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成本问题以及科斯定理的价值剖析修订稿
社会成本问题以及科斯定理的价值剖析
内部编号：（YUUT-TBBY-MMUT-URRUY-UOOY-DBUYI-0128）
《社会成本问题》以及“科斯定理”的价值剖析
「摘要」
《社会成本问题》是科斯赢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的代表作，其核心思想就是所谓的“科斯定理”。然而，“科斯定理”实际上不过是一些没有任何创新意义的常识，科斯对社会成本的论证方法也是极不严肃的。《社会成本问题》的主要价值在于它导致了法学和经济学的融合。
科斯是199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社会成本问题》是他的成名作、代表作，也是西方产权学说的代表作，所谓“科斯定理”就是在这篇论文中提出来的。然而，笔者以为，《社会成本问题》及其“科斯定理”的价值是值得怀疑的。
一、科斯的沉默及其原因
科斯是以批评皮古起家的，是以“科斯定理”出名的，然而在他取得成功以后，却不再说什么了，甚至连“科斯定理”也不承认。他说：
I did not originate the phrase， the “Coase Theorem，” nor its precise
formulation， both of which we owe to Stigler. [1]（P157）
这段话可以译成这样的中文：“我没有创造过‘科斯定理’这个概念，更没有给‘科斯定理’下过精确的定义，这两者都要归功于斯蒂格勒”先生。
当别人为“科斯定理”的含义争论得不可开交的时候，科斯也不对究竟谁是谁非的问题表个态。[2]
这是为什么呢是谦虚吗不像。牛顿也谦虚过，说他的三个定律不过是海滩上的几个贝壳而已，但从没有说“我没有发现牛顿定律”之类的话。
是谨慎吗？也不像。如果是谨慎，他完全可以直接说“科斯定理还不成熟，还有待于完善”，而没有必要保持沉默。做大学问的人都很谨慎，但从未见过对自己的观点不予以澄清而任凭别人争论、误解的学术大师。爱因斯坦也很谨慎，但为了自己的相对论不被误解而到处讲学。马克思也很谨慎，但是，当他一旦发现别人误解了自己的理论时便立即写信或者写论文予以澄清，《哥达纲领批判》和1852年《致约。巍德迈》就是最好的说明。
是年事已高因而神志不清吗？也不像。听一听他对记者的谈话，再读一读他为自己的论文集-《企业、市场与法律》的中译本写的序言，我们有充分的理由相信，科斯的神志非常清楚。
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让科斯本人对“科斯定理”三缄其口了呢？笔者以为，或许他已经明白，《社会成本问题》的价值并不像人们想象的那么高，皮古理论的价值也不像《社会成本问题》所评价的那么低，“科斯定理”实在难以成立。而要公开否认自己的学术价值，并让自己做出名符其实的学术成就已经力不从心。于是干脆保持沉默，随你们说去吧，反正我科斯没有自我吹嘘，将来牛皮吹炸了也不是我科斯的责任。这是科斯的明智之处，比起那些东拼西抄而侥幸获得一个什么什么奖，马上就飘飘然的学者来，科斯岂止是明智，简直是太伟大了。所以，不管科斯理论的价值如何，科斯的人品都是值得敬重的。
二、《社会成本问题》内容梗概
《社会成本问题》是一篇不易阅读又必须认真读一读的论文。为了让读者用最少的精力和最快的速度最准确地把握该文的内容，这里以一个《故事新编》的形式将该文的内容归纳如下：
妲己摘了比干的心，要带回宫里当美容食品烧汤吃，比干赶忙告到法院，要求妲己返还心脏并赔偿损失。法官请来了英国的皮古（ Pigou，有人译为庇古）和美国的科斯这两位着名经济学家作为陪审员一起讨论如何判决的问题。
法官说：“妲己摘了比干的心，这个问题究竟应该如何处理，法律没有明文规定，这必须由我们根据公理和传统以及判例进行判决。现在，请你们二位充分发表意见。”
皮古说：“这个问题很好办，让妲己归还心脏并赔偿损失，如果她不愿赔偿就强行征税，并把她赶出王宫，叫她回老家。”
科斯说：“且慢！这样解决并不合适，这是一个有待分析的问题。”
（这就是《社会成本问题》第一节《有待分析的问题》的内容。）
法官接着问：“据你之见，应该如何处理这个问题呢？”
科斯答曰：“妲己摘了比干的心固然是对比干的侵害，但是，如果不让妲己吃比干的心，也会使妲己遭受损害，使妲己营养不良。所以，问题具有相互性，处理这个问题要全面权衡利害关系。”
（这就是《社会成本问题》第二节《问题的相互性》的内容。）
法官又问：“到底怎样权衡利害呢到底要不要判决妲己返还心脏并赔偿损失呢”
科斯答曰：“要想权衡好利害关系，必须先考虑交易成本，即比干和妲己谈判的成本。如果交易成本为零，我们随便怎么判决都没有关系，都可以使产值、利润最大化，损害最小化，资源配置最优化。”
法官大喜，曰：“愿闻其详。”
科斯侃侃道来：“如果交易成本为零，我们判决妲己‘负有损害赔偿责任’和判决妲己‘不负损害赔偿责任’，经济结果都一样。”
“如果判决妲己败诉，妲己就会主动找比干谈判，愿意付给比干一百万美元，请求比干到心脏市场另外购买一个心脏而不要讨回原来的心脏。这时，买一个心脏只要花费五十万美元，所以，比干肯定会觉得很合算，肯定会同意妲己的要求。而妲己吃了比干的心脏以后会变得更漂亮，舞蹈更优美，歌唱更动听，纣王会更加喜欢她并肯定会赏给她两百万美元的奖金。花了一百万美元而赚回两百万美元，所以对妲己来说也很合算。”
“如果判决妲己胜诉又会怎么样呢？”科斯继续发言：“如果妲己胜诉，比干就会主动找妲己谈判，愿意付给妲己三百万美元，请求她将心脏还给自己。这时，妲己想到：‘我吃了他的心脏至多赚二百万美元，而不吃他的心脏却可以赚三百万美元，嗯，还是把心脏还给他合算’。所以妲己肯定会将心脏还给比干。比干虽然花了三百万美元，但属于破财消灾，只要保住了有七个孔的心脏，就能继续为纣王效劳，就能继续干大事，一年赚回五百万美元不成问题。所以对于比干来说，花三百万美元也很合算。”
科斯总结说：“两种不同的判决却能导致同一个结果：双方都盈利，双方都满意，产值、利润最大化，资源配置（心脏的使用）最优化。”
（这就是《社会成本问题》第三节《对损害负有责任的定价制度》和第四节《对损害不负责任的定价制度》的内容。）
为了使法官相信自己的结论，科斯又举例说：“蛇要吞吃青蛙是对青蛙的损害，但是，如果不让蛇吞吃青蛙也会对蛇的利益造成损害。在蛇与青蛙的官司中，蛇如果胜诉，青蛙就会主动找蛇谈判，表示：‘现在，你有吞吃我的权利。
但是，只要你蛇大人放弃吞吃我的权利，只要你蛇大人不要我青蛙的性命，我情愿赠送两只好大好大的大老鼠给你充饥’。蛇考虑到两只大老鼠的营养量远远大于一只青蛙的营养量，肯定愿意答应青蛙的要求并就此与青蛙达成协议。”
“在青蛙与蛇的官司中，蛇如果败诉的话，蛇就会主动找青蛙谈判，表示：‘青蛙兄弟，现在你已经有了不被我吞吃的权利。但是，只要你愿意放弃这个权利，只要你愿意让我一口吞到肚里去，我愿意将我的蛇洞让出来，做你们青蛙的繁殖基地’。青蛙考虑到‘牺牲我一个，繁荣千万代’的豪迈与光荣，肯定愿意答应蛇的要求并和蛇签订协议。”
“所以，不管法院怎么判决，他们都会通过谈判实现产值、利润最大化，资源配置最优化。”
（这就是《社会成本问题》第五节《问题的重新说明》的内容。）
法官冷静地说：“既然如此，就按皮古的意见判决不行吗既能维护公道，又能使产值、利润最大化，政治、经济双丰收，有什么不好呢”
科斯坚定地说：“不行、不行，刚才说的‘两种判决，结果一样’的道理，离不开这样一个前提，那就是交易成本为零。实际上交易成本不可能为零，有时会很高很高，高得使妲己和比干无法谈判，甚至使交易彻底泡汤。”
（这就是《社会成本问题》第六节《对市场交易成本的考察》的内容。）法官皱起了眉头：“这样说来，究竟应该怎样判决此案才好呢？”
