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史名词解释.明清

中国古代史名词解释明清部分:

1.明太祖

（1328-1398年）即朱元璋。濠州钟离（今安徽凤阳）人。少时贫苦，在皇觉寺为僧。1352年参加郭子兴部红巾军，郭死后统率其部。1356年攻下集庆（今南京市），称吴国公。这时他采纳了朱升“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的建议，实行屯田，扩充了自己兵力。1364年消灭陈友谅势力，改称吴王。1367年消灭张士诚的割据势力后，派兵北取中原。1368年在应天称帝，国号明，年号洪武。同年攻克大都推翻元朝统治。他在位期间（1368-1398年）?，丈量田亩，均平赋役，兴修水利，推行屯田，并改革工匠服役制度，促进了社会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同时改革中央和地方政府机构，加强皇权，以巩固中央集权。他在位时分封诸王，对官僚大量赐田，加剧了土地兼并，使广大农民遭到残酷的剥削和压迫。

2.《大诰》

《大诰》是明太祖朱元璋亲自写定的刑典，包括《大诰》、《大诰续编》、《大诰三编》三部分，统称《御制大诰》。洪武中期，官吏贪赃枉法、豪强兼并、脱避粮差日趋严重。朱元璋为维护统治，遂将「官民过犯」典型案例辑录成册，仿周公《大诰》之制，于洪武十八年(1385年)冬刊布《大诰》七十四条。十九年春刊布《大诰续编》八十七条，十九年冬刊布《大诰三编》四十三条，颁行天下，诰诫臣民。《大诰》所列罪案中惩处贪污罪案占全部罪案的一半左右。次者为惩治侵占钱粮和豪右逃避粮差的罪案。《大诰》惩刑律极为严酷，超出《大明律》标准，诛杀者以贪官污吏、害民豪强为主。明太祖规定《大诰》每户一本，家传人诵，学校课士和科举策试也以《大诰》为题。

3.厂卫制度

为了镇压人民和监视官吏，明太祖设立了锦衣卫，作为侍从皇帝的军事机构，兼管侦察、逮捕和审讯等事。明成祖又设立东厂，这是一个缉捕“叛逆”的特务机关，起初直接受明成祖指挥，后来统辖权移到宦官手里，有事可直接向皇帝报告，权力在锦衣卫之上。明宪宗时增设西厂，用太监汪直为提督。其为员权力超过东厂，活动范围自京师遍及各地。明代锦衣卫、东厂和西厂都是特务机构，合称“厂卫”。厂卫制度是明朝封建皇权膨胀的产物。

4.靖难之役

明太祖分封诸子为王。各王拥有卫甲士3000人至1.9万人不等，北边各王握有兵权，势力更大。惠帝即位后，为了解除诸王“尾大不掉”所带来的威胁，采用齐泰、黄子澄之策，先后废削了周、齐、湘、代、岷等内地诸王。建文元年（1399年），燕王朱棣起兵于北平（今北京），以讨伐齐、黄为名，号称“靖难”。建文四年（1402年），燕兵破京师（今江苏南京）惠帝死于宫中，（一说逃亡）。燕王即位，是为成祖，历时四年（1399—1402年）的内战结束。

5.郑和下西洋

郑和是明代著名的航海家。1405年，明成祖派他出使西洋。到1433年，郑和前后七次率船队到中印半岛、南洋群岛、印度和阿拉伯等地，最远到达非洲东海岸和红海沿岸，经历了亚非三十多个国家。郑和船队的远航，表现了我国人民英勇无畏的精神和高超的航海技术，是世界航海史上的壮举；扩大了我国和许多亚非国家的经济文化交流，增强了人民之间的友谊。

6.赋税黄册

洪武十四年，明朝政府在洪武三年制定的户帖的基础上，经过长期的户籍调查，在各地编制了赋役黄册。二十四年准奏攒造赋役黄册格式。黄册以户为主，详细登录各户人丁、事产及其变动的情况，每隔十年要重新编造一次。

7. 三司

洪武九年(1376年)，为削弱丞相和行中书省权力，废行中书省，在全国设十三个承宣布政使司(浙江、江西、福建、北平、广西、四川、云南、山东、广东、河南、陕西、湖广、山西)，置左右布政使各一人，主管一省民政和财政；设提刑按察使司管刑法；都指挥使司管军队。三者合称「三司」，互不统属，分别归中央有关部门管辖。在一些边远地区和少数民族地区，则单设都指挥使司等机构，实行军政和民政合一的统治。

8.都司卫所

明代的军事机构。明太祖朱元璋为了加强国家的武装力量，创立了都司卫所制度。明初在各省设都卫，管理地方军事。洪武八年（1375）改设都指挥使司，简称都司。又设行都指挥使司，简称行都司。共计有16个都司，5个行都司。其长官为都指挥使，乃地方最高军事长官，与布政使司、按察使司，并称三司。都司分隶于京师的五军都督府。在京师和各省皆设卫所，京卫有上直卫，南、北京卫。上直卫北京26个，南京17个。京卫北京48个，南京49个。各省在军事上重要的地方设卫，次要的地方设所，大抵5600人为1卫，1120人为1千户所， 112人为1百户所，卫所设有指挥使，千户、百户、总旗、小旗等官。洪武二十六年定天下卫所，“内外卫三百二十九，守御千户所二十五”（《明史》卷90《兵志》二）。全国军兵约计180万。永乐中为了巩固东北边疆曾设奴儿干都司及132个卫。卫所分属于各省的都指挥使司。明朗军士皆别立户籍，叫做军户，军户是世袭的，一旦入籍为兵就不能随意脱籍。军户皆由国家分给土地，令其屯田自养，平时军士由卫所军官负责操练、屯田，一遇国家有事，则拨归兵部派遣的总兵官统领作战。战事结束，总兵交还将印，军士归还卫所。五军都督府无调兵之权，兵部无统兵之权，兵权操于皇帝一人之手。明代中叶以后，屯田破坏，军士缺乏训练，仅供役使，完全失去了战斗力，也失去了其存在的价值。

9.票拟与批红

是明代国家大事的决策处理程序。明宣德年间，内阁的地位显著上升。内阁的主要工作，从过去比较空泛的“参预机务”转变为固定的票拟，即代替皇帝阅读臣僚章奏，草拟处理意见，“用小票墨书，贴各疏面上进”，亦谓“条旨”。自此票拟遂渐成为内阁最重要和制度化的职掌。票拟进呈皇帝裁决，皇帝用红笔在奏章和票拟上批答，称为批红。对票拟内容不同意时，皇帝可以加以改动或发还内阁令其再拟，称为“改票”。批红权后多交由司礼监秉笔太监。

