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居易诗歌的有关理论
白居易诗歌的有关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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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居易诗歌的有关理论
白居易的思想，综合儒、释、道三家。立身行事,则以儒家“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为指导思想。他的“兼济”之志，主要是实行儒家的仁政，但也包括黄老之说、管萧之术和申韩之法。他的“独善”之心,吸取了老庄的知足、齐物、逍遥观念和佛家的“解脱”思想。《自觉》二首其二说：“我闻浮图教，中有解脱门。”求得身退心安，无所往而不适。当他受皇帝信任的时候，在政治上直言极谏，无所忌讳，敢作敢为，诗歌创作便积极反映民生疾苦，为补察时政服务;当他失去信任而不能有所作为时，便请求放外任或做分司闲官，远嫌避祸，以诗、酒、禅、游自娱，诗歌创作则主要表现个人感受。无论达和穷，他都离不开诗。白居易诗《溪村》插图选自明代万历集雅斋刻本《六言唐诗画谱》白居易一生不仅留下近3000篇诗作，还提出了一整套诗歌理论。他把诗歌比作果树，提出了“根情、苗言、华声、实义”(《与元九书》)的著名论点。情是诗的内容，言和声是诗的表现形式，义是诗的社会效果。他分析了诗歌创作中的感情活动，说：“大凡人之感于事，则必动于情,然后兴于嗟叹,发于吟咏，而形于歌诗矣”(《策林》六十九)。又说：“乐者本于声，声者发于情，情者系于政”(《策林》六十四)。认为情感活动并不是凭空产生的,而是缘起于社会生活中的“事”,密切联系于当时代的“政”。因而，诗歌创作不能脱离现实,必须来源于生活，取材于现实生活中的各种事件,反映着一个时代的社会政治状况。
白居易继承了中国古代一贯以《诗经》为主旨的比兴美刺的传统诗论，十分强调诗歌的现实内容和社会作用。他说:“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与元九书》)。又说：“为诗意如何?六义互铺陈;风雅比兴外，未尝著空文。”(《读张籍古乐府》)所谓“为时”、“为事”，就是指“救济人病，裨补时阙”。所谓“六义”、“风雅比兴”，则是指诗歌指陈时政的美刺作用。由于当时社会黑暗和政治腐败，他在“美刺”中更着重“刺”的一面，强调诗歌批评社会政治的功
能，要求“唯歌生民病”、“句句必尽规”(《寄唐生》)，“上以纫王教”,“下以存炯戒”(《策林》六十八),指出“欲开壅敝达人情，先向歌诗求讽刺”(《采诗官》)。在他看来，诗歌创作只有发挥了这种功能，引起当权者的注意，对国家政治和人民生活的改善起一点作用，才算达到了写作目的,否则不过是些“嘲风雪,弄花草”的“空文”。与上述理论相适应,在诗歌表现方法上,他提出了一系列原则：①“辞质而径”，辞句质朴，不加文饰，表达直率，不绕弯子;②“言直而切”，直书其事，不作隐讳，切近事理，说尽说透;③“事□而实”，内容真实,经得起查考,不说空话，不加虚夸;④“体顺而肆”，文字流畅，容易上口吟诵,便于配乐传唱(《新乐府序》)。他自己的一部分诗作,正是朝着这个方向去努力实践的。
在中唐阶级矛盾和统治阶级内部矛盾十分尖锐的情况下,这种诗歌理论对促使诗人正视现实、关心民病,是有积极意义的。对大历以来诗坛上逐渐偏重形式的诗风，也有针砭作用。但是，他过分强调诗歌创作服从现实政治需要,有时把诗歌变成押韵的谏章,又是不恰当的。有时他运用这种理论来批判谢灵运、陶渊明、谢□、李白等著名诗人，便不免显得偏颇和狭隘，甚至连杜甫也只剩下三、四十首值得肯定的好诗(《与元九书》)。同样，如果一味强调“辞质而径”等诗歌的表现方法，势必束缚诗歌艺术的创造，拘限诗歌风格的多样，难免有浅率之弊，因而受到晚唐诗人杜牧及宋代一些诗人的批评。
白居易的诗集锦
白居易的诗集锦 白居易的诗全集——白居易，字乐天，号香山居士，是唐代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唐代三大诗人之一。白居易的诗词，语言优美、通俗、音调和谐，形象鲜明。 《赋得古原草送别》 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 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 远芳侵古道，晴翠接荒城。 又送王孙去，萋萋满别情。 《问刘十九》 绿蚁新醅酒，红泥小火炉。 晚来天欲雪，能饮一杯无？ 《后宫词》 泪湿罗巾梦不成，夜深前殿按歌声。 红颜未老恩先断，斜倚薰笼坐到明。 《暮江吟》 一道残阳铺水中，半江瑟瑟半江红。 可怜九月初三夜，露似真珠月似弓。 《钱塘湖春行》 孤山寺北贾亭西，水面初平云脚低。 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 乱花渐欲迷人眼，浅草才能没马蹄。 最爱湖东行不足，绿杨荫里白沙堤。 《琵琶行》 浔言江头夜送客，枫叶荻花秋瑟瑟。
主人下马客在船，举酒欲饮无管弦。醉不成欢惨将别，别时茫茫江浸月。忽闻水上琵琶声，主人忘归客不发。寻声暗问弹者谁，琵琶声停欲语迟。移船相近邀相见，添酒回灯重开宴。千呼万唤始出来，犹抱琵琶半遮面。转轴拨弦三两声，未成曲调先有情。弦弦掩抑声声思，似诉平生不得志。低眉信手续续弹，说尽心中无限事。轻拢慢捻抹复挑，初为霓裳后六么。大弦嘈嘈如急雨，小弦切切如私语。嘈嘈切切错杂弹，大珠小珠落玉盘。间关莺语花底滑，幽咽泉流水下滩。水泉冷涩弦凝绝，凝绝不通声渐歇。别有幽愁暗恨生，此时无声胜有声。银瓶乍破水浆迸，铁骑突出刀枪鸣。曲终收拨当心画，四弦一声如裂帛。东船西舫悄无言，唯见江心秋月白。沈吟放拨插弦中，整顿衣裳起敛容。自言本是京城女，家在虾蟆陵下住。十三学得琵琶成，名属教坊第一部。曲罢曾教善才服，妆成每被秋娘妒。五陵年少争缠头，一曲红绡不知数。钿头银篦击节碎，血色罗裙翻酒污。今年欢笑复明年，秋月春风等闲度。
论白居易诗歌中的月亮
中央广播电视大学毕业论文 题目：论白居易诗歌中的月亮 论文完成日期2013 年 4 月
