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技术哲学4

一、酒神精神/阿波罗精神(Apollonian/Dionysian)

在《悲剧的诞生》中，尼采运用这两个术语解释了古希腊文明发展的独特性。这两个在希腊悲剧中起着相当重要作用的原则与阿波罗神和酒神狄奥尼索斯相关联。阿波罗原则讲求实事求是、理性和秩序，酒神原则与狂热、过度和不稳定联系在一起。在这些戏剧表演中，合唱的作用至关重要，因为它使得孤立的阿波罗式的个人，成为整个欢乐的酒神群体的一部分，这个群体赞美生活，接受生命的反复无常。希腊悲剧达到两种气质的平衡。通过这种调和作用，希腊悲剧使得希腊人和希腊文明格外与众不同。尼采往往用这个典范来衡量后来文明的不充分成就。人类社会历史似乎总是受制于两种基本的冲动：一是风风火火走向世界的物质性渴望，即尼采所说的“酒神精神”；一是清清爽爽走向内心的精神性追求，即尼采所说的“日神精神。这两种冲动代表着两种基本的人生哲学观：走向世界，故追求成功：走向内心，故期望超越。

酒神精神文化差别：

中国的酒神精神

在中国，酒神精神以道家哲学为源头。庄周主张，物我合一，天人合一，齐一生死。庄周高唱绝对自由之歌，倡导“乘物而游”、“游乎四海之外”、“无何有之乡”。庄子宁愿做自由的在烂泥塘里摇头摆尾的乌龟，而不做受人束缚的昂头阔步的千里马。追求绝对自由、忘却生死利禄及荣辱，是中国酒神精神的精髓所在。

因醉酒而获得艺术的自由状态，这是古老中国的艺术家解脱束缚获得艺术创造力的重要途径。“志气旷达，以宇宙为狭”的魏晋名士、第一“醉鬼”刘伶在《酒德颂》中有言：“有大人先生，以天地为一朝，万期为须臾，日月有扃牖，八荒为庭衢。”“幕天席地，纵意所如。”“兀然而醉，豁然而醒，静听不闻雷霆之声，孰视不睹山岳之形。不觉寒暑之切肌，利欲之感情。俯观万物，扰扰焉如江汉之载浮萍。”这种“至人”境界就是中国酒神精神的典型体现。翻开中国文学艺术史，就是一部酒神精神舞蹈的历史。

“李白斗酒诗百篇，长安市上酒家眠，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杜甫《饮中八仙歌》）

“醉里从为客，诗成觉有神。”（杜甫《独酌成诗》）

“俯仰各有志，得酒诗自成。”（苏轼《和陶渊明〈饮酒〉》）

“一杯未尽诗已成，涌诗向天天亦惊。”（杨万里《重九后二月登万花川谷月下传觞》）。

南宋政治诗人张元年说：“雨后飞花知底数，醉来赢得自由身。”

西方的酒神精神

笑一切悲剧

在尼采之前，黑格尔在《精神现象学》中已经用酒神崇拜来标志艺术发展的一个阶段，雅可比、布克哈特、荷尔德林、弗·施莱格尔、瓦格纳也都谈到过作为一种审美状态的酒神现象或醉的激情。尼采在《悲剧的诞生》中解释希腊悲剧的起源和本质时加以发挥，倡酒神精神说。他很为他破天荒把酒神现象阐发为形而上学而感到得意，自称为"酒神哲学家"。事实上，酒神精神也的确是尼采哲学的特色之所在。

人生的悲剧性方面，本是一切人生哲学不应当回避的方面。肤浅的乐观主义回避这个方面，虚假的乐观主义掩盖这个方面，适见其肤浅和虚假。叔本华式的悲观主义承认人生的悲剧性，这是它比上述乐观主义深刻和真实的地方。但是，同时它又屈服于人生的悲剧性，得出了否定人生的结论。现在，尼采第一要承认人生的悲剧性，从而与肤浅的或虚假的乐观主义相反对；第二要战胜人生的悲剧性，从而与叔本华式的悲观主义相反对。为此他提出了酒神精神。他自己认为，他的酒神精神是超越于悲观主义和乐观主义的空洞论争之上的，是同时反对两者的。酒神精神所要解决的，正是在承认人生的悲剧性的前提下，如何肯定人生的

