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西南联大与云南大学关系探究
抗战时期西南联大与云南大学关系探究
摘要：本文以文献资料为依据，阐述了抗战时期西南联大与云南大学相互配合，互相支持，共铸教学双赢，联合开展科学研究，协力促进云南社会经济文化发展，以及同仇敌忾开展爱国民主运动等史实，探究了两校相互依存、不可分割的血肉联系，及其相得益彰、共同铸造辉煌的业绩。这对当今促进高校间的有序竞争与合作双赢有极大的借鉴意义。
关键词：云南大学；西南联大
抗战时期，为保存民族教育文化免遭毁灭和以学术救国，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内迁昆明，于1938年4月共同组成西南联合大学(以下简称联大)，开展教学工作。联大在滇8年，不仅带来了先进的教育思想、教育理念、教学方法，而且使中国学界的顶尖大师云集昆明，与云南师生同甘苦、共患难，交融互动，把大学问家的风范言传身教到云南，促进了云南教育事业的跨越式发展。与联大一墙之隔的云南大学(以下简称云大)， 更是受益匪浅。在共同的教学科研工作和对敌斗争中，营造了浓厚的学术风气，活跃了教学氛围，提高了教学质量，促进 科学研究，使云大这一边疆大学在抗战胜利后，即成为中国乃至世界闻名的一所名牌大学。本文以文献资料为基础，探究抗战时期联大与云大遥相呼应、相互协作、相互支持、共兴学术、同济邦国、情谊甚笃的关系，分析联大、云大共铸辉煌的历史必然原因，以及对当今高教办学的影响和启示。
一 相互配合、互相支持，共谋教学双赢
在构成教学的诸要素中，教师这一因素起着主导和决定作用。联大校务委员梅贻琦在《大学一解》中对大学要义作了精辟论述， “所谓大学者， 非有大楼之谓也， 乃有大师之谓也”。这一诠释深深地影响着云大校长熊庆来。熊庆来五条治校方略，其中一条就是“慎选师资”¨ 。在熊庆来的领导下，学校广延名师。联大在滇，汇集了众多一流的专家、教授和学者，云大紧紧抓住了这个千载难逢的机遇，采用借聘、兼任、讲座或讲学等诸多方式将这些专家、教授请进来，充实和提高自己的教师队伍。当时云大《文史学系科目分类及近年担任教师表》中所列开出的课程，开课教师和领薪表中的教师，大都是联大的教授 。1939年从联大聘请到云大任教的文史方面专家有郑天挺、胡小石、白寿彝；数学方面有华罗庚、朱德祥、庄圻泰、何衍镕；采矿方面有石充、熊秉信；社会人类学方面有许娘光、陈达、潘光旦、李树青、倪中方；政治学有潘大逵； 地质学家冯景兰； 物理学有彭桓武；土木工程有王绍曾；农林有王世中
、林成耀等 。1942年3月27日云大聘请联大胡小石任云大文法学院院长，开设《历代诗选》及《杜诗》课程，1943年l2月l7日胡小石受聘云大龙氏讲座 。联大著名教授吴晗到云大讲授《明史》，云大的各体文习作课程由吴晗、胡小石承担 。此外， 云大聘联大赵忠尧讲授《普通物理》，聘华罗庚到云大开设《数论》等课程 ；联大的王赣愚、陈员谷等到云大长期授课，其中陈员谷终生留任云大 ；联
大的闻一多、徐毓丹等教授也经常受聘在云大短期讲课 。抗战胜利后，联大的一批教授如陈寅恪、刘文典、闻一多、王力、游国恩、钱穆、张荫麟、向达、吴晗、罗隆基、唐兰、秦瓒、吴泽霖等十余人留任于云大 。据不完全统计，抗战时期从联大聘请到云大任教的知名学者，约在50人以上 。抗战期间云大专任教授最多的时候达到了187人，兼任教授40多人⋯ 。人才之多，质量之高，在云大历史上达到了鼎盛， 云大成为了与联大同享盛名的著名专家、学者荟萃之地。
