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文学三

《中国古代文学三》

论述题

1.简说中国古典戏曲的历史发展过程。

中国古典戏曲理论从萌芽到形成、发展、终结，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历史时期。综观中国古典戏曲理论的发展历史，大致可以将其分为八个时期：

1）萌芽时期－－先秦至唐代

戏曲理论的发展是与戏曲艺术本身的发展过程相表里的，先秦至唐代是古代戏曲的萌芽时期。在这一时期里，组成戏曲的各种艺术因素在自身发展的同时，又相互融合，逐步发展成为综合性的戏曲艺术。同样，在这一时期里，艺术评论家们对各种戏曲艺术因素的记载与评论，便是古典戏曲理论的萌芽，对后世戏曲理论的形式具有一定的影响。

2)雏形时期－－宋金时期

在宋金时期，各种表演艺术经过发展融合后，形成了中国古代戏曲的雏形，即宋杂剧和金院本。伴随着杂剧和院本这一新的艺术形式的出现，艺术评论家们也对它们的渊源、形式原因、艺术特征及发展情况等加以了探讨与论述，这些论述，便构成了古典理论的雏形。

3)成熟时期－－元代至明初

元代是中国古代戏曲正式形成后的第一个黄金时期，无论是南戏还是北曲杂剧，都涌现出了一大批杰出的戏曲作家与作品。同时，在民间，戏曲演出活动十分活跃。戏曲的正式形成与繁荣，也促进了戏曲理论奠定了基础。

4)发展时期－－明代嘉隆年间

古代戏曲经过明初的沉寂后，到了明代嘉靖、隆庆年间，又趋于活跃，而这也使得元代开始成熟的戏曲理论有了新的发展，不仅戏曲论著的数量增多，而且理论成分大为增强。

5)繁荣时期－－明代万历年间

明代万历年间是古代戏曲史上继元代杂剧繁荣以后的又一个黄金时期。戏曲创作与戏曲演出的繁荣，也促进了戏曲理论的发展与繁荣。在这一时期里，出现了一大批戏曲论著，而且曲论家们的思想活跃，就某些戏曲创作中的问题展开了讨论。同时，曲论家们的研究范围比前人有了较大的开拓。在这一时期里，出现了戏曲理论史上第一部较系统完善专著－－《曲律》。

6)集成时期－－清初

古典戏曲论经过成熟、发展、繁荣、深入等发展阶段后，到清代初年已积累了丰厚的理论与材料。清初曲论家们便对前人的理论作了全面在总结与完善如这一时期所产生的李渔的《闲情偶寄》与金圣叹的《西厢记》评点，皆具有系统、精深的特征。

7)转折时期－－清代中叶

清代中叶，随着整个曲坛上所出现的两转移，即由剧本创作为中心转移到以舞台表演为中心、由雅部为中心转移到花部为中心，戏曲理论也随之出现了重大的转折。一是舞台表演问题成为这一时期戏曲理论家们研究的重点，出现了一大批戏曲表演论著。二是出现了众多的有关花部的论著。

8)终结时期－－近代

2.比较《长生殿》《桃花扇》爱情主题之异同。

《长生殿》和《桃花扇》都写了一段经典的男女爱情故事，分别写了李、杨和侯、李之间的爱情，贯穿全文的线索都是男女主人公之间的定情信物，在这个过程中二者都借鉴、继承了《浣纱记》中情政结合的写法，即为“借离合之情写兴亡之感”，都反映了政治的兴败和国家兴亡，主人公的爱情发展史，就是国家衰败以致灭亡的过程。尽管如此，两者还是存在差别的。

1）与政治的关系不同。

两者虽都将情政结合在一起，而且都以爱情为主线，揭示政治问题。李、杨之爱本身就是处于政治环境中不可避免的，而侯、李之爱的政治性内容却是作者主观上强加赋予的，而这爱情也因为附丽了政治内容更显得是奇而可传，这正是二者情政结合的不同之处。总而言之，《长生殿》是以安史之乱为背景，借唐明皇、杨贵妃之间悲欢离合的爱情故事，暴露封建最高统治者唐明皇纵情声色，委政权奸，腐败昏聩的腐朽本质。提示了随着统治阶级矛盾的激化，李唐王朝盛极而衰，最后走向灭亡的过程。以达到“垂戒来世”的目的。《桃花扇》企

