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城市环境卫生初探

河南大学

硕士学位论文

宋代城市环境卫生初探

姓名：张凤阁

申请学位级别：硕士

专业：中国古代史

指导教师：程民生；贾玉英

2011-06

摘 要

在宋代，随着城市的发展，各种城市病也随之而来，其中的环境卫生问题已不容忽视。宋代的城市环境卫生问题主要包括侵街、侵河导致的市容市貌混乱，街道、水域污染、空气污染几方面。市容市貌的混乱主要是城市空间的不足与城市快速发展之间的矛盾造成的。北宋中期以后，这种矛盾更加尖锐，最终导致坊墙被彻底打破，建筑物甚至从侵街发展到夹街，市容市貌进一步杂乱。街道、水域的污染，不仅是由于人们丢弃的垃圾造成，各种尸体的随意抛弃以及道路雨后泥泞也是其中的重要方面。空气污染则是由于生产生活排放的废气，以及天气原因所造成。针对这些问题，宋政府采取了相应的措施。对于市容混乱问题，宋政府分别采取了设立表木、收取侵街钱、强行拆毁违章建筑物等方法来治理。针对街道、水域污染，宋政府设立了专门机构，并在一些地方设有专人负责治理。为了治理空气污染，宋代各地城市普遍植树造林，净化空气。此外，各种法律的订立、漏泽园在全国的推广，以及市政设施的建设，也是宋政府治理城市环境卫生问题所采取的重要手段。

关键词：宋代，城市，环境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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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Song Dynasty, along with the urban development, each kind of urban sickness is also following, in which environmental sanitation question has been not allow to neglect. Song Dynasty's urban sanitation question mainly includes invades the street, to invade the city's appearance city appearance which the river causes to be chaotic, street, water pollution, air pollution several aspects. The city's appearance city appearance's confusion is mainly between the urban space insufficiency and the urban fast development contradiction creates. After Northern Song Dynasty intermediate stage, this kind of contradiction is more incisive, causes the work place wall to break thoroughly finally, the building even from invades the street to develop clamps the street, the city's appearance city appearance is further disorderly. Street, waters pollution, is not only because the people discard trash creates, after each kind of corpse optional abandonment as well as path rain, the mud is also important aspect. The air pollution is as a result of the production life emissions waste gas, as well as the weather reason creates.In view of these questions, the Song government has taken the corresponding measure. Regarding the city's appearance chaotic question, the Song government adopted separately has set up the marker pole, the collection to invade the street money, to demolish forcefully violates regulations methods and so on building to govern. In view of the street, the water pollution, the Song government has set up the Specialized agency, and is equipped with the specialist in some places to be responsible to govern. In order to govern the air pollution, Song Dynasty regional city universal afforestation, scavenging air. In addition, each kind of law works out, leaks the louzeyuan in the national promotion, as well as urban facilities construction, is also the Song government governs the important means which the urban sanitation question adopts.

KEY WORDS:Song Dynasty，City，Environmental heal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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绪论

绪论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城市人口急剧膨胀，城市规模不断扩大，各种城市问题也随之凸显。史学工作者们也随着形势的变化将我国古代城市管理问题列为研究的重点，如古代城市的人口、市政、消防、水利、市场等等都成为研究的方向，而本文则着重探讨宋代城市的环境卫生状况及其治理。

一、概念界定

在展开本文之前，有必要将城市环境卫生的概念作一下说明。城市环境卫生是指城市空间环境的卫生。主要包括城市街巷、道路、公共场所、水域等区域的环境整洁，城市垃圾、粪便等生活废弃物处理，城市环境卫生设施规划、建设等。①

二、选题意义

宋代是我国古代社会发展的巅峰，其城市发展也有划时代的意义，甚至被人称为中世纪的“城市革命”。②这不仅体现在宋代城市人口的大规模扩张，更体现在宋代新型城市结构的出现。宋代以前，中国封建统治者在“抑商”思想的指导下，紧紧控制着市场交易活动，把商品交易集中在固定的“市”中，严格坊市制度，城市多为具有防御功能的官署办公的地方。到了宋代，中国古代城市发展进入了转折期，经济功能得到了更多的体现，将中国城市发展史推向了一个新阶段。在城市的内部结构上出现了坊市合一，商业活动已经遍布城市的各个角落，大街小巷、桥头路口，都成了商品交易场所，把北宋以前封闭的“市”，变为全城性的敞开型的市，城内外均可为闹市，城市一词就名实相符了。③

正是由于宋代城市的长足发展，各种环境问题也随之严重。蔡絛在提到开封马行街时，曾写道：“马行街者，都城之夜市酒楼极繁盛处也。蚊蚋恶油，而马行人物嘈杂，灯光照天，每至四鼓罢，故永绝蚊蚋。”④可见，马行街的污染已相当严重，导致蚊虫不

①唐凤岗：《城市管理基础教程》，河北科学技术出版社2009年版，第316页。

②（美）施坚雅：《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中华书局2000年版，第24页。

③周宝珠：《宋代东京研究》，河南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252页。

④蔡絛：《铁围山丛谈》，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7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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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城市环境卫生初探

生。而城市环境卫生的恶化，不仅破坏了人们的生存环境，更对人们的身体健康产生危害。因此，研究宋代城市的环境卫生状况及其治理，就有其重要的意义。

第一，对这一问题的研究，有重要的历史意义。通过研究，可以使我们了解宋代城市的环境卫生状况，更深入地窥探宋人的生存环境和生活状态。通过研究宋代各级政府治理环境污染的各项措施，可使我们对宋代防治环境污染的各项法律法规、职能部门能有一个大概的认识。

