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语言学史分期

中国语言学史分期

中国语言学史的分期

中国语言学史分为六期:

第一期:先秦——中国语言学的萌芽期

这个时期的表现是:诸子著作中有关语言问题的论述方面及训诂学的产生萌芽。

首先是诸子的语言观，表现在:

(1)孔子，名丘，字仲尼，汉族，鲁国陬邑(今中国山东省曲阜市南辛镇)人，中国春秋末期的思想家和教育家，儒家思想的创始人。孔子集华夏上古文化之大成，在世时已被誉为“天纵之圣”、“天之木铎”，是当时社会上最博学者之一，并且被后世统治者尊为孔圣人、至圣、至圣先师、万世师表。

子曰?“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故君子名之必可言也,言之必可行也。君子於其言,无所苟而已矣。” 孔子认为,只有正名,国家的政策和官员们的言论才能统一,政令才能顺利地下达,政事才能成功,礼乐才能复兴,刑罚才能准确,老百姓才能有所依从。只有通过正“名”以正实,重建社会的和政治的关系与制度,使其名实相符。君主和各级官员们都按照自己的名份来行事,就能够实行"仁"政,建立起稳定的政治和社会秩序。这样社会便可以转危为安,转乱为治。

由于其政治主张在各国都无法采纳，于是开始修《春秋》，想通过编书来实现他的政治主张，他寓褒贬于一字，在语言运用上非常严肃。《公羊传》、《谷梁传》里分析《春秋》的语言很注意孔子的正名思想。我国训诂学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受到这种思想的影响。孔子在谈论正名问题的时候，对语言的运用也提出了自己的主张。他反对过于浮华的辞藻。主张言辞足以达意，这就是《论语?卫灵公篇》

所说的“辞达而已”。《论语》里还提到言语的朴实和有文采是对立的两方面，君子要使这两方面配合得当，统一起来。“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这些看法，今天还有积极意义。修辞学的著作谈到修辞的起源，还是认为孔子起了很大作用。

(2)老子著有《老子》，这本书在第一章就说“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无名，天地之始。有名，万物之母。”其中第二个“道”的一是就是称说，也就是言语表达。第一个与第三个“名”是名称，第二个“名”是动词“取名。”名称与事物的关系，用今天语言上的惯用的说法就是解决语言在认识过程中作用的问题。老子以后，不少学者也都谈到了这个问题。

(3)墨子，在中国语言学史上有重要地位。其著作《墨子》里面有些论述反映了当时人对语言问题的看法。如“循所闻而得其意，心之察也。”“言，口之利也。”“执所言而意得见，心之辩也。”这些话谈到了人们用语言进行交际、交流思想达到互相了解的过程。

(4)荀子，名况，赵国人。《正名篇》的写作目的在于语言的社会实践是为政治服务的。内容上大大超过了孔子的正名论。名实关系的社会约定性在文中占有重要地位，“名无固宜，约之以命，约定俗成谓之宜，异于约则谓之不宜。名无固实，约之以命实，约定俗成谓之实名。”这些话就说明了名称与所表示的事物之间关系的约定俗成原则。，也就是语词成立的社会因素。当然他没有用“社会”这个词，用的是“群”。在名的分类方面，荀子和墨子也不同。

其次是训诂学的萌芽，表现在:

(1)《公羊传》中写道“《春秋》贵贱不嫌同号，美恶不嫌同辞。”这实际上是指古汉语里同一个词兼有正反两方面意义的现象。

(2)《谷梁传》不止一次提到了“名从主人”的问题。

其一，鲁桓公二年(公元前710年)，“夏四月，取郜大鼎于宋。……孔子曰‘名从主人，物从中国’，故曰郜大鼎也。”这里是说，孔子是依照“名从主人，物从中国”的原则将郜大鼎之名记于、《春秋》的，郜是春秋国名，在今山东省城武县东南十八里。鲁隐公十年(公元前713年)宋灭郜，并取其所铸之鼎。桓公又从宋得到这个鼎。《公羊传》记此事说“此取之宋，谓之郜鼎何?器从名(从本主名名之)，地从主人(从后所属主人)。”对照《谷梁传》可见，“名从主人”是指器物之名遵从原主人所定之名。

其二，鲁襄公五年(前568年)，“会吴于善稻，吴谓善，伊;谓稻，缓。号从中国，名从主人。”其注云“夷狄所号地形及物类当从中国言之，以教殊俗，故不言伊缓，而言善稻。人名当从其本俗言。”此注说得十分明白，所谓号是指地形及物类的名称，这些名称应当依从“中国”的叫法，(“中国”是当时对周王朝名义上统辖区域的称呼，又特指周直接控制的中原一带。)为的是教化夷狄。《左传》记此事为“会吴于善道。”古时地名无定字，依音书之，故善稻可作善道。从《谷梁传》及其注来看，似乎吴地将善稻叫作伊缓，并不是一地两名，而是一名两音，是“中国”音与方音的不同。这说明“号从中国”包含有在地名读音上，方音要服从中国音的意思。至于“名从主人”只是作为与“号从中国”并列对举出现，其意为:人名要遵从本名。

