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乐府与乐府诗

汉乐府和乐府诗歌

费振刚

什么是汉乐府?从《汉书?礼乐志》的有关记载中可以知道。乐，是音乐;府，是官署，乐府，是官设的音乐机构。它的职责是掌管祭祀天地、宗庙以及宫廷礼仪所需的乐歌、舞蹈，包括采集歌谣、创作乐曲以及排练演奏。魏晋以后，人们习惯于把这一音乐机构演奏的乐舞节目中的歌词，称为“乐府”，于是乐府就由官署的名称，一变为带有音乐性的诗体的名称。有时，为了与官署的名称相区别，也把这部分诗歌称为“乐府诗”，或称为“乐府歌辞”。

从当时乐府所掌管的诗歌来看，可以分成为两大类(1)专门供朝廷祭礼天地、宗庙的所谓“郊庙歌辞”。它们大都为贵族文人所制，内容多是颂祖敬神，礼赞祥瑞，率领容典雅，而其辞则极为古奥难懂，以至“通一经之士不能独知其辞，皆集会五经家，相与共讲习读之，乃能通知其意，多尔雅之文。”(《史记?乐书》犹如《诗经》的《颂》，是典型的庙堂文学，思想和艺术都少有可取之处。(2)是从各地采集来的“俗曲”，它们是一些流传于民间的无主名的作品，其作者大都是劳动人民或出身于下层社会的文人，作品内容贴近现实，表现当时广大人民的生活处境以及他们的喜怒哀乐，风格质朴率真，语言通俗直白，形式自由多样，是两汉乐府诗的精华。《汉书?艺文志?诗赋略》著录了西汉乐府歌辞的篇目，其中采自各地的乐府民歌总计138篇，已接近《诗经》的《国风》。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有人说，汉之“乐府”即相当于周代的《诗经》;反之亦可以说，周之《诗经》即相当于汉代的“乐府”。

汉乐府民间歌辞，搜罗完备的，是宋代郭茂倩所编的《乐府诗集》。郭茂倩在《乐府诗集》中将自汉至唐的乐府诗，按照各自音乐的不同，分成十二类，汉乐府民歌主要保存在其中的“鼓吹曲辞”、“相和曲辞”和“杂曲歌辞”三类中，约六十首。这一部分再合以《汉书?礼乐志》所载的《安世房中歌》(即《房中祠乐》)、《郊祀歌十九章》，就是现存的两汉乐府歌的全部了。

两汉乐府诗由于它们创作者的不同身分和处境，因此它们的思想内容并不单纯，结合它们的创作背景和题材来源，可以对汉乐府诗的思想内容作如下的归纳。

汉乐府中最为后人所重视的是采自各地的民歌，是两汉时代广大劳动人民生活的真实写照。《相和歌辞》中的《妇病行》一诗，描写了一个贫苦家庭的悲剧。

妇病连年累岁，传呼丈人前。一言当言，未及得言，不知泪下一何翩翩。“属累君两三孤子，莫使我儿饥且寒，有过慎莫笪笞。行当折摇，思复念之!”

乱曰:“抱时无衣，桥复无里。闭门塞牖，舍孤儿到市。道逢亲交，泣坐不能起。从乞求与孤买饵。对交啼泣，泪不可止。“我欲不伤悲，不能已”，探怀中钱持授交。入门见孤儿，啼索其母抱。徘徊空舍中，“行复尔耳，弃置勾复道。”

《妇病行》正是通过一个家庭的特殊遭遇，截取这个家庭悲剧两个最伤心惨目的画面相互映照，深刻地概括了在残酷的封建制度的压迫下，以至夫妇父子不能相保的社会现实。

汉乐府民歌中还有几首是表现恋爱、婚姻主题的。这些作品的主人公多是女性，这反映在长期封建社会中，妇女地位的低下，她们是不合理的社会制度、婚姻制度的最大受害者。压迫愈重，反抗愈烈。汉乐府民歌中恋爱、婚姻题材的作品就集中反映了她们对美好爱情的追求，对欺侮、凌辱她们的社会习尚、社会势力的抗争。《上邪》是一首女子向她所爱的人表白自己心迹的诗:

上邪！我欲与君相知，长命无绝衰。山无陵，江水为竭，冬雷震震，夏雨雪，天地合，乃敢与君绝。

女主人公连用了天地间不可能出现的五件事，对天发誓，表达自己相知相爱决心的坚定，深情奇想，被前人评为“短章中神品。”

《陌上桑》、《羽林郎》都是汉乐府民歌中的叙事意味很浓的诗，热情歌颂了女主人公忠于爱情，蔑视权贵，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的高尚品格。而出现于东汉建安时代的长篇叙事诗《孔雀东南飞》则是汉乐府民歌的压卷之作。它描写的是一个催人泪下的婚姻悲剧，在揭露、抨击封建家长制罪恶的同时，塑造了刘兰芝这一光辉的文学形象，作品不仅赋予她以善良勤劳的品格和美丽端庄的外貌，而且突出了她的刚强、坚毅和反抗精神，代表了汉乐府民歌的最高成就。

在汉乐府民歌爱情婚姻题材的作品中，很少有《诗经?国风》中所常见的那种轻松愉快的男女相悦之词，因此《江南》这首小诗就很珍贵了。

江南可采莲，莲叶何田田。鱼戏莲叶间:鱼戏莲叶东，鱼戏莲叶西;鱼戏莲叶南，鱼戏莲叶北。这是一首生动别致的采莲曲。从字面来说，它以回旋反复的语句，描画鱼儿在莲叶四周环游嬉戏的情景，飘动活泼，生意盎然。从深层寓意来说，它用谐音双关的手法，以“莲”谐“怜”，象征爱情，又用“隐语”的方式，以鱼儿戏水于莲叶间，暗喻采莲男女的调情求爱。

汉乐府歌辞中还有一部分是贵族文人或乐工所制作的适应朝廷祭祀天地、宗庙以及朝会宴飨需要的歌辞。西汉初年的《安世房中歌》和武帝时的《郊祀歌十九章》，分别是祭祀宗庙和天神地祗的乐章，前者以敬颂祖先功德，宜扬儒家的孝道为内容;后者则是歌颂天地诸神，感谢天赐祥瑞。

汉代承袭楚地的风俗，崇信神仙灵怪，注重祭祀。在这样的社会氛围的影响下，汉乐府中就产生了一批描写求仙采药的诗歌。如《长歌行》“仙人骑白鹿”:

仙人骑白鹿，女短耳何长!导我上太华，揽芝获赤幢。来到主人门，奉药一玉箱:“主人服此药，身体日康强。发白复更黑，延年寿命长。”

作品描写诗中的主人公在骑白鹿的仙人指引下，采灵芝于华山，并获赠一箱仙药。

乐府歌辞中还有《相逢行》、《长安有狭邪行》。也是用于对主人和宾客赞颂和祝福的。但它们不是描写神仙生活，祝福延年康强的，而是极力描写其日常生活的豪华，子贵妇孝的家庭气氛，这类乐歌很可能是乐工在现场和用现成的“套语”拼凑成篇的，因此，在乐府歌辞的各篇中常有一些诗句是相同和相似的。如《步出夏门行》的末四句与《陇西行》首四句均作:“天上何所有?历历种白榆。桂树夹道生，青龙对伏跌。”(末二字，《陇西行》作“道隅”)。这种用“套语”组合成篇，自《诗经》以来，是我国民间歌谣创作的特征之一。

神仙之事是虚妄的，求长生也是方士们的骗人的手段，人们对之所寄托的希望是很容易破灭的，随之而发生的是对人生问题的思索。汉代由于佛教思想尚未在社会上传播开来，因此没有来世的观念，既然人不能长生，那么人的一生应该怎样度过呢?且看《怨歌行》“天德悠且长”。