论白居易诗歌中的月亮 11秋汉语言文学（本科）张帆（1161001262901） 【内容提要】：本文从白居易二百余首诗歌中的酒、琴、江、月等众多意象中，筛其贯穿于诗人一生的“月亮”意象，总结出“月亮”这一形象在诗人坎坷多舛的一生中充当着四种角色：“月亮”，于诗人，它是忧患烦愁的载体，是关注民众的替身，是抒怀寄情的依托，是思亲和友的媒介。月亮，一直是诗人心情起伏的直接反映者和权威见证者。 【关键词】：白居易诗歌月亮替身依托媒介 一白居易诗歌的概述 “诗印高提教外禅，几人针芥得心传。并州未是风流域，五百年中一乐天。”元好问《遗山先生文集》卷十三如是评价白居易。盛唐是诗家辈出、诗星璀璨的一个时期，既有以王维、孟浩然为代表的山水田园诗派，也有以高适、岑参为代表的边塞诗派，更有李白、杜甫这两位双子星座。但随着安史之乱的爆发，这种情形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诗入中唐，该如何发展，成了许多诗人都在思考的问题。而这种思考的结果，便有了以白居易、元稹为代表的元白诗派和以韩愈、孟郊为代表的韩孟诗派。可以说，正因为有了这两大诗派，中唐诗坛才有了可与盛唐相抗衡的实力。而在这些诗人中，白居易以其明确的诗歌理论和勤勉而多产的诗作毋庸置疑地确立了其在中唐诗坛的宗师地位。“白居易是唐代诗人中创作最多的一个，他留下近百万字的作品，其中诗歌约三千余首，数量之多，在唐代诗人中首屈一指”。① 白居易算是一个长寿者，他经历了唐代宗、德宗、顺宗、宪宗、穆宗、敬宗、文宗、武宗等八个皇帝的统治。自诗人二十九岁登第起，他的创作就同他的仕途沉浮紧紧联系在一起了。他的诗歌，揭示出一位正直、进步的知识分子的心态，揭示出造就他的那个时代、那个社会和那个阶层的特质。从他的诗歌中，我们真切地了解到一个和传统历史文化融合在一起的、唐人眼中的现实世界。诗人的一生是坎坷的，充满痛苦的，而诗人的作品也伴随诗人一生，因为诗人要抒情，要谏言，要生存，要为自己的政治理想而奋斗终身。 自古诗歌要抒情述志，情感的抒发忌直露而尚含蓄，借助相宜之景
白居易的诗歌理论#(精选.)
白居易的诗歌理论 白居易在总结我国自《诗经》以来现实主义诗歌创作经验的基础上，建立了现实主义的诗歌理论。新乐府运动的形成和开展，白居易先进的诗论起着直接的指导作用。他的《与元九书》，便是一篇最全面、最系统、最有力的宣传现实主义、批判形式主义的宣言。 首先，他认为诗歌必须为政治服务，必须负起“补察时政”“泄导人情”的政治使命，从而达到“救济人病，裨补时阙”、“上下交和、内外胥悦”的政治目的。 他响亮地提出了“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的口号。所谓“为时而著”、“为事而作”，也就是他在《新乐府序》中说的“为君为臣为民为物为事而作”。针对当时的社会特征，他特别强调“为民”，认为诗歌应该反映人民疾苦：“惟歌生民病”、“但伤民病痛”。将诗歌和政治、和人民生活密切结合，这是白居易诗论的核心。 其次，白居易还认识到文学植根于现实生活，是现实生活的反映。 他指出要写作为政治服务的诗就必须关心政治，主动地从现实生活中汲取创作泉源。《秦中吟序》说：“贞元、元和之际，予在长安，闻见之间，有足悲者，因直歌其事。”《与元九书》也说：“自登朝来，年齿渐长，阅事渐多，每与人言，多询时务。”便是这一理论的实践。 第三，他阐发了诗歌的特性，并结合这种特性强调诗的教育作用和社会功能。 他以果木成长过程为喻，形象地、系统地提出了诗的四要素。“情”和“义”是内容，“言”和“声”是形式，其中尤以“实义”为最重要。“义”即《诗经》的“六义”，主要是指那种“美刺”精神。“实义”即以义为果实，也就是要“经之以六义”，使诗具有美刺的内容。因为只有这样的诗才能感人至深，并感人为善，从而收到“补察时政”、“泄导人情”的效果。所以说“莫深乎义”。白居易强调诗歌应为政治服务，也正因有见于诗歌的巨大感染力。 第四，为了充分地发挥诗的功用，更好地达到“救济人病，裨补时阙”的政治目的，白居易强调内容与形式的统一，主张形式必须服从内容，为内容服务。 他“不求宫律高，不务文字奇”，而力求做到语言的通俗平易，音节的和谐婉转。这对于“雕章镂句”的时代风尚以及“温柔敦厚”、“怨而不怒”的传统诗教都是一个革新。
【课外阅读】白居易诗歌成就
【课外阅读】白居易的诗歌成就 白居易是中唐时期影响极大的大诗人，他的诗歌主张和诗歌创作，以其对通俗性、写实性的突出强调和全力表现，在中国诗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在《与元九书》中，他明确说：“仆志在兼济，行在独善。奉而始终之则为道，言而发明之则为诗。谓之讽谕诗，兼济之志也；谓之闲适诗，独善之义也。”由此可以看出，在白居易自己所分的讽喻、闲适、感伤、杂律四类诗中，前二类体现着他“奉而始终之”的兼济、独善之道，所以最受重视。而他的诗歌主张，也主要是就早期的讽谕诗的创作而发的。 早在元和初所作《策林》中，白居易就表现出重写实、尚通俗、强调讽喻的倾向：“今褒贬之文无核实，则惩劝之道缺矣；美刺之诗不稽政，则补察之义废矣。……俾辞赋合炯戒讽喻者，虽质虽野，采而奖之。”（六十八《议文章》）诗的功能是惩恶劝善，补察时政，诗的手段是美刺褒贬，炯戒讽喻，所以他主张：“立采诗之官，开讽刺之道，察其得失之政，通其上下之情。”（六十九《采诗》）他反对离开内容单纯地追求“宫律高”、“文字奇”，更反对齐梁以来“嘲风月、弄花草”的艳丽诗风。在《新乐府序》中，他明确指出作诗的标准是：“其辞质而径，欲见之者易谕也；其言直而切，欲闻之者深诫也；其事核而实，使采之者传信也；其体顺而肆，可以播于乐章歌曲也。”这里的“质而径”、“直而切”、“核而实”、“顺而肆”，分别强调了语言须质朴通俗，议论须直白显露，写事须绝假纯真，形式须流利畅达，具有歌谣色彩。也就是说，诗歌必须既写得真实可信，又浅
