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古学论文

1）我们首先来了解历史上几个影响重大的盗墓人物与事件

曹操：

纵观历史上重大的盗墓事件，可见盗墓多是王者行为，这也说明一个问题，历史上大规模的盗墓行为都掺杂有官方性质。但设专职，设“盗掘办公室”，有明确记载的，最早应该是三国时期的曹操。史书中称他在军中设“发丘中郎将”、“摸金校尉”，专门研究、执行盗墓，曹操堪称中国历史上最专业的盗墓者与防盗者。

在曹操打天下之处，为了筹集军饷，曹操想到陪葬甚丰的王陵，遂打起了盗墓的主意。为保证盗墓的成功和收成，曹操独出心裁，在军中设“发丘中郎将”、“摸金校尉”等职，有几十个人专门负责，打到哪盗到哪，哪座陪葬多盗哪座。

曹操盗得的最著名陵墓是芒砀山王墓，这里是汉梁孝王刘武和李王后的陵墓。《水经注疏》记载：“操发兵入砀，发梁孝王冢，破棺，收金室数万斤。”据说，曹操仅凭这一次盗掘所得的财宝，就养活了手下全军将士三年，可见盗得财宝之巨。不论是出于何种目的而盗墓，都是一种罪过。项羽盗掘让刘邦找到了攻击的理由，曹操则让袁绍抓着了小辫子，成为挨伐的一大罪状。袁绍在攻伐曹操前，让“建安七子”之一的陈琳，起草了一份讨曹“檄文”：“梁孝王，先帝母弟，坟陵尊显，松柏桑梓，犹宜恭肃。操率将吏士，亲临发掘，破棺裸尸，至今圣朝流涕，士民伤怀。又署发立中郎将、摸金校尉，所过毁突，无骸不露。”就是这份檄文，让后世了解到了曹操盗墓真相。

可能是看到了厚葬的弊端和被人盗掘的险境，曹操生前提倡薄葬、秘葬。《三国志?魏书》中记载，公元218年曹操颁布《终令》，即遗嘱，表示陵址要选在“瘠薄之地”，平地深埋，“不封不树”，陵内“无藏金玉珍宝”。不只如此，为防盗掘还做了好多疑冢。成书于南宋时期的《舆地纪胜》称，“曹操殁后恐人发其冢，乃设疑冢七十二”;同一时期罗大经著作《鹤林玉露》称，“漳河上有七十二冢，相传云曹操冢也。”史又称，曹操实际葬在高陵，又称西陵，但高陵在哪，至今仍是让考古界困惑的一个谜团。看来，曹操防盗墓与盗墓都十分专业。

杨琏真迦盗宋六陵事件：

宋帝陵里一共埋了七个宋朝皇帝。第一个是宋徽宗赵佶，其陵墓叫永佑陵；第二个是宋高宗赵构，其陵墓叫永思陵；第三个是宋孝宗赵慎，其陵墓叫永阜陵；第四个是宋光宗赵，其陵墓叫永崇陵；第五个是宋宁宗赵扩，其陵墓叫永茂陵；第六个是宋理宗赵昀，其陵墓叫永穆陵。

公元1278年，元兵刚攻破南宋京城杭州，没过几个月，当时的江南佛教总管、西域僧人杨琏真伽就开始了对南宋皇陵疯狂的盗掘。宋六陵埋得较浅，挖墓并不困难。首先被挖开的是宋理宗赵昀的永穆陵，挖开浮土后就见到长长的用青砖砌成的地宫，撬开宫门后就是墓道，墓道两侧摆满了祭品和殉葬品，杨琏真伽撬开宋理宗的棺椁，据一些史料记载，棺椁被撬开时，里面射出一道白光，直冲云天，原来棺内堆满了金银珠宝。当时宋理宗才死4年，遗体的面目还栩栩如生，只见他头枕着七宝伏虎枕，脚抵着一柄杨贵妃用过的穿云琴，身下垫的是锦绣软缎，软缎下面的凉席,被当时一个盗墓人拉出来后往地下一摔，听到发出金属的声音，拿起来仔细一看，原来是纯金丝编的。杨琏真伽前后挖开100多座古墓，把多数皇陵以及埋入皇陵的后妃、皇子、公主以及功勋大臣的坟墓几乎全部挖开，尸骨撒满山沟，一片狼藉，惨不忍睹。甚至于将诸帝骸骨与牛马枯骨相杂，在临安故宫中筑塔高十三丈，名曰“镇本”，以压江南士人的反抗意志。

历代陵寝，虽多有盗掘，但像宋六陵这样的被盗程度，历史上绝无仅有。

故有诗云：

六陵草没迷东北，冬青花落陵上泥。

黑龙断首作饮器，风雨空山魂夜啼。

当时直恐金棺离，凿石通泉下深锢。

一声白雁渡江来，宝气竟逐奴僧去。

金屋犹思宫女侍，玉衣无复祠官护。

可怜持比月支王，宁饲鸟鸢及狐兔。

百年枯骨却南返，雨花台下开幽宫。

流萤夜飞石虎殿，江头白塔今不见。

人间万事安可知，杜宇声中泪如霰。（清人王居琼感赋《穆陵行》）

孙殿英大盗清东陵事件：

清东陵曾经是一块与世隔绝、神圣不可侵犯的皇家禁地。自顺治皇帝开始，先后有5位皇帝葬在这片宛若虎踞盘龙、充满王气之地。东陵中安置有乾隆帝的“裕陵”和慈溪太后的“定东陵”。

