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秦及西汉散文

第一章、秦及西汉散文

第一节、秦代散文

秦始皇建立了我国历史上第一个中央集权的封建帝国，然而其过于严酷的文化专制致使秦代文学凋敝。加之秦代历史短暂，今仅可见吕不韦门客合著的《吕氏春秋》、李斯的奏议以及少量石刻文。

一、秦世不文

公元前221年，秦始皇“兼有天下，立为皇帝”（《琅琊石刻文》），建立了我国历史上第一个中央集权的封建帝国，并进行了一系列的制度改革，如“始定刑名,显陈旧章”（《会稽石刻文》），修订《秦律》，颁行全国；“并一海内，以为郡县”（《琅琊石刻文》），以郡县制代替分封制；“皆遵度轨”（《会稽石刻文》），全国统一度量衡，通行秦国半两钱，并治驰道，使车同轨；“同书文字”（《琅琊石刻文》），李斯、赵高、胡毋敬等人改大篆成为小篆书体，创制的统一文字汉字书写形式……这些措施对历史发展都起到积极的作用。

然而秦自来以名法治国，认为“儒以文乱法”（《韩非子》），贬斥文学之士。加之天下甫定，秦益加防范“私学而相与非法教”可能带来的隐患，实行严酷的文化制度，来控制民众思想，消灭一切反秦意识。秦始皇采纳了李斯的建议——“臣请史官非《秦记》皆烧之；非博士官所职，天下敢有藏诗、书、百家语者，悉诣守尉杂烧之；有敢偶语诗书者弃市；在古非今者族；吏见不知举者与同罪。”（《史记·秦始皇本纪》），次年术士侯生、卢生出逃，秦始皇迁怒诸生，坑杀四百六十余人于咸阳。故而“及至秦之季世，焚《诗》、《书》，坑术士，六艺从此缺焉。”（《史记·儒林列传》）

因此，短暂的秦朝文学荒芜，流传至今者只有《吕氏春秋》、李斯文章及少量石刻文，《杂赋》九篇、《仙真人诗》俱已失传。且石刻文多以四言为句,三言为韵,对后世碑铭多有影响，但内容上以歌功颂德为主，文学价值不高。故刘勰慨叹“秦世不文”（《文心雕龙·诠赋》）。

二、《吕氏春秋》

《吕氏春秋》是秦统一以前，由吕不韦召集他的门客集体编纂的，其编著目

的在于博采众长，为当时秦国正在进行的统一天下的活动作理论上的论证。因吕不韦以为此书“备天地万物古今之事”，故名为《吕氏春秋》。成书后，吕不韦甚为喜爱，“布咸阳市门，悬千金其上，延诸侯游士宾客有能增损一字者予千金。”此书由十二纪、八览、六论组成，后又简称为《吕览》，共二十六卷，一百六十篇，计二十余万字。其博采众说，兼容并蓄，“总晚周诸子之精英，荟先秦百家炎眇义”（《吕氏春秋集释》），故《汉书·艺文志》将《吕氏春秋》列入杂家。《吕氏春秋》以“法天地”为指导思想，体系严密。十二纪以时间为经，每纪五篇，大体按春生、夏长、秋收、冬藏的时序编排；八览以空间为纬，每览八篇，寓意八方、八极、八表；六论则脱胎于人间事象，每论六篇，寓意六亲、六义。三者按“天、地、人”三才布局，结构完备严谨又和谐整齐。

《吕氏春秋》用事说理，篇幅短小，朴素简练，富有文学的意味。例如《察今》篇，开篇论说因时代的改变，不可直接效法先王之法；再顺势论说应效法先王立法的根据；而后以“循表夜涉”的故事加以佐证；并一连数个比喻，强调“故凡举事必循法以动，变法者因时而化。”；最后则以“刻舟求剑”、“引婴投江”两篇寓言说理，生动形象。又如《骄恣》篇，围绕人君应虚心礼士纳谏，列举晋厉公听胥童谗言杀三郄、魏武侯从李悝之谏、齐宣王听春居劝不为大屋、赵简子沉佞臣鸾徼于河四则故事，从正反两方面加以论述。其说理简劲晓畅，并继承先秦散文善用比喻、寓言说理的特点。全书共有二百余则寓言，保存了大量先秦的神话、传说、故事，体现了强烈的文学色彩，对于寓言文学具有极高的意义。

三、《谏逐客书》

李斯是秦代唯一的著名散文家。李斯原是楚上蔡的小吏，向荀况学成帝王之术后，通过吕不韦西说秦王，成为客卿，后官至秦丞相。李斯因奏请统一文字，并作字书《仓颉篇》，被称为“小篆之祖”；其石刻文则“法家辞气，体乏弘润，然疏而能壮”（《文心雕龙·封禅》）；现存文章有《谏逐客书》、《论督责书》、《言赵高书》、《狱中上书》等，秦朝建立前的《谏逐客书》为其代表之作。鲁迅誉为“秦之文章，李斯一人而已。”

