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午战争前后的远东国际关系

甲午战争前后，远东国际关系的主轴是帝国主义争夺远东霸权，具体说，就是正在向帝国主义过渡的西方列强争夺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地位的朝鲜和中国。日清甲午战争便发生在这样的国际大环境之中。

一、俄日矛盾

19世纪末，资本主义列强向帝国主义阶段过渡。帝国主义的本质决定其必然要争夺世界霸权和瓜分殖民地。在远东地区，19世纪后半期，日本经过明治维新，急速向资本——帝国主义过渡。而朝鲜和中国（清帝国）却依然处于腐败的封建的半殖民地国家境地。

1894年，日本军国主义者发动侵略中国的甲午战争，其目的在于争夺远东霸权与侵占殖民地。而俄、英、德、法、美对待甲午战争的态度与立场，本质上均以自身殖民利益为基准，丝毫没有支持朝鲜、中国民族利益之性质。

沙俄本是一个欧洲国家，但16世纪后期，它越过乌拉尔山向东扩张。清军进入山海关时，沙俄乘机强占了我国雅克萨和尼布楚等地区。1685、1686年，清康熙帝派兵打败了入侵雅克萨之俄军。1689年，中俄尼布楚条约确定了以格尔必齐河、额尔古纳河和外兴安岭往东至海一线为中俄两国边界。尼布楚条约在法律上肯定了黑龙江和乌苏里江流域包括库页岛在内的广大地区都是中国领土。19世纪60年代以来，随着沙俄向军事封建帝国主义之过渡，加紧了对远东地区的侵略扩张。早在1858年英法联军侵略中国时，沙俄借口“调停”有功，趁火打劫，强迫清政府签订了《中俄爱珲条约》，侵占了我国东北外兴安岭以南、黑龙江以北60多万平方公里的领土。1860年，沙俄又强迫清政府签订《中俄北京条约》，又侵占我国乌苏里江以东，包括库页岛在内的40万平方公里领土。从而使沙俄实现了在远东夺取到出海口的目的。并在陆上与朝鲜毗邻，在海上向太平洋扩张。恩格斯在1858年10月曾指出：沙俄在远东“除了分占英法所得的一切明显的利益以外，还得到了黑龙江沿岸地区”，“从中国夺取了一块大小等于法德两国面积的领土和一条同多瑙河一样长的河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第39、37页。)

进入19世纪80年代，列强争夺远东地区朝鲜、中国的矛盾主要是俄英、俄日矛盾。1884年朝鲜“甲申事变”后，日本政府在朝鲜实际上取得了与清政府的对等地位。80年代初，沙俄对太平洋沿岸更加关注，加速向远东地区移民，在海参崴设立了移民局。1883年，沙俄在宫廷特别会议上，决定把东西伯利亚总督辖区中的远东各省划归阿穆尔地区专设的总督管辖。俄国还要求租借在朝鲜北部的永兴湾。针对沙俄的这一行动，英国在1885年4月占领了朝鲜南部的巨文岛（至1887年初退出）。日本则于1886年1月租借扼釜山咽喉的绝影岛。在此背景下，1888年5月俄国举行的远东特别会议认为，俄国“在这些地区的*利益主要集中在朝鲜”。(《红档杂志有关中国交涉史料选译》第130页。)但又认为，如果俄国立即占领朝鲜，当时在远东的实力还不够；反而会使俄国同中、英两国关系尖锐化。因此，俄国政府表面上仍承认清政府对朝鲜的宗主权。1891年5月19日，沙俄政府致北京公使喀西尼的训令指出：“同中国发生冲突对我们来说是极不适宜的”，“朝鲜问题是远东最重要的*问题”。“为了我们的利益，……就要用一切办法使朝鲜动荡不安的国内秩序稳定和巩固”。(纳罗奇尼茨基：《远东国际关系史》第1册，商务印书馆，第217页。)实际上，沙俄政府把当时朝鲜的宗主国（清帝国）和已经侵入中国的英国势力看作是沙俄向朝鲜与远东扩张的主要障碍。因而采取挑拨日本进攻中、英的政策，以打击、削弱清政府在朝鲜的力量和英国在远东的势力。诚如恩格斯指出：甲午“中日战争是把日本作为工具的俄国政府挑拨起来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9卷，人民出版社，第235页。)与恩格斯持相似观点的当时法国著名漫画家比戈特为法国报纸驻日通讯员，曾为此时的远东形势作过一幅讽刺画：日清怒目竞钓，俄国虎视桥端。一派“鹬蚌相争，渔翁得利”的画面。这就是说，当时俄国的远东政策是有利于日本发动甲午战争的。