图通过爱情故事所联系的明末一些重大历史事件的描写来揭示南明亡国的原因，抒发所谓“兴亡之感”。

2）身份、爱情表现不同。

李、杨之爱要摒弃自身政治化的脂粉，还其“人”的面目方得到升华；侯、李之爱却要粘附政治的金粉才更显绚丽。李、杨之爱所以感人，是由于不受身份束缚，他们所追求的是真正的纯粹的毫无权、利之争的理想爱情，而杨妃之受责难同样也因无视身份。

而《桃花扇》中侯、李之爱的初始在于侯方域的书生风流，如果无政治色彩的附丽，它只不过是一件再普通不过的风流韵事而已。但作者让它附上政治色彩后，通过《却奁》一出立即迸现了侯、李之爱的光芒。不仅写出了他们爱的深沉和执著，而且很好的展示了他们爱情的共同思想基础，就是反对魏党，维护人格尊严。他们在爱情上的突出表现是二人互相倾慕，互相尊重，志同道合，矢志不渝。香君虽是歌妓，却有明确的生活目的和理想，《却奁》一出她怒责侯方域企图妥协，充分显示出她在爱情上坚定的政治态度，就这样李香君变成了崇高人格气节的象征体。

3）爱情的维系不同。

李、杨之爱是一个净化，升华的过程，侯、李之爱则是一个维护和捍卫的过程。我们可以说李、杨之爱是一轮初一至十五的秋月，它要不断磨砺升华，方得八月中秋之浑圆无尘；侯、李之爱则是一枝春花，开放时已是艳丽之极，后遇狂风吹荡归于衰败。

《长生殿》超越了情与礼、情与理的外部冲突形式，直达内心展示了一个心灵净化、升华的过程。在此前的封建社会中，妇女都是贬抑的对象，而在《长生殿》中则由于杨玉环的执着进而感动明皇，显示了本书的进步性。侯，李的爱情维系的并不是男女情感，也不单是郎才女貌，却是政治化的因素，应该看到，侯，李的爱情以接近现代性爱的特点，同纯粹的性欲和古代的爱情有着本质的不同，他们是“以所爱者的互爱为前提，妇女成为和男子同等的地位，”

《桃花扇》中，作者赋予了侯方域政治成份，使其成为一名兼有软弱而又是抗拒权奸的书生，这就使李香君对侯方域的爱，不仅是维护了爱情贞操，更是一种政治贞操。这可以从《却奁》、《拒媒》、《守楼》等出充分体现。侯、李之爱本身并无矛盾，从开始结合起就有了灵与肉的结合，也带上了政治与梳栊的结合，处于十分合谐的平衡状态。杨龙友的身份为后来的附丽政治创造了条件，侯、李抗拒权奸的过程就是维护和捍卫爱情的过程。马士英、阮大铖事败后，侯、李重逢换来的不是重续旧情而是入道修真，情缘割断，走上躲避现实的道路，这恰与侯、李之爱要附丽政治有关。

4）悲剧原因不同。

《长》中杨妃殒身、明皇失国的悲剧，是由李、杨之爱的内在矛盾决定的。宫庭爱情有许多局限性，如残酷性、剥削性、脆弱性、政治性，这是永远也无法逾越的。李、杨都是悲剧的制造者，又是悲剧的承受者。李隆基作为风流情种，是与玉环爱情的缔约者、定盟者，但同时作为帝王，又是玉环魂丧马嵬的制造者，也就是李、杨之爱的破坏者；而杨玉环本身亦是如此，她拥有李隆基长久、专一的爱情，却使李隆基耽乐忘政，误用权奸，酿成安史之乱；穷奢极欲，暴殄天物，修府建殿，千里进果，这些共同导致了六军哗变，自缢身死的悲剧结局。

《桃花扇》侯、李的爱情悲剧则完全是由于国破家亡而致。侯、李之爱本身虽并无矛盾，但却因外部因素而附丽了政治，导致了悲剧的结尾。他们对爱情是忠贞不二的，之所以出现悲剧，是经不起政治突变的巨大压力。这种悲剧是国破家亡的惨痛现实粉碎了他们夫妻团圆的幻想，他们不忍心再目睹沦陷的故国山河，挥泪割断了“花月情根”，走上了躲避现实的消极反抗的道路。

5）社会背景不同。

《长》剧所写爱情的承担者与政权的主宰者是同一的，其爱情主题与政治主题是相反相成的，即：一方面表现为爱情利益与政治利益的互逆、反动，“逞侈心而穷人欲，祸败随之”，爱情愈发展、愈深化，对朝局国运的损害就愈大；另一方面,作者却正是要通过这“乐极哀来”的历史事象,达成他借古讽今、“垂戒来世”的主旨设计。