第二，对这一问题的研究，有重要的学术意义。关于我国古代城市的研究，前人已做了大量的工作，但对于古代城市环境卫生的研究，还没有足够的重视。就宋代来说，其研究成果还非常有限，所以，对本课题的研究，有一定的学术价值。

第三，对这一问题的研究，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城市环境卫生，在21世纪的今天，已经是一个世界性的课题，并且是阻碍城市发展最重要的难题之一。通过对宋代城市环境卫生工作的研究，可以使今人吸取其教训，借鉴其经验，造福当世。

三、研究综述

关于宋代城市发展的研究论著，可谓汗牛充栋。其中研究城市人口数量的有日本学者斯波义信先生的《宋代商业史研究》①，漆侠先生的《中国经济通史·宋代经济卷》②，台湾学者梁庚尧先生的《南宋城市的发展》③，吴松弟先生的《南宋人口史》④，等等。关于宋代两京人口的论著，则有：陈振先生的《十一世纪前后的开封》⑤，周宝珠先生的《宋代东京开封府》⑥，吴涛先生的《北宋都城东京》⑦，周建明先生的《北宋漕运与东京人口》⑧，日本学者加藤繁先生的《中国经济史考证》⑨，林正秋先生的《南宋都城临安人口数考察》⑩，美国学者赵冈先生的《南宋临安人口》11，徐吉军先生的《南宋都城临安》12。在这些论著里面，学者们对宋代城市人口都做了一些大概的计算。如，陈

① （日）斯波义信：《宋代商业史研究》，稻禾出版社1997年版。

②漆侠：《中国经济通史·宋代经济卷》，经济日报出版社2007年版。

③梁庚尧：《南宋城市的发展》，《食货月刊》1981年第10、11期。

④吴松弟：《南宋人口史》，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

⑤陈振：《十一世纪前后的开封》，《中州学刊》1982年第1期。

⑥周宝珠：《宋代东京开封府》，河南师大学报编辑部1984年版。

⑦吴涛：《北宋都城东京》，河南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⑧周建明：《北宋漕运与东京人口》，《广西师范大学学报》1989年第2期。

⑨（日）加藤繁：《中国经济史考证》，商务印书馆1973年版。

⑩林正秋：《南宋都城临安人口数考察》，《杭州大学学报》1979年5月第1—2期。

11（美）赵冈：《南宋临安人口》，《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4年第2期。

12徐吉军：《南宋都城临安》，杭州出版社2008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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振先生估计北宋开封人口数在120万①，加藤繁先生估计南宋临安人口在150万②，漆侠先生还指出宋代城市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的比例为12%③。另外，还有学者做了宋代户均人口数量的研究，这对推算城市人口数量也有很大的帮助。如，程民生先生的《宋代家庭人口数量初探》④，得出了这样的结论：宋代家庭平均人口数量为5人，但南、北方存在差异，分别为6人、9人。而在关于宋代城市工商业的发展方面，学者们基本上持同样的观点，即宋代城市已从前代的封闭型转为坊市合一型的新城市面貌。⑤对于宋代城市环境卫生方面的研究成果，有周宝珠先生的《宋代东京研究》，主要从街道卫生、防止侵街、保护鱼鸟等资源三个方面来论述⑥。但仅仅这三个方面，还远不能说明宋代的城市环境卫生问题。梁庚尧先生的《南宋城市的公共卫生问题》⑦，先讲了南宋城市公共卫生问题的形成，再讲宋政府的应对措施，但该文仅简单地分析了形成南宋城市公共卫生问题的原因，在卫生恶化所导致的问题，以及政府的治理措施方面，都偏向于预防和治疗疾疫。徐吉军先生的《南宋都城临安》⑧，几乎涵盖了城市环境卫生的各个方面，包括城市的发展，市政设施的建设，西湖的浚治等等，但遗憾的是，该书仅是对南宋临安一个城市的研究，并且不包括城市环境污染中空气污染这一重要方面。程遂营先生的《唐宋开封生态环境研究》⑨，对唐宋时期开封地区的生态环境变迁作了详细论述，并对城市垃圾的处理以及污水的排放，城市绿化、城市建设等方面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其他论文类则有崔铭先生的《苏轼与宋代市政建设》⑩，主要介绍了苏轼一生在任职地方官时所做的市政设施建设，这些地方包括密州、徐州、湖州、杭州、颍州、扬州、定州等；魏华仙先生的《〈鸡肋编〉的生态环境史料价值》11，详细介绍了《鸡肋编》一书对研究宋代南北气候、动植物、自然灾害与疾病等生态环境问题,都有很大作用；袁冬梅先生的《宋代江南地区疾疫成因分析》12，指出宋代江南地区疾疫多发，其流行次数显著多于其他地区，并分析了产生这种现象的自然因素与社会因素。

①陈振：《十一世纪前后的开封》，《中州学刊》1982年第1期。

②（日）加藤繁：《中国经济史考证》，第3册第20页。

③漆侠：《中国经济通史·宋代经济卷》，第932～933页。

④程民生：《宋代家庭人口数量初探》，《浙江学刊》2000年第2期。

⑤周宝珠：《宋代东京研究》，第250～252页。

⑥周宝珠：《宋代东京研究》，第100～102页。

⑦梁庚尧：《南宋城市的公共卫生问题》，《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1999年第70本第1期。