然而，就日本而言，日俄矛盾正暗趋尖锐。1891年3月，西伯利亚铁路开始修筑。这

对俄国向远东侵略扩张具有重大战略意义，一旦铁路建成，俄国便能向远东输送大量人力和物资。这对英、日争夺远东霸权无疑是严重挑战与威胁。早在俄国提出兴建西伯利亚铁路之时，便引起日本军政界的强烈震动。1888年5月，日本外相青木在《东亚列国之权衡》中主张“日清结盟”以拒沙俄。而其条件是把勒拿河以东，即将朝鲜与中国东北划归日本。实际上，青木的主张不过是借抗俄之名，与沙俄争夺朝鲜和中国东北。1890年，日本陆军元帅、时为首相之山县有朋曾说：“吾人应切记，西伯利亚铁路完成之日，即朝鲜多事之秋；又应切记，朝鲜多事之秋，即东洋发生一大变动之时”。(《山县有朋意见书》，第197页。)日本自由党领袖之一、1892年12月至1893年7月任驻朝代理公使的大石正已甚至说：西伯利亚铁路定会“席卷日清韩，逐英国于太平洋之外”，俄国可以“不弄一兵，并朝鲜等地于其版图”，而日本之寿命会“随着西伯利亚铁路之延长而缩短”。(藤村道生：《日清战争》，第17—18页。)日本军国主义者对俄国修筑西伯利亚铁路和向远东扩张强烈不满。1891年5月11日，日本警察津田三藏于大津刺伤了到日本访问的俄国皇太子（即1894年11月即位的尼右拉二世）。但是，日本当时还未准备好与俄国正面争夺，因而天皇亲自前往慰问受伤的俄国皇太子，深表道歉，而且内相为此“引咎辞职”，将津田判处无期徒刑，以示对俄退让与歉疚。

1892年4月，日本驻德公使馆武官福岛安正自柏林回国途中，在西伯利亚做了深入“考察”，历时504天，写成了“考察报告”。日本军国主义者把福岛安正的这次间谍活动颂之为《单骑远征之歌》。当时已任枢密院议长、甲午战争中任日军第一军司令官的山县有朋，于1893年10月看了福岛安正的西伯利亚考察报告后，在《军备意见书》中写道：“东洋祸机不出今后十年”，主张“遇有可乘之机，即应进而准备收取利益”。(《山县有朋意见书》，第219页。)然而，在当时，日本军国主义者首先的目标是针对腐败的清政府，夺取朝鲜和部分中国领土。日本对俄国远东之“渔利政策”采取阳奉阴违（虑），暗中远虑着未来之日俄战争。

二、英俄矛盾

19世纪80年代中期，英、俄矛盾进一步激化。在中亚，英国殖民势力侵入阿富汗，并将其矛头指向土库曼斯坦；而此时沙俄正着手征服土库曼。这就是列宁所指出的，1885年俄国在中亚“差一点同英国作战”。(《列宁全集》第39卷，第775页。)

在远东，沙俄试图在朝鲜获得不冻港湾，而且，1884——1885年，朝鲜国王曾有意取得俄国的军事“援助”：请俄国教官为朝鲜训练军队。对此，英国军舰突然占领朝鲜南岸的巨文岛，并支持清政府在朝鲜的抗俄方针。沙俄因无充分准备，只得暂作后退，未敢向朝鲜派遣军事教官，也未获得朝鲜港湾。显然，英国在朝鲜支持清政府的拒俄方针，并不是为了朝鲜、中国的民族利益，而是为了巩固并扩大英国在中国和朝鲜的殖民权益。朝鲜的海关此时实际掌握在英国人赫德的代理人手中，因而清政府与英国在朝鲜也有矛盾。为此，当俄国暂时放弃侵占朝鲜的港湾要求后，清政府便坚持英国军舰应从巨文岛撤走。

1890年，清政府拟修筑天津大沽经山海关、奉天（沈阳）、宁古塔而至珲春的铁路，勘测设计委由英国工程师金达主持。这表明英帝国主义势力进一步伸向中国东北，并抵制沙俄势力向“满洲”扩张之意向。对此，沙俄加速了修筑西伯利亚铁路的进程。1891年2月12日，沙俄政府通过决议，要把西伯利亚铁路修至太平洋沿岸。然而，沙俄力不从心，1893年，由英国工程师主持的从大沽起点的铁路修至山海关时，西伯利亚铁路才刚开工。工程进行了10年之久。沙俄财政大臣维特曾极力强调西伯利亚铁路经济意义，以掩盖沙俄帝国主义争霸远东的野心。英国在中国南方、长江流域以及东北地区的经济利益，先于沙俄。1893年英中贸易额已超过3500万英镑，英日贸易额为930万英镑。英国为巩固并扩大其在中国、日本的权益，极力抵制沙俄势力通过西伯利亚铁路伸向中、朝。甲午战争前，英国舆论界与某些*家，主张与清政府、日本一起抵制沙俄势力。甚至企图建立远东反俄“三国（英、日、清）同盟”。(纳罗奇尼茨基：《资本主义列强在远东的殖民政策》，第422—436页。)然而，