问题。它旨在确立一种对待人生悲剧的积极立场，但是尼采首先从悲剧艺术着手。

西方的酒神精神以葡萄种植业和酿酒业之神狄奥尼索斯为象征，到古希腊悲剧中，西方酒神精神上升到理论高度，德国哲学家尼采的哲学使这种酒神精神得以升华，尼采认为，酒神精神喻示着情绪的发泄，是抛弃传统束缚回归原始状态的生存体验，人类在消失个体与世界合一的绝望痛苦的哀号中获得生的极大快意。

在文学艺术的王国中，酒神精神无所不往，它对文学艺术家及其创造的登峰造极之作产生了巨大深远的影响。因为，自由、艺术和美是三位一体的，因自由而艺术，因艺术而产生美。

二、罗马俱乐部

罗马俱乐部是关于未来学研究的国际性民间学术团体，也是一个研讨全球问题的全球智囊组织。其主要创始人是意大利的著名实业家、学者A.佩切伊和英国科学家A.金。罗马俱乐部(Club of Rome)的宗旨是研究未来的科学技术革命对人类发展的影响，阐明人类面临的主要困难以引起政策制订者和舆论的注意。目前主要从事有关全球性问题的宣传、预测和研究活动。成立于1968年4 月，总部设在意大利罗马。宗旨是通过对人口、粮食、工业化、污染、资源、贫困、教育等全球性问题的系统研究，提高公众的全球意识，敦促国际组织和各国有关部门改革社会和政治制度，并采取必要的社会和政治行动，以改善全球管理，使人类摆脱所面临的困境。由于它的观点和主张带有浓厚的消极和悲观色彩，被称为“未来学悲观派”的代表。

学术成果和影响：

罗马俱乐部于1972年发表的第一个研究报告《增长的极限》，它预言经济增长不可能无限持续下去，因为石油等自然资源的供给是有限的，做了世界性灾难即将来临的预测，设计了“零增长”的对策性方案，在全世界挑起了一场持续至今的大辩论。《增长的极限》是有关环境问题最畅销的出版物，引起了公众的极大关注，卖出了三千万本，被翻译成三十多种语言。1973年的石油危机加强了公众对这个问题的关注。此后，较著名的研究报告有：《人类处在转折点》（1974）、《重建国际秩序》(1976)、《超越浪费的时代》(1978)、《人类的目标》(1978)、《学无止境》（1979）、《微电子学和社会》(1982)等。罗马俱乐部把全球看成是一个整体，提出了各种全球性问题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的全球系统观点;它极力倡导从全球入手解决人类重大问题的思想方法；它应用世界动态模型从事复杂的定量研究。这些新观点、新思想和新方法，表明了人类已经开始站在新的、全球的角度来认识人、社会和自然的相互关系。它所提出的全球性问题和它所开辟的全球问题研究领域，标志着人类已经开始综合地运用各种科学知识，来解决那些最复杂并属于最高层次的问题。在罗马俱乐部的影响下，美、英、日等13个发达国家也先后建立了本国的“罗马俱乐部”，开展了类似的研究活动。

随着罗马俱乐部研究报告、书籍的在世界范围内广为传播，不仅对世界范围的未来学问题研究产生了重要影响，而且唤起了公众的对世界危机的关注和增强了人们的未来意识和行星意识，从而促使各国政府的政策制定更多地从全球视角来考虑问题。

最新预测：

30多年前成功预测石油危机环保组织先驱罗马俱乐部再度发出警告——科技无法抑制全球变暖的趋势

2007年夏天，极端气候事件侵袭世界各地。在欧洲，匈牙利前所未有的高温在一周内热死了500人，英国遭遇了60年来最严重的洪灾；在美国，25公斤重的巨大冰块在晴朗的天气里从天而降；在东南亚，因为气温升高和降雨增加，印度尼西亚、新加坡的登革热病例比去年同期增加了近3倍……