联大教授无论以何种形式到云大任教，不仅增强了云大的师资力量，壮大了教师队伍，使云大形成自己的学术群体， 而且也带来先进的教育理念和教学方法。联大作为“民主堡垒”，秉承北大、清华、南开三校爱国、进步、民主、科学的优秀传统， 发扬兼容并包、思想自由、学术民主、注重师资等学术至上的学风，坚持养士养志、尊师重道、与时俱进的办学理念，教学中非常注重基础教育、通才教育，在管理上，奉行“教授治校” 等原则。联大教授来到云大，将其优秀学术传统带到云大，影响云大，使联大的学术传统得以在云大延续。当时， “民主” 与“科学” 精神也深入云大师生思想中，并且视“学术” 为大学的核心，在学术精神方面也崇尚学术自由、思想自由， 讲“求新” 与“求真”。1938年云大由省立改国立时，熊庆来校长写了云大校歌，歌词如下： “努力求新，以作我民；努力求真，文明允臻” ，可见联大学术精神的传承。当时云大的校训为 “诚、正、敏、毅”，与联大校训“刚毅坚卓” 也是异曲同工之作；云大也实行“教授治校”，由著名教授组成校务委员会，管理和决定学校教学和科研重大事宜。云大教学中也同联大一样注重基础课程的教学，基础课教学几乎都由著名教授承担，如冯景兰《普通地质学》，吴文藻《社会学》，姜亮夫《文学概论》， 白寿彝中国哲学史》、《中国史学名著选读》，赵忠尧《普通物理》，华罗庚《数论》，吴晗《中国通史》，顾颉刚《中国古代史》，大一国文由楚图南开设， 《植物学》先由严楚江、后由陈植开设 。
教授们也很重视讲课，许多课都是教授自己多年研究的心得和成果，饶有分量。学生通过听课，从中颇能学到受益终生的治学方法和课程的精华 。因此，当时云大出现了十分活跃的教学氛围， 营造了浓厚的学术风气，提高了教学质量，促进了科学研究，取得长足的进步，使教学、研究双双跃上一个新台阶。
与此同时， 云大的一些知名学者也被联大聘请去任教和互换代课。1938年12月5日云大中文系教授闻宥与联大教授罗庸交换代课，闻宥承担联大《印支语研究》课程，罗庸则承担云大《中国文学史专题研究》课程，1939年4月，联大借聘云大姜立夫讲授《微分 L何学》；1939年10月，云大教授陶云逵被联大社会学系聘为教授，承担《普通人类学》课程的教学工作，并于1942年兼任南开大学边疆人文研究室主任，领导开展边疆人文研究室的工作 。1939年，费孝通先生也被联大社会学系先后聘请为副教授和教授，开展教学工作。当时，费孝通、闻一多、陶云逵、闻宥等教授成为云大与联大共同的工作人员 。另外，当时两校不仅教师互换开展教学工作，两校的学生也互相听课， 得了不少教益 。
联大和云大还联合开展师资培训等教学活动，共同组建联大师范学院。联大曾在1938年暑假与云大等联合举办过中等学校在职教师暑假讲习会，并于1939年举办过一年制的在职进修班，后来又举办过为期3个月的中学理化教员实验讲习班，并发给实验器材 18]。1938年联大师范学院正式成立时，云大的教育学系同时撤销，并入到联大师范学院 。这些记载证明了联大的师范学院是在合并了云大教育学系的基础上成立的，云大与联大的师范学院之间有很深的渊源关系。
此外，云大和联大在其他教学活动中相互支持，密切配合，共赢发展。云大不仅从联大聘请教师，为云大由省立改国立创造条件，领导层之间也交往甚密。1938年6月，教育部聘请蒋梦麟、张伯苓、梅贻琦、熊庆来等共为云大由省立改国立筹备委员。国立云南大学筹备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召开时，蒋梦麟、梅贻琦亲自到会，并由蒋梦麟主持。两校领导精诚携手，为云大共铸未来，使云大终于1938年7月1日改为国立云南大学，跃上了一个新台阶。另外，联大校长蒋梦麟来滇前即致信云大熊庆来校长，请他代觅校址。据《云南大学志》载：(西南联大校址) “现(1938年2月) 已初步觅定，矣蒋梦麟校长抵滇，即可决定”。而云大原农新村，师大卫生科一片，则是当时借给联大的；云大校长熊庆来还在《云南日报》上刊文《后方文化事业与抗战救国》，吁求政府对迁来后方的学术和文化研究机
关以保护和方便；重视我国善本书籍之重刊，“以谋保存一部分国粹，于后方厚植文化根基”，这当然有为联大启辟铺垫之美意 。另据《云南大学志·总述》记载，1945年7月27～29日，联大与云大还联合招考新生，会同阅卷，在8月15日同时放榜，联合开展招生工作 。
改为国立云南大学，跃上了一个新台阶。另外，联大校长蒋梦麟来滇前即致信云大熊庆来校长，请他代觅校址。据《云南大学志》载：(西南联大校址) “现(1938年2月) 已初步觅定，矣蒋梦麟校长抵滇，即可决定”。而云大原农新村，师大卫生科一片，则是当时借给联大的云大校长熊庆来还在《云南日报》上刊文《后方文化事业与抗战救国》，吁求政府对迁来后方的学术和文化研究机关以保护和方便；重视我国善本书籍之重刊，“以谋保存一部分国粹，于后方厚植文化根基”，这当然有为联大启辟铺垫之美意 。另据《云南大学志·总述》记载，
