渣滓洞,白公馆导游词

各位团友，大家好
欢迎大家参观歌乐山烈士陵园。
首先，我要介绍一下自己。我姓＊，大家叫我小＊就可以了．我是这次行程的导游。
很高兴能为各位导游，我将竭尽全力为大家服务，并尽我所能把歌乐山烈士陵园介绍给各位。大家如果对我的讲解有什么疑问，欢迎在我讲完后及时提出来，我将竭力为大家进一步阐述清楚。
预祝大家今天能满意而归。

现在我们所看到的是歌乐山，抗战时是国民政府总部、电台所在地。歌乐山峰峦叠翠，风光秀丽，只是由于上世纪40年代国民党反动派在山上设置了两座监狱——白公馆、渣滓洞，以及其他的一些秘密监狱，这里才成为人们心目中阴森恐怖的处所。

现在我们首先进入渣滓洞。渣滓洞原来是一座小煤窑，因为煤少矸石多，所以人们就称它为渣滓洞。这里三面环山、一面临沟十分隐蔽，戴笠看中了这个地方，逼死了小煤窑老板，霸占了煤窑，成了又一个关押革命者的看守所。这是一排二层青砖楼房，上下16间都是男牢，另有两间平房是女牢，楼前是一个可让犯人放风的小院。这里曾关押过当时四川省委领导罗世文、车耀先及江竹筠等300多位革命者。1949年11月27日，国民党反动派对狱中200多人集体屠杀，仅有16人幸免于难。

现在我们看见的是女牢，江竹筠等革命烈士曾被关押在此。江竹筠，大家都叫她“江姐”，1920年8月出生，四川省自贡市人。1939年考入中国公学附属中学读高中，不久加入中国共产党。1940年考入中华职业学校会计班，任该校党组织负责人。1941年，任中共重庆新市区区委委员。1943年,与彭咏梧同志假扮夫妻,协助其工作.1944年去成都，考入四川大学农学院学习，并以学生身份做群众工作。现在大家在江岸西园一餐厅楼间校友栏中就可以看见她的照片。1945年,组织上安排她与彭咏梧正式结为夫妻.1946年7月回到重庆搞学运工作，帮助西南学院和女子师范学院分别建立了中共党组织及党的外围组织“六一社”，领导学生开展抗议美军暴行和反饥饿、反内战运动。1947年协助彭咏梧领导<<挺进报>>,负责稿件传递及发行工作。1947年11月，以下川东地委委员、川东临委联络员身份随彭咏梧一道离渝去下川东开展武装斗争。1948年1月。彭咏梧在云阳、奉节暴动中牺牲。她回重庆向川东临时工委汇报情况后，要求重返下川东工作。1947年6月14日，因叛徒出卖，江竹筠及其他一批同志被捕，押往重庆，关押在中美合作所“渣滓洞”监狱。在狱中，特务头子徐远举得知她是川东临时工委联络员、下川东地委委员，掌握着川东云阳、奉节、巫溪、巫山等县党组织和游击队的情况，便妄

图从她身上打开暴动地区缺口。徐远举及其手下特务接连对她进行刑讯，用夹手指、坐老虎凳、灌辣椒水等酷刑折磨她，致使她一次次痛昏过去，但她始终未吐露一点情况，表现了共产党人视死如归的英雄气概。1949年11月14日，江竹筠与其他三十名难友一道壮烈牺牲于中美合作所集中营内的电台岚垭，年仅29岁。
而出卖江姐的，是时任重庆市委副书记兼组织部长的冉益智，其供出大批共产党员。他还“现身说法”劝说下川东地委书记涂孝文叛变，使江竹筠、李青林、雷震等数十名中共党员被捕，中共重庆及川东地区组织遭受重大损失。
无论是组织或个人，几乎是先被自己打败，然后才被敌人打败的。国民党如此，中共重庆和川东地区组织也是如此。由于叛徒出卖，造成133人被捕的惨重损失。面对惨痛损失，他们认识到领导人叛变和组织大破坏，根本的原因是堡垒内部出了问题，党的建设和党内教育的缺失，党员理想信念的淡漠，缺乏激烈斗争的锻炼，少数人脱离监督，滋长了消极和腐化意识。 为了把狱中同志们总结的教训转达给党组织，他们相互叮嘱不论是谁，只要有朝一日活出去，就一定要向党报告。
在人们所熟知的江姐的动人事迹中，有两个最让人印象深刻、过目难忘的情节，一个是她亲眼看到了被国民党当局杀害后悬挂示众的她丈夫彭咏梧(小说等文艺作品中叫彭松涛)的人头，另一个是她被捕后遭受了以竹签子“钉手指”的酷刑。而现在有的人说，这两个震动了亿万公众的英雄事迹，恰恰都是虚构的。事实具体如何，我们可以考证。烈士的事迹，我们应当还以真像。但是，与此同时，我认为，烈士的伟大，不会因为具体事实的大小多少而变得渺小。伟大，与具体事实没有必然的联系。纵然没有竹签钉入江姐的手指，江姐依然是我们的烈士，使人民的英雄。而对于江姐是否亲眼看到丈夫的头颅悬挂示众一节，我个人认为考证这件事情的人是别有用心的——难道一个人的丈夫死了，我们非要要去在乎和过问她是否亲眼她丈夫的头颅悬挂示众，并且，更为重要的是，这两个人都是为人民解放相续献出生命的烈士！烈士的具体世界可以怀疑，但是，不能因为这种疑问而对烈士精神产生质疑，更不能对这些五十多年前牺牲的进行亵渎。烈士们已经牺牲了，我们再也无法容忍别人让烈士精神的逝去。


