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发展理论完稿

当今世界，政治经济格局基本稳定，各个国家在多种国际协力机制的统筹下，以一种很平和的状态相互共存，各自在致力于国内发展的同时，还保持着国际间的良好的经济贸易往来关系，文化上的交流更是无处不在，个别地区偶然的战事也并为能打破这种大体上的平和状态。然后，从另一个角度看这个世界又是极其不稳定的，这主要因为存在着巨大的差距，而这种差距就体现在经济和现代化水平上。同时，即使撇开经济发展不提，各个国家在政治发展上也呈现了阶梯状的差距，不同的意识形态，不同的政府形式，不同的社会状态，但是相同的是，有那么一批国家面临着普遍的政治衰败，以至于即使经济发展了，或者发展的速度很快，但是在政治方面却面临着政权迭起，动荡不安的局面。1960年代之后,第三世界国家的民族独立运动风起云涌此起彼伏声势浩大,政局动荡不安,政体更迭频繁,不少国家出现了专制独裁、军人干政、学生暴动、城乡急剧地分化对立,政治秩序混乱,政治制度化功能土崩瓦解,这批国家集中体现为二战后努力在民主化浪潮中“洗心革面”的新兴国家，也有人将其称为第三世界国家。这些国家面临的这些政治动荡的问题不止是当地的人民关注、政府头疼，也为城市化和民主化先行的国家所“牵挂”着，于是称为了世界关注的焦点。世界的政治秩序发生急剧的变化,后发国家的政治发展道路完全是偏离了西方人预设的理论轨道,资本主义的民主、自由、博爱、有序等等政治理想在这些国家根本找不到合法性根基,资本主义政治设想在这些国家消失殆尽。不发达国家政治轨迹同发达国家原先的预想完全脱轨,现实迫使他们走出他们先天的政治逻辑,开始积极关注后发国家的政治问题,范围和视野开始不断扩大。西方政治学家的研究视线慢慢地由自我转向他者,对第三世界国家新出现的政治现象的研究成为一种必需。“二战”以铁一样的事实击穿了西方人的自傲情结,自由、平等、和平、民主、秩序的理想在现实面前被击得粉碎。西方人不得不反思,资本主义精神错了吗?资本主义向何处去?未来的政治发展道路如何?如何构建新的政治秩序?理想和现实之间的巨大张力,引起了西方人的沉思,政治发展一时间成为学术和社会正想研究的焦点，以便对纷乱的现实进行梳理，解释并寻求解决之道。

当然，由于领域的不同等，政治学家对政治发展的理解也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当代许多的政治学家为政治发展理论作出了重大贡献,形成了几种代表性观点。加布里埃尔·阿尔蒙德与鲍威尔合著的《比较政治学:体系、过程和政策》一书中对政治发展观点偏重于政治体系的能力方面,认为一个国家的政治发展,其政治体系的能力必须大大增强。体系能力之增强,必须使政治体系具备三大功能:(1)能力功能,包括规范、征收、分配、符号和反应;(2)转换功能,包括利益表达、利益综合、决策、规则仲裁、传播关系等;(3)维护和适应功能,包括政治社会化和招募等。卢西恩·派伊《政治发展的诸方面》一书中,卢西恩·派伊把不同学者对政治发展的内涵的理解归纳为十个方面,他把政治发展认同于政治民主,政治发展就是政治现代化的过程。罗伯特·达尔认为,政治发展就是建立在一定技术————经济发展水平上的民主政治制度,其动力和途径是政治多元化。科尔曼则从历史、类型学和演进三个角度分析政治发展。从历史的角度,政治发展指16世纪起在西欧发生的社会、经济、政治、文化和结构的变化;从类型学的角度,政治发展指传统的政治体系向现代政治体系过渡的过程;从演进的角度,政治发展使人们能够在政治生活中发挥创造力,是新的政治生活模式制度化的过程。中国国内学者对政治发展思想的研究也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主要有几个代表性学者的观点。王浦劬先生认为政治发展是政治关系的变革和调整,在特定的经济关系和社会关系基础上形成的利益之间的矛盾运动会不断发生和发展,从而导致政治权力和政治权利的变革和调整,这种变革和调整的过程就是政治发展的过程。学者谢庆奎教授认为“政治发展是在独立民族国家形成和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过程中,政治体系的合法化、民主化和现代化的过程”[1]。李元书先生则认为“政治发展是通过扬弃代价,以寻求不断发挥人的政治潜能的政治体制和政治生活方式的过程,以及这些体制和生活的生长过程”[2]7。大体来看,学者们对政治发展的理论的认识,从内容看笔者认为大概着重二个方面: (1)政治发展与现代化(包括民主、经济发展、