1928年7月，以孙殿英为首的盗墓者以秘密军事演习为名用了7天7夜的时间，盗掘了皇陵地宫。当时，担任盗陵主角的一支部队奔向了慈禧定东陵，而另一支部队则奔向了乾隆裕陵。盗墓者在无数次挖掘尝试后最终找到了地宫入口。但东陵修建得十分坚固，要完全刨开地砖不是件容易的事，匪兵们盗宝心切，便动用了炸药。在硝烟弥漫的残砖断石中，再向下深挖数丈，终于呈露出一面汉白玉石墙，也就是金刚墙。从墙中间拆下几块石头，露出一个黑森森的洞口。

据专家介绍，东陵被盗后，当地留下一些传说，其中就有盗陵士兵死于地宫。当时乾隆地宫里蓄满积水，由于年代久远，以致积水有四五尺深，清室重敛时用抽水机抽了5天才抽干，即使现在都要定时抽水。这么深的积水，而通道很陡滑，不明道理的盗墓士兵有可能是滑倒在有毒的积水中，惊悸窒息而亡。

一番惊魂后，为发财欲望驱使的匪兵们继续前行，终于，迎面看到了一道高大的汉白玉石门。事实上裕陵共有四道石门，在顶撞最后一道石门时，无论匪兵们怎样费尽心机就是打不开。于是匪兵一不做二不休，干脆再次使用了炸药，炸开了最后一道石门。

正当盗掘乾隆裕陵的匪兵们为一扇接一扇的石门而费尽心力时，慈禧定东陵里的匪兵们却兴奋地发现，慈禧地宫内只有两道石门。

他们首先进入到了最后的主墓室，看见了棺椁和宝藏。这是一个完全由汉白玉石铺砌的坐北朝南的石室，其正中是一座一尺来高的汉白玉石台，也就是“宝床”，在它上面停放着一具巨大的棺椁，它就是慈溪太后的棺椁。分列石室两侧的是两座石墩，名为“册宝座”，上面原本呈放着记录慈禧谥号的香册。

“当时将棺盖揭开，见霞光满棺，兵士每人执一大电筒，光为之夺，众皆骇异。俯视棺中，西太后面貌如生，手指长白毛寸余……珠宝堆积棺中无算，大者由官长取去，小者由各兵士阴纳衣袋中。于是司令长官下令，卸去龙袍，将贴身珠宝搜索一空。”（刘成禺著《世载堂杂忆》）

七天七夜的疯狂盗掘，两次运用炸药，足可见此次盗掘的规模之大，破坏之重。

2）其次，我们就要问了，那为什么盗墓之风会盛行呢？

《吕氏春秋》中记载有这样一句话：“自古及今，未有不亡之国也；无不亡之国者，是无不抇之墓也。”这里的“抇”，就是发掘的意思。也就是说，天底下没有哪个王公大墓能够免遭盗掘的。这种情况在中国历史上始终存在，延续千年不变。

其实，由上面所叙述的几个例子，我们不难发现，盗墓者的目的大都是为了钱财，为了那墓葬中大量的金银财宝。当然，盗墓的原因或许有很多，比如说政治因素，但我只是

从随葬品丰富这一个角度出发。晋人皇甫谧也曾经指出“丰财厚葬以启奸心，或剖破棺椁，或牵形骸，或剥臂捋金环，或扪肠求珠玉”的情形。盗墓者对墓葬的无情破坏和对死者的极端伤辱，大体都是出于财宝之“欲”。

古人将生前最珍贵的物品，与它的主人一起殉葬到坟墓中。因为他们相信，这样能让死者在阴间继续使用它，占有它。因此，中国人素来有“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的说法。尤其是那些王公贵族，在尚且年轻之时就开始修建陵墓，堆积财富，以便自己身后享用。如此“厚葬”的习俗，自然也就刺激了盗墓者的贪婪之心。

王子今教授认为中国浓厚的宗法制的文化决定了我们民族的厚葬传统，“他对他的先祖，对祖先，他要讲究孝，要讲究尊重，要讲究让他们过得更好，在地下世界更好，所以他要厚葬。他为了一个是显示他的遵守这个宗法的秩序，一个是他为了显示他自己的财富。”

汉武帝的茂陵，当时就有文献记载，全国每年全国的财政收入三分之一是用来安葬皇帝用的，就是每年往里边放新的东西，不断地增添，据说到他去世的时候这个根本都放不下了。许多学者都认为就在先秦时代，春秋战国时期，当时是一个社会动荡的时代，就是原来的礼制受到破坏，一些新上升的有权利有财富的人就拼命地想越过这个原来的这个等级，包括丧葬制度，就是追求这个厚葬，恰恰就是在这个时候盗墓之风盛起。