接下来我们将去展室看有关小箩卜头的展览……

小萝卜头和江姐、双枪老太婆、许云峰、疯老头一样，都是小说《红岩》里的一个人物。他的人物原型叫宋振中。
之所以大家都叫他小萝卜头，是因为他在狱中易致营养不良，所

以脑袋大，身子小，看着很像小萝卜，大人们便亲切地称他为小萝卜头。
宋振中在一岁的时候，和妈妈一起被国民党反动派关进重庆白公馆监狱；1949年9月6日，和妈妈徐林侠、爸爸宋绮云一起被国民党特务杀害于戴公祠，当时，小萝卜头宋振中才9岁。
小萝卜头宋振中遇害时年仅9岁，但是，他在敌人的监狱里被关押了8年。他是在敌人的监狱里长大的，不知道外面的世界是什么样。在敌人残酷迫害下，小萝卜头是吃霉米饭长大的，不知道糖是什么味儿。他和所有的孩子一样，渴望到学校里去读书，但是，他是“政治犯”，敌人不让他读书，经过地下党的斗争，他才在监狱里上了学，由地下党员和爱国志士作他的老师。小萝卜头稍微大一点以后，就懂得了谁是坏人，谁是好人。他特别痛恨国民党反动派，在敌人的监狱里帮助地下党做了许多成年革命者不能做的革命工作，为打倒国民党反动派，建立新中国，立下了不可磨灭的功劳。正因为如此，重庆解放后，小萝卜头宋振中被追认为革命烈士。他也许是我国，甚至是世界上最小的烈士。
其实，就一个小朋友而言，他也许是不想成为烈士的，甚至不知道什么是烈士。他只想和其他小朋友一样，能每天依偎在妈妈身旁，可以上学，可以唱着欢快的儿歌在野外追小蝴蝶……但是，历史的事实却让他不得不选择面对很多成人都无法面对的事实——每天吃着发霉的饭，严格限制人生自由，对大千世界几乎一无所知。与其说历史对他很残忍，不如说是军统特务的丧尽天良。历史是公平的，做坏人一定会会遗臭万年，做好人才名垂千古的唯一出路。

今天我们来到这里，追忆当年那些烈士所经历过的壮烈。而对那些亲历者来说，那是最长的一日。
1949年11月27日，阴有小雨。临近午夜的时候，特务们以转移为名，把渣滓洞所有的难友全部集中在楼下的八个牢房，难友们发现，过去熟识的看守早已经换成了荷枪实弹的士兵。随着一声尖锐的口笛声，大屠杀突然降临。时至今日，当年幸免遇难的老人付伯庸都难以忘记那声刺耳的口哨，和汤姆生机关枪枪口耀眼的焰火，在老人的印象里，那时口号声几乎是与枪声同时响起的。
傅伯庸老人曾回忆说：“大家呼口号，打倒反动派，唱《国际歌》。差不半点多钟。”
屠杀开始以后，傅伯庸就站在牢房门口，枪响的时候，是张学云救了他的命。张学云曾经试图夺下刽子手的枪，牺牲的十分英勇。
傅伯庸老人回忆道：“张学云，共产党员……他是连长，他带兵的，他……的时候夺枪，枪有个呱呱，门缝窄了拖不进来，结果他死在敌人的枪

