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语料库的葛浩文翻译风格研究

葛浩文是向英语世界译介中国现当代文学的重要学者、翻译家，是“公认的中国现代、当代文学之首席翻译家”（舒晋瑜，2005），到目前为止已翻译中国作家作品六十余部，对中国文学在英语国家乃至全世界的传播功不可没。对葛浩文的翻译风格及其形成原因进行研究，不仅可以在考察研究译者翻译风格上有参考作用，同时也可以对中国文学“走出去”的译介模式提供借鉴。

目前国内外对葛浩文的翻译风格研究多集中在单本译作的赏析、与其他译本比较、翻译观点的梳理、翻译策略的总结等方面，缺乏对其译作宏观系统的研究。本书认为，应该对一个译者多部译作的整体翻译风格进行分析研究，而不是仅就一两部作品讨论。这是因为，一个译者在多年的翻译生涯中，会形成相对稳定、鲜明的个人翻译风格，而这些风格是具有辨识性的。

要把译者自己的语言风格从原作者风格中剥离出来，从语言普遍特征中识别出来，第一，可以进行同一译者对不同作者的译本比较。因为这些原作作者是不同的，也拥有不同的风格。对于不同原作风格的处理，更可以观察、总结出译者的风格；第二，要借助科学的研究工具，如语料库工具，尽量避免研究者凭借个人的语言直觉自说自话；第三，可以与同一部作品其他译者的译本进行比较，从而比较出该译者独特的翻译风格；第四，也可以将该译者作品中的数据与同时期相同类型的语料库数据进行对比，因为进行对比的语料库与该译者同属于相同或相似的社会、文化或意识形态，受到同样的社会语言规范或诗学的影响，因此这种比对可以更

清楚地显示出该译者鲜明的翻译风格特征。

因此，本研究建立在语料库翻译学理论基础之上，创建了“葛浩文十部译作语料库”和“《骆驼祥子》三译本语料库”，运用语料库研究技术，从词汇、句子、篇章三个层面考察分析上述语料库，对统计数据进行分析梳理，并得出关于葛浩文翻译风格的结论。

本研究认为，单纯的量化统计，并不足以说明翻译风格这样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众所周知，翻译是一门艺术，尤其是文学翻译。对文学翻译作品的考察离不开审美的范畴，是非常个人化的体验，因此也绝非干巴巴的实验数据所能反映的。只有通过定量和定性相结合的分析，才能对翻译风格给出较合理、科学的结论。因此，本研究还借助传统的定性分析方法，对葛浩文的翻译风格进行内省式、例证式分析，从而得出定性角度的结论。定量和定性的结果可以互为印证，为本研究提供较为客观和全面的结论。

原文本和目标文本译者风格

原文本和目标文本译者风格一、引言 Baker（2000）将译者风格界定为“译者在翻译文学作品时，其译文中表现出的一些规律性的语言模式，这些语言模式并非一次性的，而是为译者偏爱、反复出现、习惯性的语言行为模式。”译者风格研究又可分为“原文本型译者风格”研究和“目标文本型译者风格”研究：前者主要关注译者如何在翻译文本中表现原文中的某些语言特征，后者主要关注译者特有的表达方式（Saldanha，2011）。在译者风格研究过程中，国内学者多从文化负载词、美学、意识形态等角度进行原文本型研究，少有研究者利用语料库针对同一译者的多本译着进行统计分析。本文将基于语料库，利用工具软件直接考察译者在译本中的各种语言形式参数的情况（包括标准类符/形符比、句子数和平均句长、词长分布、缩略语的使用），在定量统计基础上进行定性的译者风格研究。 “中国现、当代文学首席翻译家”葛xx翻译的苏x作品共有四部，分别为《米》、《我的帝王生涯》、《碧奴》和《河岸》。我们发现葛xx 在翻译《河岸》时，省译改写了很多部分，原文和译文不对应情况比较严重。同时，《碧奴》原着有35部分共15.54万字，译着却只有23部分共6.25万词，可见译者对《碧奴》也进行了大面积的省译。为了使考察更有

意义，尽可能确保所选取的中文内容均有对应译文，所以在具体语料选取上，我们确定了《米》、《我的地王生涯》和《碧奴》（第3部分“青蛙”到第9部分“吊桥”）的中英文内容。二、基于语料库分析葛xx翻译风格基于葛xx英译小说作品及其汉英平行语料库，借助WordSmith4.0等工具软件，我们分别考察了苏x三部小说英译本中各种语言形式参数（包括标准类符/形符比、句子数和平均句长、词长分布、缩略语的使用），进而探讨葛氏的翻译风格。类符指文本中排除重复并忽略大小写后不同的词，而形符指文本中所有出现的词（Baker，1995）。类符/形符比值的高低与作者/译者词汇使用的丰富程度和多样性成正比，而当所比较的文本长度不同时，使用标准类符/形符比值更为可靠。据统计，在标准类符/形符比值方面，《米》译本最高（44.97），这说明该译本中词汇的使用最为多样；《碧奴》译本中最低（42.01），这说明该译本中词汇使用的丰富程度最低。两者比值相差将近3个单位，这表明葛xx在翻译《碧奴》时，词汇使用的丰富性和多样性明显低于其他两部作品，这也表明《碧奴》的阅读难度较小，更“浅显易读”。另外，根据英语翻译语料库（TEC）中小说子库的标准类符/形符比44.63（Olohan，2004：80），《米》和《我的帝王生涯》译本的标准类符/形符比值均与之非常接近，这表明这两个译本在此方面作

基于语料库的译者翻译策略研究——以《骆驼祥子》英译本为例

基于语料库的译者翻译策略研究——以《骆驼祥子》英译本为例摘要：《骆驼祥子》[1]是老舍的代表作，出版后被翻译成多种语言，促进了中国文化在海外的传播。本论文选取施晓菁和葛浩文的英文译本作为研究对象，采用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方法，比较两位译者翻译同一文学作品时不同的译者风格。本文立足于描写翻译学和语料库翻译学研究范式，建立《骆驼祥子》原文语料库，施晓菁译本和葛浩文译本语料库，从词汇[2]、句法、篇章层面进行定量分析。词汇层面的研究涉及分析类符/形符比、高频词、独特词等；句子层面的研究分为平均句长、句子类型，句首词等方面；语篇层面研究了篇章衔接手段。此外，本文还结合文体学对两译本进行定性分析，探讨两位译者在文化负载词、成语、修辞、思想表达以及副文本等方面的翻译策略。最后，本文从内部和外部两方面探讨译者风格形成因素。通过比较两译本，可以发现葛浩文译本更侧重于对中国文化的诠释，更容易让国外读者所理解，翻译更灵活。翻译文化负载词时，多运用异化翻译策略。而施晓菁译本则侧重于对原文的忠实，在翻译文化负载词时，通常是运用归化翻译的翻译策略。两位译者风格的不同与社会文化背景、译者主观因素等有关。关键词：译者风格；骆驼祥子；语料库翻译一、引言

