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文化和科学技术

近现代文化概述

在内忧外患的交相作用下，近代文化缓慢实现着由传统到现代的艰难转型。近代特殊的时局和政局对学术文化的影响是双重的：从积极方面而言，它使知识分子在历经历难和痛苦、失落后，以西方文化为参照，对曾经引以为荣的中国传统的思维观念、价值准则以及学术研究方法进行反思与重建；从消极方面而言，动荡的政治局势，贫弱的经济基础，不可能给真正主义上的近代学术文化的发展提供坚实的支撑。同时，尽快拯救国家、民族于水火之中的强烈愿望和驱动作用，也决定了近代文化的新旧杂糅，急功近利，不够系统、严密等局限性的存在。然而，近代文化的发展脉络，显现了近代先进的中国人执著地探求救国救民真理的轨迹。本章将对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前中国的哲学、史学、文学和科学技术发展情况，作一概要叙述。

第一节近代的哲学、史学和文学

一、哲学

通过对龚自珍、魏源、康有为、章太炎、孙中山等人哲学思想轨迹的勾勒，我们大致可以把握住近代哲学的发展脉络。

在近代资产阶级产生以前，龚自珍、魏源的哲学思想既具有代表性，又具有进步性，是中国近代社会变迁的先声。

龚自珍的哲学思想十分级杂，不过，其唯物主义倾向还是比较明显的。他批判了长期以来对人们思想影响至深的天人感应论，认为天上的星象不过是自然现象，反对招天神化，否认天象与人事间有什么必然联系。既然象日食、月食、慧星等星象可以人为地推算出来，就不能说它们可以预示的灾，即“诚可以步，非的灾；诚凶灾也，不可以步”。在历史观上，龚自珍认识到历史是不断进化的。他说：“古人之世，倏而为今人之世；今人之世，倏而为后人之世，旋转簸荡而不已”。既然历史是不断涌进的，那么，“自古及今，法无不改，势无不积，事例无不变迁”。这种历史变易或进化的思想，是龚自珍在政治上要求变革的哲学依据。

魏源的认识论具有朴素唯物主义性质。他认为，人们对客观世界的认识是通过实践获得的，如他所说的那样：“披五岳之图，以为知山，不如樵夫之一足；谈沧溟之广，以为知海、不如估客之一瞥；疏八珍之谱，以为知味，不如庖丁之一啜”。这种唯物的经验论，对其社会改革主张的提出产生了积极影响，对当时和后世的思想界也影响很大。在历史观上。他坚持历史进化观点，认为一切都处于变化不已的进化过程中，后世必优于前世。“三代”井非如儒者所说的那样，是什么理想盛世。他还明确指出：历史进化是一种客观必然的趋势，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即是说“势则日变而不可复也”。“其来也渤不可瘀，其成也坚不可铄。虽古之圣王，不能使甲兵之世复还于无甲兵，……不能使歌舞之世复还于无歌舞。”这种历史观，反映了先进的中国人不满现状，呼唤社会改革的愿望。随着民族资产阶级的产生和不断发展壮大，代表民族资产阶级利益和意志的哲学渐次成型。

在自然观上康有为把“元”看作是世界的本体，天地万物由“元”而生。“元”就是气，“凡物皆始于气，然后有理，生人生物者气也。”他还借助其所能掌握的自然科学知识，发展了中国传统

哲学，因而在自然观上，基本坚持了唯物主义立场。不过他却认为，电就是精神，用他的话说就是：“不忍人之心，仁

也，电也，以太也。”这既是对物质的神化，又是对神的物质化。他还夸大心知的作用，贬低体魄的功能，认为：“心，有知者也，体，无知者也，物无知而人有知，故人贵于物。知人贵于物，则知心贵于休矣”这种认识与资产阶级维新派在现实斗争中的软弱无力的现实处境有关。现实中的无可奈何，使得他们只能沉迷于灵魂的空想之中。

在人性论方面，康有为认为人性是本无善恶之分的，而去苦求乐是人的天性。他说；“普天之下，有生之徒，皆以求乐免苦而已，无他道矣。”反对禁欲主义，提倡人的正常欲望的满足。这种思想，反映了资产阶级追求个性解放的现实愿望。

在历史观上，他认为历史是不断发展变化的。他把周易的变易思想与资产阶级进化论相比附，认为“物新则壮，旧则老，新则鲜，旧则黯，新则洁，旧则败，天之理也。”所以“变”是自然界的规律，从而否定了“天不变，道亦不变”的唯心论和形而上学观点。他还坚信人类社会必然“愈改愈进，”有力地回击了“祖宗之法不可变”，“宁可亡国，不可变法”谬论，为变法维新提供了有力的思想武器。

谭嗣同的哲学思想主要融注在《仁学》一书中。“仁”和“以太”是其哲学体系中的两个重要概念。谭嗣同认为，“以太”是万事万物的本原，而“以太”是物质的。在认识论上，他一方面承认认识对象和真理的客观性，另一方面又过分夸大客观世界的变动不居住，轻视并怀疑感性认识的作用，从而提出了一个“心力”概念，认为“心力”是找到真理的最可靠手段。他甚至认为，“心力”能够不依赖客观存在而改变一切，这就陷入了主观唯心主义的泥潭。这是资产阶级维新派在力量绵薄的情况下，企图依靠君权实现其维新愿望的认识论根源。