10.《大明律》

洪武六年以唐律为蓝本，制订《大明律》，洪武三十年正式颁行，共三十卷，四百六十条。按中央六部编制，加名例律，共七律。首先，与唐律一样，首列“十恶”之罪，不论主从，一律凌迟处死，同姓异姓直系亲属的男子一律处斩。其二维护封建等级制，“八议”免刑，主人与奴婢的法律地位不同。其三，诸色人户以籍为定，不许随意脱户。其四，对官吏功臣的制裁较前严厉了，对危及皇权者制裁很严，常在殿堂上“廷杖”官吏，以维护皇帝的专制大权。为具体解释《大明律》，洪武十八年以后还陆续把当朝官民的犯罪和处罚实行编册，称《大诰》及续编，三编，令“家家有此一本，臣民熟观为戒”。

11.土木(堡)之变

指明军在土木堡被瓦刺军打败，英宗被俘事件。明正统十四年二月，蒙古族瓦剌部落首领也先遣使贡马，向明朝政府邀赏，由于宦官王振不肯多给赏赐，制造衅端。遂于这年七月，统率各部，大举向内地骚扰。明英宗朱祁镇在王振的煽惑与挟持下亲征。被瓦刺军队包围于土木堡，土木堡地高无水，将士饥渴疲劳，仓猝应战。瓦刺军四面围攻，骑兵蹂阵而入，挥长刀砍杀明军。朱祁镇与亲兵乘车突围，不得出，被俘。随征大军几乎全部战死，王振被护卫将军樊忠用铁锤打死。这次战役，明史上称为“土木之败”。这次大败影响深远，成为明王朝由初期进入中期的转折点。从此，明朝对于北方蒙古势力不再具有压倒优势，而处于被动防御地位。

12.戚继光

（1528-1587年）明朝抗倭名将、军事家。字元敬，山东蓬莱人。初任登州卫指挥佥事，1555年调浙江平倭，任参将。他组织一支以农民、矿工为骨干的军队，作战勇敢，纪律严明，被称为“戚家军”。1561年，戚继光的军队在浙江台州一带接连打了九次胜仗，全歼了那里的倭寇。后来奉调进入福建、广东，配合俞大猷的军队，打击骚扰那里的倭寇。1565年基本上肃清了东南沿海的倭寇。戚继光的抗倭斗争，对保卫东南沿海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作出了贡献。

13. 羁縻卫所

地方机构名。明洪武、永乐年间设于边疆少数民族地区，以当地首领为都督、都指挥、指挥、千百户、镇抚等官，赐给敕书印记，辖都司卫所，掌当地军民政事。所置官由各部族世袭，当地军政一听其管理。在东北设奴尔干都司及卫所、地面、站等。西北设赤斤蒙古、罕东、安定、阿瑞、哈密等六卫。在西藏设乌斯藏、朵甘卫都指挥使

14.明代宦官之祸

即明代的宦官专权、祸国殃民之史事。明初鉴于前代宦官之祸，制铁牌置于宫门，规定“内臣不得干预政事，预者斩。”防范严密，宦官无机可乘。朱棣起兵“靖难”，刺探宫中事，多以建文帝左右为耳目，许多宦官立过战功。如狗儿、李兴、郑和、马靖等，开始受到重用。“盖明世宦官出使、专征、监军、分镇、刺臣民隐事诸大权，皆自永乐间始。”虽然宦官参与了不少政治活动，但还没有达到专权的程度。明英宗时，开始形成宦官专权的局面。宦官专权主要表现在：①利用司礼监干预朝政。在宦官24衙门中，司礼监提督、掌印、秉笔、随堂等太监，权力极大，“掌印掌理内外章奏及御前勘合。秉笔，随堂掌章奏文书，照阁票批朱”，势焰在内阁之上；②操纵政府官员的任免，甚至左右内阁大臣的去留；③提督京营和监军统兵；④担任镇守和守备等职务；⑤操纵厂卫，实行特务统治，残害官民。明代宦官之祸迭起，可以划分为四个时期：即成化以前的王振专权；成化年间的汪直专权；武宗时期的刘瑾专权；熹宗时期的魏忠贤专权。正统年间，王振在朝中擅权，屡次对麓川用兵，劳师糜饷；挟英宗亲征瓦剌，致遭土木之败。成化年间，由于明宪宗耽于逸乐，不问政事，遂使宦官得势。有名的宦官有汪直、尚铭、梁芳、钱能、韦兴、陈喜、王敬等人。其中以汪直最为有名。汪直在皇帝授意下，建立西厂，所领缇骑倍东厂，势力大大超过东厂和锦衣卫。逮捕朝臣，有时先下狱而后奏闻，有时旋执旋释，竟不奏闻。屡兴大狱，激化了朝臣与宦官的矛盾。宦官依仗权势胡作非为，人们“只知有太监，不知有天子”。武宗时，宦官刘瑾、马永成、谷大用、魏彬、张永、邱聚、高凤、罗祥等，称为“八党”，也称为“八虎”。刘瑾最为专横跋扈，大臣的奏章要写两份，必须先送刘瑾，然后才送通政司转给皇帝。内阁大学士焦芳、曹元都是刘瑾的党羽，焦芳甚至跑到刘瑾家中去办事。北京城内外都说有两个皇帝，“朱皇帝”、“刘皇帝”，或者叫“坐皇帝”（武宗）、“立皇帝”（刘瑾）。明末皇帝不亲理朝政，大权由贪婪的宦官集权把持。熹宗时宦官魏忠贤炙手可热，权倾朝野，“自内阁六部，四方总督巡抚，遍置死党”（《明史》卷364《魏忠贤传》），许多官僚认他为义父干爷。他凭借厂卫广布侦卒，陷害百姓。并勾结熹宗乳母客氏，专断国政，兴大狱，杀东林党人。自称九千岁，下有5虎、5 彪、10狗等徒子徒孙，阉党遍布全国，权势达到了顶峰。宦官不仅在政治上弄权，而且在经济上贪污受贿，巧取豪夺，勒索大量财富。王振家藏金银60余库，刘瑾家有黄金24万锭又57800两。宦官专权，加剧了明朝政治上的腐败，加重了人民的苦难和社会不安。