科斯说：“你要是判妲己败诉，以后就没有人敢摘别人的心脏了，此后市场上也就买不到心脏了，我们大家也就都没有人心可吃了。更重要的是，国王、大臣和百姓就再也看不到优美舞蹈、听不到动人的歌声了。假如你判比干败诉，那
么人们就会人人自危，惶惶不可终日，大家都躲藏起来，甚至逃亡到别的国家去。我们不仅没有人心可吃，没有歌舞可以欣赏，而且连人都看不到了。”
法官说：“这样看来，还是判妲己败诉比较地好一些，对吧？”
科斯说：“那也不行，万一纣王发起脾气来，我们大家都没有好果子吃！”
（这就是《社会成本问题》第七节《权利的法律界定及有关经济问题》的内容。）
这时，皮古再次提出建议：“那就让妲己交点税，别的就算了。”
科斯摇摇头，继续说：“你这种单方面的征税方法是不对的。要纳税也得让比干一起纳税，建立一种双重征税的制度。因为，妲己摘心给比干造成了损害，比干不让妲己摘心也给妲己造成了损害。”
法官接着问：“那么，税率应该怎样确定呢？”
科斯说：“我无法如何得到这样的税收制度所需要的数据。就我的目的而言，表明皮古的征税方法不一定带来最佳状况就足够了。”
（这就是《社会成本问题》第八节《皮古在〈福利经济学〉中的研究》和第九节《皮古的传统》的内容。）
在讨论结束时，科斯再次强调说：“研究妲己与比干一类的经济争端问题的方法要改变，要考虑总的效果-社会成本和社会利润。”
（这就是《社会成本问题》第十节，也是最后一节，《方法的改变》的内容。）
* * *
“故事”讲完了，读者千万不要以为笔者是开玩笑。笔者敢拿人格担保，“故事”中的争议和科斯《社会成本问题》一文中提到的所有争议，在性质上和过程上是完全一样的。
三、“科斯定理”与常识
科斯在《社会成本问题》第四节中说：“如果定价制度的运行毫无成本，最终的结果（产值最大化）是不受法律状况影响的。”“不论养牛者是否对他的牛引起的谷物损失负责，情况都一样。”[3]（P83）
科斯所说的“定价制度的运行成本”就是讨价还价等整个谈判和履约过程的交易成本，科斯所说的“法律状况”就是法院的判决。
科斯的假定被产权学家们归纳为“科斯第一定理”：“只要交易成本为零，无论立法者或法院对权利如何界定，都可以通过市场交易达到资源的最佳配置。”[3]（P10）
科斯的这个第一定理是不能成立的。因为交易的进行除了要有足够的交易成本以外，还需要有合格的有能力的交易主体，还需要有可以用来交易的客体。如果种麦的人另有草地一块，在他的麦地受到养牛人的侵害并且打官司败诉的话，他当然可以和养牛的人协商，承诺只要你将麦地还给我，我情愿将草地送给你养牛。如果种麦的人仅有那一亩三分地，当他那块地受到养牛者的侵犯并且败诉的话，他还拿什么和养牛的人作交易呢？不管有无交易成本，他都不能和养牛者交易，因为他已经没有交易客体可以用作交易。当一个人的心脏被他人摘除时，这个人就要死亡，当一个企业的心脏被他人摘除时，这个企业就要瘫痪，在这种情况下，不管侵害者是否承担责任，也不管交易成本如何为零，被侵害者也不能再和侵害者进行交易，因为他已经死亡，失去了主体资格。
科斯在《社会成本问题》第六节《对市场交易成本的考察》中又说：“一旦考虑到进行市场交易的成本，……合法权利的初始界定，会对经济制度运行的效率产生影响。”[3]（P92）科斯的这段话，被产权学家们称为“科斯第二定理”。[3]（P12）
“第一定理”实际上是“科斯假定”，“第二定理”才是真正用于指导经济法制的“科斯定理”。那么，这个“科斯第二定理”的价值究竟如何呢？
笔者以为，法律对权利的界定，无论是立法界定还是司法界定，当然会对经济效益产生重大影响。否则，法制，尤其是经济立法和经济司法也就没有存在的社会必要性了。这是一个常识，是一个不言而喻的、从来没有人反对过的常识。所以，科斯不惜用十几万字符的篇幅，不厌其烦地论证这样一个人人皆知、人人赞成的常识，完全是无的放矢，无病呻吟，故弄玄虚。
“发现”或指出经济法制对于经济运行有重要影响这个常识并不难，也不需要有多高的学问。困难的是，我们究竟应该如何界定权利，这里面才大有学问。可惜的是，科斯并没有提出如何界定权利的任何参数。
在文章的开头科斯就开宗明义地指出，处理“对他人产生有害影响的那些工商业企业的行为”，不能采用皮古的办法。但是，究竟如何解决呢？一直到文章的最后（有十二万五千字符之长的长文的最后！），科斯也没有提出一个解决问题的方法（哪怕是不能令人满意的解决方法）。在《社会成本问题》第九节《皮古的传统》中，科斯说：“就我的目的而言”，“表明”皮古的方法“不一定带来最佳状况，就足够了。”[3]（P121）
皮古的方法不好，好的方法却又不愿意提出来，这更说明科斯是故弄玄虚。
程恩富指出：重视权利、制度或者法律对资源配置的影响，并非科斯首创，科斯之前的许多经济学家和法学家早就从多方面无数次地阐述过了。将一种对“常识性的道理”的叙述“拔高为发现了一个伟大的‘定理’，似乎显得当代人的思维也太贫乏了。”[4]（P69）
四、《社会成本问题》的负面影响
随着《社会成本问题》被不断地“炒卖”“升值”，它的负面影响越来越大。
第一，《社会成本问题》将经济学引到了玄学的迷宫和不负责任的妄谈。
科斯的信徒在解释产权概念时或者在为产权下定义时，总是越说越玄，越解释越令人费解。中国产权学家在引用科斯及其信徒的言论时，一般也不作解释。正因为如此，所以到目前为止，产权经济学也没有为我们提出一个明确的产权定义。
德姆塞茨说：“产权是界定人们如何受益及如何受损，因而谁必须向谁提供补偿以使他修正人们所采取的行动”。[5]（P97）
阿尔钦说：“产权是一个社会所强制实施的选择一种经济品使用的权利”。
[5]（P166）
刘伟和平新乔说：“所谓产权，是所有权在市场关系中的体现，本质上，它是在市场交易过程中财产作为一定的权利所必须确立的界区”。[6]（P2）段毅才说：产权“是两种平等的所有权之间的责、权、利关系”。[7]
（P76）
这些都是玄而又玄的命题，然而，越玄却越能蒙人。信奉科斯理论的人正是用一些玄玄乎乎的、半生不熟的经济学语言蒙住了法律学家，又用一些玄玄乎乎的、半生不熟的法律学语言蒙住了经济学家。
西方产权学家及其中国信徒在治学态度上很毛糙，极不严谨。这表现在四个方面：一是“推敲不足，语言多病”；二是“题义不清，莫名其妙”；三是“盲目追星，张冠李戴”；四是“道听途说，以讹传讹”。[8]
这种作风与《社会成本问题》的学风有很大关系。这种学风就是不负责任，妄说一气。
第二，《社会成本问题》搅乱了人类历史上的法律成果，阻碍了法学和经济学的良性融合。
经济学和法学的融合应该提高人类对于复杂问题的认识，然而，科斯的《社会成本问题》恰恰相反，将相邻关系、环境污染等很明白的法律问题完全搅乱了。进而，它也搅乱了一大批经济学家的思维方法。
西方产权学说的另一位代表人物阿尔钦在解释科斯理论、提倡明晰产权时说：“例如，我新栽种的树可能遮挡了你的土地上的光线，你是否有权跨过我的土地呢？如果光照（或光线）的权利得到了明确的界定和指定，我们就可以以保护光照或者植我的树的价格来进行谈判”。[5]（P177-178）
在这里，阿尔钦的例子实际上也是法律上的相邻关系问题。对于相邻关系上的权利义务问题，法律的规定历来就是明晰的。早在公元前十八世纪，巴比仑的《汉穆拉比法典》对相邻关系就有所规定，罗马法对相邻关系的规定就更加详细和明晰了。现代国家对于相邻关系的规定是非常明晰的，不存在所谓“不明晰”的问题。[9]
当然，英国和美国是判例法国家，立法机关对相邻关系的规定相对来说要少得多。但是，科斯在《社会成本问题》以及其他一些文章中叙述过的几十个案例，不正说明英国和美国有大量的处理相邻关系的判例法存在吗？既然如此，又有什么理由说在相邻关系上存在着权利“不明晰”的问题呢？
在中国产权学家樊纲看来，在夜深人静的时候，居民能不能在自己的住房里跳迪斯科，也是产权“不明晰”的问题。[10]（P15）
其实，连南京这样一个不发达的城市，早在1984年颁布的《南京市环境噪声管理条例》的第二十一条就明文规定：居民夜间使用音响“不得超过四十分贝。”这是相邻关系问题，没有什么不明晰的。