⑧徐吉军：《南宋都城临安》，杭州出版社2008年版。

⑨程遂营：《唐宋开封生态环境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版。

⑩崔铭：《苏轼与宋代市政建设》，《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05年10月第10期。

11魏华仙：《〈鸡肋编〉的生态环境史料价值》，《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6年10月第4期。

12袁冬梅：《宋代江南地区疾疫成因分析》，《重庆工商大学学报》2007年8月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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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城市环境卫生初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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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研究内容、研究方法及创新点

（一）研究内容

本文对宋代城市环境卫生问题进行分析。可分为以下四部分：

第一，宋代城市的发展。宋代经济的繁华，在整个中国封建发展史上都是浓墨重彩

的一章，它打破了传统观念上对商业的歧视，摆脱了种种影响商业发展的束缚。坊市合一在最大程度上刺激了经济的全面发展；全民重商又使人们在观念上发生了巨大的转变，进一步激发了人们创造财富的欲望。同时，宋代城市人口数量急剧增加，人口流动的增多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经济的发展。人口数量的增多与经济的发展二者相互作用，最终形成了宋代城市发展迅速的结果。随着城市的繁荣发展，城市环境卫生的治理也开始成为宋政府面临的一大问题。

第二，宋代城市环境卫生状况。由于城市的长足发展，使其面临着诸多的环境问题。城市规划被打乱，侵街、侵河现象严重，城市中充斥着大量的污染物，而这些污染物又造成了河渠堵塞，空气污染等各方面的严重问题。

第三，宋代治理城市环境卫生问题的措施。针对种种环境卫生问题，宋政府采取了诸多的措施：通过控制城市人口数量等措施，来减少垃圾的排放；通过治理侵街等措施，美化市容市貌；通过各种方法，处理城市垃圾；通过城市绿化，达到洁净空气的目的。

第四，结语。宋代城市环境卫生问题严重，各级政府采取多种办法进行治理，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效。

（二）研究方法

古代城市环境卫生问题的研究，不仅要有传统历史学科的研究方法，还应该注重多学科的交叉与新理论方法的应用。

1．历史比较法

任何学科的研究都离不开比较，没有比较就没有创新。就历史学来言，更是如此，马克思曾说：“要了解一个限定的历史时期，必须跳出它的局限，把它与其他历史时期相比较”。①运用比较的方法，将宋代的城市环境卫生工作，与前代相比较，与今天相比

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03页。

绪论

较，既能使宋代的情况更加鲜明、直观地显现出来，又能更好地揭示其不同之处。

2．学科交叉法

历史研究，不能仅仅局限于历史学研究方法，任何事物都是相联系的，所以，有必要将多种学科的研究方法引入到历史研究中。对于研究宋代城市环境卫生，历史地理学、统计学、气象学等多种学科的综合应用，可使我们更加准确、全面地应用史料，得出正确的结论。

（三）创新点

本文的创新点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研究领域的创新

在宋代城市的研究方面，环境卫生研究方兴未艾，前人多是在研究疫病、救灾等公共卫生问题中，对环境卫生研究较少。本文则着重于分析宋代城市的环境卫生状况，以及其应对措施，尽量弥补这一研究领域的空白。

2．研究方法的创新

本文在研究过程中，采取了气象学、统计学等多种学科的交叉，并引入了碳排放等21世纪最新理论方法，力求对宋代的城市环境卫生状况进行精确解读。

3．新观点的提出

本文通过研究方法上的创新，得出以下几个不成熟的观点，在此一并列出，以求方家赐教。

第一，通过对几个城市人口数量的分析，得出了宋代东京、临安人口都在130万左右，苏州在两宋之交则有60万人上下。

第二，通过对扬沙天气的分析，得出开封地区在宋代的气候变化状况，即：北宋前期开封地区的气温要高于北宋后期；今天开封的气温要低于北宋前期，而与北宋后期接近。虽然这一观点张全明先生早已提出，①但张先生在研究中多采用传统的研究方法，即根据雨雪天气的变化，以及动植物生存区域的变化来得出此一观点。笔者非常赞同，

①张全明：《论北宋开封地区的气候变迁及其特点》，《史学月刊》2007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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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从扬沙天气出现的时间变化，也得出这一论断。如此一来，更证明了竺可桢先生所持的第三个寒冷期始于北宋前期的观点①，是有所不妥的。

第三，宋代城市环境卫生工作中，经济手段的调节作用，以及垃圾商品化的倾向明显。宋政府在城市环境卫生工作中，在行政手段外，经常辅以经济手段，并且也很有成效。另外，在垃圾的处理方面，经济因素也体现的非常明显，甚至出现了垃圾商品化的倾向。

①竺可桢：《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考古学报》1972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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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宋代城市的发展

人类自从进入文明社会就开始出现城市，它的产生正是人类进入文明社会的主要标志之一，而城市也是人类文明的重要载体。对宋代城市发展状况进行具体的考察，也是研究宋代城市问题，特别是环境卫生问题的重要突破口。

一、城市人口众多

城市人口的数量是一个时期内城市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重要指标。研究城市人口问题，是研究城市发展的基础，也是研究城市环境卫生问题的前提。因此，我们有必要就城市人口的构成来做出明确的界定。本文要讨论的是城市环境卫生问题，任何在城市生活、对城市环境卫生产生影响的人口均包括在内。

（一）都城人口

北宋都城东京（今河南开封）和南宋都城临安（今浙江杭州），都是当时世界上最大规模的城市。而对这两座城市人口数量的研究，至今仍见仁见智，尚无定论。对这个问题，有必要再作讨论。

