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弃疾词校笺》审读报告(节选)

《辛弃疾词校笺》审读报告（节选）

出版单位上海古籍出版社有限公司

书名辛弃疾词校笺

责编姓名常德荣

责编证号201300984044

评审专家点评

这是一篇远远超越审读报告的审读报告。

主要原因有三点：其一是一本书的审读报告竟然写3万字左右，在参评的审读报告中是不多见的，甚至是仅有的，虽然写的篇幅很长，但是读起来并不枯燥，因为言之有物，言之凿凿，像是一篇学术论文，讲版本选择的缺失、校勘中的错漏、标点、引文、错别字、学术观点等方面的问题，有据有论。其二是不仅对自己正在编辑加工的图书进行了细致的审读工作，提出了修改的意见与建议，而且还指出了其所依据的两部主要参考书存在的错漏，而这两本参考书的作者是国内权威，出版者也是国内最权威的古籍出版机构。在审读报告中指出给同行的问题，不是为了发表，不是为了贬低他人，也不是为了市场竞争，而是一个责任编辑的责任使然，这在审读报告中也是不多见的。其三是责编不仅对所审读的文稿内容十分熟悉，而且对于同类选题的情况也非常熟悉，达到了可以与作者进行切磋探讨的程度，从学术的角度帮助作者完善作品，这在审读报告中也是不多见的。“三个不多

见”所体现的是责任编辑的编辑功底、学术功底。初读此审读报告时，看到责编对稼轩词版本流变的了解、对稼轩词句熟稔，我以为责任编辑是一个学术功底深厚的老先生，但是看了责任编辑证书，才发现责编是一个80后。后生可畏，中国编辑后继有人。

一審姓名：常德荣

职务/职称：编辑/副编审

日期：2018年8月13日

一审意见

一、对原稿的评估

目前，学界最为通行的稼轩词整理本为邓广铭先生的《稼轩词编年笺注》。2013年，台湾大学出版中心出版郑骞先生的《稼轩词校注》;2015年，中华书局出版辛更儒先生的《辛弃疾集编年笺注》。邓广铭、辛更儒先生主业为史学。邓先生自言他的笺注把功夫倾注在考证史实上，于文学自身较少顾及。郑先生《校注》则属于未完稿，由林玫仪教授整理出版，留存有“先天”的遗憾，如笺注简略等。

本稿充分借鉴了现有稼轩词的整理成果，特别是邓广铭先生、郑骞先生的精彩考论，并力求着重笺释稼轩词的文学属性。整理者吴企明先生，1933年生，苏州大学中文系教授。吴先生长期从事古籍整理工作。吴先生关注、研究稼轩词三十余年，早在1982年即就邓先生《稼轩词编年笺注》提出过修订建议。数十年来吴先生从未间断对辛词的研究，时有所得，随手札录，陆续写

出大量的注释、系年草稿，终于在近年完成全部整理工作。吴先生有长期从事古典文学教学和研究的经验，而且很早就开始关注稼轩词，可以说，相较于现行几部稼轩词整理本，此稿有其自身特色。

其特点为：（1）体例上不同于现有几部稼轩词整理本。第一，本稿保留了稼轩词十二卷本系统的面貌，将十二卷本之外的词作整编为“集外词”附于后。邓书、郑书、辛更儒书，三者均打乱了稼轩词原有的次序，以系年的方式重新编排。应当说本稿这种遵从底本的整理方式更为稳妥。第二，本稿从校勘、笺注、集评、编年四个方面整理稼轩词，与其他整理本相比，本稿增加集评一目，有助于读者更好地理解稼轩词的文学性和历史地位。（2）集成了现有稼轩词研究的成果。作者在本稿前言中提出其整理稼轩词的“六字方针”，即“取长、补短、正误”。本稿所取之长，有邓书、郑书、辛更儒书及梁启超、梁启勋、蔡义江等人之研究。读者阅读本书，基本可以获知学界对稼轩词的认知情况。（3）将辨正的方法引入笺注。所谓“补短、正误”，也即辨析他书之缺失，并完善之。（4）相较于邓书，本稿确揭示出稼轩词的不少文学属性。如对词体特征、词法技巧等的说明阐释。（5）在某些词句笺释、词作系年上，相较于邓、郑、辛更儒等书，更为细化、深入、准确。