在外交实践中，英国为了抵制俄国势力在远东的扩张，主要是拉拢和利用日本。这表现在19世纪80年代，英国已经开始逐步修改同日本签订的不平等条约，试图争取日本成为英国在反俄反东方人民运动中的同盟者。英国还期望资本主义经济后起的日本成为其重工业产品、船舶与*的销售市场。1889年4月，英国《泰晤士报》曾透露日本首相大隈重信以秘密外交同俄、美、德等签订《和好通商航海条约》，把大隈同意在“大审院”（日本最高法院）中保留外国法官的保密的修改条约方案内容加以透露。这一消息传到日本后，引起舆论界对大隈内阁的反对。1892年8月，日本新任外相陆奥宗光，决定利用英俄日益尖锐之矛盾，来修改日英之间的不平等条约。在日英双方互有所求的形势下，对日本而言，正在甲午战争前夕，双方经过谈判，特别是日本作了许多让步，1894年7月16日，英日签订了《通商航海条约》及《附属议定书》、《附属税目》、《附属外交文书》。根据条约和附属文件，取消了原先对日不平等条约规定的治外法权，日本关税基本上恢复了自主，还取得了贸易上的最惠国待遇。由此可见，从当时英日关系着眼，客观上英国不仅利用日本反对沙俄，而且有利于日本的侵朝侵华，即有利于日本发动甲午战争。

三、德、法与英国的矛盾

德国殖民一一帝国主义势力进入远东比之于英、俄要晚一些。1861年9月，以艾林波伯爵为首的普鲁士王国使团在天津与清政府签订条约，取得了与英、法在华同样的特权。1867年，巴德兰（1875——1893年任德国驻华公使）曾建议普鲁士政府向中国台湾进行殖民侵略。1869——1870年，德国地理学家李希霍芬曾建议俾士麦侵占中国舟山岛。1872年，巴德兰又主张德国海军占领厦门港。(帕尔克尔：《中国及其历史、政策和贸易》，第251页。)同年，德国在北京设立使馆。1880年，在中国的385家外国商行中，德国占65家，而英国占有236家，美国占31家，法国占16家。(巴德兰：《东亚的三十三年》第3卷，第141—145页。)因此，德国商人、企业家与政府，把英国看作是它在中国和远东的主要竞争对手；这与俄国政府和商人把英国视为远东的主要对手相似。加之，德国卡尔洛维特茨公司曾经营俄国煤油运往中国的业务，从而在外交上产生了俄德在远东接近反对英、日的倾向。1882年，德国以武力相威胁，曾在中国汕头取得一块“租地”。1884年，在法国侵略我国的中法战争期间，德国出于削弱法国在欧洲的军事力量之目的，在外交上未支持中国。俾士麦声称：“即使有10万法国人向北京进军，德国也要稳住不动。”(《德国外交文件》第3卷，第700案卷。)与此同时，1884——1885年期间，德国正在侵占新几内亚沿海地区和所罗门群岛。1887年，德国不来梅和法兰克福的银行家给清政府500万马克的贷款。1889年，德国金融集团参与开设德国东亚银行，在中国各大港市设立分行，与英国“香港上海汇丰银行”进行竞争。汇丰银行是1864年由在香港的英国航运、贸易、工业企业中经营银行业务的部门联合组成的重要机构。它以远东及东南亚为主要经营地区的大私营银行。总行设香港，是香港发行货币的主要银行，也在旧中国发行货币，并与1911年后取得旧中国关、盐两税的存款权。然而，德国东方银行敢于与它竞争。更为重要者，德国是清政府陆海军武器装备的重要供应国。德国制造的克虏伯大炮、毛瑟枪、战舰和鱼雷等大量输往清帝国。德国军事教官参与清政府新式军队的训练。虽然*供应量还不如英国，但在这方面已是英国的主要竞争对手。德国也把*卖给日本，并参与训练日军。1893年，德国经由汉堡港输往日本的货物比输往中国的要多100万马克。(纳罗奇尼茨基：《远东国际关系史》第1册，商务印书馆，第216页。) 19世纪80年代法国与英国在远东的矛盾是法、英在世界范围争夺殖民地势力范围总矛盾的组成部分。1882年英军占领埃及后，加速推行纵贯非洲的“开普敦——开罗殖民帝国计划”。而法国则企图建立横贯非洲的“佛得角——索马里殖民帝国计划”。双方在非洲的争夺处于剑拔弩张境地。因而在远东，在1885年中法战争以后，英国竭力阻挠法国在中国两广与越南取得超过其他列强的特权，对法国海军在中法战争期间封锁中国港口以及与台湾澎湖的海上交通，从而严重影响英国贸易利益深表不满。尽管英国利用中法战争后清政府的困难

