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产品责任法中产品缺陷的比较及启示

中美产品责任法中产品

缺陷的比较及启示

金　晓　丹

(华桥大学经济法系,福建　泉州　362011)

[摘　要]　我国的产品质量问题是十分突出的,而产品责任立法却存在着严重的不足。加入WT O 后,这

种矛盾更加激化。美国的产品责任法律制度是发展最为完善和迅速的,比较中美产品责任法中对产品缺陷的规定,找出异同,以期对我国产品责任立法起到一定的借鉴作用。

[关键词]　产品责任法;产品;产品缺陷

[中图分类号]FD922129 [文献标识码]B

[收稿日期]2003-10-13

[作者简介]金晓丹,女,华侨大学经济法研究生。

现代社会人们对于产品的需求和依赖超过了以

往任何一个时代,而我国目前的产品质量状况却令人担忧。在我国已经加入WT O 这一国际环境下,产品责任法律的滞后必然导致我国与其他成员国间争端数量的增多和争端解决的困难。发达国家大都在产品责任方面采用严格责任原则。因此,在对外贸易中出现我国企业出口产品到发达国家要比发达国家的企业出口产品承担更多的产品责任。相应的,他国出口商在出口产品到发达国家时会质优价廉,谨慎小心,而销往我国时却可以利用我国法律的滞后而趁机牟利。美国的产品责任法律制度是“世界上最先进和最精致的消费者保护制度”,为其他国家的产品责任立法起到了良好的示范作用。

一、关于产品

1979年美国《统一产品责任示范法》第102条

对此做了明文规定:“产品是指任何具有内在价值,能够整体或部分转让,用于贸易或商业销售的物品。但人体组织和器官,包括人的血液和成分,不在其内。”由于该法尚未得到美国各州的认可,因此,各州都有着机动灵活的做法,如1987年哈雷斯诉西北天然气公司案,将天然品纳入产品范围。同年,科罗拉多州法院在一案中裁定,血液应视为产品。关于不动产,美国产品责任法与他国法律不同,对此并未加以限制,法院在不动产买卖和租赁中,对于有缺陷的房屋或建筑物致损时要求出卖人或出租人承担责任;关于无形财产,美国法院在南桑姆诉威斯康星电力公司一案中认定电属于产品的范畴;而对于智力产品,美国的做法多倾向于严格

责任的适用;对于服务,美国的产品责任法与大多数国家的做法相似,将提供服务的责任确立为过失责任,从而把服务排除在产品之外。我国《产品质量法》规定:“产品是指经过加工、制作,用于销售的产品,建设工程不适用本法规定。”产品必须具备两个条件:首先,必须经过加工、制做。这就排除了未经过加工的天然品(如原煤、原矿、天然气、石油等)及初级农产品(如未经过加工、制做的农、林、牧、渔业产品和猎物)。其次,用于销售。这是区分产品责任法意义上的产品与其他物品的又一重要特征。这样,非为销售而加工、制做的物品(如留待自用或馈赠亲友的物品)被排除在外。因此,我国产品责任法中的产品包括:一切工业动产;经加工的土地上、畜牧上、渔业上的产品和猎物;电和煤气。不动产和精神产品被排除在外。

可见,我国产品责任法与美国产品责任法关于产品范围的规定均采用了概括加排除的方法来加以界定。但两者在范围上的差异是十分明显的。较之我国的产品责任法,美国关于产品范围的规定是极其广泛的,几乎囊括了所有有价值的可以用来进行贸易、销售和使用的物品,无论是有体物还是无体物,动产还是不动产,工业产品还是农业产品,物质产品还是精神产品,都可以成为产品责任法中的产品。美国产品责任法这种扩大性的规定无疑是有利于消费者权利得到最大限度的保护,这与美国崇尚自由、平等的社会心理,法律对消费者权利给予充分重视的法律传统和消费者强烈的维权意识密切相关。这样的法律传统和意识在很大程度上保证了美国产品责任和消费者权益法律制度的迅速发展。

—

06—2004年第4期(总第253期)

