密尔《论自由》读书笔记

密尔《论自由》读书笔记

读约翰·密尔《论自由》

武汉大学新闻学双学位新闻学概论《论自由》一书共有五章，分别由导论、论思想和讨论的自由、论个性为福祉要素之一、论社会对于个人的权威之限度与若干应用组成。然后我结合一个案例分析自己对言论自由的思考。

导论中密尔明确指出，本书中所指的“自由”并不是所谓意志自由，而是公民自由或者称社会自由，也就是说要探讨社会能合法施用于个人的权力的性质和限度。爱国者的目标在于，对于统治者所施用于群体的权力，要划定一些他所应当受到的限制；而这个限制就是他们所谓自由。

为什么要对这种权利进行限制，密尔认为，管治者应当保证他们享有的统治权力与人民合一起来，统治者的权力实即国族自己的权力，只不过是集中了的寓于一种便于运用的形式罢了。在此观点之上，他提出了“多数的暴虐”这一概念。他认为运用权力的“人民”与权力所加的人民并不永是同一的；而所说的“自治政府”亦非每人管治自己的政府，而是每人都被所有其余的人管治的政府。至于所谓人民意志，实际上只是最多的或者最活跃的一部分人民的意志，亦即多数或者那些能使自己被承认为多数的人们的意志。于是结果是，人民会要压迫其自己数目中的一部分；而此种妄用权力之需加防止正不亚于任何他种。这样看来，要限制政府施用于个人的权力这一点，即在能使掌权者对于群体，也就是对于群体中最有力的党派正常负责的时候，也仍然丝毫不失其重要性。

“多数的暴虐”表面上会通过公共权威起作用，但是当当社会本身凌驾于构成它的个别人时，他能够执行自己诏令，而而假如它所颁的诏令是错的而不是对的，或者其内容是它所不应干预的事，那么它就是实行一种社会暴虐；而这种社

会暴虐比许多种类的政治压迫还可怕，因为它虽不常以极端性的刑罚为后盾，却使人们有更少的逃避办法。

我认为“多数的暴政”和德国女舆论学家诺依曼“沉默的螺旋”理论有某种程度上的共同点。多数的暴政不仅仅只官府的暴虐，也包括得势的舆论和得势的感想的暴虐，官府的暴虐和得势的舆论和感想的暴虐，于社会要借行政处罚以外的办法来把它自己的观念和行事当作行为准则来强加于所见不同的人，以束缚任何与它的方式不相协调的个性的发展，甚至，假如可能的话，阻止这种个性的形成，从而迫使一切人物都按照它自己的模型来剪裁他们自己的这种趋势，这样“少数派”的观点难以得到正常的表达和重视。

而“沉默的螺旋”理论，在以下假设的基础上：

1.社会将用孤立的方式来威胁那些与大多数人不一致的人，对孤立的恐惧不可抗拒。

2.对孤立的恐惧导致个人在任何时候都会试图评估意见气候。

3.公众的行为会受到民意评估的影响。

第一个假设认为社会拥有一定的权力，会用孤立的方式威胁那些不和多数人保持一致的人。第二个假设提出，人们在不断地评估意见气候，个体会从两个来源获得关于民意的信息：个人观察和媒体。个人观察会使用一种称之为准统计官能的能力，若多数人发生错误的观察则称为多数无知。第三个假设是公众的行为受到他们对民意评估的影响。公众要么大胆说出自己的观点，要么保持沉默。

如果人们觉得自己的观点是公众中的少数派，他们将不愿意传播自己的看法；而如果他们觉得自己的看法与多数人一致，他们会勇敢的说出来。而且媒体通常会关注多数派的观点，轻视少数派的观点。于是少数派的声音越来越小，多数派的声音越来越大，形成一种螺旋式上升的模式。