显易懂，还便于入乐歌唱，才算达到了极致。 白居易对诗歌提出的上述要求，全部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补察时政。所以他紧接着说：“总而言之，为君、为臣、为民、为物、为事而作，不为文而作也。”（《新乐府序》）在《与元九书》中，他回顾早年的创作情形说：“自登朝来，年齿渐长，阅事渐多，每与人言，多询时务；每读书史，多求理道，始知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为时为事而作，首要的还是“为君”而作。他也说：“但伤民病痛，不识时忌讳”（《伤唐衢二首》其二），并创作了大量反映民生疾苦的讽谕诗，但总体指向却是“唯歌生民病，愿得天子知”（《寄唐生》）。因为只有将民情上达天听，皇帝开壅蔽、达人情，政治才会趋向休明。 《琵琶行》与《长恨歌》是白居易写得最成功的作品，其艺术表现上的突出特点是抒情因素的强化。与此前的叙事诗相比，这两篇作品虽也用叙述、描写来表现事件，但却把事件简到不能再简，只用一个中心事件和两三个主要人物来结构全篇，诸如颇具戏剧性的马嵬事变，作者寥寥数笔即将之带过，而在最便于抒情的人物心理描写和环境气氛渲染上，则泼墨如雨，务求尽情，即使《琵琶行》这种在乐声摹写和人物遭遇叙述上着墨较多的作品，也是用情把声和事紧紧联结在一起，声随情起，情随事迁，使诗的进程始终伴随着动人的情感力量。除此之外，这两篇作品的抒情性还表现在以精选的意象来营造恰当的氛围、烘托诗歌的意境上。如《长恨歌》中“行宫见月伤心色，夜雨闻铃肠断声”，《琵琶行》中“枫叶荻花秋瑟瑟”“别时茫茫江浸
白居易
白居易是我国文学史上的现实主义诗人。他的成就不仅表现在其诗歌创作上, 更突出地表现在他的诗歌理论方面。白居易总结了自《诗经》、屈原开始直至李白、杜甫为止的一千多年来伟大作家、作品的经验。分析了他们在创作方法上的特点和利弊,在继承的基础上又有所发展创新, 形成了一套自成体系的文学主张, 时至今日, 对我们的文学创作仍具有积极的指导意义。 白居易生活在安史之乱后的中唐时代,唐朝经济由盛而衰,各种社会矛盾日益 激化,社会动荡不安,极不安定。。担任谏官后,他刚正不阿,仗义直言,敢于同宦官权贵斗争,因此,受到排挤打击,多次遭贬。白居易的思想儒、道、佛兼具,以儒家为主干。前期思想激进,积极进取,希望为唐室中兴干一番事业,反映了“兼济天下”这一儒家思想的积极方面,后期则因屡遭挫折,政治热情消退,思想较为消极,转而走向“独善其身”。这种思想不仅表现在他的诗歌创作中,而且也反映在他的文学理论中。他的文学思想既有强调干预现实、为民请命的一面,也有提倡修身养性、抒发闲适情趣的一面,而具有代表性并且在文学理论史上产生过重大影响的是他前期的诗歌主张。。他继承并发扬了《诗经》、汉乐府到陈子昂、杜甫的现实主义传统,写下了许多揭露社会黑暗、同情人民疾苦的讽谕诗,同时《与元九书》、《新乐府序》、《序洛诗》、《读张籍古乐府》、《寄唐生》、《伤唐衢》、《采诗官》、《题浔阳楼》、《策林》、《策问》等诗文,系统阐述了自己的诗歌理论,其核心是强调诗歌创作要有为而作,用诗歌来反映现实,裨补时阙,对当时推动新乐府运动具有巨大的指导作用,而且也对以后的文学创作产生 了积极影响。 我在此试图以他的一些政治讽喻诗为例,浅析一下他的文学主张。白居易认为,作诗应“泻导人情”,即表达思想感情。他的诗作基本上都遵循了这一主张。著名的讽喻诗《新乐府》50 首、《秦中吟》10 首,就是为了表达他对劳动人民的同情和对王权统治者的憎恶之情而写的。诗人所指的表达思想感情,并非只指个人的喜怒哀乐,而是要与人民息息相通。《卖炭翁》中所表达的思想感情就是这样。“可怜身上衣正单,心忧炭贱愿天寒”“, 可怜”一词表达了诗人对穷苦劳动人民的由衷同情“, 心忧炭贱愿天寒”一句则表达了诗人对劳动人民的痛苦心境有着深刻的体察。卖炭翁不知用了几千片柴,砍了多少天,在尘灰里、烟火旁受了多少煎熬,才烧出了这“重千斤”的“一车炭”,然而“黄衣使者白衫儿”却只给“半匹红绡一丈绫,系向牛头充炭值”! 这一句把卖炭翁心中的气愤和诗人的不平浑然融为一体了。 白居易主张作诗要“不虚为文”,必须负起“补察时政”的政治使命。他说“惟歌生民病,愿得天子知”,意让统治者体察民情。这种想法虽然仍是为了巩固统治阶级的地位,但毕竟是进步的。从“惟歌生民病”出发,白居易的讽喻诗广泛地反映了人民的疾苦。在《观刈麦》中,他描写了“足蒸暑气土,背灼炎天光”的辛勤劳动的农民和由于“家田输税尽”而不得不拾穗充饥的贫苦农妇,并对自己的不劳而食深感“自愧”。在《采地黄者》中则更反映了农民牛马不如的生活,他们 没有“口食”,而地主的马却有“残粟”(余粮) ,故而诗人发出了“愿与易马残粟,救此苦饥肠”的呼喊。对统治者的强烈不满和对农民的深厚同情使诗人在《杜陵叟》中爆发出这样的怒吼:“剥我身上帛,夺我口中粟。虐人害物即豺狼,何必 钩爪锯牙食人肉!”这是农民的怒不可遏的反抗,也是诗人对黑暗时政的鞭挞。 白居易从文学与现实的关系着眼,认为文学不仅积极地反映社会生活,而且应该 和当前的政治斗争相联系,积极干预生活。基于这样的认识,他提出了“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的口号。这一主张是他成为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的基
白居易的名诗
白居易的名诗 本文是关于白居易的文学文章，仅供参考，如果觉得很不错，欢迎点评和分享。 白居易(772年～846年),汉族，字乐天，晚年又号香山居士，河南新郑(今郑州新郑)人，我国唐代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中国文学史上负有盛名且影响深远的诗人和文学家，他的诗歌题材广泛，形式多样，语言平易通俗，有“诗魔”和“诗王”之称。官至翰林学士、左赞善大夫。有《白氏长庆集》传世，代表诗作有《长恨歌》、《卖炭翁》、《琵琶行》等。白居易故居纪念馆座落于洛阳市郊。白园(白居易墓)坐落在洛阳城南琵琶峰。1、《大林寺桃花》描写花 唐·白居易 人间四月芳菲尽，山寺桃花始盛开。长恨春归无觅处，不知转入此中来。... 2、《暮江吟》 唐·白居易 一道残阳铺水中，半江瑟瑟半江红。可怜九月初三夜，露似珍珠月似弓。... 3、《忆江南·江南好》描写春天 唐·白居易 江南好，风景旧曾谙。[1]日出江花红胜火，春来江水绿如蓝，[2]... 4、《赋得古原草送别》送别诗