商　业　经　济SH ANGYE J I NG J I

N o.4,2004

T otal N o.253

我国的产品责任法起步较晚,而1993年制订的产品责任法有关产品范围的规定在今天看来已远不能适应现代社会人们对于产品的极大需求和保护自身权益的要求,人们已经由以前的忍气吞声变为今天的“讨个说法”,并且当今的立法趋势对消费者权益保护也日渐加强。同时,美国产品责任立法体例是成文法加判例法,很多有关“产品”范围的认定都是通过判例来加以确认的。而我国的产品责任法在1993年后除有最高法院的少数判例外,既未经任何修改,又未颁布任何单行法律加以补充。在现实生活中,产品范围的逐步扩大与法律规定相对狭窄之间的矛盾已日益明显。因此,建议我国产品责任法能够适时的扩大产品的范围。中美两国产品范围的差异主要在于不动产、精神产品、农产品这三项。笔者认为根据我国的现实国情以及其他国家的通行做法,我国产品责任法中“产品”的范围除了现行立法规定之外还应当包括:一是不动产。对于不动产,大多数国家的法律都排除在产品的范围之外,而是由专门的立法来调整。在我国,建筑工程被明文排除在产品之外。但目前,我国房地产市场秩序较为混乱,而人们购房的需求却日益提升。在2001—2002年的消费者投诉中房屋问题列为首位。面对这种情况,我国的《城市房地产管理法》、《合同法》等有关立法显然力度不够。因此,在《城市房地产管理法》等法律制度尚未加以完善前,建议采用司法解释的方式,将不动产适当列为产品责任法的保护范围,以缓解目前房地产市场的不规范状况。但要使不动产充分受到法律的规制,就必须进一步完善前述相关立法,若这些专门立法可以达到上述目的,则可以将不动产排除在产品之外。二是精神产品。精神产品在美国产品责任法中也是通过判例的形式适当加以承认的,也因受到其他因素的影响而存在着例外。例如,1982年纽约最高法院审理的“瓦尔特诉保尔案”中法院就否认了书籍应适用严格责任原则,而得出的结论就是书籍作为一种智力产品追究责任的特殊性在于可能受言论自由的限制。而在我国,精神产品作为法律保护对象是在1991年后一系列知识产权立法出台,其发展还存在着这样那样的问题,若将精神产品列入产品责任法“产品”的范畴,出现的首要问题就是产品缺陷及损害标准的认定。可以说,这种认定是很难客观、准确的,而像美国一样的弹性标准在我国必将造成法律适用的不准确,进而造成相关问题的复杂化。我国产品责任法中对生产者的严格责任原则会使精神产品的生产者受到一定程度的制约,从而影响了精神产品的创造、生产以及进一步的发展繁荣。三是农产品。未经加工的农产品与其他产品不同,它特别容易受到客观环境因素的影响而存在潜在的缺陷。而这是生产者所不能预见和控制的。这些产品在市场上混杂出售,很难确定缺陷是在生产或销售的哪一环节。但对于消费者而言,则存在着确定加害方的主观过错和查找生产者的任务。我国作为农业大国,出于历史或政策上的原因,均对农

业采取了一系列的倾斜措施,而将农产品排除在产品范围之外,无疑也从某种程度上反映及确认了对农民利益的保护,加之我国农民的法律意识和责任意识较为淡薄,目前追究其产品责任尚不具备实施的条件。因此,笔者认为应将初级农产品排除在产品责任规制的范围外。四是关于产品是否必须用于销售。在我国法律中产品必须是用于销售的物品,而“销售”的含义是指为了经济目的而将产品以出卖方式交付他人,这样就排除了因出租、馈赠产品而导致的侵权责任。因此,有很多学者也提出可以用“流通”一词来替代“销售”,这样更加合理明确。笔者认为,人们的出租、馈赠行为日益增多,已在人们日常生活中占据了较大的比重,若将这部分产品责任排除在外,必将给人们的日常生活带来极大的负面影响,更使产品责任人躲避了法律的制裁,是相当不公正的。因此,有必要对我国《产品质量法》第2条的规定加以细化,对加工、制作、销售予以具体的解释,以免造成法律适用的分岐。