由此我们可以得出结论：盗墓之风的盛行就是源于我们国家由来已久的厚葬之风。

3）了解了盗墓之风盛行的原因，接下来我们就来看看盗墓行为对考古研究有什么影响。

“从考古学的角度来看，古人视死如生，古墓成为研究古代社会的重要文化遗存，古墓里的文物代表着一个悠久文明所印记的历史。为了最完整地记录下古代文化遗存所反馈出来的历史、文化信息，考古工作者在发掘古墓时，并不是按照自己的喜好来随意发掘，而是通过对古墓进行科学的清理、记录、绘图后，再进行分析、比较、断代，从而最大限度地获取古墓所反馈出来的信息，供日后的研究使用，以此来补充或丰厚历史。而盗墓行为，可以说对考古研究造成了极其严重的破坏。

盗墓对考古工作的干扰与破坏，不仅表现在使墓葬中许多珍贵物品在洗劫中残破遗失，还在于无知的盗墓者往往只根据市场价值尺度进行选择，将一些虽然未必会为古董商人看重，却具有极重要的科学价值和文化价值的文物毁弃。此外，墓葬对于考古工作的意义，并不仅仅表现为随葬品的数量和质量，墓葬形制、葬式等看上去并不直接具有商业价值的遗迹现象，其实都包涵有非常重要的历史文化信息，而野蛮的盗掘，往往使这些现象遭到不可挽救的破坏。盗墓行为对考古工作的严重损害，在近期仍然有明显的表现。一些非常重要的文物因盗掘而出土，其发现地点以及其他有关遗迹现象至今仍不能明朗，其考古学的价值于是无法实现，使得通过科学考古工作本来可能为认识古代社会历史表现出重要意义的资料不能够发挥作用。这些都是使关心和热爱中国历史文化的人们深为痛心的。

三思考：我的思考主要是围绕盗墓行为对考古研究的危害而谈的一点看法及建议。

对于地下宝藏的共同探求，让今天的考古者和盗墓者成为了两个不断追逐赛跑的对手。然而，他们的起点并不是相同的，与盗墓的历史相比，田野考古起步是相对晚很多的。而作为追逐者的考古工作者，也经常会被他们的竞争对手抢得先机。无数次满怀希望的发掘，结果却常常是盗墓贼光顾后的空空墓室。有数据显示中国光是被盗的古墓就有20万座左右。国家文物局副局长、中国古迹遗址保护协会主席张柏曾于2005年7月回答日本电视协会记者提问时说，而基层考古者认为这样的数字仍十分保守。资料人员检索了1997～2006年入选全国十大考古发现的100项考古发现，其中古墓项目占21项，没有明确资料显示曾经被盗的只有3项。从这样的统计中可以显示，10年间入选十大考古的古墓项目被盗率已经达

到90%。而这个数字中并不包括与遗址相连的古墓。

对此，我们不得不深思，为什么考古研究者的脚步总是会较盗墓者们晚一步呢？

我想了想：

其一，从时间上，中国的考古工作开展至今也就百余年，而盗墓却有着数千年的悠久历史。

其二，从参与人数上，考古学者数量毕竟是少数的，但是盗墓者的数量却不计其数，很自然的，盗墓者就可以先于考古学者发现古墓或是古墓群。

其三，从技术上，说实话，在这一点上我实在不敢对考古学者有所恭维，因为据我所知，现如今盗墓者的手段技术丝毫不落于考古工作者，甚至于处

于优势地位。

其四，从发掘效率上，对于考古部门来说，考古发掘要有严格的审批手续的，除非文物遭到施工和盗墓活动破坏，才能够被迫进行抢救性

发掘。但是，盗墓者们只需要带上工具就可以直接去挖掘就行了。

目前的考古、盗宝常常采用的是炸药爆破、遥感探测、航空考察等先进技术。

张在明研究员认为，从整体上说，盗墓的黑势力的力量不处于劣势。他说，在陕西

省，盗墓和走私的通讯科技要强于文物保护工作者，他们用卫星定位仪、雷达联系，出入用专车，甚至在和执法队员对抗时的武器也更先进。许多犯罪团伙都是有宗法

背景的，利用姻亲、朋友等社会关系做掩护。他们工作无须审批，手续便捷，装备

先进，作案灵活，往往令文物保护工作者一筹莫展。

既然已经知道了盗墓行为对考古研究的危害，那我们就要想办法去减轻这种危害。

鉴于我也有几点看法：

其一,从过程上，盗墓者之所以屡屡得手，主要原因还是在于缺乏监督，所以我们应当向大众普及文物保护意识，让群众做眼睛，这样考古学的大军

从本质上强大起来。

其二，从结果上看，我们应当加强惩处力度，虽然说这相当于事后诸葛亮，但作用毕竟还是有的，事实上盗宝现象猖獗，一方面有执法不严的原因，另一方面，文物法的不严密也导致有时无法可依的无奈，盗宝活动的一本万利使盗墓贼非常善于钻法律的空子。张在明曾跑遍陕西省107个县，不断呼吁政府加强法制，增加考古和文物保护方面的经费投入。

（四）结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