谭嗣同对运动也有了较为深刻的理解，他注意到了在运动中一切存在着又不存在，而物质的时刻运转又是物质存在的具体体现。他认为，事物的矛盾和差异并非永恒的、绝对的，矛盾的双方如：有无、善恶、存亡、生死等是相互转化和依存的。这种思想的意义是，坚决否定了现存的尊卑长幼秩序的所谓神圣性和永

恒性。

严复的哲学思想主要反映在他所译述的《天演论》一书的按语和序中。关于宇宙的本源，他认为：“太宇之内，质力相推，非质无以见力，非力无以呈质。”这里的“质”是指物质，这里的“力”是指机械力，就是说，“质”与“力”互相依存，不可分隔，构成宇宙间纷繁复杂的事物。他还进一步指出：“万类之所以底于如是者，咸自已而已，无所谓创造者也。”认为万物不是因为人或神的意志而进化演变成今天的这个样子的。

在认识论和方法论上，由于受过较系统的西方自然科学的训练，严复认为，认识的出发点不是书本而是实际的经验。中国传统学本不从对客观事实的观察和归纳出发，更不用客观事实去验证研究的结论，所以直到给人们的，尽是一些议是而非的陈腐学说。所以严复十分重视归纳法的使用，提倡从实际经验出发，通

过归纳，得出原则、“今例，”然后再普便运用。然而，由于严复过分笃信笛卡尔哲学，认为只有感觉到的东西才是真实可靠的，感觉之外的东西是“不可思议”的，是无法认识的，从而陷入了不可知用。

在历史观上，严复认为“夫世之变也，莫知所由估，强而名之曰运会。运会既成，虽圣人无所为力。”就是说社会变迁有其必然规律，是任何人都无法改变的。

严复晚年，恩想日趋保守，渐至颓废，放弃了他早年所倡导的那些进步思想。

章太炎不但对哲学有着比较浓厚的兴趣，而且在哲学研究上也有一定的独创性。其哲学思想主要集中于专著《旭书》和论文《菌说》中。他认为，人的感觉来源于客观事物对感觉器官的刺激，感觉不到的事物并不是不存在的，因为客观世界是独立于人的意识之外的存在。这种思想在中国古代哲学中早已有之，所不

同的是，章太炎运用近代自然科学知识对其进行了较为充分的分析和论证。不过，他的这种反映论，还属于机械唯物主义范畴。章太炎思想的进步之处还表现在，他认识到仅仅停留于感性认识是不够的，还必须进行判断、推理等理性认识活动。其局限性是，没有能够阐明感性认识和理性认识在实践基础之上的辩证统一关系。章太炎还根据进化论和细胞学说，阐述了唯物主义的自然观，认为“以太”是由阿屯（原于）而非精神的“心力”、“性海”之类构成的，虽然人的肉眼看不到、摸不着，但它却实实在在地存在着。

章太炎以严密的逻辑论证技巧否定了神的存在，不过，在否认超自然力的同时，他又过分强调自我，强调“依自不依他”，迷信依靠个人或少数精英的奋斗改造社会，这是当时许多资产阶级思想家的共同弱点。

反映孙中山哲学思想的主要论著是《建国方略》中的《心理建设》部分。

孙中山力图用自然科学知识来描绘宇宙万物的发展变化，他坚持进化论的自然发展观，认为世界起源于物质，“太极动而生电子，电子凝而成元素，元素合而成物质，物质聚而成地球。”。孙中山所讲的“太极”，是充斥于宇宙间的“以大粒子”，是物质的。他把物质世界的发生和发展划分为“物质进化”，物种进化”和“人类进化”三个时期，虽然划分得并不精确，但基本上属于唯物主义的自然观。在谈到生命现象和精神现象时，孙中山提出了一个“生元”说，认为“造成人类及动植物者，乃生物之元子为之也”他把“生元”解释为“生物之元子”，即细胞，含有“生物元始”，即用细胞原生物的意思。然而，孙中山的“生元说”同时认为，人体的一切功能，包括知觉、意识、思维、能力等，也都是细胞固有属性的表现。这就赞同和宣扬了“生元有知说”。既然“生元”具有意志、意识、情感和思想，那么这个“生元”也就和灵魂几乎等同了，这必将滑向二元论或用

心论。

孙中山认为：“中国事向来之不振者，非坐于不能行也，实坐于不能知也。”基于这种认识，他提出了“知难行易”一学说，希望着此“使中国人无所畏而乐于行，则中国之事大有可为矣。”“该学说的基本观点是：“行在知前，”“不知能行”；知比行难，知识、理论十分重要；“知”的最终目的是为了能够更好地“行”。它强调了实践的重要性和认识的艰难性，有其合理内核，但却忽视了真理

的实践标准，没能认识到由知到行是一个极其复杂的过程。特别是孙中山把人划分为“先知先觉”、“后知后觉”和“不知不觉”三类从而轻视了人民群众的认识能力，割裂了知与行的辩证关系。