唐·白居易 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远芳侵古道，晴翠... 5、《琵琶行》唐诗三百首 唐·白居易 浔阳江头夜送客，枫叶荻花秋瑟瑟。主人下马客在船，举酒欲饮无管弦。... 6、《钱塘湖春行》描写春天 唐·白居易 孤山寺北贾亭西，水面初平云脚低。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 7、《观刈麦》描写夏天 唐·白居易 田家少闲月，五月人倍忙。夜来南风起，小麦覆陇黄。妇姑荷箪食，童稚... 8、《忆江南·江南忆》 唐·白居易 江南忆，最忆是杭州：山寺月中寻桂子，郡亭枕上看潮头，何日更重游?... 9、《采莲曲》爱情诗 唐·白居易 菱叶萦波荷飐风，荷花深处小舟通。逢郎欲语低头笑，碧玉搔头
白居易诗歌主张再认识
白居易诗歌主张再认识 摘要:白居易不仅是现实主义诗人，还是一位杰出的诗论家。他提出了一种批判现实、反映现实的诗歌创作理论。他强调发挥诗歌“救济人病，裨补时阙”作用，主张诗歌创作反映社会现实，内容决定形式，形式服务于内容，力求语言浅显易懂。应一分为二地看待白居易的诗歌理论主张，他的诗歌理论既有进步的一面，也有片面之处。本文试图从白居易的诗歌理论的进步性和局限性两方面进行分析，力求对白居易的诗歌理论有一个更加全面客观的认识。 关键词：白居易；诗歌理论；现实主义 引言 白居易是继杜甫后我国古代最伟大的一位现实主义诗人，一生共创作了近三千首诗，他不但是个多产作家，同时也是一位杰出的诗论家。他总结了陈子昂、杜甫等人关于诗歌的进步理论，结合时代需要，写下了《与元九书》、《新乐府序》、《寄唐生》、《读张籍古乐府》、《策林》、《伤唐衢》、《采诗官》等诗文，系统阐述了自己的诗歌理论，形成了一种批判现实、揭露现实的，用诗歌反映现实的新的现实主义诗歌理论。他的诗歌主张在新乐府运动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在近几年的时间里，研究白居易诗歌理论的文章层出不穷。高敏和李淑蓉在《中国古代文学研究》期刊中发表了《白居易诗歌理论评述》一文，这篇文章从诗歌与现实的关系以及诗歌内容与形式的关系两个方面来评述白居易的诗歌理论。它不仅对白居易现实主义诗歌理论给予充分肯定，而且也指出了白居易诗歌主张存在的片面性，但是文章对白居易诗歌主张进步性的评价不全面。马瑞在《文学研究》期刊中发表了《白居易诗歌理论之再认识》，这篇论文从诗歌与现实的关系、诗歌创作目的、诗歌语言三个视角研究白居易诗歌理论。作者没有从诗歌内容与形式这个角度来探讨白居易进步的诗歌主张，使得这篇论文缺乏完整性。这篇文章也谈到了白居易诗歌主张的缺陷，但是该论文的作者只是分析了白居易诗歌主张不足之处的一部分，文章并没有涉及到白居易的诗歌语言缺乏含蓄性和朦胧美。他们对白居易现实主义诗歌理论的认识虽然正确但并不全面。随着对白居易及其诗
白居易诗歌艺术风格
白居易与元、白诗派的诗歌风格 与韩孟诗派同时稍后，中唐诗坛又崛起了以白居易、元稹为代表的元白诗派。这派诗人重写实、尚通俗，走上了一条与韩孟诗派完全不同的创作道路。清人赵翼说：“中唐诗以韩、孟、元、白为最。韩、孟尚奇警，务言人所不敢言；元、白尚坦易，务言人所共欲言。” 元白诗派的重写实、尚通俗的诗风，其远源可以追溯到三百首中的“风”诗和汉魏乐府民歌，其近源则是安史之乱以来一批具有写实倾向的诗人创作，尤其是伟大诗人杜甫的创作。如有名的“三吏”、“三别”、《兵车行》、《悲陈陶》、《哀江头》等。这些诗作有两点最值得注意：一是继承了古乐府的形式，自拟新题，缘事而发，写真实实事、亲身见闻；二是以朴实真切的语言乃至口语入诗，力求通俗浅显。白居易继承杜甫写实传统的意识是非常明确的。元稹则更欣赏杜诗通俗化的倾向。在这一诗歌通俗化的过程中，张籍、王建、元、白等人由于诗风相近，成为元白诗派的主要成员。 白居易是中唐时期重要的大诗人，他的诗歌主张和诗歌创作，以其对通俗性、写实性的突出强调和全力表现，在中国诗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白居易作诗2800余首，有“诗王”之称。他将自己的诗歌分为四类，讽谕诗之外，还有闲适诗、感伤诗、杂律诗，前两类体现着他的兼济、独善之道，所以最受重视。 白居易的诗，在他在世时便已广泛流传，甚有影响，使他颇感自豪。白居易在《与元九书》中说：“自长安抵江西三四千里，凡乡校、佛寺、逆旅、行舟之中，往往有题仆诗者；土庶、僧徒、孀妇、处女之口，每每有咏仆诗者。”元镇也说白居易之诗，“二十年间，禁省、观寺、邮候、墙壁之上无不书，王公、妾妇、马走之口无不适。至于缮写模勒街卖于市井，或持之以交酒茗者，处处皆是。”白居易的诗在当时流传广泛，上自宫廷，下至民间，处处皆是。一个人的诗作，在当代即产生这样的社会效果，在古代是极少见的。不但如此，白居易诗当时还获得了很大的国际名声和众多的国外读者，日本、新罗（今朝鲜）、日南（今越南）等国，都有传写。据史料载，当时日本嵯峨天皇就曾经抄写过许多白居易的诗，藏之秘府，暗自吟诵。白居易的诗歌在日本的影响最大，他是日本最喜欢的唐代诗人，在日本的古典小说中常常可以见到引用他的诗文，可以说在日本人的心中白居易才是中国唐代诗歌的风云人物。契丹国王亲自将白诗译成契丹文字，诏番臣诵读。 白诗对后世文学影响巨大，晚唐皮日休、陆龟蒙、聂夷中、罗隐、杜荀鹤，宋代王禹偁、
白居易的创作主张
白居易的创作主张 本文是关于白居易的文学文章，仅供参考，如果觉得很不错，欢迎点评和分享。 白居易(772～846)，字乐天，原籍太原，后迁居下邽(今陕西渭南)，生于新郑(今河南新郑县)。十一二岁时，因避战乱而迁居越中，后又往徐州、襄阳等地，过着颠沛流离的生活。贞元十六年(800)进士及第，三年后中书判拔萃科，授秘书省校书郎。元和元年(806)，为应制举，他与元稹闭户累月，研讨其时社会政治各种问题，撰成《策林》七十五篇，其中不少条目与白居易日后的政治态度和诗歌见解都有关联。是年，制科入等，授盩厔尉，次年为翰林学士。元和三年至五年，授左拾遗、充翰林学士。在这一时期，白居易以极高的参政热情，“有阙必规，有违必谏”(《初授拾遗献书》)，屡次上书，指陈时政，倡言蠲租税、绝进奉、放宫女、抑宦官，在帝前面折廷诤。与此同时，他还创作了《秦中吟》、《新乐府》等大量讽谕诗，锋芒所向，权豪贵近为之色变。 元和五年(810)，白居易改官京兆府户曹参军，仍充翰林学士。元和六年四月至九年冬，因母丧而回乡守制。生活环境的改变，使白居易有馀暇对往昔的作为和整个人生进行认真的思考，他早就存在着的佛、道思想逐渐占了上风，对政治的热情开始减退。所谓“直道速我尤，诡遇非吾志。胸中十年内，消尽浩然气”(《适意二首》其二)。正可看作他心理变化的佐证。元和十年(815)，白居易回朝任太子左