老舍[3]被誉为“人民艺术家”、“语言大师”，他的小说在20世纪上半叶受到国内外的广泛好评。他的代表作《骆驼祥子》用丰富的方言和生动的口语描写了北平市民。这部经典的爱情包含了一个农村男孩祥子的悲惨故事，他想买一辆人力车，在北平开始他的新生活。不幸的是，他的梦想破灭了。他终于堕落成一个自私的人。老舍以其成熟的写作技巧，描绘了二十世纪初的北平。它已被翻译成17种不同的语言，受到国内外读者的欢迎。这部小说分别由伊万·金、让·M·詹姆斯、施晓菁和葛浩文翻译成四个英文版本。在这四个译本中，施晓菁和葛浩文的译本更值得关注。一方面，两位译者在社会文化背景方面存在着更多的差异。这两位翻译人员来自不同的国家，但都精通英语和汉语，并曾在国外学习过。另一方面，施的翻译忠实于原文，但葛浩文仍然觉得不完美。这可以追溯到施的翻译风格。本文旨在找出两位译者在文体上的差异，并进一步分析其原因。施晓菁是其中唯一的中文翻译。在南京，她在日内瓦度过了童年。施是北京大学联合国翻译培训班的首批毕业生之一。她精通英语和汉语。她的译文发表于1981年。著名汉学家葛浩文教授中国现代文学和文化已有二十五余年。他是一位杰出的美国现当代中国文学翻译家。上世纪60年代，他参军去了台湾。他翻译了30位作家的60多部作品。三十年后，他发现《骆驼祥子》以前的译本不完善、不尽如人意，于是决定出版一部完整、忠实、可读的《中国现代经典》英文译本。文通过比较两位译者的文体差异，试图找出他们翻译策略背后的原因，即译者的翻译策略及风格。老舍的代表作《骆驼祥子》是一部对当时北平进行全面考察的经典文学作品。葛浩文是一位经验丰富的翻译家和汉学家，他发现以前的翻译并不完美。他决定在2010年翻译《骆驼祥子》。这个版本值得更多的关注，因为葛浩文做了很多改进。而施是四位译者中唯一的一位。通过对英汉译者的比较，不仅可以全面了解两位译者的思维方式、文化背景，而且可以为翻译提供一些建议。这有助于中国文学作品更好地被外国读者接受。此外，在向世界介绍中国文化的背景下，中国文学作品的研究更值得关注。通过比较中英译者的文体差异，充分展示译者的翻译策略和风格形成机制。此外，本文还对中国文学作品的翻译提出了一些建议。二、基于语料库的研究方法与研究目的

跨文化交际视角下汉语禁忌语翻译策略研究——以《红高粱》葛浩文译本为例

跨文化交际视角下汉语禁忌语翻译策略研究——以《红高粱》葛浩文译本为例跨文化交际视角下汉语禁忌语翻译策略研究——以《红高粱》葛浩文译本为例简介：禁忌语是汉语语言中的一种特殊表达方式，其中所包含的内容往往涉及到一些文化传统、宗教观念以及道德价值观。因此，在汉语禁忌语的翻译过程中，翻译者必须考虑到跨文化交际的问题，以便确保翻译的准确性和保证译文的质量。本文将以葛浩文译本的《红高粱》为例，从跨文化交际角度探讨汉语禁忌语的翻译策略。正文：汉语禁忌语是汉语语言中的一种特殊表达方式，是一种蕴含着文化传统、宗教观念以及道德价值观的语言表达形式。因此，汉语禁忌语在翻译过程中需要特别注意跨文化交际问题，以确保翻译的准确性和保证译文的质量。本文将以葛浩文译本的《红高粱》为例，从跨文化交际的角度探讨汉语禁忌语的翻译策略。《红高粱》是一部流传已久的古典文学作品，其中涉及到许多汉语禁忌语，例如“四海之内皆兄弟”（si hai zhi nei jie xiongdi）、“无米之炊”（wu mi zhi chui）等。葛浩文译本的《红高粱》，采取了“接近法”（near-equivalent）翻译策略，将“四海之内皆兄弟”译为“All are brothers within the four seas”，将“无米之炊”译为“cooking without rice”。从这两个例子可以看出，葛浩文译本的《红高粱》采取的“接近法”翻译策略，在

保留原文的禁忌性的同时，也尽量将其译成英语语言中的接近表达。在翻译汉语禁忌语时，翻译者不仅要考虑到跨文化交际问题，也要尊重译入语的文化背景。例如，“无米之炊”在汉语里有明确的禁忌性，因其所暗含的含义是尊重父母，不管父母有多么清贫，子女都要照顾他们。然而，在英语语言中，“cooking without rice”并没有达到原文表达的效果，因为英语语言中没有汉语中“无米之炊”的禁忌性。因此，在翻译汉语禁忌语时，翻译者不仅要考虑到跨文化交际问题，也要尊重译入语的文化背景。此外，翻译者在翻译汉语禁忌语时还需要考虑到译入语的表达习惯。例如，汉语中的“一切可以”（yi qie ke yi）涉及到“可以”的含义，其实英语中更常用的表达是“it is possible to”。因此，在翻译汉语禁忌语时，翻译者需要考虑到译入语的表达习惯，以确保翻译的准确性和保证译文的质量。总结：从跨文化交际的角度来看，汉语禁忌语的翻译策略应该注重保留原文的禁忌性，同时也要考虑到译入语的文化背景和表达习惯。本文以葛浩文译本的《红高粱》为例，分析了葛浩文译本采取的“接近法”翻译策略，从跨文化交际的角度探讨汉语禁忌语的翻译策略。