处境，于1886年迫使清政府同意修改烟台条约中有关提高鸦片进口税的条款而使英国获取更多殖民利益，而英国却对法国在中国以及越南、老挝、柬埔寨的殖民势力范围的扩张而加深了与法国之间的矛盾，并于1885——1886年侵占上缅甸，以抗衡法国。对此，法国在远东终于趋向与俄国协调来反对英、日。

四、美国势力侵入远东

1882年5月，美国与朝鲜签订《朝美修好通商条约》。这是一个不平等条约。美国通过该条约获取了美国人在朝鲜经商不受限制和受保护之权、领事裁判权，以及剥夺朝鲜的关税自主权等特权。(金承化：《美国侵朝史》，三联书店，第37页。)接着，美国传教士和商人纷纷来到朝鲜。1884年，美国首任驻朝公使福久为美国贸易公司签订了获准在朝鲜海岸航行、采集珍珠、砍伐林木、修筑（建）电站和火柴厂等合同。对朝鲜封建统治者和清政府而言，曾幻想通过引进美国之势力来平衡和抵制日本侵略者。李鸿章曾建议朝鲜宫廷聘用美国军事教官，1886年2月，朝鲜政府任命曾任美国驻天津领事的德尼为朝鲜外务部的顾问。但美国政府和德尼未按清、朝政府的想法行事。它既不想阻制日本对朝鲜的侵略，也不愿干预俄英对朝鲜的争夺；而是想借日本之手改变清政府在朝鲜的宗主权，以及利用英俄相争从中渔利。美国俄勒冈州参议员米彻尔于1888年在参议院发表演说时曾提出：反对清政府在朝鲜的宗主权。(茹科夫：《远东国际关系史》，世界知识出版社，第103页。)为此，1888年底，袁世凯（1885年以“办理朝鲜交涉通商事务”的名义驻朝鲜办事）坚持要求德尼离开朝鲜。但是，美国政府的对朝政策并未因德尼离去而改变。1890年，任日本政府顾问的美国人李仙得访问了朝鲜，调查日本资本进入朝鲜的可能性。李仙得于1892年——1893年旅居朝鲜，曾为日本谋求在朝鲜沿海捕鱼优惠权而游说。1893年，美国驻汉城使节阿兰甚至对朝鲜禁止向日本输出大米而抗议，并表示反对清政府对李氏朝鲜的支持。所有这些，说明了此时美国的对朝政策是有利于日本侵略朝鲜和中国的。

美国势力侵入日本始于19世纪50年代，美国海军准将培理任东印度舰队司令，他用七艘军舰，一百多门炮，一千多水兵的武力迫使幕府谈判，于1854年3月31日签订日美神奈川条约，即《日美和好条约》。同年6月，日美又签订《下田条约》。这是西方列强对日签订的第一个不平等条约。根据条约，美国迫使日本开港，给与贸易最惠国待遇。下田港成为美国太平洋航线的中继站。明治维新后，1869年2月，日本政府虽正式向美国公使提出修改不平等条约的要求。但是，美国和西方列强不愿轻易放弃特权。谈判几经波折，直至80年代，大隈重信继任外务大臣后，修改不平等条约才稍微取得进展。1888年11月30日，日本同墨西哥签订《修好通商条约》。继之，又同美、德、俄修改了不平等条约。1899年2月，日美签订《和好通商航海条约、附属贸易规则》。由于日本没有强大实力作后盾，要求修改不平等条约并未达到目的。美国在日本取得的最惠国待遇以及其他特权，一直保持到90年代前期。

19世纪80年代美国在中国所取得的权益远逊于英、俄、法。早在1844年7月，美国迫使清政府在澳门附近的望厦村签订《中美望厦条约》，从而取得英国在《南京条约》及其附件中规定的若干相应特权。1860年，中外反动势力联合进攻太平天国时，是年6月，以美国侵略者华尔为首，组成了由200名外国人和几百名中国人结合的洋枪队。华尔及其洋枪队公然武装镇压太平天国革命。

与此同时，由于加利福尼亚州兴起了淘金热，美国从中国“招募”大批华工去加州。华人在加州曾占总人口的10％，旧金山建立了唐人街。60年代，由于美国兴建横贯大陆的铁路，又从我国粤、闽沿海“招募”华工。1860年加州的中国人为34933人；1862年美国在北京开设公使馆，加强对华外交影响。但总的来说，美国在华势力比之于英国小得多。1866年美国东亚舰队只有5艘船在中国港口；而同年英国在华水域有45艘舰船。(《美中关系史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第68页。)1869年，美国中央太平洋铁路公司雇用的万名筑路工人