二、产品缺陷及其认定

产品缺陷作为产品责任的成因,是产品责任立法中的核心概念。它的含义直接关系到权利要求能否实现,同时也是实现责任控制、防止过度归责的一道主要闸门。没有产品缺陷,就无所谓产品责任。

(一)缺陷的含义。

1965年的《第二次侵权法重述》第402A条把缺陷定义为:“凡销售有不合理危险的缺陷产品者应对最终使用者或消费者,因此遭受的人身或财产损害承担赔偿责任。”美国《统一产品责任示范法》认为缺陷的含义是:产品制造上存在不合理的不安全性;产品设计上存在不合理的不安全性;未给予适当警告或指示,致使产品存在不合理的不安全性;产品不符合产品销售者的明示担保、致使产品存在不合理的不安全性。尽管美国法院在适用该定义时所做的解释不尽一致,多数法院认为“不合理危险的缺陷状态”为责任提供了标准,而另一些法院则仅仅依据“缺陷状态”或“不合理危险”作为标准。但显然“缺陷”关键强调的是产品具有“不合理的危险(unreas onabledanger ousness)”。我国《民法通则》第122条规定:“因为产品质量不合格造成他人财产、人身损害的,产品制造者、销售者应当依法承担民事责任。”我国《产品质量法》第34条规定:“本法所称缺陷,是指产品存在危及人身、他人财产安全的危险;产品有保障人体健康,人身、财产安全的国家标准、行业标准的,是指不符合该标准。”可以说,我国《产品质量法》第34条的规定既是对美国《第二次侵权法重述》缺陷定义的移值借鉴,也是对我国《民法通则》“质量不合格”的扬弃。但必须明确“产品缺陷”和“产品质量不合格”是有所区别的。产品质量合格与否是在评判产品质量是否符合有关规定时而使用的,当产品质量符合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质量标准以及合同对产品适用、安全和其他特征的要求时,即为金晓丹:中美产品责任法中产品缺陷的比较及启示

产品质量合格,反之即为产品质量不合格,所侧重的是产品的既定要求问题。而产品缺陷的实质是在关注产品在实际使用中是否安全的问题。其中,“不合理的危险”是指在通常的或合理的、可能预见的正常使用状态下,产品未达到其应具备的安全状态。在我国,有关部门为确保消费者的人身、财产安全,对一些产品制定了一系列的国家标准、行业标准。而根据标准化法,这些标准都属于强制性的,如果生产者在生产产品时没有达到相应的标准,其产品即视为存在缺陷。

(二)产品缺陷的认定

美国的司法实践对于产品缺陷的认定有三个标准:消费者期望标准(consumer ex pectation test )、成本效益分析标准(cost -benefit analysis )和两分法标准。根据美国《第二次侵权法重述》第402条来看,“不合理危险”的判断是以普通消费者对该产品的特性具有人所共知的常识所能预见的程度为标准进行判断。如果该产品的危险程度超过了消费者所能预见的程度,则其具有危险性,可认定为“缺陷产品”。不难看出,这样的认定标准具有着相当大的局限性和主观性,常会因其本身含义的不明确、陪审团及法官的主观经验而有失公正。因为每一个事实上的审判者都可能对抽象的消费者的期望标准有不同的理解。成本效益分析标准是汉得法官在“美国诉卡洛尔拖船牵引公司”一案中用以确定某人在一事故中是否具有过失时首次采用的。其理论认为,如果将损失发生的可能性称为P ,将损失称为L ,而预防损失的成本为B ,那么责任取决于是否B 是小于P 乘以L ,即是否B 〈P L 。但是在该标准的运用中,仍使人们疑惑的是为了证明缺陷的存在,该平衡标准是建立在严格产品责任的基础上还是建立在纯粹过失责任的基础上。在赞同适用这一标准的法院中也存在着如何运用这一标准的争议。两分法标准是在加州最高法院1978年的“贝克诉吕尔工程有限公司”案中创制的,即在判断产品是否存在缺陷时,同时考虑消费者期望标准和成本效益分析标准。我国的产品缺陷判定标准即是《产品质量法》第34条的规定:

11产品存在不合理的危险。在实践中,确定产品是否存在不合理的危险应该考虑诸如产品的耐用期限,产品的通常或合理的使用目的,以及产品的结构、性能特点,产品间的相互影响、产品的说明、使用对象等许多事项。如果产品在考虑了上述各因素后,没有任何危险,而且符合普通消费者对该产品的安全性的合理期待,则产品不具有不合理的危险,反之,则认定为缺陷产品。但如果由于人类的认识和科技发展水平所限,不能在产品效用不变的前提下将其制造得更安全或制造出替代品,应认为这些产品不具有不合理的危险。

21不符合国家标准、行业标准。这种通过标准化法所确立的强行性标准具有很强的客观性和预

防性,但其弊端也是明显的。由于任何标准的制定都受制于当时的科学技术水平、生产水平以及主观认识。因此,并不能保证这样的标准能够及时适应当时的生产要求,也必然会引起产品缺陷认定的疏漏,从而损害消费者的利益。

(三)产品缺陷的类型。

把产品缺陷划分为三大类型始自美国的产品责任法,并已为各国的产品责任法理论所接受。

11制造缺陷。美国《统一产品责任示范法》第104条A 项规定:决定产品在制造过程中有不合理不安全时,应以产品离开制造者支配时,即具有缺陷加以认定。也就是说,产品的制造缺陷是指产品离开制造者之前,产品在制作、装配或包装等生产过程中产生的缺陷。在我国,产品制造上的缺陷是指产品在制造过程中不符合设计规范,或者未达到设计要求,不符合质量标准,致使产品存在不安全因素。对于制造缺陷的认定可以通过和同类安全产品的比较中得出客观的结论。

21设计缺陷。美国《统一产品责任示范法》第104条B 项规定:产品在设计上有不合理不安全,是指产品存在着造成损害的危险并且这种危险已超过为防止该危险而设计产品的制造者的成本负担,以及替代的设计将会阻碍产品的有效性。

31警示缺陷。美国《第二次侵权法重述》第402A 条评论指出,当产品具有不为人普遍知晓的或合理预见的危险时,如果销售者知道或应当知道这一危险,就应当在产品的包装上就产品的使用方法提供说明和警示。一般而言,判断生产者提供的警示是否合理时,主要应考虑警示的时间、警示的内容是否充分合理,且突出警示的对象是否是其合理预见的最终使用者。我国的《产品质量法》第15条对产品标识做了明确的规定:要求产品有质量合格证明,即中文标明的产品名称、厂名厂址,以及产品规格、等级、含量和日期等。第16条规定:剧毒、危险、易碎、储运中不能倒置以及其他特殊要求的产品,其包装必须符合相应的要求,有警示标志或中文警示说明,标明储运注意事项。

(四)、产品缺陷的启示

我国产品责任法有关产品缺陷的定义及判断标准是对美国产品责任法中产品缺陷的借鉴和移值。因此,两者有着相近似的规定。但我国的产品缺陷的认定标准存在着一定的滞后性和主观性,主要表现在对我国的国家标准和行业标准的认定上。同时,我们也必须看到纵观各国的产品责任法,关于产品缺陷的认定都很难找到一个十分客观、准确的标准,都带有一定的主观性和灵活性。笔者认为这正体现了产品责任做为一种特殊侵权责任的独特性,即产品与社会的经济发展程度、消费者的思想意识、科技水平以及国家政策有着极其密切的联系,它是在动态中不断完善和发展的。因此,我们

(下转第67页)

—

26—商业经济　2004年第4期 SH ANG YE JING JI №4,2004

立董事制度发展的方向。

四、协调处理独立董事与我国上市公司监事会之间的关系。

在我国二元制公司法人治理结构中,监事会处于监督的地位。在我国上市公司引进独立董事制度后,将会出现两种监督机构并存的现象,于是有人提出疑问,独立董事制度能否代替监事会?如果不能,两者的关系该如何协调?

