远古时期三峡盐资源与移民文化述论

远古时期三峡盐资源与移民文化述论

---------------------------------------------------------------------------------------------------------------------- 编辑整理：https://www.360docs.net/doc/cf5470400.html, 编辑:王力时间：2012年10月12日来源：管理沟通培训摘要：三峡地区渗涌不绝的天然盐泉与远古时期发生在该地区几次大的移民潮有着十分紧密的联系；而巫臷文化、早期巴文化、巴楚文化等文化特质的形成则与盐和移民直接相关。本文就此内容粗作论述，借以勾画出三峡文化的早期形态与历史发展脉络。

关键词：盐泉；移民；巫臷；廪君巴；巴楚争战

回顾三峡地区的文明发展史，不难发现，其本身即是一部鲜活的移民史。自远古以来，在这块神奇的土地上，移民进出不断。或出于政治原因，移民由峡外涌入三峡，或迫于生计、为拓展新的生存空间而走向峡外，或为战争所逼、不得不舍弃故土转徙三峡重建家园。历史上历尽迁徙命运的三峡先民，当然不能与今日国家大力扶持的三峡移民同日而语，但在一次一次的移进移出的过程之中，却促进了南北文化在三峡地区的碰撞与交融，直接或间接地促进了三峡本土文化的生长与发育，并使之成为了中华大文化百花园中的一枝独放异彩的奇葩。

饶有意味的是，最早在远古时代发生在三峡地区的几次规模较大的移民潮，竟直接与该地区巨厚丰富的盐资源相关。移民，不但在丰富多彩的三峡盐文化中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页，而且对于进一步探究整个三峡文化的生长发育与流变亦提供了明晰的线索。本文拟就远古时代三峡盐资源与移民文化的关系粗作爬梳、论辨，借以显现巨厚丰富的盐资源在三峡文化形成过程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

一、古老盐泉的初始开发史与最早进入三峡地区的中原移民

渝东三峡地区，蕴藏着巨厚丰富的盐资源，无论从有关的古籍文献资料记载，抑或是当今地质钻探、考古发掘成果，皆能有力地说明这一点。由于深埋在地下的盐矿资源，经地下水溶解后，多从河畔山麓岩隙渗涌而出，其取卤之方便，远胜蜀中其他地区，故该地区古代先民对天然盐泉的开采利用，较之秦初李冰“识察水脉、穿广都盐井”[ [66>，其时更早。

最负盛名的渝东盐泉，当首数位于今巫溪县宁厂古镇的宝源山白鹿盐泉，此处自洪荒远古迄至现今，天然盐泉一直涌流不绝。若要追述该处盐泉的初始开发史，我们至迟可向前推至距今4100年的新石器时代晚期。据《山海经•大荒南经》（第十五）记载，虞舜时代，在三峡腹心——大巫山地区，已存在一个名叫“巫臷”的方国（即今巫山、巫溪二县所在地域，秦汉时期皆属古巫县统辖）。帝舜非常重视这片地区，就派他的儿子无淫前去治理。“巫臷民‘朌’姓，食谷。不绩不经，服也；不稼不穑，食也。爰有歌舞之鸟，鸾鸟自歌，凤鸟自舞；爰有百兽，相群爰处。百谷所聚。”这真是一个丰衣足食的美好家园！为什么在生产能力十分低下的远古时期会于沟壑深切、土地贫瘠的三峡腹心地带出现这么一片乐土？考其缘由，亦正是由于巫臷先民掌握了宝山盐泉，再加上方便的水运条件，食盐方成为巫臷民众同四方部族换取布帛谷物进行原始商业贸易活动的雄厚资本，因而才显得如此的兴盛繁荣。