赞善大夫，因宰相武元衡被盗杀而第一个上书请急捕贼，结果被加上越职言事以及一些莫须有的罪名，贬为江州(今江西九江市)司马。这次被贬，对白居易内心的震动是不可言喻的。他以切肤之痛去重新审视险恶至极的政治斗争，决计急流勇退，避祸远害，走“独善其身”的道路。这一年，他写下了著名的《与元九书》，明确、系统地表述了他的人生哲学和诗歌主张。 元和十三年底，白居易迁忠州刺史，元和十五年穆宗继位后，被召回朝，先后任主客郎中、知制诰、中书舍人。长庆二年(822)，出刺杭州，此后又历任苏州刺史、秘书监、刑部侍郎、河南尹、太子少傅等职。武宗会昌二年(842)，以刑部尚书致仕，闲居洛阳履道里，自号“醉吟先生”、“香山居士”。会昌六年(846)，年七十五卒。有《白氏长庆集》，存诗二千八百馀首。 白居易是中唐时期极可注意的大诗人，他的诗歌主张和诗歌创作，以其对通俗性、写实性的突出强调和全力表现，在中国诗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在《与元九书》中，他明确说：“仆志在兼济，行在独善。奉而始终之则为道，言而发明之则为诗。谓之讽谕诗，兼济之志也;谓之闲适诗，独善之义也。”由此可以看出，在白居易自己所分的讽谕、闲适、感伤、杂律四类诗中，前二类体现着他“奉而始终之”的兼济、独善之道，所以最受重视。而他的诗歌主张，也主要是就早期的讽谕诗的创作而发的。 早在元和初所作《策林》中，白居易就表现出重写实、尚通俗、强调讽谕的倾向：“今褒贬之文无核实，则惩劝之道缺矣;美刺之诗
浅谈白居易和他的诗歌创作
浅谈白居易和他的诗歌创作 摘要：安史之乱后，唐代由盛转衰进入了中唐时期，张籍、王建、元稹、白居易、韩愈、柳宗元等诗人则如群星灿烂带着他们的诗进入了唐代的第二次高潮。白居易则无疑是中唐诗坛一颗璀璨的明星。从白居易的生活遭遇起，个人的经历使他的作品的风格先由讽喻再到后来的闲适。无论从个人的遭遇抒发不平之鸣，或是关注社会反映人民的苦难，大都正视现实。反映人民的苦难，其观察与体验更为深刻，题材内容更为广阔。他的诗作只要分四类，有讽喻诗、闲适诗、感伤诗及杂侓诗。其中著名的就属讽喻诗和闲适诗，这两类诗充分体现了白居易对现实社会的认知。因此他的诗对后世也产生了巨大影响。 关键词：白居易讽喻诗闲适诗影响 正文： “仆志在兼济，行在独善，奉而始终之则为道，言而发明之则为诗。谓之讽谕诗，兼济之志也；谓之闲适诗，独善之义也。”这是白居易在写给东华帝君的《与元九书》中写到的，也因此他的一生都秉承着“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的原则。 白居易一生以44岁被贬江州司马为界，可分为前后两期。前期是兼济天下时期，后期是独善其身时期。白居易贞元二十六年（800）29岁时中进士，先后任秘书省校书郎、盩至尉、翰林学士，元和年间任左拾遗，写了大量讽喻诗，代表作是《秦中吟》十首，和《新乐府》五十首，这些诗使权贵切齿、扼腕、变色。元和六年，白居易母亲因患神经失常病死在长安，白居易按当时的规矩，回故乡守孝三年，服孝结束后回到长安，皇帝安排他做了左赞善大夫。元和十年六月，白居易44岁时，宰相武元衡和御史中丞裴度遭人暗杀，武元衡当场身死，裴度受了重伤。对如此大事，当时掌权的宦官集团和旧官僚集团居然保持镇静，不急于处理。白居易十分气愤，便上疏力主严缉凶手，以肃法纪。可是那些掌权者非但不褒奖他热心国事，反而说他是东宫官，抢在谏官之前议论朝政是一种僭越行为；于是被贬谪为州刺史。王涯说他母亲是看花时掉到井里死的，他写赏花的诗和关于井的诗，有伤孝道，这样的人不配治郡，于是他被贬为江州司马。实际上他得罪的原因还是那些讽喻诗。 一、他的兼济之志 白居易在为官期间由于不满官场的黑暗，创作了很多的讽喻诗。如《新乐府》五十首和《秦中吟》就是最具代表的作品。在《伤唐衢二首之二》中，白居易曾说：“忆昨元和初，忝备谏官位。是时兵革后，生民正憔悴。但伤民病痛，不识时忌讳。遂作《秦中吟》，一吟悲一事。”这表明了他作《秦中吟》的目的。《秦中吟》10首，内容主要暴露官场的黑暗，权贵的骄纵、对百姓的欺压。 如《议婚》：约作于元和五年（810）。作者对当时崇尚的婚姻观作了一番评论，对当时受封建门第观念影响重财轻人，攀高结富的恶俗做出揭露与批判，并对难于出嫁的贫家女寄予了同情。 《重赋》：当时皇帝除国库外，另设私库，储藏群臣进贡的财物，以供自己享乐之用。地方官员借机巧立名目，大肆搜刮聚敛，以“羡余”（即赋税之盈余）的名义向皇帝进贡，从而得到加官晋爵的机会。广大劳动人民则在重税压迫下衣不蔽体，食不果腹，困苦不堪。作者对此现象大为不满，但限于当时的认识水平没有或不敢把矛头指向皇帝，只得对贪官污吏作出强烈批评。但诗的后半部分对重赋产生的后果的大力渲染，无形中强化了对“本意在忧人”而实“夺我身上暖”的最高统治者的仇恨。评论者以之与杜甫《石壕吏》相比。《伤宅》：唐代中叶，达官贵人奢侈成性，动辄大兴土木，营造园第。这种行径对百姓造成了灾难。作者对此进行了讽刺，认为兴建豪宅的钱最好用于救济贫民，宅地与荣耀的不朽是不可能的：“不见马家宅，今作奉诚园。”
毕业论(白居易诗歌述评)文
白居易诗歌理论述评 ［摘要］白居易的文学成就表现在诗歌创作和诗歌理论方面。他以“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的自我要求，主张文学创作要有明确的政治目的。形式上要通俗易懂，内容上要“直书其事”达到“救济人病，裨补时阙”的目的。为此白居易创作了大量的讽喻诗。他的诗歌理论针对中唐时期的社会矛盾而发起，在与朋友的书信中得以阐释。本文先简单的介绍白居易的生平，进而从诗歌的创作及功用的角度对白居易诗歌理论进行评述。体现白居易诗歌理论在今天的意义。 ［关键词］白居易；诗歌理论；思想内容；创作原则 白居易是中唐杰出的现实主义诗人，“新乐府”运动的倡导者。他所作的讽喻诗，在相当的广度上和深度上揭露了中唐社会的黑暗和下层人面的疾苦。在总结我国自《诗经》以来现实主义诗歌创作经验的基础上，建立了现实主义的诗歌理论。在《与元九书》、《新乐府序》、《读张籍古乐府诗》、《采诗以补察时政》等文章中，表达了他的诗歌理论思想。