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司马迁与班固史学观的差异

浅析司马迁与班固史学观的差异摘要：《史记》的作者司马迁和《汉书》的作者班固是我国历史上两位重要的史学家。虽然同为纪传体史书，但是两部书中所体现出的两位史家的史学观确实不同的。本文将就两部史书中所体现出的二人不同的史学观进行分析，同时对二人不同史学观的形成也有所探究。本文除结语外共分为四个部分：第一部分从家学渊源方面阐述了司马迁和班固史学观点的不同之处；

第二部分从对待游侠的态度方面阐述了司马迁和班固史学观点的不同之处；

第三部分在天道观方面比较了司马迁和班固史学观点的不同之处；

第四部分从经济观分析了司马迁和班固史学观点的不同之处。

关键词：司马迁；班固；《史记》；《汉书》；史学观

在中国历史的长河里，司马迁和班固可谓是史学上的双子星座，司马迁的《史记》和班固的《汉书》分别开纪传体通史和断代史的先河。固然，作为优秀的史学家两人有着很多相似点，但是二人在史学观方面却有着很大的差异。本文将浅析二人史学观的不同之处。

一、家学渊源不同

家学对二人史学观的形成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生活于汉初，那个时期官方的主流意识形态是以黄老思想为指导的，而司马谈也是崇尚道教思想的。所以司马迁的《史记》中表现出的更多是道家的批判精神和独立意识，而没有一味地崇尚儒家，他还指出：“道家使人精神专一，动合无形，赡足万物。”这些都是和他受到其父的影响分不开的。班固的父亲班彪也是一位史学家，他对班固的影响也是不言而喻的。他曾撰有《王命论》，更多的是强调汉承尧运，天命有归，王者兴衰，“通篇贯穿着王权天授，汉再受命的儒家经学思想”。再者，班固本人也是《白虎通》的撰写者，书中主要宣扬谶纬思想感应学说。故而《汉书》中表现出的更多的是一种儒家正统思想，宣扬一些君权神授、天人感应等思想，而缺少了司马迁的批判精神。为此，班固曾在《汉书》这样表达了他对司马迁的不满，“是非颇谬于圣人，论大道则先黄老而后六经，叙游侠则退处士而进奸雄，述货殖则崇势力而羞贱贫，此其所蔽也。”

“是非谬于圣人”正说明司马迁的批判精神，能够无所畏惧，信笔直书，不以成败论英雄，不以爱憎掩功过，更加客观地评价历史人物。而班固作为一个正统史观的史家，并且还是奉旨修书，故而书中会有不同于司马迁犀利的批判的地方。如对于吕后，司马迁为其立本纪，主要是出于历史事实考虑，惠帝在位，实权则由吕后掌握；而班固则给惠帝另立本纪，并置于《吕后纪》前面。

二、对待游侠的观点不同

对于游侠，俩个人同样有着不同的观点。对于游侠，司马迁更多的是欣赏和赞美，赞扬他们“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诺必诚，不爱其躯，赴士之厄困，既已存亡死生矣，而不矜其能，羞伐其德”。加之由于司马迁自己的个人遭遇，“从自身命运的思索中真切体会到专制统治的冷酷和对人性的扼杀，并将一种反抗意识贯注到其作品中，通过描写那些敢于反抗强暴，为自己认定的“正义”不惜生命的侠义英雄，讴歌其生命的意义和人生的价值。”而作为正统史家，班固则缺少这样的思想。对于游侠，出于更加利于汉王朝的正统地位，班固则斥责游侠“以匹夫之细，窃杀生之权，其罪已不容于诛矣”。

三、天道观的不同

在天道观方面，《史记》和《汉书》也体现出很大的不同。司马迁更多的表现出一种自然天道观，也就是历史自然的观点；而班固表现出的则是浓厚的天命观。司马迁的自然天道观没有过渡地强调天的作用，这一观点主要是指出历史发展的客观必然性，而且他还以历史自然地观点批评天命观。例如《项羽本纪》中最后关于项羽的失败，司马迁这样写到：“乃引（指项羽）‘天亡我，非用兵之罪也’，岂不谬哉！”没有强调天命的观点，而是指出项羽的失败乃是由于人的缘故，是历史的自然。在《伯夷列传》中也批评了“天道无常，常与善人”的说法，并说“余甚感焉，偿所谓天道，是邪非邪”，进一步表明司马迁实际上是批评天命观的。司马迁天道自然的观念，“显然受到老子‘天法道，道法自然’的思想观点的影响。”

班固表现出的则是浓厚的天命观，这和他受到其父班彪和董仲舒的影响是分不开的。其父班彪对班固的影响自不必说，董仲舒对他的影响可以从《汉书·董仲舒传》中看出，《董仲舒传》中完整地记录了董仲舒的《天人三策》。班固对天人感应学说可以说是很推崇的，他本人在史学观上也是一种封建正统的思想，为

此他视儒学为正宗。班固作《汉书》实际上是为了尊显汉室，宣扬汉德，这种宣汉德理论基础便与董仲舒刘氏得天统而建汉朝的神学目的如出一辙。因此他需要董仲舒的天人感应学说，自然其中的天命观是极其浓厚的。如他在《汉书·高祖纪·赞》里称：“由是推之，汉承尧运，德祚已盛，断蛇为符，旗帜上赤，协于上德，自然之应，得天统矣。”由于在西汉末东汉初年，谶纬之学风靡一时，班固自然受其影响，故而《汉书》之中可以看到宣扬谶纬神学。《五行志》中说道：“政失于此，则变见于彼，犹景之象形，乡之应声。是以明君睹之而寤，饬身正事，思其咎谢，则祸除福到，自然之符也”，显示出浓厚的天人感应、谶纬神学的色彩。相反，司马迁则持以无神论的观点否定天人感应。他在《留侯世家》中说：“学者多言无鬼神，然言有物。至如留侯所见老父予书，亦可怪矣”，另外他在《太史公自序》中这样写道：“星气之书，多杂吉祥，不经”。这些表明，司马迁持有无神论的思想，并且批评天人感应说、鬼神论。

四、经济观的不同

司马迁史学思想中有着较班固更为闪光的一点，那就是他能够以经济观点指导史学研究。在大家所熟悉的《货殖列传》一文中，司马迁重视经济的想法可以说是比比皆是。例如，“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虽然是引自他人所说，却也体现出司马迁是认同这样的观点的。他还指出，“夫千乘之王，万家之侯，百室之君，尚犹患贫，而况匹夫编户之民乎！”又说，“无岩处夺士之行，而长贫贱，好语仁义，亦足羞也。”也就是说，司马迁是强调了经济作用，以经济观点观察社会和历史。“从经济决定出发，司马迁深入到了经济基础决定意识形态、上层建筑的观点。”《货殖列传》中这样写道，“礼生于有而废于无。……渊深而鱼生之，山深而兽往之，人富而仁附焉。”这表明，仁义、道德都是由一定的经济基础决定的。实际上，司马迁是以经济决定论的观点去指导自己研究历史的。而班固则缺少这样的经济思想，毕竟班固一则是受正统史观的影响，另外他本人再著史过程中并没有像司马迁那样受到了那么多的磨难。并未像司马迁那样因贫困而惨遭极刑，故而他对经济的重视并未达到司马迁的程度。