其三，鲁昭公元年(前541年)“晋苟吴帅师败狄于太原。中国曰大原，夷狄曰大卤，号从中国，名从主人。”这里大原，在今太原市西南约二十五里，《公羊传》亦记为大原，而《左传》记为大卤。可能大原、大卤为一名两写。《谷梁传》引“号从中国，名从主人”的原则，认为夷狄名应当服从中国名。“名从主人”在这里仍是并列对举。

其四，昭公五年(前537年)“叔弓帅师败莒师于贲泉。狄人谓贲泉失台。号从中国，名从主人。”贲泉，古莒、鲁交界之地。《公羊传》作濆泉，《左传》作蚡

泉，盖一名三写，而《谷梁传》说狄人称为失台，可能是贲泉之地的别种语言名称。果如是，“号从中国，名从主人”原则又显示更进一层的意义，不仅方音要服从“中国”音，而且，若一地有两种语言的名称时，应取“中国”的称呼为正式地名。

从上述摘引分析来看，《谷梁传》所载“名从主人”并不具有使用地名应尊重地理实体所在地国家、民族和人民的习惯这层意思，甚至与地名根本无关，只是器物名、“人名当从其本俗言”的意思。在谷梁的词典里，今天所说的地名，不属“名”，而是属于“号”的范畴，疑此划分在先秦是较为明确的，汉以后才出现地名一词。“号从中国”与地名大有关系，这个原则、要求，一名多音、一地多名的，都要依从“中国”习惯，为的是“以教殊俗”，显示了儒家处理地名问题上的大一统思想。

与此同时，以上两部书都提到了语法分析的问题，而且还有不少解说虚词的地方。

再次是综合词典的编写，表现在:

《尔雅》一书的编写应该是战国晚期的学者缀拾前代故训而成，它是先秦时期的著作。《尔雅》是中国最早的一部解释词义的书，是中国古代最早的词典。《尔雅》也是儒家的经典之一，列入十三经之中。其中，“尔”或作“迩”是“接近”、“走近”的意思;“雅”字从牙从隹，“牙”指前排上下齿，用于咬文嚼字;“隹”原指尖嘴鸟，在此表示“锥形”;“牙”与“隹”联合起来表示“锥形牙”，即“犬齿”。古人视犬齿为“基准牙”，故“雅”有“基准”、“标准”的意思，通“正”。“雅言”就是古代的官方语言，就是标准语、规范语。“尔雅”就是“使人们的语言接近标准”之意。《尔雅》是后代考证古代词语的一部著作。《尔雅》被认为是中国训诂的开山之作，在训诂学、音韵学、词源学、方言学、古文字学方面都有着重要影响，其中的今话是汉代的话。《尔雅》是我国第一

部按义类编排的综合性辞书，是疏通包括五经在内的上古文献中词语古文的重要工具书。

《尔雅》全书收词语4300多个，分为2091个条目。这些条目按类别分为“释诂”、“释言”、“释训”、“释亲”、“释宫”、“释器”、“释乐(yuè)”、“释天”、“释地”、

“释丘”、“释山”、“释水”、“释草”、“释木”、“释虫”、“释鱼”、“释鸟”、“释兽”、“释畜(chù)”等19篇。这19篇的前3篇与后16篇有显著的区别，可以分成两大类。前3篇，即“释诂”、“释言”、“释训”解释的是一般语词，类似后世的语文词典。《尔雅》后16篇是根据事物的类别来分篇解释各种事物的名称，类似后世的百科名词词典。其中“释亲”、“释宫”、“释器”、“释乐”等4篇解释的是亲属称谓和宫室器物的名称。

第二期:秦汉——中国语言学的确立期

这个时期的表现是:秦帝国的“书同文”文字政策的颁布，古书注释的大量出现。

(1)大毛公毛亨、小毛公毛苌著有《毛诗故训传》。中国研究《诗经》的著作，即《毛诗故训传》。简称《毛传》，30卷。现存的毛诗每篇都有一个题解，叫做“小序”。其作者大部分已不可考。现在一般都认为解说文字除少数几篇可信以外，大部分都不可信。但是毛诗序对后人的影响非常大。古人做诗、写文章用典都爱用里面的解释。所以《毛诗》就是《诗经》的《毛传》。

《毛诗故训传》是现存最早的完整的《诗经》注本，全书以解释字义为主，其章句训诂大抵取自先秦群籍，保存了许多古义。东汉末年，郑玄为之作《笺》，唐代孔颖达又进一步疏解《毛传》、《郑笺》而作《毛诗正义》，遂使《毛传》在经学研究领域地位不断提高。但毛亨解诗，常以封建伦理观点歪曲诗的主旨，语多附会，不足凭信。通行版本有《十三经注疏》等。

(2)《郑玄<毛诗笺>研究》以汉代学术为背景，通过严密的考证，采用统计、分析和比较等方法，从文献学、文学、哲学、文字学等多角度对《毛诗笺》进行了细致深入的探讨和研究，着重论述其校勘和注释成就及其所反映的主要思想。创新之处在于挖掘了笺注中所蕴涵的德治、阴阳和谶纬思想，弄清了郑玄融合今古文的大体情形，对郑玄引用经典、笺序释兴等情况作了充分的论证说明，这些对致力于汉代学术、《诗经》学和郑玄经学研究的学者无疑具有启发作用。

