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我对现代大学的理解

浅谈我对大学的理解

——学习《教育：让人成为人》心得约翰·亨利·纽曼在《大学的理念》中提到“何为大学”，从简单和基础的形式来看，大学乃是包罗各门知识的一所学堂，师长门生，来自天南地北，共同组成。大学之道，寓于其中，此外，还要具备诸多必要的条件，这里描述的理念，才可谓完备而无缺憾。大学实质上是幅员广袤的国土上，士林来往交流和传播思想的场所。这样描述大学，看来已经体现了精髓所在。

提到大学理念、大学理想、大学制度时，浮现在中国学人脑海中的理想模式就是蔡元培主政时期的北京大学以及抗战时期的西南联合大学，这是古典大学模式在中国的最好时光。1916年12月，蔡元培在他就任北京大学校长后第一次发表的演说中提出：“大学生当以研究学术为天职，不当以大学为升官发财之阶梯。”“大学为纯粹研究学问之机关，不可视为养成资格之所，亦不可视为贩卖知识之所。学生当有研究学问之兴趣，尤当养成学问家之人格。”1917年初，蔡元培发表演讲称“大学者，研究高深学问者也”。若“欲达其做官发财之目的”“又何必来此大学？所以诸君须抱定宗旨，为求学而来。入法科者，非为做官；入商科者，非为致富。”饱受德国古典大学理念浸染的蔡元培将大学视为研究高深学问，追求真理之机构，学法科不是为了个人做官，学商科不是为了个人发财。但是，纵观今日之高校，MBA、MPA、法律硕士等独领风骚于全球，读书已成为做官、经商、谋生之必经途径。高等教育大众化的到来，冲破了蔡氏理想中的古典大学的边界。故20世纪60年代，美国加州大学校长克拉克·克尔说，大学应该为社会提供服务，是一个以社会为对象的服务站。由象牙塔到服务站，高等教育的地位、作用、功能发生了翻天覆地变化。

从西欧中世纪走来的中世纪大学，比如雅典学院等，到现在已有近千年历史，在悠久的历史长河中，大学组织在不断变革。但是，大学的真正伟大变革是在“二战”之后，自美国始出现了高等教育大众化、普及化的浪潮，高等教育组织日益多样化，大学已不再是一个统一的、一致的、高度同质化的学术组织，高等教育所关注的组织体系远远超过了一般意义上所指的“大学”。

早在1928年，美国学者弗莱克斯纳在牛津大学演讲时说过，大学像其他人类组织，如社会、政府、慈善组织一样，处于特定时代的社会结构之中而不是之外。大学不是孤立的事物，不是老古董，不会将各种新事物拒之门外；相反，它是时代的表现，是对现在和未来都会产生影响的一种力量。伴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高等教育大众化、普及化时代的到来，现代大学的黄金时代来临了。现代大学表现出与古典大学不同的组织形态。

由古典大学到现代大学，大学组织的角色与地位发生着变化，大学由社会的边缘进入到了社会的中心，由“象牙塔”成为“社会服务站”进而发展成为“发动机”。高等教育与社会的联系越来越密切，培养的人才主要面向社会多种需求，提供多种就业人才，经费来源也日益多样化，为社会服务成为高等教育机构的重要职能。1991年，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卡斯特教授在一次讨论世界高等教育发展的国际会议上系统地论证了高等教育在人类社会现代化中的作用，明确地把大学称作是信息时代经济社会发展的“发动机”或“火车头”（engine of development）。高等教育被视为知识经济时代世界发展的新动力。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大学不仅仅是、也不可能是远离世俗、远离社会的“象牙塔”，而是越来越成为“服务站”。正如美国学者德里克·伯克所言，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大学是象牙塔的说法过时了。相反，有一张庞大而复杂的关系网把大学和社会其他机构联系起来。高等教育的变革与发展日益取决于社会的需求与变化，高等教育已不再是一个独立的系统，而是成为社会大系统中的一个有机连接的子系统，并且是一个越来越重要的子系统，“世界发展的动力之源”正是人们对高等教育的新定位。面对全球金融危机、欧债危机、中东阿拉伯动荡，人类期盼

科技革命引领世界走出困局，希望科技革命带来新的发展机遇。历史经验表明，全球性经济危机往往催生重大科技创新和科技革命。大学作为发动机，在推动科技革命，引领世界走出困局方面将发挥决定性作用。