在历史观上孙中山提出了既不同于唯物主义，又有别于唯心主义的“民生史观。他认为，“历史的重心是民生”“民生是社会进化的重心”。他认为，民生问题就是生存问题，“古今一切人类之所以要努力，就是因为要求生存，人类因为要有不间断的生存，所以社会才有不停止的进化。”民生指的是“人民的生活，社会的生存，国家的生计，群众的生命”。可见孙中山十分关怀人民的生活，高度重视物质文明，并以之作为社会历史发展的基础，这是值得肯定的正向认识。但是，孙中山又确认“国民的心理”、“人民的政治思想”、“社会的习尚”、“人类的生存欲望”等社会意识因素是社会发展的决定力量，这就离开了特定的内容，离开了社会生活的物质基础和具体的阶级关系，抽象地把社会历史发展的原因，归结为人类求生存的努力，从而颠倒了社会存在与杜会意识之间的关系，陷人了历史唯心主义的误区。

二、史学

1 、前资产阶级史学

由鸦片战争造成的社会剧变，引起了与社会政治密切相关的中国史学的划时代变化，这一变化表现在治史内容、目的和方法等诸多方面。

从鸦片战争到太平天国这段时间内，进步史家们开始抛弃传统的繁琐考据或空洞无物的研究，致力于对现实紧迫问题的研究，如域外史地、边疆文地、元史、鸦片战争史的纂辑和研究等，意在救治时弊，抵御外侮。

龚自珍认为，史家应该善于认识和反映现实生活，并能够做到“善人”“善出”。所谓“善人”，就是要求史家熟悉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所谓“善出”，就是要求史家通过对现实生活的生动再现，使人能够全面了解社会全貌。他还强调，治史须与治乱兴衰之“道”相联系，“入则道，出则史，欲知大道，必先知史”。这些独到的史识，于今仍有借鉴意义。他在边疆史地研究方面，著有《西域臵行省议》等文，显示了其以史学为解决现实问题服务的治史目的和远见卓识。

魏源是这一时期成就卓著的一位史学家，主要史地著作有《圣武记》、《海图志》、《道光洋艘征抚记》等，其中《海国图志》影响最大。魏源一改以往史家在文化观上的唯“华”独尊认识，第一次大量系统地介绍外国史地知识，初步奠定了我国域外史地研究的基础。

继《海国图志》之后，又有徐继舍的《赢环志略》出版。该书先图后说，以地为经，以史为纬，体例与《海国图志》相似。特点是以欧美国家作为记述重点，简明扼要，极便阅读。值得一提的是，他大胆肯定了西方文明的优越性。

夏燮的《中四纪事》，叙述了两次鸦片战争的经过，旨在唤醒国人注意身处的危险处境。该书讴歌了爱国将士和抗英义民，鞭挞了奸人的误国行径，批评了高层决策者的举措失误。另外该书也记录了一些十分宝贵的史料。

此外，梁廷丹的《夷氛闻纪》、张程的《蒙古游牧记》、姚莹的《康酋纪行》、何秋涛的《朔方备乘》等，也是较有影响的史地名著。

2、资产阶级史学

中国近代资产阶级文学萌芽于19世纪90年代，成长于20世纪初年。

戊戌维新时期，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夏曾佑等人发挥了公羊三世说，严复将进化思想介绍到中国后，一些进步知识分子将三世说与进化论相糅合，作为史学研究的指导思想，指导历史研究，写出了一批别具特色的历史著作，主要有：黄遵宪的《日本国志》。该书创造性地运用志书体的形式，系统的记述了明治维新的由来，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教育制度等的改革及其成效。黄遵宪写作此书的目的在于取法外国，以求中国富强。王韬的《普法战记》和《法国志略》。前者记述普法战争的经过，后者叙述法国历史和记载法国社会制度、社会现状。该书对法国议会民主制度也进行了详细的、肯定性的记述。至于康有为的《日本变政记》等史著，则直接推动了百日维新运动。

从20世纪初年到五四运动前夕，随着新思潮的不断涌现和国外（主要是日本）史学论著的译介，中国史学界经历了一场批判“君史”，倡建“民史”的革命。梁启超在《中国史叙论》和《新史学》两篇文章里，首次对封建史学进行了全面系统的批判，明确祖出了“史界革命”的口号，并提出了一些建立资产阶级新史学的构想。

在《新文学》一友中，梁启超历数了封建史学的四大弊端，即：“知有朝廷而不知有国家”；“知有个人而不知有群体”；“知有陈迹而不知有今务”；”知有事实而不知有理想”。同时也指山了传统史学的两大陈习，即：能铺叙而不能别裁；“能因袭而不能创作”。为此。他呼吁实行“史界革命”，改革传统史学，以国民意识和进化论为指导，把文学改造成能够叙述进化现象进而求得“公理公例”的学科。他呼吁交定扩展历史视野，走出只知为帝王叙写家谱的误区，关注人群进化，关注国计民生和文化变迁，关注世界历史的演进，不要迷恋古史，而应注重当代史的研究。