结语

《史记》和《汉书》是两种不同体裁的史书，前者为通史，后者断代为史，这其实也是不同史学观的反映。司马迁著史的目的就是要“究天人之际，通古今

之变”，并“罔罗天下放佚旧闻，王迹所兴，原始察终，见盛观衰，论考之行事”，故而他作通史。“他这样将自有中华文明以来的三千年间的君臣士庶的行事，合一炉而冶之，反映着秦汉大一统的天下局势，表达了自己对历史及历史人物的审美思想。”班固并不这么想，他认为“汉绍尧运，以建帝业。至于六世，史臣乃追述功德，私作本纪，编于百万之末，厕于秦项之列。太初以后，阙而不录，故探纂前纪，缀辑所闻，以述《汉书》。”正是基于这样的原因，班固断代为史，而开创了纪传体断代史的先河。

不同的史学观早就两位不同的史家，也成就了两部开中国史学先河的经典著作，在对待两位史学家或是阅读二人的著作时要把握好二人不同的史学观，并明确二人的史学思想的差异，这样也可以更好的理解二人的著作。

从_史记_看司马迁的生死观

【司马迁与《史记》研究】从《史记》看司马迁的生死观张黎 (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湖北武汉430079) 摘　要:司马迁对于生死的看法深受儒道两家思想的影响,同时也与他自身的经历密切相关。司马迁珍视生命,但反对无意义的苟全生命;司马迁赞赏慨然赴死的勇气,但反对随意地放弃生命。他对生死的看法具体体现在对《史记》人物的评价中。关键词:司马迁;生死观;《史记》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5128(2005)01-0019-02 收稿日期:2004-03-09 作者简介:张黎(1980—),女,湖北荆州人,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研究生。自先秦以来,关于人的生死问题就引起了无数人的思考与探求,由此引出的对待生死的态度也就各不相同。就先秦儒家和道家来说,儒家是重仁义,轻生死;道家是求养生,避祸患。在西汉时期,司马迁受到了儒道两家思想的影响,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他对生死的独特看法。他的观点就不再单纯的属于先秦儒家或道家,而是融合了儒家与道家,而又高于儒、道。司马迁在《报任少卿书》中提到“且勇者不必死节,怯夫慕义,何处不勉焉”。这句话表现了司马迁对生死的评价,而对这句话意义的理解长期以来都存在着不同的说法。一种是偏向于解释为勇者往往不能为节义而死,怯懦的人在义理的感召下,反而能为义舍生。另一种恰恰相反,认为真正的勇者不是会激于意气而死的人,而怯懦的人因为一时的血气之勇也会慷慨赴死。对这句话的不同解释就会影响到对司马迁生死观的理解。 “勇者不必死节”这是一个肯定句,而解释“怯夫慕义,何处不勉焉”这句话的分歧就在于“何处不勉焉”的“勉”是勉死还是勉生。从这句话的下文看,司马迁说:“且夫臧获婢妾,犹能引决,况若仆之不得已乎?所以隐忍苟活,函粪土之中而不辞者,恨私心有所不尽,鄙没世而文采不表于后也。”这样联系起来理解,“怯夫慕义,何处不勉焉”就应该是怯夫勉励自己去死。在司马迁心目中“勇者”和“怯夫”分别代表什么样的人呢?这一点《史记》中有着明确的答案。在《史记》的人物长廊里,有的让人赞赏,有的博人同情,也有的遭人轻视,但是,作为历史人物,他们最终都难免一死。司马迁说过“人固有一死,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用之所趋异也”,这一观点将人的死分为泰山之重与鸿毛之轻,区分的标准就在于死得是否有价值。所谓千古艰难唯一死,这句话并不是在强调死亡的可怕,而是为了说明人一生只有一次死亡,如何面对死亡和如何使死亡变得有价值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司马迁赞叹那些为理想和道德而慷慨赴死的义勇之士,也赞赏那些功成身退,逍遥远祸的明智之士,但更让他由衷敬佩的则是那些能够忍辱就功名的英雄,因为只有在面对生死抉择之时,仍能保持冷静,慎重决定的人才称得上是真正的勇者。不论他们最后是成功还是失败,他们的事迹都足以让人为之感动。因为司马迁推崇有价值的死,所以对于那些只是单纯的因为一时困辱而轻易放弃生命的人,司马迁决不认同,认为这样的死毫无价值,也算不上是真正的勇者。在他看来,生命是可贵的,不应该轻易放弃,但如果可以实现自己的人生理想,也不应贪图生存而畏惧死亡。真正的勇者为了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常会经历各种困境,需要忍受各种折磨,有时还会给人以贪生怕死的错觉。但只有慎重对待生死才能使自己的人生价值有机会实现。所以在《季布栾布列传》中司马迁说道:“贤者诚重其死。夫婢妾贱人感慨而自杀者,非能勇也,其计画无复之耳。”因此在《伍子胥列传》中司马迁才会对伍子胥不吝赞赏,“向令伍子胥从奢俱死,何异蝼蚁。弃小义,雪大耻,名垂于后世。悲夫!方子胥窘于江上,道乞食,志岂尝须臾忘郢邪?故隐忍就功名,非烈丈夫孰能就此哉?”有时候对于一个人来说,最困难的不是选择死,而是选择生。对伍尚来说,从父而死是以仁孝为人生价值,而对伍子胥来说,不从父召是以报仇为人生目的。一死一生都是出于理智的选择。虽然对于伍子胥的作法有很多人认为是不符合忠孝之道的,而且他对楚王的报复还祸及楚国百姓,但司马迁对他的评价更着重于他对生死的抉择 2005年1月第20卷第1期渭南师范学院学报 Journal of W einan T eachers Co llege Jan.2005 V o l.20　N o.1

浅论司马迁的历史写作方法

浅论司马迁的历史写作方法浅论司马迁的历史写作方法中国是一个热爱历史的民族，具有强大的史学传统。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就已出现诸如《春秋》、《尚书》、《国语》、《世本》等史学著作，这些历史著作，或以国为别，或以年为纪，或如《世本》仅录黄帝以来至春秋帝王公卿士大夫之世系，不得不说皆是零散破碎的历史著作，且尚无一套完整的历史写作方法，体例上也无一定之规。至于诸子百家的著作，有汉代经学家以为亦属史书，现在看来不过是诸子为了论证个人观点而援引的例证，虽有一定史学价值，但并非专门历史著作。而对历史有了专门记述和研究方法的，则是司马迁的《史记》。司马迁生于汉景帝中元五年，出生于一个史学世家，因此司马迁有着很深厚的史学基础和家学渊源。其父司马谈“学天官于唐都，受《易》于杨何，习道论于黄子”，是一位精通天文历法及道论的史家，尤为推崇道家学说。也因此，司马迁受其父影响，理论基础虽兼采百家，但以道家为重。他在《自序》中引用其父《论六家要指》曰：“墨者俭而难遵，是以其事不可遍循；然其强本节用，不可废也。法家严而少恩；