1．东京人口

宋代史料中对东京人口的描述不胜枚举，宋太宗在淳化年间（990～994年）曾说：“东京养甲兵数十万，居人百万。”①宋仁宗时，范祖禹说东京有“亿万之口”②。北宋末年，东京城人口 “总七百万户”③。至南宋，庄绰回忆东京时，写道： “昔汴都数百万家。”④以上材料都笼统地对北宋东京人口数量做了描述，均认为东京人口众多，却都没有准确且正确的数字。就今人的研究来看，也是从100万到200万不等，甚至有日本学者提出有500万之众⑤。

这些相差很大的结论，其出现的原因主要有二：一是受史料所限；二是学者们的研

①（元）脱脱：《宋史》卷93《河渠志》3，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2317页。

②范祖禹：《范太史集》卷20《封还臣僚论浙西赈济事状》，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1100册第257页。

③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卷97《诸录杂记》，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718页。

④庄绰：《鸡肋编》卷中《石炭》，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77页。

⑤参见陈昌远：《北宋时期开封城市经济的繁荣》，《史学月刊》1959年第6期；陈振：《十一世纪前后的开封》，《中州学刊》1982年第1期；（日）木田知生：《关于宋代城市研究的诸问题——以国都开封为中心》，《河南师范大学学报》1980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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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方法不同，有从食盐的消耗方面来进行研究的，也有像周宝珠、吴松弟等先生从户均人口数量来入手的。鉴于史料上很难有重大发现，破解东京人口之谜的关键就是要找到更好的研究方法。笔者认为，在众多的研究方法中，从漕粮的消耗上来分析人口数量更为合理，也符合本文对城市人口的界定。

从宋人的相关记述内容可以看到，东京人口众多，但当时关中、中原地区经济衰退，物资远不能满足都城的需求，就需要通过漕运将东南物赋运到东京。《宋史·河渠志》记：

淳化二年（991年）六月，汴水决浚仪县。帝乘步辇出乾元门，宰相、枢密迎谒。帝曰：“东京养甲兵数十万，居人百万家，天下转漕，仰给在此一渠水，朕安得不顾。”①

由此可看出，漕运与东京的生产、生活密切相关，漕粮是京师人口赖以生存的主要来源。据记载，每年运往东京的漕粮数量巨大：

国家初浚河渠三道，通京城漕运，自后定立上供年额：汴河斛斗六百万石，广济河六十二万石，惠民河六十万石。广济河所运多是杂色粟豆，但充口食马料；

惠民河所运止给太康、咸平、尉氏等县军粮而已。惟汴河所运，一色粳米，相兼小麦，此乃太仓蓄积之实。今仰食于官廪者，不惟三军，至于京师士庶，以亿万计，太半待饱于军稍之余，故国家于漕事，至急至重。②

从这段材料中就可以看出，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东京每年接受的漕粮有722万石，但这其中广济河（五丈河）的62万石是马料，惠民河（蔡河）的60万石仅供京师附近军粮，汴河的600万石才是东京城中供给口粮的漕粮。③

人均口粮的供应标准，也是推算宋代开封户口数字的重要依据。宋神宗时，朝廷在救灾过程中，就以每人每日二升粟为标准，作为成人口粮供应④，南宋的周密在谈到临安口粮供应时也说“人以二升计之”。⑤但是，2升之数并不适用于所有人，元丰时已经明确规定，对居养院、安济坊中的人“日给粳米或粟米一升”，“小儿减半”。⑥这样看来，以1.5升来计算应该更接近实际情况，据此，可以推出汴河600万石漕粮可以养活约110

①（元）脱脱：《宋史》卷93《河渠志》3，第2317页。

②张方平：《张方平集》卷27《论汴河利害事》，中州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419页。

③周宝珠、吴松弟二先生在计算东京漕粮时，将广济河、惠民河的漕粮都计算在内，笔者认为不妥。参见周宝珠：《宋代东京研究》，第343～369页；吴松弟：《中国人口史·辽宋金元时期》，复旦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571～573页。

④曾巩：《曾巩集》卷9《救灾议》，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150页。

⑤周密：《癸辛杂识》续集上《杭城食米》，中华书局1988年版，第135页。

⑥（元）脱脱：《宋史》卷178《食货志》上6，第434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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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东京人口。

东京人口绝大部分都是依靠漕粮为生。《宋会要》中就有：“在京所支人粮马料斛斗万数浩大，全籍向南诸路船般应副。”①京畿附近因为遭到多年战火和黄河泛滥的影响，农业生产直到北宋末期也没有恢复元气，宋徽宗时尚书省还报告说：“今中原未复，而朝廷所取米斛大抵出于二浙纲运。”②除了东南漕运外，根据周宝珠先生的测算，东京另有二税粮仓年税粮在100万石以上，③以100万石计算，可以养活近20万人。此外，河北经济发达，每年也向京师上供钱粮，东京的永济、永富二仓即是存储怀州（今河南沁阳）、孟州（今河南孟州）所供粮食的专用仓库。④至于此二州每年的上供额，由于笔者愚钝，并未得出确切数量。即便如此，通过上面的分析，仍然可以得出宋代东京每年至少有700多万石口粮供给，人口最少130万的结论。⑤