夏曾佑于1904至1906年间出版了《用新中学中国古代历史教科书》（后改称《中国古代史》）一书。这是他尝试用进化论为指导写成的一级别开生面的通史著作。该书把中国历史划分为三个时期、七个时代，克服了传统史学著作从古至今一通到底，无法揭示历史演进规律的弊端。在上述方法上，该书采用了篇、

章、节的纪著体例．以时间发展为顺序，叙述了历史的演变运进过程，极便于读者阅读。这种写史方法明显优于传统的断代史或编年体通史体例，在当时是一大创新和突破。在内容上．该书对传统史著着默不多的学术文化、风俗政制、民族关系、对外交往等内容给予了充分的重视，在科学性和客观性上向前大大跨越了

一步。

王国维在史学上的重要贡献是．以当时新见材料为基础，创立了“二重证据法”，并取得了一批令人瞩目的研究成果。所谓“二重证据法”，实际就是以地下实物资料与现存文物资料，或不同来源的各种资料相互印证的研究方法，是西方实证方法与乾嘉考据方法相互结合的产物。他的《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

《续考》和《殷周制度论》等论文，将《史记》、《楚辞》、《山海经》甚至一些金文材料与卜辞相互印证，确切考证出了王亥、王恒等人。这在一方面证实了《史记》等文献记载的可靠性。另一方面

也纠正了一些文字记载中的讹误，补充了一些地下材料的脱略，反映了中国资产阶级历史研究法的最高水平。他以严谨的科

学态度和成功的学术实践，有力地证明了中国的可信田历史可以上溯到四千年前。从而开创了史学研究的新局面。郭沫若称王国维是“新史学的开山”。

章太炎对资产阶级新史学的创立也做出了一些贡献。他倡导社会进化认反对历史循环论。他认为历史研究的任务不是为帝王将相立本纪或列传，而应着力探讨历史进化规律。历史研究的内容应该包括制度、形势、生计、礼俗、学术和文化的变迁等．以“鼓舞士气，启导方来”。他反对主观臆造，倡导实事求是和

言必有征。主要史学著作有《旭书》、《诸子学略说》等，在学术史，特别是政治思想史研究方面，成就较为突出。

三、文学

近代文学从思想内容、艺术形式到风格流派都在不断地变化和发展者。为反对外族入侵和反对封建主义服务的爱国主义文学，成为近代文学发展的主流。

1、19世纪40——80年代

这一时期可称作文学蜕变期。传统文学由原来的空洞无物，改为以务实求变谋发展，近代新文学也开始蕴育萌生。

桐城古文派是清代中叶最有影响的文言散文流派，它讲求“义”，“法”，坚持儒家“道统”，继承唐宋八大家“文统”。鸦片战争以后，文风发生了变化。梅曾亮主张，文章应随时代的变化而出写不同的社会内容，他的一些描写自然风景的小品文，如《小盘谷记》等文字洗练，句句写实，很有文学的昧。继海曾亮之后，曾国藩把桐城古文推向了“中兴”。不过他的文风与以往桐城派不尽相同，他的文章，更重经世致用．实际是在继承和发展桐城派文法的基础上，另创了“湘乡派”。曾国藩还参与了道、咸时期的宋诗运动。该运动的倡导者主张把诗风由宗唐转为宗来，以模拟宋诗为尚，重要作家有何绍基、郑珍等。维新思潮兴起后，桐城派的正统地位自然受到极大冲击，虽有薛福成、黎庶昌等极力提倡，但没落趋势不可逆转。

龚自珍提出了与桐城派、宋诗派相对立的“尊情”说，主张文学作品要抒发来自“童心”和现实感受的真情，以提高文学作品的感染力。这反映了他要求个任解放的强烈愿望，具有鲜明的时代精神。龚自珍以批判的历史家自任，认为文章必须服务于现实社会，必须有利于社会重大问题的解决。主要代表作品有《明良论》、《平均篇》等。语言表达新颖奇特，简括中有铺叙、瑰丽中有古典。龚自珍还以其特有的敏感写出了一些独辟蹊径的诗歌，揭示危机，呼号变革，启开了近代进步待用创作的先河。

魏源倡导文章要联系实际，他所著的《圣武记》、《海国图志》等都是研究社会实际问题的经邦济世之文，文风朴实晓畅，很有条理。另外，他和林则徐、张维屏、贝青乔等人所作的诗，以深沉的忧国之情和强烈的民族义愤，突出地反映了鸦片战争这一重大历史事件。他们的诗，如《寰海十章》、《咄咄吟》等，痛

斥投降派，抨击侵略者，讴歌抗敌英烈，是不朽的爱国主义诗篇。

早期维新派的代表冯桂芬和王韬，明确提出了反对或抛弃桐城派古文的主张。冯桂芬虽赞成桐城派的“文以载道”论，但他又指出所载之道未必就是“义理”。他反对桐城派古文的刻板僵化，提倡撰写内容广泛、抒写自由、不受约束的新体散文。冯桂芬的《校部庐抗议》，是其进步文学思想的成功实践。王韬是一个新体散文家，他在使文章社会化、大众化方面做出了突出的贡献。他在香港创办的《循环日报》，所选文章追求的是一种直抒胸臆，并能使人人明白清楚的效果。