杆上.我站在他后面，他把我往后一护，我站在那扇门的死角，机枪就转不过弯，把他打死了，倒下来，倒在我身上，他那条命保护了我。”
张学云的血流在了傅伯庸的身上，傅伯庸伏在地上，清楚地听到敌人慌乱地补枪，倒汽油，纵火的声音。大火在烧，照亮了重庆的夜空。渣滓洞全部300多名难友，那一晚只活下了十六个。
而另一位作为局外人的亲历者邱时春， 1949年，她那时只有17岁，还是重庆市树人中学的一个女生，在11月27日的那个恐怖的夜里，她和宿舍里的所有女同学根本无法入睡……在不远处的歌乐山，急骤的枪声整整响了一夜。
邱时春老人回忆道，“我又害怕又紧张，我就说这些人怎么这么狠啊！ 你要看了，凡是有一点良心的人，都受不了，它整个片山都是停的，这一堆那一块，尸体，尸体又看不见完整的人，满山遍野的人爹呀妈的就找，儿子呀，孩子呀的找人，怎么找，到哪儿去找？ 所以我当时就下决心，就在这现场我自己就这么想，而且十几岁呀！我说如果我将来要是教书的话，我一定要让我的学生永远记住他们。“
57年前，邱时春只有17岁，这一天在歌乐山的经历，决定了她一生的选择。
解放后，人们在废墟上重建了当年的渣滓洞，时光流逝５９年，如今这里已经是红色旅游胜地，人们在这里根据讲解来追忆当年那些烈士所经历过的壮烈。
解放以后，邱时春报考了师范院校，做了一名人民教师，1983年，时年47岁的邱时春在重庆市29中学首创全国第一个红岩英烈班，到现在已经连续办了12届。她没有违背当年在歌乐山下的誓言，毕生都在试图把这些先烈的事情告诉给孩子们。2006年的冬天，天南海北的学生们聚在一起，要给老师庆贺70大寿，邱时春拒绝了，那一天，她独自一人去了烈士墓。
邱时春把她的一些心里的话都在那儿给他们说了。在那儿她就专门做了几朵大白花，几个坟都给他们戴上，每个坟跟前她都站了很久。她至今仍清楚地只记得跟罗广斌同志说过的话，　她说：“罗广斌同志，您放心，我永远是怀念你的，即便我的学生他们将来，来看不了你了。有的是走了，有的我不好说，现在有的就搞形式主义去了，我是一定要来看你的。“
这段历史，无论对谁，都是伤痛的。忠烈成枯骨，有的妻子日日夜夜在等待年轻的丈夫回家，最终却等来了５８年的悲伤记忆。我们善于等待，善于化悲痛为力量。但是，泪水却经常出卖了我们……

５９年前的大屠杀。我们没有亲眼看见，但通过一张张照片和一串串记忆，我们却如影历历。我们知道了，除了日本人，还有国民党反

动派能干出这样令人发指的事情。只不过，与日本人不同的是，我们是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我们做到了，可我们仍然将内战延续。仅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国共双方就有近三百万人失去了生命。而平民伤亡人数尚未计算在内。抗日战争，我们用三千万以上的军民生命换来了久违的胜利，而国内战争，兄弟之间相互杀戮——这种杀戮，是对自己民族的犯罪。无论是何种党派之间相互争夺，做出对人民和民族有害的事情，就是毋庸置疑的罪人。
战争和正义，都可以将杀人合法化，甚至杀人多者可以成为英雄。杀戮，是战争中一种最为常见的方式。因为战争是不择手段的，对敌人没有所谓的道德可言。对敌人的仁慈是对自己和朋友的犯罪。但是，若杀的是与胜败没有必然甚至没有丝毫联系的人，便是失去了人类最为基本的仁慈和怜悯之心。当时的国民党错了，不在于他杀了他心目中的敌人，而在于，他杀的是自己的同胞，并且杀得再多也无法挽回自己的败局。这样的杀戮便变得毫无意义，于是成为屠杀；于是国民党反动派用自己的遗臭万年，成就了几百位革命者的千古名垂。
然而，我们又怎么忍心让我们的同志死亡，纵然死亡可以换回功名。生命是最危重用药的。“生命诚可贵”。其实“生命诚可贵”后面还有两句话：生民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两者皆可抛。烈士们做到了。而作为今天的我们，在这昔日的血案发生地，如今的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我想我们来到这里，并不是为了单纯的体验当年的残忍，切勿兄弟阋于墙——当是永世不忘的挚言。
那场内战已经过去五十多年了。一个民族在内部相互杀戮的历史也过去了五十多年。奇怪的是，我们缅怀这段历史，除了悲痛，却时常穿上盛装，把那段内战的结果当作一个重大节日来庆祝。其实我们没有权利来欢庆的，我们既是胜利者，也是失败者。为了地底下在内战中死亡的人们能得到安息，我们能做的也许应该是，好好学习，好好工作，孝敬父母，尊老爱幼，诚实信用，珍爱生命，兄弟和睦……最为重要的是，不再让那段历史重演。

各位团友，今天对歌乐山烈士陵园的参观暂时就到这里。欢迎大家以后有机会再次来到这个地方，来到这里看看我们共和国的过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