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苏轼对宋词艺术的拓展

一洗万古凡马空

——浅析苏轼对宋词艺术的拓展

苏轼是一位豪放不羁的天才文人，他对散文、诗、词的艺术作了多方面的拓展，其词尤能别开生面，成一代之伟观，对宋词艺术的发展作出了前无古人的杰出贡献。

首先，开创了豪放的词风。使豪放词能与婉约词分庭抗礼，并行不悖。

词之初起，以婉约为主，如中唐文人尝试之作，历晚唐五代之《花间》、《尊前》词风，至北宋晏欧小令，直至柳永长调，莫不以婉转流丽、温柔绮丽见长，柳词可为其最高代表。苏东坡涉足词坛，即以抗衡柳永为己任，他曾说己词“虽无柳七郎风味，亦自是一家”，颇为沾沾自喜，他又曾批评弟子秦观学柳词，最著名的当然是这样一则故事：“东坡在玉堂，有幕士善讴。因问：‘我词比柳词如何?’对曰：‘柳郎中词，只好十七八女孩儿，执红牙拍板，唱杨柳岸晓风残月；学士词，须关西大汉执铁板，唱大江东去，公为之绝倒。”柳、苏词风之差异，由此可见。首先举苏东坡豪放词的代表作为例：

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遥想公瑾当年，小乔初嫁了，雄姿英发。羽扇纶巾，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故国神游，多情应笑我，早生华发。人生如梦，一尊还酹江月。

《念奴娇·赤壁怀古》

此词作于东坡被贬居黄州时期，借怀古而慨今，横放杰出，不可一世。金人元好问说：“东坡《赤壁词》殆戏以周郎自况也，词才百许字，而江山人物无复余蕴，宜其为乐府绝唱。”清代人黄苏《蓼园词选》对此词内容的分析十分具体精到：“题是怀古，意谓自己消磨壮心殆尽也。开口‘大江东去’二句，浪淘人物，是自己与周郎俱在内也。‘故垒’句至次阙‘灰飞烟灭’句，俱就赤壁写周郎之事。‘故国’三句，是就周郎折到自己。‘人生似梦’二句，总结以应起二句。总而言之，题是赤壁，心实为已而发。周郎是宾，自己是主。借宾定主，寓主于宾。是主是宾，离奇变幻，细思方得其主意处。不可但诵其词，而不知其命意所在也。”这首著名的怀古词，无论是对山川景物、环境气氛的描写，还是对古代英雄人物

周瑜的追怀，均大气磅礴，慷慨激昂，当词中把历史感与现实感相结合，重在抒发自己壮志难酬、老大蹉跎之时，则变得感慨深沉，有英雄失路之悲。余陛云说此词“临风酹酒，俯仰兴亡，是何等气概”，正道出本词的豪放本色。

再如他的《满江红·寄鄂州朱使君寿昌》：

江汉西来，高楼下、蒲萄深碧。犹自带岷峨云浪，锦江春色。君是南山遗爱守，我为剑外思归客。对此间风物岂无情，殷勤说。江表传，君休读。狂处士，真堪惜。空洲对鹦鹉，苇花萧瑟。不独笑书生争底事，曹公黄祖俱飘忽。愿使君还赋谪仙诗，追黄鹤。

此词也作于东坡被贬黄州期间，东坡友人朱寿昌时任鄂州知州，与东坡交谊颇厚，时有馈问，这首词就是寄赠给朱寿昌的。词的上片描绘鄂州景观，笔势豪纵，气象万千，上片末点出二人与长江的关系：长江从蜀地西来，朱曾在蜀中的阆州为知州，政绩颇佳，苏为蜀人，场怀归思。下片重点对鄂州著名历史人物祢衡之死表示同情，对迫害祢衡的曹操、黄祖诸人表示轻蔑。词末劝朱超然于政治风浪之外，写出足以追配昔贤的好诗词来，是勉人，同时也是自励。全词无论是写江汉的美丽景色，还是写对祢衡的同情，无不放笔直书，慷慨激昂。其实，写祢衡显然是自寓，能将古今打成一片，在词中亦为创获。

再如作于黄州期间的《满庭芳》（“三十三年，今谁存者”），《水调歌头》（“落日绣帘卷”）皆为豪放词杰作。清末著名词人郑文焯评前词云：“健句入词，更奇峰郁起，此境匪稼轩所能梦到。不饰雕凿，字字苍寒，如空言霜干，天风吹堕颇离地上，铿然作碎玉声。”评后词云：“此等句法，使作者稍稍矜才使气，便入粗豪一派，妙能写景中人，用生出无限情思。”作于由黄州量移汝州时的《满庭芳》（“蜗角虚名”）、作于元祐六年（1091年）由杭州知州召为翰林学士承旨将离杭赴京时的《八声甘州·寄参寥子》均为豪放名作，举后一首为例：