在另一些产权学家看来，一个人在自己家门口烧垃圾，其烟尘被风吹到了邻居的家里，算不算侵权呢？这也是一个产权“不明晰”的问题。[11]（P17）其实，这类问题在环境保护法中也有明确的规定。早在大约四千年前的商代，法律就规定，“弃灰于公道者，断其手。”[12]现代国家对环境保护的规定就更加完备了。
当然，“明确”不一定就“正确”，明晰也不等于绝对没有漏洞，“有法可依”也不等于“执法必严”。因此，我们可以肯定地说，各国的环境保护法、相邻关系法等等还要随着社会的发展不断地做一些修改和补充，还要在执法上狠下功夫。但是，在环境保护等问题上，说法律对权利义务的规定不明晰，是完全不符合事实的。
第三，科斯的理论不利于环境保护。
《社会成本问题》中的不负责任的妄说主要表现在环境污染问题上。
在环境污染问题上，全世界通行的法则是：谁污染谁治理。而科斯却说，那不行，那样会侵害污染者的生产权利，妨碍污染者的生产效率。（这是科斯《社会成本问题》的开宗明义的第一段话。）
当讨论到究竟应该如何处理污染一类的问题时，科斯说：我不知道。就我的目的而言，“表明”通行的方法“不一定带来最佳状况就足够了”。[3]
（P121）
当讨论到要不要向污染环境的人征税时，科斯说：这不合理，应当同时也向遭受污染的人征税，“建立双重纳税制度”。[3]（P120）
如何“建立双重纳税制度”呢？科斯说：“我无法想象如何得到这样的税收制度所需要的数据”。[3]（120）
试想，如果按照科斯的理论从事经济建设，地球的环境污染问题还能够得到有效的治理吗？
笔者以为，对于那些侵害公众环境的各类行为主体，都应当按照皮古的传统严肃处理，严格执法，该罚款的罚款，该停产的停产，该吊销营业执照的就应当吊销营业执照，该判刑的就应当判刑，丝毫也不应当心慈手软。只有这样，才能有效保护好我们的地球村。
第四，科斯的理论不利于人权保护。
《社会成本问题》中引用的几十个案例，大部分是牵涉到人权保护问题的。如牧者的牛群践踏了耕者麦苗，化工厂的烟尘污染居民的住宅，钢铁厂的污水毒死了农民的水产品，工厂的噪音妨碍了医院的正常工作，机场噪音搞得附近发居民无法入睡，等等。对于这些案例，皮古的传统和世界各国宪法，以及《联合国人权公约》共认的准则就是：给侵权者以法律制裁。而《社会成本问题》却变着
法子、绕着弯子予以反对。不管科斯的主观意图如何，客观上都不利于全世界的人权保护事业。
五、《社会成本问题》成功的原因
在《社会成本问题》第九章《皮古的传统》中，科斯说：“令人奇怪的是，像皮古提出的这种理论竟会如此有影响，尽管其成功的部分原因是在表述方面缺乏明确性。既然是不明确的，那么它也就不会有明显的错误。”[3]（P118）然而，更令人奇怪的是，像科斯的《社会成本问题》这样的论文居然会比皮古的理论更有影响。原因是什么呢？笔者以为：
第一，如果说皮古“成功的部分原因是在表述方面缺乏明确性”的话，那么，科斯的《社会成本问题》“成功的部分原因”则是因为“在表述方面”更“缺乏明确性”。
皮古的办法不好，那么什么办法好呢权利界定很重要，那么如何界定权利呢经济学的方法要改变，那么如何改变呢这些，在《社会成本问题》里面都没有一个明确的说法。甚至，这篇有十二万五千字符的《社会成本问题》连什么叫“社会成本”也未做任何解释。既然如此地不明确，就更“不会有明显的错误”了。
《企业的性质》是很有价值的，观点也很明确，却不能成功，躺在图书馆里几十年而无人问津，后来还是因为《社会成本问题》出了名，才带动了科斯的出名，也才带动了《企业的性质》的出名。如果没有《社会成本问题》，我们至今恐怕也不知道有《企业的性质》这样一篇论文存在。
或许，正如井蛙四郎所说：“科斯寂寞得太久了，因而也就终于‘悟道’了：要想成功，就不能像年轻时候那样，把文章写得太明确；就要多绕弯子，多弄点病句，多说点半生不熟的术语。终于，《社会成本问题》以一些半生不熟的
经济学语言蒙住了法律学家，又以一些半生不熟的法学语言蒙住了经济学家，以‘不明确’和病句而取得了巨大的成功。”[13]（P29）
第二，如果说“不明确的……就不会有明显的错误”的话，那么，“绝对的废话就绝对没有明显的错误”。这也是科斯《社会成本问题》成功的原因之一。
《社会成本问题》中最重要的思想就是：“如果没有交易成本的话，无论权利怎样界定都没有关系；但交易成本不可能为零，所以权利的界定就十分重要。”然而，这些被奉为“科斯定理”的名言，其实完全是一段废话。这就像“如果人不需要吃饭的话，农业生产搞不搞都没有关系；但是人不可能不吃饭，所以搞好农业生产很重要”这段话一样，是绝对真理，也是绝对的废话。谁不知道“搞好农业生产”十分重要呢？难道“搞好农业生产很重要”这样的常识也是什么定理吗？
那么，什么话才不是废话呢？关于如何界定权利和如何搞好农业生产的话才不是废话，即使是说错了，也不是废话。然而，关于“如何界定权利”和“如何搞好农业生产”的理论恰恰容易犯错误，所以，也就难以成功。所以，科斯的《社会成本问题》就不告诉我们应该如何界定权利，以免犯错误，以免不成功。
第三，“科斯定理”成功的条件。
世界上的废话多如牛毛，为何偏偏是“科斯定理”这样的废话能获得巨大的成功呢？绝对没有错误的废话要想获得成功，还必须具备两个条件：一是要披上神秘的外衣，二是要多重复。佛教里面有一句“俺扒尼唛里訇”的话，完全是一句没有任何意义的废话，然而却魅力无穷。原因就是佛祖老在那里神秘地重复它。
“科斯定理”之所以能够产生巨大影响，除了“绝对的废话就绝对没有明显的错误”这一根本原因以外，还因为它具备了这样两个条件：一是科斯让它在一大堆经济案件组成的云山雾海中反复穿插，从而披上了神秘的外衣；二是有些人老在那里重复它。
第四，科斯的研究方法代表了一个历史趋势。
二战前，世界处于政治大革命的时代，因此政治与经济的关系就十分密切，所以政治经济学就很流行。二战以后，世界已经从政治革命的时代向法治时代全面过渡。初步建成了法治的国家法治进一步完善，没有建成法治的国家也在加紧建设法治。因此，法律与经济的关系就密切起来了，这时，政治经济学就需要向法律经济学过渡了。《社会成本问题》能将经济学和法学结合起来进行研究，适应了历史发展的趋势，这是它的优点，也是它能走运流行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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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 Coase.The firm，the market，and the law [M].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88.
[2]吴易风。西方产权理论和我国产权问题[J].北京：高校理论战线，1994，（4）。
[3]〔美〕科斯。企业、市场与法律[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0.
[4] 程恩富。西方产权理论评析-兼论中国企业改革[M].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1997.
[5]〔美〕阿尔钦等。财产权利与制度变迁-产权学派与新制度学派译文集[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1.
[6]刘伟，平新乔。经济体制改革三论：产权论。均衡论。市场论-关于社会主义经济思想史的思考[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
[7]段毅才。西方产权理论结构分析[J].北京：经济研究，1992（8）。
[8]井蛙四郎。产权学家治学态度质疑[J].上海：理论文萃，1997（5）。
[9]中国大百科全书。法学。相邻关系。
[10]刘军宁。市场逻辑与国家观念[C].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5.