而“多数的暴虐”和政府的暴虐，在一定程度上站在了舆论的多数，少数则不只是不愿意表达自己自己的观点，更多的时候是被压制被限制来表达观点，这样不利于言论的自由发展。多数派的观点不一定是正确的，这样的压制可能会导致我们错过真理。

集体意见对个人独立的合法干涉，是有一个限度的；要找出这个限度并维持它不遭侵蚀，这对于获致人类事务的良好情况，正同防御政治尊制一样，是必不可少的。

而如何限制统治者施用于群体的权力，需要思考的是要在个人独立和社会控制之间做出恰当的调整。首先必须有某些行为准则，首先由法律来强加于某些事情，而对于许多不宜由法律来起作用的事情，还要由舆论来办。而个人的行为准则在他们自己看来是自明和自当的，这是一种“普通的错觉”，同时他的判断标准则是他自己的爱好。他也指出，实际上决定哪些在法律惩罚或舆论支持之下大家要注意遵守的行为准则的主要东西，乃是社会的好恶，或社会中一些有势力的部分的好恶。这样就容易导致服从多数的主张，导致社会或大部分人的集体对个体进行压迫。

他指出，不论出于何种目的，好的或不好的，任何人都不能用任何借口对他人实施强迫。任何人的行为，只有涉及他人的那部分才需对社会负责，当然这规则只适用于能力已达到成熟的人类。但是如果社会或者统治阶级的权力过大，必然会限制个人对自己负责的那部分行为，自然限制了个体的自由。

论思想自由和讨论的自由

在第二章“论思想和讨论的自由”中，密尔论证了言论思想的自由。在他看来，在政府与人们没有合一的社会里，应合公众的意见来使用它比违反公众的意见来使用它，是同样有害或者是更加有害的。迫使一个意见不能发表是一种对整个人类的掠夺的特殊罪恶，因为不论意见对错，他们都失去了对于真理更加清楚地认识和更加主动的印象。我们不能确信我们所力图窒闭的意见是一个谬误的意见，假如我们确信，要窒闭它也仍然是一个罪恶，因为我们失去了通过辩论使真理更加明晰的机会。而且，所谓的真理都只是片面地真理，一个人能够多少行近于了解一个题目的全面，唯一的途径就是聆听不同意见的人们关于它的说法，并研究各种不同的心性对于它的观察方式。此外，密尔还谈到真理与迫害的问题。我们不能因为迫害无能加害于真理遂称迫害真理是正当的之说。这其实是一个乐观的伪误，一切经验都反正其不然。只不过，真理的优越之处在于，一个意见只要是真确的，尽管可以一次两次甚至多次被压熄下去，但总会不断有人把它重新发现出来，直至它有一天能够抵住随后再试图压制它的一切努力了。密尔反对缄默，因为缄默的结果是使异端意见永远得不到公平透彻的讨论。所以，我们，尤其是思想家们的义务必须是随其智力所之而不论它会导致什么结论，思想自由必不可少，而不能一见事物不复有疑就放弃思考。假如盲目跟从或缄口不言，真理就会有所损失的。

论个性为福祉要素之一

在第三章“论个性为福祉要素之一”中，密尔开门见山的指出，在人类应当由自由区形成意见并且毫不保留的发表意见以及这个自由若得不到承认，或者若无人不顾禁令而加以力主，那么在人的智性方面并从而也在人的德性方面便有毁灭性的后果的前提下，进一步提出应当再考察一下上述那些理由是否同样要求着人们应当有自由去依照其意见而行动，即将其意见在生活中付诸实践，只要风险和危难是仅仅在他们自己身上，就不应当遭到同人们无论物质上的或者道德上的阻碍。接下来，密尔高调指出，人类要靠在他人权利和利益所允许的限度内把它培养起来和发扬起来，才能成为思考中高贵而美丽的对象，而不能靠着把自身中一切个人性的东西都磨成一律来实现。个人因结束了他本性中的自死刑的部分的发展才使其社会性部分可能有更好的发展。一个人为他人之故而受制于正义的严格规律，这正足以发展它的以他人的利益为自己的目标的情感和能力。为了给每人本性公平的发展机会，就必须容许不同的人过不同的生活。凡是压毁人的个性的都是专制。在论述个性与发展是一回事之时，也说明只有培养个性才产生出或者才能产生出发展的很好的人类。而且，密尔强调，首创性是人类事物中一个有价值的因素，以及坚持天才的重要性，坚持让它在思想上和实践上都得