秦王政十年（公元前237年），韩人郑国意图唆使秦王兴修水渠而被觉察，秦宗室大臣劝言秦王驱逐来秦的客卿。也在驱逐之列的李斯因而作《谏逐客书》，

文章“顺情入机，动言中务”（《文心雕龙·论说》），使秦王取消了逐客令。文章说理深透，论据有力。开篇即立论“臣闻吏议逐客，窃以为过矣！”先追溯秦国四位先王——穆公、孝公、惠王、昭王重用客卿，对秦国雄图霸业做出了历历成就，强调应纳客用士、任人唯贤来强大秦国；再由古及今，列数各类耳目之娱都并非出自秦地，指出对色乐珠玉和卿客人民的区别对待，不是致治之术。以一系列的事例指出“却客而不内，疏士而不用”的失当；最后重申前文，归论于“今逐客以资敌国，损民以益仇，内自虚而外树怨於诸侯，求国之无危，不可得也。”

《谏逐客书》不但在内容，也在艺术上取得极高的成就，成为后代奏疏的典范。

首先，行文曲折多变而层次分明。首尾两节都利害并举，先从正面论说，进而以反诘和假设推论作结；而中间一节：

今陛下致昆山之玉，有随和之宝，垂明月之珠，服太阿之剑，乘纤离之马，建翠凤之旗，树灵鼍之鼓。此数宝者，秦不生一焉，而陛下说之，何也？必秦国之所生然后可，则是夜光之璧，不饰朝廷；犀象之器，不为玩好；郑、卫之女不充后宫，而骏良駃騠不实外厩，江南金锡不为用，西蜀丹青不为采。所以饰后宫，充下陈，娱心意，说耳目者，必出于秦然后可，则是宛珠之簪，傅玑之珥，阿缟之衣，锦绣之饰不进于前，而随俗雅化，佳冶窈窕，赵女不立于侧也。夫击瓮叩缶弹筝搏髀，而歌呼呜呜快耳者，真秦之声也；《郑》、《卫》、《桑间》，《韶》、《虞》、《武》、《象》者，异国之乐也。今弃击瓮叩缶而就《郑》、《卫》，退弹筝而取《昭》、《虞》，若是者何也？快意当前，适观而已矣。

则反复议论，先正说秦王器玩车马无一不来自于异国异地，然后反说假使非秦国产出则不用的后果，再以声乐举例，复说秦国之所有及秦国之所无，结构严谨而有波澜。清人对此段大为赞赏：“一反一复，一起一伏，略加转换数个字，而精神愈出，意思愈明，无限曲折变态，谁谓文章之妙不在虚字助辞乎！”（《古文观止》）其次，多用铺陈夸饰、排比对偶，又音节铿锵，使得文章奔放而富于文采。如上文片段，列数他地各种动人的乐色珠玉，形式整齐，音调谐美，文辞华艳，达到了理足词胜的效果，开散文辞赋化的风气之先，对后代汉的散文和辞

赋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再次，善于比喻说理，比喻精警。如以“泰山不让土壤，故能成其大；河海不择细流，故能就其深。”来比喻“王者不却众庶，故能明其德。”喻象壮阔，富于气势，说理透彻而不失形象。

第二节、西汉散文

西汉散文以政论文为主要部分以及最高成就。其继承了先秦诸子散文的文化思想和纵横捭阖的战国文风，而又加以发展，形成了独具特色的西汉散文。在西汉初年，陆贾、贾谊、晁错等人探讨秦朝灭亡的原由，文章铺张扬厉、纵横捭阖，犹有战国遗风；介于景、武帝时期的《淮南子》犹以黄老之学为旨；而随着大一统的格局愈加稳定，儒家思想尤其是今文经学愈加推行，武帝以后的政论散文则依经立说，变疏直激切、尽所欲言为深广宏富、醇厚典重，董仲舒、刘向等人的说理散文成为这一时期的代表；西汉后期，随着古文经学的复兴，文章也开始呈现出复古趋势。这时期的代表则是刘歆等人的作品。

一、西汉早期的政论文

汉王朝建立之后，接受了秦王朝覆灭的教训，在恢复分封同姓诸侯制度的同时，推崇黄老之治，轻徭薄役，与民休息。文景时期，经济得到发展，社会得以安定，这就是历史上所谓的“文景之治”，这是汉代初年的一个比较繁荣的时代。

而在文学方面，汉惠帝四年（公元前191年）废除秦始皇焚书时颁布的《挟书律》，“大收篇籍,广开献书之路”(《汉书·艺文志》)，使书籍得以自由流通。而各地王侯也招收四方游士，促进了汉初思想的自由和学术文化的发展。在此氛围中，汉初文士秉承战国诸子的优良传统，关心国事，体现出积极入世的心态，或以史为鉴，探讨秦朝灭亡的缘由，或针砭时事，指出朝廷内外隐忧，其中以贾谊、晁错为代表，文章“激切疏直，尽所欲言……皆为西汉鸿文，沾溉后人，其泽甚远。”（《汉文学史纲要》），有先秦纵横家之风。

（一）贾谊的政论文

贾谊生于公元前200年（汉高祖七年），卒于公元前168年（汉文帝十二年）。是西汉初期一个杰出的政治家和文学家。年十八，即以“能诵诗属书”闻名洛阳

郡（《史记·屈原贾生列传》）。二十余，为博士，迁太中大夫，在礼仪制度、经济政策等方面表现出了卓越的政治才能，得到文帝的赏识。但因保守派的诋毁，被贬为长沙王太傅。在贬谪中，仍不忘国事，仍多次上疏陈述政事。谪居三年返京，至梁国封地任梁怀王太傅。后梁王堕马而死，贾谊深为自责哭泣，死时年仅三十三岁。所著文章五十八篇，刘向编为《新书》。

