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国佛教与政治的关系

论中国佛教与政治的关系

论中国佛教与政治的关系

佛教是世界主要宗教之一，相传佛教发源于公元前1500多年的古代印度。创始人是释迦牟尼佛，这个名号是印度梵语音译过来的，释迦是仁慈的意思，牟尼是寂默的意思，寂默也就是清净的意思，佛是觉悟。释迦牟尼是北印度人，他的故乡位于现在的尼泊尔境内。佛教的思想，吸收了婆罗门教生生轮回和因果报应的思想，但是它反对人依照出生种姓等级而认定命运，而是相信人人都可以通过自身的修养来达到成佛，意为达到觉悟的人。所以佛教在培养人的社会性上比其他宗教更加注重自己的修养，比较适应于东方的天人协调的哲学思想，所以在东方世界得到广泛的传播。佛教认为世间充满了痛苦，一切事物都是无常的。它宣扬自我牺牲的精神。提倡众生平等，认为任何人只要依照佛教教义修行就能获得解脱。

佛教发源于印度，正式传入中国是汉朝，非正式更早一些。有说法说，佛教正是传入实在后汉的永平十年（公元六十七年），在中国已经有一千九百多年历史。而最初的佛寺的名称是白马寺。佛教传到中国后与中国的传统文化互相影响、吸收，发展为中国的民族宗教之一，成为中国封建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中国古代社会历史，对哲学、文学、艺术等其他文化形态，都发生了深远的多方面的影响。自汉代至今，佛教的传入已近2000年。它深刻的影响着中国的传统思想和文化。佛教一直与不同时代，不同地区的各种哲学思想，民间的风俗习惯，社会道德乃至政治经济、文学艺术等结合任一起。中国佛教虽源于印度，但传入中国后，就逐步结合中国社会历史的特点，接受着中国思想和文化的影响和改造，才得到广泛的传播和发展，并产生了大量不同于印度佛教的精神和新面貌。

历史上，宗教与国家的政治经济一向息息相关，佛教也不例外。

佛教传入是在汉代，此期佛教刚传人中国，以佛经翻译、解说、介绍为主，人们把佛教看成是黄老之学的同类，禅学被看作是学道成仙的方术之一，佛教是在与道教方士思想结合的过程中得到发展的。在这一段时期内，佛教主要是被统治者用来追求长生不老，成佛成仙，并期望以达到自己的统治的永恒，而其在社会上还未产生强大的影响。

在魏晋南北朝时期佛经被大量翻译，中国僧侣佛学论著纷纷问世，般若学出现了不同学派，民间信仰日益广泛和深入。著名大师有道安、慧远、鸠摩罗什和僧肇等。此期，佛学受到了当时玄学的影响。所以，这个时期可以说是佛玄时期。此时期各族统治者大都以佛教为其加强统治的工具（例）。虽然如此，但这个时期也发生了运用政权毁灭佛教的事件。中古史上著名的三武一宗四次大规模灭佛的前二次就发生在此时期的北朝。引起北朝二武灭佛的主要原因是佛教势力膨胀，影响政府的兵源、财税收入、土地和劳力。灭佛导致了佛教在短时期内出现极大萎缩。

唐代也很重视对于佛教的整顿和利用。唐高祖武德二年，就在京师聚集高僧，管理一般僧尼。太宗即位之后，重兴译经的事业，使波罗颇迦罗蜜多罗主持，又度僧三千人，并在旧战场各地建造寺院。贞观十五年文成公主入藏，带去佛像、佛经等，使汉地佛教深入藏地。贞观十九年，玄奘从印度求法回来，朝廷为他组织了大规模的译场。佛教的兴盛武则天利用佛教徒怀义等伪造《大云经》，她将夺取政权说成符合弥勒的授记，随后在全国各州建造了大云寺，又造了白司马坂的大铜佛像，并封沙门法朗等为县公，又授怀义为行军总管等，这使佛教和政治的关系益加密切。其后，玄宗时，虽曾一度沙汰僧尼，但由于善无畏、金刚智等传入密教，有助于巩固统治政权，得到帝王的信任，又促使密宗的形成。当时佛教发展达于极盛，寺院之数比较唐初几乎增加一半。佛教的广为传播，使百姓的生活有了精神的依靠，因而造就了唐代的盛世之景。同时，在文化上，佛教也丰富了唐代的人们的精神生活。文化的多元性，也造就了唐诗在我国文学史上的崇高地位。不过不久之后，安史之乱起，禅家的南宗由于神会的努力，渐在北方取得地位。神会又帮助政府征收度僧税钱，以为军费的补助，

