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文论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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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书报告一：柏拉图对诗矛盾态度的和解

柏拉图的文艺思想中存在着对诗人态度的一对矛盾。在《伊安篇——论诗的灵感》中，柏拉图借苏格拉底之口阐述了自己对诗的产生的看法：诗来源于迷狂，而这种迷狂状态是神附体造成的。肯定了诗是神的指示。柏拉图对神的态度是十分恭敬虔诚的，在《理想国》第二卷和第三卷中，亵渎神就作为诗人的一条罪状成为柏拉图驱逐诗人的一条重要的理由。既然诗是神的指示，那么诗的地位就应该是崇高的。然而，在《理想国》中，柏拉图却表现出了与《伊安篇》完全不同的态度，在第十卷中，决绝的将诗人驱逐出理想国。

语境与观点

柏拉图为什么对诗会表现出两种决然不同的态度呢，有趣的是，人们往往注意到柏拉图驱逐诗人的观点，而似乎对柏拉图在《伊安篇》中表达出的对诗的地位的肯定有所忽视。

我认为，造成柏拉图对诗人矛盾态度的原因实际上呈现出两个层次：第一，是语境的影响。由于文艺思想所依附的哲学体系以及其存在的价值判断对柏拉图的态度的影响；第二则是由于对诗的观点的矛盾。

如果加以考察，可以看到柏拉图是在不同的情况下提出这两个看似矛盾的观点的。

在《伊安篇》中，诗的迷狂是在与诗人讨论诗的魅力，是柏拉图在尝试着解释诗的独特而巨大的影响力的原因时提出的观点。在与伊安讨论诗时，苏格拉底将伊安对荷马的偏爱、听众听到诗之后所受的巨大影响解释为灵感的作用，柏拉图意识到了诗的独特性，并将其解释为灵感而非技艺使然。他认为诗之所以具有如此大的感染力，是因为这种获得灵感的迷狂状态如同磁铁吸引铁环一样，是可以通过诗人和唱诗人之口传递的。尽管在《伊安篇》中，柏拉图将诗人作为神的代言人因而赋予了极高的地位，但是柏拉图用外在的灵感代替内在的技艺解释诗人创作，只是把诗人当做传递迷狂的一个被动的环节，借此否定了诗人在创作当中的重要作用。相似地，在《伊安篇》中，除了否定诗人的主观作用外，柏拉图还完成了对唱诗人的否定。柏拉图迫使伊安承认自己唱诗是依靠灵感而不需要技艺。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在论证这个问题的过程中，柏拉图看到了生活经验在理解诗过程中的重要作用，尽管这一直被柏拉图当做刁难诗人和唱诗人的工具。

《伊安篇》一方面在否定诗人以及唱诗人的作用，但是另一方面在否定过程当中，却将诗人上升到了神的代言人的位置，这个的确是不可忽视的。

但是在《理想国》中，柏拉图却有着完全不同的看法。

“柏拉图是从自己的哲学出发建构自己的文学理论”i。柏拉图的政治思想对文艺思想的影响极大，可以说文艺思想是附属于政治思想而存在的。对理想国应有正确的理解。《理想国》的中文译名为“理想国”但是其英文译名为“正义”。《理想国》是一本谈政治哲学的书，全书阐明了柏拉图的正义观，并塑造了按这种正义观建立起的“理想国”。因而了解《理想国》中的正义观以及柏拉图塑造的“理想国”的特点对理解柏拉图对于诗的观点，意义匪浅。尤其

