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伯罗奔尼撒战争看古希腊文明中的政治哲学

从伯罗奔尼撒战争看希腊两大城邦的政治哲学

一方面根据神的意见，另一方面根据人的永恒的天性，我们认为谁有力量谁就该应该统治。这一法则不是我们规定的，也不是我们首先运用的，但我们承认它的存在，并愿它永远存在。况且，我们之所以运用它，应该我们知道，如果你们同我们一样强大，你们也会运用它。

——修希底德

伯罗奔尼撒战争（Peloponnesian War）是以雅典为首的提洛同盟与以斯巴达为首的伯罗奔尼撒同盟之间的一场战争。这场战争从前431年一直持续到前404年，使得绝大多数周边城邦必须加入其中一方的阵营。战争第一阶段（公元前431-前421），雅典在伯里克利的领导之下，凭借强大的海军，采取陆地上防御在海上进攻的策略。而斯巴达在阿基达摩斯二世的领导之下，凭借它令人畏惧的战士，于公元前425年洗劫了阿提卡。两个强邦侧重点不同的军事力量导致了战争第一阶段的僵持局面。伯里克利的继任者克里昂继续推行雅典的帝国主义政策。公元前424年，他率军在斯法特克里亚岛附近的海战中取得了对斯巴达的重大胜利，但由于他提出了过分的要求，丧失了达成和平协定的机会。克里昂与公元前422年在安菲波利斯阵亡之后，和平谈判才变得可能。

雅典的主和派在尼西阿斯的领导下掌握的权力，并且于公元前421年与斯巴达签订了《尼西阿斯合约》。根据该合约，双方恢复了战前的疆界。不过，双方的盟帮仍然冲突不断。公元前420年，由亚西比德领导的主战派在雅典取得了权力，并且和斯巴达的宿敌阿哥斯结盟。但阿哥斯仍于公元前418年被斯巴达击败。

公元前415年，战争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冲突的舞台移到了西西里。但是到了公元前413年，战事又回到了阿提卡。斯巴达与波斯结盟后，在波斯大批黄金的资助下，斯巴达开始建立自己的舰队，雅典的处境变得危险起来。虽然亚西比德是于公园前411年在阿比多斯，继而于公元前410年在库奇克斯两次击败了斯巴达人和波斯人。但是公元前407年雅典海军在诺提乌姆的战败表明，强大的雅典在军事上和财政上已经枯竭了。

公元前405年，在羊河之役中，强大的雅典海军惨败。斯巴达的海军司令莱山德成功地封锁了雅典，并迫使其投降。霸权均势被改变了，斯巴达此刻成为了希腊世界的霸主。

这场战争不但对古代希腊而且对历史学本身有重要的意义。它本身是第一次科学地记录下来的史实：希腊历史学家修希底德在他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中详细地记录了当时的事件。这个纪录到前411年冬中止，修希底德分析了这场战争的原因和背景，他的分析对欧洲的历史学是有先驱作用的。修昔底德后色诺芬在他的《希厄洛》中继续了修昔底德的工作，记录了前411年后的事件。值得注意的是古希腊人并不称这场战争为伯罗奔尼撒战争，这个名称是后来的人起的。修昔底德本人称之为“伯罗奔尼撒人与雅典人之间的战争”，他在战争爆发时开始了他的纪录，他当时想到这场战争可能是非常重要的，可能比此前的战争都有历史意义。因为战争双方使用了它们所有的手段，而其它的希腊城市迟早参加了这场战争。这场战争深刻地影响了希腊和一部分野蛮人，可以说这场战争影响了整个人类社会。”

我们在看待这场战争时，首先会遇到的问题是：雅典人与伯罗奔尼撒人的战争时必然发生的吗？他是否是国家体制的冲突？或者只是国家利益的冲突？责任更多的出在哪一方，是

雅典还是斯巴达？究竟哪一方更具有侵略性，是混合寡头政治体制的斯巴达还是民主制的雅典？

从战争的直接起因来看，雅典人比斯巴达人更不想要战争，可是，这可能是因为他们可以通过和平方式来实现自己的目的，即通过提洛同盟的方式来更好的追求自己的国家的利益。但我们从较为长远和深层的观点来观察伯罗奔尼撒战争的起因，就会发现雅典人可能要负有更多的责任。战前数十年，雅典人一直在用一种咄咄逼人的进攻态势，而斯巴达人则是一直处于守势。伯罗奔尼撒战争前，希腊各城邦间的战争规模确实相当小。而波斯的威胁还保持了希腊人的某种团结。雅典人的帝国主义和扩张倾向渐渐把希腊引向了一场大战。