15.奴儿干都司

奴儿干都司，奴儿干都指挥使司之简称，明朝于东北地区所设军事行政机构。永乐七年(1409年)始置。治所在今俄罗斯境内黑龙江下游东岸特林。明初，太祖、成祖曾遣行人邢枢等三至奴儿干，招抚当地各女真部落。永乐二年初，始设奴儿干卫。七年，奴儿干首领忽剌佟奴来朝，请设元帅府，遂置都司，以康旺、王肇舟、佟答剌哈任都指挥同知、都指挥佥事等职，遣宦官亦失哈同往。九年，亦失哈等抵奴儿干，并于都司下分置卫、所，选各部族首领分掌其事。未置都司前，其地已置有一百一十五卫。永乐至正统中，增设六十九卫，共一百八十四卫，另置二十所，地面、城、站五十八。至万历时，所属卫三百八十四、所二十四、地面七、站七、寨一。所辖境西北至斡难河卫(今俄罗斯境内鄂嫩河)，西至兀良哈三卫(今嫩江中下游南至西拉木伦河、老哈河流域)，北至北山女真境(今外兴安岭一带)，东至兀的河卫(今俄罗斯境内乌第河)以南，包括奴儿干、苦兀(今库页岛)，东濒海，南邻朝鲜，以徒门河(今图们江)为界。

16.夺门之变

明朝的一次宫廷政变。代宗病危，在宦官曹吉祥和原主张迁都的徐亨等人的支持下，英宗重新登基，史称“夺门之变”或“南宫复辟”。英宗迁怒于谦“社稷为重君为轻”，杀于谦，现北京仍有“于忠肃公神祠”（东单内）。

17.大礼仪之争

大礼仪是明嘉靖年间确定兴献王朱佑杬尊号的争论，因系朝廷礼法之至大者，故名。正德十六年，武宗死，无子，兴献王长子朱厚璁即皇帝位，下令礼臣议其生父朱佑杬尊号。以首辅杨廷和、礼部尚书毛澄为首的朝臣主尊孝宗为皇考，朱祜杬为皇叔父；观政进士张璁、南京刑部主事桂萼等迎合上意，议尊朱佑杬为皇考。双方争论激烈。嘉靖三年四月，追尊世宗父母。朝臣二百余人跪于左顺门前力争，激怒世宗，下狱者一百三十四人，廷杖而死者十六人。这一事件对嘉靖朝政治影响颇大。

18.明末三案

东林党在朝期间，发生了著名的三案，一是廷击案，常洛立为太子，居东宫时，郑贵妃与其兄支使苏州无赖张差持木棍闯入东宫，企图打死常洛，被太监拦住，二是红丸案，神宗万历死后，常洛立为皇帝（光宗），但在位一月即因患痢疾卧床，郑贵妃反而指使太监进泻药，病更重；鸿胪寺丞李可灼又进“红丸”，光宗食二丸而死。三是移宫案，光宗死后，郑贵妃等人将太子由校移至乾清宫，不居东宫，以图擅权，另立他人，东林党人要求将太子移至东宫。当太子由校继位后（熹宗），因此三案就大力压抑郑贵妃一派，重用东林党人。东林党人占据了中央的几乎全部要职。

19.东林党

东林党是万历年间形成的。直接的原因是“争国本”问题，万历帝欲立宠妃郑贵妃之子常洵为太子，许多大臣要求立长子常洛（皇后无子，常洛也是妃子所生，故吏部郎中顾宪成主张“无嫡立长”）惹怒万历帝，罢官回故乡无锡，在东林书院聚众讲学。一批在政治争斗中失败的官僚士大夫也集于此，渐渐形成一个宗派，称为“东林党”，其真正的产生原因，在于江南地区工商业发达，同时也是土地集中最高的地区，大地主大商人阶层受到官僚地主的压迫，与当政的官僚产生对立、敌对，实质是封建制、自然经济与商品经济、新生产方式的对立。东林党人多是在野的官僚士大夫，其对立面是执政的以万历、郑贵妃为首的大官僚阶层。尽管万历帝被迫立长子常洛为太子，东林党人被重新招回中央任职，但他们仍旧与腐朽的皇室为代表的大官僚阶层对立。东林党人在中央力争掌握具有弹劾权力的官职和具有任免官吏权力的吏部官职，压制旧官僚。东林党人主张，第一，反对大贵族官僚的掠夺，特别是矿监、税监；第二，要求给整个地主阶级，特别是中小地主以权力，“公天下以选举”，反对大贵族垄断政权，显然其要求带有一定的“民主”色彩，直接触犯了大贵族官僚、包括皇帝在内的切身利益。双方的明争暗斗一直没有停止。

20.改土归流

也称改土设流、改土为流、改土易流。明清时对以西南少数民族地区为主之地方行政制度的改革。即废除自元代以来世袭之土官，而代之以流官的统治。始于明洪武二十八年（1395）。时云南越州土知州阿资因作乱被斩，乃废土州，置越州卫。其后时有此举，而规模较大者，一为永乐时平贵州思南、思州两宣慰使之乱，析其地为八府四州；一为万历时平四川播州宣慰使之叛，分播地为遵义、平越二府。清雍正间，由云贵总督鄂尔泰主持的改流，乃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涉及云南、广西、贵州、四川、湖广五省。总计当时改流所添设的府州县，约有六十多个。在改流地区，清==设兵驻防，实行屯田，兴办学校，编造户口，废除过去土司残暴统治，杜绝土司之间之纷争，促进边远地区与内地经济、文化的交流，加强了中央对边远地区的控制。但直至清末，土司制度在一些地区仍然存在。

21.锦衣卫

锦衣卫，皇帝的侍卫机构。前身为朱元璋即吴王位时所设的拱卫司。洪武二年(1369年)改设亲军都督府，十五年设锦衣卫，作为皇帝侍卫的军事机构。朱元璋为加强专制统治，特令其掌管刑狱，赋予巡察缉捕之权，下设镇抚司，从事侦察、逮捕、审问活动，且不经司法部门，成为皇帝的耳目爪牙，监视和全国官吏和民众。锦衣卫长官为指挥使，常以勋戚都督担任。

22.大理寺：中国古代掌管审平反刑狱的官署。大理寺的主要职责是专门审核天下刑名，凡罪有出入者，依律照驳；事有冤枉者，推情详明，务必刑归有罪，不陷无辜。它与刑部、都察院合称三法司，刑部受天下刑名，都察院纠察，大理寺驳正。重大案件，由三法司会审，初审以刑部、都察院为主，复审以大理寺为主。