导致全球气候变化的根源在哪里？人类究竟有没有办法抑制住全球变暖的脚步？近日，晨报记者带着这些问题前往德国汉堡，对全球环保组织的鼻祖———罗马俱乐部的秘书长乌维·莫勒、副秘书长约格·盖尔以及《增长的极限》作者、美国科学家丹尼斯·梅多斯进行了采访。答案，并不令人乐观。

三、四、科学技术乐观主义与悲观主义

技术乐观主义的实质是技术崇拜或技术救世主义其基本特征是把技术理想化、绝对化或神圣化, 视技术进步为社会发展的决定因素和根本动力。作为技术乐观主义的主要倡言人: 培根、霍布斯、笛卡尔、圣西门盛赞技术的作用, 坚信技术会使大多数社会问题得到解决, 是科技治国论思潮的根源。人们对技术产生一种宗教般的崇拜, 认为高技术就像上帝一样万能, 能使人成为自然的主人, 能使人类获得永恒的幸福。技术乐观主义虽然也看到了技术产生的社会问题, 但是他们认为技术产生的社会问题并不代表技术本身有问题, 而是由于人类利用和掌握技术上的缺陷或失误。这种缺陷或失误可以通过技术的发展以及人类在技术利用上的有限理性的不断进步来解决。

技术的悲观主义认为, 现代技术的高度发展带来了对地球的过度开发与消耗以及对周遭环境的严重污染, 威胁到人类的生存与发展, 这是无法避免和克服的。马尔萨斯在他的人口论中抨击了当时盛行的技术乐观主义思潮; 法兰克福学派认为技术的发展使人沦为它的奴隶; 随着全球性的人口爆炸、环境污染、生态破坏、气候恶化、能源、资源的短缺问题日益突出, 技术悲观主义在20 世纪60 ) 70 年代以来已经成为西方社会一股重要的社会思潮, 特别是1972 年罗马俱乐部5增长的极限6报告的发表, 以及1979 年和1992年, 以技术悲观主义为主题的5技术、悲观主义和后现代主义论文集6的发表, 在全球引起了巨大反响。很多人开始相信人类的未来充满黑暗。有人甚至干脆打出反技术的旗帜。他们认为, 技术的发展会造成人类文明的衰落, 人性的毁灭。为了挽救人类, 消除技术发展带来的消极后果, 只能阻止技术的发展。有些人甚至主张复归中世纪和古代的田园般的生活。

在对待技术与人类社会发展的关系问题上, 无论技术乐观主义还是悲观主义, 都可以归之为技术决定论, 很多学者不同意技术乐观主义和技术悲观主义的这种片面思维方法。人类的命运或幸福完全依赖于技术的力量, 技术能创造一切, 技术也可以毁灭一切, 这是技术乐观主义和悲观主义者们的立据, 他们的逻辑起点是将人类的一切成功和失败都归之于技术, 显然是非常片面的。虽然技术乐观主义也看到了技术的负面效应, 技术悲观主义也看到了技术的正面效应, 但是他们仍只局限于以技术为中轴、以技术万能为出发点的范畴来讨论问题。两者都把技术发展与社会进步之间的复杂关系简单化了, 把技术游离于社会之外孤立地加以考察。把技术作为社会发展的唯一决定性力量, 淡化其他社会因素对技术发展的影响, 尤其是淡化社会改革及社会革命的意义。就方法论而言, 技术乐观主义与技术悲观主义一样, 都陷入一元线性历史观的窠臼。

五、中国酒文化

礼仪被认为来源于酒文化，同时又严格约束饮食活动。在普通老百姓家里，酒桌上的规矩（即食文化中的礼仪）也雷厉风行、冥顽不化。我们只要稍加观察，就可以看出来，与其说礼仪来源于酒，酒丰富了礼仪，还不如说，酒的礼仪折射、演绎和尊崇着尘世间的游戏规则，为中国吃人的食文化、人肉宴席提供着“理论支持”。