自由、正义、利益等)直接关联———无论是正相关还是负相关,政治发展的强弱、高低将可能推进或延缓现代化进程;(2)政治发展与变革相联系(包括稳定、安全、暴力、动乱、秩序),政治发展关系到政治体系的分化、认同感、合法化危机、参与危机、整合力、分配范式等等。从研究方法上看,学者对政治发展理论的研究大体可以分成三类:(1)结构功能主义研究法,这些学者深受帕森斯的结构功能理论影响,借用了一套新概念,如政治系统、输入、输出、环境、反馈等等,以此说明政治体系。(2)“社会过程”研究法,着眼与社会的变迁过程,如工业化、都市化、识字率、可流动性等等,采取这样研究的学者认为,这些过程是现代化的组成部分,并分别对政治变革产生重大影响。(3)历史比较研究法,将两个或两个以上的社会历史变迁过程进行比较,将现代化历史进程划分不同的阶段,或根据统治者的领导类型划分不同的政治发展形态。其中塞缪尔森·亨廷顿教授的政治发展理论引起了世界的广泛关注与争论。

西方学者对政治发展的认知主要局限于西方世界本身的认知范围之内,他们认为“政治发展”与“政治现代化”是同一的概念,认为“政治发展”的本质上就是“政治民主”。亨廷顿对此持有异议,他指出“政治发展”和“政治现代化”一样,有时并不是指具有特定目标的发展过程,而仅仅体现政治变革的实际状况,它既包含着正面的积极发展,也包含着政治衰败,故他把“政治发展”定义为“现代化的后果”,这样的后果可能是积极的,也可能是消极的,可见他把“政治发展”定义成了一个中性的概念。亨廷顿认为“政治发展”和“政治现代化”都用于描述积极的政治变革时,两者是有区别的,“政治发展”主要意味着政治体系制度化程度的提高,而“政治现代化”民众政治参与的扩大。一个制度化程度较高的传统政治体系虽然其政治参与的范围很狭小,也可以具有较高的“政治发展”水平。就政治发展的内容而言,政治发展包含以下几个部分:

(1)政治制度化

政治制度化代表着社会组织和政治程序的力量,“制度化是组织与程序获得价值和稳定性的过程”,制度化的结果就是得到稳定的、受到尊重和不断重现的行为模式。亨廷顿指出任何政治体系的制度化的程度,可用其组织和程序的适应性、复杂性、自立性、凝聚性来衡量。任何特定的组织和程序的制度化程度,也都可以从这四个方面来识别、衡量。适应性,“一个组织或程序的适应性越强,其制度化的程度就越高;反之,适应力差、越僵化,其制度化的层次就越低。适应性是一种后天习得的组织特性。笼统地讲,适应性是环境挑战与时间考验的一个函数。一个组织承受环境的挑战越多,经历时间的考验越久,则越具有适应性;年轻的组织比古老组织更具有僵化的特性”[3]13;复杂性,“一个组织越复杂,其制度化程度就是高。所谓复杂性,既包括在等级上和功能上组织上的下级单位增多,也包括各类下级组织单位自身的结构分化。组织的下级单位越繁多复杂,越能获得并维持其成员对组织的忠诚………在现代化的进程中,较为原始和简单的传统政治体系,往往一下子就会被推翻、被消灭掉。相形之下,较为复杂的传统政治体系在适应新时代需求方面则具有更大的可能性”[3]18;自立性,制度化的第三个衡量标准是政治组织和程序独立于其他社会集团以及其他行为方式的程度。“自立性包含各种社会势力与组织之间的相互关系。就自立性的意义而言,政治制度意味着发展适当的政治组织和程序,使之不仅仅只表达某些特定社会群体的特殊利益。若一个政治组织沦为某个社会群体(指家庭、宗派、阶级等)的工具,它便不具有自立性,也没有制度化”[3]20;凝聚性,“一个组织越统一、越具有凝聚性,其制度化的程度便越高;反之,离散性越强,其制度化的程度也就越低”[3]22。一个政治体系如果具备了这些特征,就意味着它具有吸收转换现代化进程中各种压力的能力,保持对社会的有效控制,从而维持社会发展时期的政治稳定和政治秩序。

(2)政治参与

政治学家最初对政治参与做理论设计是出于缓解社会内部矛盾的需要,将压力、紧张限制在可控的范围之内。如果对政治参与的把控适度,非但不能化解危机反而将使矛盾进一步激化,带来大量的政治动乱。亨廷顿为了政治参与问题,他给出了一个的公式:社会挫折感社会流动机会=政治参与。在现代化进程中,由于都市化、识字率、教育和传媒的发展,深刻地影

响着人民的传统生活方式,改变着人民的生活需求,传统的文化在民众的认识和观念上日趋小时,结果是带来了人们的期望和需求水平。但是需求本身的增长比社会在这些方面的满足远远要快,因而在期望和实际满足之间形成了一个差距,差距的扩大引起了社会挫折感。同时,如果传统社会开放得足以提供那种社会和经济流动的机会,那么这种社会的挫折感就可以被消除。“从一定程度上,大多数现代化中国家的农村相对稳定,这恰恰得益于都市化从外部为农村提供了横向流动(都市化)的机会。与此相反,城市几乎不存在纵向流动的机会,这对城市的稳定局势产生了不良影响”[3]55。社会挫折感和社会流动的双重诱因,必然促使人们向政府提出自己的要求,通过政治参与来表达自己的声音,通过政治参与的渠道来诉诸利益表达。挫折感和流动性带动政治参与,参与的不断扩大如果在低度政治制度化的社会中,政府对民众的合法要求无法满足,自然导致政治体系的紧张,政局的动荡骚动也就在所难免。政治参与的高低,是影响政治体系运行的一个极为重要变量指标。

(3)政治民主化

亨廷顿提出了自己的民主观念,认为“民主政治涉及到两个维度,一个是竞争,一个是参与”[4]6。通过竞争和参与的程序方式来选举产生领导人,是政治民主的本质要求。政治民主化意味着社会上所有集团均可参政,都有影响或夺取政治资源的可能,若政治体制拒绝社会部分成员参与投票,那么这种体制就是不民主的。发展中国家在奔向现代化的征途中,为了经济的发展采取了威权政治模式,但并不是说可以放弃政治民主进程,恰恰相反政治上的最终目标之一就是要达致民主政治。对发展中国家来说,政治民主是根本任务,在世界民主化浪潮的推进下,民主化是不可回避的趋势,是必然的选择。

(4)政治一体化

政治一体化涉及权威的合理化,并以单一的、世俗的和全国的政治权威来取代传统的、宗教的、家庭和种族的政治权威。权威的合理化也就是权力的集中化。因为权威的分散与现代化是不相容的,现代化要求具有变革能力的权威。