[11]吴易风。西方产权理论和我国产权问题[J].北京：高校理论战线，1994（4）
[12]韩非子。内储说上。必罚。
[13] 井蛙四郎。西方“产权”学说质疑[J].福建：法学研究交流，1998（2）。
社会成本问题读后感
《社会成本问题》读后感 花了很长时间才读完科斯的《社会成本问题》这篇文章，说实话有的地方理解起来有些费劲，整体感觉也有点模糊，文章太长以至读完后边的前边的东西有的已经忘了。但这篇文章给我的整体感觉是科斯引用了大量的例证，同时对前人的甚至说是世人所承认的“权威”进行了批判，这种精神值得我学习。我想先从我理解的角度谈一下这篇文章的架构，再从整体上谈点自己的看法。 文章一开始便提出了讨论的主题：对他人产生有害影响的那些工商业企业的行为。并指出解决此类问题大都采用庇古在《福利经济学》中提出的观点，即限制甚至是惩罚施害者。而科斯对此提出质疑。紧接着在第二节科斯进一步列举了医生和糖果制造商使用机器的例子来说明由于受定势思维的影响，面对这类问题时人们很自然地就会想到如何制止和惩罚造成损害的一方，而不是相互影响或者说相互损害。第三节和第四节科斯用牛群与谷物的例子分别讨论了“对损害负有责任的定价制度”和“对损害不负责任的定价制度”，他说：“在这种（对损害不负责任的）情况下资源配置同在引起损害的企业承担损害责任时的情况一样”，都是最优化的。这就是后人总结的科斯定理的起源。 第五节科斯列举了四个案例分别是“斯特奇斯诉布里奇曼”案（关于医生和糖果制造商使用机器间的冲突）“库克诉福布斯”案（关于工厂排放硫酸氨气体影响漂白剂的问题）“布赖恩特诉勒菲弗”案（关于邻居间烟尘妨害问题）和“巴斯诉格雷戈里”案（关于地下室通风的问题），用此来说明继续阐述他的观点。可以看出科斯是在掌握了大量事实资料的基础上进行严密论证的。用事实说话，而不是空洞的说理。 在第六节中科斯指出前面所有的论述都是在没有“交易成本”的情况下进行的分析，而现实中并非如此。“为了进行市场交易，有必要发现谁希望进行交易，有必要告诉人们交易的愿望和方式，以及通过讨价还价的谈判缔结契约，督促契约条款的严格履行，等等。这些工作常常是成本很高的，而任何一定比率的成本都足以使许多在无需成本的定价制度中可以进行的交易化为泡影。”科斯讨论了我们在研究实际问题时如何选择三种交易制度——市场、企业和政府。他认为，选择的标准是比较它们之间在组织某些活动或交易时的成本——市场中的交易成本、企业组织交易的行政成本和政府的行政成本。因此，市场、企业和政府三者任何一个都没有天然的优越性，我们无法事先知道它们之间的“分界线应定在哪
科斯的《社会成本》读书笔记
科斯的《社会成本问题》读书笔记 阮氏兰英 Lxy20110106 1960年科斯在《法和经济学》杂志上发表了《社会成本问题》，该文 章与《企业的性质》（1937年）已成为科斯的经典理论。在这篇文章中，科 斯主要提出被后人誉为“科斯定理”的两个重要结论。 文章一开始就提出一个有待分析的问题：对他人产生有害影响的工商 业企业的行为，并指出解决此类问题采用庇古在《福利经济学》提出的观点，即限制或惩罚施害者。科斯却列举了医生和糖果制造商使用机器的例子说明 由于受定势思维的影响，人们一般都想到怎样惩罚施害者而不是相互影响、 相互损害的。 接着，科斯以养牛者走失的牛损害农夫土地上种的谷物一例作为分析 起点。他提出了“对损害负有责任的定价制度”和“对损害不负责任的定价 制度”，并说明只要产权是明确的,并且交易成本为零或者很小,那么,无论在 开始时将产权赋予给谁,市场均衡的最终结构都是有效率的,能够实现资源配 置的帕累托最优。但是现实情况是, 交易费用不可能为零。因此,制度的设计 是使资源得到最有效率配置的基础。 科斯定理旨在描述资源稀缺性必定引发各种经济竞争和交易费用发生，而明晰界定的产权安排则是节省交易费用从而是决定经济效率的基本制度设定。科斯定理解释了稀缺世界里产权安排、交易成本、经济效率和政府功能 之间的内在逻辑联系（政府效能→产权安排→交易成本→经济效率→经济发展）。现实证明所有高效率的发展现象都具有明晰界定的产权制度基础，相反，所有低效率的经济停滞，则必定具有界定模糊的产权制度陷阱。总之， 科斯定理的精华在于发现了交易费用及其与产权安排的关系，提出了交易费 用对制度安排的影响, 为人们在经济生活中作出关于产权安排的决策提供了 有效的方法。
科斯《社会成本问题》读书笔记
《社会成本问题》读书笔记 一、有待分析的问题 引出问题：如何处理工厂（甲）对居民（乙）的烟尘污染问题庇古，《福利经济学》：赔偿、征税或责令工厂迁出。科斯认为这些办法并不合适，这类问题有待分析。 二、问题的交互性质 甲对乙的污染或侵扰固然是一种侵害。但，如果不让甲侵害乙，会使甲受到侵害。问题具有交互性，处理这个问题要全面权衡利害关系，“必须从总体的和边际的角度看待这一问题”。 三、对损害负有责任的定价制度 羊牛者（甲）对农夫（乙）所造成的损害承担责任。“赔偿费用的支付额取决于农夫与养牛者进行讨价还价的本领。但这笔费用既不会高得使养牛者放弃这个地点，也不会不随牛群规模而变”。“这种协议不会影响资源的配置，但会改变养牛者与农夫之间的收入和财富的分配”。简单地说，养牛者支付给农夫m1，而m1大于农夫放弃土地耕种的收益m2，但m1小于养牛者由此新获得的收益m3。 前提：交易成本为0。 四、对损害不负责任的定价制度 由农夫承担责任。农夫会付给养牛者l1作为补偿养牛者减少牛群数目的损失，而l1大于养牛者的损失l2，但小于农夫由此而获得的收益l3。 前提：交易成本为0。 *两种方式都导致一种结果：双方都盈利，双方都满意，产值、利润最大化，资源配置最优化。 五、问题的重新说明 科斯以四个实例论证其观点的本质，并表明其普遍适用性。 甲对乙的侵害对乙来说是损失，但，如果不让甲侵害乙，同样会对甲造成损失。 如果甲胜诉，乙会找甲谈判，表示：如果甲放弃对乙的权利，乙会给甲补偿，而且补偿大于甲不放弃权利的收益。（乙对甲的补偿小于乙因此带来的收益。）这样，甲乙可以达成协议。 如果乙胜诉，甲会找甲谈判，表示：如果乙放弃对甲的权利，甲会给乙补偿，而且补偿大于乙不放弃权利的收益。（甲对乙的补偿小于甲因此带来的收益。）同样，甲乙可以达成协议。 因此，无论如何，在交易成本为0的情况下，甲乙都会通过谈判实现产值、利润最大化，资源配置最优化。 六、对市场交易成本的考察 第三、四、五部分都隐含了一个前提：在市场交易中是不存在成本的。但这不是现实，是个假定。通常交易成本很高，使交易根本无法进行。“一旦考虑到进行市场交易的成本，那么显然只有这种调整后的产值增长多于它所带来的成本时，权利的调整才能进行”。“在这种情况下，合法权利的初始界定会对经济制度的运行效率产生影响”。 “问题在于如何选择合适的社会安排来解决有害的效应。所有解决的办法都需要一定成本，而且没有理由认为由于市场和企业不能很好地解决问题，因此政府管制就是有必要的”。
《社会成本问题》 罗纳德.科斯
社会成本问题 罗纳德.科斯① 一、有待分析的问题 本文将分析商业企业行为对旁人带来不良影响的问题。标准例子就是，某工厂的烟尘给邻近的财产所有者带来的有害影响。对此类情况，经济学的分析通常是因袭了庇古在《福利经济学》的处理思路，即认为问题是在于工厂的私人产品与社会产品有差异。这些分析让大多经济学家得出以下三个结论：即要么是要求工厂主对烟尘的损害负责赔偿；要么是根据工厂排烟尘的具体量及其所致损害的相应金额标准对工厂主征税；或者最终，责令该厂迁出居民区（可能也应包括那些烟尘排放会影响到别人的区域）。依我之见，这些解决办法并不合适，因为它们所引至的结果既非人们所需，甚至通常亦非人们所欲。 二、问题的相互性本质 传统方法倾向于模糊了必须作选择的本质。人们通常将以下两个问题视为同一：其一是A给B造成损失，其二需要决定的是：我们应如何限制A。但这是不对的，我们分析的问题本质上具有相互性。避免对B的损害必将会使A遭受损失。真正必须决策的问题是：是允许A损害B，还是允许B损害A？问题的关键在于避重就轻。我在之前的文章②中列举了糖果制造商的机器噪声和震动干扰了某医生工作的事例。为了避免医生有损，将只能让糖果制造商受伤害。此案例提出的问题实质上是，限制糖果制造商采用的某种生产方式以产品供给减少为代价，保证医生的正常工作是否值得。另一例子可以看走失的牛损坏邻近土地里的谷物问题。倘若有些牛无论如何都会走失，那么只有以谷物供给的减少为代价换取肉类供给的增加。选择的本质简单明了：肉类抑或谷物？当然，除非知晓所得以及牺牲的代价各几何，不然这个问题的答案并不清楚。再举一例：乔治·J·施蒂格勒教授举的河流污染例子③。如果假定污染的有害后果是鱼类的死亡，需要抉择的问题不外乎是：鱼类损失的价值与以河流污染为代价的产品价值孰高孰低。不言而喻，必须从总体和边际两个方面看此种问题。 三、损害责任的定价制度 我想以一个案例的剖析作为分析的起点。对此案例，大多数经济学家可能都同意以下观点，即当造成损害的一方赔偿所有损失，并且定价制度是平滑运行时（严格地说，这意味着定价体系的运行是不需成本的），该问题的解决就是令人满意的。 走失的牛损坏毗邻土地生长的谷物一案，为我们当下讨论的问题提供了一个再好不过的例子了。假定农夫和养牛者在毗邻的土地上各自经营。再进一步假定在所有土地之间没有任何栅栏的情形下，牛群规模的扩大就会增加农夫谷物的总损失。牛群规模扩大引至的边际损失几何则是另一个问题。其将取决于牛是惯于相互尾随或是并排漫游，或者随着牛群规模的扩大牛是否变得越加烦躁不安，或者还有其它类似影响因素。就眼下的目的而言，规定随着牛群规模的扩大造成的边际损失具体几何则是无关宏旨的。 ①虽然本文讨论经济分析的一个技术性问题，但是其想法却源于我当下研究的广播的政治经济学。目前这篇文章的观点在我先前分析无线电波段和电视频道分配的论文中已隐约提及（“联邦通讯委员会”（The FederaI Communications Commission），《法经济学杂志》1959年2月号）。然而，从该文的评论反馈看，似乎有必要更清楚地阐述该问题，而且表明分析的结论也并非只能适用于原始问题。 ②科斯，“联邦通讯委员会”，21，《法经济学杂志》1959年，26－27。 ③G.J 斯蒂格勒（G.J. Stigler）, 《价格理论》（The Theory of Price），l952年，pl05。