中，华工占9000名。1880年，加州的中国人上升为75132人，占该州人口的8．7％。(《美中关系史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第43页。)正是在这种历史背景下，早在1868年7月28日前美国驻华公使蒲安臣利用清政府委派他为出使各国大臣的名义，与美国国务卿西华德在华盛顿签订了《中美续增条约》（即蒲安臣条约）。条约规定：美中两国人民往来居住，听其自便，不得禁阻；两国侨民不得因宗教信仰的不同，受到“欺侮凌虚”。该条约适应了美国掠卖华工，加强文化和宗教等方面侵略的需要。但是，80年代以来，由于美国西部人口增加和从欧洲来了大批移民，劳动力需求趋于缓解，美国政府颁布了一系列限制、禁止中国移民入境的种族主义法案，产生了排华浪潮。至1894年3月17日，清驻美公使杨儒与美国国务卿葛礼山在华盛顿签订《中美华工条约》，即《限禁来美华工保护寓美华人条约》。条约规定居美华工离美超过一年者，不得再入美境；不准居美华工或别项华人入美籍等等。美国的排华活动恶化了美中关系。因此，甲午战争前夕，美国在朝鲜持反对中国、同情日本，从而客观上助长了日本对朝、中的侵略。

五、日本发动甲午战争与英、俄等国的态度

由于明治维新是一次不彻底的资产阶级性质的改革运动，日本国内市场狭小，资源不足，形成了“早发性”对外侵略扩张。于是，军事国防软弱、*腐败，市场大资源富，且邻近日本的朝鲜、中国便成为其垂涎之目标。早在19世纪中期，被改革派武士奉为思想旗帜的吉田松阴曾宣称：“为今之计，如能以和好牵制二虏（指美、俄），乘隙实行富国强兵，开垦虾夷，夺取满洲、朝鲜，吞并南方，然后挫败美国，制服欧洲，就将无往而不胜，”(万峰：《日本近代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第279页。)这是明治年间产生的所谓日本“大陆政策”的思想渊源，也是日本军国主义者精心炮制的向朝鲜、中国侵略扩张的蓝图。这个大陆政策的步骤是：第一步征服中国的台湾；第二步征服朝鲜；第三步征服中国的“满蒙”地方；第四步征服全中国；第五步征服世界。19世纪70年代以后，日本对朝鲜、中国的侵略，实际上就是循此进行的。1874年，日军在台湾登陆，阴谋侵占台湾。1875年，日军入侵朝鲜制造江华岛事件，1876年迫使朝鲜签订不平等条约。此后，日本侵略势力向朝鲜步步进逼，直至1885年4月，日本伊藤博文与清政府李鸿章会谈后签订《天津条约》。日本通过该条约（议定将来朝鲜如果发生变乱或重大事件，两国或一国要派兵，须行文互相通知），迫使清政府默认它在朝鲜的地位，从而酿成1894年日军出兵朝鲜发动大规模侵略朝鲜与中国的甲午战争。

1894年春，朝鲜爆发农民起义。朝鲜封建统治者向清政府求援。日本政府则阴谋引诱清政府出兵，以便以此为借口，有计划有准备地发动侵略战争。而腐败的清政府及其驻朝、驻日使节，却未能识破日本政府的阴谋，更未认识到日本军国主义者已作好大规模侵朝侵华的准备；甚至清政府的外交密码全被日本破译。(《甲午战争中清政府的密电码是怎样被破译的》，见《历史教学》1979年第6期。)甲午战争爆发前至马关条约签订期间，清政府驻日使节以及它与李鸿章的往返密电均被日本政府破译。因而对日本政府而言可谓“知己知彼”，而清政府却是既不知己，也不知彼。就是在这种情况下，甲午战争于1894年7月爆发，至1895年2月威海战役北洋舰队全军覆没，以清军战败告终。

甲午战争爆发前夕，清政府特别是以李鸿章——慈禧为代表的“后党”曾指望俄、英列强调解日、中在朝鲜的矛盾。1894年6月30日，俄国驻日公使奉令照会日本，奉劝日本与清朝在朝鲜同时撤兵，否则日本应负重大责任。从表面看，俄国对日照会措词严厉；实际上，俄国并未估计到日本会发动大规模侵略战争，因而担心干涉过于露骨会暴露其染指朝鲜的野心，于是中途作罢。而日本却早已摸透了俄国的态度。6月15日，日本外相陆奥宗光在给日本驻朝公使大鸟圭介的电令中说：“关于俄国出兵朝鲜之事，据本大臣和俄国驻日公使的谈话及驻英公使的电报，似无此虑”。(伊藤博文编：《日清战争机密文书·附录》，第908页。)7月2日，日本虚假地向俄国“保证”，实际上拒绝了俄国照会中所提的要求。