这其中既讨论了诗歌内容与形式的关系又强调了诗歌的现实功用。诗歌必须为政治服务。 一、白居易的生平与思想 文学植根于现实生活，是现实生活的反映。作家的创作既表现社会现实又表达个体思想。白居易作为一位现实主义的诗人，他的诗歌大量反映社会疾苦，这与其生活的时代特点以及白居易自身的经历是密不可分的。 中唐时期，唐朝由盛转衰。特别是经过安史之乱后，社会矛盾重重，战乱不断民生凋敝。政治上腐败加深，对老百姓的盘剥也加重了，整个社会日渐动荡不安。面对这样的现实状况，文人们的创作题材和主题也随之发生了变化。例如从边塞田园诗的写作转向关心人民疾苦的文学创作，这其中的重要诗人就有白居易。 1．“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的思想基础 白居易祖籍山西太原，其父白季庚是明经出身，做过彭城县令等官职。白居易的母亲善良贤惠。这样的家庭环境让白居易从小就有了一个学习的良好氛围培养了白居易良好的学识修养。 白居易的少年时代，由于藩镇动乱的影响、父亲任所的变动，辗转各地。这样的经历使白居易从小就感受了百姓的疾苦，为他现实主义的诗歌创作打下基础。他从小聪明过人，想通过考进士来实现自己的理想，刻苦攻读而通过宣州府的乡试、后又一举登进士第。 初入仕途的顺利，让白居易对自己的未来和社会都有着积极的抱负，产生了兼济天下的情怀。在与元稹相识备考的日子里，白居易思考时事写出了《策林》七十五篇，对当时社会各方面存在的重大问题提出了自己的见解。后来他们以相近的平易流畅诗风，共同开创了一个影响深远的诗歌流派，也就是后来所称的“元白诗派”。 元和五年（810）白居易改京兆府户曹参军，但仍充任翰林学士并可草拟诏书。因为可以参与国家机要，陈述自己的见解，白居易显示出了很高的政治热情。他经常上书陈述自己的见解，对一些负面现象也直言上谏。 这一时期白居易创作了《秦中吟》十首、《新乐府》五十首，诗歌创作进入一个重要时期。白居易和好友元稹等以新乐府诗歌为轴心发起了新乐府运动。白居易在这种有利环境下创作的反映人民疾苦的诗歌是值得称道的。这既是诗人家庭环境的影响，也是诗人兼济天下情怀的集中展现。 2．出任江州司马，人生转折 “唐代文士多有遭贬的经历，这对其仕途、生活、情感等方面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在贬谪期
白居易诗歌的艺术特色
白居易诗歌的艺术特色 导语：诗词歌赋本是古代学者用来抒发自身感情、调节生活氛围所作。白居易作为唐代的著名诗人，对其诗歌艺术特色的研究分析，既有利于对唐朝文化的深入了解，也有助于现代学者对其艺术特色的学习及参考。 一、白居易诗歌介绍 (一)白居易背景介绍 白居易，字乐天，号香山居士，又号醉吟先生。是唐代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唐代三大诗人之一。白居易与元稹共同倡导新乐府运动，其诗歌题材广泛，形式多样，语言平易通俗，有“诗王”之称。仕途上，其官至翰林学士。有《白氏长庆集》传世，代表诗作有《长恨歌》《琵琶行》等，其许多诗词歌赋被列入《唐诗三百首》，以供后人学习和背诵。 (二)白居易诗歌分类 白居易的诗歌大致可以分为四类：讽喻诗、闲适诗、感受诗和杂律诗。白居易在《与元九书》中写道：“自拾遗来，凡所遇所感，关于美刺兴比者，又自武德迄元和，因事立题，题为《新乐府》者，共一百五十首，谓之讽谕诗;又或退公独处，或移病闲居，知足保和，吟玩情性者一百首，谓之闲适诗;又有事务牵於外，情性动於内，随感遇而形於叹咏者一百首，谓之感伤诗;又有五言、七言长句、短句，自一百韵至两韵者四百馀首，谓之杂律诗。”由于杂律诗中的艺术特色难以用言语来表述，讽喻诗过多涉及政治观点，所以本文将原有分类稍加修改，从养生诗、闲适诗、亲情诗三方面来讲述白居易诗歌的艺术特色。 二、白居易养生诗艺术特色 (一)白居易养生诗的体裁特色 白居易养生诗体裁包括五言古体、五言律诗、七言古体、七言律诗。其中占比较高的是五言古体。白居易的《仲夏斋戒月》描述的是其通过吃素进行养生的一种生活状态，体裁为五言古体。白居易写诗讲究随性自然，不拘泥于刻板的格律，喜欢创新体裁，这也反映了白居易爱好自由，不受约束，闲适养生的生活状态。 (二)白居易养生诗的题材特色 题材就是指诗歌作品在创作时所选取的材料。白居易养生诗
白居易诗论
论白居易讽喻诗论与创作实践的得失 白居易以其讽喻诗论和创作，曾被誉为与杜甫并称的唐代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他的讽喻诗论强调诗歌创作要关系时事，“兴寄”、“美刺”。讽喻诗作也的确揭示了中唐时期的社会弊端，具有充分的真实性，这是应该充分肯定的。但是，讽喻理论与创作实践反差，主观意图与客观效果的背离，又显示出其讽喻诗论与创作的缺陷。分析白居易讽喻诗论与创作的缺陷，探讨其形成原因，有助于全面准确地认知和评价白居易讽喻诗论和创作，从中汲取历史经验教训，把握诗歌创作的自身规律。因而，本文重在谈论其不足之处。 一、 作为中国古代现实主义诗论，白居易最为人们看重的是其讽喻诗诗论。诸如“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与元九书》）“为君为臣为民为物为事而作，不为文而作”（《新乐府序》），即要求诗歌创作立足社会现实，表现民生疾苦，直陈社会弊端，以求“补察时政”，“泄导人情”（《与元九书》）。此类观点，白居易诗作中也多有表述。可以说，“为时为事”是白居易讽喻诗论的总纲，“补察时政”，“泄导人情”是其讽喻诗创作的目的。 “为时为事”也是白居易的诗歌批评原则。他批评自屈原到李白等历代诗人作品不是“为时为事”，不能“补察时政”，“泄导人情”，认为“诗道崩坏”，“六义尽失”。即使是杜甫，“撮其《新安吏》、《石壕》、《潼关吏》、《塞芦子》、《留花门》之章，‘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之句，亦不过三四十首”（《与元九书》）。因而，他自觉地创作讽喻诗，想以此超越杜甫，振兴诗道。 白居易的讽喻诗论继承先秦儒家的“兴寄”，“美刺”诗论传统，首次提出诗歌创作要“为时为事”，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然而，过于强调诗歌“为时为事”、“补察时政”的原则和作用，难免会忽略诗歌的其他表现内容和社会功能。