(3)王逸，东汉文学家。字叔师，南郡宜城(今属湖北)人。安帝时为校书郎，顺帝时官侍中。所作《楚辞章句》，是《楚辞》最早的完整注本，颇为后世学者所重视。《楚辞章句》是《楚辞》注本。《楚辞》为西汉刘向所辑，原为十六卷，王逸增入己作《九思》一卷，改编为十七卷。书中对《楚辞》各篇作了文字注解，记述了各篇的创作由来和作者经历。是《楚辞》最早的完整注本。

王逸注释《楚辞》的体例是，逐句作解，着重训诂，大多言之有据。他其实是完成了当时的一个集大成的工作。这部书中所凝结的，除了他个人的勤奋努力之外，其实还有在他之前或与他同时的很多汉代学者的辛勤与智慧。刘向、贾逵、班固、马融等前辈大家的遗说，就有一些是靠《楚辞章句》才得以保存。王逸虽然很有自己的见解，但是并不囿于一己之见，他常常用“或曰”来引用别人的观点。王逸《楚辞章句》是楚辞学史上的一个里程碑。在王逸之后，很长时间内都没有再出现优秀的《楚辞》注本。

(4)扬雄(公元前53,18)是著名的辞赋大家，同时也是科学家、哲学家和语言学家，名副其实的一位“通人”。

他花了27年时间，记录了大量的方言口语词汇，并整理成《方言》一书，成为我国也是世界上最早的一部方言比较词汇集。扬雄《方言》历来备受推崇，影响深远，但素称难读。《方言》之难读，大概有三方面原因:一是年代久远，流传过程中产生了许多文字讹、脱、衍、倒等问题，需要校勘复原;二是《方言》多奇字

僻字，需要考释;三是《方言》所记均为西汉口语词，有不少在古籍中难觅例证，流存于后世方言中的也不多，因此释义极难。从晋代郭璞为《方言》作注以后，研究《方言》者代不乏人，而尤以清代以来为盛。华学诚先

生的新著《扬雄方言校释汇证》(中华书局2006年9月第一版)是继钱绎《方言笺疏》和周祖谟《方言校笺》之后既能全面反映历代《方言》研究成果，又能代表当代学术水平的一个新校注本，赵振铎、方一新等先生称此书是校释《方言》的集大成之作。此书于2007年11月荣获北京大学第12届王力语言学奖金一等奖。

(5)许慎，字叔重，汝南召陵(今河南省郾城县)人，《说文解字》一书的作者。东汉之初，许慎在汉字研究领域竖起了一个新的里程碑。在许慎著《说文解字》以前，中国没有文字学著作。收集全部流行汉字，介绍它们的造字方法，分析每个汉字的形、音、义结构……这样的著作，只有一部《说文解字》。

《说文解字》收集了当时流行的汉字9353个，用秦汉常用的小篆书体，把它们全部摹写下来;个别字的古文、大篆与小篆书体不同，《说文解字》也为它们做出记录，这给我们今天研究文字源流、变化提供了绝好的材料。

《说文解字》给汉字建立了540个部首，所以，从部首法创立之后，《玉篇》、《康熙字典》、《辞源》、《辞海》，纷纷采用。直到今天编辑辞书，也还离不开此法。特别是一些上古文字字典的编纂，不仅离不开部首，甚至还必须依照《说文解字》的十四卷分部，如《甲骨文编》、《金文编》等。

(6)刘熙(生卒年不详，约生于160年左右)，或称刘熹，字成国，北海(今山东昌乐)人，官至南安太守。东汉经学家，训诂学家。生当汉末桓、灵之世，献帝建安中曾避地交州。著作有《释名》。

《释名》是一部从语言声音的角度来推求字义由来的著作，它就音以说明事物得以如此称名的缘由，并注意到当时的语音与古音的异同，对后代训诂学因声求义的影响很大，同时也是研究汉语语源学的要典。其体例仿照《尔雅》。刘熙在自序

中说:“熙以为自古造化制器立象，有物以来，迄于近代，或典礼所制，或出自民庶，名号雅俗，各方多殊。……夫名之于实，各有义类，百姓日称而不知其所以之意。故撰天地、阴阳、四时、邦国、都鄙、车服、丧纪，下及民庶应用之器，论叙指归，谓之《释名》，凡二十七篇。”这段话说明了他编这部书目的在于探讨各种名称得名的由来，书名就表现了他的旨趣。今本《释名》将27篇分为8卷，所释为天、地、山、水、丘、道、州国、形体、姿容、长幼、亲属、言语、饮食、采帛、首饰、衣服、宫室、床帐、书契、典艺、用器、乐器、兵、车、船、疾病、丧制。这代表了刘熙对语词所表示的事物的一种分类。

《释名》解释事物的名称，完全从声音上去探索，它要考求语词音义之间的关系，说出事物所以如此称名的缘由。如:“日，实也”，“月，阙也”，这本是东汉许慎《说文解字》的解释。但《释名》却要说出道理来，作了进一步的解释。“日，实也，光明盛实也”;“月，阙也，满则[复]阙也”其它如:“冬，终也，物终成也”;“彗星，光梢似彗也”;“身，伸也，可屈身也”;“脊，积也，积续骨节终上下也”等等。诸如此类，都是以音求义，在训诂学上称之为声训，亦称音训。《释名》就音以说明事物如此称名的缘由，但《释名》的不少解释出于主观臆断，穿凿附会，没有实际的根据，也并非是经过系统的探索而得出来的，因而缺乏科学性。《释名》虽有明显的缺陷，但这部书却是我国音训词典的先河，对后代双声叠韵的词书的编撰，有不小的影响，在古汉语研究方面，也颇有用处。首先是它可以帮助我们了解汉代的语音和方言;其次是它可以帮助我们了解古书中的词义和事物。另外，它也启发我们从语音方面去理解词义和探索义近的形声字之间的关系。一千七百多年以前就有这样具有语源性质的书，这是很可贵的。其所以能流传至今而没有亡佚，既与人们想追寻语源的心理有关系，也与它在语源学上的地位和影响有关系。