至于英国，日本一直在谋求它的外交支持。日本驻英公使青木周藏向英国保证，日本在

朝鲜与中国的行动不会侵犯英国在华利益。因此，英国的所谓“调停”，实际上是偏向日本、麻痹清政府；因而遭到清政府拒绝，会谈破裂。而日本对会谈破裂暗自高兴，陆奥宗光认为，这更有利于日本发动战争。正在此时，7月16日，英日签订修改不平等条约之新约。英国在西方列强中率先基本放弃对日本的特权，与日本正式签订《日英通商航海条约》及《附属议定书》、《附属税目》、《附属外交文书》。日本认为，这是英国对它的公开外交支持。这使日本更加有恃无恐。对此，7月19日，日本驻英公使电告口本政府：离间英、清之事已经成功，英国外相表示同意日本对朝鲜的政策。(远山茂树：《日本近代史》第1卷第197页。) 除俄、英之外，美、德、法等西方列强，出于所获最惠国条款，即日本在朝鲜获得任何特权，西方诸列强凭此也能享有，因而不同程度地都支持日本。这就是德、法驻日公使所言：“必须给（清政府）以当头一棒”(陆奥宗光：《蹇蹇录》，第66页。)之真意。诚如曾任清政府驻英、法、比、意四国公使的薛福成所写：列强在远东，“一国所得，诸国安坐而享之；一国所求，诸国群起而助之。”(薛福成：《筹洋刍议》，第8页。)这就是说，19世纪末，帝国主义的侵略战争，包括日本帝国主义发动的日清战争，都是帝国主义掠夺和瓜分殖民地的一种形式，即“利益均沾”的帝国主义立场的体现。

但是，甲午战争的结果，日本侵略势力在远东的极大膨胀，远远超出了西方列强、特别是俄、德、法的预先估量。它们原认为可以利用日本军国主义为“打手”来“均沾”朝、中被压迫民族的利益，而无须担心其侵略行动超越西方列强所允许的范围。然而，马关条约的签订为日本爬上远东霸权升高了一大步，从而动摇和改变了远东原先的国际关系态势。

对此，西方列强中的俄、德、法由支持日本的侵略转而限制、反对日本侵略势力的过分膨胀。1894年10月21日，日军攻陷旅顺后，西方列强开始担心日本会危及它们在华的利益。10月5日，英国提议西方列强采取共同行动以“保护侨民”。10月6日，英国向德、法、意、俄、美等国呼吁，联合干涉日清战争。但是，帝国主义各怀心计。德国宣称：干涉为时过早。俄法也不愿响应英国呼吁。美国直到11月5日，才通过日本驻美公使，提醒日本注意西方干涉的可能性，并表示愿进行“友好斡旋”。12月6日，英国《泰晤士报》宣称：“在承认胜利者正当权利之同时，又应对其加以限制”。24日，英国首相表示，有必要进行“联合仲裁”。英国报纸警告日本，进逼北京，促使清王朝崩溃，并非日本之福。(吕万和：《简明日本近代史》，第146页。)日本鉴于此种形势与压力，伊藤博文提出放弃直隶决战，开始议论讲和的条件。

1895年4月17日，日本政府迫使清政府签订的《马关条约》的苛刻程度超过了以往列强强加于中国的任何不平等条约。其中有关日本臣民得在中国各通商口岸设立工厂制造货物，运销内地，只缴纳输入税，免交内地税，可自由地将机器设备输入中国的规定；以及以清政府同欧美各国所签订的现行条约为基础，修改日清条约，给予最惠国待遇的规定，是日本政府企图以此适应西方列强的帝国主义共同要求，具有“贿赂”列强的性质，即使帝国主义各国共同享有该特权。日本外务相在谈判期间曾指示日驻英公使向英国报界透露这一条款内容，企图以此换取西方列强的支持，特别是英国对日本的支持。然而，日本的这一企图，并未实现平衡帝国主义要求的目的。俄国得知马关条约的割地条款，特别是辽东半岛被割后，认为已与其向远东扩张的利益严重冲突。于是，以财政大臣维特为代表，沙俄政府反对日本侵略势力插入“满洲”，在1895年4月17日，邀德、法两国密议：“劝告”日本将辽东半岛退还中国。沙俄对德国说，如果日本不肯交出辽东半岛，有必要对日本采取军事行动，要以俄、德、法三国海军切断日本远征中国大陆军队的海上联系。在沙俄看来，“满洲”应该是它未来独占的势力范围和市场。不能容忍日本侵占辽东半岛。

德国之所以赞同沙俄这一提议，是因为沙俄加强在远东对日本的干涉力量，就会减轻德俄边界的压力。同时，德国也可以此表示对清政府的支持与“有功”，以便在未来对中国进一步取得特权。为此，1895年4月20日，德国外相召见日本公使青木周藏，指责日本“违背

外交惯例擅自行事”，并警告日本：“世界决不会按照日本的愿望或命令来行事的。”(《日本外交文书》第28卷第2册第3页。)