然其正君臣上下之分，不可改矣。名家使人俭而善失真；然其正名实，不可不察也。”而说到道家时，则多溢美之词：“道家使人精神专一，动合无形，赡足万物；其为术也，因阴阳之大顺，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与时迁移，应物变化，立俗施事，无所不宜，指约而易操，事少而功多。”可见其学术思想。也难怪班固说他“先黄老而后六经”了。另外，司马迁早年游历名山大川，参察风俗，访问古迹，采集传说也为其《史记》的写作奠定了坚实基础。从体例上看，《史记》用本纪、世家、列传、书、表的体裁，以人物为历史主体书写历史，即是所谓的纪传体的体例。司马迁的最大功绩，也在于这种崭新历史写作方法的创立。然而，纪传体的历史写作方法，以今天通史写作的标准来看，着实割裂了各历史人物和事件之间的关系，缺少史实的联系，而将历史看做是历史人物的生平家史。纪传体天然有助于研究个体命运，而缺乏对于大历史的`关照，因此也难以从中找寻到社会历史变迁的规律认识。而《史记》所着重记录的历史时期，正是中国大变革大发展的重要历史阶段。因此不得不说，这种体例存在着许多问题。但是，如果放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看，纪传体的开创，无疑是天才创举。但是，正因为体例的缺陷，才更凸显出司马迁的过人之处。《史记》游离于帝王家史之上，不在意个人琐事而重视

对传统史学的历史观的认识

对传统史学的历史观的认识任大卫历史学既是一门古老的学问，也是一门长青的学问。历史学之所以长青，固然以其深厚扎实的学科底蕴为基础，但不断创新的史学理论、研究方法给学科注入的持续活力也是必不可少的条件。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学者重视史学理论对于历史研究、历史学发展所具有的重要意义，研究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中国化、探讨历史研究理论方法的新成果不断涌现。唯物史观关于历史发展过程的解释、关于历史规律的揭示、关于主体地位和作用的阐述、关于史学研究方法的整合等，是史学理论研究的立足点和根本依据。离开了唯物史观关于历史过程论的解说，史学理论将无从谈起。中国传统史学理论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 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随着社会的进步和人们认识能力的提高,史学意识产生了. 步和人们认识能力的提高,史学意识产生了. 史家对于历史记载的态度,史书的表述, 史家对于历史记载的态度,史书的表述,史书的内容与形式,史学的性质与作用, 书的内容与形式,史学的性质与作用,史家自身修养的认识, 自身修养的认识,史家批评的理论与方法等方面都进行了探索, 方面都进行了探索,使之不断丰富与发展起来《周礼》称“史掌官书以赞治”，这里的“官书”虽非专指史籍，但必然包括历史文献、历史记载在内，正如柳诒徵所说的：“由赞治而有官书，由官书而有国史”。从“赞治”的需要而产生的史学，一开始就具有很强的辅助政务的宗旨，这是中国古代史学与生俱来的重要特点。而春秋时楚庄王的大夫申叔时论教育太子事说：“教之《春秋》，而为之耸善而抑恶焉，以戒劝其心……教之故志，使知废兴者而戒而为之耸善而抑恶焉，以戒劝其心教之故志，使知废兴者而戒惧焉”，即已包含了十分明确的以史鉴戒和以史教化的思想，并提出了史书有着“耸善抑恶”的作用。以史为鉴戒，就是要根据史书对善人善事的褒扬，对恶人恶事的贬斥而加强道德修养和行为的规范；或者是从历史记载中吸取兴亡成败的经验教训，以制定和修正政治举措。唐太宗所谓“将欲览前代之得失，为在身之龟鉴”，即为此意。读史、习史吸取鉴戒的观念，成为古代公认的思想准则，在史学和政治上均有深远的影响。孔子修订的《春秋》是中国古代第一部私家修成的史籍。私家史学的产生和发展，使史家著史以用世的主体意识得到充分的发扬。《左传》明确地指岀：“《春秋》之称，微而显，志而晦，婉而成章，尽而不污，惩恶而劝善，非圣人谁能修之？” 随着孔子的圣化和《春秋》被奉为经典，惩恶劝善的宗旨成为史学理论中不可置疑的原则。唐代刘知几指岀：“史之为务，申以劝诫，树之风声，其有贼臣逆子，淫君乱主，苟直书其事，不掩其瑕，则秽迹彰于一朝，恶名被于千载”。这里，史家和史学已不仅仅向政界和社会提供鉴戒素材，而是具备了高屋建瓴地指导政治的主动地位。以史教化的观念是以史鉴戒和以史惩劝的延伸，教化的内容大体不出鉴戒和惩劝的范围。但教化宗旨的实施则有着新的特点，一般是由史家与统治者联手，自觉地将教化用意熔铸于史著之中，最终达到辅治的目的。教化的对象也突破了申叔时那样专指太子等一类人物的狭窄范围，而拓展为整个社会。如唐玄宗接受裴光庭编修《续春秋传》的提议，即将“正人伦而美教化”作为宗旨，明宪宗认为史书“劝于为善，惩于为