《新书》大体分为三类：专题政论文、针对具体问题的奏牍文及杂论，三者集中反应了贾谊的政治主张。贾谊在《新书》的《过秦论》、《时变》、《大政》等篇中总结了秦代灭亡的原因，发展了先秦的民本思想。

蹶六国,兼天下,求得矣,然不知反廉耻之节,仁义之厚,信并兼之法,遂进取之业,凡十三岁而社稷为墟,不知守成之数,得之之术也。（《时变》）故国以民为安危,君以民为威侮,吏以民为贵贱,此之谓民无不为本也。（《大政》）

而面对迅速巩固政权、完善封建制度的任务，贾谊又在《藩强》、《五美》、《孽产子》等篇中提出了一系列的主张。如要求削弱诸侯和限制豪强商贾的非法活动，以加强中央集权、维护国家的统一和社会的安定，主张更完善地建立适应汉初等级制为中心的封建礼制，以巩固封建统治。

欲天下之治安，天子之无忧，莫如众建诸侯而少其力。力少则易使以义，国小则无邪心。（《藩强》）

其分地众而子孙少者，建以为国，空而置之，须其子孙生者，举使君之。（《五美》）

今富人大贾屋壁得为帝服，贾妇优倡下贱产子得为后饰，然而天下不屈者，殆未有也。（《孽产子》）

这些主张适应汉初统一形势的需要，在当时有一定的进步作用。刘向誉为“其论甚美，通达国体，虽古之伊、管未能远过也。”（《汉书·贾谊传》）《过秦论》为贾谊政论散文的代表作，也是西汉散文中的名篇。此文分为上、中、下三篇，按时间顺序，从多方面论述秦灭亡的原因，意在借古喻今，令汉朝统治者以资借鉴。上篇追述历代秦王得天下的形势，但弱小的陈涉却使秦族灭亡。以强烈的对比得出秦亡的原因；中篇剖析秦始皇在统一后却不行王道，秦二世也不实行仁政，致使国家倾危；下篇责备子婴处理动乱失当，致使天下沦亡。

结尾点明文章以古为鉴的用意，劝告汉朝取得了政权后，不可施暴政于人民。三篇循秦朝历史的发展，有力论述秦为政过失，开中国散文中“史论”体裁的先河。《过秦论》以史立论，通过多方面鲜明的对比，描绘出秦王朝大起大落的形势。其主要有三处对比：一是将秦强盛时的天下臣服与秦帝国灭亡时的不堪一击对比。以递进式笔法写秦历代七百余年的经营，展现其蒸蒸日上的势态，而写秦亡之象则如机发矢直，一触即溃，有意营造一落千丈的跌宕感；二是将秦始皇“传之无穷”的愿望与秦三世而亡的现实对比。愿望与现实对比，千秋万岁与三世而亡对比；三是将陈胜起义军与六国诸侯之间悬殊的力量对比。愈是细说六国公子、谋士、战将、兵力的优秀，愈是与起义军首领、成员、军备的平庸构成反差，突出了秦亡强者而弱者亡秦的现象。贾谊用秦王朝天翻地覆的形势为自己感情造成巨大的落差，使其飞流直下，气势磅礴。

而在语言上，《过秦论》虽为散文，但具有辞赋特色，铺排渲染，带有浓郁的战国纵横家之风。例如：

秦孝公据殽函之固，拥雍州之地，君臣固守，以窥周室，有席卷天下、包举宇内、囊括四海之意，并吞八荒之心。

及至始皇，奋六世之余烈，振长策而御宇内，吞二周而亡诸侯，履至尊而制六合，执敲朴以鞭笞天下，威振四海。

故使天下之士，倾耳而听，重足而立，拑口而不言。是以三主失道，忠臣不敢谏，智士不敢谋，天下已乱，奸不上闻，岂不哀哉……其强也，禁暴诛乱而天下服；其弱也，五伯征而诸侯从；其削也，内守外附而社稷存。

意思有类同处，但连用多句铺排。通过铺张扬厉的句式和华丽的辞藻，《过秦论》在语言上也体现了恢弘的气势和激昂的情感，所谓“玮丽之辞，瑰放之气，挥斥而出之而沛然其有余。惟盛汉之文，乃有此耳。”（《两汉文举要》）

（二）晁错的政论文

晁错约生于公元前200年（汉高祖七年），卒于公元前154年（汉景帝三年）。他是文景二朝间著名的文学家和政治家。文帝时官太常掌故、博士、太子家令，迁至中大夫。在政治、农政、兵防等方面向文帝提出了有建设性的意见。景帝初，任内史，迁至御史大夫。他在政治上主张削减诸侯势力，加强中央集权，后迫于

诸侯的压力，以此被杀。

在政治方面，晁错著有《贤良文学对策》、《言太子知术数疏》等。其根据历史经验和当前形势，提出应削减地方权力，君主躬亲执政，加强中央集权；在农政方面著有《论贵粟疏》、《复奏勿收农民租》等。其根据当前的政治经济形势，提出了“重农”、“贵粟”、“抑商”、“军食”等重要主张，表现了其对当时情况的清醒认知；在兵防方面则著有《言兵事疏》、《守边劝农疏》等。其根据当时边疆与匈奴斗争的形势，提出了守边备塞的必要，募民实塞以抵御匈奴。其中以《守边劝农疏》、《论贵粟疏》最为著名。相比贾谊文风玮丽，晁错更为沉实简洁，不重文采。