对于编辑而言，本稿也有棘手之处：（1）全稿为手写，作者年过八十，字迹颇有模糊之处;且书稿概为初稿，随得随抄，并没

有经过誊清，签帖涂抹之处很多，书面状况较为复杂。因为未经誊清，所以书稿中存在大量简体字，专名线也有大量漏标者。这无形中增加了编辑的工作量。（2）原稿在校勘与笺注上留存不少问题，致使作者于校样中进行了大量增订工作，初样页码计1747页，粗略估计大面积修改的页面几乎超过三分之一，这使对红、读样及改样增加不小难度，也会使排版费用大幅增加。

从古籍整理角度而言，本稿也留有一些遗憾：作者在前言中强调邓广铭等稼轩词笺注本，其优点都是长于史，缺点则是疏于文，而本稿着重方向是还原稼轩词的文学属性。在某些文学术语或词之写作艺术方面，本稿确实作了一些工作。但书稿引用了不少邓书等的内容，致使文学性的解释往往淹没于冗重的史实及人物的考证之中。既然邓书、辛更儒书对稼轩词“史”的发掘已很全面深入，在没有新材料发现的情况下，要想超越二书“史”的方面的研究很难。本稿要与二书错位，着重于稼轩词的文学性，周到的做法，或许应当是仅引用邓书等考证结果，而不必原文引用考辨过程。如此，即可吸取他书成果，又可使本书的特点更加鲜明。

二、关于底本与校本

（一）底本选择上的问题

稼轩词现存版本，重要者为十二卷本之元大德广信书院本（下简称元大德本）、毛晋《宋六十名家词》本（此本强分十二卷为四卷）、明嘉靖间王诏校刻本、辛启泰刊本、王鹏运（1849-

1904）《四印斋所刻词》本（下简称四印斋本）等，四卷本之明吴讷（1372-1457）《唐宋明贤百家词》本（下简称吴讷抄本）、明毛晋（1599-1659）汲古阁精写本（下简称汲古阁抄本）。学界一般认为十二卷本之大德本、四卷本之汲古阁抄本，尤具代表性。今人整理稼轩词，最稳妥的做法或许应是以大德本、汲古阁抄本中的一个为底本，另一个为校本（不见于元大德本或汲古阁抄本者另编别录），其他版本为参校本。

此稿所选取的底本为四印斋本，四印斋本乃翻刻自元大德本;且王鹏运在四印斋本中的某些改动并不精准，需要参照元大德本或汲古阁抄本回改。例如《破阵子·宿麦畦中稚鷕》“稚鷕”，四印斋本作“稚鸲”，本稿作者据汲古阁抄本改为“稚鷕”。（元大德本同作“稚鷕”。此处作者失校元大德本。实际上四印斋本作“稚鸲”亦通，“稚鸲”典出《逸周书·时训》：“又五日，雉始鸲。”“稚鷕”典出《诗经·邶风·匏有苦叶》：“有弥济盈，有鷕雉鸣。”）

又如，《东坡引·花梢红未足》“目蹙”，本稿作者校云“原无‘目字，今据毛本（毛晋《宋六十名家词》）补”，而元大德本有“目”字，不缺。四印斋本无“目”字，当是王鹏运漏刻或有意删除。从版本价值而言，选择元大德本而非四印斋本为底本，更为合适。

（二）版本认知上的遗憾

本稿之所以选择了四印斋本为工作底本，源自于作者在稼轩词版本认知上存在率意之处。从书稿“凡例”、校记来看，作者对稼轩词各版本的情况，或许轻信了前人，没有进行充分的考察;尤其是在“元大德本”、“四卷本”的问题上，体现尤为突出。

1.缺失一：将四印斋本等同于元大德本

书稿“凡例”中对底本的表述为“以元大德广信书院刊本《稼轩长短句》十二卷（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八九年出版，王鹏运《四印斋所刻词》，简称元大德本）为工作底本”。将四印斋本等同于元大德本，但二者并非一本，四印斋本翻刻自元大德本，王鹏运作了不少改动，二者在版本形态和文本面貌上都存在明显差异。作者“凡例”对底本的表述是不准确的。

这种不准确的认知，导致书稿某些校勘记的疏误，例如《太常引·论公耆德旧宗英》校记：“信州本原来为词题，元大德本、毛本均移为尾注。”书稿“凡例”没有交代何为“信州本”，正文中冒出个“信州本”，使人不知所指。实际上，“信州本”即为元大德本，而此校记中的“元大德本”则是四印斋本。这条校记应改为：“元大德本原为词题，四印斋本、毛本均移为尾注。”又如《最高楼·吾衰矣》校记1：“题：信州本及小草斋抄本俱作‘名了。元大德本题下加按语：‘此题元刻本作名了，此从汲古阁抄本。元大德本题与四卷本乙集、毛本同。”这里信州本其实即是元大德本，也即元刻本、广信书院本。对稼轩词版本有所了解的人，看了这条校记，恐会坠九重云雾，难晓其