遂成为别开生面的禅宗。但是当时国家历经内战，徭役日重，人民多借寺院为逃避之所，寺院又乘均田制度之破坏，扩充庄园，驱使奴役，并和贵族势力相勾结，避免赋税，另外还放高利贷设立等多方牟利。这样在经济上便和国家的利益矛盾日深，故从敬宗、文宗以来，政府渐有毁灭佛教的意图，这个意图在武宗时实现了。从会昌二年到五年，命令拆毁寺宇，勒令僧尼还俗。综计当时解放奴役十五万人，收回民田数千万顷。

因而，我们看到，大多数时候，佛教是为统治者所用的。统治者对其大加吹捧，给与佛教极高的地位。但是，当佛教与统治者的利益相冲突时，便会出现大量的灭佛现象。究其原因，这与佛教的教义、主张有很大的关系。首先，佛教从其于印度产生初始就具有利于王的政治态度。虽然佛教追求出世、解脱，视富贵权势如粪土，但如果没有统治者的支持，它就难以生存、传播和发展，这样就有了一个佛教肯定、颂扬政权、王权和统治者以寻求外护的问题，所以，佛经中就明确提出了佛法、王法“二法不可违”。当佛教传入中国时，它的避世、厌世和出世的态度，护法（王法）护国的思想一并传入我国。其二，东晋南北朝时中国的佛教思潮主要是“空”，所谓空是指一切事物都是无自性、无实体的意思。般若学通过阐发一切事物都不是真的，劝导人们不要去分别事物，不要执著于此。这在客观上掩盖了门阀士族对统治权力和封建剥削的执著，掩盖了他们贪婪的行径。而对于下层民众则是要求他们超脱现实，不计较压迫和被压迫、剥削和被剥削，自然更不能从事起义斗争，这显然是对封建统治阶级有利的。因果报应论是宣扬众生的言论和行动都将按其善恶的性质得到不同的报应。它在民间的流传甚广，使人们不再抱有反抗之心，所以统治者往往以此来弥补封建统治理论和法律的不足，作为政治统治的补充手段，从而更有效的钳制人民，维护统治。但是，无论怎样，佛教都不可能避免与统治者相冲突，佛教主张出世，即号召人们投入佛门，摆脱轮回与生老病死之苦，这在本质上与政治是相矛盾的，因而我们发现，每当佛教发展到一个鼎盛的时期时，就会出现对佛教的打压，甚至是灭佛的现象。同时在战乱的时代，佛教的发展也会受到政治的牵连，变得缓慢，甚至倒退。政治对佛教的兴衰有着巨大的作用。

有人对佛教在政治上的影响作了如下的总结。“政治是管理众人，维护社会的团体；佛教是教化众生，净化社会的力量。政治希望人人能够安和乐利的生活；佛教要求人人能够慈悲喜舍的做人。政治是怒目金刚，要人人守法；佛教是菩萨低眉，要人人自律。政治是护法降魔，保卫国家；佛教是护生救苦，拥护国家。政治重视才干机变，以力服人；佛教重视戒律因果，以德服人。政治是权法，因时、因地、因人而制宜；佛教是实法，因教、因法、因理而肯定。政治是曲线的，曲而求远，人人平等；佛教是直线的，直指人心，见性成佛。政治重视实效通行，即日成办；佛教重视远益利济，普度未来。政治的大同世界，是理想目标；佛教的净土极乐，是如愿往生。政治以财力、军力治理国家；佛教以德力、法力辅助国家。政治从外做起，要求人民修身守法；佛教从内做起，要求人民修心守道。政治要求人人奉行四维八德，以家齐国治；佛教要求人人实践五戒六度，以自度度人。”虽然有些片面，但是也能反映其和政治的一定关系，