是正义观，才是对整本书的统摄，脱离正义观是很难理解“理想国”中的制度以及关于文艺的主张的。

柏拉图在《理想国》中提出的正义主张是“全社会人的利益”为了实现全社会人的利益，就可以牺牲某个人群的利益。当然，这种观点本身也是矛盾的。柏拉图将“理想国”这种理想的社会制度下的人进行了分工，“统治者”“保卫者”，“辅助者”和“农民和工匠”，全书重点放在“保卫者”和“统治者”上，因为他们对于整个城邦人的幸福是至关重要的。他们要牺牲更多以保证整个“理想国”的利益。书中就他们的产生方式及培养方式进行了系统论述。书中描绘的理想社会有极端强调实用，排斥欲望，倡导简朴，简化生活的特点，这表现在财产公有制、群婚制度、集体训练等等，具有浓厚的氏族制度的色彩，他甚至否定医术，具有回归原始社会的倾向。这当然与雅典当时面临的危机有着很大关系。由此可见，柏拉图的思想是带有功利主义的特点的。

《理想国》对于诗的谈论集中于第二卷、第三卷和第十卷中。在塑造保卫者形象时，谈到对保卫者的教育提到了诗的作用，这部分内容集中在第二卷和第三卷中，而对诗的集中论述则在第十卷中。

在谈到对“保卫者”教育的问题时，“我们是作为城邦的缔造者而不是诗人在这里发言的”1ii，柏拉图依据“勇敢、诚实、自我克制”的目标，限定了理想国当中诗的内容和形式。在第三卷中，柏拉图还区分了叙述与模仿。

在第十卷中，柏拉图提出了模仿说，从诗的创作和影响方面，分析了诗的价值——当然，这也是“作为城邦的缔造者”来说的，诗是对模仿的模仿，与真理隔着三层，无益于求知。而大量的诗对于道德教育有害，丑化神灵，影响极坏。尽管柏拉图承认诗的娱乐作用，但是却因为诗是“无益的”而坚持驱逐诗人。

比较两种观点提出的语境，不难发现，《伊安篇》相对于《理想国》中关于诗的观点，其语境相对单纯。苏格拉底遇到伊安，与他散步并讨论诗，政治哲学的成分相对要少，仅是柏拉图对诗的观点，主要是关于诗来自于灵感还是技艺的讨论。柏拉图也没有明确对诗进行价值判断。而在《理想国》中，柏拉图是在依据“正义观”而建造政治制度的政治哲学思想体系中对于诗的看法的论述。这点从辩论发生的地点——比雷埃夫斯港和辩论的对手，就可以看得出。具有了这样的语境，讨论诗的努力便不那么单纯了。柏拉图构造在政治制度的语境下讨论诗，作出了明确的价值判断——把诗人驱逐出理想国。既然政治的标准成为最主要的标准，诗不是沦为政治的工具就是被政治以其标准来衡量。虽然柏拉图一直是从自己的哲学出发来讨论诗的问题，但显然，《理想国》中的文艺思想相对伊安篇来讲，面对着更加明确的政治哲学判断的影响。其次，《伊安篇》中的观点是从传播过程来切入，分析诗的产生和传播，如果涉及到对于接受者的影响，也只是表现了接受者的对诗产生共鸣，这仍可以看做是诗传播过程中的一部分。伊安本人是个吟唱者，处在传播的环节上。而《理想国》中的观点则是从诗的影响切入，谈及诗的创作，又从诗的创作分析诗的不良影响。

柏拉图对于诗人态度的产生过程是：在不同的语境中，柏拉图有所侧重的思考关于诗的问题，得出不一致的观点，又在语境的影响下，对诗做出了不同

的价值判断，因而表现出了对于诗人不同的态度。当然，语境并不是柏拉图诗学观点的决定因素，但是无疑是有影响的。

柏拉图对于诗的态度的矛盾，又可以归结为一系列观点的矛盾。首先，诗人在诗创作中的作用，既然诗人不过是神的代言人，那么诗人在时的创作中就没有主动作用，而诗人的模仿显然是诗人自觉地进行创作的过程；其次，如果，诗人是神的代言人，那么说出的话就应该是维护神的，而不可能是诋毁神，但是《理想国》所列的诗人的罪状之一就是丑化神；其三，如果诗是神言，那么神言对人的影响应该是积极的，不可能出现《理想国》中诗对人的消极影响；而且，如果诗来自于神，那岂不是直接抵达了真理，怎么会在《理想国》中提出诗人无法抵达真理的看法？真理到诗究竟是自上而下的过程还是自下而上的探索？