科斯定理对社会成本问题的通俗解答
科斯定理对社会成本问题的通俗解答 《社会成本问题》是一篇不易阅读又必须认真读一读的论文。为了让读者用最少的精力和最快的速度最准确地把握该文的内容，这里以一个《故事新编》的形式将该文的内容归纳如下： 妲己摘了比干的心，要带回宫里当美容食品烧汤吃，比干赶忙告到法院，要求妲己返还心脏并赔偿损失。法官请来了英国的皮古（Pigou，有人译为庇古）和美国的科斯这两位著名经济学家作为陪审员一起讨论如何判决的问题。 法官说：“妲己摘了比干的心，这个问题究竟应该如何处理，法律没有明文规定，这必须由我们根据公理和传统以及判例进行判决。现在，请你们二位充分发表意见。” 皮古说：“这个问题很好办，让妲己归还心脏并赔偿损失，如果她不愿赔偿就强行征税，并把她赶出王宫，叫她回老家。” 科斯说：“且慢！这样解决并不合适，这是一个有待分析的问题。” （这就是《社会成本问题》第一节《有待分析的问题》的内容。）法官接着问：“据你之见，应该如何处理这个问题呢？” 科斯答曰：“妲己摘了比干的心固然是对比干的侵害，但是，如果不让妲己吃比干的心，也会使妲己遭受损害，使妲己营养不良。所以，问题具有相互性，处理这个问题要全面权衡利害关系。” （这就是《社会成本问题》第二节《问题的相互性》的内容。）法官又问：“到底怎样权衡利害呢？到底要不要判决妲己返还心脏并赔偿损失呢？”
科斯答曰：“要想权衡好利害关系，必须先考虑交易成本，即比干和妲己谈判的成本。如果交易成本为零，我们随便怎么判决都没有关系，都可以使产值、利润最大化，损害最小化，资源配置最优化。” 法官大喜，曰：“愿闻其详。” 科斯侃侃道来：“如果交易成本为零，我们判决妲己…负有损害赔偿责任?和判决妲己…不负损害赔偿责任?，经济结果都一样。” “如果判决妲己败诉，妲己就会主动找比干谈判，愿意付给比干一百万美元，请求比干到心脏市场另外购买一个心脏而不要讨回原来的心脏。这时，买一个心脏只要花费五十万美元，所以，比干肯定会觉得很合算，肯定会同意妲己的要求。而妲己吃了比干的心脏以后会变得更漂亮，舞蹈更优美，歌唱更动听，纣王会更加喜欢她并肯定会赏给她两百万美元的奖金。花了一百万美元而赚回两百万美元，所以对妲己来说也很合算。” “如果判决妲己胜诉又会怎么样呢？”科斯继续发言：“如果妲己胜诉，比干就会主动找妲己谈判，愿意付给妲己三百万美元，请求她将心脏还给自己。这时，妲己想到：…我吃了他的心脏至多赚二百万美元，而不吃他的心脏却可以赚三百万美元，嗯，还是把心脏还给他合算?。所以妲己肯定会将心脏还给比干。比干虽然花了三百万美元，但属于破财消灾，只要保住了有七个孔的心脏，就能继续为纣王效劳，就能继续干大事，一年赚回五百万美元不成问题。所以对于比干来说，花三百万美元也很合算。”
《社会成本问题》以及“科斯定理”的价值剖析
《社会成本问题》以及“科斯定理”的价值剖析 「摘要」 《社会成本问题》是科斯赢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的代表作，其核心思想就是所谓的“科斯定理”。然而，“科斯定理”实际上不过是一些没有任何创新意义的常识，科斯对社会成本的论证方法也是极不严肃的。《社会成本问题》的主要价值在于它导致了法学和经济学的融合。 科斯是199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社会成本问题》是他的成名作、代表作，也是西方产权学说的代表作，所谓“科斯定理”就是在这篇论文中提出来的。然而，笔者以为，《社会成本问题》及其“科斯定理”的价值是值得怀疑的。 一、科斯的沉默及其原因 科斯是以批评皮古起家的，是以“科斯定理”出名的，然而在他取得成功以后，却不再说什么了，甚至连“科斯定理”也不承认。他说： I did not originate the phrase，the “Coase Theorem，”nor its precise formulation，both of which we owe to Stigler. [1]（P157） 这段话可以译成这样的中文：“我没有创造过‘科斯定理’这个概念，更没有给‘科斯定理’下过精确的定义，这两者都要归功于斯蒂格勒”先生。 当别人为“科斯定理”的含义争论得不可开交的时候，科斯也不对究竟谁是谁非的问题表个态。[2] 这是为什么呢？是谦虚吗？不像。牛顿也谦虚过，说他的三个定律不过是海滩上的几个贝壳而已，但从没有说“我没有发现牛顿定律”之类的话。 是谨慎吗？也不像。如果是谨慎，他完全可以直接说“科斯定理还不成熟，还有待于完善”，而没有必要保持沉默。做大学问的人都很谨慎，但从未见过对自己的观点不予以澄清而任凭别人争论、误解的学术大师。爱因斯坦也很谨慎，但为了自己的相对论不被误解而到处讲学。马克思也很谨慎，但是，当他一旦发现别人误解了自己的理论时便立即写信或者写论文予以澄清，《哥达纲领批判》和1852年《致约。巍德迈》就是最好的说明。 是年事已高因而神志不清吗？也不像。听一听他对记者的谈话，再读一读他为自己的论文集-《企业、市场与法律》的中译本写的序言，我们有充分的理由相信，科斯的神志非常清楚。 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让科斯本人对“科斯定理”三缄其口了呢？笔者以为，或许他已经明白，《社会成本问题》的价值并不像人们想象的那么高，皮古理论的价值也不像《社会成本问题》所评价的那么低，“科斯定理”实在难以成立。而要公开否认自己的学术价值，并让自己做出名符其实的学术成就已经力不从心。于是干脆保持沉默，随你们说去吧，反正
社会成本问题-科斯范文
《社会成本问题》读后感 我找了多遍科斯的论文，发现科斯一生并没有出版系统的理论性书籍，他的主要思想均体现在自己的论文、演讲中，以及其跟随者的总结中。这篇《社会成本问题》则比较突出体现了其对于交易成本概念的阐述，值得深入研究。 科斯在这篇文章中谈及了经济外部性、初始产权设置等问题，他认为如果社会交易成本为0，那无论产权界定给谁，其结果都能实现产出最大化，因为交易双方总能制定一个令双方都满意的价格，从而使产权得以圆满界定。同理，经济外部性的问题也可利用这个理论来解决，甲侵害了乙的利益，并不需要政府的介入，或者对于甲的强制措施，。甲乙双方在交易成本为零的状况下，可以自行进行磋商，甲可以支付给乙一定的补偿，而乙可以继续忍受甲的行为，前提是甲在支付补偿之后，仍然有利可图，否则他便将推出该市场。科斯在这里为我们提出了一个全新的视角，抛开福利和道德的约束，用纯粹经济学的观点思考社会问题，这的确是充满新意的，它避免了传统说教色彩的规劝，转而引入经济人的假设进入到外部性的领域，他给予了这样一种见解，侵害别人的行为是可以被交易的，只要存在这样的市场以及为了达成这个交易的成本为零，那么问题是可以解决的，没有一方会受损。几个比较经典的例子也说明了以上的观点但是交易费用为零的假定是很不现实的。为了进行市场交易，有必要发现交易对象，有必要交流交易的愿望和条件，以及通过讨价还价的谈判缔结契约，特别是督促契约条款的严格履行等等。 相较于传统的福利经济学家，我认为科斯还是主张政府“守夜人”职责的，即政府应该明确其职责是使产权明晰，然后是交由私人市场去取得有效率的结果。而只要提供给私人市场一个可以自由交易外部性的市场，那么那些看似非常复杂的问题都可以得到迅速的解决。 但在这里，我却有非常大的质疑，科斯所假设的是存在着这样的市场，使得外部性可以被交易。但现实生活中则根本不存在这样的市场，由于信息、地域、政治、文化和经济发展条件的限制，根本不存在着这样一种可以自由交易的市场，利益相关的双方不可能得到这样一种机会平心静气的谈论问题，而且还要在完全信息的保证之下，这些条件是过于苛刻的，以至于我们可以断定不存在着这样的市场，它只可能存在于单独个人之间或偶然的简单事件中。那么科斯对于政府职责的定义就存在着问题，我觉得政府恰恰扮演了这样一种角色，即建立了一个虚拟市场，使得外部性可以得到交易，它通过奖惩制度使得外部性得以解决，尽管也存在着诸多的问题，但总比人们漫无目的的讨价还价来的有效率一些。 这是我现在的一些感受，还有很多地方没有看懂，希望以后能接受老师的指点。 生活中的案例 生活中许多现象都存在着制度的影子，很多问题都可以通过制度的观点加以解读。远的不说，可以观察宿舍管理制度。 每周三，寝室管理员都会例行检查卫生，但同学们却缺乏收拾宿舍的动力，以至于恶性循环，宿舍卫生变得很差。从侧面可以看出，学校的宿舍管理工作并没有做到实处，也就是制度的不完善，缺乏必要的奖惩机制，收拾得好的宿舍并没有得到实质性的奖励，而卫生差的宿舍也没有动力予以改观，因为改变不存在着任何有利的地方。 为解决这个问题，学校的领导们应该更为清楚的认识到激励机制的重要性，充分把学校的目标同学生的目标结合好，才能达到更好的绩效。
