所有的拖拉机机房及院落虽系在1984年农村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以前建造的，但所占用土地为农村集体所有的土地。自1995年10月1日起，被告将原拖拉机机房及院落租给原告长期使用，期限至XX年10月2日。XX年7月22日，原、被告又以《房屋暂用合同》将双方租赁关系转变为借用关系。XX年7月22日，被告与第三人签订的《原阚山村拖拉机机房购买合同》的内容既包括拖拉机机房及院落的买卖，也包括其占用的农村集体所有土地的使用权转让，同时还包括拖拉机机房北墙以北、西至阚宗凯东墙、东标齐阚士忠房屋东墙范围内的农村集体所有土地使用权的转让，违反了法律强制性规定，该合同无效。同时，原告主张被告与第三人签订的《原阚山村拖拉机机房购买合同》剥夺了其在同等条件下的优先购买权。因优先购买权要以被告的出卖行为合法有效为前提，现双方签订的《原阚山村拖拉机机房购买合同》因涉及非法转让农村集体所有土地使用权而无效，故被告出售争议房屋及院落的行为应属无效民事行为。所以原告主张的优先购买权也就

无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项，《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六十三条的规定，判决如下：

徐州市贾汪区汴塘镇阚山村村民委员会和阚宗辉于XX 年7月22日签订的《原阚山村拖拉机机房购买合同》无效。

一审法院判决后，当事人均未提出上诉。

【评析】

对于本案，法院若仅就原、被告及第三人的诉辨理由予以审理，不仅不能作出正确的裁判，而且也不能彻底解决当事人之间的纠纷。该案的判决基础应基于已经查明的事实，而非当事人的诉争问题。本案的争议焦点是：被告与第三人签订《原阚山村拖拉机机房购买合同》效力如

何确定。《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项规定，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行规定的，合同无效。而本案被告与第三人签订《原阚山村拖拉机机房购买合同》效力如何成为解决本案的关键。该合同的效力应考虑二个方面的问题：一是因侵犯原告优先购买权确认其无效;二是因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强制性规定而确认其无效的问题。笔者认为，一般而言，优先购买权的存在是基于租赁关系的存在，但本案还需要追溯到被告与第三人的买卖行为是否合法，这才是解决本案的关键所在。表面看，本案争议的原拖拉机机房及院落归被告所有，被告有权予以出售并无不当。然而本案查明事实是，XX年7

月21日，被告两委会在讨论处理原拖拉机机房及院落时的会议纪录内容和XX年7月22日被告与第三人签订的《原阚山村拖拉机机房购买合同》内容相一致。即被告在出售原拖拉机机房的同时，涉及转让原拖拉机房及院落所占用土地及拖拉机机房北墙北，西至阚宗凯东墙、东标齐阚世忠房屋东墙范围内的土地使用权，转让目的为四口宅基地，价款为28000元。

综上，无论是被告两委会会议记录，还是被告与第三人签订的《原阚山村拖拉机机房购买合同》，均可确认同

一事实，即被告形式决定出售原拖拉机机房及院落的同时，出让了超出原拖拉机机房及院落方位的农村集体所有土地的使用权。被告与第三人签订《原阚山村拖拉机机房购买合同》符合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强制性规定的情形，应确认为无效合同。因被告与第三人买卖原拖拉机机房及院落的行为无效，故原告所称的优先购买权已无事实和法律依据。因此，法院判决确认被告与第三人签订《原阚山村拖拉机机房购买合同》无效的根据是被告非法转让农村集体所有的土地使用权这一强制性规定，而不存在该合同是否侵犯原告优先购买权的问题。假如法院判决《原阚山村拖拉机机房购买合同》未侵犯原告的优先购买权，确认该合同有效。而阚宗辉取得了争议的原拖拉机机房及院落所有权及该合同确定范围内的土地使用权。阚宗辉在建造房屋前需申请有权批准的政府

部门审批时，被确认其土地使用权非法而不

予批准颁证;假如法院判决该《原阚山村拖拉机机房购买合同》侵犯了原告的优先购买权，认定该合同无效。被告就有可能对争议的原拖拉机机房及院落重新予以出售，与买受人再次签订《合同》对所确定范围内的农村集体所有的土地使用权予以转让，也同样是违法的。因此，该案的法官处理途径应当从《原阚山村拖拉机机房购买合同》是否违反了法律的强制性审理，才能从根本上解决本案所涉及的问题，不留后遗症。

篇三：买卖合同纠纷代理词

深圳市XXXX有限公司诉湖北XXXX有限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

代理词

尊敬的审判长、审判员：

我接受原告深圳市XXXX有限公司的委托，参加了原告诉被告湖北XXXX有限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下称“本案”）的诉讼，开庭前我认真核实相关证据、查找法律依据，通过XX年X月X日的开庭，对本案事实已有清楚了解，现结合事实与法律发表如下代理意见：