现实政治决定佛教，佛教反作用于现实政治，两者既一致又相冲突。

东晋南北朝时期佛教与中国政治的关系(转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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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社会上有儒、释、道三大宗教，其中的释教就是佛教。佛教虽是三大宗教中唯一的舶来品，但它却对中国社会的各个方面都产生巨大的影响。所以，我们研

究中国历史和从事历史教学，不去研究和了解佛教的影响是绝对不行的。本文想就东晋南北朝时期佛教与中国政治的关系作一简要的分析和阐述。

（一）

佛教与中国政治的关系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它包括以下的内容：一是佛教以它的宗教观念和哲学思想整体地、间接地作用于社会政治。二是佛教著名人物参与政治，而中国历史上佛教著名人物与现实政治的关系大体有两种类型：一类是因主张和世俗同化，或强调化俗的方便，都积极参与现实政治，与王朝密切联系，以宗教的特有方式服务于现实政治，这一类是主要的，占多数：另一类是因人生失意遁入佛门，或以守道清高相标榜，离开都市，幽居山林古刹，厌恶都市的文明、繁华和政治，这一类是少数。三是佛教还与社会的政治变动、与某些农

民起义和人民革命相联系。

（二）

应当指出，佛教传入我国的初期并未在社会上产生强大的影响。从东晋开始佛教才盛行，才开始形成一股强大的社会势力，受统治阶级重视并日益成为统治者

的政治工具。

在东晋南北朝时期佛教与现实政治的关系表现为四种情况：

一、统治者利用佛教和名僧参与政治。

此时期各族统治者大都以佛教为其加强统治的工具。究其原因，这与佛教的教

义、主张有很大的关系：

其一，佛教从其于印度产生初始就具有利于王的政治态度。虽然佛教追求出世、解脱，视富贵权势如粪土，但如果没有统治者的支持，它就难以生存、传播和发展，这样就有了一个佛教肯定、颂扬政权、王权和统治者以寻求外护的问题，所以，《毗尼母经》就明确提出了佛法、王法“二法不可违”。当佛教传入中国时，它的避世、厌世和出世的态度，要求国王外护的依赖思想，以及护法（王法）护国的思想一并传入我国，为中国僧人所接受。

其二，东晋南北朝时中国的佛教思潮主要是般若学、涅槃学和因果报应论。般若学的中心观念是讲“空”，所谓空是指一切事物都是无自性、无实体的意思。般若学通过阐发一切事物都不是真的，劝导人们不要去分别事物，不要执著事物，要证悟一切事物都是非有非无的最高智慧境界。这在客观上掩盖了门阀士族对统治权力和封建剥削的执著，掩盖了他们贪婪的行径。而对于下层民众，按照般若学思想推论，就是要求他们超脱现实，不计较压迫和被压迫、剥削和被剥削，自然更不能从事起义斗争，这显然是对封建统治阶级有利的。

晋、宋以来南朝的门阀士族制日益强化，压迫更重，社会更不平等。人们产生了这样的问题：门第等级有高下贵贱，人性是否也有？门第地位是命定的，圣贤才智是否也是天生的？对此佛学者以佛学理论加以阐发，由此从般若学转而宣传

涅槃学。涅槃学主要是阐发涅槃佛性的学说，主要观点有：人人都有佛性（成佛的内在根据），人人都可成佛；顿悟成佛，即众尘只要体证佛理，就可顿然而悟，成就佛果，达到涅槃境界。涅槃学虽然也有众生平等，从而包含了对现实不平等的抗议的意义，但是它却以宗教的幻想的消极的平等，掩盖了现实的严酷的不平等；以虚构的成佛许诺来安慰人们，要他们安分守已，引导人们走上非现实的解

脱苦难的道路。这自然也有利于统治者。

因果报应论是宣扬众生的言论和行动都将按其善恶的性质得到不同的报应。它在民间的流传甚广，对人民的追求现实和抗争思想的消极作用极大，所以统治者往往以此来弥补封建统治理论和法律的不足，作为政治统治的补充手段，从而更