从《史记》看司马迁的政治思想1

从《史记》中看司马迁的政治思想摘要：《史记》记载了上自上古传说中的黄帝时代，下至汉武帝元狩元年间共3000多年的历史（哲学、政治、经济、军事等）。在笔下的三千多年的历史中，司马迁将其主张的政治思想融入其中，直接或者间接地表明自己对统治者的执政理念的看法。本文将从“崇尚德治，反对暴政”“主张顺民之俗，颂扬无为政治”“反对分裂割据，颂扬秦汉统一”“认同天人感应，肯定人事作用”四个方面来阐述司马迁的政治思想。关键词：司马迁，史记，政治思想司马迁在我国古代是最有创造天才的历史家、文学家和思想家。他有着坚强的毅力、崇高的人格和卓越的史才，所以在两千多年前就“厥协六经异传，整齐百家杂语”，融汇百家学说、各种知识于一编，将各种文化典籍整理编撰为一部历史著作，即纪传体《史记》。《史记》是一部体系完整、规模宏大、气势磅礴、见识超群的历史巨著，蕴含着深邃的思想和历史哲学，闪耀着民族精神的光辉，是伟大中华人格的凝聚，是一部“百科全书”，是民族文化的浓缩。司马迁在《史记》上投入了自己的全部心血，作为统治阶级的上层辅助，他将自己的政治思想融入了自己的心血《史记》。纵观《史记》，我们可以体会到司马迁的政治思想，基本倾向是倡导儒家的“仁政”为本，辅以道家的“无为”为表的统一体，同时对于阴阳、名、法、墨各家也兼收其长，扬弃其短。这在《论六家要指》中有着明晰的阐述。司马迁的政治思想的形成，不仅仅是融合儒、道及诸子百家的思想资料，而且更主要地是总结历史经验“自古志镜”提出的。所以，司马迁的政治思想属于经世致用型，而不是思辨理论型，他既不是儒家，又不是道家，而是升华历史经验自成一家。主要内容有以下三个方面。一、崇尚德治，反对暴政在司马迁笔下，“德治”与“暴政”是相互对立的，作者的褒贬倾向特别鲜明。在《太史公自序》中将古圣先贤禹、汤、文、武称颂为德治之君，说夏禹“德流苗裔”，周文王“德盛西伯”；而对于夏桀、殷纣、周幽王、周厉王，以及秦始皇、秦二世这些君王，贬抑为“暴”。司马迁用这一政治观念模式总结历史经验。在《夏本纪》中，他表述“帝桀之时，自孔甲以来而诸侯多叛夏，桀不务德而武伤百姓，百姓弗堪，……汤修德，诸侯皆归汤，汤遂率兵以伐夏桀”。在《殷本纪》中表述：纣王“好酒淫乐，嬖于妇女，……百姓怨望而诸侯有叛者，于是纣乃重刑辟，有炮烙之法”。而周文王“修德行善”，诸侯多叛周而往归西伯。古代“虞夏之兴”，“汤武之王”，因修刃行义，“德洽百姓”；而桀、纣、幽、厉之亡，则是因暴虐不仁。中古春秋时期，“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胜数”，而“察其所以，皆失其本已”。这里所说的本，就是仁义之本。近世楚亡汉兴，也因“子羽暴虐，汉行功德”。汉兴百年之间，“诸侯或骄奢，忕邪臣计谋为淫乱，大着叛逆，小者不轨于法，以危其命，殒身亡国”。所以司马迁明确地宣称，他写作《汉兴以来诸侯王表》的目的，就是“臣迁谨记高祖以来至太初诸侯，谱其下益损之时，令后世得览。形势虽强，要之以仁义为本”。司马迁崇尚德治，反对暴政，但并不排斥“法治”，而只是认为“刑法”不是治政的根本，不能带来太平，更不应酷烈。循吏、酷吏两传序论对照极为鲜明。《循吏列传·序》：“法令所以导民也，刑罚所以禁奸也。文武不备，良民惧然身修者，官未曾乱也。奉职循理，亦可以为治，何必威严哉？”《酷吏列传·序》：“法令者治之具，而非制治清浊之源也。”很显然，司马迁认为暴力和法，是治政之“具”，不可缺少。但“具”只是手段，不是政治的目的。“汉兴，孝文施大德，天下怀安”，这才是目的。为政之道，是以“德治”导致天下太平。 “德治”是儒家政治的根本。“德治”也就是“仁政”，出发点虽然是为了巩固封建统治，具体内容却是轻徭薄赋，主张节制对人民的剥削，缓和阶级矛盾。这一政治理论基础是“民惟邦本，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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腹。就像这滚滚滔滔的江水，遭遇乱山拦截也奋勇直前，粉身碎骨而在所不惜，只求撞溅一朵浪花以警世就够了。”屈原义愤填膺，辩词慷慨。“屈翁正道直行，以身殉国，高风亮节自然流芳万古!”司马迁满腔敬意溢于言表，“不过，愚以为您毕竟没明去就之分。古语有之：‘千金之子，不死于盗贼。’为何?其身可爱，不足以死，须留得青山，将以有为。我的耳畔也一直响着一个惊心动魄的声音：‘效法先贤，论书策，抒愤懑，述往事而思来者，表文采以昭后世，乃能偿前辱之债……’我恍然大悟，权且从俗浮沉，与时俯仰。由是闭门挥毫，完成《史记》，使生命大义在屈中得伸，难道不更像这奔腾不息的江水，遭遇绝壁阻挡就折向而走，一路放歌，归于大海了吗?”“是!子长所见极是!”屈原频频颔首。“其实渔父之言不无道理：‘圣人不凝滞于物，而能与世推移。’您若忍小忿而就大谋，养全锋以待其敝，什么昏君，什么奸党，就没有谏而不从，扫而不清的，而楚国兴隆，便指日可待了!”司马迁奋臂一挥，仰天大笑。“哦，以屈求伸，人生的大智慧!真犹醍醐灌顶，令我茅塞顿开!愿天下芸芸众生也能记取。”屈原连连抚掌，也仰天大笑。于是两人敛衣拱手而立，望着汨罗江水一起纵情高吟：“逝者如斯夫，一去不复返!”那声音在天地间久久回荡。

《史记》所有“太史公曰”——司马迁评论部分

《史记》所有“太史公曰”——司马迁评论部分十二本纪太史公曰:学者多称五帝，尚矣。然尚书独载尧以来;而百家言黄帝，其文不雅驯，荐绅先生难言之。孔子所传宰予问五帝德及帝系姓，儒者或不传。余尝西至空桐，北过涿鹿，东渐于海，南浮江淮矣，至长老皆各往往称黄帝、尧、舜之处，风教固殊焉，总之不离古文者近是。予观春秋、国语，其发明五帝德、帝系姓章矣，顾弟弗深考，其所表见皆不虚。书缺有间矣，其轶乃时时见于他说。非好学深思，心知其意，固难为浅见寡闻道也。余并论次，择其言尤雅者，故着为本纪书首。 ——《五帝本纪》太史公曰:禹为姒姓，其后分封，用国为姓，故有夏后氏、有扈氏、有男氏、斟寻氏、彤城氏、褒氏、费氏、杞氏、缯氏、辛氏、冥氏、斟(氏)戈氏。孔子正夏时，学者多传夏小正云。自虞、夏时，贡赋备矣。或言禹会诸侯江南，计功而崩，因葬焉，命曰会稽。会稽者，会计也。 ——《夏本纪》太史公曰:余以颂次契之事，自成汤以来，采于书诗。契为子姓，其后分封，以国为姓，有殷氏、来氏、宋氏、空桐氏、稚氏、北殷氏、目夷氏。孔子曰，殷路车为善，而色尚白。 ——《殷本纪》太史公曰:学者皆称周伐纣，居洛邑，综其实不然。武王营之，成王使召公卜居，居九鼎焉，而周复都丰、镐。至犬戎败幽王，周乃东徙于洛邑。所谓“周公葬毕”，毕在镐东南杜中。秦灭周。汉兴九十有馀载，天子将封泰山，东巡狩至河南，求周苗裔，封其后嘉三十里地，号曰周子南君，比列侯，以奉其先祭祀。 ——《周本纪》