一、原告在XX年X月X日前将设备运至第三人公司（本案第三人：锡林郭勒盟XXXX有限公司）的事实清楚、证据确凿，应依法予以认定。

第一，从原告提交的证据来看，《民事调解书》中明确要求原告在XX年X月X日前将设备运至第三人公司，如未能按时履行的，被告可以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如果设备真如被告所述没有按时送到目的地，那么被告缘何既没有申请强制执行，也没有向原告催货，更没有提交原告设备未按时到达以及其向原告催货的证据？可见，被告所述与事实不符。

第二，原告提交的《XXXX运输协议》中，原告明确要求物流公司在XX年X月X日将设备送至第三人公司，并且约定了严厉的逾期送达惩罚措施，目的就是确保设备能按时到达目的地。根据汽车运输一般常识，从深圳到内蒙古锡林郭勒盟的汽车运输时间在5到6天，从汽车发车时间来看，运输设备的汽车在XX年X月X日从深圳出发，最迟一周时间就能到达目的地，即在XX年X月X日可到达第三人公司，这个时间与协议约定相吻合，也与调解书中要求时间相吻合。

第三，上述两份证据再结合原告提交的《发货函》、《物流结算凭证》、《物流发票》等证据来看，该五份证据形成了一个牢不可破的完整证据链，虽然不能明确原告

设备具体在哪一天到达第三人公司，但足以证明原告在XX年X月X日前已将设备运送至第三人公司。被告在庭审中一再强调原告无证据证明设备在XX年X月X日前送至第三人公司，是不顾事实的狡辩，且被告也未提出任何证据来反

驳。因此，原告提出以XX年X月X日作为设备抵达第三人现场的时间，并以此为依据计算18个月设备质保期，应属合情合理合法，请法庭依法采纳。

第四，退一步来讲，即便不以XX年X月X日作为设备到达的时间，那么根据庭审来看，由于被告均认可原告提交的两份《工作联系函》，如果以上述函件中列明的时间作为设备到达现场的时间（即XX年X月X日），并以此来计算18个月质保期的话，那么质保期的到期时间为XX年X月X日，此时质保期也早已过期，被告同样须向原告支付质保金。因此，无论以XX年X月X日还是以XX年X月X日作为设备到达现场的时间，被告均应按合同约定向原告支付质保金。

二、原告向被告要求日息%的逾期付款赔偿金合法有据，应予支持。

根据双方签订的《产品购销合同》第条约定：如被告逾期付款，则原告有权以每天%向被告收取逾期赔偿金。超过三十天未付款，被告应向原告赔偿合同总金额的50%，且原告有权选择继续履行合同或终止合同。

因考虑到与被告合作多年，为了不影响双方今后的继续合作，原告在诉状中并没有向被告要求合同总金额50%的赔偿金，也未要求终止合同，而是仅仅向被告主张了日息%的利息损失补偿，该补偿是对原告应收货款利息损失的最低标准补偿，原告请求补偿的标准不仅符合合同约定，也符合法

律规定。

对于被告在庭审中称原告要求其承担上述赔偿无事实依据的说法，原告认为被告要么忽略了上述约定，要么刻意回避了上述约定。至于被告称该赔偿应由第三人承担的说法，原告认为被告又忽略了合同相对性原则。因原被告之间对该赔偿有明确约定，故被告有向原告付款的义务，而第三人由于没有向原告付款的义务，也就谈不上向原告支付赔偿的问题。因此，被告要求第三人承担上述赔偿的说法是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的，明显属于一种抵赖行为。

三、《产品购销合同》第条（下称“增加条款”）约定属于无效约定，应依法认定无效。

第一，XXX增加合同条款的行为属于无权代理行为。

首先，在签订该合同时，合同是经原告XXX部经营销总监XXX签字确认并加盖公章后，交由时任原告公司XXX部XX 办事处经理XXX拿到被告公司与被告签订的，原告公司仅安排XXX将合同原件交给被告公司签订，但并未授权XXX可以修改合同内容。合同内容本是经双方协商并最终确定后的打印件，无须任何添加修改，目的就是防止对合同的擅自修改。添加条款是XXX擅自做主的行为，因该增加条款未事先经过原告公司同意，对原告公司不发生法律效力。

其次，在庭审中，被告也未提交原告向XXX授权修改合同的任何书面文件，且XXX作为低压市场部业务人员是没有

权利修改高压合同的，即便修改也应当经过原告公司事后确认。事实是，原告从未认可该增加条款的效力。根据《合同法》第49条规定，行为人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者代理权终止后以被代理人名义订立的合同，未经代理人追认，对被代理人不发生效力，由行为人承担责任。相对人可以催告被代理人在一个月内予以追认。被代理人未作表示的，视为拒绝追认。本案中，原告自始至终对该增加条款都没有追认，在实际履行合同过程中，被告每次付款也均按原约定执行，而没有按增加条款执行。被告每次付款时从未告诉原告是否收到、何时收到、收到多少第三人货款，原告也无从得知以上信息。另外，在原告向被告发送的催款函中，也可以证实原告并未认可增加条款的效力。

