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讲 女性主义批评

第四讲女性主义批评

女性主义文学批评诞生于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的欧美，至今仍在继续发展。它是西方女性主义运动高涨并深入到文化、文学领域的成果，因而有着较鲜明的政治倾向。它是以妇女为中心的批评，其研究对象包括妇女形象、女性创造和女性阅读等。它要求以女性的视角对文学作品进行全新的解读，对男性文学歪曲妇女形象进行批判。它努力发掘不同于男性的女性文学传统，重评文学史；探讨文学中的女性意识，研究女性特有的写作、表达方式，关注女性作家的创作状况。它声讨男性中心主义传统文化对女性创作的压抑，提倡一种女性主义写作方式。女性主义批评在发展过程中广泛改造和吸收了在当代西方影响很大的新马克思主义、精神分析、解构主义、新历史主义等批评的思路与方法，体现了它的开放性，增强了它对父权中心文化的颠覆性。

一、女性主义批评的现实背景和思想来源

首先，女性主义批评是西方妇女运动高涨的产物。

在20世纪60年代前后，在西方出现了风起云涌的妇女解放运动，在就业、教育、福利和政治、文化各领域向现有的制度提出了质问，并努力将这种质问上升到对妇女的本质和文化构成的探讨。它包括妇女应是什么的问题，女性气质和女性特征怎样界定以及怎样重新界定的问题，它包括反对妇女作为供男性消费的性欲对象的战役，反对色情描写、强奸等暴力形式。

在这样的社会文化背景之下，女性主义批评应运而生。它首先发现了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中根深蒂固的男权中心主义的存在（如在作为主流文学的男性文学作品中有大量的性别歧视存在；即使女性作家的作品，多数也受到男性中心话语的控制），从而对之加以批判。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正是这样依托着争取女权的政治斗争的强大动力而发展起来的，它同时又反过来为女性政治运动提供了思想武器，作出了自己的重要贡献。

其次，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有着文学理论和批评方面的思想来源。

一是60年代起西方文学理论、批评发生了重大变化和转折，给女性主义批评提供了理论思路和方法上多方面的启示。当女性主义批评崛起的时候，正是形式主义和新批评走向没落、结构主义向解构主义转变、新马克思主义影响日益扩大的时期。女性主义批评冲破了新批评的形式主义方法，注意吸收被新批评所摈弃的作家生平资料，并重视进行社会学和文化学的分析；对新马克思主义的接受，也对她们洞察妇女自身的地位及女性文学与阶级、种族冲突的密切关系提供了帮助；解构主义则为她们消解文学创作和作品中的男女二元对立提供了方法论的基础。

二是女性主义批评继承了一些先驱者的理论创造。其一是弗吉尼娅·沃尔夫，她是著名的意识流作家。（1）她肯定了女性文学有不同于男性文学的独特题材、语言、风格等，并努力寻找妇女自己的文学传统。（2）她明确提出了“双性同体”的思想，认为在我们之中每个人都有两个力量支配一切，一个男性的力量，一个女性的力量。（3）她对妇女创作的考察常常注意从她们经济地位、社会阅历、文化教育入手，认为在父权制社会中，不仅广泛的生活经验之门对妇女关闭，而且法律和习俗也严格限制了她们的感情生活。其二是西蒙·德·波伏娃，他在《第二性》中指出：“一个女人之为女人，与其说是天生的，不如说是形成的。

没有任何生理上、心理上或经济上的定命，能决断女人在社会中的地位，而是人类文化整体，产生出这居间于男性与无性中的所谓女性。这种”女性是形成的“观点无论在观念上还是在方法上都对后来全世界的女性运动发生了重要影响。

二、英美女性主义批评

凯特·米勒特于60年代推出了标志着女性主义批评正式诞生的重要著作《性政治》，她主要是从男性作家笔下的女性形象在性别权力关系中所处的受支配、受奴役的地位入手，来揭露父权制社会男性控制、支配女性的政治策略，其重要性在于首次引入了一种女性阅读的视角。“我们第一被要求作为女人去阅读文学作品，而从前，我们，男人们，女人们和博士们，都总是作为男性去阅读文学作品。