太史公曰:秦之先为嬴姓。其后分封，以国为姓，有徐氏、郯氏、莒氏、终黎氏、运奄氏、菟裘氏、将梁氏、黄氏、江氏、修鱼氏、白冥氏、蜚廉氏、秦氏。然秦以其先造父封赵城，为赵氏。 ——《秦本纪》太史公曰:秦之先伯翳，尝有勋于唐虞之际，受土赐姓。及殷夏之闲微散。至周之衰，秦兴，邑于西垂。自缪公以来，稍蚕食诸侯，竟成始皇。始皇自以为功过五帝，地广三王，而羞与之侔。善哉乎贾生推言之也～孝明皇帝十七年十月十五日乙丑，曰: 周历已移，仁不代母。秦直其位，吕政残虐。然以诸侯十三，并兼天下，极情纵欲，养育宗亲. 三十七年，兵无所不加，制作政令，施于后王。盖得圣人之威，河神授图，据狼、狐，蹈参、伐，佐政驱除，距之称始皇。始皇既殁，胡亥极愚，郦山未毕，复作阿房，以遂前策。云“凡所为贵有天下者，肆意极欲，大臣至欲罢先君所为”。诛斯、去疾，任用赵高。痛哉言乎～人头畜鸣. 不威不伐恶，不笃不虚亡，距之不得留，残虐以促期，虽居形便之国，犹不得存。子婴度次得嗣，冠玉冠，佩华绂，车黄屋，从百司，谒七庙. 小人乘非位，莫不怳忽失守，偷安日日，独能长念却虑，父子作权，近取于户牖之闲，竟诛猾臣，为君讨贼. 高死之后，宾婚未得尽相劳，餐未及下咽，酒未及濡脣，楚兵已屠关中，真人翔霸上，素车婴组，奉其符玺，以归帝者。郑伯茅旌鸾刀，严王退舍。河决不可复壅，鱼烂不可复全。贾谊、司马迁曰:“向使婴有庸主之才，仅得中佐，山东虽乱，秦之地可全而有，宗庙之祀未当绝也。”秦之积衰，天下土崩瓦解，虽有周旦之材，无所复陈其巧，而以责一日之孤，误哉～俗传秦始皇起罪恶，胡亥极，得其理矣。复责小子，云秦地可全，所谓不通时变者也。纪季以酅，春秋不名。吾读秦纪，至于子婴车裂赵高，未尝不健其决，怜其志。婴死生之义备矣。

司马迁思想

略谈司马迁的经济思想和政治思想摘要：司马迁的《史记》一书,不论在我国的史学遗产中还是文学遗产中, 都占有重要地位。在对《史记》进行研究时, 首先碰到的一个问题, 就是对司马迁思想的评价问题, 这个问题是我们从思想上研究《史记》的出发点。关键词：司马迁；经济思想；政治思想；史记一、经济思想司马迁经济思想产生的时代背景是比较复杂的，是一个充满阶级矛盾的时代，也是西汉从鼎盛逐渐走向衰微的时代。司马迁从事著作时，西汉的经济经过“文景之治”达到空前繁荣。农业、手工业、对外贸易的发展，以及经济市场的扩大是汉武帝初年经济繁荣的标志。然而从经济繁荣中得到利益的只是那些占着统治地位的大土地所有者和富豪大贾们, 至于广大农民所得到的却是沉重的赋役、豪强的侵凌、地主和高利贷者的盘剥。因此, 在“盛世”之下, 农民破产, 卖妻窝子的现象屡屡发生。汉武帝好大喜功, 连年对外用兵耗费了巨大的人力、物力、财力, 出现了海内虚耗, 户口减半”的局面。因此汉武帝末年广大劳动人民愈来愈陷于贫困,农民与地主阶级的矛盾日益尖锐, 农民暴动、起义事件时有发生。作为历史学家的司马迁, 他的美好的理想与残酷的现实发生了尖锐的冲突, 这就从思想上给他打上了充满矛盾的时代烙印。从经济思想史的角度来看",司马迁在《史记》中将《平准书》、河渠书》列入八书，并为古代的经济思想家和大工商业者专辟《货殖列传》。为中国的史学创造了必须记载经济活动的范例, 翦伯赞曾高度评价司马迁“利的眼光注视着社会经济方面，而写成其有名的《货殖列传》”,①为中国的史学创造了一条必须记载经济活动的范例。司马迁认为, 在各种行业中, 经商是致富的捷径。“夫用贫求富, 农不如工, 工不如商。”②这体现了司马迁经济思想中的重商观念。他指出，商业的性质决定了经商容易致富。其主要思想表现在几个方面：一、商业营运, 实际上是资本运动, 商品经济与资本永远是相辅而行的。商品流通的每一个环节都是都是一资本为依托，没有充足的资本作媒介，商品流通是不可能的。二、商业利润主要是来自商品价格的差额。三、商业主要是为富有阶级服务, 故商人也主要是从财富所有者的丰盈荷包中来赚取高额利润的。③ 《平准书》、《货殖列传》记载了历史上和西汉以来的社会经济状况和对各种经济措施的评价,体现了他的财富观念。司马迁在叙述历史时, 把经济发展的状况和政治上的治乱兴衰联系起来, 并注意到经济变化对政治以及历史的作用和影响。在记述秦的发展变化时, 也很注意经济的盛衰与政治成败的联系。当时, 司马迁已经认识到, 经济利益是人类社会各项活动的根本所在。因此, 他认为人们追求经济利益是正当的、合理的。司马迁得出的结论是: “富者,人之情性, 所不学而俱欲者也”。④既然逐利求富是人之性情, 社会上各种人物都是围绕物质利益而奔波忙碌。所以, 他又说:“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司马迁把人们追逐经济利益的遮羞布彻底撕下来, 鼓励人们奋发有为的进取精神, 这是应当肯定的。但是,他把剥削阶级唯利是图的本性说成是普遍的人性,