葛浩文的翻译理念、策略、原则和特点

葛浩文的翻译理念、策略、原则和特点葛浩文翻译莫言的小说,大量采取省略、删除、添加、改写的方式,对涉及社会文化背景的内容常采取模糊化的处理。他的译本中在西方获得广泛认可,但中国的一些评论家认为他为了迎合西方读者口味,采用伪忠实和叛逆的翻译手法,过度美化原文,译出"象征性文本"的畅销书,不属于严肃的文学翻译。葛浩文申辩说,自己并不惯于删减,译文要忠实于原作,但不必完全按字面意义翻译。对于葛浩文是否忠实原文,采用何种翻译策略,研究者一般仅选取具有代表性的若干语例作为论据,没有数据支撑;或仅粗浅标注英语文本,用提取高频词或计算句长比等方法研究翻译共性,未能就语言及内容差异对中英文本进行系统和深入的对比。本研究结合定性和定量的研究方法,使用软件进行人工标注,采用双语平行对比法,从内容、语言两方面对比《天堂蒜薹之歌》的中英文本,标注和统计其中对文化负载词、颜色词、动作谓词灵活多变的处理,根据统计数据总结葛浩文译文的特点,解读其翻译理念,分析其翻译策略。研究发现,葛浩文的翻译理念是忠实作者思想,考虑读者接受度,文辞优美易读。为了做到这一点,他在翻译中采用的办法是:在内容上,直译约占原文篇幅90.4%,删减约占8.0%,改动约占1.6%;加译约占译文篇幅的1.1%。在对语言细节的处理方面,55.5%的文化负载词采用改译法,改动的动作谓词中,约有81.1%为上义词变下义词,对约72.5%的颜色词采取直译,有时则根据小说语境和语用习惯选取合适的表达:在语言上,他采用的翻译策略主要是变化词类,调整语序,变更句子语气,重组句子结构等。葛浩文秉持尊重原文作者的翻译原则,重视与作者的沟通以确保对作者意思

浅谈葛浩文英译当代中国小说翻译观点

浅谈葛浩文英译当代中国小说翻译观点葛浩文（Howard Goldblatt），美国著名的汉学家，是2012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莫言作品的英文译者。出生于1939年，1961年毕业于长滩加州州立大学，之后于服役期间在台湾学习汉语，现任圣母大學讲座教授以及香港城市大学客座教授。葛浩文的成名作是1974年翻译出版的《萧红评传》，之后曼氏亚洲文学奖三位得主之作品也均为葛浩文译作，包括2007年的姜戎《狼图腾》、2009年的苏童《河岸》和2010年的毕飞宇《玉米》。2012年，葛浩文英译的莫言作品《红高粱》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其翻译严谨而讲究，让中国文学披上了当代英美文学的色彩，汉学大师夏志清在《大时代端木蕻良四十年代作品选》的序言中盛誉葛浩文为中国现当代文学之首席翻译家。美国作家约翰厄普代克将葛浩文比喻成接生婆，他在《纽约客》杂志上写道：在美国，中国当代小说翻译差不多成了一个人的天下，这个人就是葛浩文。莫言本人也在2010年在美国科罗拉多大学博尔德校区演讲时说：如果没有（葛浩文）杰出的工作，我的小说也可能由别人翻译成英文在美国出版，但绝对没有今天这样完美的翻译。翻译思想是指译者本身对翻译工作的宏观认知，即译者对翻译的总体观念。这种观念会影响到译者对译文本、翻译策略、方法等方面的选择和应用。系统研究译者的翻译思想，不仅有助于把握译者所采用的翻译策略和方法，而且可以深化我们对于译者翻译行为背后的不同驱动因素的理解。在此，笔者将选取论文中的典型代表，总结其主要翻译思想，并指出其指导下的翻译策略。孟祥春（2015）认为，葛浩文的翻译思想主要包括翻译功用论、策略论、认识论、过程论与标准论。他把葛浩文的翻译思想归结为在全球文学生产大语境下，以忠实为前提、以可读、平易、有市场为基本诉求、以目的语读者为中心、凸显自我的再创作。孟祥春将其解读为全球文学生产大语境体现了葛浩文的全球视野；忠实让其翻译成为翻译；可读、平易有市场是翻译的标准论，确保了翻译取得成功；凸显自我是对译者的解放与主体性的高扬；再创作属于认识论，抓住了文学翻译的本质，提升了译者地位。胡安江（2010）则从文本选择、文本的准确性、可读性和可接受性等视角切入，分析了葛浩文以读者为中心的翻译思想，认为葛浩文强调译文的准确性、可读性和可接受性。此外，胡安江还认为：总的来说，葛氏翻译时秉承与信守的快乐原则与读者意识，以及在此理念下葛译对于准确性、可读性与可接受性的追求与强调，构成了汉学家译者模式的另一种言说类型。胡安江还引用了葛浩文的话来印证自己的观点：当我意识到自己是在忠实地为两个地区的读者服务时，那种满足感能让我在整个翻译过程中始终保持快乐的心情。王海平（2011）在文献中总结葛浩文的翻译思想主要为：葛氏还是比较看中翻译的忠实性的，但他也强调译文的创造性，追求两者的统一。他也引用到了葛浩文的原话：我热爱创造性与忠实于原著之间的冲突，以及最终难免的妥协。在以上翻译思想的指导下，葛浩文采取的翻译策略具体如下：孟祥春（2015）认为葛浩文的翻译整体上是异化和归化相通，直译和意译相协调，但不容否认的是，葛译归化与意译的倾向性更为明显，这显然是为可读性服务的。孟祥春还引用