《社会成本问题》读书笔记
《社会成本问题》读书笔记 在老师的介绍下，我有幸拜读了科斯的《社会成本问题》一文，由于英文水平的限制，我阅读的中文版，感觉翻译的言语有些地方说得比较绕，加上本来专业知识也不足，所以读完之后感觉有许多地方并不非常明白，于是只能以我自己浅显的理解写下这篇读书笔记，若有错误还请见谅。 一开篇科斯提出的“问题的相互性”就颠覆了我的传统看法，一般我们都认为，造成了损害那方就要退出，例如工厂污染了居民区，就停止生产或者搬离，这是对居民和社会最好的做法——但事实上似乎是可以“谈条件”的。科斯指出，关键在于避免较严重的损害，这就变成了一个成本和收益的问题。这个提法非常经济学，但我在阅读完全文之后，不自觉的就认可了他的观点。 科斯举了失散牛群毁坏邻近土地作物的例子来阐述他的观点，在牛群破坏了农作物之后，农夫与养牛者按照自己的成本与收益情况不断地进行协商，赔偿或者让步，使最终达到一个双方都满意的状态。这个例子说明了如果假定市场定价机制的运行毫无成本，最终都能实现产值最大化的结果，并且不受法律状况的影响。 之后，科斯又连举四个案例，用事实说话，而不是空洞的说理。生动形象的说明了法院在这里的作用，法院面临的迫切问题不是由谁做什么，而是谁有权做什么。 科斯指出，在没有了“市场交易中不存在成本”这个假定之后，在交易费用为正的情况下，不同的权力界定会带来不同效率的资源配置。就此他在文章中讨论了我们在研究实际问题时如何选择三种交易制度——市场，企业和政府。他认为选择的标准是比较它们之间在组织某些活动或交易时的成本，因此市场，企业和政府三者任何一个都没有天然的优越性，我们无法知道事先它们的分界线定在哪里。 科斯相信，经济学家未能对解决有害问题得出正确结论，这并不简单地是由于分析方法上的欠缺，而是根源于目前福利经济学的方法中存在的基本缺陷。所需要的是改变方法。所以科斯提出了一种新视角和新方法：即在分析问题时，需要在更广泛的范围内考虑各种社会安排的操作成本及其总的效应，而且应该将“分析的出发点定在实际存在的情形中来审视政策变化的效果”，应该从理想世
《社会成本问题》以及“科斯定理”的一些理解
《社会成本问题》以及“科斯定理”的一些理解 科斯在1991年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他的突出贡献是发现并阐明了交易成本和产权的重要性及其在经济活动中的作用。《社会成本问题》是现代产权理论的经典之作，其精髓之处在于交易成本的提出何处是权力的界定。其中包含了许多重要经济思想，如损客具有相互性，交易成本为证，出事权利界定的重要性等。我想先从我理解的角度谈一下整篇文章的架构，以及我对后来出现得“斯科定理”的理解和看法。 文章一开始便提出了讨论的主题：对他人产生有害影响的那些工商业企业的行为。并指出解决此类问题大都采用庇古在《福利经济学》中提出的观点，即限制甚至是惩罚施害者。而科斯对此提出质疑。紧接着在第二节科斯进一步列举了医生和糖果制造商使用机器的例子来说明由于受定势思维的影响，面对这类问题时人们很自然地就会想到如何制止和惩罚造成损害的一方，而不是相互影响或者说相互损害。第三节和第四节科斯用牛群与谷物的例子分别讨论了“对损害负有责任的定价制度”和“对损害不负责任的定价制度”，他说：“在这种（对损害不负责任的）情况下资源配置同在引起损害的企业承担损害责任时的情况一样”，都是最优化的。这就是后人总结的科斯定理的起源。 第五节科斯列举了四个案例分别是“斯特奇斯诉布里奇曼”案（关于医生和糖果制造商使用机器间的冲突）“库克诉福布斯”案（关于工厂排放硫酸氨气体影响漂白剂的问题）“布赖恩特诉勒菲弗”案（关于邻居间烟尘妨害问题）和“巴斯诉格雷戈里”案（关于地下室通风的问题），用此来说明继续阐述他的观点。可以看出科斯是在掌握了大量事实资料的基础上进行严密论证的。用事实说话，而不是空洞的说理。 在第六节中科斯指出前面所有的论述都是在没有“交易成本”的情况下进行的分析，而现实中并非如此。“为了进行市场交易，有必要发现谁希望进行交易，有必要告诉人们交易的愿望和方式，以及通过讨价还价的谈判缔结契约，督促契约条款的严格履行，等等。这些工作常常是成本很高的，而任何一定比率的成本都足以使许多在无需成本的定价制度中可以进行的交易化为泡影。”科斯讨论了我们在研究实际问题时如何选择三种交易制度——市场、企业和政府。他认为，
科斯经济学中的灯塔社会成本问题
科斯经济学中的灯塔社会成本问题 经济学中的灯塔 导论 灯塔出现在经济学家的著作中，是因为它可能有助于理解政府的经济功能问题。它常被作为必须由政府提供而不是由私人企业提供的物品的一个例子。经济学家们通常似乎认为，由于不可能向受准备于灯塔的船只的所有者收取可靠的费用，任何私人或企业建造和维修灯塔就不可能遍及赢利。 约翰?斯图亚特?穆勒在他的《政治经济学原理》一书的“自由放任或不干预原理的基础和限制”一章中写道: ……为了确保航行的安全，建造和维修灯塔、设置浮标等属于政府适当的职责。由于不可能向受益于灯塔的海上船只收取使用费，没有人会出于个人利益的动机而建造灯塔，除非由国家的强制征税给予补偿。亨利?西奇威克在他的《政治经济学原理》一书的“生产关系中自然自由的体系”一章中这样写道: ……在大量的各种各样的情况下，这一论断(即通过自由交换，个人总能够为他所提供的劳务获得适当的报酬)明显是错误的。首先，某些公共设施，由于它们的性质，实际上不可能由建造者或愿意购买的人所有。例如，这样的情况经常发生:大量船只能够从位置恰到好处的灯塔得到准备处，灯塔管理者却很难向它们收费。庇古在《福利经济学》中借用了西奇威克的灯塔例子作为非补偿性服务的例子:在那里，“边际净产出小于边际社会净产出，因为它会给技术上很难向其索取报酬的第三方带来额外的服务。” 保罗?萨缪尔森在他的《经济学》一书中，比那些早期作家更直截了当。在“政府的经济作用”这一节中，他写道:“政府提供某些无可替代的公共服务，没有这些服务，社会生活将是不可想象的。它们的性质决定了由私人企业提供是不合适的。”作为“简明的例子”，他列举了国防、国内法律和秩序的维持，以及公正的契约的执行，并在一个脚注中进一步写道: 这是政府服务
社会成本问题读书笔记
读书笔记：科斯的《社会成本问题》 科斯的《社会成本问题》是一篇讨论产权的法律界定的论文，构筑了以“科斯定理”为核心的产权理论分析框架。科斯在1959年在弗吉尼亚大学任教时，曾对美国联邦通讯委员会进行研究，并发表了论文《联邦通讯委员会》，提出无线电频谱的使用应服从价格机制给予出价最高者，无线电领域混乱的根本原因是没有在稀缺性资源中建立产权，并进一步指出产权的界定有赖于法律。这篇文章关于产权分析的初步尝试引起了经济学界的广泛争论。很多经济学家均参与了这场大论战，为了说服这些经济学家，科斯在1960年发表了《社会成本问题》一文。 科斯写作《社会成本问题》的最初目的，是暴露庇古所提的解决有害效果问题的方法的根本缺陷。科斯认为“这些解决办法并不合适，因为它们所导致的结果不是人们所需要的，甚至通常也不是人们所满意的。” 科斯提出有害效果问题是具有相互性的，“传统的方法掩盖了不得不做出选择的实质”，“必须决定的真正问题是，是允许甲伤害乙，还是允许乙伤害甲？关键在于避免较严重的损害。”在分析问题时，有必要知道损害方是否对引起的损失负责，因为没有这种权力的初始界定，就不存在权力的转让和重新组合的市场交易。科斯说“必须从总体的和边际的角度来看待这一问题。”为了说明这一问题，科斯举出了一个例子：失散牛群毁坏邻近土地作物的例子。并从假设养牛者对毁坏作物负责以及养牛者对毁坏作物不负责两个角度，分别阐述了如果定价机制的运行毫无成本，最终都能实现产值最大化的结果，并且不受法律状况的影响。这个结论即被斯蒂格勒称为“科斯定理”。这个定理的主旨就是，只要市场交易的费用为零，无论产权属于何方，通过协商交易的途径都可以达到同样的最佳效果。这种使资源利用达到最佳效率的结果与产权的归属是无关的。 但是，当加入对市场交易成本的考察时，合法权利的初始界定会对经济制度的运行效率产生影响。科斯早就在《企业的性质》一文中指出，市场交易是有成本的，所以科斯更倾向于将“科斯定理”看作是“分析具有正交易费用的经济路途中的一块垫脚石，以便进一步分析一个有正交易费用的经济”。在正交易费用的情况下，法律在决定资源如何利用方面起着极为重要的作用。