文帝时期，由于国家未能有效控制土地兼并现象，致使“今背本而趋末，食者甚众”（《论积贮疏》），严重影响了农业生产储备和社会安定。针对农民流亡的这个现象，晁错上书《论贵粟疏》，指出人民流亡的原因是由于生活的贫困；而人民的贫困主要是由于官府的“急政暴赋”和商人的兼并所致；提出“务农贵粟，强本抑末”的政治主张，以粟为赏罚，以出募粟入官，以拜爵除罪，以此扶持农业发展，遏制商人势力，增加粮食储备。

此篇文章一者立论精辟，合乎实际。全文始终围绕“方今之务，莫若使民务农而已矣。欲民务农，在于贵粟。”这一主旨展开，对于种种相关现象、隐忧都予以讨论。刘熙载所谓“晁取切于时,不必其高也。”（《艺概》）二者善于运用对比手法，对比鲜明，利害自判。首先将历史故实和当前情况对比，尧、禹、汤有多年水旱之患，畜积犹多，但现在人口众多，没有多年天灾，畜积不及；其次，将当前各种相应的情况对比，五谷与金玉孰重孰轻，农民劳苦无立锥与商贾优游操奇赢；再次，将法律规定和当前情况对比，“今法律贱商人，商人已富贵矣；尊农夫，农夫已贫贱矣。”文章从多方面陈述对应的利弊得失，具体分析，加强了说理力度。三者，文章逻辑严密，善于说理论证。行文上先以道理论证，再以事实论证，最后陈述解决之法。层次有序，条理清晰。此外，文章多用推理论证，如：

地有馀利，民有馀力，生谷之土未尽垦，山泽之利未尽出也，游食之民未尽归农也。贫生于不足，不足生于不农，不农则不地著，不地著则离乡轻家。

夫寒之于衣，不待轻暖；饥之于食，不待甘脂；饥寒至身，不顾廉耻。

人情，一日不再食则饥，终岁不制衣则寒。

其为物轻微易藏，在于把握，可以周海内而亡饥寒之患。此令臣轻背其主，而民易去其乡，盗贼有所劝，亡逃者得轻资也。

晁错按逻辑顺序，层层递进分析，说理透辟。四者，文章语言明白晓畅，但包涵了激切的情感。如其描述农民生活的语句：

春耕、夏耘、秋获、冬藏，伐薪樵，治官府，给徭役。春不得避风尘，夏不得避暑热，秋不得避阴雨，冬不得避寒冻，四时之间，亡日休息。又私自送往迎来，吊死问疾，养孤长幼在其中。

句式灵活多变，文字客观平实，但在全面的描写中，流露出作者深切的关怀与担忧之情。

二、汉代中后期散文

（一）《淮南子》

《淮南子》又名《淮南鸿烈》。“鸿，大也；烈，明也。以为大明道之言也”（《淮南子注·序》）。共二十一篇，十余万字，由西汉淮南王刘安及其门下宾客共同编写而成，于建元二年(前139年)献于汉武帝。

《淮南子》是汉初道家思想的集大成者，继承并发展了先秦道家的宇宙观，讲求无为之道。梁启超称之为：“《淮南鸿烈》为西汉道家言之渊府，其书博大而有条贯，汉人著述中第一流也。”（《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但因为“《淮南子》虽以道为归，但杂采百家，不成为一家言”（《中国通史》），故而《汉书·艺文志》将其归类杂家。

《淮南子》作为一部理论著作，仍然具有浓厚的文学色彩。一者，在论说时善用故事说理，广用神话、传说、史实等加以说明。如：

譬若羿请不死之药於西王母,姮娥窃以奔月,怅然有丧,无以续之。（《览冥训》）

昔者，冯夷、大丙之御也，乘云车，入云霓，游微雾，骛怳忽，历远弥高以极往。（《原道训》）

秦皇帝得天下，恐不能守，发边戍，筑长城，修关梁，设障塞，具传

车，置边吏。（《道应训》）

使道理更为具象易懂，文章更具可读性；二者，散文与辞赋间用，以描写和叙述的方式说理。如《原道训》中对于道的描绘；《本经训》中对于五种放逸行为的描写；《齐俗训》中对于正邪区别产生的描述等，都有类辞赋。三者，文章常以铺陈夸饰的方式加以反复论说，气势沛然，有战国策士之风。如《览冥训》中连举四事——“故东风至而酒湛溢，蚕咡丝而商弦绝，或感之也。画随灰而月运阙，鲸鱼死而彗星出，或动之也。”，来佐证“夫物类之相应，玄妙深微”。四者，《淮南子》“旨近老子”（《淮南子注·序》），常常借神话传说，“寓直于诞，寓实于玄”（《艺概·文概》），充满丰富的想象，带有强烈的浪漫主义色彩。如《原道训》中对冯夷、大丙之御周游天地和大丈夫游无穷之地的描刻，展现了与《庄子》、《离骚》相似的艺术境界。

（二）董仲舒、刘向的策对叙录

汉武帝时期为加强中央集权，朝廷曾“绌抑黄老、刑名百家言，延文学儒者数百人”（《史记·魏其武安侯列传》），于建元五年置五经博士，于元光元年诏举贤良文学。随着武帝的尊儒，文学深受儒学的影响。许多文学之士往往依经而为文，杂糅“天人感应”学说，变汉初排宕之气为典雅含蓄，坐而论道。其中，以董仲舒、公孙弘和西汉后期的刘向为代表。