意。此条校记，正确的表述应是：“元大德本及小草斋抄本俱作‘名了。四印斋本题下加按语：此题元刻本作名了，此从汲古阁抄本。”

作者之所以将四印斋本等同于元大德本，当是承袭郑骞《稼轩词校注》之误判。郑书“凡例”云：“《稼轩词》版本至多，然总不出信州十二卷本与淳熙四卷本之范围……信州原刻本藏聊城海源阁，不易得见。王氏四印斋覆本精审，无异原刻。兹编词十卷，即以此本所收之五百七十三首为限。”可见郑氏因不得见海源阁藏本，退而求其次，认为四印斋本无异原刻，因以四印斋本为底本。很可能郑氏自始至终，根本没有见到过海源阁藏本，所以他的判断中存在两个问题：一、认定海源阁藏本为信州本，非是。海源阁藏本为元大德本，非信州本，信州本也是南宋刻本。二、认为四印斋本无异信州本，欠妥。海源阁藏本与四印斋本在版式、文字上，都有明显差异，说“无异原刻”，非是。

2.缺失二：将汲古阁抄本等同于四卷本，对吴讷抄本未予重视

四卷本稼轩词中，吴讷抄本当为目前所见最早之本，而最为学界看重者则为汲古阁抄本。晚清民国词学家如梁启超（1873-1929）等，所见并给予高度重视的四卷本即为汲古阁抄本。流传过程中，汲古阁抄本甲、乙、丙、丁四集被拆散，前三集最先为学界所知，当丁集未重现之时，赵万里（1905-1980）曾据吴讷抄本补汲古阁抄本。后张元济（1866-1959）辗转得到丁集，使汲古

阁抄本终复完璧，并于民国二十年影印出版，一函三册。其第三册为校勘记，取赵万里《辑校宋金元人词》所辑校之吴讷抄本丁集，校毛抄本丁集，然甲、乙、丙三集未校。邓广铭先生（1907-1998）《书诸家跋四卷本稼轩词后》说吴讷抄本为“最拙劣之抄本”。或正是因为有这样的判断，所以邓先生在《稼轩词编年笺注》中，似乎有意无意地忽略了吴讷抄本，至少在其书校勘记中没有区分吴讷抄本与汲古阁抄本，只是笼统地以“四卷本”称之，而其所称之“四卷本”，实际上即是汲古阁抄本。实则，吴讷抄本与汲古阁抄本差别甚大，在整理研究稼轩词时应当区别对待。

本书稿凡例云：“以元大德己亥广信书院刊《稼轩长短句》十二卷、商务印书馆景印汲古阁抄四卷本《稼轩词》（简称四卷本，分标甲、乙、丙、丁集）、吴讷《唐宋明贤百家词》本（简称吴讷本）为参校本。”汲古阁抄本与吴讷本同为四卷本，为何唯独将汲古阁抄本简称为“四卷本”？这看似只是一个简称不妥的措辞问题，实质上反映了作者版本认知上的疏忽。作者未对两个四卷本给予足够重视，而是承袭了邓广铭先生《稼轩词编年笺注》的做法。

“凡例”虽然列举了汲古阁抄本和吴讷抄本，但书稿中仅有9条校记涉及吴讷抄本。而且即便这9条，也存在疏忽，如《念奴娇》（未须草草）“把断春消息”，汲古阁抄本作“囗囗春消息”，吴讷抄本作“把动花消息”，本稿作者只校出“把断”吴

讷抄本作“把动”，而未及“春消息”吴讷抄本作“花消息”。又如《水龙吟》（举头西北浮云）“峡束苍江对起”，汲古阁抄本作“峡囗囗江对起”，吴讷抄本作“峡来沧江对起”，本稿作者校云“苍江：吴讷抄本、《花庵词选》作‘沧江。四卷本乙集原作‘苍江，后用粉涂去‘苍字，未補。”本句中底本“峡束”，吴讷抄本作“峡来”、汲古阁抄本作“峡囗”，不知为何“苍江”出校，而对同一句中的“峡束”却不出校。

责编明确指出汲古阁抄本与吴讷抄本二者间存在的二百余处文本差异，作者对此问题有所改进，但仍未引起足够的重视。书稿中据汲古阁抄本出校者甚多，严格上说，凡是汲古阁抄本与底本存在异文而出校之处，若吴讷抄本与汲古阁抄本同，也应当列述吴讷抄本;若吴讷抄本与毛抄本不同，也与底本不同，而异文又有参校价值者，更应当列述。