目的论关照下的葛浩文翻译策略探究

目的论关照下的葛浩文翻译策略探究弗米尔的目的论认为，决定翻译过程的主要因素是整体翻译行为的目的。它主张在翻译过程中，译者应遵循三个总体原则。译本的预期目的决定翻译活动的方法和策略。针对莫言作品英译本的读者，葛浩文在翻译过程中对于原文中的文化负载词，采取了不同的翻译手段，使译文尽量保留中国文化特色，又符合英语表达习惯，从而实现翻译的文化交互功能。本研究从目的三原则角度分析葛浩文在处理文化负载词时所采用的翻译策略，探究葛浩文的翻译风格。目的论葛浩文《酒国》《红高粱》翻译策略一、引言莫言能够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其作品的译者们功不可没。而葛浩文对其作品的传播起了巨大的影响。葛浩文从事中国文学研究及中国现当代小说翻译已年逾三十载，译作丰硕，其翻译观点和风格亦自成一派。他是中美媒体笔下“唯一首席接生婆”，又被夏志清先生称赞为“公认是中国现代、当代文学之首席翻译家”。文军等对葛浩文的翻译观进行了简单的归纳介绍，它将葛浩文的翻译观分为对原语和译入语的忠实、翻译即背叛、翻译是重写以及翻译是跨文化交流活动四个方面。由于莫言作品大多描述20世纪六七十年代东北高密乡的人民生活，带有浓厚的乡土气息。在《酒国》与《红高粱》这两部作品中存在着大量极具中国特色的文化负载词，为英译过程设置了很大障碍。本文试图通过对源文本和目标文本做双语平行文本对比，从目的论的三个原则出发，重点考察葛浩文处理特定文化负载词时所采用的翻译方法，来认识和探讨葛浩文翻译风格。二、翻译目的论德国的功能翻译理论产生于20世纪70年代到80年代，包括赖斯提出的文本类型理论，弗米尔提出的目的论，曼塔里阐发的行为理论和诺德提出的功能加忠诚的理论。而弗米尔的目的论是功能翻译理论的核心部分，它强调翻译的互动和语用特征，认为目的语文本的形式应当首先由功能，即由目的语语境中要达到的目的来决定。由于语言和文化差异的存在，译文不可能和原文的各方面都达到一致，必要时会对原文信息进行再加工，要么有所保留，要么有所变动。而保留多少，改动多少就要视翻译的目的而定。目的论理论主张，在翻译过程中，译者应遵循三个总体原则，即目的原、连贯原则和忠实原则。目的原则指的是，整个翻译过程包括翻译方法和翻译策略的选择，都是由翻译行为所要达到的目的决定的，即译者的目的、译文的交际目的和使用某种特殊翻译手段所要达到的目的。连贯原则指的是，译文必须符合内文连贯的要求，是针对译文内部及其与译入语文化之间的关系而言的。忠实原则指的是，译文与原文之间应符合互文连贯的要求，是针对译文文本与原文文本之间的关系而言的。而忠实原则必须首先服从目的原则和连贯原则。目的论不再把“信”或“忠实”作为首要的翻译标准，它强调“合适”（adequacy）而不是“对等”（equivalence），并且以预期目的来判断译文是否成功，而预期目的则应反映目标语读者的要求。译本的读者，有特定的文化背景、阅读期待和交流需要。译者为实现译文的预期功能，达到目的语读者的预期来选择相应的翻译策略，或是归化，或是异化，或是两者的结合，而不是盲目地忠实于原文。三、葛氏英译本《酒国》《红高粱》中文化负载词的翻译策略文化负载词是指在语言系统中，最能体现语言承载的文化信息、反映人类的社会生活的词汇。本文研究的文化负载词是包含中国文化中特有的审美信息的词语或词组。葛浩文曾提到，好的翻译第一要“忠实”，忠实即形式对等以及译文与原文的语用功能对等两方面。在英译莫言作品《酒国》《红高粱》的过程中，他通过直译，直译加注解，删减和重写等翻译方法，使得译文

葛浩文翻译观试析——以《生死疲劳》英译本为例

葛浩文翻译观试析——以《生死疲劳》英译本为例美国翻译家葛浩文(Howard Goldblatt)是“公认的中国现代、当代文学之首席翻译家”。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他翻译了大量的中国台湾和内地的作品，台湾作家白先勇、朱天心，大陆作家苏童、莫言等众多知名作家的英译本均出自他之手。此次莫言获得诺贝尔奖，其瑞典语的译者陈安娜就指出，不能忘了一个美国翻译家葛浩文。近年来，我国翻译界对葛浩文也日渐关注，涌现出不少相关文章。不少学者认为葛浩文的翻译“不忠实于原作”甚至给其贴上“连译带改”的标签。在葛浩文所译的中国作品里，莫言的作品是他译得最多的，目前已经出版的有《红高粱家族》《天堂蒜薹之歌》《生死疲劳》等9部作品，另有作品《蛙》即将出版。本文将以葛浩文所译的《生死疲劳》为例，分析他在翻译这部作品时所体现的翻译思想。选择《生死疲劳》作为研究对象，很大程度上源于这部小说独特的地位，当诺贝尔奖诺奖组委会邀请莫言为全世界大学生推荐一部他的作品时，莫言推荐了《生死疲劳》，称“因为这本书比较全面地代表了我的写作风格，以及我在小说艺术上所做的一些探索。” 一、忠实是基本原则葛浩文在翻译某些作品如《狼图腾》时进行了一些删减，在处理某些词句时进行了变通，因此有学者据此认为葛浩文对原著不够忠实。笔者认为，这种观点是有失公正的。

恰恰相反，“忠实”是葛浩文一直秉承的原则。他提出，译者“必须尊重原著”，他们“最大的导师就是文本”。在《狼图腾》英文版首发仪式上葛浩文把作家比作鱼，译者是虾，是配角。他曾批评金恩(Evan King)在英译老舍《骆驼祥子》时将悲剧结局改为喜剧，认为这种改写与失真是很危险的。他也同样批评了译者在翻译过程中的文体与风格失真，认为翻译家不能牺牲原著独到的文体。在他接受的历次访谈中，他多次提到他是很忠实于原文的。葛浩文是这样说的，也确实是这样做的。这首先表现在他对翻译严谨的态度。为了不偏离原文作者的意图，翻译中遇到的疑问，他都会尽力与作家联系进行沟通。在翻译莫言多部作品时，与莫言不断书信往来，一次又一次地修订。莫言在科罗拉多大学博尔德校区的演讲中提到，“……我与葛浩文教授1988年便开始了合作，他写给我的信大概有一百多封，他打给我的电话更是无法统计……教授经常为了一个字、为了我在小说中写到的他不熟悉的一件东西，而反复磋商……由此可见，葛浩文教授不但是一个才华横溢的翻译家，而且还是一个作风严谨的翻译家……”。下文将就《生死疲劳》的翻译阐述葛浩文是怎样践行他的“忠实”原则的。莫言是一个对小说叙事艺术、小说文体始终非常关注的作家，他认为《生死疲劳》比较全面地代表了他的写作风格，以及他在小说艺术上所做的一些探索。《生死疲劳》采取了章回体形式，重现了古典小说与民间叙事的传统特色，使小说具有说书的特色，带有传奇色彩，贴近民间。葛浩文在翻译本书时，对原著的这种章回体做了比较完整的保留，体现了《生死疲劳》的民族特色。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之前几位汉学家的做法恰恰相反，比如赵庆龄在其论文中提到译者珀西在翻译《好逑传》时就对原著中的章回体系进行了大刀阔斧的调整［4］。