董仲舒是西汉著名的今文经学家和思想家，推崇儒家学说，其作品深刻地影响了西汉后期的说理散文创作。其代表作品为《春秋繁露》和《天人三策》。《天人三策》乃董仲舒元光元年应汉武帝策试所作，“以‘天人感应’说为其对策要旨,所对凡三,世称‘天人三策’。”（《汉书．董仲舒传》），行文层层递进，联类引证，论说严谨。刘勰称誉其为：“仲舒之对,祖述《春秋》,本阴阳之化,究列代之变,烦而不慁，事理明也”（《文心雕龙·议对》）

刘向是西汉后期重要的经学家和目录学家。其散文主要由奏疏、《新序》、《说苑》二书以及对为所校对的典籍所写的书录构成，具有叙事凝练，文理平易的特点。奏疏有《条灾异封事》、《极谏用外戚封事》、《谏营昌陵疏》等。其在思想上继承了董仲舒天人感应的思想，而在用典方面有所发展，如《极谏用外戚封事》，广引《春秋》、《尚书》、《周易》、《论语》等多部经典以及汉代

前事来论说外戚之害，劝谏罢黜外戚王氏；《新序》十卷与《说苑》二十卷是其说理散文的代表之作，乃刘向“别集以为百家,后令以类相从,一一条别篇目”而成（《说苑序奏》），“冀以感悟时君,取足达意而止”（《无邪堂答问》）。

书中故事情节完整曲折，人物形象生动，如熊渠子射虎一则，欲扬先抑，烘托出熊渠子的英勇，已具备小说因素，故其“上承《韩非子》的《内储说》、《外储说》、《说林》之体，下开六朝《世说新语》类小说的先河”（《中国文学史》）；书录则有《战国策书录》、《管子书录》、《孙卿书录》等，语言简洁，文笔生动，叙事说理无不晓畅，也是优秀的文学散文。

在西汉中、后时期“引经据典,讲说灾异”的论说之风中，司马相如、桓宽等人则秉承西汉初期政论文的文风，不依傍经典、直陈其事。武帝时期，司马相如以辞赋著称，在散文上也有所建树，所作《难蜀父老》、《论巴蜀檄》、《上书谏猎》等都是散文名作。蜀地长老与大臣对司马相如将出使西南夷之事不以为然，故而司马相如作《难蜀父老》，“籍以蜀父老为辞，而己诘难之”（《史记·司马相如列传》），委婉地辩护西南之行的用意。文章设主客问答，有类赋体，借使者之言反驳“今割齐民以附夷狄，弊所恃以事无用”的观点。以巴蜀可平则西南夷可平、下民不达大体、安定四方是天子重任三点层层递进，予以反驳，见识高远，对于天子的劝谏情理兼至，具有极强的说服力。

“始元六年,诏郡国举贤良文学士,问以民所疾苦,于是盐铁之议起焉。”（《汉书·车千秋传》），即所谓的“盐铁会议”。宣帝时，桓宽对此次会议记录加以整理，著有《盐铁论》六十篇。其采用对话体，“文学”、“贤良”与“丞相”、“御史”相论辩，逐步深入问题，发展了散文的新形式。行文灵活多变，时而“切切”如卷二《非鞅》争持不下；时而“徐徐道理相喻”如卷六《散不足》中贤良详述古代礼仪制度，文风浑朴质实而句式整齐，对于时弊有深刻的见解，都穆誉之为：“而其究治乱，抑货利，以裨国家之政者，盖不但可行之当时，而又可施之后世。”（《盐铁论序》）

三、书信体散文

在政论散文由纵横捭阖向经学文风发展的主流之外，枚乘、邹阳、司马迁及杨恽等人的书信体散文作品，或表情达意，或立言陈事，在叙事抒情均别具一格，

深具感染力。

《谏吴王书》为枚乘所作。汉初，吴王濞招致四方游士，枚乘与邹阳等俱为门下宾客，“久之，吴王以太子事怨望，称疾不朝，阴有邪谋”（《汉书·贾邹枚路传》），枚、邹等人纷纷作《谏吴王书》劝谏。枚乘此文特色在于以比喻的方式铺排论说，反复痛陈形势利害，劝吴王即时悬崖勒马。言辞恳切，平易形象。《狱中上梁王书》为邹阳所作。吴王不贤，故邹阳去吴之梁。由于羊胜、公孙诡的谗言，被梁孝王下狱。因此，邹阳从狱中上书自白。但此书不卑不亢，理直气壮，征引众多典故、俗语，劝导梁王熟察用贤。条理清晰，层层深入论说述，而文辞偶俪整齐，铺陈华美，体现出邹阳作为一名纵横之士的战国策士文风。

《报任安书》为武帝时司马迁所作。司马迁刑后“为中书令，尊宠任职”（《汉书·司马迁传》）。故人任安以贤臣之道问责，故而司马迁为此书作答。此书主要内容有二，其一是以委婉曲折的手法讲述了自己不白之冤，申诉自己的不幸遭遇；其二是剖白自己忍辱偷生的原因：取义轻生并不能自白；追思前贤，功过并不以屈辱判定；自己的史学理想尚未完成。吴楚材、吴调侯赞誉为：“此书反复曲折,首尾相续,叙事明白,豪气逼人。其感慨啸歌,大有燕赵烈士之风;忧愁幽思,则又与《离骚》对垒。文情至此极矣!”（《古文观止》）