诗歌表现生活的范围非常广阔，诗人感受生活的角度也很独特，既可表现社会生活中的重大题材，抒发具有一定概括意义的情感倾向，也可表现诗人在特定环境氛围中某一瞬间独特的情绪感觉。意境才是诗歌创作成败优劣的关键。读者更乐意欣赏具有美学价值的诗篇。如果狭隘地限定诗歌“为时为事”，容易淡化诗歌的审美特性，有碍于诗歌题材的丰富性和多样化，有害于诗歌的创作和发展。 同样，白居易以此为原则评论历代诗人诗作，结论也有偏颇。屈原、苏武确为“不遇者”，但他们的“伤别”、“怨思”决非一已私怨，而是社会大环境与个人独特遭遇结合的情感体验，仍具有社会意义和美学价值。陶潜首创“田园诗”，二谢开拓山水诗，对诗歌发展均有贡献，却均遭到白的指责。漠视盛唐诗歌，指责“诗史”杜甫尤甚。由《诗经》到盛唐诗歌，从诗歌内容到艺术形式，本为逐渐发展，走向辉煌的上升轨迹，在白居易看来却成了逐渐衰败的下降曲线。公允地说，白居易并非艺术修养不高，并非不领悟历代诗人的艺术造诣，问题在于，他对诗歌表现内容和社会功能，强调讽喻，不及其余，自然失于偏颇，又极易导致历史文化的虚无主义。单纯以政治功利为核心的“为时为事”、“美刺”比兴的
《论白居易的感伤诗》
论白居易的感伤诗 （西北师范大学知行学院，甘肃，兰州 730070） [摘要]唐代伟大诗人白居易诗作颇多，其中以其二百多首感伤诗最为出色。感伤诗的分类尚存争议，但就其感伤诗而言，其实概括起来可以分为“事物牵于外”和“情理动于内”两类，作为“随感遇而形于叹咏者”的感伤诗,白居易的真实感触和心态多是通过这类诗歌来展现给读者的。其主题有的写仕宦生涯的拘束和失落感，有的写人生经历的孤独和无常感，有的写孤苦多病的深刻体会,有的则写对自然人事规律的清醒认识和矛盾心态，体现出以儒、释、道三者一体著称的白居易真实的心路历程。作为白居易诗歌中较有诗味诗意的感伤诗,其艺术特色无论是内容的选择,语言的表达,情感的流露上,都切近他的人生经历和内心世界。白居易的感伤诗中始终贯注着他的真情实感,所以大多是“以我观物”的“有我之境”,不是理智、客观、冷静的俯视自己,而是感性的、情绪化的融入了自己的身心。正因为此,他的诗歌才具有一种感染人的力量。 [关键词]白居易；感伤诗；明白晓畅；情景交融；淡雅清婉 On BAI Ju-yi's sentimental Poems （College of Literature Northwest Normal university,lanzhou,Ganwu,730070） [Abstract] a great poet of the Tang Dynasty poems by Bai Ju-yi quite a lot, which with its more than 200 sentimental poem best, sentimental poetry classification is controversial, but the sentimental poetry, in fact, can be summed up as " things hold outside" and " reason to " two categories, as " of encounter in shape with chants of " sentimental poems, Bai Ju-yi's true feelings and the attitude of many by this kind of poetry to show readers. The theme of writing and some official career management and sense of loss, some write life experience of loneliness and sense of impermanence, some write alone sickly profound experience, some writing on natural personnel law awareness and contradictory mentality, reflect the Confucianism, Buddhism and Taoism, the three one is Bai Ju-yi true journey. As in Bai Ju-yi's poems are more poetic flavor poetic sentimental poetry, artistic characteristics of both the content selection, language expression, emotions, are close to his life experience and inner world. The Bai Ju-yi's theory of poetry in his sentimental poetry always give his one's real feelings, so most is " I view things " "me state ", is not rational, objective, calm
唐白居易经典诗歌二十首
唐白居易经典诗歌二十首 白居易（772年－846年），唐代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唐代三大诗人之一。白居易与元稹共同倡导新乐府运动，世称“元白”，与刘禹锡并称“刘白”。白居易的诗歌题材广泛，形式多样，语言平易通俗，有“诗魔”和“诗王”之称。 1. 钱塘湖春行 孤山寺北贾亭西，水面初平云脚低。 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 乱花渐欲迷人眼，浅草才能没马蹄。 最爱湖东行不足，绿杨阴里白沙堤。 2. 草 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 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 远芳侵古道，晴翠接荒城。 又送王孙去，萋萋满别情。 3. 忆江南·江南好