吴讷抄本为最早之四卷本，而稼轩词最早成集者即为四卷本，十二卷本的成集时间晚于四卷本。虽然吴讷抄本中存在大量错误，但它的版本价值不应忽略。例如吴讷抄本中《满江红》（落日苍茫）等十首无词序，而汲古阁抄本中有词序。仅仅从版本形成时间角度考虑，我们可以推测，这十首词的词序或有为后来人所添加者，而非辛弃疾词所本有。其中所蕴含的信息，是颇有研究价值的。试举一例：《清平乐》“连云松竹”一首和“断崖松竹”一首，汲古阁抄本有相同的词题“检校山园书所见”，而吴讷抄本中只“连云松竹”一首有此词题，“断崖松竹”一首

无词题;十二卷本同吴讷抄本，“断崖松竹”一首无词题。本稿作者据汲古阁抄本补“连云松竹”一首之词题，并据两词有着同样的词题而断定两首词的作年相同。十二卷本中，“连云松竹”一首在前，“断崖松竹”一首在后;而观两词词意，“连云松竹”一首写秋景，“断崖松竹”一首写春景;稼轩词研究者认为十二卷本以调系词，同一调名之各词，是按时间先后顺序排列的;如此，则成于秋日之“连云松竹”一首，不应位于成于春日之“断崖松竹”一首之前;据这些信息可以推定，汲古阁抄本“连云松竹”一首之词题恐是误加，不应据其校改十二卷本。

三、校勘中之漏校、错校

前贤云：“校书如扫秋叶，随扫随落”，“如拂几尘，随拂随有”。校勘中，一不留神既会漏校、错校。因此对于一部大体量的古籍整理书稿而言，偶有漏校、错校也是很难避免之事。就此稿而言，版本认识上的问题，导致书稿校勘上存在诸多疏失。其中最为突出的两个问题是，作为稼轩词最为重要版本的元大德本，参校有限;对四卷本中的重要版本吴讷抄本，同样未予重视，没有全面校勘。这两个版本，作者均在“凡例”中列为参校本，然而从实际情况来看，作者似乎并没有做全面对校的工作。此外，汲古阁《宋六十名家词》本，虽然书稿中据其出了不少校记，但漏校之处仍有发现。

虽然吴讷本为四卷本中的主要版本之一，且为现存时间最早的四卷本，但学界对其评价不高，研治稼轩词者，多将其忽略

（其实不应忽略，此本有其版本价值），而以汲古阁抄本为四卷本系统中的代表性文本（很多情况下，将汲古阁抄本等同为四卷本）。本稿没有系统校勘吴讷抄本，相较于现有稼轩词整理本，在这一方面虽没有更上一层楼，也不能说有什么问题。此外，考虑吴讷抄本有出校价值的异文有两百多处，数量过多，不便罗列。

四、编辑加工中的一些具体问题

因原稿全部为手写稿，稿中大量存在剪贴涂改之处，加之书写纸张很大一部分为信纸，薄而脆，如初审、二审、三审均在此原稿上加工，恐涂改、牵画过于繁复，使排版人员更加难以识别，也有可能造成纸张损坏，更不利于二审、三审把关质量。因而初审完毕后，先行将此稿预发排。排样出来后，作者根据初审提疑，又进行了大面积修改。

标点、引文、错别字等琐碎问题不时出现，尤其是标点（专名线）、引文（指引文中之具体文字差误）问题，大量存在。

涉及学术观点、行文论述的问题。有些是引文出处有问题，致使论证无法成立;有些是书证与词文不附;有些是对某问题的认识存在偏差;有些是表述上、格式上的不严谨，致使产生不应当出现的问题。

书稿中尚有需重新写定笺注的词作;书稿中有些词作，笺注方面与邓书等相比缺少新创见，有很大改写或增补的空间。

原稿可界定为“初稿本”，没有经过誊清，页面格式较凌乱。在原稿及预发排之校样上，责编作了不少格式统一的工作。

五、题外话：处理本稿时所见邓广铭《稼轩词编年笺注》、辛更儒《辛弃疾集编年笺注》诸问题

《稼轩词》整理本，学界长期以来一直使用邓广铭先生《稼轩词编年笺注》，邓书得到人们的普遍认可，可以说是古籍整理的典范之作。2016年中华书局出版了辛更儒先生《辛弃疾集编年笺注》，以资料丰富和实地调研为特色。既有此两种颇有分量的整理本在前，责编在审读本稿时，为确保其学术质量，不得不取二书以比较之。在这个过程中，发现邓书、辛书中存在的一些问题，谨录于此，或可在二书重版时复核、修订。