《骆驼祥子》两个英译本中报道动词的显化翻译——从译者风格视角分析

《骆驼祥子》两个英译本中报道动词的显化翻译——从译者风格视角分析作者：裴宇雨来源：《校园英语》 2019年第32期【摘要】本研究基于《骆驼祥子》同源多译语料库，考察两位译者在报道动词显化翻译中展现出的译者风格差异。通过对比源文本和两个译本中报道动词的频次、种类、高频报道动词、显性报道动词与隐性报道动词，研究发现两个译本虽然均呈现显化趋势，但二者在显化程度和显化方式上不尽相同：葛译本显化程度更高，在显化方式上注重复合词和“say”的使用，并且隐性词转换明显；施译本更遵从源文的表达，显化方式上偏好单语类词，隐性词的使用上更接近源文。【关键词】译者风格；报道动词；显化【作者简介】裴宇雨，武汉理工大学外国语学院，硕士研究生。一、引言近年来译者风格成为翻译研究的热点话题之一。译者风格是指“译者在翻译文本选择、翻译策略与方法的应用以及翻译文本的语言应用等方面所表现的个性化特征”(胡开宝、谢丽欣，2017：12)。众多学者利用语料库对译本规律性的语言特征进行了分析，从研究内容上看，这些研究主要考察译者惯用的语言方式，包括形式、语言、叙事或综合类参数(刘泽权、王梦瑶，2017；王青、刘莉，2014；李德凤等，2018)。黄立波(2011)认为译者风格研究不仅包括译者惯用的语言方式，翻译中的显化、简化和范化等共性特征也是译者风格的表现。然而就翻译显化而言，目前国内仅有少数几位学者基于该视角研究了译者风格。翻译显化能彰显译者风格，不同译者具有不同的认知特点和显化翻译策略，即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对源文的理解和诠释的程度、方式不尽相同，由此反映出不同的显化特征，展现不同的译者风格。报道动词在小说中具有显现当时语言环境、表明说话人心理活动和反映人际关系的作用。因此，在小说的翻译中，报道动词的翻译尤其重要。不同译者对同一报道动词的翻译不尽相同，而这些形式和词义明晰度等差异均是译者风格的体现。本研究将从报道动词着手，探讨施晓菁、葛浩文两个译者在同源作品《骆驼祥子》中如何体现个人风格。二、研究设计本研究的语料包括《骆驼祥子》源文及施晓菁、葛浩文的两个英译本。本研究从组合方式来上将报道动词分为单语类和复合类；从话语方式来看，我们将报道动词分为显性和隐性。研究参数包括：报道动词的频次、报道动词种类、源文本和两个译本中的高频词、显性词与隐性词。首先，利用AntConc3.2.1w分别对源文本和译本进行检索，以引号为检索词，找出源文和译文中所有的带有引号的句子。然后将三个语料中出现的报道动词分别建立三个txt文档，然后人工进行总频次统计。接着对三个文档中的报道动词进行种类统计，并进一步划分为单语类报道动词和复合类报道动词。最后，按照显性词和隐性词的分类标准进行分类。三、分析讨论 1.报道动词总体显化情况分析。

葛浩文英译《生死疲劳》中语言文化负载词翻译策略研究

葛浩文英译《生死疲劳》中语言文化负载词翻译策略研究一.文化负载词近些年,文化负载词（Cultural-loaded Words）一直是被讨论的热点话题。文化负载词指那些能够反映某个民族独特文化事务、概念、承载本民族文化信息、在译语中没有对应的词汇。（张斌,2006）中华民族上下五千年灿烂文化衍生了许许多多独特且鲜明的文化负载词,进而形成了我们所熟知的习语、成语、地方俚语甚至典故等。《生死疲劳》是一部典型的蕴含丰富文化负载词的文学作品。由于西方读者对于中华文化的不熟悉,这就十分考验翻译者：如何将这带有异国地域文化和人情风貌的作品展现给西方世界,并被西方读者所接受呢？二.《生死疲劳》背景介绍《生死疲劳》的主线是六道轮回：故事以1950年到2000年中国农村风云变幻50年间为大背景,讲述了一个被冤杀的土地主西门闹历经六道生死轮回,成为驴、牛、猪、狗、猴以及最终变为大头婴儿的故事。故事紧扣农民与土地这一紧密关系,以各种动物的视角,展现了半个多世纪以来中国乡村社会的悲欢往事以及农民同命运作斗争的事迹。三.葛浩文英译《生死疲劳》中语言文化负载词翻译策略在莫言作品多种语言的译本中,影响最大且作用最关键的是葛浩文（Howard Goldblatt）的英译本（邵璐,2013）葛浩文是美国著名的汉学家,他于20世纪60年代服役期间在台湾学习汉语,后获得印第安纳大学中国文学博士学位。深厚的汉语学习背景使得葛浩文在翻译策略的选取上游刃有余。 1.意译例：洪大哥,你大人不见小人的怪,不要和这个直杠子人一般见识。译：Brother Hong, youre too important to worry about the problems of small fry like us. You mustnt bring yourself f down to the level of this coarse laborer. 大人不计小人怪出自陈孟荣《兴唐传闹花灯》第12回。原文：常言道：大人不见小人怪,宰相肚里能行船。意思是说希望对方不要计较与自己计较自己的过错,是一种主动认错的态度。此处葛浩文采用肯定结构表否定的tooto（太而不

改写理论视角下葛浩文英译本《丰乳肥臀》的研究

改写理论视角下葛浩文英译本《丰乳肥臀》的研究改写理论视角下葛浩文英译本《丰乳肥臀》的研究引言近几十年来，跨文化翻译成为了学术界热门话题之一。随着全球化的发展，文化之间的相互交流和理解变得尤为重要。文学作品的翻译更是一项具有挑战性的任务，因为它涉及到文化、语言和审美的交融。本文将以改写理论为视角，探究葛浩文的英译本《丰乳肥臀》中的改写策略。改写理论与翻译改写理论强调文学作品的再创作和再创造。它尝试通过语言和文化的转换，将原作进行改写。在翻译过程中，改写理论可以为译者提供一种灵活的思维方式，使其能够从不同的角度重新审视原作，并采取适当的策略进行翻译。改写策略在《丰乳肥臀》中的应用 1. 文化背景的转换葛浩文的小说《丰乳肥臀》涉及到了中国历史和文化的方方面面。然而，由于中西方文化的差异，英译本需要进行合适的文化转换。在译者的改写中，他们将原作中具有中国特色的细节和情节进行了修改和调整，以符合西方读者的理解和接受。 2.语言风格的调整《丰乳肥臀》中运用了丰富的语言风格，包括方言、俚语和古文等。在翻译过程中，译者需要寻找合适的英语表达方式，并确保其传达了原作的语言风格和韵律，以使读者得以体会到原作的独特之处。 3. 表达意义的转变语言的不同会导致词义和隐喻的失真。为了解决这个问题，译