第三期:六朝隋唐时代——中国语言学传统学科的健全期

这个时期表现在:训诂学、文字学有较大发展，汉译佛经大量出现，最为明显的是产生

了音韵学。主要人物及其代表作有:

(1)郭璞是东晋著名学者，也是文学家和训诂学家。

郭璞花18年的时间研究和注解《尔雅》。《尔雅》是中国古代最早一部解释语词的著作。它大约是秦汉间的学者，缀集春秋战国秦汉诸书旧文，递相增益而成的。全书19篇，其中最后7篇分别是:《释草》、《释木》、《释虫》、《释鱼》、《释鸟》、《释兽》和《释畜》。这7篇不仅著录了590多种动植物及其名称，而且还根据它们的形态特征，纳入一定的分类系统中。

《尔雅》保存了中国古代早期的丰富的生物学知识，是后人学习和研究动植物的重要著作。郭璞更是把《尔雅》视为学习和研究动植物，了解大自然的入门书。他说:“若乃可以博物不惑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者，莫近于《尔雅》。”但是，《尔雅》成书较早，文字古朴，加上长期辗转流传，文字难免脱落有误，早在汉代就已经不易被人看懂。因此，在郭璞之前已经有刘歆、樊光、李巡、孙炎等人，为《尔雅》作注。而他的注解以当时通行的语言，解释了古老的动、植物名称，并为它注音、作图，使《尔雅》成为历代研究本草的重要参考。而郭璞开创的动、植物图示分类法，也为唐代以后的所有大型本草著作所沿用，可谓集前代《尔雅》学之大成。

(2) 陆德明撰写了《经典释文》，它是古人读经书时用的字典，共30卷。它以考证古音为主，兼辨训义，引用古书《周易》、《尚书》、《诗经》、《春秋三传》、《论语》、《孝经》、《庄子》等。是保存古代音训较早的一部字典，为后世推崇。解释儒家经典文字音义的书。首为《序录》，主要说明本书的内容安排和经学的传授源流。次《周易》一卷，《古文尚书》二卷，《毛诗》三卷，《周礼》二卷，《仪礼》一卷，《礼记》四卷，《春秋左氏传》六卷，《公羊传》一卷，

《谷梁传》一卷，《孝经》一卷，《论语》一卷，《老子》一卷，《庄子》三卷，《尔雅》二卷。其中因唐代《孟子》尚不为经书，故未收入。而《老子》、《庄子》因魏晋以后影响很大，故也收入。

《经典释文》对所注之书，均标明书名和章节，然后摘录字句，注释音义，绝大多数字都标明反切或直音。作者不仅为经典本文注音，而且还为注文注音，全书共收录汉魏六朝二百三十余家的各种音切和诸家训估。因绝大多数音训原书都已失传，故本书保存的资料弥足珍贵，后世治文字、音韵、训诂之学者，均崇此书。

(3)孔颖达，字仲达，冀州衡水(今河北省冀县，一说衡水县)人，唐代著名经学家、教育家，生于隋唐之际的官宦之家。

著有《五经正义》共180卷，其中包括《周易正义》14卷，《尚书正义》20卷、《毛诗正义》40卷、《礼记正义》70卷、《春秋左传正义》36卷。前后历时30余年，参与者约50余位著名学者。其中《周易》用魏王弼、晋韩康伯注;《尚书》为梅颐本汉孔安国传;《诗经》用汉毛亨传、郑玄笺;《礼记》用郑玄注;《左传》用晋杜预注。各经大多依据自古以来，特别是两汉魏晋南北朝至隋的多家注释整理删定而成，“事必以仲尼为宗”，试图“去其华而取其实，欲使信而有征。”虽然，在编撰中曾出现过不少疏漏，可作为儒学发展史上的重要环节和集大成之作，它仍是前无古人，有重要历史地位的。不仅对唐代文化、思想、哲学、教育、伦理、社会舆论等的发展变化起过一定的作用，也对后世产生重要的影响。

(4) 吕忱著有《字林》，它收字12,824个，按《说文解字》540部首排列，已佚。

《字林》是一部按汉字形体分部编排的字书。《隋书?经籍志》题晋弦令吕忱撰，七卷。《魏书?江式传》说:“宣武帝延昌三年 (514)式上表曰:‘晋世义阳王典祠令任城吕忱上《字林》六卷，寻其沉趣，附托许慎《说文》……文得正隶，不差篆意也。’”又唐代封演《闻见记》说:“晋吕忱撰《字林》七卷，亦五百四十