2．临安人口

南宋临安人口数量与北宋东京一样，都存在由于时间久远、史料不足而导致现代学者推算结果差距过大的问题。如日本学者桑原骘藏说有500万人，⑥加藤繁得出的是150万人，⑦美国的赵冈先生在《南宋临安人口》一文中得出城内100万、郊区150万共250万人的结论，⑧我国的林正秋先生则认为临安城区和两厢共有75万人。⑨对以上种种推论，笔者则倾向于吴松弟先生所认为的120万到130万之间的说法⑩。在南宋建国初期，由于金兵南下，北方人口大量迁入江南地区，宋高宗下诏：“听士民从便避兵。”11从而形成了“高宗南渡，民之从者如归市”12的景象。临安更是天下贤俊不约而同选择的避居之地。吴自牧称：“杭城今为都会之地，人烟稠密，户口浩繁，与他州外郡不同”13，“城内外数十万户，口莫知其数”。14南宋人耐得翁在《都城纪胜》中

①（清）徐松辑：《宋会要辑稿·食货》46之9，中华书局1957年版，第5608页。

②（清）徐松辑：《宋会要辑稿·职官》42之31，第3250页。

③周宝珠：《宋代东京研究》，第348页。

④（元）马端临：《文献通考》卷25《国用考》3，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244页。

⑤周建明先生认为漕粮消耗的构成包括饲料、酿酒等多个方面，故得出东京人口不会超过100万。但是，周先生显然没有注意到广济河和惠民河所运漕粮的用途，并且忽视了京畿二税粮仓以及它处州郡所供粮食的存在。参见周建明《北宋漕运与东京人口》。

⑥（日）加藤繁：《中国经济史考证》，第3册第44页。

⑦（日）加藤繁：《中国经济史考证》，第3册第44页。

⑧（美）赵冈：《南宋临安人口》，《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4年第2期。

⑨林正秋：《南宋都城临安》，西冷印社1986年版，第184页。

⑩吴松弟：《中国人口史·辽宋金元时期》，第583页。

11（元）脱脱：《宋史》卷25《高宗本纪》2，第460页。

12（元）脱脱：《宋史》卷178《食货志》上6，第4340页。

13吴自牧：《梦粱录》卷18《户口》，三秦出版社2004年版，第266页。

14吴自牧：《梦粱录》卷13《铺席》，第19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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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写道：“今中兴行都已百余年，其户口蕃息，仅百万余家者，城之南西北三处，各数十里，人烟生聚，市井坊陌，数日经行不尽，各可比外路一小小州郡，足见行都繁盛。”

①可见，北方人口的南迁对临安人口的恢复和发展起到了巨大的作用。

以咸淳年间（1265～1274年）为例，附郭钱塘和仁和两县户数分别为87715户、98615户②，共有186330户。据林正秋先生的研究，钱塘、仁和两县乡村户共约12000户③，以此计算临安坊郭户共有约174330户。按宋代南方户均6人来计算，④共有约100万人；另外再加上军士、僧侣等不入籍人口有约30万人，⑤临安城共有130万人上下。

（二）其它城市人口

两宋时期不仅是都城东京和临安人口数量有了较大规模的发展，其它的一些城市也有很大的增长。由于史料的贫乏，对东京和临安的人口数量就是通过各种方式进行推测估算，对于资料更为匮乏的普通城市人口数量更是难以计算，这里只能对一部分城市的人口数量进行简单描述。

西京河南府（今河南洛阳），自唐末以来，虽然战事频仍，但经过张全义、后唐明宗以及宋初的苦心经营，至宋中期已经“王事浩穰，百倍他邑”⑥，以致部分居民住于城外。王曾就此问题曾向宋仁宗建议：“西京水南地里阔远，居民甚多，并无城池，望令渐次修筑”⑦。由此可见，西京河南府当时人口确实得到了较大的增长。

随着唐末经济重心的南移，苏湖地区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重要城市苏州出现了繁华景象。至北宋中期，苏州已然是“冠盖之多，人物之盛，为东南冠”，“井邑之富，过于唐世”⑧。以下这几则材料可以反映两宋之交时苏州人口之盛：

建炎四年（1130年）庚戌春二月，金人首领四太子者······二十五日犯平江府（今江苏苏州），午漏未尽四刻，兵自盘门入，劫践官府民居，仓廪积聚，掳掠子女金帛，乃纵火延烧，烟焰见二百里，凡五昼夜······于是平江府烧之既尽，士民前后迁避得脱者，十之二三；迁避不及或杀者十之六七。⑨

兀术陷苏时，荼毒生灵，历古未有。小儿十岁以下；男子四十以上，及四十

①耐得翁：《都城纪胜·坊院》，中国商业出版社1982年版，第15页。

②潜说友：《咸淳临安志》卷58《户口》，中华书局1990年版，第3869页。

③林正秋：《南宋临安人口》，载政协杭州市委员会编《南宋京城杭州》1984年版，第68～69页。

④程民生：《宋代家庭人口数量初探》，《浙江学刊》2000年第2期。

⑤徐吉军：《南宋都城临安》，第318~321页。

⑥欧阳修：《欧阳修全集》卷64《河南府重修使院记》，中华书局2001年版，第924页。

⑦（清）徐松辑：《宋会要辑稿·方域》1之24，第7330页。

⑧朱长文：《吴郡图经续记》卷上《城邑》，中华书局1990年版，第642页。

⑨ 王明清：《挥麈录·后录》卷10《钱穆〈收复平江记〉》，上海书店2001年版，第15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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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不任肩负与识字者；妇女三十以上，及三十以下向未裹足与已生产者，尽戮无遗。······大约裹挟以去者，十万人。城中仅留有疾妇女四千一百余人于南寨······谓之洗城。①