古今都有通过饭、菜、酒等的选料和品种多寡来体现现实生活中的等级区别。如《周礼》强调，王公贵族讲究“凡会膳食之宜，牛宜稌，羊宜黍，豕宜稷，犬宜梁，雁宜麦，鱼宜众，

凡君子之食放焉。”“凡王之馔，食用六百，膳用六牲，饮用六汤，馐用百又二十品，珍用八物，酱用百又二十瓮。”而“民之所食，大抵豆饭藿羹。”另外，进献王者的饮食要符合严格的规矩。《礼记?礼器》曰：“礼有以多为贵者，天子之豆二十有六，诸公十有六，诸侯十有二，上大夫八，下大夫六。”而民间平民的饮食之礼则“乡饮酒之礼，六十者三豆，七十者四豆，八十者五豆，九十者六豆，所以明养老也。”乡饮酒，是乡人会聚饮酒之礼，在这种民间聚会上，最有威严的是宗族中的长者，是家族这个亚社会的权威。

席位的次序、酒杯及菜肴的摆投也有规则，进酒位置和平时社会地位完全吻合。在《水浒传》中，之所以有108把交椅，完全是按照进餐敬酒的顺序来划分的。

在敬酒过程中，也有一套繁文缛节。《礼记?曲礼》有相应的详细记载。食文化中的礼仪总的原则可以用《增广贤文》中的一句训诫来概括：“……杯杯都敬有钱（权）人”。鲁迅先生曾经就明言：“在中国，要搬动一张桌椅都要流血。”他的本意是形容中国人的保守，这句话用来形容中国“酒礼仪”的霸道，似乎一样贴切。

从酒文化中看人生态度

酒后的直抒胸臆，酒后的吟赏烟霞，酒后的放浪不羁，酒后的低回婉转，多重演绎赋予酒多重的性格：或直白、或浪漫、或豪放、或婉约，酒因文化而具性灵，文化因酒而更加亲切，更加有滋味。

（一）潇洒飘逸

在中国，酒神精神与庄子“物我合一”的哲学思想不谋而合，“乘物以游心”。酒中似乎含有天然的自由因子，很多文人之所以寄情于酒，就是为了在酒中寻求解脱，逃离世俗的羁绊，进入自由的精神境界。正如朱敦儒所说：日日深杯酒满，朝朝小圃花开，自斟自饮自开怀，无拘无束无碍。

符合酒的这种性格的文人当首推李白。他自称“酒中仙”才华横溢一生以追求自由为己任。宋人责备他的诗中“篇篇有酒”，殊不知，正是酒使他从尘俗中解脱出来，悟出自由的真谛，才造就了他潇洒飘逸的人格成就了那么多盛世华章。杜甫在《酒中八仙歌》中说：“李白斗酒诗百篇，长安市上酒家眠。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如果没有酒，在那个自由难以栖身的现实社会，时刻清醒的李白很难写出那些不朽佳作。唐诗没有李白就塌陷了一半，而李白没有酒，就没有“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没有“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没有“古来圣贤皆寂寞，惟有饮者留其名”，李白也就不再是李白了。

（二）淡泊超然

酒有一种味道的淡雅清香的。悠悠酒香，淡淡情韵，“绿蚁新醅酒，红泥小火炉”，与一二好友共饮，顿觉心神陶醉。“花看半开，酒饮微醉”，用来诠释这种酒恰到好处。微熏之际，什么功名利禄，什么你挣我夺，都可以全数抛开。白居易为人为官，淡泊超然，很贴近这种酒的性格。古人说“大隐隐于市，小隐隐于野”，白居易独创了“中隐”，他说“中隐隐于朝”，在庙堂之上过着隐士的生活。为官一任，造福一方，却对官场的尔虞我诈从不挂怀，对无休止的党争从不介入。