者通常会选择合适的转义或解释，以保持原作中的意义和情感。在改写中，译者需要根据上下文和意图进行决策，并试图将原意准确传达给目标读者。 4. 文化习俗的重新呈现《丰乳肥臀》中涉及到了中国传统的文化习俗和价值观，这些对西方读者来说可能相当陌生。因此，在翻译过程中，译者不仅需要将这些文化元素进行适当的解释，还需要选择合适的词语和表达方式，以帮助西方读者理解并体验原作所表达的文化背景。结论通过改写理论的视角，葛浩文的《丰乳肥臀》英译本可以更好地适应西方读者的口味和理解。改写策略包括文化背景的转换、语言风格的调整、意义的转变和文化习俗的重新呈现等。译者通过这些策略，成功地在译本中传达了原作的核心思想和文化内涵，为文化之间的交流和理解搭建了桥梁。然而，尽管改写理论为跨文化翻译提供了新的思考方式和策略，但仍然存在一些挑战。因此，随着翻译理论的不断发展，我们需要继续探索和改进改写理论的应用，以更好地满足读者的需求通过改写理论的视角，葛浩文的《丰乳肥臀》英译本成功地将原作的核心思想和文化内涵传达给了西方读者。译者采用了文化背景的转换、语言风格的调整、意义的转变和文化习俗的重新呈现等改写策略，使读者能够更好地理解和体会原作的独特之处。然而，在跨文化翻译中仍然存在一些挑战，需要进一步探索和改进改写理论的应用。总之，改写策略为文化之间的交流和理解搭建了桥梁，为翻译工作提供了有益的指导

基于语料库的《沉重的翅膀》两译本翻译风格比较

基于语料库的《沉重的翅膀》两译本翻译风格比较作者：傅杰来源：《科技视界》2017年第30期【摘要】本文基于《沉重的翅膀》中文及两译本三个单语语料库，统计并分析了《沉重的翅膀》的戴乃迭译本和葛浩文译本在词汇（词频、平均词长、高频词）和语篇（平均句长）方面体现出的不同翻译风格，并尝试从两译者的文化身份阐述风格的区别。【关键词】语料库；沉重的翅膀；翻译风格 0 引言自从Baker（1993）倡导将语料库应用于翻译研究以来，译者风格的考查、译语普遍性的验证、翻译培训以及翻译教学等理论与实践的诸多方面都应用了语料库语言学的研究方法，并取得了可喜的成就（刘康龙、穆雷，2006）在翻译研究中用语料库作为很重要的研究方法来考查译者风格。Hermans（1996）认为在译文中有另一个声音，即译者的声音。Baker（2000）认为风格是一系列语言与非语言特征所表现出来的个性特征。通过有别于其他译者的个性化语言习惯，译者在译本中呈现出各自的翻译风格，具体表现在文本类型和翻译策略的选择以及译者所运用的前言、后记、脚注、文内注释等方法。利用语料库进行研究，对一些难以捉摸和不引人注目的语言习惯进行描述、分析、比较和阐释，能比较令人信服地说明译者的烙印确实存在（张美芳，2002）。 1 研究对象与方法笔者自建小型《沉重的翅膀》小说中英文平行语料库的中文文本是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1月出版的《沉重的翅膀》，英文文本分别为Leaden Wings译者戴乃迭，1980年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美国人葛浩文（Howard Goldblatt）翻译的Heavy Wings，由Grove Weidenfeld1989年出版（以下简称葛译）。研究对象为《沉重的翅膀》小说中文文本和两个英语文本Leaden Wings和Heavy Wings分别自建成3个小型语料库，然后分别将戴译和葛译转换成txt文本，借助语料库工具分别统计出《沉重的翅膀》两英译本中词和句子信息，包括类符＼形符比、标准化类符/形符比、词频、词长分布、平均词长、平均句长等信息；通过这些数据的统计对比分析两英译本的语言使用特色，从而找出译者不同风格的成因。 2 词汇层面数据统计与比较

基于语料库的葛浩文译者风格研究

基于语料库的葛浩文译者风格研究作者：李姝惠来源：《黑龙江教育学院学报》2019年第04期

摘要：作为我国首位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家，莫言的大量作品被译成外文。英语译者葛浩文对其作品的持续关注与翻译，使得莫言的作品得以真正意义上地走进西方读者的内心世界。首先对葛浩文译文汉英平行语料库进行分析，随后阐述葛浩文译者风格的特质，并分析其风格、基本特征，最后在语料库的基础上探究葛浩文译者风格。通过分析得知，中国文学要想真正地“走出去”，在拥有优秀作者与作品的同时，也要求译者长期关注、连续翻译作家作品，译者与作者之间的合作关系也应保持长期友好状态。关键词：语料库;葛浩文;译者风格;莫言小说英译本中图分类号：H315.9;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1-7836（2019）04-0118-03 美国著名汉学家葛浩文翻译了大量莫言的作品。传统翻译研究是以忠实程度为取向，参照原语文本，以原文、译文关系或对应关系作为主要探讨对象。目前，学界达成了借助语料库进行翻译研究这一共识。而相对于多语语料库而言，双语平行语料库更多，如此就使得多语种之间的翻译对比研究受到了限制。本文以语料库驱动下的研究方法为依据，在数据统计语料库语言实例的基础上，完成译者翻译策略使用情况的分析，进而对译者风格进行研究。 1 葛浩文译文汉英平行语料库语料库在20世纪60年代被当作工具用于语言学研究领域。在翻译研究中运用语料库，尤其是在莫娜·贝克提出了翻译共性研究之后，语料库译学得到了极大的发展并取得了显著的成效。依据国内现有情况而言，语料库译学研究领军人物有胡开宝、许家金、黄立波、王克非等。但是与历史悠久的传统译学研究相比较，语料库译学研究仍处于发展的初期阶段。