太平天国的文学独具特色。洪仁轩等发布的《戒浮文巧言谕》，提倡“文以纪实”、“朴实明晓”的学风。洪秀全、石达开等人的诗文、表达了他们吊民伐罪的理想，表现了他们改天换地的气魄和百折不挠的精神，传达了广大人民的心声。不过，他们的诗文较为粗钱，并无太大的艺术价值。

2 、19世纪80——90年代

这一时期，文学革新运动方兴未艾，并取得了一定的成就。早在1887年，黄遵宪就在其《日本国志〃学术志》中提出了变革中国文字与文体的主张，要求改变文字与语言不相符合以及文体陈旧、僵化等状况，以使语言文学能够为更多的人掌握和运用。十年之后，在维新变法运动的高潮中，裘廷梁又提出了“崇白话而废文言”和“白话为维新之本”的口号，旨在更好地启迪民智。此后，《中国白话报》、《无锡白话报》等白话报纸应运而生。

1899年，梁启超树起了“文界革命”的旗臶，井且先后在他主办的《清议报》和《新民丛报》中将其主张付诸实践。梁启超的文章，不仅思想解放，内容丰富，而且在语言文字上，“务为平易畅达，时杂以俚语韵语及外国语法，纵笔所至不检束，学者竟效之，号新文体。”代表作有《变法通议》、《少年中国说》等。

康有为的文章能直抒己见，或散行或骄偶，想象丰富，文词瑰丽。谭嗣同的文章，句法谨严、整洁绝少浮泛之语。

与此同时，梁启超提出了“诗界革命”的口号，认为作诗应追求“新意境”并适当借鉴古人风格。在《饮冰室诗话》中他对“新意境”的内涵作了一番总结大意为：一要艺术地再现重大历史和社会事件，并应结构宏大，气势雄伟；二要具有爱国主义的尚武精神和深沉壮丽的艺术风格；三要诗与歌结合，使之

成为“精神教育”和“改造国民之品质”的工具。这些思想，为黄遵宪等人所接受。

黄遵宪主张“我手写吾口”，“不失为我之诗”。他的诗“诗之外有事，诗之中有人”，具体、鲜明、生动地反映了从咸丰以来到庚子事变前后的历史面貌，以诗这种艺术形式宣传变法图存，抨击投降卖国行为和封建顽固势力，体现着时代精神。代表作有《锡兰岛卧佛》、《冯将军歌星》、《悲平壤》等。康有为、梁启

超、谭嗣同、严复、林纾、蒋智由等，也以风格各异的诗作，突出了维新救国主题，抒发了爱国、进步的情怀。

3、20世纪初到五四运动前

这一时期，新体散文在梁启超等人的倡导和推动下继续发展。出于宣传革命理论的需要，一些

革命人物的文体表现出了更为明显的通俗化倾向。邹容的《革命军》文字十分浅显，文体形式深受梁启超影响。陈天华的《猛回头》采用的是白话说唱体，《警世钟》也是以白话文写成。秋瑾倡导家庭革命、宣传男女平等的宣言也是以白话文写成的。虽然桐城派或其它流派的古文影响依然存在，甚至象严复和章太炎这样的人还在使用魏晋文或先秦文，但已经出现了文言文将被白话文代替的端倪。

“诗界革命”继续深入。陈天华、邹容、秋瑾等，都曾以通俗易懂的语言，写出了具有强烈反帝反到建色彩的诗歌。女革命家秋瑾，性倩刚烈，一身英气，其诗酷似其人，慷慨奔放，充满反叛精神。她所创作的《宝刀砍》、《宝剑歌》等一时脍炙人口。柳亚子的诗歌创作较有成就。L909年11月，他与陈去病、高旭等发起组织了文学团体“南社”，次年出版了专刊诗文的《南社》杂志。加人南社的多为同盟会会员，因而是一个以诗歌创作为主体的革命文学团体，鼓吹民主革命和革命排满。南派诗改变了诗坛风气，在近代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当时正在日本留学的鲁迅，在“诗界革命”方面提出了独到的见解，他主张从文艺入手转移国民性情，改造现实社会，由“立人”而“兴国”，强调积极浪漫主义诗歌在这方面所起的重要作用。他在《摩罗诗力说》中，肯定了摩罗诗派直抒胸臆的创作思想，对儒家的“诗无邪”诗教进行了较为深刻的批判。

这一时期，梁启超还喊出了“小说界革命”的口号，小说创作出现了空前繁荣的局面。

在传统中国的文人学士眼里，小说历来被看作是“街谈巷语”，被归入“末学”之列，难登大雅之堂，但随着资产阶级的成长和维新运动的发展，小说的社会价值渐被认识。1902年，梁启超发表了《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一文，认为小说“有不可思议之力”，能够支配人的心理，改造社会风气，是新民的重要工具，正式提出了“小说为文学最上乘”的论点。此后，大量反映社会现实的小说脱颖而出，一些专门发表小说的刊物如《绣像小说》、《新小说》、《月月小说》等也相继问世。