部，凡一万二千八百二十四字。”由此可知《字林》即仿《说文解字》而作，收字比《说文》多3000多字，兼有异体，不过仍分为540部，全书7卷。在刘宋时扬州都护吴恭曾撰《字林音义》 5卷，见于《隋书?经

籍志》。

(5) 江式，南北朝北魏官吏，文字、训诂学家。字法安，陈留济阳(今河南兰考东北)人。擅长篆体，撰古今文字凡四十卷。

(6)顾野王著有《玉篇》，它是一部楷书字典，是有史以来，我国第一部用楷书书写的字典。它是今天现代汉字词典的雏形，很多时候，它的意义超过了本身。《玉篇》序言中开门见山地表明了作者的看法:“文遗百代，则礼乐可知;驿宣万里，则心言可述。”就是说文字可以克服语言交际在时间和空间上的局限。他还认为正确使用文字，可以“鉴水镜于往谟，遗元龟于今体，仰瞻景行，式备昔文，戒慎荒邪，用存古典”。大同九年(543)，书籍成稿，取名《玉篇》。

《玉篇》共30卷，是我国继许慎《说文解字》后又一部重要字典，也是我国现存最早的楷书字典。顾野王对魏晋时期异体字收集归类，共收集汉字16917个，这种处理方法被看作他的字书编纂体例特色之一。从体例上看，《玉篇》保存有广征博引的书证材料，具有文字训诂学方面的参考价值，体现顾氏辞书编纂思想的“野王案”，忠实反映了六朝时期社会用字和使用情况。

(7)唐代颜元孙的《干禄字书》是收录唐代俗文字的一部字书，对于研究近代汉字有重要参考价值。

(8)陆法言，隋朝音韵学家，临漳(今河北临漳南)人。他经过认真斟酌，于仁寿元年(601年)编成《切韵》五卷。陆氏家族不见容于隋朝,因此陆法言的著作只是私家著述。但是到唐以下却大为流行,因为他的书吸取了以前诸家韵书的长处。自《切韵》问世，六朝诸家韵书均逐渐消亡。《切韵》成为考订古音及作诗文的根据,研究汉语的中古音韵的主要资料，也是重要的语文工具书。唐孙愐《唐韵》、

宋陈彭年《广韵》及其他韵书均以《切韵》为基础修改演变而成。原书己佚。敦煌留有残本三种，互相补充，约成原书四分之三左右。《切韵》一书可追上古汉语，下启唐宋汉语。具有承先启后的作用，又因为《切韵》代表了中国研究语音的规则标准，所以《切韵》成为汉语音韵学的第一经典，掌握《切韵》音系是了解和研究语音史的基础。

第四期:宋元明——中国语言学的拓展期

这一时期语言研究的范围拓宽。主要人物及其代表作有:

(1)陈彭年，《广韵》全称《大宋重修广韵》，五卷，是我国北宋时代官修的一部韵书，宋真宗大中祥符元年(1008年)，由陈彭年、丘雍等奉旨在前代韵书的基础上编修而成，是我国历史上完整保存至今并广为流传的最重要的一部韵书，是我国宋以前的韵的集大成者。原是为增广《切韵》而作，除增字加注外，部目也略有增订。

《广韵》共收字二万六千一百九十四个，注文共十九万一千六百九十二字。所收之字按平、上、去、入分成四部，平声因字多分上、下两卷，上、去、入各一卷。全书分二百零六韵，其中包括平声五十七韵(上平声二十八韵，下平声二十九韵)、上声五十五韵、去声六十韵、入声三十四韵。每韵以开头一个字作为该韵的名称，叫做“韵目”，每一韵中则按字音声母或韵头的不同分组列字;每组收同音字若干，称为一个“小韵”，与二百零六个“大韵”相对而言，後人也有人管它叫做“纽”。全书共有三千八百多个小韵，每个小韵在开头的字下注明反切，并注明该小韵所收的字数;小韵中的其他字则只作或繁或简的释义，不再注音;但有又音的，则注明又切或“又音”，但这种“又音”只管这个被注的字本身，与同小韵的其他字无关，这与小韵首字下反切注音的性质不同。

(2)《集韵》是中国宋代编纂的按照汉字字音分韵编排的书籍。《集韵》在仁宗宝元二年(1039)完稿。《集韵》分韵的数目和《广韵》全同。只是韵目用字、部

分韵目的次序和韵目下面所注的同用、独用的规定稍有不同。字的又音，《集韵》比《广韵》增了很多，但

是《集韵》主要的特点还在于收字多，而且收的异体字特别多。一个字不管有多少不同的写法，又不管是正体，还是古体、或体、俗体，只要有点根据就收进来。有的字竟多到八、九个写法。《集韵》的缺点是对字的来源不加说明，不过字训以《说文解字》为根据，反切多采自《经典释义》，《集韵》是一本较好的字书。

(3)《类篇》是一部按部首编排的字书。宋仁宗宝元二年(1039)十一月丁度等奏称:“今修《集韵》，添字既多，与顾野王《玉篇》不相参协，欲乞委修韵官将新韵添入，别为《类篇》，与《集韵》相副施行。”仁宗命王洙、胡宿、掌禹锡、张次立等人相继修纂，到英宗治平三年(1066)由司马光接代，业已成书，治平四年缮写成功，上之于朝。旧称司马光撰，实际只是由司马光整理成书而已。