【01】科斯-《社会成本问题》(中文版)
社会成本问题 [英] R. H. 科斯 原载《法律与经济学杂志》第3卷（1960年10月） 有待分析的问题 本文涉及对他人产生有害影响的那些工商业企业的行为。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某工厂的烟尘给邻近的财产所有者带来的有害影响。对此类情况，经济学的分析通常是从工厂的私人产品与社会产品之间的矛盾这方面展开的。在这一方面，许多经济学家都因袭了庇古在《福利经济学》中提出的观点。他们的分析结论无非是要求工厂主对烟尘所引起的损害负责赔偿，或者根据工厂排出烟尘的不同容量及其所致损害的相应金额标准对工厂主征税，或者最终责令该厂迁出居民区（当然也指烟尘排放对他人产生有害影响的地区），以我之见，这些解决办法并不合适，因为它们所导致的结果不是人们所需要的，甚至通常也不是人们所满意的。 问题的相互性 传统的方法掩盖了不得不做出的选择的实质。人们一般将该问题视为甲给乙造成损害，因而所要决定的是：如何制止甲？但这是错误的。我们正在分析的问题具有相互性，即避免对乙的损害将会使甲遭受损害。必须决定的真正问题是，是允许甲损害乙，还是允许乙损害甲？关键在于避免较严重的损害。我在前文中列举了糖果制造商的机器引起的嗓声和震动干扰了某医生的工作的事例。为了避免损害医生，糖果制造商将遭受损害。此事例提出的问题实质上是，是否值得去限制糖果制造商采用的生产方法，并以减少其产品供给的代价来保证医生的正常
工作。另一事例是走失的牛损坏邻近土地里的谷物所产生的问题。倘若有些牛难免要走失，那么只有以减少谷物的供给这一代价来换取肉类供给的增加。这种选择的实质是显而易见的：是要肉类，还是要谷物？当然，我们不能贸然回答，除非我们知道所得到的价值是什么，以及为此所牺牲的价值是什么。再举一例：乔治·J·施蒂格勒教授提到的河流污染问题。如果我们假定污染的有害后果是鱼类的死亡，要决定的问题则是：鱼类损失的价值究竟大于还是小于可能污染河流的产品的价值。不言而喻，必须从总体的和边际的角度来看待这一问题。 对损害负有责任的定价制度 我想以一个案例的剖析作为分析的起点。对此案例，大多数经济学家可能都同意以下观点，即当造成损害的一方赔偿所有损失，并且定价制度正常运行时（严格地说，这意味着定价制度的运行是不需成本的），这一问题就会得到令人满意的解决。 走失的牛损坏邻近土地的谷物生长一案，是说明我们所要讨论的问题的很好例子。假定农夫和养牛者在毗邻的土地上经营。再假定在土地之间没有任何栅栏的情形下，牛群规模的扩大就会增加农夫的谷物损失，牛群规模扩大产生的边际损失是什么则是另一个问题，这取决于牛是否习惯于相互尾随或并排漫游，取决于由于牛群规模的扩大和其他类似因素，是否使牛变得越来越不安定。就眼前的目的而言，对牛群规模的扩大所造成的边际损失的假定是无关宏旨的。 为简化论述，我尝试运用一个算术例子。假定将农夫的土地用栅栏围起来的年成本为9美元，谷物价格为每吨1美元，并假定牛群数与谷物年损失之间的关系如下： 牛群数目谷物年损失每增加一头牛所造成的谷物损失 （头）（吨）（吨） 1 1 1 2 3 2 3 6 3 4 10 4 假定养牛者对所造成的损害承担责任。如果他将牛群数目从2头增加到3头，他现追加年成本3美元。在决定牛群规模时，他就需联系其他成本来考虑这一因素。这就是，除非追加生产的牛肉（假定养牛者宰杀牛）价值大于包括增加的损坏谷物价值在内的附加成本，否则他不会扩大牛群。当然，如果利用狗、放牧人、飞机、步话机和其他办法可减少损害，如果其成本低于免于损失的谷物价值，这些办法就会被采用。假定圈围土地的年成本为9美元，养牛者希望有4头或更多的牛，当没有其他更便宜的方法可达到同样目的时，养牛者愿支付这笔费用。当棚栏围起来后，由于损害责任而产生的边际成本为零，除非牛群规模扩大而不得不加固并建造花费更大的栅栏，因为养牛者有责任依靠这些栅栏管好更多的牛。当然。对养牛者而言，不设栅栏而支付谷物的损失费也许更合算，就像
社会成本问题(The Problem of Social Cost) 译文
社会成本问题 [英] R.H.科斯 一、有待分析的问题 本文涉及对他人产生有害影响的那些工商业企业的行为。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某工厂的烟尘给邻近的财产所有者带来的有害影响。对此类情况，经济学的分析通常是从工厂的私人产品与社会产品之间的矛盾这方面展开的。在这一方面，许多经济学家都因袭了庇古在《福利经济学》中提出的观点。他们的分析结论无非是要求工厂主对烟尘所引起的损害负责赔偿，或者根据工厂排出烟尘的不同容量及其所致损害的相应金额标准对工厂主征税，或者最终责令该厂迁出居民区（当然也指烟尘排放对他人产生有害影响的地区），以我之见，这些解决办法并不合适，因为它们所导致的结果不是人们所需要的，甚至通常也不是人们所满意的。 二、问题的相互性 传统的方法掩益了不得不作出的选择的实质。人们一般将该问题视为甲给乙造成损害，因而所要决定的是：如何制止甲？但这是错误的。我们正在分析的问题具有相互性，即避免对乙的损害将会使甲遭受损害。必须决定的真正问题是，是允许甲损害乙，还是允许乙损害甲？关键在于避免较严重的损害。我在前文中列举了糖果制造商的机器引起的嗓声和震动干扰了某医生的工作的事例。为了避免损害医生，糖果制造商将遭受损害。此事例提出的问题实质上是，是否值得去限制糖果制造商采用的生产方法，并以减少其产品供给的代价来保证医生的正常工作。另一事例是走失的牛损坏邻近土地里的谷物所产生的问题。倘若有些牛难免要走失，那么只有以减少谷物的供给这一代价来换取肉类供给的增加。这种选择的实质是显而易见的：是要肉类，还是要谷物？当然，我们不能贸然回答，除非我们知道所得到的价值是什么，以及为此所牺牲的价值是什么。再举一例：乔治·J·施蒂格勒教授提到的河流污染问题。如果我们假定污染的有害后果是鱼类的死亡，要决定的问题则是：鱼类损失的价值究竟大于还是小于可能污染河流的产品的价值。不言而喻，必须从总体的和边际的角度来看待这一问题。 三、对损害负有责任的定价制度 我想以一个案例的剖析作为分析的起点。对此案例，大多数经济学家可能都同意以下观点，即当造成损害的一方陪偿所有损失，并且定价制度正常运行时（严格地说，这意味着定价制度的运行是不需成本的），这一问题就会得到令人满意的解决。 走失的牛损坏邻近土地的谷物生长一案，是说明我们所要讨论的问题的很好例子。假定农夫和养牛者在毗邻的土地上经营。再假定在土地之间没有任何栅栏的情形下，牛群规模的扩大就会增加农夫的谷物损失，牛群规模扩大产生的边际损失是什么则是另一个问题，这取决于牛是否习惯于相互尾随或并排漫游，取决于由于牛群规模的扩大和其他类似因素，是否使牛变得越来越不安定。就眼前的目的而言，对牛群规模的扩大所造成的边际损失的假定是无关宏旨的。 为简化论述，我尝试运用一个算术例子。假定将农夫的土地用栅栏围起来的年成本为9美元，谷物价格为每吨1美元，并假定牛群数与谷物年损失之间的关系如下： 牛群数目谷物年损失每增加一头牛所 造成的谷物损失 （头）（吨）（吨） 11 1 23 2
《社会成本问题》主要观点述评
《社会成本问题》读书笔记 关键词：外部性；交易成本；权利界定；资源配置 主要内容 科斯《社会成本问题》讨论的主要问题是外部侵害，并提出“市场交易成本”的概念，研究了权利的初始界定对资源配置的影响，并对庇古的福利经济学的观点进行质疑与反驳。 科斯首先从工厂对居民的烟尘污染这一经典例子指出外部性侵害具有交互性，要避免对乙的损害就会使甲受到损害，所以，我们应该从总体和边际的角度来衡量双方损害价值的大小，不能简单地评判谁赔偿谁。接着科斯在交易成本为零的前提下，分别讨论了对损害负有责任和对损害不负责任的定价制度。他以走失的牛损坏邻近土地的谷物生长一案为例，分析了养牛者和农夫的行为。得出的结论是：他们的具体做法要视成本而定，双方交易的结果是最终利润最大化，资源配置最优化。但在现实生活中，交易成本是实际存在的，无论是通过市场、企业或政府哪一方来解决损害问题都需要付出一定的成本。科斯特别强调法律制度对经济体系运行和资源配置所起到的重要作用，在选择合适的社会安排时，关键是要根据具体情况看哪一种解决方式交易成本更小、总产值最大。之后的部分则是对庇古《福利经济学》的一些批判，如损害即赔偿的研究方法显然没有比较交互双方价值的大小，也没有考虑到安排后的社会制度可能会带来更多的损害。科斯提倡研究方法要改变，即在设计和选择社会格局时应该考虑总的效果。 主要观点述评 《社会成本问题》最主要的贡献在于提出了我们常说的“科斯定理”——在交易费用为零时，无论初始权利如何配置，市场的自由交易都可使资源的到最佳配置。但在现实生活中，交易成本不可能为零，所以也就更加提醒了我们法律与制度的安排对于资源配置是十分重要的。 我国正处在经济转型时期，改革的交易成本问题一直十分突出。如何衡量改革的收益与成本，选择交易成本最小的路径，实现社会收益的最大化？在环境、公共建设等问题上，如何采取有效的措施来解决负外部性问题，也是一种产权的初始界定与经济效率问题。通过科斯的分析，我们可以为产权的安排、制度的选择提供一种全新的思路，真正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