23.鱼鳞图册：为征派赋役而编制的土地登记簿册。以所绘田亩状如鱼鳞而得名。明代鱼鳞图册登记的项目，已是相当完备的土地登记册。它的编制，使赋役的征收具备了确实根据，多少防止了产去税存或有产无税的弊端，使==税收有了保证，耕地及税额也有所增长。但明代中叶后，鱼鳞图册与实际逐渐不相符合，而流为具文。

24.一条鞭法

一条鞭法是明中叶对赋役进行改革而确定的制度。「鞭」又作「编」或「边」，简称「条编法」、「总地」等名。明中叶时，赋役多而杂，官绅凭特权豁免，农民受压榨更重。嘉靖年间，出现严重的财政危机，朝廷乃决定改革赋役制度，其中最突出的即张居正所推行的一条鞭法。《明史·食货志二》云：「一条鞭法者，总括一州县之赋役，量地计丁，丁粮毕输于官。」即把赋与役合在一起，通计一省税赋，通派一省徭役，官收官解，除秋粮外，一律改收银两，计亩折纳，总为一要，所以叫一条鞭法。嘉靖年间在部分州县试行，万历九年(1581年)，在全国推行。这是由实物税向货币税转变的一次重大改革。清初继承明制，继续实行一条鞭法。到雍正年间，又在这一基础上进行重大改革，实行「摊丁入亩」。

25.军机处：

清朝自雍正开始设置的中枢决策机构。为了当时用兵西北的军事需要，以达到办事密速的效果，一开始仅是临时性机构，但因为它便于皇帝对国家政务的独裁，初设时仅为军事方面，后来发展成总揽军政大权的中枢决策机构。实权远远超过内阁。它的设置彻底清除了宰相制度的残余和影响。军机处不下属机构，所以权力虽大，但并不同于宰相，仍同皇帝的秘书班子。

26.农政全书

书名，明徐光启撰，六十卷。成书于崇祯六年（1633）以前，后经作者门生陈子龙增删，于十二年刊行。分农本、田制、农事、水利、农器、树艺、蚕桑、蚕桑广类、种植、牧养、制造、荒政等十二项，辑录古代与当时农业文献二百二十九种，加以评注，以介绍中外农业生产技术与经验。书中所记白蜡虫、蝗虫活动，为研究白蜡虫、蝗虫习性之最早文献。

27.摊丁入亩

又称摊丁入地，地丁合一，丁随地起。即将丁银摊入田赋一并征收。为清代赋役制度的在重大改革。历代均以人丁、地亩作为双重征税标准。虽有明朝一条鞭法规定代役丁银摊入地亩，但未普遍实行。清初赋役制度十分混乱，弊病丛生。为厘清积弊，康熙五十一年（1712）规定依照上年所报丁数，固定丁银税额，以后“滋生人丁、永不加赋”。五十五年四川、广东等地首次试行将丁银摊入各府州县地亩征收。雍正元年（1723），世宗从直隶巡抚李维钧所请，准于直隶地方一体仿行，次年令各省次第举行。惟奉天府（今辽宁）以民人入籍增减未定，仍行分征。此法虽各省实施程度不一，但到乾隆十年（1745），除山西个别地区外，已基本通行全国。摊丁入亩使地丁合一，田亩成为单一的征税标准，简化了税种和稽征手续，减轻了无四、少地农民的负担，在赋役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28.一田三主

又称一业三主。封建土地租佃形态之一。行于明清南方某些省份，如福建、江西等。三在户为拥有土地所有权的租主，又称苗主、骨主；拥有土地使用权的赔主，又称税株、皮主；耕种土地的佃户。租主向赔主收租并向国家纳赋；赔主向佃户收租；佃户种地纳租。一田三主的具体形态各地不一，名称亦不尽相同。

29.一串铃法

又称伙收分解法，明代役银征收和解运方式的改革措施。隆庆初创行于北直隶和山东等处，在实行一条鞭法的基础上，改进收解方法。主要内容是“伙收分解”，役银一条征收，然后按原有各项名目，分别存留和解运。万历四年（1576）山东曹县实行条鞭法，三十四年又改为每年佥派两甲（一正一副）应役，亦称一串铃。

30.十团营

军事编制。明景泰元年（1450），选原京军三大营（五军营、神机营、三千营）精锐改制。每营设都督一，号头官一，都指挥哦，把总十，领队一百，管队二百，于三大营都督中推一人为提督。成化三年（1467）改十二团营。

31.丁随地派

又称丁随田亩。清代一些地区按田派征丁徭的赋役法，即将传统的按人计丁派役法改变为按田计丁派役法，根据纳粮户的田产数量计算和派征丁徭。其做法为将州县全部的丁额分派于全部土地之内，若干数量的地亩折算为一“丁”，承担一丁所要交纳的丁银和差徭。每户丁徭及“人丁”数量完全随其实有地亩数量的增减而变化。五年一次的人丁编审，地方==也只查地不审丁。

32.七大恨

一作七种恼恨。天命三年（1618），后金国汗努尔哈赤决意征明，出兵前誓师，历数明朝杀其父、祖，侵其边地，偏袒叶赫、压抑后金等，作为兴师征明的理由，史称“七大恨”。

33.八旗制度

清代满族一种军事、社会组织形式。努尔哈赤统一女真各部过程中，于明万历二十九年（1601）在原有牛录组织的基础上，初创黄、红、蓝、白四旗（旗皆纯色，后称正黄、正红、正蓝、正白）。四十三年，又增添镶黄、镶红、镶蓝、镶白四旗（旗色黄、蓝、白三旗镶红边，红旗镶白边），合为八旗（满语称“固山”）。每旗下辖甲喇（参领），每甲喇下辖五牛录（佐领），每牛录初为三百人。每旗所辖牛录的数目，以及牛录下的丁数，时有变化。凡八旗成员分别隶属于各牛录之下，平时从事生产，战时负戈从征。出征时，军械粮草自备。皇太极时，新降附的蒙古人和汉人增多，分别编入“八旗蒙古”和“八旗汉军”，与“八旗满洲”共同构成八旗组织的整体。入关后，于摄政王多尔衮死后，世祖福临收掌起所领之正白旗，于是称镶黄、正黄、正白三旗为“上三旗”，余称“下五旗”。从清初起，满族统治者以大部分八旗兵丁屯驻北京附近，俗称“京旗”或“京旅”，而将期于部分分别派到全国各地若干重要城市和据点驻防。利用八旗兵丁加强对本民族和各族人民的控制，并规定发给八旗兵丁一定饷额，出征时坐饷之外还有行粮，但其生产只能曰益缩小。作为军事组织，八旗兵和绿营兵共同构成清统治全国强有力的工具；作为行政机构，在东北地区，八旗各级署衙与州县地方官并存，直至清末。八旗成员与州县所属“民人”，虽同受清统治阶级的统治和奴役，但又有所不同，在政治待遇上民人远低于旗人。清亡，八旗制度虽之全部瓦解。