葛浩文翻译研究

葛浩文翻译研究作者：曾小峰来源：《文学教育》 2017年第17期内容摘要：随着西方世界渴望更进一步了解中国的过去、现在和未来，而中国文学则是一面反映行进中的中国的镜子。Howard Goldblatt(葛浩文)作为中国现当代文学翻译第一人，他的翻译思想与实践非常值得一探究竟。葛浩文的翻译观深深影响了他的翻译实践，并创造出了独具一格的葛式译文小说。关键词：文学翻译葛浩文改写论一.引言自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后，西方主流媒体终于目光投入到中国现当代文学上，重新审视中国文学，而在西方研究中国文学的路上，一位举足轻重的人物则让人无法忽视---他便是葛浩文（Howard Goldblatt）。自从奠定了他在汉学界地位的代表作《萧红评传》问世后，葛浩文几乎垄断了中国现当代文学作品的英译，近50部作品出自他之手，囊括了中国两岸三地各个时代杰出作家的经典作品，其中不少作品蜚声海外并获得过国际上各种大奖，无怪美国著名文学评论家John Updike调侃道：“中国现当代文学翻译几乎变成了葛浩文的自留地”。这一系列的奖项无不证明了葛浩文的精湛技艺和作品的有口皆碑，他是如何拥有这样的口碑的呢？本文试图探究葛浩文的核心翻译思想，以及他是如何将这一思想贯彻到翻译实践中。二.葛浩文的改写翻译理论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期，Andre Lefever将对“改写”，“refraction”的研究融入到翻译研究中。他认为翻译不仅是一种对原语文本的改写，也是一种文化改写或文化操控。“翻译当然是一种对原语文本的改写。所以不论意愿如何，改写都反映了某种特定的意识形态和诗学，并且这种操控会在一个特定的社会以某种特定方式发生。”(Lefever,1992：32) 尽管如此，葛浩文依旧保持着译者应有的尊严和对翻译的喜爱，“我热爱这个事业，热爱中文，热爱英文写作…换言之，我译故我在。”(ibid:1)他认为改写或创造，忠实与背叛是好翻译不可或缺的两大标准和要素。他进一步指出“据我经验来看，大部分的作者们至少都能容忍男男女女们将其作品改写为另一种语言—因为这绝对是翻译的本质。”(ibid:1) 三.葛浩文的改写翻译理论对翻译实践的影响葛浩文对翻译实质的看法深深影响了其翻译策略，因为他将读者接受性置于首位。而英美读者更喜欢归化的译本，更强调译者的隐身，这便意味着成功的翻译应该看起来不是翻译或有外国语的痕迹，所有这些使得葛浩文不得不对原语文本进行改写和背叛。不论是对小说标题的改译，还是对一些复杂、冗长的小说内容和结构的调整和删减，亦或是对一些涉及到政治、宗教等敏感词的替换等，葛浩文基本都采取意译为主，直译为辅的翻译策略。 (一)改写小说标题葛浩文对近50部小说的标题都或多或少进行了改写，根据其侧重点，翻译可以分为三类，标题的改写反映了叙事角度的转变，反映了潜在文化内涵的外显和补充了文化背景知识。 1.标题的改写反映了叙事角度的转变

从《生死疲劳》中探究葛浩文的翻译风格

从《生死疲劳》中探究葛浩文的翻译风格摘要：由于文化背景的差异和译者主观因素，译者在翻译工作中会有不同的处理方式，这会导致读者得到不同的感受。在研读《生死疲劳》原文和葛译本时，笔者发现从翻译忠实性角度来看，葛浩文在翻译中存在大量的误译与漏译；但是葛浩文认为，每一种语言都有自己独特的长处、局限与可能性，因此，即使想尽可能忠实地翻译原作，其译作也会以某种方式“增益”原作（孟祥春，2014）。本篇論文作者以《生死疲劳》葛译本为例，探讨葛浩文的翻译风格。关键词：《生死疲劳》；葛浩文；翻译风格 2012年，中国作家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海外翻译工作者功不可没。葛浩文是莫言作品英译中至关重要的译者。学术界对《生死疲劳》葛浩文英译本的忠实性以及连译带改一直充满争议；笔者发现，葛浩文在尊重原文的基本原则上，由于文化、语言等差异，在翻译中大量删减与改译。而在这些删减与改译中体现了译者的翻译风格。本文从《生死疲劳》的忠实性和不忠实性两方面探讨葛浩文的翻译风格。一、《生死疲劳》葛译本中的译者翻译风格通过对译本中，我们可以发现，由于文化、习俗等差异，在翻译中不存在一一对应的翻译。对于莫言《生死疲劳》葛浩文的英译本的忠实性，学术界一直充满争议；笔者认为，对于葛浩文的翻译风格，不能单单用忠实与否来判定，但可以利用忠实性与不忠实性进行探讨。莫言也曾为葛浩文译文的“不忠”辩护：“我和葛浩文教授有约在先，我希望他能在翻译的过程中，弥补我性描写不足的缺陷。因为我知道，一个美国人在性描写方面，总是比一个中国人更有经验”（莫言，2000）。在译者看来，研究葛浩文的“不忠实性”翻译，更能探讨其译者风格。二、“不忠实”之一：理解层面在翻译，译者在不忠实于原作的翻译就很容易被称为误译，这一过程，产生的原因有很多，所以译者要对于原作措辞的深层含义进行诠释，然后贴近目的语读者。尽量使用归化的策略。“归化”的本质属性，是“译文接受者取向”，即译者在翻译中尽量向译文接受者靠拢。（熊兵，2014） 1.“我真他娘的光荣，全中国的一个黑点！”爹说。“我们要抹掉你这个黑点！”金龙说。 “I’m fucking honored，the one black dot in all of China！” “We are going to erase that black dot！” 在汉语中“黑”是一种颜色，常用来形容坏的、不吉祥的事物，如“黑社会、黑手”等，用英文来讲即“something ugly or bad”。在例句中，葛浩文将其翻译成

从几篇重要文献看葛浩文的翻译思想

从几篇重要文献看葛浩文的翻译思想葛浩文是中国当代翻译学界一位著名学者，也是近年来文献翻译学界最为影响的思想倡导者之一。在他的研究领域，他有着多角度的发展，其优良的学术思想在文献翻译教育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葛浩文在其著作《文献翻译与文献翻译学》和《中国文学翻译理论与实践》中提出，翻译过程有二条主线，一条是源译文的语义捕获，另一条是具体的语言表达。葛浩文提出的“双轨思想”指出，翻译的关键是要在源译文表达两个上下文系统中找出共同点，实现语义对等，使源译文在语义等价的情况下相互替代；而在实践中，翻译者则要尽量保存源文的形式，让译文能够更具有可读性，体现可被理解的丰富含义。另外一方面，葛浩文也认为文献翻译不仅是单纯的语言转换，而是需要文化熏陶和文学写作技能的复合性活动，译者需要对文献的本质特征有清晰的理解，并将其更好的写出来，完成文化的跨越，使文献的来源文化含义流传下去。此外，葛浩文的翻译思想还反映在他的文章《语言及其翻译》中。在书中，他着重指出“翻译的过程不仅具有可量化的语言性质，也具有历史性质，亦即一种改变双方之间国家关系的行为”。葛浩文强调，翻译者需要融入文化背景，了解文献所处的源语环境，营造兼容性及相互理解的语境，以调和翻译之间孰优孰劣，文化之间融合和差异的关系，从而丰富译文的表达能力。总之，葛浩文的翻译思想突显出其重视源语文本的表达能力，坚持在翻译过程中实现源文的语义对等，同时着重强调翻译者应具备较强的文学写作技能和文化熏陶，当然他也指出翻译是一种改变双方国家关系的行为，希望以文献翻译来调和文化差异，实现中西文化和谐沟通。因此，葛浩文的翻译思想对文献翻译的教育及实践提供了一条明晰而深刻的思路