1945年7月27～29日，联大与云大还联合招考新生，会同阅卷，在8月15日同时放榜，联合开展招生工作 。
二 联合开展科学研究，协力促进云南社会经济发展
抗战时期，云大和联大的研究机构、研究人员经常就边疆问题、民族问题、劳工问题、云南社会经济发展问题等共同开展研究。1939 年，云大与燕京大学建立了社会学实地调查工作站，后因昆明频遭轰炸移至呈贡古城村魁星阁开展调查研究工作。在费孝通的感召下，1939～1946年，“魁阁” 工作站陆陆续续集结了云大的费孝通、陶云逵、许娘光、李有义、王康、张宗颖、郑安仑以及联大的田汝康、谷苞、胡庆钧、张之毅、史国衡等一批优秀的学者，对云南农村经济、乡镇行政状况、劳工情况等多方面进行调查和研究 。通过艰苦卓绝地工，产生了大批杰出的社会科学研究成果，如费孝通的《禄村农田》，张之毅的《易村手工业》，史国衡的《昆厂劳工》，谷苞的《化城镇的基层行政》，田汝康的《内地女工》、《芒市边民的摆》、胡庆钧的《呈贡基层权力机
构》等。
19世纪40年代初期，为适应抗13战争时期运送军队和物资的需要， 云南省政府决定修筑一条由石屏通往勐海(时称佛海) 的铁路即石佛铁路。石佛铁路筹委会委托学术单位，对铁路沿线少数民族地区的社会经济、人文地理、民情风俗、语言文化等方面的情况进行调查研究，供修筑铁路时参考。在此背景下，联大成立了边疆人文研究室，聘请云大陶云逵教授为主任，主编《边疆人文》杂志，并接受石佛铁路筹委会委托，开展调查研究工作。在陶云逵教授的带领下，联大黎国彬、邢公畹、高年华等
经玉溪、峨山、新平等县沿红河而下，对沿线的哈尼、彝、苗、布依、傣、瑶、壮等民族的语言、民俗、社会经济、地理、宗教礼俗等开展实地调查，取得大批研究成果，如《石佛沿线少数民族语言分布状况图表》、《铁路员工应用的语言手册》、《石佛沿线社会经济调查报
告》 等。陶云逵教授在边疆人文室工作期间，还发表了《云南摆夷族在历史上及现代与政府关系》、《大寨黑夷之宗教与图腾制》等研究文章。
另外，抗战时期在滇各研究机构、学校、社会团体经常就边疆问题等举行学术座谈会，无论哪家主办，云大和联大都积极选派相关学者和专家参加。1942年7月22 日《云南日报》在联大举行边疆问题座谈会，主讲人主要就是云大和联大的学者，如方国瑜、田汝康、林耀华、李有义、陈达、吴泽霖、陈碧笙、曾昭伦、潘光旦、费孝通、张印堂等 ；据陈达先生在《浪迹十年》中记载，1943年2月中国社会科学社第七次年会分别在昆明、成都、重庆三地举行，昆明分社于2月在云大举行年会，宣读论文主要也是联大和云大的学者，如潘光旦、李景汉、吴泽霖、苏汝江、李舜英、陈达等 ；当时云大的各种讲座也很多，许多讲座都由联大教师承担，如政治系
1943年举办了“现代学术系统讲座”，邀请联大名教授定期讲演 。一些联大教授的科研成果也是在云大兼任教授时完成的。联大著名教授华罗庚关于数论的一批成果是他于1940年前后在云大兼任教授时完成的；联大教授陈省身1938年在云大学报发表的著名的《两类仿射联络》一文也是在云大兼任教授时完成的 。
此外，联大结束北返时，将自己的部分研究机构交由云大接办继续开展研究，一些研究设备也留给云大继续使用，促进了云大的科学研究。成立于1939年春以造就具有精确电讯知识及实地通讯技能的技术人才为宗旨的原联大电讯专修科，在联大结束北返后，于1946年秋拔由云大接办；原白龙潭清华大学航空研究所在其复员后，也将其五尺风洞及全部附带设备，交付云大航空工程学系保管并使用 。
三 同仇敌忾、并肩战斗，共同开展丰富多彩的活动
联大与云大师生，不仅积极奔赴抗战前线，在后方也采取多形式声援和参加抗日战争。在爱国民主运动中，联大和云大同仇敌忾、协调作战、并肩战斗。1939年5月4 日，为纪念“五四” 运动，联大学生自治会与云大等一起举行纪念活动， 晚上共同举行提灯会；1942年1月6日联大、云大等学校组成了一支3000多人的**队伍，声讨孔祥熙，形成了以揭露国民党政府腐朽统治为斗争目标的“倒孔运动”；1944年5月
3～8日，联大、云大等进步学生和爱国民主教授举行了“五四” 座谈讨论会，一致强调要复活科学、民主和救国的“五四” 精