34.三藩之乱

清康熙初，平西王吴三桂镇云南，平南王尚可喜镇广东，靖南王耿精忠镇福建，时称“三藩”。“三藩”多拥重兵，久镇其地，形同割据。康熙十二年（1673）三月尚可喜疏请撤藩归老辽东，吴三桂、耿精忠亦相继请撤藩归辽东以为试探。圣祖以“撤亦反，不撤亦反”，乃下令撤藩。吴三桂遂于十一月发动烦乱，耿精忠、尚可喜子尚之信及广西将军孙延龄先后响应，清==军事上并无准备，一时，三藩占有云、贵、桂、粤、闽、湘、蜀等省，以及赣、浙、陕、甘、鄂的一部。清==在政治上实行分化瓦解；在军事上遏制吴部于湖南，然后剪其两翼。十五年，尚之信、耿精忠及陕甘的王辅臣相继反正，吴三桂于衡州称帝，国号周，年号昭武，开科取士。寻吴三桂病死，孙世璠嗣位于贵阳，改年号洪化。十九年吴世璠败走云南。次年，清军入昆明，吴世璠自杀，三藩乱平。耿精忠、尚之信等被处死，藩产入官，尽撤藩军入北京。寻于福州、广州、荆州设八旗驻防，以加强对南方的控制。

35.火耗

明清附加税之一。原指将零碎银两铸成银锭过程中的自然损耗。明代将征收之细碎银两重新熔铸为一定重量的银锭，存入国库，而将熔铸之耗损部分名曰火耗，亦称火耗银，由纳税者承担。清初火耗各地不一，有高至百分之五十者，甚至解运往返费用，皆摊入其内。雍正时列入正税，无定额，欲征税时每两银加征一、二、三分不等，存留地方，主要用于公费及官吏养廉。

36. 复社

晚明时，以士大夫为核心的政治、文学团体，领袖人物为张浦、张采，其成员多为青年士子，以宗经复古，切实尚用为号召，密切关注社会人生，并亲身参与政治斗争。复社成员后来或被魏忠贤迫害致死，或抗清殉难。顺治时被取缔。

37.大小金川之乱

金川地区位于四川金沙江流域，清乾隆十二年（1747），大金川安抚司莎罗奔出兵攻掠小金川地区，四川巡抚纪山派军弹压，反为所败。云贵总督张广泗、大学士讷亲继而督军进攻，然疲师半载，劳而无功。次年，高宗命傅桓为经略统兵进金川，旋派岳钟琪至大金川老营勒乌围说降莎罗奔，事遂定。三十六年，大金川土司莎罗奔侄孙索诺木与小金川僧格桑复叛。四川总督阿尔泰兵阻打箭炉不进，赐死。大学士温福、尚书桂林督师进讨，连夺关隘，次年入小金川，旋转攻大金川。三十八年，小金川降人复变，猛攻清军木果木大营，温福战死，全师大溃。寻清廷命阿桂为定西将军，调集精兵先克小金川，转而逐碉争夺，历时一年，始逼近大金川勒乌围。索诺木杀僧格桑求降，不允。四十年中秋夜，清军久攻破寨，索诺木逃至刮耳崖，次年出降，大小金差平定。

38.牛录

满语音译，汉名佐领或简称佐。清代八旗组织的基层单位，原为女真人早期兵农合一的临时性组织形式。据载：“筏遇行师出猎，不论人之多寡，照依族、寨而行。满州人出猎开围之际，各出箭一支，十人中立一总领，属九人而行。”这种旧形式的十人组合体，称为牛录。明万历十一年（1583）起，努尔哈赤为适应统一女真各部的军事需要，沿用此旧名称，把它改造为大型、固定、有严格纪律的统属关系的新型组织形式。邻近女真部落，有挟丁口来归者，编为牛录。这种牛录的不断编设，并以容纳编置同血缘和同地缘而居的人。后来规定三百人编一牛录，作为基本的户口和兵籍单位。皇太极时，又改为二百人。清入关前，八旗牛录统计为五百八十三，又半分牛录二十八。顺治十七年（1660），改称牛录为佐领。时满州三百一十九，又半分牛录十四；蒙古一百三十；汉军二百零六，又半分牛录三。八旗牛录统计共为六百个。

39.尼布楚条约

康熙年间，中俄两国爆发雅克萨之战，战后，中俄两国签订了《尼布楚条约》，这是一个平等条约，以满、蒙、汉、俄、拉丁五种语言文字书写。内容有：确定中俄两国以格尔必齐河、外兴安岭、额尔古纳河为界限。其中外兴安岭以北属俄罗斯，以南属中国；额尔古纳河以北属俄罗斯，以南属中国。外兴安岭与乌第河之间的地方暂时存放，日后再议。后来中俄两国有相继签订了《布连斯奇条约》和《恰克图条约》，确定了中俄两国中断的国界线。

40.札萨克制

这是清朝在蒙古地区实行的特殊的行政制度，所谓札萨克制，即盟旗制度。蒙古部落的最基本行政单位是旗，若干旗组成盟。旗有札萨克（即旗主），为世袭之职。盟有盟长，由中央任免。另外，中央还派大臣驻扎在要地。

41.更名田

康熙八年，清政府下令将一部分明代藩王所占有的土地给予给耕种之人，永为世业，即所谓更名田。更名田的实施，实际上是清政府承认农民在起义战争中夺回被明朝藩王占有的土地的事实。

42.绿营制度

绿营兵是清朝入关后，新征召的汉人士兵，因其军旗为绿色，故称绿旗或绿营。绿营兵的主要任务是辅助八旗兵拱卫京师和驻守地方。在京师，设有巡捕营，隶属步军统领。在地方设有督、抚、提、镇诸标，分别有总督、巡抚、提督和总兵统辖，抚、提、镇诸标皆受总督节制。除此之外还有军标、漕标。绿营兵和八旗兵交错分布，既有利于绿营兵配合八旗兵防御和镇压人民的反抗，又有利于八旗兵监控绿营兵。