《天堂蒜薹之歌》拟声词英译研究——以葛浩文译本为例

《天堂蒜薹之歌》拟声词英译研究——以葛浩文译本为例《天堂蒜薹之歌》是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莫言的第二部长篇巨制，也是广受赞誉的一部小说。小说取材于“蒜薹事件”新闻报道，围绕“天堂县农民丰收、卖蒜薹”和“金菊、高马反抗换亲”两条主线索，采用插叙手法，分别讲述了主人公高马、高羊、金菊、四婶、四叔的悲惨遭遇，抨击了基层官员的腐败无能以及农村封闭落后的思想观念，具有极强的社会现实意义。除小说揭露的深刻现实意义外，拟声词的使用也赋予小说以独特的艺术特色。据统计，莫言在《天堂蒜薹之歌》中共运用了332处拟声词，如“咔嚓咔嚓”“咯吱咯吱”“哗啷”等，不仅形象生动地再现了小说的活动场景，同时使文章具有强烈的节奏感，有效地调动了读者的感官体验，使小说有“声”有“意”。考虑到拟声词在莫言作品中的大量运用以及相关翻译研究尚少，笔者认为有必要对拟声词的翻译进行专门研究。本文将以莫言“御用翻译”葛浩文关于《天堂蒜薹之歌》的译本为例，在逐个分析葛浩文对拟声词的翻译的基础上，归纳总结葛浩文在英译拟声词时采用的翻译方法及技巧，并从宏观上把握葛浩文在英译拟声词时所体现的翻译观，力图为拟声词的英译起到一定的指导作用，从而进一步促进典籍英译及其在世界范围内的传播。

图1 《天堂蒜薹之歌》拟声词翻译方法及技巧一、直译法拟声词不仅是一种构词法，同时也是一种重要修辞手段，在文学作品中广为应用。拟声词不仅具有情景再现的功能，而且具有很强的音韵效果，使文章读来朗朗上口，活泼生动。所以，在对文学作品进行翻译的过程中，译者都尽可能地保留原文中的拟声修辞手法，采用直译的翻译方法，译为目的语语言中的对应拟声词。葛浩文在翻译《天堂蒜薹之歌》时，对其中约66%的拟声词汇进行了直译处理。笔者通过对这些拟声词汇进行英汉对比分析，发现葛浩文在直译拟声词时主要考虑了三方面的因素：1、对于目的语中存在的发音相似、表达意义相近的拟声词，葛浩文直接将其音译为相应拟声词；2、对于目的语中不存在相似发音的拟声词，葛浩文在保证传达原文语意的基础上，尽可能选用与原文拟声词具有相同或相似音素的拟声词汇；3、灵活转变句法成分。下文分别对三种情况进行举例分析： (1)彩虹消逝，天空瓦蓝，阳光如火。嘭! [1]12

基于语料库的《生死疲劳》熟语英译研究

基于语料库的《生死疲劳》熟语英译研究熟语是一个民族长期生产生活的智慧结晶，具有鲜明的民族、时代和地方特色。虽然学者们对熟语的概念界定存在分歧，姚锡远、安娜等、叶瑾和周江林等曾对此做了详细综述，但基本认为熟语应包括惯用语、成语、谚语、歇后语等。《生死疲劳》以宏大的想象力给读者带来一段有关生死轮回的历程，是莫言文学创作成熟期的重要代表作，也是他获国际大奖最多的一部作品。该小说中汉语熟语俯拾皆是，尤以成语、惯用语为最，最能体现莫言小说的“乡土语言”特色。基于此，本文将以成语、惯用语、谚语和歇后语四类熟语为考察对象，统计分析它们在《生死疲劳》中的使用样数、频数及翻译方法，以数据为支撑，论证葛浩文的熟语翻译方法和翻译观，为其它类似研究提供数据支撑和对比，也为翻译教学和熟语字典编纂提供参考。一、文献综述笔者以“生死疲劳、翻译”为主题词在CNKI检索(检索日期截至2018年3月2日)，得到相关文献176篇。这些文献从翻译文体学、叙事学、翻译美学、生态翻译学等不同视角分析了《生死疲劳》英译本的翻译方法、翻译策略及译者的翻译风格等。其中，与熟语(习语)研究相关文献3篇。王怡婷、林梅指出葛浩文在语言维的转换上多用直译翻译习语，在文化维上选择直译和意译，在交际维上选择重写；刘庚、卢卫中借助概念转喻理论，分析指出《生死疲劳》熟语英译带有一定译者主体性色彩，译者的转喻思维方式影响不同翻译策略的使用；胡密密从“第三空间”分析了该作品的乡土语言。熟语翻译在莫言其它作品研究中也有提及，如单伟龙借助语料库手段，以《红高粱家族》和《变》为例，撰文论证葛浩文的习语翻译方法和策略；周领顺、周

怡珂借助“葛浩文翻译语料库”，全面地分析了葛浩文对涉“狗”语料的翻译和处理[9]。对葛浩文译本的熟语翻译研究，除单伟龙外，其它文献多为定性的个案分析，或选取单一熟语展开论述，如“狗”熟语研究，缺少以确切数据统计为支撑的定量分析和对熟语使用与翻译方法的整体把握。本研究参考单伟龙的研究模式，以语料库为基础，穷尽式统计分析《生死疲劳》中的熟语数量，量化熟语翻译方法，以得出更加科学全面的研究结果。二、建立《生死疲劳》汉英平行语料库该语料库的汉语语料来自《作家出版社》2012年出版的文本，英文语料为Arcade Publishing 2011年出版的葛浩文译本Life and Death Are Wearing Me Out。熟语的词性标注是建库的一大难点，现有分词软件很难细致区分熟语的类别，多有遗漏和误标现象。为解决以上难题，《生死疲劳》汉英平行语料库以《中华成语大典》《中国惯用语大全》《中国谚语大全》《中国歇后语大全》《当代英语习语大词典》等权威词典为依据，人工查找、标注汉语成语(CY)、惯用语(GYY)、谚语(YY)、歇后语(XHY)，并标注对应译文使用的翻译方法：直译(L)、意译(F)、删译(O)、减译(R)、增译(A)、借译(B)、误译(M)，以细致区分不同翻译方法在《生死疲劳》熟语翻译中的使用情况。三、《生死疲劳》熟语英译研究 (一)《生死疲劳》熟语使用情况统计分析在这部小说中，莫言不仅灵活运用各种熟语，还仿写了一些类熟语，比如“猴子戴礼帽装绅士”“博山的瓷器——一套一套的”。“猴戴帽子——装人”“狗熊戴礼帽——装大人物”是歇后语词典中有关动物的条目，莫言将这两个歇后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