天德悠且长，人命一何促。百年未几时，奄若风吹烛。嘉宾难再遇，人命不可续。齐度游四方，各系太山录。人间乐未央，忽然归东狱。当须荡中情，游心恣所欲。

它所鼓吹的是既然人生是短促的，那就是及时行乐，无节制的游乐，这显然是消极的。宣扬这种思想的同类作品还有《满歌行》、《西门行》、《善哉行》等。而《长歌行》“青青园中葵”则与不同。

青青园中葵，朝露待日晞。阳春布德泽，万物生光辉。常恐秋节至，焜黄华叶衰。百川东到海，何时复西归?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

作品以园葵起兴，由万物的兴衰，而联想到光阴如流水，一去不返，而归结到人应该及时努力，锐意进取。虽然也是感叹时光的易逝，但思想是积极的，感情是健康的，汉乐府歌辞中这些比较集中地出现了对人生问题探索的作品，这对后世诗歌发展有一定影响。

汉乐府歌辞，特别是其中民间歌辞，艺术表现有其独特之处，对于以后的诗歌发展以重大影响。

汉乐府民歌中出现了由第三者叙述故事的作品，出现了人物的对话和一定性格的人物形象，

如《妇病行》、《孤儿行》、《陌上桑》，特别是长篇叙事诗《孔雀东南飞》，都是艺术性很高的叙事作品。因此汉乐府民歌标志着我国叙事诗发展到一个新的更趋于成熟的发展阶段。从而，给予后世许多诗人以启发，如唐代杜甫的著名诗篇“三吏”、“三别”，白居易的《秦中吟》、《新乐府》等，都是直接继承汉乐府民歌这一传统的。

汉乐府民歌的语言一般都是口语化的，发自肺腑，不事雕琢，因而饱含着感情，饱含着作者的爱习。即使是叙事诗，也是叙事与抒情相结合，率真纯朴，因而具有强烈的感染力。这与后世一些文人诗的浓墨重彩，刻意求工，而缺乏真情，形成鲜明的对照，影响了不少文人诗歌创作。如东晋大诗人陶渊明诗歌的平淡自然，犹如“田家经”，盛唐大诗人李白乐府诗的杰出成就，他诗歌语言的“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经乱离后天思流放夜郎忆旧游书怀赠江夏聿太守良宰》)，都与他们努力学习汉魏六朝乐府民歌有重大关系。胡应麟在《诗薮》中说:“汉乐府歌谣，采摭闾阎，非由润色;然而质而不但，浅而能深，近而能远，天下至文，靡以过之。”这是对汉乐府民歌语言风格的中肯评价。

汉乐府民歌与基本上是四言体的《诗经》不同，从句式上说，三言、四言、五言、七言都有，但主要的是两种。一是杂言，如《战城南》、《有所思》、《上邪》、《孤儿行》等，这类作品没有固定的章法，句法自由多样，长短随意，整散不拘，自有一种跌宕起伏的气势。它发展到唐代则形成为自由奔放的所谓“歌行”体，在我国古典诗歌中独具特色，唐代许多大诗人，如李白、杜甫、高适、岑参等都运用这一形式写出了许多杰出的作品。另一种是五言。完整的五言体诗在汉乐府民歌中已有相当数量，如《江南》、《十五从军征》、《陌上桑》、《孔雀东南飞》等，它们在抒情状物上已相当成熟。五言诗虽比四言诗多一个字，但却能够把单音词与双音词有机地搭配起来，既寓变化于整齐之中，又适应了当时社会的语言发展，扩大了诗歌的容量，增强了表现力。五言诗的产生和兴起，是汉乐府民歌开其先河，进而扩大到整个文坛，最终发展为中国古典诗歌的主要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