这种情况连希腊人自己也不讳言。伯里克利在推进雅典帝国时已经预感到与斯巴达必将会有一战。他在战争爆发后坦率的对那些有点动摇的希腊人说：“对政治漠不关心的人可能认为放弃这个帝国是一种高尚的事，但是你们已经不可能放弃这个帝国了。事实上你们是靠暴力来维持这个帝国的，过去取得这个帝国是错误的，但是现在放弃这个帝国一定是危险的”。修希底德说过，“使战争不可避免的真正原因是雅典势力的增长和因此引起的斯巴达的恐慌”。

这一起因得追溯到公元前478年，雅典在希波战争结束后，为了防范波斯人而建立了一个海军同盟，因其总部设在提洛岛而得名为提洛同盟。几乎所有爱琴海沿海城邦都加入了该同盟，他们要贡献一定数额的船只和人员，或者用同等价值的金钱来代替。这一共同防卫的同盟的性质在后来发生了一系列变化，雅典使之渐渐成为了一个有利于自己帝国的组织，他把同盟的总部和金库从提洛迁到了雅典，而商业上发生的争执也都是提交雅典的法庭解决。他开始为了自己的城邦而动用同盟的金库，并强迫一些城邦加入，而且不允许已加入的城邦退出，唯此雅典曾进行过多次武力干涉。这样一来，雅典的迅速崛起，同盟逐渐沦为帝国工具，导致了周边城邦越来越多的恐惧，猜忌和怨恨。希腊世界开始出现了较大的分裂：一边是人们公开称之为暴政的雅典帝国，一边是由斯巴达和一些支持斯巴达的城邦伯罗奔尼撒同盟。雅典帝国在海上称霸，而斯巴达则是在陆上称雄。前者主要是由爱奥尼亚人组成，而后者多为多利安人。雅典人爱好在其城邦内部实行民主制，而伯罗奔尼撒人则更偏爱贵族寡头政体，或至多能忍受那种较为有限的民主制度。当时在雅典翠在这一种普遍的看法，雅典对其名义上的同盟者的自治权进行了难以容忍的限制。也正是因为这种看法使斯巴达人成功的充当了希腊诸邦的解放者。总之，修希底德认为，雅典人势力的扩张最终引发了伯罗奔尼撒战争。

当然，就伯罗奔尼撒战争的起因问题，教材给出了另一种思路：斯巴达的黑劳士制度才是造成战争爆发的根本原因。黑劳士制度是斯巴达人在对外扩张过程中实行的一种奴役被征服者的制度。大约形成于公元前8世纪后期。当时，斯巴达人征服拉科尼亚南部海岸的黑劳士城，使其居民沦为奴隶，这些奴隶就因地名而称黑劳士。也有人认为黑劳士意为俘虏。此外，大批被征服的美塞尼亚人也沦为黑劳士。黑劳士（又译希洛人），是从事农业劳动的奴隶，实质上是国有财产，只有国家才能释放或贩卖他们。斯巴达城邦将被征服的土地分成份地，强迫被征服者（黑劳士）在这些份地上劳动。黑劳士须将收成的半数交给从国家领到份地的斯巴达公民。黑劳士可以支配简单农具及一部分产品，但无政治权利和人身自由。不仅受持有份地的斯巴达公民剥削，战时还必须到军中服劳役。斯巴达国家对黑劳士操有生杀予夺之权。黑劳士不论是否有过错，每年都必须挨一次鞭打，以使他们不忘自己的奴隶身份。每年新监察官上任，都要进行一次“宣战”，任意屠杀黑劳士。黑劳士于公元前7世纪末和公元前464～前455年进行过规模很大的长期武装斗争。黒劳士的不断反抗造成了说不定城邦内部矛盾的激化，也成为战争爆发的根本原因。