建炎庚戍······兀术破盘门入······妇女二万余人以从寇籍。蔡隆兴倡议

瘗河中男尸八万五千余，女尸十一万一千余,暴露男尸六万二千余，女尸二万五千余，火化男女骨十五万七千余，赎回营妓二千三百余人。②

上述三则材料，记载了同样一件事，即建炎四年，金兵攻陷苏州后，对当地居民的大屠杀。战争无疑是残酷的，但材料中的多个数据，还是对解读苏州当时的人口数量提供了帮助。从上述数据之间的关系看，可以有以下两种计算方法：

第一，通过第一则材料中“士民前后迁避得脱者，十之二三”，这个比例关系来计算。但是，在战争之前不在城中的居民数量难以衡量，所以，此方法行不通。

第二，通过第一则材料中士民“迁避不及或杀者十之六七”，这一比例关系来计算。这里的“迁避不及或杀者”应包含两种人：一是被杀者，二是被俘者。而这两种人的数据在第二、三则材料中有详细的表述。所以，此方法应是可行的。需要说明的是，材料中“火化男女骨十五万七千余”，这里的火化数量应包含于河中男女尸及暴露男女尸的总数当中。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得出下表： 表1-1 建炎四年平江城陷，居民死伤表

类别

人数 总计 占全城人百分比 全城人口

裹挟以去者

100000瘗河中男尸

85000 瘗河中女尸 111000暴露男尸

62000 暴露女尸

25000 迁避不及

或杀者 赎回营妓 2300 38530060～70% 550000～642100注: “裹挟以去者”应包括“妇女二万余人以从寇籍”。

从上表可知，金兵攻陷苏州后，全城伤亡及被俘达385300人。时人陈长方曾说：“迨

①

（元）徐大焯：《烬余录·乙编》，文学山房1924年版，第19页。 ② 虞图南：《沼吴编》，引自王謇：《宋平江城坊考·附录》，江苏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第308页。

敌临城，一夕去死者五十余万”，①看来是出于愤怒的夸大之辞。以385300人这一数字，辅以王明清记载的“十之六七”百分比数，可得出当时苏州城有550000～642100人，若按65%计算，则为593000人左右。

宋初江宁府（今江苏南京）城市荒废，人口骤减，可谓“当时之富贵繁华，随而磨灭乎荒垄断堑之间”②。经过百余年的经营，到两宋之交时，全城“民之籍于坊郭，以口计者，十七万有奇，流寓商贩游手往来不与”。③依宋例，此处之“口”应当不包括女性，这样看来，当时全城应有30多万人。

另口外，《宋史·五行志》中载，嘉祐三年（1058年）正月，“温州火，燔屋万四千间”。元丰四年（1081年）六月，“衡州（今湖南衡阳）火，烧官舍、民居七千二百楹”。乾道九年（1173年）九月，“台州火，经夕，至于翌日昼漏半，燔州狱、县治、酒务及居民七千余家”④。仅照此烧毁的房屋数量，辅以宋代南方户均6人计算，当时温州、衡州、台州城中人就有84000人、43200人、42000人。类似火灾记载在史料中还有很多，在此不一一列举。

总之，当时人口众多的城市并不仅限于都城东京和临安，其它人口在数万户乃至十数万户的城市亦不在少数，人口在几千户及万户之间的城市为数更多。据漆侠先生估计，北宋1350个有行政官署的城，其中约150座人口超过1万，全国城市人口比重约占总人口的12%。⑤

通过对两宋时期一些城市人口数量的简要分析，可以对宋代城市人口数量有一个大概认识，虽然无法得到更加准确的数据，但已经能够看出宋代社会的繁华程度，社会文明的发展进度。对城市人口数量的考察，是讨论城市卫生状况的基础。

二、城市商业繁荣

我国古代城市的最初发展是建立在政治和军事功能上的，长期实行的是坊市分离的制度，经济功能体现的并不明显。随着宋代社会经济尤其是商品经济的发展和繁荣，不仅社会各个阶层都参与到了城市商业活动中，而且城市面貌也发生了划时代的变化，呈现出与宋前社会不同的时代特色。

①陈长方：《唯室集》卷2《二烈妇传》，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1139册第635页。

②郑獬：《郧溪集》卷15《江宁县思贤堂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1097册第250页。

③叶梦得：《建康集》卷4《建康掩骼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1129册第614页。

④（元）脱脱：《宋史》卷63《五行志》2上，第1380～1381页。

⑤漆侠：《宋代经济史》下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93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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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坊市合一和宵禁的局部开放

宋朝以前，我国城市中长期实行的是坊市制度，不仅用作交易的场所被严格限定在一定区域，交易时间也仅限于白天。

西周时期，“市与朝皆用一夫之地”，而且必须“面朝后市”，不仅规定了“市”的大小：一夫之地，即百步见方，对它的方位也有明确要求。①到了汉代，市场的选址依然由政府设定，周围设有围墙，进行封闭管理，并且沿袭前代，按时启闭。“市买者当清旦而行，日中交易所有，夕时便罢”，②就是当时的市场写照。

唐朝以来，随着社会经济的飞速发展，城市中的手工业、商业活动也有了很大的飞跃，到了宋代就更加突出，这也是城市发展的主要原因。后周显德二年（955年），周世宗下诏：“东京华夷臻凑，水陆会通，时向隆平，日增繁盛，而都城因旧，制度未恢，诸卫军营，或多窄陋，百司公署，无处兴修，加之坊市之中，邸店有限，工商外至，络绎无穷。僦货之资，增添不定，贫乏之户，供办实难，而又屋宇交连，街衢湫溢，入夏有暑湿之苦，居常多烟火之忧。将便公私，须广都邑”。③显然，受人口增多、商业发展的原因影响，原有的城市空间已经无法满足城市发展的要求。