由古典大学到现代大学，大学组织的知识生产性质正在发生变化，知识的价值正由非功利性、公益性、公共性走向了功利性、现实有效性。大学已不再仅仅是知识生产机构，而更重要的是作为一个知识传播与普及、扩散机构而存在。大学往往被称为“学问之府”、“知识的加工厂”，并且大学所加工的知识并非一般的知识，而是高深的知识，这种高深知识具有专业化、自主性等特性，强调发现真理、探求新知。大众高等教育时代，高校更加强调知识传播。换言之，教学、科研、社会服务是高等学校的三种职能。但并不是每一所高等教育机构都要承担这三种职能。只有少数既从事知识传播，更重视知识生产的研究型大学才能承担这三种职能，而一般院校只承担教学职能，从事知识传播工作，以培养各种人才为主要任务。众所周知，知识生产具有创新性、创造性，“十年磨一剑”，“板凳要坐十年冷”，知识生产短期内难以见效，要求实行同行评价，给教师充分的学术自由。现代高等教育中，只有少数教师从事知识生产，而大部分教师从事的是知识的传播与应用工作，是对知识生产的再加工、再创造，这种工作除了同行评价之外，而且应该加入顾客评价、消费者评价和社会评价。这也正是当代问责制、绩效评价在高校兴起的原因。

由古典大学到现代大学，大学组织的知识生产模式正在发生变化，知识生产的优先排序由基础科学、应用科学、技术知识变化为技术知识、应用科学、基础科学。高等教育由注重学术本位到更加重视社会本位，日益强调知识的应用价值，强调高等教育机构为社会做出的现实价值；由注重知识生产到注重知识生产与应用并重，重视产学研相结合，建立大学—企业联合应用中心和科学工业园区，尽可能将研究成果转化为现实生产力。美国在20世纪60年代专门立法，联邦政府提供给大学研究经费，大学则需要把研究成果转化权利优先给予本国企业，促进了产学研的结合。当然，注重知识应用，重视社会本位并不是不重视大学的研究功能、不重视基础研究。从美国经验看，联邦政府拨给高校的科研经费中，80%给予了100所左右的研究型大学，而这些研究型大学承担了美国80%的基础研究任务。美国每年的诺贝尔奖获得者高居世界首位，而这些获奖者基本上都在美国的研究型大学中。

由古典大学到现代大学，学生群体发生着深刻变革，不仅是学生规模的急速扩张与增长，还意味着学生来源的多样化、需求的多样化、人才培养类型和规格的多样化、人才培养模式的多元化。高等教育系统发展成为一个“分裂”的体系，体系内的各个高等教育机构是不一样的，各自有着自己的价值定位和使命特色，有着自己的服务面向，以自己的服务满足社会需求。大学不仅仅培养学术人才，还要培养社会精英，培养大量的专业人才甚至于一般职业技能人才。传统大学主要关注于学术，学生也主要从事与学术相关的职业，采取师傅带徒弟的方式。而现代大学中，学生群体的日益多元化，意味着共同的学术文化已不复存在，学生的学习兴趣、学习能力、学术能力、职业追求、求学目的也越来越多元化，这对大学组织类型与人才培养模式产生了根本影响。美国形成了研究型大学、教学型高校、社区学院三种院校组成的现代高等教育系统，世界各国的高等教育也都在借鉴美国的经验，促进高等教育机构的分层分类，建立多样化的院校系统。在多样化的院校结构中，根据学生兴趣和能力，学生被选拔到不同类型的院校，为适应那些不适于在传统院校学习的学生的需要，各种新型高等教育机构应运而生。“大众化高等教育意味着多样化的院校体系，其组成部分之间存在着质量、目的和定位方面的巨大差异。大众化在创立一个多样化的院校系统的同时，也不可避免地对院校系统的质量产生影响。不能按时毕业的学生越来越多，传统的不干预学习和学位的高校正在加强对学生学业要求并建立问责测评体系，实行学分制，将学生的选择权利与对学生的学习要求有机结合起来。学生更多的是把接受高等教育与未来职业生活、个人收益结合在一起，把自己作为顾客、消费者，而不是单纯的学生这一角色。他们把其视为是通向良

好的就业机会、增加收入和促进社会流动的途径。培养学生更多的是强调解决问题的能力，而不是学术探究的能力，学生也较少关心高等教育的内在价值。

大学组织的变革是永恒的，异化、选择是有代价的，主要是大学本身满足现实和适应长远发展的结果。这一选择付出的代价是暂时的效率损失和低层次组织的消失，换来的是宏观层次上大学组织的可持续发展。如何在二者之间找到一个平衡点是大学领导者、研究人员和社会面临的抉择。谁能引领时代，谁先改革尝试，谁就有可能成为跨越历史的巨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