江南好，风景旧曾谙。 日出江花红胜火， 春来江水绿如蓝。 能不忆江南？ 4. 暮江吟 一道残阳铺水中，半江瑟瑟半江红。可怜九月初三夜，露似真珠月似弓。 5. 南浦别 南浦凄凄别，西风袅袅秋。 一看肠一断，好去莫回头。 6. 大林寺桃花 人间四月芳菲尽，山寺桃花始盛开。长恨春归无觅处，不知转入此中来。 7. 池上 小娃撑小艇，偷采白莲回。 不解藏踪迹，浮萍一道开。 8. 夜雪
已讶衾枕冷，复见窗户明。 夜深知雪重，时闻折竹声。 9. 问刘十九 绿蚁新醅酒，红泥小火炉。 晚来天欲雪，能饮一杯无？ 10. 花非花 花非花，雾非雾。 夜半来，天明去。 来如春梦几多时？ 去似朝云无觅处。 11. 采莲曲 菱叶萦波荷飐风，荷花深处小船通。逢郎欲语低头笑，碧玉搔头落水中。 12. 奉和令公绿野堂种花 绿野堂开占物华，路人指道令公家。令公桃李满天下，何用堂前更种花。 13. 梦微之
夜来携手梦同游，晨起盈巾泪莫收。漳浦老身三度病，咸阳宿草八回秋。君埋泉下泥销骨，我寄人间雪满头。阿卫韩郎相次去，夜台茫昧得知不？ 14. 浪淘沙 借问江潮与海水，何似君情与妾心？相恨不如潮有信，相思始觉海非深。 15. 白云泉 天平山上白云泉，云自无心水自闲。何必奔冲山下去，更添波浪向人间。 16.夜雨 我有所念人，隔在远远乡。 我有所感事，结在深深肠。 乡远去不得，无日不瞻望。 肠深解不得，无夕不思量。 况此残灯夜，独宿在空堂。 秋天殊未晓，风雨正苍苍。 不学头陀法，前心安可忘。
论白居易新乐府之得失
语文学刊 语 文学刊2011.1 ○曲敏佳 （内蒙古师范大学文学院，内蒙古呼和浩特010022） ［作者简介］曲敏佳，内蒙古师范大学文学院古代文学专业研究生。 论白居易新乐府之得失 ［摘要］白居易的新乐府诗具有丰富的思想内容和现实精神，诗人“惟歌生民病”的现实精神的确 影响着后世的诗歌创作，然而其诗歌的政治功利性也在另一方面削弱着其诗歌的艺术性，从而使其新乐府诗留下了些许艺术上的缺憾。 ［关键词］白居易； 新乐府；得失中图分类号：I 207.22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8610（2011）01-0069-02 综观白居易的五十首新乐府诗，大体为现实主义作品，并自始至终贯穿着强烈的现实主义精神，这种现实主义精神正是源于诗人的诗歌理论。 可见，作为一种艺术样式，诗歌不仅诉诸于人的理智，而且诉诸于人的感情，不仅要以理服人，更重要的在于以情感人。正是由于诗人对朝廷、 对百姓都有着强烈的情感，所以才会在诗歌创作中将这种情感毫无保留地表现出来，因而也就使得其诗歌具有丰富的思想内容和现实精神。然而正因为这种“为时”“为事”的精神导致白居易的诗歌具有极强的功利性，同时诗人过于注重诗歌的政治功能，那么必然就会削弱其诗歌的艺术性，从而留下艺术上的缺憾。 一、新乐府诗之“得” 首先，白居易的诗歌十分强调现实精神与社会功用，而现实主义创作精神是和古代再现的诗美观紧密联系的。孔子就十分注重现实，鄙弃幻想，因而儒家学说从一开始就十分注重反映现实。那么白居易作为一个深受儒家思想影响的诗人，他的诗论也必然会受到以《诗经》为主旨的传统诗论的影响，《诗经》可谓是中国传统诗歌的创作起点，其“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的创作手法如实地反映着社会的本来面目。可以说孔子的理论对后世的影响是巨大的。从汉乐府起，就继承了《诗经》“感于哀乐，缘事而发”的传统，大多以叙事的手法反映当时的社会生活和人民状况。但发展至建安时期，叙事的意味已然有所减少，曹操虽然借古题写实事，反映汉末动乱，但形式上已经转向抒发个人情感了。六朝文学更加注重形式，与社会的关系已经日渐疏远，叙事诗也已经是凤毛麟角了。直至中盛唐时期，杜甫诗“因事自立”，才将《诗经》的叙事传统继续发扬光大。杜甫自拟新题，“即是名篇，无复依傍”，真实再现了安史之乱前后社会的全景。诗歌发展到元和时期， 白居易、元稹等人取儒家思想之精华，形成了新乐府。之后，元、白等人便大量创作新乐府诗，白居易不但创作新乐府诗，还形成自己关于新乐府诗的讽喻理论。 白居易关于新乐府诗的讽喻理论大部分得益于传统的儒学理论，并继承了孔子对于文学社会功用的认识。《论语·阳货》篇记载：“子曰：小子何莫学夫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草木鸟兽之名。”孔子的“兴观群怨” 说是孔子对诗歌艺术性的独到见解，也是文学思想史上最具创造性的提法，给后世留下了极其深远的影响，白居易的新乐府诗则尤为突出地继承了这一文学的社会功能。“兴”是就文学作品审美而言，“是指诗歌的生动具体艺术形象可以激发人的精神之兴奋，感情之波动，从吟诵、鉴赏诗歌中可以获得一种美的享受” 。诗歌不论是触物生情还是反映现实，为政治服务，都得建立在再现诗美观的基础之上，合适的内容需要恰当的形式来表现。白居易就在充分强调诗歌内容现实性的同时，十分注重诗歌形式方面的要求。他要求诗歌最终达到老妪都解的地步，那么诗歌必然得语言质朴，言简意赅，直陈其事，进而广泛流传，最终达到作者与读者的共鸣。“观风俗”可以说是白居易新乐府诗的客观效果。 白居易的新乐府诗包含着“重礼教以归化人心”与“尊贤能以澄清吏治”的思想内容。而孔子所说的“观”同样重在诗歌所反映的政治与道德风尚状况。白居易的新乐府诗便践行了孔子观风俗的诗歌理论。显然白居易的诗歌有着考政治之得失的社会功用。由此可见，白居易的这种功利主义文学思想必然会达到文学观风俗的社会功能。 孔子所讲的“群”是就文学作品的团结作用而言的，“怨”则是就文学作品批评社会的功用而言的。孔子认为文学作品不但可以把人们团结起来交流思想，提高认识，更重要的是还能够怨刺上政，可以对社会“不仁”的现象加以揭发与披露。在这一点上，白居易是十分赞同并在其诗歌创作中严格实践的。他积极呼吁 “先向歌诗求讽刺”，并且极力提倡以《诗经》为代表的美刺比兴的传统与精神。在白居易看来，诗歌创作一定要有寄托，并且真实客观的反映现实生活，只有这样才能人人知诗书之旨，识礼乐之情。当然白居易所讲的“怨刺”是有一定“度”的存在的，他力求做到“怨而不怒”，在揭露时政弊端，同情百姓疾苦 6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