到了北宋年间，城市中已经可以临街开店，市场不再由官府设置，坊市制度被完全打破。孟元老在《东京梦华录》中记载，东京马行街往北，“香药铺席、官员宅舍，不欲遍记”④，“出梁门西去，街北建隆观，观内东廊于道士卖齿药，都人用之。街南蔡太师宅，西去州西瓦子，南自汴河岸，北抵梁门大街，亚其里瓦，约一里有余”。⑤在寺庙里、太师府临近，也是买卖盛行。东京街道上“侵街”现象严重，“河桥上多是开铺贩鬻”，⑥甚至在皇宫门前的御街在政和以前也“许市人买卖于其间”。⑦北宋东京城的市场交易已经不再局限于某一个特定的“市”，而是遍布全城，没有任何限制和约束。

南宋时期，坊市合一的制度已经深入人心。当时临安城内“自大街及诸坊巷，大小铺席，连门具是，即无虚空之屋”，⑧即便是“坊巷桥门及隐僻去处，俱有铺席买卖”。⑨不仅在京城，当时的明州（今浙江宁波）因为人口众多，人们为了居住、开店，往往侵

①杨天宇译注：《周礼译注》卷6《匠人》，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第665页。

②李昉：《太平御览》卷739《痴》，中华书局1960年版，第3281页。

③王溥：《五代会要》卷26《城郭》，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第417页。

④孟元老著，邓之诚注：《东京梦华录注》卷3《马行街北诸医铺》，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82页。

⑤孟元老著，邓之诚注：《东京梦华录注》卷3《大内西右掖门外街巷》，第83页。

⑥（清）徐松辑：《宋会要辑稿·方域》13之21，第7540页。

⑦孟元老著，邓之诚注：《东京梦华录注》卷2《御街》，第51页。

⑧吴自牧：《梦粱录》卷13《铺席》，第195页。

⑨吴自牧：《梦粱录》卷16《鲞铺》，第24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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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河渠、道路，在其上广为修造，史载当地居民“梁水而楹，跨衢而宇”，①即是明证。

另外，关于宋代宵禁的开放，时人也有丰富记述。北宋东京潘楼东街巷里的茶坊，“每五更点灯，博易买卖衣服图画花环领抹之类，至晓即散，谓之‘鬼市子’”。②尽管宋政府规定夜市结束时间是三更，但相当多的商业区已经完全打破时间限制，形成了通宵的夜市。③东京马行街“至三更，方有提瓶卖茶者，盖都人公私荣干，夜深方归也”。

④而南宋临安城的杭城大街，也是“买卖昼夜不绝，夜交三四鼓，游人始稀；五鼓钟鸣，卖早市者又开店矣”。⑤这种“不以风雨寒暑、白昼通夜”⑥的经营方式，大大丰富了宋代城市的夜生活。

综上所述，两宋时期的城市已经打破了坊市分离的束缚，形成了坊市合一的态势，并且延续千年的宵禁也在此时得到了局部的开放，商人们在经营时间和空间上得到了自由。

（二）“全民皆商”⑦

宋代以前，我国城市商业的发展不仅有坊市的隔离、时间的限制，对经营者也有各种歧视和限制。

自古以来，中国社会阶层就有“士农工商”的尊卑顺序，“重农轻商”的思想也一直存在于人们的传统观念中，甚至将商人视作贱人。秦朝时，就将 “有市籍者及父祖有市籍者”，视为“人贱”。⑧西汉时为了发展农事，朝廷也规定：“贾人有市籍者，及其家属，皆无得籍名田，以便农。”⑨在这种“重农轻商”的思想下，广大民众以经商为耻。我国最早的工商业是隶属于官府的，所谓“公食贡，大夫食邑，士食田，庶人食力，工商食官，皂吏食职，官宰食加”，⑩也是在这种背景下形成的。

西周时期，实行“大市日昃而市，百族为主；朝市朝时而市，商贾为主；夕市夕时而市，贩夫贩妇为主”，11不同的时间由不同的人来进行交易。隋初，苏威向朝廷建议，

①罗浚：《宝庆四明志》卷3《坊巷》，中华书局1990年版，第5020页。

②孟元老着，邓之诚注：《东京梦华录注》卷2《潘楼东街巷》，第70页。

③周宝珠：《北宋东京研究》，第253～259页。

④孟元老著，邓之诚注：《东京梦华录注》卷3《马行街铺席》，第112页。

⑤吴自牧：《梦粱录》卷13《夜市》，第197页。

⑥孟元老著，邓之诚注：《东京梦华录注》卷2《酒楼》，第71页。

⑦吴晓亮：《试论宋代“全民经商”及经商群体构成变化的历史价值》，《思想战线》2003年第2期。

⑧林希逸：《考工记解》卷上，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95册第4页。

⑨（西汉）司马迁：《史记》卷30《平准书》8，中华书局1972年版，第1430页。。

⑩上海师范大学古籍整理组校点：《国语》卷10《晋语》4，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第371页。

11杨天宇译注：《周礼译注》卷2《司市》，第20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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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临道”“求利”者，回家务农，“愿依旧者，所在州县录附市籍”。①这样，隋代开始登记市籍，可以在城中经商的就只限于“临道”商铺了，普通行商则无法在城中经营。