这一时期的“谴责小说”十分盛行，其中文学成就和社会价值较高的有：李宝嘉的《官场现形记》，这是清末黑暗政治的真实写照；吴敬梓的《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该书取材于官场。商场、洋场活动，揭露了官商勾结等丑恶行径；曾朴的《蔡海花》反映了从同治年间起30年来的社会政治、文化风貌，在思想性和艺术性方面，胜过其它作品一筹；刘鄂的《老残游记》也是一部影响较大的小说。与此同时一些资产阶级革命家也在小说创作方面进行了积极探索，旨在以小说为载体，宣传革命思想。但由于过于直露，流于政治图解或学说演义，在艺术性上十分欠缺。较有影响的作品有《洪秀全演义》、《狮子吼》、《洗雪记》、《自由结婚》等。

此期翻译小说异军突起。一些进步知识分子认为“翻译小说”既可以满足人们的文化需求，又可以借鉴国外的艺术成就，因而着力甚多。林经（琴南）的小说翻译成就最大。他虽然不懂外文，但却是一个具有世界意识与时代眼光的人，一生翻译小说多达171种，其中的《巴黎茶花女遗事》《小仲马》和《黑奴吁天

录》（斯托夫人）等风靡一时。

在倡导小说界革命的同时，戏剧改革也被提到了议事日程。1902年，梁启超在《新民丛报》创

刊号上发表了《劫灰梦》传奇，表现出了改良戏曲创作，使之为政治宣传服务的明显倾向，1904年，柳亚子．陈去病创办了中中第一个专门的戏剧刊物——《二十世纪大舞台》。陈独秀在《论戏曲》中，明确提出了改革戏曲创作与演出的五项原则，即：“多新编有益风化之戏”；“采用西法”；“不可演神仙鬼怪戏”；“不可演淫戏”；“除富贵功名之俗套”。概括了戏曲改良的基本要求。柳亚子和陈去病则认为，戏曲影响面甚广，感染力强，关乎国民教育，提出改革剧本内容和表演形式的主张。在这些思想的指导下，经过进步艺人的艰辛努力，戏剧改革取得了一定成就。截至1911年，创作各类戏曲剧本160多种。从题材上看，以歌颂历史上的民族英雄，赞美维新或革命人物者居多。如《爱国魂》、《开国奇冤》等。被称为“剧班第一革命巨子”的汪笑侬对京剧改革做出了特殊贡献。随着戏剧改革的深人发展，一个新的剧种——话剧产生了。L907年，以留日学生曾孝谷、李息霜（叔同），欧阳于予倩为骨干的春柳杜，在东京演出了根据同名小说改编的话剧《黑奴吁天录》。演出获得成功，标志着中国话剧的正式诞生。此后王钟声的春柳江，除了上演该剧外，还陆续演出了《秋瑾》、《徐锡麟》、《官场现形记》等新剧。

第二节近代科学技术概述

一、近代西方的科学技术成就

西方资本主义的兴起和发展，打碎了封建中世纪对人们思维观念的束缚，极大地激发了社会生产力，使科学技术得到迅速发展。

1543年，哥白尼发表了《天体运行论》，系统阐述了太阳中心说，布鲁诺对之加以完善，而刻卜勒的行星运动三定律进一步发展了哥白尼学说，并对牛顿的万有引力定律的发现具有启示意义。

科学的发展，需要有与之相应的哲学思想的指导。培根和笛卡尔的哲学思想对十七世纪哲学的发展功不可没。笛卡尔重视演绎法的作用，培根则重视实验并注重归纳法的使用。他们对哲学和逻辑学的发展，使科学技术的进步如虎添翼。

1687年．经典约理学大师牛顿出版了《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一书，不但从数学上用证了万有引力定律，而且把力学确立为完整、严密、系统的学科。该书首先确定了质量运动惯性和力的基本概念，认为力是改变一体运动状态的原因。这些基本概念构成了经典物理学的基石。该书提出的“运动三定律”和“万有引力定律”，构成了力学大厦的主要支柱。

1755年，德国著名哲学家和科学家康德发表了《自然通史和天体论》（中译本名为《宇宙发展史概论》，首先提出了关于太阳起源的星云假说，认为太阳系里的现有天体都是从宇宙空间的原始星云里演化出来的。这一演化过程，主要受引力和斥力的作用，服从力学定律。后来拉普拉斯发展了这一假说。星云假说

是近代自然假学由感性上升为理性的开始。

19世纪上半叶，随着力学、热力学和电学等学科的发展，能量守恒和转化定律被科学家们总结归纳出来，其基本内容是：自然界的一切物质都有能量，能量可以从一种形式转化为另一种形式，从一个物质系统传递给另一个物质系统，在传递过程中能量不变。

1839年，德国动物学家施旺，在植物学家施莱登细胞学理论的基础上，发表了《关于动物和植

物在构造和生长上相适应的显微研究》一文，担出了动植物有机体都由细胞组成的理论，指出生命的共性是细胞，这就是细胞学说。细胞学说的建立，对现代生物学和医学的发展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1839年，达尔文的科学巨著《物种起源》出版，该书以大量事实论证了他的生物进化理论。认为自然界中生物的物种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不断地由低级向高级发展的。进化论的提出，引发了一场生物学的革命，并且有力地冲击了形而上学的自然观。