《类篇》一书当为集体智慧的结晶，《集韵》按韵编字，而《类篇》接部首编字，两书相辅而行。《类篇》依据《说文解字》分为14篇，又目录1篇，共15篇。每篇又各分上、中、下，合为45卷。全书的部首为540部，与《说文解字》相同,部首排列的次序变动也很少。本书是直接承接《说文解字》和《玉篇》的一部字书。所收字数 31319字，比原本《玉篇》增多一倍。《集韵》遗漏的字也都尽量收入，但《集韵》书中冗杂的重文就不尽采录，体例比较严谨。每字下先列反切，后出训解;如果字有异音异义，则分别举出，可与《集韵》相印证。且书中收有唐宋之间所产生的字不少，为研究文字发展的重要参考资料。旧刻有清代曹寅所刻《楝亭五种本》，现在通用的是后来姚觐元的翻刻本，即一般所说的《姚刻三韵本》。

(3)梅鹰祚著有《字汇》，《字汇》这部大型字典，在中国字典编纂史上起着承上启下的作用。两千年以来，文字工作者大都奉汉朝许慎的《说文解字》为金科

玉律，到了宋版的《玉篇》，比起《说文》，它在体例上更为合理，且收字22510个，向字典的大型化迈出了一大步。到了近代，在文字学者眼中，可称道的字书是公元1716年编成的《康熙字典》和1915年出版的《中华大字典》。然而，在《说文》、《玉篇》与《康熙》、《中华》之间有一部更有价值的《字汇》，不知为什么却被忽视了。

(4)张自烈(1597-1673)，字尔公，号芑山，又号谁庐居士。明末清初著名学者，江西宜春北厢上水关(今市区秀江路市委大院一带)人。张自烈著述颇丰，尤以《正字通》影响最著。《正字通》是一部字书，共收录三万三千余字。清代官方编纂的《康熙字典》，系以《正字通》为蓝本增益而成。我国古代的字书编撰，以《尔雅》、《方言》、《说文》为肇始，在历经各个朝代之后，出现了一本巨作《正字通》。当然，从现代辞书学的角度来看和其他古代字书一样，《正字通》无疑存在诸多局限。但比起早先和同时代的同类著作。《正字通》对于字书编纂的思想观念与实际操作则不无较为进步之处。《正字通》有个较为强烈的规范意识，较为注意吸收传统语言文学的新成果。对词本位的认识有进步，语粹采撷面广。

(5)“大徐和小徐”。徐鉉校訂《說文解字》三十卷的本子，又叫大徐本，是現行《說文》的通行本。徐鉉是徐鍇之兄，人稱大徐。又其弟徐鍇，人稱小徐，也有校訂《說文》的本子傳世。因此，為示有所區別，就稱徐鉉校訂《說文》的本子為“大徐本”。徐鍇校訂《說文解字》的本子，又叫小徐本，也就是他的名著《說文繫傳》四十卷。徐鍇是徐鉉之弟，人稱小徐。又其兄徐鉉，人稱大徐，也有校訂《說文》的本子傳世。因此，為示有所區別，就稱徐鍇校訂《說文》的本子為“小徐本”。

(6)王安石著有《字说》，它是关于字义训释的文字学专著，促进了《说文》学的发展。

(7)黄生，著有《字诂》，它是解释字义的书。《字诂》凡一卷，共 107条，取经史群书语词，考辨其音义，订正讹误，与颜师古《匡谬正俗》相类。黄生为学极有根柢，能从声音上考察字义，不为文字形体所囿，在明代学者中极为突出。如谓“伏羲”与“包羲”古音相同，从“分”之字都有乱义，“怎”为“作么”合音，“咱”为“自家”合音等等，都精确不易，对清代的汉学家不无影响。

(8)郑樵著有《六书略》，内容是讲解汉字形体构造。收在他所著《通志》内六书即许慎《说文解字叙》所说的指事象形、谐声、会意转注、假借6种造字的方法和原则。许慎虽然给六书作了解说，可是在他的书里并没有把所收的9000多字总的加以区分。郑樵首创六书分类之学。他在《六书略》里不仅把六书都分别举例，而且又细加区分，又有所谓“形兼声”、“形兼意”之类，竟增多至12类，以文字牵就六书，未免于理不合。自此以后，元代戴侗有《六书故》，周伯琦有《六书正讹》，杨桓有《六书统》，明代魏校有《六书精蕴》，赵古则有《六书本义》，赵宦光有《六书长笺》，几乎把六书分类看做是研究《说文》的惟一途径，众说纷纭，走入歧途。

(9)《韵镜》是现存最早的两部等韵书之一(另一部为《七音略》)。作者不详。南宋张麟之《韵镜序》说该书原名叫《指微韵镜》。南宋郑樵《通志?七音略序》说:“臣初得《七音韵鉴》，一唱而三叹～”张麟之《韵镜序作》又说:“旧以翼祖讳‘敬’,故为《韵鉴》。今迁祧庙,复从本名。”从这里看来，这部书的祖本可能叫《韵镜》。

(10)朱熹著有《诗集传》，简称《集传》，共二十卷，为《诗经》的研究著作，朱熹在每首诗的韵脚上(或者他认为是韵脚的地方)，增注了叶(音xié)韵。叶韵是将原来读音不押韵的字，改为另一个音，以求押韵，这并不符合上古音的实际情况。不过朱熹增注叶韵的意图，“只要音韵相叶，好吟哦讽诵，易见道理，亦无甚要紧”(《朱子语类》卷八十)。可见他认为叶韵只是便于朗朗上口，是否符合古