很显然，这些矛盾之处的根结在于“模仿说”与“灵感说”的矛盾。这两种观点显然是两个体系，不能相容的。

和解的可能

对于柏拉图的矛盾之处，王柯云在《<理想国>的诗学研究》指出“事实上，柏拉图诗学有前后相悖的一面，也有彼此贯通的一面，对此不可采取大而化之的解释方法，那样会就其一点而不及其余，易犯以偏概全的毛病。国内外不少学者喜欢引用柏拉图驱逐诗人的相关言论，殊不知柏氏这位好诗爱智的诗人哲学家，对于诗歌艺术的态度是复杂而矛盾的。”iii但是柏拉图的态度如何贯通却以“其实，我们只要换一角度就会发现，柏氏对诗人与诗歌的种种谴责与控告，正好从反面证明诗歌的重要以及他对诗歌的关注，特别是对哲理诗或诗化哲学的关注。”iv但是很显然，这种理解方式实际上规避了或者承认了柏拉图观点的矛盾之处，而上面所言“柏拉图观点的贯通”却语焉不详。

有的研究者从对话体文体的角度来解释这个矛盾，认为柏拉图笔下的苏格拉底也许本来就是一个文学形象，他的观点有的可能是柏拉图的观点而有的则可能是这个文学形象自己的观点。这种观点实际上否定了通过柏拉图著作认识柏拉图思想的可能性，推翻了现在对于柏拉图思想认识的基础。对话体这种方式虽然有文学性，也绝对不是文学创作，柏拉图本人只能说是哲学家也不能定性为文学家。真正意义上通过文学方式表达哲学思考是很晚近的情形，不大可能出现在古希腊。

对话体对柏拉图观点的表达是有着很大影响的，这也是造成对于柏拉图思想理解困难的原因之一，实际上也造成了很多其他的、难解的观点上的矛盾。这使得我们理解柏拉图的思想有很多困难，但是笔者相信，柏拉图的矛盾是有和解的可能性的，柏拉图的思想是一个严密的体系。

李平的《神只时代的诗学——对柏拉图、亚里士多德诗学思想的再思与认知》中谈及这个问题，试图从“模仿”和“灵感”两个词的定义和使用方面消弭这个矛盾，李平从赫拉克利特和德谟克利特使用“模仿”和“灵感”这两个词的情况分析认为这两个词在古希腊人脑海中一直都是不矛盾的。但并没有解释两种观念何以在古希腊人脑海中不矛盾，也难以解释柏拉图的矛盾观点。李平认为，柏拉图及其哲学的构成元素包括政治抱负、神灵观念和诗人气质。用不同元素的组合来解释矛盾的观点。如果情况真的如此，那么柏拉图就是一个

间歇性人格分裂的人，一个伟大如柏拉图的人对自己的思想如此不清晰，也实在难以理解。况且关于柏拉图构成元素的总结原本就是在《理想国》等著作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虽然李平也并没有说清楚为何会存在这样的矛盾，但是从“模仿”和“灵感”两个词的使用去探讨柏拉图的看法却提供了一种思路，即这两个观点在古希腊人的思维中并不矛盾。