亨廷顿作为一个保守主义学者或则说是自由主义的保守主义学家,在思想倾向同其他保守主义者有一个共同的爱好,即:对强权、秩序的天生偏爱。如此也就不难理解他为何在理论的预设上把强大的威权政府作为他的政治发展理论的前提。我们甚至可以认为强大政府理念是亨廷顿早期政治发展思想的内核所在。他说,“各国之间最重要的政治区别,并不在于政府统治形式的不同,而在于政府统治程度的高低……共产极权国家和西方国家自由国家一般都属于有效能的政治体系,而非软弱无能的政治体系”[3]1。一个发展中国家在从“贫穷”到“致富”的转变过程中,必须要有一个讲求效力的强大政府,只有这样才能避免在政治现代化过程中出现政治衰朽和政治动荡,这是发展中国家在政治发展中不可回避的重大现实课题。他认为发展中国家出现的粮食不足、文化教育落后、财富贫乏、收入低微、卫生状况不良、生产力不发达是后发国家在现代化进程中都会出现的普遍现象,不是关键问题,导致政治共同体四分五裂、政治机构软弱无力的根本原因是缺乏有效能的政治共同体、权威和合法的统治方式。亨廷顿以美国、英国和前苏联为例,指出尽管三国具有不同的政府形式,但却都能安邦定国,因为这三个国家都具备强大的,适应能力强的有内聚力的政治体制,而这正是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处于现代化之中的大多数国家所缺乏的。亨廷顿认为,一个强大的政府,应该具有以下指标,方可有效地实现本国的政治发展,即:有效的政府机构、组织完善的政党、民众对公共事物的高度参与、文官控制军队的有效系统、政府在经济方面的广泛活动、控制领导人更替和约束政治冲突的一套合理而行之有效的程序。作为保守主义的思想人物,亨廷顿对权力、强权模式的执着是不能理解的,是保守主义的本性使然。

亨廷顿作为一个伟大的政治学家,他与同时代的其他人相比要相对客观和理性,对政治发展思想的思考不在于他观点的独特而在于其发展思想深深地反映着时代的进步性。大多数政治学家在分析政治发展问题时把政治发展等同于政治的民主或则将政治发展与政治现代化

挂钩,而民主政治和政治现代化都是发源于西方和成熟于西方的,用这样的思路来分析后发国家的政治发展现状和道路,无疑是将西方已经走过的道路重新模拟复制给不发达国家,完全是无视不发达国家已经发生或即将发生的政治现实。“西方中心论”的优越感始终贯穿在他们政治理论的字里行间。亨廷顿对此提出异议,并发展出自己的政治发展观。1987年,亨廷顿与万伦·韦纳合作出版了《了解政治发展》一书,提出一个非常重要的理论观点,主张发展中国家要根据本民族、本国的文化来制订和选择社会、政治的发展模式。亨廷顿认为,发展中国家的社会发展模式之所以不同“关键性的独立变项是文化,亦即流行于社会上居支配地位的一些集团的主观态度、信仰和价值”。同一文化族群的民族国家的社会、政治发展模式大多相同或相近,只有少数国家例外;不同文化族群的民族国家的社会、政治发展模式极不相同。根据上述分析,亨廷顿呼吁发展中国家根据本民族国家文化传统制订和选择自己的发展模式,而不要照搬西方的发展目标和发展模式。他认为,西方模式是北欧文化的结果,不适用于其他文化族群。他多次呼吁,停止或改变搬用西方社会发展模式的尝试,变换发展模式,即建立更适合各国自身文化的现代伊斯兰社会模式、现代儒教社会模式或现代印度教社会模式的时机可能已到了。对各国来说从来就没有唯一固定的通用模式。情况的不同,政治发展的模式必然有差异。反对政治发展模式的一元化,赞成政治发展模式以及道路选择的多元化趋势。在一定程度上突破了西方政治发展理论上的弊端。