自由舒展的必要性。我们不能试图用一个模子来范铸人们，应对个性的任何显著表示宽容，只有支持鼓励自由和境地的多样化，这两个人类发展所必要的条件的发展，才能使个性保住它的根据，避免个人性格的各项情况日益趋于同化。

论社会对于个人的权威之限度

在第四章中，详尽系统明晰透彻的论述了社会驾驭个人权威的限度。密尔指出，主要关涉在个人的那部分生活应当属于个性，凡主要关涉在社会的那部分生活应当属于社会。每人既然受着社会的保护，每人对社会也就该有一种报答，也必须遵守某种行为准绳。在为了保卫社会或其成员免于遭受损害和妨害而付出的劳动和牺牲中也应当担负他自己的一份。当然，一个人的行为若影响到他人利益的时候，社会对它就有了裁判权。但是，社会不能非法干涉个人合法自由。密尔以摩门教主义为例来申告他对非自由原则的反对和不支持，并且提出自己的真实观点，即一种文明不能随便的见折于自己已经征服的敌人，不能接受停止前进的通知。

若干应用

在第五章中的，密尔进一步的阐释了本文教义的应用。他指出了两条格言，即：一是个人的行动只要不涉及自身之外的什么人的利害，个人就不必向社会负责交待；二是，关于对他人利益有害的行动，个人应当负责交代，且应当承受社会或法律的惩罚。接下来，密尔的资产阶级自由主义价值观愈发明显的提出，开始论述自由贸易和自由竞争的问题，并以许多商贸角度的事例来作为论据。他进一步指出，不能因为有些人滥用方便就使大家都陷于不方便。在他的国度里，应在借约束来进行真正有效的道德教育上运用必要数量的控制。但是自由原则不能要求一个人有不要自由的自由，一个人被允许割让他的自由，不是真正的自由。从国家方面来说，它一方面应当尊重个人自由，但同时应对其保持一种注意的控制。最后，密尔提出，不涉及侵犯自由问题而反对政府干涉的三种不同情况，即：1、个人会比政府办的好一些的事情；2、虽然未必个人比政府办的好，但仍宜让个人来办，因为这可以加强他们主动的才能，锻炼其判断能力；3、不必要的增加政府权力，会有很大祸患，国家的价值，从长远来卡纳，归根结底还在于组成它的全体个人的价值。扩展和提高全体个人的智力，将会使国际管理技巧或者在事务细节实践上所表现的类似东西方面变得更好一些，而不至于使国家因为阻碍个人智力的发展而失去基本的发展动力，最终停滞不前甚至倒退。

思考：言论自由的限度？

密尔在《论自由》中指出：本文的目的是要力主一条极其简单的原则，使凡属社会以强

制和控制方法对付个人之事，不论所用手段是法律惩罚方式下的物质力量或者是公众意见下的道德压力，都要绝对以它为准绳。这条原则就是：人类之所以有理有权可以各别地或者集体地对其中任何分子的行动自由进行干涉，唯一的目的只是自我防卫。这就是说，对于文明群体中的任一成员，所以能够施用一种权力以反其意志而不失为正当，唯一的目的只是要防止对他人的危害。