神；1944年7月7 日，云大学生自治会、联大壁报协会等联合在云大至公堂举行“七·七”卢沟桥事件7周年时事座谈会；1944年12月25日联大联合云大等学校与云南各界人士和团体共同发起举行昆明文化界纪念护国起义29周年
大会，大会在云大广场举行，邀请参加过护国起义的联大和云大教授讲演，潘光旦主持大会，闻一多、吴晗都讲了话；1945年11月25 日，由联大、云大等学生自治会在联大草坪举行时事晚会，通过反对内战，要求和平民主的宣言，次日联大、云大等学校发表《罢课宣言》，宣布罢课。1945年昆明爆发震惊中外的“一二·一” 惨案。“一二·一” 惨案发生后，联大常委梅贻琦、云大校长熊庆来联合举行各报记者招待会，报告“一二·一” 惨案真相，指出此次惨案实为地方党、政、军当局“处置失当”、“实一大错误”。惨案发生后，在**云南省工
委的领导下，在社会各界的同情和支持下，联大与云大等师生汇成民主的洪流，并肩战斗，展开了“反对内战，争取和平，反对独裁，争取民主” 的伟大斗争，经过艰苦斗争，终于获得“一二·一” 运动的伟大胜利。
此外，联大和云大在课余还共同开展丰富多彩的活动。1938年暑假，联大、云大两校集中进行军训；1944年1月26日云大社会学教授兼南开大学文科研究所边疆人文研究社主任陶云逵逝世，联大、云大两校社会学等六团体在联大联合举行追悼会；1944年10月19 日云大学生自治会和联大五文艺壁报社在云大至公堂联合举行鲁迅先生逝世8周年纪念晚会；1945年5月1日晚，联大和云大、中法、英专等四大学联合会在云大至公堂举行音乐晚会， 由各校歌咏团体参加演出等 。丰富多彩的活动，不仅加强了两校的交流与沟通，而且增进了友谊，密切了相互之间的关系。
综上所述，在抗日战争的艰难岁月里，联大与云大结成了兄弟般的院校，在昆明说到联大必提云大，说到云大，也自然会与联大连在一起，联大与云大， 在抗战时的昆明最响亮。两校不仅建立了相互依存、不可分割的血肉联系，而且两校之间的良好互动与交流，也相得益彰，使当时云南高等教育发展卓有成效。两校也共同铸造了辉煌的业绩，联大创造世界教育史上的奇迹，培养了近代中国一大批知识分子精英，截至1995年，先后有
172人成为中国科学院和中国工程院院士，1999年中央表彰的23位在“两弹一星” 研究中作出杰出贡献的科学家，有8位出自联大，并且还涌现出华人诺
贝尔奖获得者杨振宁、李政道。云大也进入发展旺盛时期，这时期成为云大发展史上的“黄金时期”。到40年代， 云大已成为美国国务院指定的中美交流的5所大学之一，1946年被英国《大不列颠百科全书》列为中国l5所著名大学之一_3 ，培养的热血青年成为当时和以后支撑云南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的重要力量。
联大与云大的关系还给了我们以下启示：第一，高校要建设和发展，应加强高校之间的深层次的合作与交流。要共享优质办学资源，无论是物质资源，还是人力资源，要互补优势，才能达到合作共赢的目的。强强合作，一定更强。第二，无论在什么情况、什么条件下，教学和科研永远是高等学校的基础和根本，抓住了教学和科研，也就抓住了高校发展的根本。第三，教师是提高教育水平的基本条件。优秀的教师队伍，尤其是大师级的领头教师是不可缺少的，这对于创新学科、提高教学质量、鼓励学生进取尤为重要。大师级的教师，可以引进，更要积极创造条件自己培养，并给予相当的尊重。第四，无论是什么层次、什么类型的高等学校，都要重视基础课的教学工作，牢固的基础是专业腾飞的翅膀，高等专业教育切忌忽视基础而急于求成。第五，学校的层次不同、定位不同、要求不同，但是民主与科学、自由与创新以及教学等方面的严格要求是共通的，把民主和科学、自由与创新的精神结合起来，社会一定和谐和进步。高等学校要加强自身的自主创新能力，更好地培养各类人才。第六，学校应与时俱进，要把时代精神与民族精神结合起来，创造自己的富有历史文化特色的学校精神，以高尚的精神指导办学，指导师生的教学活动，创造良好的学术氛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