桑德拉·吉尔伯特和苏珊·格巴于1979年推出了她们的女权主义明珠《阁楼上的疯女人——女作家与19世纪的文学想象》。该书一方面研究了西方19世纪前的男性文学中的两种不真实的女性形象——天使与妖妇，揭露了这些形象背后隐藏着的男性父权制社会对女性的歪曲和压抑。作者指出，从但丁笔下的贝雅特丽采、弥尔顿笔下的人类之妻。歌德笔下的玛甘泪等都被塑造成纯洁、美丽的理想女性或天使，但他们都回避着她们自己——自己的舒适或自我愿望。她们的主要行为都是向男性奉献或牺牲，而这种献祭注定她走向死亡。这种把女性神圣化为天使的做法，实际上一边将男性的审美理想寄托在女性形象上，一边却剥夺女性形象的生命，把她们降低为男性的牺牲品。作者又分析了男性作品中的另一类女性形象即妖女或魔女，如如斯宾塞笔下半人半蛇的Errour，莎士比亚笔下的高奈瑞尔等，认为她们体现了男性作者对不肯顺从、不肯放弃自私的女人的厌恶和恐惧，然而，这些女恶魔形象实际上恰恰是女性创造力对男性压抑的反抗形式。可见，历来男性作家笔下的女性形象，无论是天使还是恶魔，实际上都是以不同方式的歪曲和压抑，这反映出父权制下男性中心主义的根深蒂固和对女性的歧视、贬抑。该书另一方面又分析了从简·奥斯汀到爱米莉·狄金森等19时机女作家的创作，探讨了她们采取的在遵守父权制文学标准的方式下向父权制发起挑战的复杂而微妙的写作策略。该书举出当时许多女性作家作品中都出现了像夏绿蒂·勃朗特《简·爱》中的疯女人形象，而这些疯女人形象就是被压抑的女性创造力的象征，也就是向父权制叛逆的作家本身。概而言之，该书不但批判了男权文化下被歪曲和压抑的女性形象，而且以一种新的女权视角重新阅读并阐释了19世纪一些著名女性作家的作品，对女权注意理论的发展、完善起了重要作用。

三、法国女性主义批评

法国女性主义批评吸收了德里达的解构主义和拉康解构化的精神分析理论的某些思想，重点放在女性写作上。代表人物是朱莉亚·克莉丝蒂娃、西苏和伊瑞格等。

西苏认为，在父权制社会，女性在二元对立关系中始终处于被压制的地位，她的一切正常的生理心理能力、她的一切应有的权利都被压抑或剥夺了，她被迫保持沉默，只有写作行为才能改变这一被奴役的关系。在此，西苏赋予女性写作以女性解放的特殊功能。

西苏就女性写作提出了描写躯体的口号，这是与男性写作完全不同的，因为女性通过身体将自己的想法物质化了，她用自己的肉体表达自己的思想。女性用身体，这点甚于男人，男人受引诱去追求世俗功名，妇女则只有身体，她们是身体，因而更多的写作。

西苏希望通过写作活动引导妇女走向觉醒，走向妇女真正的解放。应当肯定，西苏这种女性写作理论具有颠覆、批判当今男权主流文化和语言，发展女性自己的文化，深化妇女解

放运动的现实意义。然而，她把妇女解放建立在一种女性写作活动基础上，局限在“语言”颠覆的范围内，只能是一种女性解放的乌托邦。

四、其他女性主义批评

巴巴拉·史密斯是黑人女性主义批评最重要的代表之一。她最基本的出发点是承认黑人妇女创作中性政治与种族政治和黑人妇女本身的存在是不可分离的，即承认黑人女性文学创作与黑人女性在政治上所受的性与种族双重压迫密不可分。这就把文学批评自觉地同社会政治斗争紧紧联系在一起了，也就把女性批评定位为一种涉及性与种族政治的社会政治批评。

女同性恋主义的文学批评大体上有这样几个特点：第一，它把异性恋主义与父权制联系起来，对之采取激烈批判态度；第二，它力图寻找和建立起一个女同性恋文学的传统。第三，它努力建立一种女同性恋主义的批评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