宋时，由于客户与地主间人身依附关系的减弱，加之不抑兼并的土地政策，促使宋代商品经济大为发展，当时人们已经注意到“行商坐贾，通货殖财，四民之益也”，②重商思想得以形成。欧阳修指出：“治国如治身，四民犹四体，奈何窒其一，无异钛厥趾，工作而商行，本末相表里。”③受到商业带来的经济利益的驱动，广大农民和地主“去为商贾”④的现象在日渐增多。很多乡村民众生活资料匮乏，便来到城市中从事工商业。农闲之时，广大农民“百逋从身，解偿之余，储积无几，往往负贩佣工以谋朝夕之赢者，比比皆是”。⑤岳州（今湖南岳阳）知县范寅敷说：“本州农民，自来兼作商旅。”⑥有部分农民为逃避力役而转为商贾，一些政府官员也注意到这种社会现象。熙宁元年（1068年），知谏院吴充说：“今乡役之中，衙前为重。民间规避重役，土地不敢多耕，而避户等；骨肉不敢义聚，而惮人丁。故近年上户寝少，中下户寝多，役使频仍，生资不给，则转为工商，不得已而为盗贼。宜早定乡役利害，以时施行。”⑦

为了追求财富，在城市中经营商业的地主也大有人在，有的还最终变为职业商人。由于与市场的联系较以往变得频繁，很多资本较为充足的大家庭直接从事商业，经营贩运贸易，他们派出家庭内部人员专门从事工商业，这些人实际上就是职业商人。如杭州城的“寄寓人”，“多为江南海贾，穹桅巨舶，安行于烟涛渺莽之中。四方百货，不趾而集，自此成家立业者众矣。”⑧

宋代的有些官僚士大夫们也摒弃了读书人的清高，积极投身于商业活动中。李焘就记载道：“江淮间虽衣冠士人，狃于厚利，或以贩盐为事”⑨。甚至不惜利用手中的权力，违犯法律来与民争利，王安礼在任青州知州时，屡次购买蚕丝，“勒机户织造花隔织等匹物，妄作名目，差役兵般担，偷谩一路商税，上京货卖，赢掠厚利”。⑩王安石在给宋仁宗的奏疏中指出：“今官大者往往交赂遗，营赀产，以负贪污之毁，官小者贩鬻乞丐

①（唐）魏征：《隋书》卷66《李谔传》，中华书局1973年版，第1546页。

②王偁：《东都事略》卷98《邓绾传》，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382册第635页。

③欧阳修：《欧阳修全集》卷7《送朱职方表臣提举运盐》，第113页。

④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224，熙宁四年六月庚申，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5447页。

⑤王柏：《鲁斋集》卷7《社仓利害书》，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1186册第113页。

⑥（清）徐松辑：《宋会要辑稿·食贷》69之50，第6354页。

⑦（元）脱脱：《宋史》卷177《食货志》上5，第4299页。

⑧吴自牧：《梦粱录》卷18《恤贫济老》，第286页。

⑨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96，嘉祐七年二月辛巳，第977页。

⑩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449，元祐五年十月戊戌，第1078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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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所不为。夫士己尝毁廉耻以负累于世矣”。①由于经济利益的驱使，甚至导致了官僚士大夫们“专以商贩为急务”。②

除了部分地主、官员，宋代的一些寺庙也加入了经商的行列中。在相国寺的“万姓交易”中，佛殿旁有孟家道院王道人卖蜜煎，两廊之中“皆诸寺师姑卖绣作、领抹、花朵、珠翠、头面、生色销金花样幞头、帽子、特髻、冠子、绦线之类”，③因此，相国寺甚至被人们称之为“破赃所”④。在两广地区更是“市井坐估，多僧人为之，率皆致富”，连当地的妇女也不顾禁忌，“多嫁于僧”，庄绰为此惊叹道：“行尽人间四百州，只应此地最风流。”⑤

“欲得官，杀人放火受招安；欲得富，赶着行在卖酒醋。”⑥这句南宋初的谚语，正反映了当时人们追求财富的意愿，而城市工商业的发达，消费人口众多，以及丰厚的利益，促使社会上几乎各个阶层的人都参与到工商业之中，有学者甚至认为宋代出现了“全民经商”的态势。⑦

宋代经济的繁华，在整个中国封建发展史上都是浓墨重彩的一章，它打破了传统观念上对商业的歧视，摆脱了种种影响商业发展的束缚性规定和限制。坊市合一在最大程度上刺激了经济的全面发展；全民重商又使人们在观念上发生了巨大的转变，进一步激发了人们创造财富的欲望。同时，宋代城市人口数量急剧增加，人口流动的增多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经济的发展。人口数量的增多与经济的发展二者相互作用，最终形成了宋代城市发展迅速的结果。随着城市的繁荣发展，城市环境卫生的治理也开始成为宋政府面临的一大问题。

①王安石撰，李之亮笺注：《王荆公文集笺注》卷2《上仁宗皇帝言事书》，巴蜀书社2005年版，第35页。

②（元）佚名：《宋史全文》卷33，淳祐元年二月壬子，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2240页。

③孟元老著，邓之诚注：《东京梦华录注》卷3《相国寺万姓交易》，第88页。

④王得臣：《麈史》卷下《谐谑》，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88页。

⑤庄绰：《鸡肋编》卷中《广南僧率有室家》，第66页。

⑥庄绰：《鸡肋编》卷中《建炎后俚语》，第67页。

⑦吴晓亮：《试论宋代“全民经商”及经商群体构成变化的历史价值》，《思想战线》2003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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