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一个盆景的赏析

对一个盆景的赏析

——新加坡短训随想

刘应书

11月中旬，有幸与部分兄弟分行的办公室主任一道参加了由总行组织的赴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的学习培训。

这是我第三次到新加坡。第一次是赴奥洲在新加坡樟宜机场转机。第二次是不超过24小时的过境之旅。这一次是在新加坡城西边的南洋理工大学内一个叫NEC（行政中心）的小楼内，接受了五整天的课程培训。课余安排了两、三次购物、观光。就像到南方某个城市参加一个小型会议，似乎没有太大的学习压力，没有激烈的讨论和尖锐的思想交锋，对异域的风物也没有太多的兴奋与太大的反差，更没有贯常的那种走马观花过后对岛国的推崇膜拜和对民族的自我鄙夷。

十几个人几天都在那幢相对封闭的小楼内上课、歇息。课程安排有较强的针对性，教学形式强调了互动，但课程内容与教学效果一般，也没有形成醍醐灌顶、振聋发聩般的心灵撞击。因为我一直不太欣赏这种在一些简单的基本概念上反复提问的所谓启发式互动教学。一是这样可能占用较多的时间，不能让听者获取更多的有用信息；二是这种设问方式常常将听者置于一种幼稚无知的尴尬境地。因为培训讲座毕竟不是小学教育，它需要的是基于相对水准之上的专题探讨与相对集中相对系统的前沿资讯。

毕竟这是两个不同的国度，毕竟有不同的历史文化与政治民情。虽然只是短训，只是一两次的走马观花，但我们还是身临其境，对袖珍岛国的经济发达、秩序井然与环境优美形成了基本的感观印象；我们还是透过道听途说、餐厅课堂和媒体资讯，窥见了这个东西交融的移民城邦的社会百态、法制思想与政府理念。

的确，从踏上这个岛国的那一刻起，就有那么多的人在向你介绍这个国家的方方面面和这个城市的点点滴滴。从人种语言、公共卫生到交通管理；从禁痰限

烟、鞭刑惩戒到娼赌解禁；从组屋分配、政府红包，到新酬福利。与其说新加坡是一个花园城市，法治国家，不如说它是一个可供人们学习考察的城市管理典型案例，是一件主人乐于让人剖析的社会治理标本，更像是一件由新加坡政府精心嫁接、裁剪，并经过长期捆束定型而最终呈现优雅姿态的盆景。这不由得又让人联想到龚自珍笔下描写的那些经过“斫直、删密、锄正”之后的病梅。

于是来自世界各地，尤其是中国大陆的各级政府与各类商务考察和各种学习培训成为这个国家的一道独特风景。南洋理工大学的“校友”也因此遍及中国各地。于是一篇篇不乏溢美之辞的考察报告与心得体会充斥网络，一个原本东西杂处，依靠政治强力维护的后殖民城邦，被描绘成一个经济繁荣、社会安定、法制健全、政治昌明，“人居水平和幸福指数居世界之首”的理想国度。

其实，观光旅游、考察学习，就是要从环境与时空的改变中去领略异域风情，去寻找一些与已知和既往的不同与差异，就是要从这些差异中触发想象的灵感，去编织自己的理想与梦境。正是从这种意义上看来，所谓考察报告与心得体会，就是一个以考察对象为参照，启发自我理性思维的再加工、再创造过程。但由于考察者的角度所限，或由于思维能力的差异，所形成的认识，所总结的经验，有时可能已游离于客体，而且往往总能超乎于客体。

的确，独立后的新加坡在一群资源匮乏基础薄弱的小鸟之上，创造了经济建设与社会治理的奇迹，一度成为“亚洲四小龙”之首，赢得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尊重。它在创造了世界级的现代化物质基础的同时，还在一个高度多元的社会里，维持了种族间的和睦，度过了长达三十多年的成功的“工业革命”。但是，我们不应该因为这种模式在一些层面上的成功，而无视其为此付出的代价和牺牲。目前这种特殊的发展模式已经让人明显地看到了这个国家的内在紧张，它也遭致了国际社会的质疑与诟病。有专家分析，这种模式在全球化的无情压力下，不可避免地将出现严重的社会政治后果，只是新加坡当局对这些变化仍然试图躲避而已。

其实，后殖民时代的新加坡在某种意义上是一个高度政治化的社会，在这个本质上是一党制和“软性威权主义”的国家，社会的政治参与被限制在党员和政府行政官员的范围内。媒体被严格控制，任何形式的公共批评话语都被压制。因此在普通民众中，在咖啡馆、出租车、餐馆、私人宅第和宗教活动场所，人们已

习惯于在私底下谈论新加坡政治，牢骚就成了为数不多的日常抵抗形式以及表达不同意见的渠道之一。在这个社会里，在公共层面上，日常生活的几乎每个方面——从诸如公寓房门的颜色、乱扔杂物、养宠物、公厕的冲洗或者口香糖胶这样鸡毛蒜皮的事情，到诸如人们可以使用哪种语言，或是让自己的孩子接受哪种语言的教育、可以生育多少孩子等等都已纳入到政治领域之中。政政府官员对从会议室到卧室的日常生活的每一个可以想到的方面，都进行监督、发表意见并加以干涉。

在新加坡政府有一套社会控制手段来维持有效监督与管理。独立后政府围绕“民族国家建设”这个概念建立起来的一套政治动员程序，不断有意识地制造危机意识。这些“危险”在早些年里是共产主义的威胁，包括来自邻近国家印尼、中国的威胁；近期是全球化的资本主义经济的普遍威胁，包括资本和资源的非道德转移的威胁，以及那种充满“嫉妒”的个人、公司和国家会给新加坡的成功泼脏水的特殊威胁。

新加坡的政治化倾向与官僚主义已经产生了一些社会学上的严重后果，那就是持续的家族操纵、政府实际上垄断了住宅产业，已把它当作一种社会控制和社会监督的有力工具，对商会活动在政治上加以控制，对媒体实行严格掌控，对不属于政府的那部分媒体实行审查，几乎全盘垄断了教育，人文社会科学被严重边缘化，学术成为政治的附庸等等。在这种由国家垄断道德的政治文化中，民众的自由意志与人格独立就成为一种空想。

而且随着世界经济格局的变化，以外向型经济为主导的新加坡经济已逐步进入了衰退的深谷。产业升级乏力、国际竞争力削弱、政府的调控能力及应变能力欠缺，加之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昔日的“小龙之首”已经风光不再。

因此，从总体上看新加坡并不如那些肤浅的考察报告所臆想的那么完美无缺。新加坡的成绩举世公认，但它的社会、经济，甚至政治问题同样深重。其成功的国家治理的确堪称小国典范，但绝不能把它当作一个已经崛起的文明大国学习效仿的模版。其实它在公共管理、法制建设等方面的一些做法与经验，在欧美、在港台都可以见到，这些都是现代社会治理的共同经验与财富，是一些历经时代考验，至今仍然熠熠生辉的人类文明的闪光之点。因此，当世界对新加坡的政治

与社会现状进行深入剖析，对它的一些问题提出质疑或加以诟病时，并不防碍我们对新加坡的经济发展、环境保护与社会治理等方面的独到与精细进行一次次的阅读与赏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