亨廷顿政治思想是一个连贯着的整体,是一个变化着的体系,从时间来看可以分为三个阶段:20世纪60年、70年代、90年代,三个阶段的变动构成了亨廷顿政治思想的鼎盛时期。20世纪60年代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社会处于急剧的动荡期,政治不稳定,政权更迭频繁。稳定对这些国家来说尤为珍贵,对稳定的渴求压倒了其他方面的重要性。亨廷顿正是看到这样的时代背景而提出政治稳定是政治发展的首要追求目标,而稳定又必须通过政治制度来实现。稳定和制度化的分析框架是亨廷顿早期政治发展思想的前提性出发点。20世纪70年代开始出现了全球化的民主化浪潮涌动,亨廷顿认为政治秩序和政治稳定不再是政治学的前提性问题,随即抛出他的时代潮流巨作———《第三波:20世纪后期民主化浪潮》,在该书中,他赋予民主极高的价值,认为民主是人类历史上的第二项伟大创举,第一项创举是哥伦布发现新大陆,第二项创举便是民主。他明确地指出:“我以前对政治变迁的研究,即《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把重点放在政治稳定问题上,我写那本书是因为我认为政治秩序是件好事。我的目的是发展一项社会科学理论来解释能否实现稳定的原因、方式和条件。现在这本书放在民主化上,我写这本书是因为我相信民主是一件好东西”[4]3。亨廷顿开始用民主的两个指标(竞争和选举)作为政治发展的衡量标准。同时,亨廷顿开始思考文化对政治发展的影响,1990年代正式确定文化在政治发展中的地位,提出政治发展实质上是文明之间的冲突和融合问题。用文明冲突的理念开始为各国的政治发展寻找区域归属,文明的范式取代其他方面成为政治发展理论研究的重心。亨廷顿每一次研究方向的转变都掀起了政治发展的研究热潮,引起了极大的关注和非议,这本身就是其意义所在。

亨廷顿的政治发展理论是西方政治、经济、文化的产物，必然存在由这种社会环境所造成的局限。首先，亨廷顿没有注意到本国文化在政治稳定和政治发展中的作用；其次，虽然亨廷顿表面上不再一味推崇西方的价值观念，但是在政治制度化上认为美国的政治制度是最完美的，在政党制度上推崇两党制，所以依然没有摆脱西方中心主义；再次，亨廷顿提出的政治制度化的四个标准也有待商榷。“尽管如此，亨廷顿所提出的政治稳定理论具有很强的理论生命力，对于我国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和政治发展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政府规模、社会稳定、经济发展和公民参与都是构建和谐社会至关重要的因素，亨廷顿在这些方面的论述为我们提供了有益的启示。构建和谐社会必须维持社会协调发展，实现各社会力量之间的良性互动，构建和谐社会要求正确处理政府与社会的关系，要求实现政府和社会的合作治理，而如何规范政府则显得十分关键。因此构建和谐社会要求推进政治和行政体制改革，切实转

变政府职能，从全能政府转向有限政府，从管制型政府转向服务型政府；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必须坚持正确处理改革、发展与稳定的关系，当前我国的阶层结构、城乡和区域结构、人口和就业结构、社会组织结构以及文化价值观等方面都发生了深刻的变革，各种社会矛盾错综复杂，在这种情况下，保持社会稳定具有重要的意义。缺乏稳定的社会环境，和谐社会的构建没有任何意义；和谐社会的建设更需要以经济发展为动力。亨廷顿认为，经济发展对于政治发展起到促进还是破坏作用，关键在于政治制度是不是也随之发展。我们可以将政治延伸到整个社会领域，要构建经济与社会的和谐发展关系，必须在经济发展的同时推动社会发展，而首要的就是要推动社会制度的完善。为此我们应该完善民主权利保障制度，巩固人民当家作主的地位；完善法律制度，夯实社会和谐的法治基础；完善司法体制，加强社会和谐的司法保障；完善公共财政制度，逐步实现公共服务均等化；完善收入分配，规范收入分配秩序；完善社会保障制度，保障群众基本生活”。只有实现经济与社会的协调发展，才能实现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和谐共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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