《报孙会宗书》为宣帝时杨恽所作。“恽宰相子,少显朝廷,一朝以暗昧语言见废,内怀不服”（《汉书·公孙刘田王杨蔡陈郑传》），因而作书与孙会宗，后因此书获罪腰斩。此书针对孙会宗来信中的劝告，从三方面予以驳斥：一者，自己已长为农夫，治产业无可讥议；二者，情不能止，劳苦之后家中宴乐合乎人情；自己身为庶人，自当追求财利而非仁义。此书特色在于任性使气，多用反语，充满了讥讽不平之情，将作者不拘礼法、激愤苦闷的情态展露无遗。

附录：作品选读

李斯

谏逐客书

臣闻吏议逐客，窃以为过矣！昔穆公求士，西取由余于戎，东得百里奚于宛，迎蹇叔于宋，求丕豹、公孙支于晋，此五子者，不产于秦，而穆公用之，并国二十，遂霸西戎。孝公用商鞅之法，移风易俗，民以殷盛，国以富强，百姓乐用，

诸侯亲服，获楚、魏之师，举地千里，至今治强。惠王用张仪之计，拔三川之地，西并巴、蜀，北收上郡，南取汉中，包九夷，制鄢、郢，东据成皋之险，割膏腴之壤，遂散六国之纵，使之西面事秦，功施到今。昭王得范雎，废穰侯，逐华阳，强公室，杜私门，蚕食诸侯，使秦成帝业。此四君者，皆以客之功。由此观之，客何负于秦哉！向使四君却客而不纳，疏士而不用，是使国无富利之实，而秦无强大之名也。

今陛下致昆山之玉，有随、和之宝，垂明月之珠，服太阿之剑，乘纤离之马，建翠凤之旗，树灵鼍之鼓。此数宝者，秦不生一焉，而陛下悦之何也？必秦国之所生而然后可；则是夜光之璧，不饰朝廷；犀象之器，不为玩好；郑、卫之女，不充后宫；而骏马抉提（“抉提”二字俱应为“马”旁），不实外厩，江南金锡不为用，西蜀丹青不为采。所以饰后宫，充下陈，娱心意，说耳目者，必出于秦然后可；则是宛珠之簪，傅玑之珥，阿缟之衣，锦绣之饰不进于前，而随俗雅化、佳冶窈窕赵女不立于侧也。夫击瓮叩缶、弹筝搏髀而歌呼呜呜快耳者，真秦之声也。郑、卫、桑间，韶虞、武象者，异国之乐也。今弃击瓮而就郑、卫，退弹筝而取韶虞，若是者何也？快意当前，适观而已矣。今取人则不然，不问可否，不论曲直，非秦者去，为客者逐。然则是所重者在乎色乐珠玉，而所轻者在乎人民也。此非所以跨海内、制诸侯之术也。

臣闻地广者粟多，国大者人众，兵强则士勇。是以泰山不让土壤，故能成其大；河海不择细流，故能就其深；王者不却众庶，故能明其德。是以地无四方，民无异国，四时充美，鬼神降福，此五帝、三王之所以无敌也。今乃弃黔首以资敌国，却宾客以业诸侯，使天下之士，退而不敢向西，裹足不入秦，此所谓藉寇兵而赍盗粮者也。夫物不产于秦，可宝者多；士不产于秦，而愿忠者众。今逐客以资敌国，损民以益仇，内自虚而外树怨于诸侯，求国之无危，不可得也。

贾谊

过秦论（上）

秦孝公据殽函之固，拥雍州之地，君臣固守，以窥周室，有席卷天下、包举宇内、囊括四海之意，并吞八荒之心。当是时也，商君佐之，内立法度，务耕织，修守战之具；外连衡而斗诸侯。于是秦人拱手而取西河之外。

孝公既没，惠文、武、昭蒙故业因遗策，南取汉中，西举巴蜀，东割膏腴之地，收要害之郡。诸侯恐惧，会盟而谋弱秦，不爱珍器、重宝、肥饶之地，以致天下之士，合从缔交，相与为一。当此之时，齐有孟尝，赵有平原，楚有春申，魏有信陵。此四君者，皆明智而忠信，宽厚而爱人，尊贤而重士，约从离横，兼韩、魏、燕、赵、宋、卫、中山之众。于是六国之士，有宁越、徐尚、苏秦、杜赫之属为之谋，齐明、周最、陈轸、召滑、楼缓、翟景、苏厉、乐毅之徒通其意，吴起、孙膑、带佗、倪良、王谬、田忌、廉颇、赵奢之伦制其兵。尝以十倍之地，百万之众，叩关而攻秦。秦人开关而延敌，九国之师逡巡遁逃而不敢进。秦无亡矢遗镞之费，而天下诸侯已困矣。于是从散约解，争割地以赂秦。秦有余力而制其弊，追亡逐北，伏尸百万，流血飘橹。因利乘便，宰割天下，分裂河山。强国请服，弱国入朝。