能量守恒和转化定律、细胞学说和生物进化论，被认为是19世纪的三大科学发现，自然科学的理论突破，触发了以蒸汽机的广泛使用为标志的技术革命。1765年，瓦特运用当时的科学知识和科学概念，在前人发明的基础上，发明了带有单独冷凝器的蒸汽机。后来经过多次改进，被广泛推广使用，从而引起了人类文明史上的从火的利用以来的又一次重大技术革命。此后，一系列的重大发明如雨后春笋股涌现，蒸汽船与火车相继问世，采矿、冶金和机械制造业的生产效率成倍提高。一些科技发明用之于军工企业，大大提高了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军事实力。

正当西方近代科学技术突飞猛进之际，曾经居于世界领先地位的中国科学技术却停滞不前，从而被远远地抛在了后面，昔日的辉煌逐渐变成了遥远的记忆。鸦片战争以后的百余年间，中华民族在无尽的屈辱和磨难中，深刻铭记了落后就要挨打的惨痛教训。

二、近代中国的科技原况

l840年，当中国紧闭的国门被英国以炮舰轰开以后，中国人突然发现了中外之间在科学技术方面的巨大差距。于是，从林则徐、魏源开始，学习西方渐次成为一股不可阻挡的潮流。虽然盲目虚骄和视科技为“奇技淫巧”的心态在不同时期不同程度地存在着，但总体而言，科技引进比文化制度引进所遇到的阻力要

小些。

在科学技术的译述和介绍中，李善兰、华蘅芳、徐寿等做出了突出的成绩。李香兰（1813—1884），浙江宁海人，他与英国人伟烈亚力合译了《几何原本》的后九卷（前六卷已有明朝徐光启译本），把欧氏平面几何学的知识全面介绍到了中国，使欧氏几何学得到了全面传播。除此之外，他还译有一些代数、几何方面的书清，较为全面、系统地介绍了数学方面的知识。他所著的《则古昔斋算学》13种，24卷，在微积分研究方面取得了一定成果。华蘅芳（1833—l902），字若汀，江苏金匮（今无锡）人。他与英国人傅兰雅合强了代数、三角、微积分、概率等方面的书籍，共计60卷，著有《行素轩算稿》6种，共23卷。他还善于用理认知识来解决实际问题，同中国化学家徐寿一起，制造出我国第一部蒸汽机。徐寿（1818—1884），字雪村，江苏金匮（今无锡）人。他同华蘅芳等编译了大量有关物理、化学和机器制造等方面的著作，其中以《化学鉴原》和《西艺新知》两书最为著名。书中创译了许多化学元素符号，把西方近代化学的基本理论、实验方法和研究成果比较全面地传到了中国，为我国近代化学奠定了基础。

虽然由国近代科学技术发展的社会经济和文化条件不十分完备，但一批爱国知识分子克服重重困难，还是在一些领域有所成就。

在数学方面，夏鸾翔发明了用招差设计造三角函数表和解决椭圆弧长的方法，这在中国数学史上是一大创举。另外，他对于椭圆求周长和对数计算等数学问题的研究，也取得了一定的成绩。

在生物学方面，吴其滩的《植物名实图考》是一部植物学和中草药学专著。全书38卷，共收植物回1714种。对所收各种植物，都择要记载了它们的名称、形色、性味。品种、习性、产地和用途，并有1800余幅附图。该书还对植物的药用价值以及同名异物或同物异名等情况进行了详细考订。这部著作在当时的国

内外学术界享誉甚高。

在医学方面，中医顾观光的《神农本草经》、鲍相傲的《验方新编》、吕震名的《伤寒寻源》等，在中药方剂学、临床医学以及伤寒等方面的研究上，做出了一定的贡献。医学家唐宗海的《中西汇通医书五种》、张锡纯的《医学衷中参西录》等，同在中西医的融通和互补研究方面，颇有建树。

20世纪初，中国涌现出了一批杰出的科学家和工程技术学家，他们除了具有较深厚的专业技术功底外，还满怀强烈的爱国热忱，为祖国的科学技术事业做出了杰出贡献。其中以詹天佑和冯如最为著名。

詹天佑（1861—1919），广东南海人，1872年被派往美国留学，1881年学成归．1905年聘为京张铁路公司总工程师。京张铁路全长约200公里，穿山过岭，所经地形十分复杂。工程难度令外国专家对中国人能否依靠自己的力量贯通全铁路深表怀疑。然而，詹天佑却以其炽烈的爱国热情和精湛的工程技术知识，克服重重困难，创造性地设计出了一条路程短、造价低的线路。为解决铁路中的一段路段坡度过大问题，他还特别设计了“之”字形线路。1909年10月，京张铁路全线通车、创造了隧道建筑技术史上的奇迹，令外国铁路工程技术人员惊叹不已。

冯如（1882—1912），广东恩平人，旅美华侨。他由一个苦工通过自学而成长为机械制造专家，立志以所学知识报效祖国。1909年9月，他制成首架飞机，次年驾驶自制飞机参加旧金山国际飞行比赛，以飞行高度200对多米，时速105公里的成绩荣获第一名，令世人刮目相看，为祖国赢得荣誉。他心系祖国，拒绝