法国由于在1893年与俄国签订军事协定，因而于4月20日通知俄国，表示愿意参加共同对日干涉还辽。

英国和沙俄在远东有深刻矛盾，它要利用日本对抗俄国，因而不愿与沙俄一起参加干涉日本还辽。英国政府认为，“远东的英国利益尚未遭到理应唯有依靠武力实行干涉那种程度的损害”，决定不参与对日干涉。

俄、德、法三国公使于4月23日正式走访日本外务省，明确宣告干涉，指出，如果日本占领辽东半岛，则朝鲜独立将有名无实；妨碍欧洲各国商业上的利益；给东洋的和平带来妨碍。因而日本必须放弃辽东半岛。与此同时，俄国的几艘军舰开进了日本神户和中国烟台（芝罘）。而且风传俄国远东舰队已经接到24小时内能够进入战斗的命令。(《伊藤博文传》（下），第213页。转引自《日本外交史》（上），商务印书馆，第283页。) 面对如此形势，日本政府曾争取英、美、意之支持，但没有得到积极肯定的答复。于是，外相陆奥宗光认为：“国内海陆军备殆已空虚，而去年来继续长时间战斗之我军队人员、军需固已皆告疲劳缺乏，今日对于三国联合之海军固不待言，即单与俄国舰队抗战亦甚无把握。”(中国史学会主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中日战争》第345页。)为此，4月24日的日本御前会议确定：“同第三国的友好关系无论如何也不宜破坏，制造新敌国决非上策”，陆奥外相决心“对三国即使最终不得不完全让步，但对清帝国则一步不让。”(陆奥宗光：《蹇蹇录》，第256页。)

当时日本大军在外，国内空虚。日本总兵力约22万人，其中17万人在朝鲜和中国。如果沙俄乘虚而入，后果将不堪设想。5月4日，日本政府终于决定接受三国“劝告”放开辽东半岛。5月5日，天皇一方面向陆海军诏令：“国家前途，来日方长。”另一方面，被迫通知俄、德、法三国，同意交还辽东半岛。但日本军国主义分子却坚持“对清帝国则一步不让”的强盗逻辑，因而在7月间提出了交还辽东半岛的苛刻条件：辽东半岛不得割让任何外国；清政府再支付库平银5000万两；牛庄、大连、沙河镇对日开埠；将赵子沟、宁海作为日本船只的停泊港口。这些条件诚然是日本强盗对中国的进一步残酷掠夺；而“辽东半岛不得割让任何外国”，明显是指俄国。因而这些条件遭到俄国的反对。最后日本不得不以攫取3000万两库银作为交回辽东半岛的“代价”，其他条件作罢。为此，日俄之间的积怨更深。11月8日，日清签订《中日辽南条约》，即“归还辽东半岛条约”。

三国迫日还辽，是帝国主义列强争夺远东的一个侧面，沙俄绝非出工“正义”，更谈不上“援华”。

六、远东国际关系的新格局甲午战争以及日本在战争中的胜利，对远东国际关系产生了重大影响。日本由于在战争中取得胜利，极大地提高了它在远东及世界的国际地位。以1894年7月16日签订日英新条约为契机，迄1897年末，美、德、奥等15国同日本签订过不平等条约的西方国家，先后同日本重订新约。这些新约从1899年7月17日起开始生效，撤销了过去不平等条约规定的治外法权，基本上恢复了关税自主权，并取得贸易上的最惠国待遇。虽然在修改关税和协定税率等方面，还留有悬案，但总的说来，日本已与所有的亚洲国家不同，它已步入帝国主义列强的范畴。

由于清政府在甲午战争中惨遭失败，正在向帝国主义阶段过渡的西方列强进一步侵入中国，企图瓜分中国。日本根据马关条约割占了中国的台湾澎湖。就在马关条约签字前夕，美国政府便看到：“俄国打算占领中国的北部和满洲，从而反对日本占领这个地方和充当朝鲜的保护者。”三国干涉还辽“成功”以后，沙俄以清政府的“救世主”自居，妄图吞并中国。1896年，趁清政府全权代表李鸿章赴俄参加尼古拉二世加冕典礼之机，诱迫李鸿章于6月初签订了《中俄密约》。沙俄在共同对付日本的幌子下，在密约中规定：“在发生日本对中国的战争

时，俄国兵舰得驶入中国所有口岸。”“为使俄国陆军容易到达有遭受侵略危险的地点，并确保其军需后勤的手段”，俄国可在黑龙江、吉林修筑一条与西伯利亚大铁路相接，通往海参崴的铁路。这无疑要全面控制中国。1897年12月19日，沙俄以德国占领并租借胶州湾为由，派军舰强占旅顺口。1898年3月27日，沙俄迫使清政府签订《旅顺大连租借条约》，兵不血刃地强占了旅大。沙俄还拟定了要在中国东北建立“黄俄罗斯”的殖民计划。1900年八国联军侵略中国期间，沙俄侵占了我国东北。诚如列宁在1900年《中国战争》中所揭露：沙俄“派遣了几万名士兵到中国去，……战胜了手无寸铁的中国人。淹死和屠杀他们，不惜残杀妇孺，更不用说抢劫皇宫、住宅和商店了。”(《列宁全集》第4卷，第334页。)1902年10月，沙俄政府竟然决定：“将来一定要将满洲并入俄国，或者使它完全成为俄国的附属国。”(万峰：《日本近代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第318页。)