（三）放旷达观

“心悬天地外，兴在一杯中”，酒天生有一种让人解脱的个性。一杯酒下肚，原来的忧愁可以不在乎，原来的拘囿也可以超越，难怪有那么多人借酒消愁。说到达观，当然会想到苏轼。他不比别人少苦难，也不比别人少乐趣，原因就在于他放旷达观、随缘自适的个性。我们不能说他因爱酒而达观，但酒可以帮助他更达观。“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从他把酒临风的身影，依稀还可以找出李白和白居易的影子。

中国酒文化博大精深，是中国历史、文化的传承，使我们所拥有的宝贵精神财富。无论是在物质方面还是文化方面，其价值都是值得我们探究的。

六、生产力

劳动力与劳动能力作为衡量一个劳动者在社会劳动关系中的个体价值。劳动集体由劳动个体组成，衡量劳动集体在社会劳动关系中的集体价值就是生产力与生产能力。

劳动集体在社会劳动关系中表现出来的集体行为能力的水平，用生产力来表示，生产力用以表示某一社会集体的集体行为水准。集体与社会在概念上的区别是社会把集体存在的关系包含了进去，集体也就是去除了关系的社会。

某一个具体的劳动集体所具备的生产力就是指这个劳动集体的生产能力，集体的生产能力用生产力的水准来表示和概括。

生产力具有社会性，是人对社会状况的一种概括表达，生产能力具有集体性，是人对集体行为的一种概括表达。

人们常用到的生产力概念，都是为了表示在某一社会层次范围内所存在的社会生产状况和生产水平，其生产力本身也是为了表现出人类社会发展进程中处于各个社会阶段时期社会集体总的生产情况，并且用生产力水平的高低作为衡量社会进步与否的水准，生产力成了社会状况和社会形式进步与否的标志，具有社会性质。是社会发展水平评估的一个概念工具。

生产能力是在社会生产关系中表示出某一具体劳动集体或团体的生产劳动行为具备的生产劳动程度，用以指某个具体单位或某个单独的生产团队或某个生产集体所具备的劳动强度和生产水平。比如某化肥厂年生产能力是多少，某科研单位具备了研制生产世界高科技产品的能力。生产能力作为衡量一个生产单位所具备的社会价值程度，用来表示生产集体的社会价值，具有集体性。

在社会生产状况或水平的表达中，生产力作为已经进行了的社会生产状况在程度里的表达，在社会生产中未表现出来的还没有实现的社会生产水平不包含在生产力概念之内，集体本身具备的生产能力又在生产力范围之中。也就是说，生产力不能用来标识未来社会生产的状况，但又得把现在社会中进行着的所有生产集体本身所具备的生产能力概括进去，这是由生产力概念本身的性质所决定的。

七、寂静的春天

《寂静的春天》以一个“一年的大部分时间里都使旅行者感到目悦神怡”的虚设城镇突然被“奇怪的寂静所笼罩”开始，通过充分的科学论证，表明这种由杀虫剂所引发的情况实际上就正在美国的全国各地发生，破坏了从浮游生物到鱼类到鸟类直至人类的生物链，使人患上慢性白血球增多症和各种癌症。所以像DDT这种“给所有生物带来危害”的杀虫剂，“它们不应该叫做杀虫剂，而应称为杀生剂”；作者认为，所谓的“控制自然”，乃是一个愚蠢的提法，那是生物学和哲学尚处于幼稚阶段的产物。她呼吁，如通过引进昆虫的天敌等等，“需要有十分多种多样的变通办法来代替化学物质对昆虫的控制”（吕瑞兰等译）。通俗浅显的术语，抒情散文的笔调，文学作品的引用，使文章读来趣味盎然。作品连续三十一周登上《纽约时报》的畅销书排行榜。