43.司礼监

官署名。明代宦官二十四衙门之一。置提督太监一员，掌印太监一员，秉笔、随堂太监无定员。其属有掌司、典簿等。内府各衙门的题奏，均须关白掌印、秉笔、随堂太监后，方可执行，故称「十二监中第一署」。凡每日章奏，除皇帝亲批数本外，例由众太监用朱笔楷书分批，即代皇帝「批红」，再由内阁撰拟诏谕颁发。秉笔太监中最受皇帝宠幸者，往往兼掌东厂。明中、后期，司礼监专掌机密、批阅章奏，权出内阁之上，是明朝宦官专权的依据。

内务府是清朝掌管皇帝家务的机关，其全称为“总管内务府衙门”，最高官员为“总管内务府大臣”，由满洲贵族王公大臣担任。内务府的职权很广，凡宫廷一切礼仪、财政、刑律等事，皆统于总管大臣。内务府的设立，是清代首创，是对历代皇帝家务管理制度的改革。清代设立内务府，以大臣统领，尽收宦官之权，排除了宦官对皇权的干扰，根绝了宦官专权之祸。

45.迁海令

清朝为了隔绝沿海人民与台湾等岛屿抗清势力的联系，并防范、禁止沿海居民出远洋与外国贸易以维护满族贵族对中国的专制统治，实行禁海政策。同时又在顺治十七年至康熙十七年间，三次下达“迁海令”，强制将广东、福建、浙江、山东沿海，以及长江下游镇江以下沿海30里至50里以内的人民，全部迁入内地，给东南沿海的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迁海令是明后期海外政策的重大倒退与逆转，沿海生产力由此遭受全面摧残，航运彻底禁绝，明后期蓬勃发展的海外贸易几乎完全陷入停顿，其影响是极为恶劣的。

46.乾嘉学派

乾嘉学派是清代的学术流派，称汉学、朴学、考据学派。因其在乾隆、嘉庆两朝达于极盛，故名。惠栋、戴震、钱大昕、段玉裁、王念孙、王引之为其代表人物。其中有吴、皖二派之分：吴派创自惠周惕，成于惠栋；皖派创自江永，成于戴震。乾嘉汉学家继承了古代经学家考据训诂的方法，加以条理发展；治学以经学为主，以汉儒经注为宗；学风平实、严谨，不尚空谈。在诸经的校订疏解中，取得了超越前代的成就。对古籍和史料的整理，亦有较大贡献。这一学派的形成，正是清初学者对宋明理学进行批判和总结的必然结果。清初之学，以博大为其特色。乾嘉汉学，则以专精而扬其帜。乾嘉学派诸学者平实。严谨的学风以及精湛的业绩，是值得肯定的。

47. 钦定藏内善后章程

1792年,清朝福康安大将会同西藏地方官员共同议定条例。1793年奏经朝廷审订后,正式颁行。共29条,即著名的《钦定藏内善后章程》二十九条。章程内对驻藏大臣的职权以及官吏应遵守的制度、边界防御、对外交涉、财政贸易、活佛转世等方面,都分别作了详细规定,以法律的形式固定各项条款。它的颁布实行,标志着清朝在西藏的政策由最初扶植黄教、安抚蒙藏、防止准噶尔部统治阶级的侵扰,发展到清军驻藏、设立驻藏大臣的最高阶段,这是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亦是西藏历史发展的转折点。

48.顾炎武

1613—1682,初名绛,字宁人,明亡后改名炎武,号亭林,昆山(今属江苏)人。少时弃举业,讲求经世之学。明亡后,参加昆山、嘉定等地的抗清斗争。失败后,曾垦田于山东章丘以自给。又遍游华北,十谒昌平明陵。所到之处访问风俗,搜集材料,纠合同道,时刻不忘恢复。康熙朝举博学鸿词,荐修《明史》,皆不就。晚年定居华阴。顾炎武学识广博,著作宏富,在经学、音韵学、史学、文学诸方面有很深造诣。其研究经学,反对空谈,注重辨别源流,审核名实,开清代朴学风气。文学成就以诗最高。散文亦出色。论文反对盲目摹仿古人,且认为“文须有益于天下”(《日知录》), “故凡文之不关于六经之指、当世之务者,一切不为”(《与友人书》三)。其文风质直锐利,简明宏伟并带有强烈的现实性。有《亭林诗文集》《日知录》等。

49.王夫之。

1619-1692,清初杰出思想家。字而农,号姜斋。衡阳(今属湖南)人。晚年居衡阳之石船山,学者称船山先生。明亡,在衡山举兵起义,阻击清军南下,战败退肇庆,任南明桂王政府行人司行人,以反对王化澄,几陷大狱。到桂林依瞿式耜,旋桂林复陷,式耜殉难,乃决心隐遁。展转湘西郴、永、涟、邵间,勤恳著述凡四十年,学术成就极大。对天文、历法、数学、地理学都有研究,尤精于经学、史学、文学、佛学等。有《船山全集》三百二十四卷。

50.吴三桂

明末叛将。字长白。高邮人,迁辽东(今辽宁辽阳)。将门出身,以父荫袭军官。明末任辽东总兵,封平西伯,驻防山海关。李自成克北京, 招他归降。他引清兵入关,受封为平西王。又为清兵先驱,镇压陕西、四川等地的农民军。后会同多尼等进攻南明云贵地区,杀南明永历帝朱由榔。他奉清政府命,镇守云南,手握重兵,成为割据势力。玄燁即位, 实行撤藩。他于康熙十二年(公元1673年),举兵叛乱,自称天下都招讨兵马大元帅。十七年,在衡州(今

官署名。清代始设。1638年(崇德三年)由蒙古衙门改称。以承政、参政(后改尚书、侍郎)为主官。1723年(雍正元年)定以王、公、大学士兼领院事。专用满人为主官,间或选用蒙古旗人。掌管蒙古、青海、新疆、西藏及西南地区各土司少数民族事务。1861年(咸丰十—年)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设立前,参与办理对俄外交。1906年(光绪三十二年)改院为部。

52. 内阁制度

明代的内阁本为文书机构,其成员是从翰林院中选出几个善于起草制诰等文书的官员,职司代言,是皇帝的亲近侍臣,他们值班的地方在皇宫内的文渊阁,即“入值文渊阁”,因称内阁。《明史·职官志》谓“以其授餐大内(即由光禄寺供膳),常侍天子殿阁之下,避宰相之名,又名内阁。”明代的阁臣预机务,成为常制,始于明成祖。但当时阁臣权位远不及尚书,阁臣虽得参与机务,但他们的权力却受到种种限制。仁宗、宣宗时期,阁臣不断擢升,有的任尚书,其权力已重于六部。并提高阁臣的品秩,由五品升为正三品,乃至正一品。而且有了票拟权,即直接掌握处理国家政事的大权,故而人们把内阁之职比为古代的宰相。明代中叶,形成内阁首辅制度,即大学士中资格最老、最受皇帝信任者为首辅,负主要责任,其他的大学士称群辅,是首辅的助手,权力较首辅小得多。