有情风万里卷潮来，无情送潮归。问钱塘江上，西兴浦口，几度斜晖？不用思量今古，俯仰昔人非。谁似东坡老，白首忘机。记取西湖西畔，正春

山好处，空翠烟霏。算诗人相得，如我与君稀。约它年、东还海道，愿谢公雅志莫相违。西州路，不应回首，为我沾衣。

参寥子即宋代诗僧道潜，是苏轼生死相依的至交。此词情、景、理融合无间，而以情为主，王水照先生概括其情为：“有人生迍邅的悒郁，有兴会高昂的豪宕，更有了悟后的闲逸旷远”，说得相当准确。郑文焯更对此词作了尽情的礼赞：“突兀雪山，卷地而来，真似钱塘江上看潮时，添得此老胸中数万甲兵，是何气象雄且杰！妙在一字豪宕，无一语险怪，又出以闲逸感喟之情，所谓骨重神寒，不食人间烟火气者。此境至此，观止矣。云锦成章，天衣无缝，是作从至情流出，不假熨帖之工。”此似有过誉之嫌。

苏轼的豪放词，一方面对传为李白的《菩萨蛮》（“平林漠漠烟如织”）、《忆秦娥》（“箫声咽”）、敦煌民间词、宋初范仲淹《渔家傲》（“塞下秋来风景异”）等悲壮豪迈的词风有所继承，故清人刘熙载《艺概·词曲概》云：“太白《忆秦娥》声情悲壮,晚唐五代,惟趋婉丽,至东坡始能复古。后世论词者，或转以东坡为变调,不知晚唐五代乃变调也。”另一方面，东坡又以其雄才大力，自铸伟词，在内容、语言、手法、意境方面，均有重大创获，使词能在婉约的传统之外，另辟新境，其功至伟。明人张綖将词明确的分为二派云：“词体大略有二：一体婉约，一体豪放。婉约者欲其词情蕴藉，豪放者欲其气象恢弘之谓耳。”明人徐师曾亦云：“论其词，则有婉约者，豪放者。”以苏轼为豪放派开山，乃时人及后人赏识。

当然，东坡词并非一味豪放，他也有许多写女性、咏爱情的词沿用的仍然是婉约的传统路数，故其风格有多样化的特点，我们前举苏词内容的第一类即多为婉约词，再举其名作一首为例：

似花还似非花，也无人惜从教坠。抛家傍路，思量却是，无情有思。萦损柔肠，困酣娇眼，欲开还闭。梦随风万里，寻郎去处，又还被，莺呼起。不恨此花飞尽，恨西园，落红难缀。晓来雨过，遗踪何在？一池萍碎。春色三分，二分尘土，一分流水。细看来，不是杨花，点点是，离人泪。

《水龙吟·次韵章质夫杨花词》

此词为次韵之作，表面上咏杨花，实咏闺中相思。故沈谦《填词杂说》评价此词“幽怨缠绵，直是言情，非复赋物”。前人多认为这首和作高于章质夫原作，宋人朱弁《曲洧旧闻》卷五曰“章楶质夫，作《水龙吟·咏杨花》，其命意用事，清丽可喜。东坡和之，若豪放不入律吕,徐而视之,声韵谐婉,便觉质夫词有织绣工夫。晁叔用云：‘东坡如毛嫱西施，净洗却面，与天下妇人斗好，质夫岂可比耶？”张炎《词源》则说：“东坡次章质夫杨花水龙吟韵，机锋相摩，起句便合让东坡出一头地，后片愈出愈奇，真是压倒今古。”王国维《人间词话》说：“东坡《水龙吟》咏杨花，和韵而似原唱；章质夫词，原唱而似和韵。才之不可强也如是。”至于其风格，张炎评为“清丽舒徐，高出人表”。足见东坡词也有婉约一面，此外东坡也不乏超旷之作，因此，可以说苏词是以好豪放为主而又兼有多样化风格的。

