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历史循环

历史循环是中国古代历史发展的独有现象。回顾五千年中华文明发展史，我们可以发现在中国频繁的王朝更替呈现出一个个相似的历史循环，如西汉取代秦朝，东汉取代西汉，唐朝取代隋朝，明朝取代元朝，清朝取代明朝等，而最近一次发生在100年前。这些王朝兴衰的基本过程是：王朝初建时统治者精励图治，这时候往往政治清明，社会安定，生产发展，出现了这个“之治”那个“盛世”，社会一片繁荣。但好景不长，盛世造就了经济的繁荣，也造就了形形色色的特殊利益集团，各种矛盾逐渐激化而且不可调和，最终必然引发一场大规模的社会动荡来重新洗牌，然后在旧王朝的废墟上建立起一个新王朝，又开始一轮新的循环，如此循环往复，每隔二三百年就来上一次，这就是中国特有的王朝循环现象。不管中国古代文明发展到怎样的高度，有多么繁盛，就是跳不出这个怪圈。中国王朝循环的本质是内发性的大规模社会动荡来解决社会矛盾，主要方式是农民起义，不包括外来民族的入侵和统治集团内部的权力争夺。翻翻历史书，我们不难发现中国古代农民起义的原因基本相同，一是严重的土地兼并，二是严重的政治腐败，如果再加上点天灾人祸，事情就差不多了。汉时的绿林赤眉起义、黄巾起义，唐朝的黄巢起义，宋朝的王小波李顺起义、钟相杨幺起义，元末的红巾起义，明朝的李自成起义，清朝的太平天国运动等，原因都是这两条，只有秦末的陈胜吴广起义和隋末农民起义主要是因为统治者的暴政。这些大规模的社会动乱不仅埋葬了旧王朝或者严重冲击了旧王朝的，同时也給整个社会带来巨大灾难，使社会付出沉重的代价。中国社会的周期性动荡表明中国历代王朝无法消除造成这种周期性动荡的原因，即土地兼并和政治腐败。换句话说，就是中国传统的中央集权的经济政治制度无法解决这两个问题，当矛盾不可调和时，就只好自下而上地用暴力手段来解决，然后又开始一次新的循环。这个道理从来就有很多人看得很清楚，其中既有手握重权的王公大臣，也有普通的平民布衣，在一些情况下为了避免矛盾的激化还有所行动。比如唐代实行均田制，宋朝的王安石变法，明朝张居正改革等等，但都改变不了历史的宿命。从世界范围来看，中国是内发性的全局性动乱最频繁的国家，长期积聚的文明成果和财富，就在周期性的大动荡的烈火中付之一炬，所剩无几。如此辉煌灿烂的古代文明，为什么就无法避免这种周期性的社会动乱呢，关键在于中国这套中央集权的政治制度无法遏制贫富悬殊，也无法遏制腐败的蔓延恶化，“大一统”的政治经济局面最终必然走向崩溃，这一点已经被历史多次证明。对于秦始皇建立中央集权君主专制制度，中国社会多持肯定的态度，认为这开创了大一统的局面，奠定了中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格局。但要害就在这个“中央集权”上，这是我国周期性动荡的根源。自秦以后，中国政治体制发展的主轴就是不断地强化皇权，以实现“皇位永固”的目的，但恰恰相反，过于集中和不受制约的权力必然导致不可遏制的政治腐败和贫富悬殊，形成严重的社会不公，最后葬送这个王朝。皇权的强化只能防止“圈内人”对皇位的觊觎（这一点很成功），但对于更多的“圈外人”掀起的“均贫富”之类的风暴毫无办法，最后皇位没一个能“永固”的，而为之殉葬的是数百年积聚的文明成果以及无数普通人的生命。这是制度的缺陷，非人力所能挽救。在这种体制下，偶尔出现的“明君”和“清官”，更多依赖自身的道德修养和政治才能，所以“人一走茶就凉”。在中央集权的专制制度下，以皇权为核心，“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构建了以行政权力垄断一切的格局，具有两大特点：一是权力伸向社会生活各个领域，控制了所有社会资源，包括思想文化；二是从来没有能够建立有效的监督制约机制，从而使权力肆无忌惮，毫无节制，形成以权力为纽带的特殊利益集团。这两个特点一

结合，就意味着权力的腐败及其泛滥不可避免，贪赃枉法、卖官鬻爵、搜刮民脂民膏成为通行的官场规则和做派。从秦始皇开始，我国中央集权的政治体制中就有监察制度的设置，并且为后代沿袭，但历史的发展表明这套制度对抑制腐败收效甚微。明初朱元璋对贪腐的惩治手段可谓残酷之极，但结果仍然是一个贪官倒下去，千百个贪官站起来，踏着贪官的血迹继续贪。这就是“专制产生腐败，绝对的专制产生绝对的腐败”。用权力控制了所有社会资源的特殊利益集团，如官僚贵族、宦官外戚、豪强地主等，必然要将自身的特权转化为实际的利益，主要是经济利益，这一方面制造大量的社会不公，激化社会矛盾，另一方面又使政府对社会的管理控制能力降低，最终促使社会逐渐崩溃。伴随着贪幅的不断深化，土地兼并也日益严重，其实质就是今天所说的贫富悬殊，这是引发大规模社会动荡的直接原因，古代的财富形式比现在简单得多，土地就是最主要的甚至是惟一的财富，土地兼并严重就意味着财富过度集中到了少数人手里，主要是以官员豪强为主的特殊利益集团手中，多数人失去基本的生存资源，往往形成严重的社会危机。针对这个现象，各个朝代都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想解决这个问题，尤其是在王朝的中前期，几乎每个开国皇帝都将抑制土地兼并作为自己的开山之作，也成为此后盛世的基础。但是这些措施的作用是暂时的，因为没有任何力量可以遏制特殊利益集团对财富的贪欲，特殊利益集团采取种种手段不断攫取社会财富，程度不断加深。没有任何力量能够阻止土地的集中，任何这种努力最终都以失败告终，如著名的王安石变法、张居正改革等。惟一能解决这个问题的，就是大规模的社会动乱，用暴力手段来重新分配土地。从“均贫富”、“均贫富，等贵贱”、“均田免粮”到《天朝田亩制度》，失去土地的农民只能用极端的手段来实现他们对土地的要求，每个王朝开国之初的一项重要措施就是确认对土地的重新分配，然后等着下一次分配。政治腐败和土地兼并往往是交织在一起的，两者互为因果，互相促进，共同结出专制制度的两个恶果。当代西方国家经过几百年的探索，已经基本建立了抑制腐败和贫富悬殊的制度。对于政治腐败，最主要的方法是限制权力，包括三权分立、多党政治、议会政治、选举制度、新闻制度等，这些制度对权力层层设防，有效地限制了权力的扩张和滥用，也尽可能地降低了政治腐败的程度，从而大大缓和了社会矛盾。100多年前清政府曾派大臣出国考察宪政，归国后的考察报告称实行君主立宪制能实现“外患可消”、“内乱可弭”而且“皇位永固”，可谓颇有见识。对于贫富差别，西方国家建立了比较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来抑制贫富悬殊，甚至有的国家看起来做过了头。这样一来，引发大规模社会动荡的两大因素就被有效地限制在一定的范围内，矛盾可以在体制内得到解决。我们可以这么认为，限制权力、抑制贫富悬殊是缓和矛盾，避免内乱的根本途径，如果做不到这一点，再强大的政权权也难以长治久安。问题是，我们现在跳出了这个历史循环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