参与三国干涉还辽的德、法帝国主义也着手瓜分中国。1895年以后，法国攫取了在中国云南、广西、广东的采矿权，并把华南视为自己的势力范围。1898年，德国强租了胶州湾。

1898年英帝国主义又强租九龙半岛和威海卫。而美国曾经企图占有福州、厦门等地。

甲午战争后，中国终于沦为帝国主义争夺（瓜分）远东霸权的焦点。在这一过程中，日俄矛盾尤为突出，且愈演愈烈。

与此同时，日本侵略势力加紧了对朝鲜的控制。而沙俄则利用朝鲜人民的反日心理，秘密支持朝鲜宫廷的闵妃集团，从朝鲜政府中排斥亲日派势力。对此，1895年10月8日，新任日本驻朝公使、预备役陆军中将三浦梧楼指挥驻汉城日军及朝鲜亲日分子，闯入王宫砍死闵妃，清洗亲俄势力，扶持亲日分子控制朝鲜政府。1896年2月10日，沙俄军队开进汉城进行反击，支持亲俄派势力，杀死亲日派“总理”。一时间，沙俄在朝鲜的势力占了上风。同年5月14日，日驻朝公使小春寿太郎和俄驻朝公使维伯，于汉城签订《日俄两国代表关于朝鲜问题的备忘录》。据此，沙俄取得与日本同样的在朝鲜驻军权。6月9日，沙俄外交大臣罗巴诺夫和日本全权大使山县有朋在莫斯科签订《日俄关于朝鲜问题的议定书》以及秘密条款。通过这些文件，沙俄在朝鲜取得与日本同等的帝国主义权益。表面上，日俄通过签订条约有所妥协，实质上，日俄争夺朝鲜更加激烈。同年6月，罗巴诺夫在莫斯科还同朝鲜特使秘密签订了沙俄“保证”保护朝鲜国王并给予军事、财政“援助”的协定。1898年4月25日，日俄又在东京签订《关于朝问题议定书》：一方面，日俄确认“朝鲜的主权和完全独立”；另一方面，俄国确认日本在朝鲜之工商业、侨民的利益。沙俄企图以此换取日本对俄国借租中国旅顺、大连之承认。1897年11月后，沙俄派阿列克谢也夫出任朝鲜财政顾问兼海关总税务司。据此，俄国实际上攫取了朝鲜的财政、税务大权。1899年6月，沙俄又要求租借朝鲜的马山浦，以便把旅顺口、海参崴联结成一线。所有这些，与其说是沙俄在朝鲜远东侵略扩张之加深，母宁说是日俄双方侵略矛头的加紧对撞。日俄帝国主义为争夺远东继续加速备战。

英国对俄国在远东扩张之慑早已超过日本。甲午战争之前及战争期间，英国就利用并支持日本在远东抗衡沙俄。甲午战争以后俄国势力在中国和朝鲜之增强，更使英国急不可待地要以日本对抗俄国。而日本面临着俄国对其侵朝侵华权益之严重冲突，因而日本军政界以外相加藤高明和小春寿太郎为代表，极力主张联英抗俄。1902年1月30日，英外交大臣兰斯多恩与日本驻英公使林董签署《日英同盟协定》，并立即生效。2月11日，协定在东京、伦敦同时公布。这就是第一次英日同盟条约。条约的主旨是非常清楚的，名义上双方承认中国、朝鲜的“独立”，实质上是针对沙俄向中国、朝鲜的进一步扩张。对日本而言，条约之重要作用在于不使用武力以防止俄国占领中国东北，以及一旦发生对俄战争以英国牵制俄国军力。这是一个显而易见的针对沙俄的军事攻守同盟。条约规定，一旦日本同俄国交战，德国如果站到俄国方面，英国则加入日本方面作战。

综上所述，甲午战争后远东国际关系的演变，至第一次英日同盟产生，新的格局已经基本定位，即日俄矛盾已成为帝国主义列强在远东复杂矛盾中的主要矛盾，而其焦点仍然是帝国主义列强争夺、宰割和瓜分远东的朝鲜和中国。甲午战争对日本而言，是帝国主义侵略战争，对中国而言是被压迫民族反侵略战争。而1904年的日俄战争，对日俄双方，则是完全意义上的帝国主义瓜分与再瓜分殖民地的战争。

【资料来源：《烟台大学学报》1994年第4期】(王朝网络https://www.360docs.net/doc/b51946566.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