音则无关紧要了。这跟他以声得解、讽咏得义的主张有关，后人评价其叶韵说时，应当注意这一点。

(11)吴棫著有《韵补》。本书是宋明以来古音学的创始之作，作者根据音训与古韵文以说明古时韵补，认为古人用韵较宽，有古韵通转之说。上补自汉迄宋研究先秦古音之空白，下则影响有清一代之古音研究，故此编实为宋代比较有成就的小学类著作之一，在我国音韵学史上，占据着一定的地位。

(12)陈第著有《毛诗古音考》《屈宋古音义》。他反对宋人叶韵说，认为《诗经》、《楚辞》反映的是古音，不能以唐宋今音为标准随音改读来求韵脚的谐合。他明确提出“时有古今，地有南北，字有更革，音有转移”的观点。他考证古音，以《诗经》、《楚辞》韵例作为本证，以周秦汉魏韵文、谐声、读若、直音、异文、又读等材料作为旁证，二者交相考辨，证实古音本读。条分缕析，主次分明。他还对《诗经》韵例做了分析，指出《说文》谐声与《诗经》韵的统一关系。陈氏彻底扫清了叶音说的谬误，对清代古音学家有巨大影响。

(13)周德清著有《中原音韵》，它是代表近代官话的一部韵书。《中原音韵》的内容分为两大部分:第一部分是以韵书的形式，把曲词里常用作韵脚的5866个字，按字的读音进行分类，编成一个曲韵韵谱。韵谱分为19韵:东钟、江阳、支思、齐微、鱼模、皆来、真文、寒山、桓欢、先天、萧豪、歌戈、家麻、车遮、庚青、尤侯、侵寻、监咸、廉纤。每一个韵里面又分为平声阴、平声阳、入声作平声阳、上声、入声作上声、去声、入声作去声等类。每一类里面以“每空是一音”的体例，分别列出同音字组，共计1586组。第二部分称做《正语作词起例》,是关于韵谱编制体例、审音原则的说明，关于北曲体制、音律、语言以及曲词的创作方法的论述等。

(14)贾昌朝，字子明。宋朝宰相、文学家、书法家，著作有《群经音辨》，《群经音辨》共七卷。宋贾昌朝撰，是一部专释群经之中同形异音异义词的音义兼

注著作，集中而又系统地分类辨析了唐陆德明《经典释文》所录存的群经及其传注中的别义异读材料，并对这些材料作了音义上的对比分析，同时还收集、整理了不少古代假借字、古今字、四声别义及其它方面的异读材料，有助于读书人正音辨义，从而读通经文及其注文。

(15)卢以纬著有我国第一部研究虚词的书《语助》，《语助》是我国第一部研究文言虚词的专著，它突破了前人随经释义的传统，对虚词的语法、语义功能都作出了比较系统的研究，该书内容的编排也颇有特色。

第五期:清初至1898年以前——中国语言学的全面发展提高期

这一时期是中国传统语言学发展的空前高峰期。这一时期的主要代表人物及其著作有:

(1)陈廷敬(1638—1712)，原名陈敬，字子端，号说岩，晚号午亭山人，清代泽州(现山西省阳城县皇城村)人;张玉书(1642,1711) 字素存，号润甫，江苏丹徒(今江苏镇江)人。

《康熙字典》，是张玉书、陈廷敬等三十多位著名学者奉康熙圣旨编撰的一部具有深远影响的汉字辞书。该书的编撰工作始于康熙四十九年(1710)，成书于康熙五十五年(1716)，历时六年，因此书名叫《康熙字典》。字典采用部首分类法，按笔画排列单字，字典全书分为十二集，以十二地支标识，每集又分为上、中、下三卷，并按韵母、声调以及音节分类排列韵母表及其对应汉字，共收录汉字四万七千零三十五个，为汉字研究的主要参考文献之一。《康熙字典》入选中国世界纪录协会中国收录汉字最多的古代字典。《康熙字典》是中国第一部以字典命名的汉字辞书。

优点有:一是收字相当丰富，在很长一个时期内是我国字数最多的一部字典(直到一九一五年《中华大字典》出版，达四万八千余字，才超过了它)。二是它以二百一十四个部首分类，并注有反切注音、出处、及参考等，差不多把每一个字的不

同音切和不同意义都列举进去，可以供使用者检阅。三是除了僻字僻义以外，它又差不多在每字每义下，都举了例子;这些例子又几乎全都是引用了“始见”的古书。

(2)袁仁林《虚字说》，本书共收词语143个,分为51条。书成于康熙四十九年,乾隆十一年由袁氏的学生王德修付梓刊刻。

(3)刘淇著有《助字辨略》，它是第一本有专用于讲解古籍中虚词的书:一、所收单字，除同音相通者外，有476字，较之王引之《经传释词》的160字，几乎有近3倍之多。二、所收的例句，除先秦两汉古书以外，下及唐诗宋词，范围广泛。