而《桃》则不同，其爱情双方是普通人,其爱情是黑暗政治的牺牲品；作者的真意也只是“借离合之情，写兴亡之感”，企望通过串演“南朝新事”,“惩创人心，为末世之一救”，即有人所说的“反权奸”主题。换句话说：《长》强调的是爱情与政治的统一，“帝王之爱”

只有在正确处理与国家政治的关系的前提下，才可能有圆满的结局，才可以具有肯定性的价值；《桃》强调的是爱情对政治的服从，一旦没有了“国”和“君”的位臵，便不允许有“爱情的位臵”。

3.品评《红楼梦》之钗黛形象。

1）林黛玉形象

林黛玉是一个比贾宝玉更多一些悲剧色彩的艺术典型。她出身在一个已衰微的封建家庭。祖上曾封列侯，到她父亲一代便已不能袭爵，父亲是科甲出身，官做到巡盐御史。林家支庶不盛，门庭单薄。林黛玉没有兄弟姐妹。母亲的早逝使她从小失去母爱，同时也使她没有像一般大家闺秀那样，从母亲那里受到礼教妇德的熏陶和训练。父亲请了家塾先生教她识字读书，又因她身体怯弱，课读也就不甚严格。封建礼教和世俗功利对她的影响有限得很，她保持着纯真的天性，爱自己之所爱，憎自己之所憎，我行我素，很少顾及后果得失。这种性格最不宜寄人篱下，可是她因父母相继去世，偏偏不得不依傍外祖母家生活。她寄居在声势显赫的荣国府里，环境的势利与恶劣,使她自矜自重,警惕戒备；使她孤高自许，目下无尘；使她用真率与锋芒去抵御、抗拒侵害势力，以保卫自我的纯洁，免受轻贱和玷辱。

在这个冷漠的环境中，她遇着热心、真诚的贾宝玉，在他们第一次见面的瞬间就彼此达到了了解和默契，他们都在对方的身上发见了自己，在自己心灵上照见了对方。他们由青梅竹马顺乎自然地发展成爱情。林黛玉和贾宝玉的恋爱经历了初恋、热恋和成熟三个阶段。初恋时的缠绵和□牾都还带着孩童的幼稚和单纯。自林黛玉扬州奔丧回来，他们的恋爱进入热恋时期。他们爱情的思想原则逐渐明晰和自觉起来。林黛玉从她孤苦无依的身世与处境和高洁的思想品格出发，执著而强烈地向贾宝玉要求着彼此“知心”、“重人”、忠于自我并与“金玉之论”以及封建主义秩序截然划分界限的严肃专一的爱情。她或喜或怒、变尽法子反复试探贾宝玉的真心，一旦得到贾宝玉的肺腑之言以后,她的感情便趋于平静,由对贾宝玉的不放心转而对恶劣环境的深沉的忧虑。“诉肺腑”是他们恋爱转入成熟的标志。

林黛玉和贾宝玉的恋爱注定是一个悲剧。这个恋爱在两个层次上与封建主义发生矛盾:首先,它违背了“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封建婚姻制度；进而由于恋爱的叛逆思想内核又与整个封建主义相冲突。林黛玉和贾宝玉不肯放弃自己的追求，他们代表着新兴的力量与封建家庭对峙着；而封建家庭要维护自身的根本利益，又决不可能允许这种恋爱存在和发展下去，这个冲突毫无调和余地。制造悲剧的不是贾母、元妃或王熙凤某个或某几个人，而是封建主义。作为外祖母的贾母并非不心疼林黛玉，但她选择孙儿媳妇终究要考虑整个家族的利益。林黛玉的羸弱的身体、孤傲的脾性以及自定终身的越轨行为，贾母是不能喜欢的，她要给贾宝玉说亲，曾托过清虚观的张道士，后来又留意打量过薛宝琴，这些迹象表明她就是没有选择林黛玉的意思。她所以一时不能对林黛玉和贾宝玉的恋爱断然干预，主要是怕伤害了贾宝玉。贾母是一个绝对利己的享乐主义者，她晚年生活需要的是甜、闹和团圆，尤其需要贾宝玉伴随在身边，贾宝玉的任何不虞都将破坏她晚年的安宁。随着贾家境况的恶化，随着家长要把贾宝玉引上封建正路以挽救家庭颓局的希望日益明确和强烈，家长便把他们的缔结“金玉良缘”的意愿一次又一次的暗示出来；同时，一次又一次的剿杀贾宝玉身边的反抗势力，并且把压迫的圈子越来越紧缩到贾宝玉和林黛玉身上。敏感多病的林黛玉挣扎着，一心想得到幸福自由的生活，她曾因自己终身无人依恃而频频想念自己的父母，她还曾幻想过薛宝钗母女的同情和庇护，但环境是那样的虚伪和险恶，她的幻想破灭了，眼泪流尽了，终于怀抱纯洁的爱和对环境的怨愤永远地离开了尘世，实现了她的誓言：“质本洁来还洁去，不教污淖陷渠沟。”