施及孝文王、庄襄王，享国之日浅，国家无事。

及至始皇，奋六世之余烈，振长策而御宇内，吞二周而亡诸侯，履至尊而制六合，执敲朴以鞭笞天下，威振四海。南取百越之地，以为桂林、象郡。百越之君，俯首系颈，委命下吏。乃使蒙恬北筑长城而守藩篱，却匈奴七百余里。胡人不敢南下而牧马，士不敢弯弓而报怨。于是废先王之道，燔百家之言，以愚黔首；隳名城，杀豪俊，收天下之兵聚之咸阳，销锋鍉，铸以为金人十二，以弱天下之民。然后践华为城，因河为池，据亿丈之城、临不测之溪以为固。良将劲驽，守要害之处；信臣精卒，陈利兵而谁何。天下已定，始皇之心，自以为关中之固，金城千里，子孙帝王万世之业也。始皇既没，余威震于殊俗。

然而，陈涉，瓮牖绳枢之子，氓隶之人，而迁徙之徒也；材能不及中庸，非有仲尼、墨翟之贤，陶朱、猗顿之富。蹑足行伍之间，倔起阡陌之中，率罢弊之卒，将数百之众，转而攻秦，斩木为兵，揭竿为旗，天下云集而回应，赢粮而景从。山东豪俊遂并起，而亡秦族矣。

且夫天下非小弱也，雍州之地，殽函之固，自若也；陈涉之位，不尊于齐、楚、燕、赵、韩、魏、宋、卫、中山之君也；锄、耰、棘矜，不铦于钩、戟、长铩也；谪戌之众，非抗于九国之师也；深谋远虑，行军用兵之道，非及曩时之士也。然而成败异变，功业相反。

试使山东之国，与陈涉度长絜大，比权量力，则不可同年而语矣。然秦以区

区之地，致万乘之势，招八州而朝同列，百有余年矣。然后以六合为家，殽函为宫。一夫作难而七庙隳，身死人手，为天下笑者，何也？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

过秦论（中）

秦并海内，兼诸侯，南面称帝，以养四海，天下之士斐然乡风，若是者何也？曰：近古之无王者久矣。周室卑微，五霸既殁，令不行于天下，是以诸侯力政，强侵弱，众暴寡，兵革不休，士民罢敝。今秦南面而王天下，是上有天子也。既元元之民冀得安其性命，莫不虚心而仰上，当此之时，守威定功，安危之本在于此矣。

秦王怀贪鄙之心，行自奋之智，不信功臣，不亲士民，废王道，立私权，禁文书而酷刑法，先诈力而后仁义，以暴虐为天下始。夫并兼者高诈力，安定者贵顺权，此言取与守不同术也。秦离战国而王天下，其道不易，其政不改，是其所以取之守之者无异也。孤独而有之，故其亡可立而待。借使秦王计上世之事，并殷周之迹，以制御其政，后虽有淫骄之主而未有倾危之患也。故三王之建天下，名号显美，功业长久。

今秦二世立，天下莫不引领而观其政。夫寒者利裋褐而饥者甘糟糠，天下之嗷嗷，新主之资也。此言劳民之易为仁也。乡使二世有庸主之行，而任忠贤，臣主一心而忧海内之患，缟素而正先帝之过，裂地分民以封功臣之后，建国立君以礼天下，虚囹圉而免刑戮，除去收帑污秽之罪，使各反其乡里，发仓廪，散财币，以振孤独穷困之士，轻赋少事，以佐百姓之急，约法省刑以持其后，使天下之人皆得自新，更节修行，各慎其身，塞万民之望，而以威德与天下，天下集矣。即四海之内，皆讙然各自安乐其处，唯恐有变，虽有狡猾之民，无离上之心，则不轨之臣无以饰其智，而暴乱之奸止矣。二世不行此术，而重之以无道，坏宗庙与民，更始作阿房宫，繁刑严诛，吏治刻深，赏罚不当，赋敛无度，天下多事，吏弗能纪，百姓困穷而主弗收恤。然后奸伪并起，而上下相遁，蒙罪者众，刑戮相望于道，而天下苦之。自君卿以下至于众庶，人怀自危之心，亲处穷苦之实，咸不安其位，故易动也。是以陈涉不用汤武之贤，不藉公侯之尊，奋臂于大泽而天下回应者，其民危也。故先王见始终之变，知存亡之机，是以牧民之道，务在安

之而已。天下虽有逆行之臣，必无回应之助矣。故曰“安民可与行义，而危民易与为非”，此之谓也。贵为天子，富有天下，身不免于戮杀者，正倾非也。是二世之过也。

过秦论（下）

秦并兼诸侯山东三十余郡，缮津关，据险塞，修甲兵而守之。然陈涉以戍卒散乱之众数百，奋臂大呼，不用弓戟之兵，櫌白梃，望屋而食，横行天下。秦人阻险不守，关梁不阖，长戟不刺，强弩不射。楚师深入，战于鸿门，曾无藩篱之艰。于是山东大扰，诸侯并起，豪俊相立。秦使章邯将而东征，章邯因以三军之众要市于外，以谋其上。群臣之不信，可见于此矣。子婴立，遂不寤。藉使子婴有庸主之材，仅得中佐，山东虽乱，秦之地可全而有，宗庙之祀未当绝也。