又据《山海经•海内南经》（第十）记载：

夏后启之臣曰孟涂，是司神于巴。人请讼于孟涂之所，其衣有血者乃执之，是请生。居山上，在丹山西。

此事《竹书纪年》卷三亦有简略记载：

帝启八年，帝使孟涂如巴莅讼。

目前“夏商周断代工程”对夏代基本年代的框架已作出了估定，并以公元前2070年作为夏的始年。据此推断，作为夏启之臣的孟涂入巴莅讼，其时大约在4050多年前。夏启袭位后，即放弃其父所都之地——阳翟西迁，建都安邑。安邑是地，更是临近河东解池，尤可见启欲将盛产食盐的解池牢牢控制在手中之用心。三峡地区腹心地带虽然远离安邑，但巫臷之民曾经以盐立国而致繁荣兴盛，以天下为家有的夏后启当然不会轻易放过，故而承接无淫之后，派遣孟涂入巴主持讼事。所谓“巴”，最早即是指新石器时代晚期以后以大巫山为中心的一片地区。前文已经谈到，存在于新石器时代晚期的所谓“巫臷之国”，以“朌”作为姓氏，而《山海经•大荒西经》（第十六）所记从灵山（即巫山）升降采药的十巫之中，即有“巫朌”其人，由此可知，巫臷之民实际上是以“巫朌”为首的部族的后裔；“朌”音“班”，与“巴”字读音相近，任乃强先生认为：“很可能就是巴族的一个祖先”[ [67>，看来巫臷之国由“朌”字之音转而有了“巴”的称呼。大巫山在古代又称丹山，丹山之西，恰好正是宝山盐泉所在之地。这里值得注意的是，在夏启袭位立国以后，整个社会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原来石器时代社会所奉行的财产公有制（包括自然环境所提供的原始生活资料与生产资料的占有方式等）已遭到彻底的破坏，而代之以财产私有制。这种社会变动的大浪潮，亦波及到三峡地区腹心地带。正因为如此，所以巫臷之国原来那种“鸾鸟自歌，凤鸟自舞”的和乐美好景象已不复存在，而代之以人际交恶成讼、需求人判断是非的场面。在这样的大气候下，人们原来所共有的自然资源，诸如盐泉、百药、土地、森林等等，人们多年来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生活与生产资料，不断会为少数人企图瓜分并占为己有，这就势必酿成人际之间的矛盾和对立，甚而恶性争斗，所谓“其衣有血”之说，即可见之。夏后启派遣臣下孟涂“司神于巴”，亦不过是入乡随俗，借重是地民众自古以来即有的信神好巫的习俗，貌似以巫术神判，而其实奉行的乃是夏启王朝为维护财产私有制而建立起来的一整套道德观念和是非评判标准以及与之相应的刑事法律。

随着三峡考古工作全面深入的展开，已有越来越多的考古材料可资证明远古时代华夏大地各个区域之间先民们的交往活动，并不因高山巨谷而阻隔。从巫山大溪遗址出土的黑陶与彩陶的形制和色彩能够隐约分辨出黄河中下游龙山文化与华北仰韶文化对大溪文化的影响这一点，即可说明，早在5000多年前，中原文化已渗入到三峡地区的腹心地带。至于“无淫降臷处”，则更能说明早于孟涂的帝舜时代，中原地区与巫山地区的联系已非同一般。

而“孟涂如巴莅讼”，必然承接无淫之后，进一步将新的中原文化因素播化到三峡地区腹心地带，上面对孟涂“司神于巴”的诠释即能说明这一点。而外来文化因素在该地区的播化则往往是靠人的活动完成的。在人的活动中，随着社会的变迁、管理层次的改变而出现的社会流动，则是将外来文化广泛地溶入该地区本土文化中的催化剂。如果说从巫山大溪遗址出土的黑陶和彩陶的形制与色彩尚能隐隐约约分辨出黄河中下游龙山文化与华北仰韶文化对大溪文化的影响，那么，无论是作为帝舜之子的无淫，或者是作为夏启之臣的孟涂，他们的莅临巫山，都势必造成一种小规模的社会流动，一个简单的道理，他们都不会单枪匹马，一人独

闯巫山；至于随之而来的中原人马究竟能呈现出什么样的规模，我们现在当然无法考订，但有一点值得肯定，无淫与孟涂的时代，即新石器时代晚期和夏文化早期，以大巫山为核心的原生性的三峡文化已较鲜明地打上了移民文化的烙印，这种移民文化的特质即由外来中原文化在该地区及其周边地区不断地播化显现出来。

中原地区所谓的二里头文化，实际上是继承龙山文化发展起来的新文化，其分布范围即是夏人的主要活动区域。二里头文化又与夏纪年基本相当，因此可以说，二里头文化是属于夏文化范畴的考古文化。就大巫山东面中堡岛遗址的发掘情况看，其第七层地层中出土的陶器群，即与中原二里头文化有许多相似之处。例如：大口深腹小平底罐、中口鼓腹罐、小平底花边口沿罐、扁足罐形鼎等，可以说均是二里头文化中的常见器物。陶器以夹砂灰褐陶为主，亦有少数泥质黑陶，陶胎较一般的要厚一些，火候亦较高；陶器纹饰则以细绳纹为主，约占整个纹饰的三分之二以上，竖篮纹次之，云雷纹、压印纹也占有一定的比例，附加堆纹、蕉叶纹亦有发现，这些较二里头文化也是差不多的。[ [68>不仅如此，在奉节县城西去20公里、大江南岸的新铺遗址下层，发掘出土的“双唇高领壶和方格纹夹砂罐”等陶器遗存，在造型风格上，也“分别同中原地区二里岗上层文化和二里头文化陶器存在一定的共性，这似乎暗示出新铺下层遗存以及鄂西峡江地区出土的同类遗存，曾不同程度地受到过中原夏商文化的影响”。[ [69>这些来自地下的考古发掘资料，如果联系上文的论述，即可隐约得知，在孟涂如巴莅讼之后的整个大夏王朝时代，中原地区与三峡地区，人员往来流动不断，文化交流亦绵绵不绝。