虽然难以从古希腊人留下的痕迹中看到当时的思维，但是就文本本身而言，这两种矛盾观点的和解乃至贯通是有可能的。

如果注意柏拉图提出“灵感说”的语境，即与伊安的对话，就会发现，“灵感说”讨论的诗其实是有一个假定的前提的，那就是讨论的范围界定在会使人陷入迷狂状态的诗，从艺术上讲，一定是好诗，但是《理想国》第十卷中对模仿说的范围却没有言明。可以认为柏拉图的“灵感说”和“模仿说”是在说两种不同的诗，一类诗是迷狂的诗，其创作、传播都犹如是神的意旨，而另一类诗的创作则是主要依靠人力，这类诗也会对人产生影响，但是却不象前一类诗一样会进入迷狂状态。在《理想国》第三卷中，苏格拉底说“诗歌和故事公有两种体裁，一种完全通过模仿，就是你说的悲剧与戏剧；另外一种是表达诗人自己情感的，你可以看到酒神赞美歌大体都是这种抒情诗体。第三种是二者并用，大体可以在史诗及其他诗体中找到。”v从这个可以看到，柏拉图并不认为所有的诗都是模仿得来的。对于诗的分类可以作如下理解：通过模仿的，这类的典型体裁是戏剧和悲剧；表达情感的，这类典型体裁是抒情诗体；还有二者并用的，这类的典型是史诗及其他诗体。柏拉图在《理想国》中没有讨论这种表达感情的诗，但是很显然，这种表达感情的诗更有可能使人进入迷狂状态，在俄狄浦斯的神话中，安提戈涅埋葬自己的哥哥时说自己对死者的尊重遵循的是神灵定下的亘古不变的法，而符合自然规则的这种感情理解为神灵的启示也不无可能。在《理想国》第十卷中讨论的模仿说，就主要是针对第二类诗。在第十卷开头，苏格拉底就说“它（理想国）绝对拒绝任何模仿”vi而并没有说拒绝任何的诗。如果承接第三卷的看法，就可以将之贯通，即第十卷在讨论的是模仿的诗，主要是悲剧和戏剧，实际上，第十卷的讨论也主要围绕着悲剧和戏剧进行的。

如果这样讲，那么《伊安篇》中，柏拉图讨论“灵感说”却一直在那荷马做例子，又怎么解释呢？这个问题不妨这样理解，首先，抒情诗体是典型的体裁并不意味着其他体裁就没有这样的因素；其次，荷马不仅写过戏剧，《荷马史诗》既然是史诗，有着模仿和叙述两种方式，也就有使人迷狂的成分。

分析至此，其实，柏拉图的矛盾观点就达成了和解。

柏拉图认为这两类诗难以区分，最保险的办法是直接把可能产生坏影响的诗人驱逐出去。《理想国》第十卷原本说诗人可以创造好诗留存在理想国，对于“保卫者”进行教育，中间却几乎不加过渡地又将诗人放逐出去。想必就是这个原因。从这个意义上讲，柏拉图之所以会形成对于诗人态度的分裂，主要是他对于神的绝对崇敬、对于真理的推崇等哲学思想使然。

无论如何，柏拉图的“灵感说”和“模仿说”对后世影响巨大，对诗的独特性认识也颇值得注意。后世的所谓浪漫主义、现实主义等相似的概念皆与此相关。精神分析学派则试图解释“灵感说”的非理性部分。从诗的独特性角度说，无论是“灵感说”还是“模仿说”，柏拉图都否定诗是一种技艺，这说明充分看到了诗的独特之处，不仅看到了诗作为艺术形式的独特之处，而且还看到了诗与绘画、雕塑等其他艺术形式相比而具有的独特之处。柏拉图充分认识

到诗在传播过程中的巨大感染力和对人的影响，认识到诗的娱乐功能和教育功能。这些观点都是不可忽视的。

i陈太胜：《西方文论史》，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2页。

ii柏拉图：《理想国》，郭斌和、张明竹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81页。

iii王珂平：《<理想国>的诗学研究》，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287页。

iv王珂平：《<理想国>的诗学研究》，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288页。

v柏拉图：《理想国》，郭斌和、张明竹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96、97页。

vi柏拉图：《理想国》，郭斌和、张明竹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387页。

参考书目：

柏拉图：《理想国》，郭斌和、张明竹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6年。

柏拉图：《柏拉图文艺对话集》，朱光潜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3年。

陈太胜：《西方文论史》，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

王珂平：《<理想国>的诗学研究》，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李平：《神只时代的诗学对柏拉图、亚里士多德诗学思想的再思与认知》，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