三、所收复音词不少，甚至“等头”、“等闲”、“者边”等唐宋人常语也收了进去，约略计算有1140条。刘淇不收元曲，说“他日别为一编”。本书曾经几次木刻，但已难见到，早年开明书店印有章锡琛的校注本，他一方面校订脱误，一方面汇释各家注释解说，分别列于有关词句之后，排印出版，且附以索引，检阅方便。

(4)王引之著有《经传释词》，它是解释经传古籍中虚词的专著。《经传释词》共收虚字160个,虽以单音虚词为主，但有同义虚词连用的,也偶然随文论及。《经传释词》因声求义，不限形体。《经传释词》仍有缺点，一是阙漏较多,二是偶有误解古书处。

(5)阮元著有《经籍纂诂》，书成于嘉庆三年(公元1798年)。它是汇辑古书中的文字训释编排而成的训诂书，全书按照《佩文韵府》分韵编字，《佩文韵府》所没有的字就根据《广韵》或《集韵》增补。卷次按《佩文韵府》分一韵为一卷，共106卷，别有补遗106卷，分附于正编每卷之后。全书所辑录的文字训释都是唐以前的经传子史的注释和唐以前的训诂书、字书、韵书、音义书中所有的。采用古书达100多种，收字13349字(异体字不在内)。古代的文字义训和在不同古书文句中的训解几乎都汇聚在一起了。

(6)顾炎武著有《音学五书》，它是研究汉语上古音的著作。大约成书于1643年，全书分音论、诗本音、易音、唐韵正、古音表5个部分。《音论》分上中下3卷，共15篇，论述古音和古音学上的重大问题，集中地阐述了作者对古音学的基本看法，是《音学五书》的总纲。《音学五书》从理论和实践上彻底否定了叶韵说，奠定了古音学的基础，开拓了音韵学研究的新领域。

(7) 段玉裁著有《六书音韵表》，书成于乾隆41年 (1776)。段氏谓古音明而后六书明，故书名冠以“六书”。段氏分古韵为17部。段氏说古同谐一声必同部，此乃一大发明。再次，此书有《音韵学丛书》本，中华书局1983年7月曾据以重印。此外还有《广雅疏证》，它是一部系统整理、阐述《广雅》的著作。实际上，《广雅疏证》乃是王念孙借《广

雅》一书以畅述其音韵、文字、训诂之学识的集大成之作。还有，《说文解字注》也是他的代表作，其特点是:校勘大徐本《说文》的不足之处，对《说文》本身进行了一些发凡起例，对许慎的不足于以批评，注释过程中注意到了词义的历史性及发展演变规律，注意到了同源词的探讨和同义词的辨析。《说文解字注》是徐锴《说文系传》以後的首部《说文》注释书，在清代数以百计的《说文解字》研究大军之中，段氏之作能够一枝独秀，的确有其过人之处。这部划时代的巨著耗费了段氏毕生的心血，创见颇多，在学界影响深远，反响巨大，王念孙评价为“盖千七百年来无此作矣”

(8)桂馥著有《说文解字义证》，这部《义证》对于历代用字的实例搜括完备，且按时代排列，几乎可以算是一部“汉字字用史”。

(9)王筠《说文释例》、《说文句读》，其中《说文句读》一书，王筠采撷诸说文学大家的著作，辨其正误，删繁举要，参以己意，集语言文字之大成，浅易简明，是初学《说文》者较为便利的本子，共20卷。而《说文释例》疏解许说，贯

穿通达，博大精深，辞尚体要，为研究许书开辟了新途径，使阅读《说文》者能够提纲契领，登堂入室。

(10)朱骏声的著作《说文通训定声》凡18卷，是一部按古韵部改编《说文解字》的书。全书以谐声声符为纲，按音分别归属古韵十八部。同从一声符孳衍的字都联缀在一起，秩然有序。每字之下，先释《说文》本训，引群书古注为证，即所谓说文;次陈述字的引伸义和因文字假借而产生的假借义，即所谓通训;最后举出上古韵文中的用韵来证明古音，凡同韵相押叫做古韵，邻韵相押叫做转音，阐明字音，即所谓定声。这3部分的主要部分是通训，对研究词义的发展和转变大有帮助。

(11)戴震著有《声韵考》和《声类表》。在古韵分部上最先分为二十部，而后改为二十五部。此外还有江有诰的《音学十书》将古韵分为而二十一部，王念孙将古韵分为二十一部。

(12)江永，所著《古韵标准》一书，对研究中国古韵有重要创见。其所著《古韵标准》定古韵为十三部，又著有《音学辨微》、《四声切韵表》，论述等韵学及韵书中分韵的原理。

(13)李光地等人著有《音韵阐微》，18卷，雍正六年(1728年)武英殿刻本。本书运用等韵学理划分音类，改革了韵书体例。而且，此书在方法上是最完备的古代韵书，对反切做了很大的改革，为研究近代读音的演变提供了宝贵的资料。

(14)劳乃宣著有《等韵一得》，1883年出版的《等韵一得》一书，是清代最晚出的等韵学著作，也是清末唯一的一本等韵学著作。全书分内外篇，内篇以声母、韵母、四声为三个纲，包括字母谱、韵摄谱、四声谱等10谱;外篇包括字母、韵谱、四声、双声叠韵、反切、射字、读法、杂论等8个内容。该书条理清晰分明，审音精细，分类多合现代音理。在等韵学研究中有一定的成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