自然，《寂静的春天》的结论是严峻的，它就像旷野中的一声呐喊，在全国引起极大的震荡。当作品先期在《纽约客》杂志上连载发表时，就引发了五十多家报纸的社论和大约二十多个专栏的文章。成书于1962年9月出版后，先期销量达四千册，到12月已经售出十万册，且仍在继续付印。

但是，不仅是因为作品中的观点是人们前所未闻的，像查尔斯·达尔文提出猴子是人类的祖先一样，让很多人感到恼火，更因侵犯了某些产业集团的切身利益，使作者受到的攻击，也像当年达尔文所遭遇到的，甚至远超过达尔文当年。

在1962年6月号的《纽约客》上刚一看到卡逊开始连载的文章，在人们中间所兴起的就不仅仅是震惊，而是恐慌，特别是来自化学工业界中的愤怒嚎叫，随着作品的出版和发行，这攻击的火力更为猛烈，尤以农场主、某些科学家和杀虫剂产业的支持者为最。

“伊利诺伊州农业实验站”的昆虫学家乔治·C.德克尔在最有影响的《时代》周刊上发表文章说：“如果我们像某些人所轻率地鼓吹的那样，在北美采取让自然任其发展的方针，那么，可能这些想要成为专家的人就会发现，两亿过剩的人的生存问题如何解决，更麻烦的是美国当前的谷物、棉花、小麦等剩余物资如何处理。”总部设在新泽西州从事除草剂、杀虫剂生产的美国氨基氰公司主管领导叱责说：“如果人人都忠实地听从卡逊小姐的教导，我们就会返回到中世纪，昆虫、疾病和害鸟害兽也会再次在地球上永存下来。”工业巨头孟山都化学公司模仿卡逊的《寂静的春天》，出版了一本小册子《荒凉的年代》，分发五千册。该书叙述了化学杀虫剂如何使美国和全世界大大地减少了疟疾、黄热病、睡眠病和伤寒等病症，并详细描绘由于杀虫剂被禁止使用，各类昆虫大肆猖獗，人们疾病濒发，给人类、尤其是女性带来很大的麻烦，在社会上造成了极大的混乱，甚至会导致千千万万的人挨饿致死。另有一仿作《僻静的夏天》，描写一个男孩子和他祖父吃橡树果子，因为没有杀虫剂，使他们只能像在远古蛮荒时代一样过“自然人的生活”。埃德温·戴蒙德在《星期六晚邮报》上抱怨说：“因为有一本所谓《寂静的春天》的感情冲动、骇人听闻的书，弄得美国人都错误地相信他们的地球已经被毒化。”他还谴责卡逊“担忧死了一只只猫，却不关心世界上每天有一万人死于饥饿和营养不良”。

有些批评，包括几种著名的报刊，甚至不顾起码的道德要求，竟对卡逊进行人身攻击。《生活》杂志不但引用卡逊曾经说过，她喜爱猫是因为“它们本性之真”，便批评她怎能既爱鸟又爱鸟的天敌猫；还因她曾说“我感兴趣的只是人做过什么事，而不是男人做过什么、女人做过什么”，就挖苦她是“没有结婚、却不是女权主义者”；更有人因此而诬蔑她是“恋鸟者”、“恋猫者”、“恋鱼者”，甚至说她是“大自然的修女”、“大自然的女祭司”、“歇斯底里的没有成婚的老处女”。

是对事实的尊重和对人类未来的信心，使卡逊面对如此强大的批评、攻击和诬陷，以异常坚强的毅力和无可辩驳的论据——她的《寂静的春天》仅文献来源就多达五十四页，写出了这样一部人类环境意识的启蒙著作。不错，卡逊或许不是一个经典意义上的女权主义者，但她完全可以一个女性所取得的成就而骄傲。克林顿的副总统、环保主义者艾尔·戈尔在为《寂静的春天》中文版的“前言”中这样评价此书：

《寂静的春天》播下了新行动主义的种子，并且已经深深植根于广大人民群众中。1964年春天，雷切尔·卡逊逝世后，一切都很清楚了，她的声音永远不会寂静。她惊醒的不但是我们国家，甚至是整个世界。《寂静的春天》的出版应该恰当地被看成是现代环保运动的肇始。（胡志军译）