我国《公司法》第126条规定:监事会是我国股份有限公司的专门监督机关且享有一定的监督职权,监事会在我国实践当中未起到应有的监督检查作用,进而引发一系列严重损害公司法人治理结构、殃及公司、中小股东及债权人利益的恶性事件。究其原因除了股权结构上的问题外,与我国公司法中关于监事会的法律地位、组成人员、法定职权及监事的相应法律责任的规定不健全有着直接的关系。但是,并不能据此否认二元制公司法人治理结构中监事会的作用。否则,英美一些学者就不会认为“一层机构使外部董事处于尴尬难堪的境地,”而建议“公司董事会应根据德国采用的双层模式重新构建。”况且我国对独立董事的要求仅适用于上市公司及证券公司,那么对于大量的非上市公司,监事会更是具有独立董事所无法替代的作用。因此,引进独立董事后,我们就要着重处理好两者之间的关系。

我们可以这样理解两种监督机制的关系,即独立董事的事前监督与监事会监督衔接,以及独立董事在特定范围内的监督和监事会的全面监督。

独立董事的事前监督。独立董事对管理董事作出重大决策时可提出咨询意见,另外其基于客观中立的检查与评价,包括财物、管理者业绩、决策是否有损中小股东的利益等方面予以监督,使公司的经营董事在决策前即受到相应的监督,此即事前监督;而对于监事会作为专门的监督机关,在职权上确实保证其与董事会的平等地位,赋予监事会对董事会可能或已经损害某一利益相关者利益的重大决议的否决权,对临时股东大会及股东大会的召集权等权力。独立董事只能在上市公司和证券公司发挥作用,而监事会则在其他类型的公司起监督作用。

总之,独立董事制度对中国经济转轨,对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对中国经济成功的融入全球化大潮,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参　考　文　献]

[1]吴学军1重在独立[N]1中国证券报,2001-06-161

[2]何美欢1公众公司及其股权证券[M]1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1

[3]史际春,温烨,邓锋1企业和公司法[M]1中国人民大学出

版社,20011

[4]殷少平1关于独立董事制度的思考[J]1经济法学,2001,(7)1

[5]王保树,崔勒之1中国公司法[M]1中国工人出版社,19951

[6]马金占,郎爱云1独立董事制度剖析[J]1河北广播电视大学

学报,2002,(2)1

[7]易晓明1独立董事制度探析[J]1青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

会科学版),2002,(1)1

[8]田玉红,于秀娟1论独立董事制度[J]1辽宁教育学院学报,

2002,(5)1

[9]王瑞兰,孙守用1论独立董事的监督成本与行为选择[J]1财

经理论与实践,2002,(1)1

[10]张红霞1关于引入独立董事的思考[J]1新疆财经学院学报,

2001,(1)1

[11]史焕伟1我国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构想[J]1科技

进步与对策,2001,(11)1

[责任编辑:潘洪志]

(上接第62页)

就无法用相对静态的法律制度来规制它,特别是在以成文法为主的大陆法系国家。我们必须试图找到两者在运动中的切合点,建议我国根据经济发展的速度定期或不定期的修正或颁布新的产品质量标准,最大限度的保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在产品缺陷的类型方面,我国与美国的不同之处在于:在美国的司法实践中,产品设计缺陷的案件要远多于产品制造缺陷的案件,而在我国则恰恰相反。笔者认为,这与两国经济发展水平和法律监控程度有着密切的关系。同时也反映出我国立法中的不均衡现象,即我国法律中有关制造缺陷的规定十分明确,而有关设计缺陷的规定却只有两个条文中略有涉及。鉴于设计缺陷在产品缺陷中占据了越来越大的比重,建议我国立法可以对设计缺陷给予充分的重视,增加有关产品设计缺陷的规定,使之明确化并富有时代性。

[参　考　文　献]

[1]刘静1产品责任论[M]1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

[2]赵相林,曹俊1国际产品责任法[M]1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

[3]王家福1中国民法学民法债权[M]1法律出版社1

[4]章毅1中美产品责任法之比较研究[J]1人大复印资料,

2001,(2)1

[5]黄列1美国严格产品责任的形成与现状[J]1法学研究,

1991,(6)1

[6](台)朱柏松1商品制造侵权行为法之比较研究[M]1五南图

书出版社1

[责任编辑:汪　风]王　茜:独立董事制度在我国运用的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