生死观

如果说人生哲学是对人生切要问题的智慧反思，那么关于人之生死的问题就是其中的核心。对生死问题的反思，从中可能获得对生命存在意义的领悟。中国古代哲学家中关于生死的讨论，不乏智者与睿者，可以说中国哲学的两大派别--儒道两家，都是围绕人生价值这一核心著书立说的人生哲学。并且儒、道两家对“死生之地，存亡之道”都有着深沉的思考，且都有独到的见解，都形成了完整的体系并对中国人之生死观有着强有力而深远的影响，因而儒道两家对生死的理性思考也构成了中国文化的一个重要方面。在对待生死问题上，儒家重生慎死，提倡尊重生命、珍惜生命，同时对死又持一种慷慨凛然、泰然处之的态度，当需要在生与死面前做出选择时，应当以仁义道德为标准做出取舍。道家顺其自然的生活观，是不主张追求、而是珍惜、热爱生命的。孔子在回答其弟子子路“死事如何”之问时说：“未知生，焉知死？”所以，我们先来看看先哲们对生的看法。对宇宙的思考最多的就是老子，老子认为“天下之物生于有，有生于无”天地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无名天地之始，有名万物之母。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廖兮，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为天下母。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而儒家对宇宙的思考比较简单，儒家的宇宙观主要是“天人合一”的理想主义。老子哲学并非单纯探讨有关宇宙客体的问题．而是更多地关注生命存在自身以及与此密切相关的其它问题，如生命的存在。笔者认为，老子对于个体生命之生，主要探讨了对待生命的态度这个至关重要问题。老子对人世间诸多问题的形而上思考，始终贯穿着“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的终极指向。老子对待生命的态度也是在这条天地人的大法则的指引下。在人的生死问题上，他认为生死乃是自然变化的必然轨迹，视生死为一种很普遍很平常的“自然”现象。“天地所以能长且久者，以其不自生，故能长生。”老子认为天地之所以能长久的存在于世，恰好是因为他们从不强求让自己永久的存在。他们从不要求世间万物给予回报，无私博大，无欲无求，这就是他们能够长久存在的原因。“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圣人不仁，以百姓为刍狗。”这里的“仁”不是儒家所推崇的仁爱，而是偏爱的意思。这句话是说天地对待万物都是平等的，无所谓好恶。圣人也是如此，他们对待百姓也是一视同仁，任凭百姓自作自息。他认为天地间的一切事物都依照自然的规律‘道’运行发展，其间并没有人类所具有的好恶感情或目的性的意图存在着。在这里老子击破了主宰之说，更重要的，他强调了天地间万物自然生长的状况。人之生也，气之聚也，聚则为生，散则为死。庄子认为生死不过是形式的变化。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为了实现“仁”的目的和理想，可以舍生忘死，视死如归。在孔子看来，人生在世的所作所为要符合“仁”的原则，那么，当需要在生与死面前做出选择时，也应当以仁义道德为标准做出取舍。所以孔子认为人生的意义和价值不在于一味地贪生，而在于以一种坚韧不拔的精神追求仁道。儒家认为“天行有常”而人要“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所以儒家会为了道而献身乃至有“朝闻道，夕死可也”。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生可载义，生可贵，义以立生，生可舍。为了实现“仁”的目的和理想，可以舍生忘死，视死如归。孔子还把“见危授命”视为“成人”必备的一种品德和素质，在孔子看来，见到利益便能想到义的要求，见到危险能够献出生命，长久处于贫困仍不忘记平日的诺言，这样的人就可以说是品德完备的人了。在生死关头，当生命和仁德“二者不可得兼”的时侯，决不能贪生怕死而损害仁德，而应当义无反顾，舍生取死。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这种杀身成仁、舍生取义的精神，体现了儒家在生死问题上的崇高气节。说完了生，我们再来看看死。死亡是一件很恐怖的事情，对吧。那么究竟什么样的状态算是死亡呢？

司马迁汉代史学

司马迁汉代史学汉代经文的大同路线，三代历史经验的辩证综合，形成关于中国制度孔子理想在新时代的重构，好的政府社会提出了自己的看法——革命+井田+封禅+擗踊（天子临雍讲学）+灵堂（天子来咨询三老）……（6项）国子监和孔庙配合——中国制度的形式，董仲舒“小康”的实现，而不是“大同”，失去了民主议政的含义对汉代思想的发明，古人在小康之时中，不能自觉大同的理想。司马迁的史学——史官设计，但汉代前没出现独立的史学，以前是放在目录学，编目分类规到系统中去，对社会、政治、人事的理解来分类，一般按六义（六经）。司马迁的史记算在春秋这类理解，六经皆史，史也是经，春秋经的地位。究天人之际，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史记》精神上是继承孔子作春秋，形式上是对六艺的整理，熔铸六经成就了纪传体的体裁。 Eg本纪——编年体（春秋一体的特点）；列传——第一篇伯夷叔齐（隐士）show讲我的列传精神，看待历史人物中寄托理想，历史对人的看法不是说功业大小，而是寄托的人格精神，只要有精神就可以成为人物，应该表彰历史中被湮没的精神，多元化的。坚持自己选择和认定的价值观的态度，可能不会富贵显达，但对于历史是会有贡献的。世家表——把复杂的人物、时间、大事……做成表来说清楚，年表…体裁的创制书——历代创制的整理编排（描述制度变化能看到历史变化的重大环节）司马迁的史记是通史，“通”的概念很重要，中国人讲历史一定要贯通的讲。中国史学的追求。和周易历史观有关。“往来不穷谓之通”，遇到困境挑战时（穷），通过变化（变），来继续发展下去（通）。“易，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变通，服务于自己历史的存在。历史意志，自己在变在成长。这也是中国文明连绵千年不断的原因，变化的主体还在，源自中国对历史的经典化，把未来历史纳入自己的体系中。损益：制度损益的精神，承弊易变，道德敏感支撑，有清明的状态，并不是价值好制度就好，制度永远是价值的有限承载形式，要不断调整，改变，制度的有限化。历史和天道一样是自然地扭转，周而复始。（承弊易变，使人不倦，得天道）要成为人物，要坚持成为我们自己的价值，不在于是否真正的富贵显达。——看的历史长河中自己的位置，历史感是生命感的依托。断灭的世界，历史是有意义的，每个人都在历史中寻找自我，列传中要书写的人物。史学：无论是孔子作春秋，还是司马迁写史记，都是私家著述。（虽然都是国家史官，但属私家行为）司马迁的史记是后世楷模勾勒事情发生的原始本末，传记是人参与的，结合纪传和史料，需要自己通过人物来勾勒。

对史记的评价

对史记的评价汉代汉代研究《史记》的名家，当推扬雄和班固，他们都肯定了司马迁的实录精神。扬雄在《法言》一书中写道：?太史迁，曰实录?。?子长多爱，爱奇也。?杨雄是赞扬司马迁实录精神的第一人，他提出的实录与爱奇，为历人者所赞同，直到现在。唐代唐代研究《史记》成就最大者当推散文大家韩愈、柳宗元。韩、柳肯定了《史记》一书的文学价值，奠定了司马迁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崇高地位。韩愈十分推崇司马迁的文学才华,他说：?汉朝人莫不能文，独司马相如、太史公、刘向、杨雄之为最。?他认为司马迁作品的风格是?雄深雅健?,《史记》成为韩愈作文的样本。柳宗元认为《史记》文章写得朴素凝炼、简洁利落，无枝蔓之疾；浑然天成、滴水不漏，增一字不容；遣词造句，煞费苦心，减一字不能。

宋元宋人赞司马迁，其著名者为马存赞司马迁的壮游和郑樵赞司马迁的五体结构。马存认为司马迁平生喜游，足迹不肯一日休。司马迁壮游不是一般的旅游，而是尽天下大观以助吾气，然后吐而为书。所以他的文章或为狂澜惊涛，奔放浩荡；或为洞庭之波，深沉含蓄；或春妆如浓，靡蔓绰约；或龙腾虎跃，千军万马。司马迁世家龙门，念神禹立大功；西使巴蜀，跨剑阁之鸟道；彷徨齐鲁，睹天子之遗风。所以，天地之间，万物之变，可惊可愕，可以娱心，使人忧，使人悲者，子长尽取为文章，因而子长的文章变化无穷。南宋史学家郑樵认为：诸子百家，空言著书，历代实迹，无所纪系。而司马迁父子世司典籍，工于制作，上自黄帝，下迄秦汉，勒成一书，分为五体：本纪纪年，世家传代，表以正历，书以类事，传以蓍人。使百代而下，史家不能易其法，学者不能易其书。六经之后，惟有此书。可见郑樵对《史记》评价之高。明清金圣叹把《史记》作为?六才子书?之一，评论《史