秦地被山带河以为固，四塞之国也。自缪公以来，至于秦王，二十余君，常为诸侯雄。岂世世贤哉？其势居然也。且天下尝同心并力而攻秦矣，当此之世，贤智并列，良将行其师，贤相通其谋，然困于阻险而不能进，秦乃延入战而为之开关，百万之徒逃北而遂坏。岂勇力智慧不足哉？形不利，势不便也。秦小邑并大城，守险塞而军，高垒毋战，闭关据厄，荷戟而守之。诸侯起于匹夫，以利合，非有素王之行也。其交未亲，其下未附，名为亡秦，其实利之也。彼见秦阻之难犯也，必退师。安土息民，以待其敝，收弱扶罢，以令大国之君，不患不得意于海内。贵为天子，富有天下，而身为禽者，其救败非也。

秦王足己不问，遂过而不变。二世受之，因而不改，暴虐以重祸。子婴孤立无亲，危弱无辅。三主惑而终身不悟，亡，不亦宜乎？当此时也，世非无深虑知化之士也，然所以不敢尽忠拂过者，秦俗多忌讳之禁，忠言未卒于口而身为戮没矣。故使天下之士，倾耳而听，重足而立，拑口而不言。是以三主失道，忠臣不敢谏，智士不敢谋，天下已乱，奸不上闻，岂不哀哉！先王知雍蔽之伤国也，故置公卿大夫士，以饰法设刑，而天下治。其强也，禁暴诛乱而天下服；其弱也，五伯征而诸侯从；其削也，内守外附而社稷存。故秦之盛也，繁法严刑而天下振；及其衰也，百姓怨望而海内畔矣。故周五序得其道，而千余岁不绝，秦本末并失，故不长久。由此观之，安危之统相去远矣。

野谚曰：“前事之不忘，后事之师也。”是以君子为国，观之上古，验之当

世，参以人事，察盛衰之理，审权势之宜，去就有序，变化有时，故旷日长久而社稷安矣。

晁错

论贵粟疏

圣王在上而民不冻饥者，非能耕而食之，织而衣之也，为开其资财之道也。故尧、禹有九年之水，汤有七年之旱，而国无捐瘠者，以畜积多而备先具也。今海内为一，土地人民之众，不避禹、汤，加以亡天灾数年之水旱，而畜积未及者，何也？地有余利，民有余力，生谷之土未尽垦，山泽之利未尽出也，游食之民未尽归农也。民贫，则奸邪生。贫生于不足，不足生于不农，不农则不地着，不地着则离乡轻家，民如鸟兽，虽有高城深池，严法重刑，犹不能禁也。

夫寒之于衣，不待轻暖；饥之于食，不待甘脂；饥寒至身，不顾廉耻。人情，一日不再食则饥，终岁不制衣则寒。夫腹饥不得食，肤寒不得衣，虽慈母不能保其子，君安能以有其民哉！明主知其然也，故务民于农桑，薄赋敛，广畜积，以实仓廪，备水旱，故民可得而有也。

民者，在上所以牧之，趋利如水走下，四方亡择也。夫珠玉金银，饥不可食，寒不可衣，然而众贵之者，以上用之故也。其为物轻微易藏，在于把握，可以周海内而亡饥寒之患。此令臣轻背其主，而民易去其乡，盗贼有所劝，亡逃者得轻资也。粟米布帛，生于地，长于时，聚于力，非可一日成也。数石之重，中人弗胜，不为奸邪所利，一日弗得而饥寒至，是故明君贵五谷而贱金玉。

今农夫五口之家，其服役者不下二人，其能耕者不过百亩，百亩之收不过百石。春耕、夏耘、秋获、冬藏，伐薪樵，治官府，给徭役。春不得避风尘，夏不得避暑热，秋不得避阴雨，冬不得避寒冻，四时之间，亡日休息。又私自送往迎来，吊死问疾，养孤长幼在其中。勤苦如此，尚复被水旱之灾，急政暴虐，赋敛不时，朝令而暮改。当其有者，半贾而卖；亡者，取倍称之息，于是有卖田宅、鬻子孙以偿债者矣。而商贾大者积贮倍息，小者坐列贩卖，操其奇赢，日游都市，乘上之急，所卖必倍。故其男不耕耘，女不蚕织，衣必文采，食必粱肉；亡农夫之苦，有阡陌之得。因其富厚，交通王侯，力过吏势；以利相倾，千里游敖，冠盖相望，乘坚策肥，履丝曳缟。此商人所以兼并农人，农人所以流亡者也。今法

律贱商人，商人已富贵矣；尊农夫，农夫已贫贱矣。故俗之所贵，主之所贱也；吏之所卑，法之所尊也。上下相反，好恶乖迕，而欲国富法立，不可得也。

方今之务，莫若使民务农而已矣。欲民务农，在于贵粟。贵粟之道，在于使民以粟为赏罚。今募天下入粟县官，得以拜爵，得以除罪。如此，富人有爵，农民有钱，粟有所渫(xiè)。夫能入粟以受爵，皆有余者也。取于有余，以供上用，则贫民之赋可损；所谓损有余，补不足，令出而民利者也。顺于民心，所补者三：一曰主用足，二曰民赋少，三曰劝农功。今令民有车骑马一匹者，复卒三人。车骑者，天下武备也，故为复卒。神农之教曰：“有石城十仞，汤池百步，带甲百万，而亡粟，弗能守也。”以是观之，粟者，王者大用，政之本务。令民入粟受爵，至五大夫以上，乃复一人耳，此其与骑马之功相去远矣。爵者，上之所擅，出于口而亡穷；粟者，民之所种，生于地而不乏。夫得高爵与免罪，人之所甚欲也。使天下人入粟于边，以受爵免罪，不过三岁，塞下之粟必多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