53.八股文

时文之一种。明清科举考试所规定之文体。每篇由八部分组成:即破题(用两句说破题义)、承题(承接破题之义加以说明)、起讲(开始议论)、入手(为起讲后入手之处)、起股、中股、后股、束股。自“起股”至“束股”为正式议论部分,而以“中股”为全篇重心。在这四股中,各有两股排比对偶文句,合共八股,故称“八股文”。其题材和内容必须以宋朱熹《四书集注》为依据,不许有自己的思想。是封建王朝禁锢知识分子思想的一种手段。到清末光绪时始被废除。

54.利玛窦

利玛窦明末来华意大利耶稣会士，字西泰。万历十年，被派赴澳门。二十九年，献自鸣钟、《坤舆万国垒图》于明廷，获准留居北京传教。在华期问服儒衣冠，向士大夫讲授西学。并将《四书》译成西文，寄回欧洲，使孔孟之书，得以在西方流传，著有《利玛窦中国札记》。在中国颇受士大夫的敬重，尊称为“泰西儒士”。他是天主教在中国传教的开拓者之一，也是第一位阅读中国文学并对中国典籍进行钻研的西方学者。他除传播天主教教义外，还广交中国官员和社会名流，传播西方天文、数学、地理等科学技术知识。他的著述不仅对中西交流作出了重要贡献，对日本和朝鲜半岛上的国家认识西方文明也产生了重要影响。

55.黄册

明清时期为征派赋役而编造的户口簿册。明洪武十四年(1381年),各州县受令以里(每110户为1里)为单位,编造以户为主,详列丁口、田产以及应页赋役的簿册四份,分存各级政府,作征收赋役的根据。关于使用“黄册”名称用意,一说男女始生为黄,黄代表人口;一说因送户部的簿册封面为黄色。黄册每十年编订一次。清康熙七年(1668年),因每五年造送丁口增减册,黄册无需再造,乃下令停止。乾隆三十七年(1772年),又将五年编审户口一次的规定也取消。

56. 卫所制度

明代军队的基本组织形式。按军法规定,京师和地方都设立卫所,数府为一个防区,称为“卫”;卫下设“千户所”、“百户所”。大体上以5600人为一卫,卫辖5个千户所;每千户所1120人,辖10个百户所;每百户所112人,辖2总旗、10小旗。分设卫指挥使、千户统领、百户统领。盛时有547卫,2593所,兵额270余万。卫、所兵源于从征(明初随朱元璋征战的军户)、归附(明初元军及各起义军的降军和败军户)、谪发(犯人充军)、垛集(三民户为一垛集,一户出一正丁,二户各出一丁为贴丁,轮流服军役)、简拔(民户丁多者拔以充军)、抑配(清理逃军滥及民户)等。明中叶以后,卫所制废弛,改用募兵制代替。

57.厂卫制度

厂卫，官署名。厂指东、西厂,卫指锦衣卫。都是明朝皇帝实行专制统治的特务机构。厂与卫相互依恃,故合称厂卫。东厂建于明成祖永乐时,以后一直没有停止活动,直到明亡。其任务是缉访谋逆等危及封建帝王统治的行为,主其事的宦官都是皇帝的亲信心腹。官衔全称为“钦差总督东厂官校办事太监”,简称“提督东厂”。西厂建于明宪宗成化时,其职权比东厂还大,明武宗时废。锦衣卫建于明太祖时,直至明亡。它除缉访百姓及众官外,还兼管刑狱。一般厂由宦官主持,卫则任武将掌领,厂卫虽然系统不同,但他们的关系密切,厂的番役都从锦衣卫中选拔,他们的任务都是侦察一切官民,受皇帝直接指挥。当然,他们之间也有矛盾,互相倾轧争宠。皇帝藉此加强对他们的控制。

58.胡蓝之狱

明朝建立后,皇权与相权的矛盾,使朱元璋深为不安。洪武十三年(1380)便以“擅权植党”之罪诛杀丞相胡惟庸,同时宣布废除丞相制度。其后又加胡惟庸以“通倭”、“通虏(北元)”和“谋反”等罪,扩大株连。二十三年又兴大狱,李善长、陆仲亨、唐胜宗、费聚、赵庸、郑遇春、黄彬、陆聚、金朝兴、叶升、毛麒、李伯升、丁玉等,先后被杀,坐诛者达三万余人,史称“胡党大狱”。洪武二十六年,又以大将军蓝玉谋反,杀之,兴“蓝党大狱”。列侯以下坐党夷灭者,不可胜计。死一公、十三侯、二伯,株连被杀者达一万五千人。是为“蓝党大狱”。史称两狱为“胡蓝之狱”。前后达十四年之久,诛杀四万五千余人。

59.《永乐大典》：

中国明代官修的大型综合性类书。始纂于永乐元年，永乐五年完成。计22937卷。主编为解缙、姚广孝等。《永乐大典》编纂之初，定有凡例2l项，对材料的取舍、分类、排比等都有明确规定。全书按《洪武正韵》的韵目编排，以韵统字，以字系事。举凡天文、地理、政治制度等均随字收栽。全书分门别类，辑录上自先秦，下迄明初的8000余种古书资料。凡八辑之书，不许任意删节涂改，必须按原书一字不差地整部、整编、整段分类编入。这种编辑方法保存了明代以前大量的哲学、历史、地理等方面丰富而可贵的资料。该书编成后，即珍藏在南京的文渊阁，永乐迁都后，又移至北京。明朝末年，不断散轶，今存残卷仍不失为增补、校勘和辑求古书的珍贵资料。

60.开中法

明初为了解决边地军粮问题，即利用食盐国家专买制度，规定盐商运粮到边地以充军粮，可以换取政府的盐引（贩盐执照）。然后持盐引到指定的盐场领盐，在到指定的地区贩卖，即开中法。

61. 萨尔浒之役

明万历四十六年，努尔哈赤以“七大恨”誓师伐明。明廷以杨镐为辽东经略，出镇辽东。次年，以十万余人分四路出师，想一举消灭后金。四路军为山海关总兵杜松、辽东总兵李如柏、开原总兵马林和辽阳总共刘铤，以杜松部为主力。明军企图以“分进合击”取胜，但由于杜松轻敌，在萨尔浒遇伏，全军覆没。继而马林败逃开原，刘铤力战死，仅李如柏全师而退。萨尔浒之役以四路明军三路遭全歼而结束。经此一役，努尔哈赤在东北的地位更加巩固，而明朝在辽东的统治愈趋动摇。后金牢牢掌握着对明战争的主动权。