其次，以诗为词，丰富了词的表达技巧。

以诗为词，指将作诗的手法、技巧等引入词中，说苏轼“以诗为词”，本应该是对苏轼的“微词”，且起于苏门弟子。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前集卷四十二引《王直方诗话》云：“东坡常以所作小词示无咎、文潜曰：‘何如少游？’二人皆对曰：‘少游诗似小词，先生小词似诗。’”无咎即晁补之，文潜即张耒，少游即秦观，三人都是“苏门四学士”中的人物。秦观之诗阳刚之气不足，金人元好问讥讽他说:“有情芍药含春泪，无力蔷薇卧晓枝。拈出退之《山石》句,始知渠是女郎诗。”晁、张说“少游诗似小词”，是说秦观诗过软；说乃师东坡之词“似诗”，则是谦其词过“硬”，显然有规讽之意。苏门六君子之一的陈师道说德更为明白：“退之以文为诗，子瞻以诗为词，如教坊雷大使之舞，虽极天下之工，要非本色。今代词手，惟秦七，黄九尔，唐诸人不迨也。”受上述观点影响，南北宋之交的著名女词人李清照更批评苏词为“句读不葺之诗”，即认为苏轼的词只不过将诗改成了句式长短不整齐的样子，并非词之本色。

当然，宋代也有为苏轼辩护的。南宋人王灼《碧鸡漫志》卷二曰：“东坡先生以文章余事作诗，溢而作词曲，高处出神入天，平处沿临镜笑春，不顾侪辈。或曰：长短句中诗也。为此论者，乃是遭柳永野狐涎之毒。”又曰：“东坡先生非心醉于音律者，偶尔作歌，指出向上一路，新天下耳目，弄笔者始知自振。今少年谓东坡移诗长短句，十有八九，不学柳耆卿，则学曹元宠，妄可笑，亦毋用笑

也。”

举家弦户诵的东坡代表作《水调歌头·中秋》为例：

丙辰中秋，欢饮达旦，大醉，作此篇，兼怀子由。

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我欲乘风归去，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间？转朱阁，低绮户，照无眠。不应有恨，何事长向别时圆？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

据小序，此词作于宋神宗熙宁九年丙辰（1076），苏轼四十一岁，时在山东任密州知州，其弟苏辙时任齐州掌书记。这年中秋，苏轼置酒作乐，彻夜未眠，写下此词，兼表忆弟之情。

苏轼作此词时，正直王安石变法得势时，苏轼因不满新法，自请离朝，历任杭州、徐州、密州等地方官，故作此词时其心情并不愉快。但他毕竟是一位性格豁达的人，在万家团圆的中秋佳节，他以豪迈洒脱的情绪，挥洒自如的写下了这首杰作，毫无灰暗、阴冷、低沉的色调，豪放雄杰，不可一世。此词充分的表现了苏轼“以诗为词”的特点，如大量的运用前人的诗句，在词中抒发人生的哲理，像诗一般的在前面有序，交代作词的背景，表现士大夫胸怀与生活情趣等，而且此词是可入乐歌的。宋人蔡绦《铁围山丛谈》卷三云：“歌者袁綯，乃天宝之李龟年也。宣和间，供奉九重。尝为吾言：东坡公昔与客游金山，适中秋夕，天宇四垂，一碧无际。加江流澒涌。俄月色如昼，遂共登金山山顶之妙高台，命綯歌其《水调歌头》曰:‘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歌罢，坡为起午，而顾问曰:‘此便是神仙矣！’”因此，在宋代此词即得到极高的荣誉。

总之，“以诗为词”为东坡作词重要的手段之一，近些年普通高中语文课程标准中也收录了一些苏轼的诗词作品，在论及这些作品时说：“‘以诗为词’的手法则是苏轼变革词风的主要武器。所谓‘以诗为词’是将诗的表现手法移植到词中。

苏轼“以诗为词”应分为两个层面，第一个层面指他对词的内容的重大拓展，极大的扩充了词的容量，这是“以诗为词”最主要的意义；第二个层面是将

诗的一些技巧引入词中，如苏词中常有的标题，常着议论，且将隐括、回文、集句等较专门的诗歌技法移植到词中。

在肯定苏轼“以诗为词”特点的前提下，我们还应该指出其两点不足。一是苏轼某些议论过多，形象较差，如《满庭芳》（“蜗角功名”）、《水调歌头》（“安石在东海”）诸作皆有此病，南宋时辛派末流词人多叫嚣怒张、筋骨突露，苏词似为始作俑者。金人元好问《新轩乐府引》曰：“坡以来，山谷、晁无咎、陈去非、辛幼安诸公，俱以歌词取称，吟咏性情，留连光景，清壮顿挫，能起人妙思。亦有语意拙直，不自缘饰，因病成妍者，皆自坡发之。”真是指出东坡及后学者这一缺点；二是苏词有些不合声律，自言平生不善唱曲。曲子词本以能合乐歌唱为本色，若不能歌唱，未免使词减色不少，且影响流传。词不全能和乐，乃东坡词之弱点，东坡本人并不讳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