司马迁对人类的八大贡献

司马迁对人类的八大贡献没有司马迁撰著《史记》，就没有东方文明。作为一个伟大的历史学家，他早在两千多年完成的《史记》，是一部搏大精深、体系完整、规模宏大、气魄磅礴、识见超群的历史巨著，奠定了中国“正史”的基础。《史记》是有史以来，世界上第一部大百科全书。郭沫若先生认为他是孔子之后的另一位文化巨匠。这里仅以他对人类的8大贡献作些介绍，以飨读者。一、“成一家之言”的世界历史之父司马迁是中国杰出的历史学家，同时也是世界史学史中不可多得的历史学家。他主张“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其中第一个字就是“究”。他是把历史作为研究对象，将史学作为一种创造性的科学实践活动。他为撰写《史记》曾广泛收集原始材料，并注重实地考察，详细勘辨真伪。所征收的古代典籍，仅标明书目的就达８０余种，还参阅了大量的宫廷档案。如关于黄帝，历代有种种子虚乌有的传闻和神话。但司马迁则以详实广博的野外考察材料为依据，力破旧说，大胆提出了黄帝是人，作出“黄帝崩，葬桥山”的新论断。司马迁笔下的历史，是集政治、经济、军事、文化、艺术、生产、生活、宗教、自然为一体的以人

物活动为中心的历史。他另一可贵之处，是发现世界各民族的交流是一个客观事实，奉献是共同的，影响是相互的，所以，他又写了许多与汉朝帝国有关的其它地区与民族的历史。正如翦伯赞先生所言：“即以世界规模研究中国历史”。史学是一门科学，而科学需要批判精神、实践精神和理性精神，而司马迁恰恰在三个方面都有出色的表现。１９５７年，司马迁被联合国命名为“世界历史之父”。二、超前思维的经济思想司马迁早在两千多年前就提出“市场机制”的论述。首先他在《货殖列传》、《平准书》、《河渠书》中认为：中国要想富强，必须和国外通商。用太史公时代的语言概括，叫做“无为而治”──用我们当代的经济学理论来类比，就是主张发展市场经济。司马迁强调国家不要过多的干预经济，让经济规律自行调节经济。这种经济自由主义的宏观管理思想，在当时绝无实现的土壤。何况汉初“无为而治”和“与民休息”的时代早已过去。两千年后的今天，欣逢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蓬勃发展，我们不难发现，司马迁的经济思想及其求富的义与利观念，在当前改革开放中仍有着积极的借鉴作用。诸如发展生产，多种经营，广开求富之路；而后要进行教化，不做奸富之事等等，都是十分可取的。

司马迁的思想

司马迁的思想进步历史观 ●唐代的刘知己在谈到一个杰出的历史家应具备的条件时，提出了史学`史才`史识三项。学，就是学问，指的是占有材料；才，就是才气，主要表现于写文章；识，就是见识，指分析鉴别的能力，接近于我们今天所说的历史 ●一：司马迁认为，历史是发展变化的。他十分重视连贯地`整体地研究问题，并努力寻找`发现其发展进化的规律，也就是如司马迁自己说的“通古今之变”。 ●《货殖列传>：“《老子》曰：‘至治之极，邻国相望，鸡狗之声相闻，民各甘其食，美其服，安其俗，乐其业。至老死不相往来。必用此为务，挽近世涂民耳目，则几无行矣’” ●《六国表序》：“战国之权变亦有可颇采者，何必上古？秦取天下多暴，然世异变，成功大。传曰‘法后王’，何也？以其近己而俗变相类，议卑而易行也。学者牵于所闻，见秦在帝位日浅，不察其始终，因举而笑之，不敢道。此与以耳食无异，悲夫！” ●<平淮书> ●改变钱法，卖官爵，卖复徒法，官卖政策，强制征商等. ●宋代的黄震：“武帝五十年间，因兵革而财用耗，因财用而刑法酷，沸四海而为鼎，生民无所措手足。迨至末年，平淮之置，则海内萧条，户口减半，阴夺于民之祸，于是为极。迁备著始终相因之变，以平淮名书。” ●明代的茅坤说：“《平淮》一书，太史公只叙武帝兴利，而其精神融会处，真见穷兵黩武，酷吏兴作。败俗愤事，坏法乱纪，俱与兴利相为参伍，相为根柢。故错综纵横，摹写曲尽。” ●尤其需要重视的是，司马迁把这种连贯地`整体地研究问题的方法，运用到了民族问题的研究领域。

历史观之民族观 ●他主张各民族平等友好，反对互相残杀侵略。这种进步的民族观是前所未有的。 ●〈楚世家〉说：“楚之先祖出自帝颛顼高阳，高阳者，黄帝之孙，昌意之子也。”〈秦本纪〉说：“秦之先，帝颛顼之苗裔孙，曰女修。女修织，玄鸟陨卵，女修吞之，生子大业。” ●〈越世家〉：“越王勾践，其先禹之苗裔，而夏后帝少康之庶子也。” ●〈匈奴列传〉说：“匈奴，其先祖夏后氏之苗裔也，曰淳维。” ●司马迁对汉武帝以贪欲扩张为目的不断对边疆兄弟民族发动战争十分不满。 ●在西南夷`大宛`朝鲜等列传中，揭露了汉朝统治者所以发动这些战争的肮脏目的，批判了他们所采取的那种卑劣的手段，赞扬了这些被侵扰`被掠夺的兄弟民族所进行的坚决抗争。同时也列述了这些不义战争给汉族人民带来的痛苦。进步历史观 ●司马迁重视经济，重视分析经济问题对社会问题的决定作用。 ●《货殖列传》:“《周书》曰：农不出则乏其食，工不出则乏其事，商不出则三宝绝（吃用钱）虞不出则财篑少，财篑少则山泽不辟矣。此四者，民所衣食之原也。原大则饶，原小则鲜，上则富国，下则富家。贫富之道，莫之能与，而巧者有余，拙者不足。故太公望封于营丘，地泻卤，人民寡。于是太公劝其女功，极技巧，通鱼盐，则人物归之。襁之而辐凑。故齐冠带衣履天下。海岱之间，敛袂而往朝焉。其后，齐中衰，管子修之，设轻重九府，则桓公以霸，九合诸侯，一匡天下。而管氏亦有三归。位在陪臣，富于列国之君。是以齐富强至于威`宣 ●“由此观之，贤人深谋于廊庙，论议朝廷，守信死节隐居岩穴之士设为名高者安归乎？归于富厚也。是以廉吏久，久更富，廉贾归富。富者，人之性情，所不学而俱欲者也。