了美国有关方面的重金聘请，携两架自制飞机回国。1912年8月，在广州的一次试飞中，因飞机坠毁而牺牲，年仅30岁。他的不甘落后、自强不息和热爱祖国的精神，将永远令后人敬仰。

三、中国科技善后于西方的原因

公元十五世纪后半期，从意大利开始。近代科学研究的深化和科学技术的发展达到了一个好的阶段。此后，欧洲各国各显其能，迅速实现了科学技术的腾飞。与此同时，中国的科学技术却停滞不前，很快由原来的领先地位沦落到难望西方人项背的境地。1804年后，差距进一步拉大。个中原因，须到中国传统社会中去寻找。

原因之一是历代王朝压制工商业。只注重鼓励和保护农业，而农业文明并不利于科学技术的发展。在历代统治者看来，农业的稳定关乎国家的长治久安，而工商业的发展则对农业的稳定性起着动摇和破坏作用，从而动摇国家基同。所以在中国封建社会，对工商业的压抑、打击和歧视，表现在法律和们度的方方面面。在传统的土、农、工、商四民中，手工业者和商人的地位是最为低下的。

资本主义萌芽出现后，统治者对工商业的压制和打击更是不遗余力。尤其是明朝中叶后开始实行的闭关政策，使中国的航海和对外贸易事业止步不前。商业活动具有较大的风险性和高额利润，会刺激人们不断探索和不断创新的观念意识，而这种观念意识正是科学技术发展的动力所在。农业生产却是一项经验性很强的生产活动，中国传统农业的发达使得人们几乎无需借助科学技术的力量能维持正常生产。加之闭关政策使人们的思想观念陈旧、落后，久而久之，尖端科学技术在中国封建社会被视为“奇技淫巧”，潜心于科学研究被诬为玩物丧志，理论科学在这里失去了产生和生存的土壤。

原因之二是传统中国哲学无法对科学技术的发展起指导或推动作用。纵观世界科技发展史就不难看到，哲学思想的每一步发展，都将直接或间接地对科学研究问题的提出和解决起指导作用。西方许多著名的哲学家，如笛卡尔、培根、康德等，都是有一定科学造诣的科学家。而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中国哲学，单调、贫乏、缺乏生机，它所关注和研究的对象多是社会和人生，而非自然界．因而不注重严密的逻辑思维方法。比如形式逻辑，它要求人们在思考问题时遵从像同一律、矛盾律、排中律这样一些基本的思维准则，并要在进行推理时遵守三段论程式。这一严谨的科学思维方法，西方人在古希腊时代就已总结出来，而在中国却长期受不到重机视。逻辑推理要求前提正确，否则结论必谬。而中国哲学由于是一尊哲学，本来前提多谬，但又不容臵疑。这就极大地限制了人们思维的发展和科学问题的提出。即使有些科学理论的萌芽，也很难由感性经验上升为理性的、高度抽象而精确的科学理论。

原因之三是传统社会中民主精神的缺乏。早在秦汉时期，中国就建立起了一套高度集权的专制政治制度，在这种制度下，人们没有任何思想自由和言论自由，加上统治阶级的奴化教育，人们的思想言论不敢越雷池一步，唯上是从，唯圣人言是从，不敢标新立异，不敢发表独立见解。能言善辩者被指为巧言令色，思想进步者被指为大逆不道，于是乎，人们的思维日益僵化。总之，专制主义禁锢了人们的思想，扼杀了科学思想和理论产生的可能。

原因之四是文化优越感或文化保守主义的束缚。曾经有过的国力强盛，曾经有过的文化繁荣，加上地理环境的阻隔和狭隘的农民意识，使中华民族渐次形成了一种文化优越感。一种文化要想不断发展并永葆旺盛的生命力，必须与其他文化进行交流和融合。而以儒家文化为核心的中国文化，虽与周边少数异域文化进

行交流，但每每以同化其它文化为目的。在与外国的为数不多的文化交流中，由于唯我独尊观念的束缚，每每以输出文化为荣，而对外来文化只是做一些无违中国文化主旨的借鉴。这种保守的文化观念，与科学发展所要求的相互交流、相互借鉴，唯优是取，唯真是从的文化观是背道而驰的。

原因之五是中国传统辩证思维的局限性。中国古代的辩证思维较为发达，其特点是重整体、重联系、重变化。从表面上看，这些特点十分契合于现代科学的整体化趋势，而事实上并非如此。因为现代科学的整体化趋势，是建立在各门科学的充分研究和发展基础上的，而中国传统的辩证思维，则是建立在各门科学的模糊认识基础上的。没有充分的事实分析，就难以有正确的联系、综合，就难以透过现象去认识事物的本质，就难以通过高度抽象找出事物的本质联系。

以上这些原因，在鸦片战争前对科学发展起了严重的阻碍作用。鸦片战争后，虽然在民族危亡

的刺激下，中国人民痛定思痛，奋起直追，但由于这些深层原因依然存在，加上恶劣的国际国内环境的影响，终使中外之间的科学技术差距进一步拉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