在这基础之上，他作了两个假设：1.假定政府是与人民完全合一的，除非在它想来是符合于人民心声时从来就不想使出什么压制的权力。但是我所拒绝承认的却正是人民运用这种压力的权利，不论是由他们自己来运用或者是由他们的政府来运用。这个权力本身就是不合法的。最好的政府并不比最坏的政府较有资格来运用它。应合公众的意见来使用它比违反公众的意见来使用它，是同样有害，或者是更加有害。2.假定全体人类减一执有一种意见，而仅仅一人执有相反的意见，这时，人类要使那一人沉默并不比那一人（假如他有权力的话）要使人类沉默较可算为正当。

这些论述充分表明密尔认为不论如何，人们的言论自由需要得到充分的保障。

英国广播公司制作的纪录片《美国宪法之旅》记录了这样一个案例。

《权利法案》第一修正案保护人们的言论自由

韦斯特博罗浸信会是位于堪萨斯州皮卡市规模很小影响力不大的宗教团体。该浸信会信徒在在伊拉克和阿富汗丧生的美国军人葬礼上举行他们的抗议，并称其为言论自由。他们并不直接说阵亡的士兵本人是同性恋，而声称男女军人的死是神对美国的惩罚因为它（美国）宽容同性恋。

2006年3月，在马里兰州的威斯敏斯特，韦斯特博罗浸信会信徒纠集在海军一等兵马修斯奈德的葬礼上发表抗议言论，而马修刚刚在伊拉克战争中阵亡。他的父亲阿尔伯特·斯奈德起诉韦斯特博罗教会诽谤人格令自己与悲伤的家人遭受了精神上的损害官司打到美国最高法院，最高法院以8:1裁决支持韦斯特博罗浸信会。

阿尔伯特·斯奈德说：我是在为正义而战，虽然我没有看到我希望的结果。人人都应该在宁静中安葬。我的隐私权，我用我的方式来悼念和悲痛的权利被侵犯。我的儿子为国牺牲，我不能相信制宪者们所指的言论自由是这样的。

最高法院支持浸信会的言论自由，但是该抗议显然对斯奈德一家造成了伤害。密尔在《论自由》中说，言论对他人造成的伤害必须是身理上的并且是直接的。那么对于上述案例，有其特殊性，并且在文明发展的今天，我们保护言论自由，某些特殊场合，如该案例当中的葬

礼，是不是要对言论做一些必要的限制？那么言论自由究竟有没有界线？如果有，这种界线改如何确定？

我们对事件发表看法，可能会伤害到某些人。但是阿尔伯特·斯奈德说这不是界线的问题，而是一个个案。他认为如果我们随时对地对任何人胡作瞎说，这样的社会文明史不能让人接受的。

那么我们自由言论的尺度要取决于别人的感受所能允许的程度吗？抽象的自由言论权和实际的言论招人痛恨的事实之间的确存在矛盾。法院支持自由言论权，即使多数人认为这些言论具有攻击性。在所有个案中自由言论均得到支持，即使这些言论是有争议的。美国宪法支持新闻自由，新闻界几乎什么都可以发表，即使是政府不喜欢的言论。布兰斯大法官在20世纪20年代所写：当我们面对不认同的言论时，补救的措施应该是更多的言论，而不是强制的沉默。这种观点自然也是在支持完全保护言论自由。

法院倾向在无把握时不对自由做不利裁决。但在改案例中，最高法院法官也表示：保护不受待见的言论，也应该尊重一个悲伤家庭的隐私。

2012年8月美国国会通过一项联邦法案，该法案限制示威者不能够过于接近军人葬礼以及何时发表抗议。奥巴马在签署法案之后写信给阿尔伯特·斯奈德父，对其促进该法案的提出和通过所做的贡献表示感谢。

限制示威者不能够过于接近军人葬礼，限制其发表抗议的时间，是为了保护军人安葬的权利，同时最大限度的保护了言论自由。政府或社会不能压制言论自由，正如布兰斯大法官所说，补救有争议的言论的方法是更多的言论，但同时，我们可以通过对发表言论的地点，时间进行限制，以确保言论所谈论的人物最基本的权利得以保障，这样言论自由才能更好的得到保护和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