62.逃人法

清廷为严禁八旗奴仆逃亡和其他八旗人员逃旗而颁布的法令，天命十一年始颁。其内容有对逃亡者的处罚规定，还有关于惩罚窝主、奖励检举、奖惩有关官吏和办事人员等的规定。清入关前，为了制止农奴逃亡，就已陆续制定惩处逃人的法令。入关后，为了维护满洲贵族的利益，清廷进一步制定极其残酷的逃人法。康熙中期后，随着旗地中农奴制经营逐渐被封建租佃关系所代替，此前严惩逃人和窝主的法令已不适应新情况，于是渐次更订，放宽惩罚。康熙三十八年决定裁撤兵部督捕衙门，把督捕事宜归并刑部办理，将逃人案件逐渐与其他刑事案件同等看待。雍正、乾隆年闻，继续贯彻了减轻处罚的精神。此后，由于满族内部的阶级分化日益加深，一般旗兵与余

63.议政王大臣会议

议政王大臣会议简称“国议”或“议政处”，由满族贵族组成，汉人不准参与，凡军国大事，全由议政王大臣决定，权力超出内阁之上，既有民族歧视成分，也带有满人军事民主制的遗风。康熙继位时年少，由诸大臣辅政，康熙设计诛杀鳌拜等人，限制了议政王大臣会议的权力，但并没有取消这个机构。雍正时设“军机处”由皇帝选派亲信的满汉走臣组成，称为军机大臣、军机大臣上行走，为首者称领班、首枢，成为处理全国军政大事的核心机构，而议政王大臣会议成了空名、虚衔。对皇权构成一定牵制的满族旧制议政王大臣会议已经失去存在的合理性和必要性，不过是荣誉虚衔。乾隆五十六年在清代政治史上有举足轻重的作用的这一机构被宣布取消。

64.多伦会盟：

清康熙帝为加强北方边防和对喀尔喀蒙古的管理，于康熙三十年在多伦诺尔与蒙古各部贵族进行的会盟。当时，准噶尔部首领噶尔丹进攻喀尔喀蒙古，喀尔喀蒙古三部10万众南下投清。康熙帝为安置喀尔喀蒙古，并加强对其管理，遂决定于多伦举行会盟。康熙帝于御营殿帐依次召见内蒙古、外蒙古王公贵族，并赐宴。次日，召集土谢图汗察珲多尔济、哲布尊丹巴等35名喀尔喀三部贵族会盟。主要内容为：①规定喀尔喀蒙古须遵行清延的法令；②令土谢图汗察珲多尔济等具疏请罪，以结束喀尔喀蒙古内部纷争；③废除喀尔喀三部旧有济农、诺颜等名号，留汗号，依次授以汗、亲王、郡王、贝勒等爵位；④依49旗例编族，分左中右三路，设盟，实行盟旗制度。此次会盟，改善了喀尔喀蒙古各部与清之间的关系，并使清王朝对漠北地区的管辖得到加强。

65.金瓶掣签

用掣鉴于金瓶以确定活佛转世人选的制度。藏语“金奔巴”，奔巴即“瓶”。乾隆五十七年，清廷为防止蒙藏贵族操纵大活佛转世，设立了“金瓶挚签”制度，特颁发两金瓶，一贮北京雍和宫，一贮拉萨大昭寺。凡蒙藏大活佛如章嘉、哲布尊丹巴、达赖、班禅等转世时，均须将所觅若干个“灵童”的名字署于象牙签上，置签于瓶中，分别在雍正宫、大昭寺，由理藩院尚书或驻藏大臣监督掣定，此后进成定制。这一制度的建立标志着驻藏大臣权力的进一步提高，加强了清政府对蒙藏地区的统治。

66.《徐霞客游记》：

徐宏祖著，号霞客，故名，历史地理著作，游记体。是他遍历全国各地名山大川亲自考察的结果。对西南地区的地理、地貌、岩溶等记述尤详，并有很多有价值的见解。特别是他把金沙江流域作为长江的源头，较前有了明显的发展。

67. 《四库全书》：

是中国古代最大的一部官修书，也是中国古代最大的一部丛书。该书共收录古籍3503种、79337卷。“四库”之名，源于初唐，初唐官方藏书分为经史子集四个书库，号称“四部库书”。经史子集四分法是古代图书分类的主要方法，它基本上囊括了古代所有图书，故称“全书”。乾隆四十六年，第一部《四库全书》终于抄写完毕并装潢进呈。《四库全书》的内容是十分丰富的。按照内容分类，包括4部44粪66属。编纂《四库全书》的过程，也就是寓禁于征的过程，也就是大兴文字狱的过程。《四库全书会要》是《四库全书》的精华，收书473种、19931卷。《四库全书总目》二百卷是《四库全书》收录书和存目书的总目录。总而言之，《四库全书》是18世纪70到80年代中国历史乃至世界历史上的一项特大型文化工程，在人类文化史上写下了重要的一页。

68. “十通”：

是十部书名中带有“通”字的古典文献。最初有唐代杜佑所撰的《通典》，后有宋代郑樵所撰的《通志》，元代马端临所撰的《文献通考》，清高宗敕撰的《续通典》、《续通志》、《续文献通考》、《清朝通典》、《清朝通志》、《清朝文献通考》和近代刘锦藻所撰的《清朝续文献通考》后人称为“十通”。它是一套有关中国历代典章制度的大型工具书。其内容包含了上起远古时期下至清朝末年历代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制度方面的资料，共计二千七百多卷，约二千八百万字，内容广博，规模宏大。其中的《通典》、《通志》和《文献通考》成就最高，在中国史学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是史学研究人士必备的工具书。

69. 内三院：

清代初期的中央文书机构。1636年皇太极改文馆为内三院，包括中国史院(撰拟招令、编撰国史)、内秘书院(掌管起草敕谕和收录各政府机构的奏疏)、内私文院(讲经注史，颁布制度)，三院长官为八承政，三院共设大学士四人，学士五人。可参与机务，充当皇帝助手和顾问，初具了后来内阁的规模和职能。但此时仍以文书事务为主，还不能算是最高决策或挂靠机构。清军入关后，改内三院为内阁，到康熙后，将大学士品秩升为正二品，分兼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