何等高度的评价！戈尔甚至公开承认，卡逊的榜样“激励着”了他，“促使”他“意识到环保的重要性并且投身到环保运动中去”。

不仅是对戈尔或者某个其他的什么人，卡逊的著作掀起的的的确确是一场运动，的的确确是不限于美国，而是遍及了全球。

尽管有来自利益集团方面的攻击，但毕竟《寂静的春天》中提出的警告，唤醒了广大民众，最后导致了政府的介入。当时在任的美国总统约翰·肯尼迪读过此书之后，责成“总统科学顾问委员会”对书中提到的化学物进行试验，来验证卡逊的结论。“委员会”的后来发表在《科学》杂志上的报告“完全证实了卡逊《寂静的春天》中的论题正确”。同时，报告批评了联邦政府颁布的直接针对舞毒蛾、火蚊、日本丽金龟和白纹甲虫等昆虫的灭绝纲领。报告还要求联邦各机构之间协调，订出一个长远计划，立即减少DDT的施用，直至最后取消施用。此外，报告也揭露了美国法律的漏洞：虽然各机构都能证明杀虫剂的毒性，但生产

者如持有异议，农业部就不得不允许其作鉴定证明，时间可长达五年。另外，报告还要求把对杀虫剂毒性的研究扩大到对常用药物中潜在毒性的慢性作用和特殊控制的研究上。等等。

于是，DDT先是受到政府的密切监督。到1962年年底，各州的立法机关向政府提出了四十多件有关限制使用杀虫剂的提案；1962年后，联邦和各州都从杀虫剂的毒性方面出发，通过了数十、数百条法律、法规，那种可拖延五年的所谓“异议注册”于1964年被停施，DDT最后也于1972年被禁止使用。随之，公众的辩论也从杀虫剂是否有危险性，迅速地转向到哪一种杀虫剂有危险性，究竟有多少种杀虫剂有危险性，甚至从阻止无节制使用杀虫剂转向到阻止化学工业上。至于报刊上刊载的已经改变成另一种声音，那就不用说了。如威廉·道格拉斯法官称颂《寂静的春天》是“本世纪人类最重要的历史事件”。

很快，卡逊的思想已经不限于她本国，卡逊的《寂静的春天》还深刻地影响到全世界。至1963年，在英国上议院中就多次提到她的名字和她这本书，导致艾氏剂、狄氏剂和七氯等杀虫剂的限制使用；此书还被译成法文、德文、意大利文、丹麦文、瑞典文、挪威文、芬兰文、荷兰文、西班牙文、日本文、冰岛文、葡萄牙文等多种文字，激励着所有这些国家的环保立法。同年，她因在保护环境方面的成绩得到了承认，被授予以著名美国鸟类学家约翰·詹姆斯·奥杜邦的名字命名的“奥杜邦奖章”，她是第一位获此殊荣的美国女性。

在《寂静的春天》作为环保运动的里程碑而被公认是二十世纪最具影响力的书籍之一的同时，卡逊于1990年被曾经挖苦过她的《生活》杂志选为二十世纪一百名最重要的美国人之一。可惜的是除了作品产生的效果，别的她已是什么都看不到了。但是就在她弥留的时刻，她仍不乏她的幽默感：当问她要吃什么时，她的回答是：“跟其他的人一样：碳氢化合物。”不过即使是在去世之后，赋予她的名声和荣誉仍在继续。1970年，以她的名字命名的“雷切尔·卡逊全国野生动物保护地”在缅因州建立；1980年，美国第三十九任总统杰米·卡特授予她“总统自由奖”，由她收养的她外甥罗杰·克里斯蒂代领，奖章上的题字是：“……她创造出了一股已不退落环境意识的潮流。”1981年，美国邮政部在她的出生地宾夕法尼亚的斯普林格发行了一套“卡逊纪念邮票”。阿伯拉罕·里比科夫说得好：当卡逊1963年在国会作证时，当时参议院曾准确回应一个世纪前的话说：“卡逊小姐，您就是引发这一切的那个小女人了。”