2）薛宝钗形象

薛宝钗出身在一个豪富的皇商家庭。母亲是金陵王家的小姐，外公曾主管皇家外事贸易，舅舅王子腾从京营节度使做到九省都检点，是朝中拥有军权的势要人物。薛家是商人与贵族的结合，既有注重实利的商人市侩习气，又有崇奉礼教、维护封建统治的倾向。薛宝钗幼年丧父，兄长薛蟠是个没有出息的酒色流氓。薛家虽富却不贵，薛蟠打死人命要逃脱法网，就不能不依仗贾家、王家政治势力庇护。薛家由于后继无人，和贾家一样也面临着败落的危险。出身于这样一个家庭，薛宝钗秉赋着与林黛玉截然不同的性格特质。她们同样都博览诗书，才思敏捷，但林黛玉一心追求美好丰富的精神生活，薛宝钗却牢牢把握着现实的利益。“好风凭借力，送我上青云”，薛宝钗孜孜以求的是富贵荣华。

薛家母子三人在贾家长期住下的用意是要实现薛宝钗与贾宝玉的“金玉良姻”。薛宝钗深知自家的境况和母亲良苦的用心，而贾宝玉的人品和才情在一般王孙公子中是十分难得的，故她在初次和贾宝玉单独相处时，是那样热衷于贾宝玉脖子上的“通灵宝玉”，是那样急切地让贾宝玉认识自己项上的金锁，她的要取得未来的“宝二奶奶”名分的意图一开始就已表露。起初，她也并不顾忌封建闺训，贾宝玉走到哪里，她几乎都要跟到哪里，搬进大观园后，她还常常到贾宝玉的怡红院玩到深夜,以至引起晴雯的不满。她去探视被父亲打伤的贾宝玉时压抑不住内心的爱怜之情，甚至有一次忘情地坐在午睡的贾宝玉身边，为贾宝玉做活计。

薛宝钗理想的丈夫是功名富贵中人，她比贾宝玉的父母更敏感到贾宝玉离经叛道的危险倾向，因而不断地以自己少女的妩媚和婉转的言词，同时还笼络了贾宝玉身边的丫鬟袭人,从正面和侧面规谏贾宝玉改弦易辙，劝他留心功名仕途，走上正路。这种规谏总是使贾宝玉从对她的潜意识依恋中惊醒过来，看到他和她分明站在两条永不相交的人生道路上，渐次冷淡了对她的感情。

薛宝钗得不到贾宝玉的爱情，但却握有实现婚姻的优势。她知道婚姻的缔结不在当事人，而取决于家长之命，她宁愿伤害贾宝玉的感情也不愿忤逆家长的意志。她的性格为人，早已获得贾家上下的普遍赞许，她又格外用力地取悦贾府的统治者。元春从宫里送出的灯谜本不新奇，她故意只说难猜；贾母要她点戏点菜，她就专点热闹戏文和甜烂食品；金钏被逼自杀，她为了安慰王夫人反说金钏糊涂。薛宝钗以她的人品和才干，逐渐在封建家长的心目中造成了“宝二奶奶”非她莫属的牢固地位；再加上薛家拥有贾家所急缺的财富，她所追求的婚姻势在必成。然而“金玉良姻”只是徒具形式的婚姻，这种婚姻的成功意味着她的悲剧的开始。

4.从阴阳五行的哲学变化切入品评《西游记》之沙僧形象。

孙悟空：金＋火。金主杀，悟空乃天下第一大侠客是也；火即火爆，由之而来的“猴急”猪八戒：木。木－>呆，榆木脑袋。

唐僧：水。金生水，水灭火，相生相克。（悟空与唐僧的剪不断理还乱的师徒关系）；水生木，偏袒弱者。（唐僧偏袒八戒，变相压制悟空）

沙僧：土。凝聚、调和的作用，称职的和事老。金水得土而凝聚，木火得土而调和。有了金水木火，不能没有土，故沙僧隐喻为土。由此可见，沙僧的形象并不是可有可无的，而是阴阳五行说中的一个不可或缺的因素。一路上他任劳任怨，从不与人争论，就连脾气不好的孙悟空也从不去招惹沙僧。沙僧成了孙悟空与猪八戒之间的调和剂，这一点我们也可以清楚的看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