科斯的《社会成本问题》
社 会 成 本 分 析 Edited by Ｒ.科斯
按：这是经济学史上最重要的论文之一，著名的科斯定理即来源于此文。 社会成本问题 [英] R.H.科斯（RONALD H. COASE）原载《法律与经济学杂志》第3卷1960年10月 有待分析的问题 本文涉及对他人产生有害影响的那些工商业企业的行为。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某工厂的烟尘给邻近的财产所有者带来的有害影响。对此类情况，经济学的分析通常是从工厂的私人产品与社会产品之间的矛盾这方面展开的。在这一方面，许多经济学家都因袭了庇古在《福利经济学》中提出的观点。他们的分析结论无非是要求工厂主对烟尘所引起的损害负责赔偿，或者根据工厂排出烟尘的不同容量及其所致损害的相应金额标准对工厂主征税，或者最终责令该厂迁出居民区（当然也指烟尘排放对他人产生有害影响的地区），以我之见，这些解决办法并不合适，因为它们所导致的结果不是人们所需要的，甚至通常也不是人们所满意的。问题的相互性 传统的方法掩益了不得不作出的选择的实质。人们一般将该问题视为甲给乙造成损害，因而所要决定的是：如何制止甲？但这是错误的。我们正在分析的问题具有相互性，即避免对乙的损害将会使甲遭受损害。必须决定的真正问题是，是允许甲损害乙，还是允许乙损害甲？关键在于避免较严重的损害。我在前文中列举了糖果制造商的机器引起的嗓声和震动干扰了某医生的工作的事例。为了避免损害医生，糖果制造商将遭受损害。此事例提出的问题实质上是，是否值得去限制糖果制造商采用的生产方法，并以减少其产品供给的代价来保证医生的正常工作。另一事例是走失的牛损坏邻近土地里的谷物所产生的问题。倘若有些牛难免要走失，那么只有以减少谷物的供给这一代价来换取肉类供给的增加。这种选择的实质是显而易见的：是要肉类，还是要谷物？当然，我们不能贸然回答，除非我们知道所得到的价值是什么，以及为此所牺牲的价值是什么。再举一例：乔治?J?施蒂格勒教授提到的河流污染问题。如果我们假定污染的有害后果是鱼类的死亡，要决定的问题则是：鱼类损失的价值究竟大于还是小于可能污染河流的产品的价值。不言而喻，必须从总体的和边际的角度来看待这一问题。 对损害负有责任的定价制度 我想以一个案例的剖析作为分析的起点。对此案例，大多数经济学家可能都同意以下观点，即当造成损害的一方陪偿所有损失，并且定价制度正常运行时（严格地说，这意味着定价制度的运行是不需成本的），这一问题就会得到令人满意的解决。 走失的牛损坏邻近土地的谷物生长一案，是说明我们所要讨论的问题的很好例子。假定农夫和养牛者在毗邻的土地上经营。再假定在土地之间没有任何栅栏的情形下，牛群规模的扩大就会增加农夫的谷物损失，牛群规模扩大产生的边际损失是什么则是另一个问题，这取决于牛是否习惯于相互尾随或并排漫游，取决于由于牛群规模的扩大和其他类似因素，是否使牛变得越来越不安定。就眼前的目的而言，对牛群规模的扩大所造成的边际损失的假定是无关宏旨的。 为简化论述，我尝试运用一个算术例子。假定将农夫的土地用栅栏围起来的年成本为9美
科斯的《社会成本问题》
科斯的《社会成本问题》 Edited by ,.科斯 按:这是经济学史上最重要的论文之一，著名的科斯定理即来源于此文。 社会成本问题 [英] R.H.科斯( RONALD H. COASE) 原载《法律与经济学杂志》第3卷 1960年10月 有待分析的问题 本文涉及对他人产生有害影响的那些工商业企业的行为。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某工厂的烟尘给邻近的财产所有者带来的有害影响。对此类情况，经济学的分析通常是从工厂的私人产品与社会产品之间的矛盾这方面展开的。在这一方面，许多经济学家都因袭了庇古在《福利经济学》中提出的观点。他们的分析结论无非是要求工厂主对烟尘所引起的损害负责赔偿，或者根据工厂排出烟尘的不同容量及其所致损害的相应金额标准对工厂主征税，或者最终责令该厂迁出居民区(当然也指烟尘排放对他人产生有害影响的地区)，以我之见，这些解决办法并不合适，因为它们所导致的结果不是人们所需要的，甚至通常也不是人们所满意的。 问题的相互性 传统的方法掩益了不得不作出的选择的实质。人们一般将该问题视为甲给乙造成损害，因而所要决定的是:如何制止甲,但这是错误的。我们正在分析的问题具有相互性，即避免对乙的损害将会使甲遭受损害。必须决定的真正问题是，是允许甲损害乙，还是允许乙损害甲,关键在于避免较严重的损害。我在前文中列举了糖果制造商的机器引起的嗓声和震动干扰了某医生的工作的事例。为了避免损害医生，糖果制造商将遭受损害。此事例提出的问题实质上是，是否值得去限制糖果制造商采用的生产方法，并以减少其产品供给的代价来保证医生的正常工作。另一事例是
走失的牛损坏邻近土地里的谷物所产生的问题。倘若有些牛难免要走失，那么只有以减少谷物的供给这一代价来换取肉类供给的增加。这种选择的实质是显而易见的:是要肉类，还是要谷物,当然，我们不能贸然回答，除非我们知道所得到的价值是什么，以及为此所牺牲的价值是什么。再举一例:乔治?J?施蒂格勒教授提到的河流污染问题。如果我们假定污染的有害后果是鱼类的死亡，要决定的问题则是:鱼类损失的价值究竟大于还是小于可能污染河流的产品的价值。不言而喻，必须从总体的和边际的角度来看待这一问题。 对损害负有责任的定价制度 我想以一个案例的剖析作为分析的起点。对此案例，大多数经济学家可能都同意以下观点，即当造成损害的一方陪偿所有损失，并且定价制度正常运行时(严格地说，这意味着定价制度的运行是不需成本的)，这一问题就会得到令人满意的解决。 走失的牛损坏邻近土地的谷物生长一案，是说明我们所要讨论的问题的很好例子。假定农夫和养牛者在毗邻的土地上经营。再假定在土地之间没有任何栅栏的情形下，牛群规模的扩大就会增加农夫的谷物损失，牛群规模扩大产生的边际损失是什么则是另一个问题，这取决于牛是否习惯于相互尾随或并排漫游，取决于由于牛群规模的扩大和其他类似因素，是否使牛变得越来越不安定。就眼前的目的而言，对牛群规模的扩大所造成的边际损失的假定是无关宏旨的。 为简化论述，我尝试运用一个算术例子。假定将农夫的土地用栅栏围起来的年成本为9美 元，谷物价格为每吨1美元，并假定牛群数与谷物年损失之间的关系如下: 牛群数目谷物年损失每增加一头牛所造成的谷物损失 (头) (吨) (吨) 1 1 1 2 3 2
科斯：社会成本问题
传统的方法掩益了不得不作出的选择的实质。人们一般将该问题视为甲给乙造成损害，因而所要决定的是：如何制止甲？但这是错误的。我们正在分析的问题具有相互性，即避免对乙的损害将会使甲遭受损害。必须决定的真正问题是，是允许甲损害乙，还是允许乙损害甲？关键在于避免较严重的损害。我在前文中列举了糖果制造商的机器引起的嗓声和震动干扰了某医生的工作的事例。为了避免损害医生，糖果制造商将遭受损害。此事例提出的问题实质上是，是否值得去限制糖果制造商采用的生产方法，并以减少其产品供给的代价来保证医生的正常工作。另一事例是走失的牛损坏邻近土地里的谷物所产生的问题。倘若有些牛难免要走失，那么只有以减少谷物的供给这一代价来换取肉类供给的增加。这种选择的实质是显而易见的：是要肉类，还是要谷物？当然，我们不能贸然回答，除非我们知道所得到的价值是什么，以及为此所牺牲的价值是什么。 科斯：社会成本问题（附解读） 有待分析的问题 本文涉及对他人产生有害影响的那些工商业企业的行为。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某工厂的烟尘给邻近的财产所有者带来的有害影响。对此类情况，经济学的分析通常是从工厂的私人产品与社会产品之间的矛盾这方面展开的。在这一方面，许多经济学家都因袭了庇古在《福利经济学》中提出的观点。他们的分析结论无非是要求工厂主对烟尘所引起的损害负责赔偿，或者根据工厂排出烟尘的不同容量及其所致损害的相应金额标准对工厂主征税，或者最终责令该厂迁出居民区（当然也指烟尘排放对他人产生有害影响的地区），以我之见，这些解决办法并不合适，因为它们所导致的结果不是人们所需要的，甚至通常也不是人们所满意的。 问题的相互性 传统的方法掩益了不得不作出的选择的实质。人们一般将该问题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