八、文化与文明

文化：

广义文化，即通常说的大文化。从内容看，既指人类征服自然、改造自然、人化自然的实践活动、实践过程，又指人类通过物质和精神生产实践所创造的一切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其本质含义是自然的人化和化人，是人和社会的存在方式。“人化”是指按人的方式改造世界，使外界事物带上人文的性质；“化人”是指反过来，再用这些改造世界的人文成果来提高人、武装人、造就人，使人的发展更全面，更自由。广义的文化映视着在历史发展过程中人类的物质和精神力量所达到的程度、方式和成果。从产生看，是以区域世界的文化形态出现的，不同区域有不同的文化特色，对人类文化作出了各自的贡献。从发展看，人类文化是历史地发展着的，是人类进化能力不断提高的体现。

文化是人类对自然、社会乃至人自身的人化，其内在矛盾是主体和客体的矛盾，解决主客体的矛盾过程就是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思维科学产生和发展的过程。

狭义文化则是指排除了人类改造自然的物质创造活动及结果部分，专指精神创造活动及其成果，即与经济、政治相对应的，反映并作用于社会经济和政治客观存在的，由政治、道德、艺术、宗教、哲学等意识形态所构成的，以社会意识形态为主要内容的观念体系。从这个层面上说，文化是一定社会集团典型生活方式的总和，它包括这一集团的思想理论、伦理道德、

教育科学、文学艺术、社会心理、宗教信仰等等内容。研究文化在整个人类历史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须从大文化即广义文化的角度进行。

文明：

“文明”是人类社会的进步状态和理性社会体系。文明内涵具有广义狭义之分。广义的“文明”涵义是文化发展积极成果的总和，是良好的生活方式和精神风尚，表明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政治文明达到较高的水平。狭义的文明是指与野蛮相对的理性的社会体系。人类整体守护着的文明是指广义的文明。

文明是具有内在结构的有机整体。从内容上看，人类文明发展的内在动力是主客体矛盾。主体在解决和自然客体、社会客体及人类客体的矛盾过程中，产生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思维科学；在处理人与自然、社会的关系中创造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从空间上看，分布在不同区域的人类群体，文化内容和生活方式不同，从而产生不同文明类型。从发展过程看，人类走出蒙昧和野蛮状态的“自在期”后，进入以农耕文明和工业文明为标志的“自为期”，随着信息文明的发展尤其是阶级社会的终结必将步入“自由期”。

其中的物质文明是人类改造自然界的物质成果，它表现为人类物质生产的进步和物质生活的改善。政治文明是指人类社会政治生活的进步状态，是人类在政治实践活动中形成的文明成果，包括政治思想、政治文化、政治传统、政治结构、政治活动和政治制度等方面的有益成果。政治文明的核心内容是民主发展的积极成果。精神文明是指人类在改造自然和社会过程中所取得的精神成果的总和，体现了人类精神生产和精神生活的发展水平。

文化和文明是社会发展过程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二者的区别表现在：

①从内容上看，文化是人类征服自然、社会及人类自身的活动、过程、成果等多方面内容的总和，而文明则主要是指文化成果中的精华部分。

②从时间上看，文化存在于人类生存的始终，人类在文明社会之前便已产生原始文化，文明则是人类文化发展的一定阶段。

③从表现形态上看，文化是动态的渐进的不间断的发展过程，文明则是相对稳定的静态的跳跃式发展过程。

④文化是中性概念，文明是褒义概念。人类征服自然和社会过程中化物化人的活动、过程和结果是一种客观存在，其中既包括优秀成果，也有糟粕，既有有益于人类的内容，也有不利于人类的因素，但它们都是文化。文明则和某种价值观相联系，是指文化的积极成果和进步方面，作为一种价值判断，是一个褒义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