第二，增加条款违反了双方关于合同修改的程序性约定。

《产品购销合同》第条约定：本合同一经生效，合同双方均不得擅自对本合同的内容（包括技术协议）做任何单方的修改。但任何一方均可以对合同内容以书面形式提出变更、修改、取消或补充的建议。该建议应以书面形式通知对方并经双方签字确认。双方同意后经双方法定代表人或委托人代理人签字后方能生效。

首先，根据以上约定，双方对合同的修改必须通过书面形式提出，实际上，双方均未提出修改合同的书面建议，双

方也未收到对方提出修改合同的书面通知。即便是在原合同中修改，也需要经过双方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人签字并加盖公章确认。合同中增加条款并未经过原告盖章确认，仅有不具备修改权限的XXX个人签字。

再者，无论是《产品购销合同》还是《技术协议》，在授权代表一栏中，均由原告公司授权代表签字后再加盖公章确认，其中《产品购销合同》合法授权代表为XXX，《技术协议》合法授权代表为XXX。而对于XXX个人的签字，均是在原告对合法授权代表盖章确认后进行的，是没有经过原告公司授权的，也是原告公司一直不予认可的。

另外，上述两份合同（协议）内容均是打印件，没有任何需要填写或修改的地方，目的很明显，即双方均不允许合同内容再度修改。

第三，增加条款对具体履行方式约定不明，不具有可操作性，应按原约定执行。该条款约定，被告在收到第三人付款后再向原告付款。该约定不明之处在于，被告与第三人之间的合同是如何约定付款方式的？第三人何时向被告付款、被告是否实际收到以及收到多少第三人支付的货款等等，原告是一无所知的，这一点在庭审中，被告也有确认，即被告在回答原告关于其是否向原告提供过上述信息的问题时，被告的回答是没有向原告提供任何有关第三人向其付款的文件或资料的。如果原告对上述信息一无所知，那么被

告在收到第三人哪一笔货款后再向原告支付哪一笔货款，都是无从谈起的。再加上原被告之间的合同与被告和第三人之间的合同关于付款方式、金额、时间等约定也不竟然相同，这就导致增加条款在实际中并不具有可操作性，属于约定不明的条款。

根据《合同法》第61条规定，合同生效后，当事人就质量、价款或者报酬、履行地点等内容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可以协议补充；不能达成补充协议的，按照合同有关条款或交易习惯确定。在本案中，因增加条款对支付方式约定不明，则仍应以原条款执行，即应按第条执行。

第四，原告认为，增加条款不属于货款给付条件约定，而是货款给付方式的约定。附条件合同是双方在合同中约定某种事实，并以其将来发生或不发生作为合同生效或不生效的限制性条件的合同。本案中，就算增加条款设定了付款条件，但该条件成就与否的法律后果没有说明，即没有约定所附条件成就或不成就对合同的影响，在被告无证据证明其意思表示是附条件合同，并得到原告同意的情况下，不能认定为附条件合同。

因此，综合合同其他条款来看，增加条款应认定为一种给付方式，而不是支付条件。虽然第三人向被告付款的时间是不确定的，但原被告之间合同约定的付款时间是确定且有期限的，被告即便没收到第三人付款，也不能以此为由拒绝

向原告付款。

第五，根据合同相对性和公平原则，被告向原告支付货款不应以第三人向被告付款为条件。

首先，原被告之间的合同关系与被告和第三人之间的合同关系分属两个独立的法

律关系，两者无必然联系。被告以其与第三人之间的合同来约束原告，违反了合同相对性原则。

其次，附条件的法律行为是必须在将来发生或不发生且不以人的意志为左右的不确定行为，所附条件必须是客观上不确定的事实，而不是主观上不确定的事实。也就是该条件在自然进程中发生或不发生，而不是一方可以影响其是否发生。本案中，第三人是否向被告付款、何时向被告付款以及支付多少款等，被告是可以施加影响而改变的，也是原告掌控不了的。这就难免给原告造成不公平，违反了公平原则。

根据《民通意见》第75条：附条件的民事行为，如果所附条件是违背法律规定或者不可能发生的，应当认定该民事行为无效。本案中，因增加条款违反了法律规定和道德要求，所附条件应为无效约定。

第六，被告不支付质保金的行为违反了诚信原则。

原告通过向第三人了解，第三人在XX年就将全部货款支付给了被告，而被告在原告向其催款时，屡屡以未收到第三人货款为由推脱，违反了诚实信用原则。在庭审中，被告

提交了一份单方出具的对账单，用以证明未收到第三人货款，但该对账单却没有第三人盖章确认。根据常理，第三人如果拖欠被告货款，那么第三人应对拖欠货款的数额进行确认，被告拿出一份未经第三人确认的对账单，如何证明第三人拖欠货款？

因此，原告有充分理由相信第三人早已将全部货款支付给了被告，但被告却一再违背诚信，对原告的质保金一拖再拖。

综上，本案的争议焦点已经十分清楚，原告已有足够证据证明设备按时到达了目的地，且增加条款属于无效约定，被告支付质保金的条件早已成熟，应当及时向原告支付质保金及逾期赔偿。

以上意见，敬请法庭采纳！

委托代理人：

XX年X月X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