以上所论“无淫降臷处”与“孟涂如巴莅讼”二事，如果说可视为外部移民进入三峡地区的开端，那么发生在夏末商初“夏耕之尸逃亡巫山”一事，则是涌进三峡地区规模较大的第一次移民潮。据《山海经•大荒西经》（第十六）记载：

（大荒之中）有人无首，操戈盾立，名曰夏耕之尸。故成汤伐夏桀于章山，克之，斩耕厥前。耕既立，无首，走厥咎，乃降于巫山。

对于《山海经》一类的古史资料，蒙文通先生曾十分透辟地指出，这类材料“自有很多神怪妄诞之说。其实，真正古旧史料总多妄诞，不妄诞者反而难于相信其为真正的古旧史料。”[ [70> 上面所录的这段文字，一如前面所引，似乎也有些神怪妄诞，但如果细加揣摸，则不难发现它同样亦蕴含着丰富的历史文化信息。第一，文中所谓“夏耕之尸”的“尸”字，此处不能讲作“尸体”之义，根据先秦典籍中“尸”字的习惯用例，其义应为指代“接受祭祀的活人”。[ [71>“无首、操戈盾立”，当是叙说此传闻者对代受祭祀的活人所装扮之先灵神象的形象描绘。第二，在商汤灭夏桀的过程中，章山一战，中原地区一部分被以夏桀为首的奴隶主集团裹挟参战的农耕部族，在首领被斩，败北之余，“为逃避罪”（晋人郭璞语），而径直逃进了长江三峡地区，在大巫山一带定居下来。第二句开头用一“故”字领起，乃是表明在回述此中原农耕部族余部逃亡巫山之后，“立尸”祭灵，其先灵神象装扮之所以“无首”而又“操戈盾立”的缘由。本为夏朝遗民，如此祭灵，必当蕴含有不忘先主杀身之仇的意味。至于后来随着时间的推移，此定居于大巫山地区的夏耕余部的后裔，祭祖时或以木牌、或用碑石来制作先灵的神主神象，或以帛画、岩画描形代之亦有可能。以上两点，是就这段文字本身隐含的意义所作的诠释。第三，从事农业耕作的中原部族因战争原因而逃难避罪，为什么却偏偏选择了沟壑深切、土地贫瘠的三峡腹心地带？究其缘故，首先还在于自孟涂司讼巫山之后的四百多年时间内，该地区与中原地区之间的交流绵绵不断，不然，逃亡中的夏耕余部何以直冲巫山而来？其次，此地虽山高水险，然而却因拥有天然盐泉等珍贵的自然资源，

选择是地，既可借地势之险而藏身避难，又可依仗盐泉之利谋生安居，则是大巫山地区对此逃亡中的夏耕余部最大的诱惑力所在。夏耕余部逃亡巫山，可视为发生在三峡腹心这片神秘的土地上第一次规模较大的由峡外涌向峡内的群体性移民。而这里须肯定的是，他们的移入，必将带来中原地区先进的农耕技术和经营方式，而其中不少人则会因地理环境的变更而谋求他业以求生存，或从事盐业生产与转运，或渔猎于江河与山林……从社会学的角度看，这一次群体性的移民，本当属于社会流动中的结构性流动，它必然会相应地引起大巫山地区阶级、阶层和人口地理分布的一些变化。也必然会促进该地区社会经济与文化的繁荣和发展。土生土长的三峡文化，由于夏耕余部的到来，再次鲜明地打上了“移民文化”的烙印。随着时间的推移，外来文化与本土文化有机地融合在一起，亦使三峡文化的内涵变得更为丰满。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得知，在新石器时代晚期至整个有夏一代，正是由于涌流不绝的宝山盐泉所具有的巨大吸引力，方使先进的中原文化因素不断地播化到三峡地区腹心地带，而“夏耕余部逃亡巫山”，则更是将这种文化的传播，以较大规模的移民方式，再次推向高潮，使原生性的三峡文化带上了鲜明的移民文化特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