对于这两个观点谁更准确，我们无法下定论。但是如果我们从民主政治的角度去观察伯罗奔尼撒战争的历史，还是很容易产生这样的问题：一个国家的内部民主与外部扩张是否矛盾？换言之，民主的帝国是否具有逻辑矛盾？

我们知道，民主的扩展大概具有两种途径：一是一种平等的邦际民主，这意味着要尊重和接受其他城邦政体的现状；而二则是在其他城邦建立类似雅典的民主制度，但这也可能会导致对其他城邦内政的干预。无论是哪一种途径都有无法掩盖的先天缺陷。而对于雅典而言，他显然不会选择第一种途径。因为对于雅典，在其他城邦扩展民主制度同样是为了自己的利益，是为了强大自身的力量。而斯巴达的政治体制则更具有目的性，他军国主义的政治体制，可以说完全是应战争而生。

至于内部民主，尤其是像雅典所实行的那种非常彻底的直接参与制的民主，能否阻止其对外扩张及帝国主义政策，则取决于它内部的人民，毕竟其决定权在人民手中。如果其人民没有富有远见的指导，没有民族平等的观念，则其所谓的内部民主是无法阻止雅典的对外扩张的，甚至还会加强这种趋势。例如主张远征西西里的亚西比德在雅典的公民大会中说道，“我认为一个本性是活动的城邦，如果改变他的本性令其变得闲散的话，会很快毁灭他自己。”而这种多数人赞同的后果就是使少数人因害怕别人说他们不爱国而放弃了其原有的立场。当然，我们从历史中可以知道，这样的民主显然造成了雅典的大败。远征西西里岛上的另一个民主国家叙拉古，雅典从此开始双线作战，可以说，这也是雅典在伯罗奔尼撒战争中失败的重要原因。

由此，我们又产生了另一个疑问：雅典内部的直接民主是否并不能使自己免于一种对外的扩张主义和帝国主义，甚至还将加强这种走向霸权的倾向？雅典在其内部保障所有成年公民平等的参与政治和决策的权力，但他不会在外部保证希腊所有城邦平等参与整个希腊世界国际事务的决策权，他甚至不尊重其他城邦的独立自由权。由此，我们也可以看出，雅典早期民主政治是具有封闭性的，他是仅针对于雅典内部成年公民的少数民主。但不可否认，这在当时社会背景和人类发展历史上已经是极大的进步了。

现在让我们将目光再次聚焦到伯罗奔尼撒战争上。众所周知，战争时由一系列行动构成的，这些行动包括：如何对待平民，如何对待投降者和俘虏，如何对待中立者和同盟者等等，这些行动涉及到战争本身的规则，也反映出当时道德和文明的水准。在修希底德的《伯罗奔尼撒人与雅典人的战争》中，为我们详细的分析了当时希腊两大城邦的政治哲学：

“美德并不符合人对安全、荣誉和利益的自然的和无法克制的欲望。人们摆脱了来自神或人类法律的禁忌，认为尽快获利和及时行乐并无不当，也知道正义是取决于相互匹敌的国家之间的竞争，而强者就可以随心所欲，弱者就得屈服，且正义永远在于个人自身的最大利益，当个人被威胁时，正义就荡然无存了”。这些话类似于近代丘吉尔说的“没有永恒的敌友，只有永恒的利益”的现代国际政治观。例如在战争初期，斯巴达人在雅典城外大肆抢掠，而伯里克利为避其锋，不许出战，就在这时雅典城内爆发瘟疫，人们猝不及防，完全无法应对。在这种完全无力和极度恐慌的情况下，雅典开始有了空前的违法乱纪的情况，人们不再关心宗教和法律，失去了对神的畏惧和对人为法律的约束力，开始公开放纵以追求快乐。在生存受到威胁时，几乎所有人都在第一时间动摇了自己的道德信念。

通过伯罗奔尼撒战争，我们对当时希腊政治文明有了更加透彻的了解，同样。这也为我们日后学习现代民主政治起到了十分积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