1.对稼轩词版本的处理不尽严谨，整理过程中留有隐患，后来研究稼轩词者失于审查，终成一笔糊涂账：邓书凡例中云四卷本有汲古阁抄本、吴讷《百家词》本二种。但在实际操作中，并未区分二本之不同。二本之间文字有不同，并非一个版本。而邓书校记涉及四卷本者，沒有区分是汲古阁抄之四卷本，还是吴抄之四卷本。据其录词来看，多数情况下邓书所称“四卷本”指汲古阁抄本，仅有个别之处指吴讷抄本，亦有糅合汲古阁抄本、吴讷抄本和元大德本而不出校者。（辛书同）

2.校勘中存在系统性的错校，数量颇多的漏校：①将毛晋《宋六十名家词》本误为“四印斋本”。邓书校勘记中凡是涉及“四印斋本”者，除个别者之外，实际上均当是《宋六十名家

词》本，而非四印斋本。②即便《宋六十名家词》本（即邓书中

所称的“四印斋本”），也存在颇多遗漏。③因为未对四卷本中

的汲古阁抄本和吴讷抄本加以区分，而是笼统地以四卷本称之，

吴讷抄本被有意无意地舍弃（然而书中又有据吴讷抄本录词的情况），致使失校吴讷抄本。此外，还存在所录稼轩词，文本来源

交代不明，或擅改文本而未出校的情况。

尽管邓书存在如上所说应当避免的遗憾，但不可否认的是：

①这些问题的产生有特定时代学术认知的原因，邓先生整理稼轩

词时，当时人们对词集文本的认识，与我们现在的古籍整理规范

不全同;当时人们认可广参众本、择善而从这一词集整理方式。②上面指出的这些问题，对于邓书的学术价值而言，正所谓“两手

杷泰山”，无损其高也。邓书仍是新中国古籍整理的典范之作。

二审意见

《辛弃疾词校笺》一稿，在学界现有的几部辛弃疾词整理本

的基础之上，重新校注稼轩词，有它的特点，例如保持底本编排

次序而不打乱编年;增加“集评”以便于认识前人对稼轩词的评价;广泛吸取已有研究成果，等等。

书稿在整理中所存在的问题，初审已指出。除此之外，作者

在笺注词句时，偶有为立新意，而强求解说者。同意初审将“参

考文献”删除的建议。二审通读全稿，另对部分不妥表述、错别字、专名线等问题作出改动。

三审意见

本稿的特点和欠缺之处，初审、二审言之已详。“千家注杜，五百家注韩”。辛弃疾词虽已有邓广铭《稼轩词编年笺注》这样的典范在前，但推出一部反映当前集部文献整理特征的新的校注本，仍是有必要的。校注体例不同、侧重点各异的整理本，也是当前稼轩词研究界所欢迎的。

辛弃疾词正文采用“句、叶、断、豆”法标点，然或有漏误之处，甚至上下阕都未能统一。今依据词律一一是正，并相应改正注目（如“‘堕玉京二句”，改为“‘堕玉京句”之类）。

书稿断句、标点问题不时出现，目力所及者均逐一改正，如“柱后，惠文……”改为“柱后惠文……”;“会稽王道子”改为“会稽王道子”;“成都侯商”改为“成都侯商”;“翟公”改为“翟公”（“公”为其名）;“孙、楚”改为“孙楚（孙楚晋人）”;“怀嵩”改为“怀嵩”（楼名），等等。

改正错别字累百，书稿原稿为手写稿，一些错字或为排版人员误识所致，如“陶写了具”应为“陶写之具”，等等;而也有不少并非手写之误，如“爰深正寧之思”，应为“爰深正宁之思”之类，当是作者对相应知识点未能注意;有些则是作者笔误，如“林玫仪”误作“林玖仪”（多处）;也有作者错误记忆而未加复核所致者，如“赵闻礼”误作“陈闻礼”，等等。

作者亟欲突破邓广铭《稼轩词编年笺注》，心情可以理解，然具体到词句笺注中，则新创良难，有些解释未免生新而不切。如《好事近·中秋席上和王路钤》“不是小山词就，这一场寥

索”，其笺注云：“邓氏谓‘汉淮南王之客有小山者，作《招隐赋》，非是。”断言“‘小山词指晏几道之词”。《招隐赋》切桂（中秋）切招隐（官员心情），中秋席上主客竟无端以晏几道词为主题，实在匪夷所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