从报任安书看司马迁的生死观

从报任安书看司马迁的生死观灵魂的拷问生命的思考——从《报任安书》看司马迁的生死观夜深人静，再次翻开司马迁的《报任安书》，细细想来，文章思路开阔，气势起伏跌宕，言辞真切感人，心中默默替司马迁和任安鸣不平。司马迁因“李陵之祸”而被判为宫刑，任安也因戾太子事件被判为腰斩。可见，他们的遭遇是那么的相似，那么的悲惨，都是关乎人的生命的重大遭遇。面对同病相怜的友人，司马迁以满腔的悲愤，叙述了自己蒙受的耻辱，倾吐了他内心的痛苦和不满，说明了自己“隐忍苟活”的原因，表达了他“就极刑而无愠色”，坚持完成《史记》创作的决心，同时也反映了他的生死观。司马迁的生死观是其特殊遭遇与伟大人格的产物。他在《报任安书》中说：“人固有一死，死有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这个阐明人生意义的罕譬，片言居要，百意烛照，感悟生命，洞明人生，彪炳千古，震响史册，成为照亮后人奋斗之途的火炬，激起一个个创造人生价值者的生命巨浪。《报任安书》是司马迁生死观寻求表达形式的偶然结果。如果当时司马迁无需给友人任安写信，他必须要用其他形式来表达他当时的思想感情。不过，用书信形式表达，在司马迁看来，在我们看来，是当时最恰当不过的形式。因为书信是一种亲切的，心与心直接交流的方式。所以，他运用书信的形式可以和有过不幸遭遇的知心朋友面对面地、像促膝谈心一样地娓娓道来，弹奏心曲，使文章更真切、更感人、更容易叩响自己和友人灵魂深处那根最为亢奋人心的琴弦。于是乎，在《报任安书》中，那种刚柔相济的谈吐，鞭辟肯綮的伦理，敏于思辨的睿智，游刃有余的言辞，简直有“惊风雨，泣鬼神”之势，表现了司马迁的无辜之冤、愤激之情、生死之观，显示了他伟大的人格，在我国文坛上激起了石破天惊的反响。在司马迁遭受极为不人道的宫刑时，他可以选择以一死来求得自己的清白，求得后人的赞誉。但他并没有选择死亡，在人生的十字路上来了个急转弯。他想到死去的父亲司马谈遗命他完成自己尚未完成的史书，他要立志继承父业，他要忍辱负重，顶着极大的压力和痛楚来完成《史记》。因为他懂得，人生可以创造价值，人只要不死，脚下便有路，尽管他“腐刑”后的躯体是卑微的，然而，他有伟大的思想和满腹的文才，只要通过奋斗，创造出非凡的人生价值，就可以反卑微为伟大，使生命“重于泰山”！在这一思想的支配下，现实生活中的烦恼、犹疑、苦闷、凄凉、孤独、失落、痛楚、绝望等等，都不能搅乱他内心深处的宁静。司马迁为了完成《史记》巨著，就不得不“隐忍苟活，函于粪土之中而不辞”、“是以就极刑而无愠色”、“虽被万戮，岂有悔哉！”反之，“假令仆伏发受诛，若九牛亡一毛，与蝼蚁何异？”司马迁的生死观充满辨证法；是遵循“士可杀不可辱”的古训，舍生取义，宁死不屈，还是“弃小人，雪大耻”，以实现“名垂于后世”而“隐忍苟活”，这要综合主客观多方面的因素来分析权衡，要看怎样做才对社会、对后世更有价值和意义。于是，司马迁作为人类历史上屈指可数的伟人中最富于洞察力和预见性的天才之一而活了下来，继承了父亲的遗业，完成了一部大书——《史记》：上自皇帝，下至汉武帝，包罗了人生的全部光荣和梦想，苦难与悲怆。人固有一死，既然都是死，那就不如铤而走险，死中求活，死中求富贵，求生存，于是有陈涉振臂一呼“王侯将相宁有种乎？”天下为之风云骤变，英雄奋起，秦王朝顷刻间土崩瓦解；也有了司马迁的苟且偷生，在愤激中完成不朽之作《史记》，他不止一次地表白说：“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底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活在逆境中，面对挫折，面对苦难，我们不应该自暴自弃，更应该懂得怎样去求生存，谋发展。正如歌德所言：“生命的全部奥秘就在于为了生存而放弃生存。”英国培根也曾经说过：“奇迹多是在厄运中创造的。”司马迁的遭遇和成就，很能说明这个问题。厄运既可摧残和毁灭弱者的肉体和生命，但也可激起强者的生命巨浪，成为其创造人生价值的催化剂。人生世上，厄运难免伴我而行。面对现实，司马迁不企盼生活中只有白天而没有黑夜，航程中

语文版语文八年级下册第20课司马迁历史评价

司马迁历史评价汉代汉代研究《史记》的名家，当推扬雄和班固，他们都肯定了司马迁的实录精神。扬雄在《法言》一书中写道：“太史迁，曰实录”。“子长多爱，爱奇也。”杨雄是赞扬司马迁实录精神的第一人，他提出的实录与爱奇，为历人者所赞同，直到现在。班固是汉代系统评论司马迁的第一人，《汉书》中有《司马迁传》。班固在赞语中说：“自刘向、杨雄博极群书，皆称迁有良史之材，服其状况序事理，辩而不华，质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说司马迁“不虚美、不隐恶”，可谓一语中的，世称其当，后人皆服。司马迁的“实录”精神已成为中国史学的优良传统。唐代唐代研究《史记》成就最大者当推散文大家韩愈、柳宗元。韩、柳肯定了《史记》一书的文学价值，奠定了司马迁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崇高地位。韩愈十分推崇司马迁的文学才华, 他说：“汉朝人莫不能文，独司马相如、太史公、刘向、杨雄之为最。”他认为司马迁作品的风格是“雄深雅健”, 《史记》成为韩愈作文的样本。柳宗元认为《史记》文章写得朴素凝炼、简洁利落，无枝蔓之疾；浑然天成、滴水不漏，增一字不容；遣词造句，煞费苦心，减一字不能。宋元宋人赞司马迁，其著名者为马存赞司马迁的壮游和郑樵赞司马迁的五体结构。马存认为司马迁平生喜游，足迹不肯一日休。司马迁壮游不是一般的旅游，而是尽天下大观以助吾气，然后吐而为书。所以他的文章或为狂澜惊涛，奔放浩荡；或为洞庭之波，深沉含蓄；或春妆如浓，靡蔓绰约；或龙腾虎跃，千军万马。司马迁世家龙门，念神禹立大功；西使巴蜀，跨剑阁之鸟道；彷徨齐鲁，睹天子之遗风。所以，天地之间，万物之变，可惊可愕，可以娱心，使人忧，使人悲者，子长尽取为文章，因而子长的文章变化无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