有效的钳制人民，维护统治。

从上文所介绍的我们可以看到，佛教教义和主张与统治者有利。而这点统治者非常清楚：南朝宋文帝明确地说：“六经典文，本在济俗为治耳；必求性灵真奥，岂得不以佛经为指南耶？……若使率土之滨皆纯此化，则吾坐致太平，夫复何事！”（见《弘明集》卷——《何尚之答宋帝赞扬佛教事》）。所以统治者重视佛教，利用佛教。这既使佛教大发展，也使众多名僧也有了较多的参政机会；如后赵佛图澄协助军政机要：刘宋孝武帝时的慧琳被称为“黑衣宰相”，参与政治。当然，名僧参与政治，也是统治者为了利用佛教的头面人物，发挥佛教的宗教信

仰的作用，更有效统治各族人民的结果。

二、沙门拜俗问题之争

佛教的基本教义主张无君无父，一不敬王者，二不拜父母。这与中国封建专制的宗法社会的忠孝论理自多插格，与儒家纲常名教形成尖锐的矛盾。这个矛盾的焦点集中在礼制问题上，首先是僧人不敬帝王的问题上。这类问题的解决大多是统治者利用王权的威势强行加以解决的。如刘宋孝武帝曾下令沙门必须对皇帝跪拜，否则就“鞭颜皴面而斩之”（《广弘明集》卷六《叙列代王臣滞惑解》），僧侣只好屈从。可见，沙门拜俗问题之争，反映了佛教与王权、儒家的矛盾，从东晋南北朝的情况看，其结局大多以王权和儒家的胜利而告终。

三、灭佛事件

虽然这时期统治者大多重视利用佛教，但也有极少运用政权毁灭佛教的事件。中古史上著名的三武一宗四次大规模灭佛的前二次就发生在此时期的北朝。引起北朝二武（北魏明武帝和北周武帝）灭佛的主要原因是佛教势力膨胀，影响政府的兵源、财税收入、土地和劳力。灭佛导致了佛教在短时期内出现极大萎缩。这既说明王权对佛教兴衰的巨大作用，也表明佛教与封建统治者虽有适应的一面也

有矛盾的一面。

四、沙门起义和利用佛教的人民起义

沙门起义是指寺院内下层僧众的起义。沙门起义的原因是封建压迫剥削的加重和寺院教职制度的日益等级化。参加起义的沙门多是农民，他们大多是为了逃避

苛政而入寺院的，佛教并不是他们的真正信仰，而是一条出路。他们的起义既反

对世俗的剥削压迫又反对僧侣地主。

利用佛教的人民起义是指下层世俗民众利用佛教形式而进行的反对世俗统治者的起义。佛教传入我国后对下层民众的影响是复杂的：一方面它成为民众的精神寄托，消磨了人民的斗志。另一方面，它也逐渐成为一些人民起义的宣传和组织工具。最典型的是佛教中的弥勒菩萨成为农民起义领袖的象征性偶象。佛教最初传入我国多在上层社会活动，直接、间接地为统治者服务，所以民众认为佛教精神领袖释迦牟尼是保护王朝利益的，而佛教中地位较低的弥勒佛被视为解放下层民众的佛。于是形成释迦信仰和弥勒信仰两大趋势，这隐约代表了统治阶级和

被统治阶级的利益和要求。

（三）

综上所述，东晋南北朝时期佛教与政治关系的特点有三：

一、佛教的“解脱”、“出世”为标榜，缺乏现实的政治理论，在中国政治思想发展中不占突出的地位，但是，它与封建统治层直接相关，也和下层民众反封建斗争有一定联系。佛教对社会政治的影响和作用是深刻而久远的。

二、佛教与封建统治阶级两者是对立统一的关系。既有佛教为封建统治阶级服务，统治阶级扶助佛教，也有互相触犯对方利益的方面。这两方面并不是并列的，而

是随历史条件的发展而变化的。

三、佛教的政治作用是复杂的。其复杂性表现为多层次的内容、积极作用和消极作用交叉、主要作用和次要作用既相区别又相联系。中国佛教的政治作用，最基本也是最主要的是为封建统治服务：为封建王权的合理性提供神学依据；名僧参与军政决策；麻醉人心，使之安分守已，不起来造反；为一些宫廷失宠和官场失意者提供出路，缓和统治阶级内部矛盾；有时也作为团结民族、联系邻邦的纽带，发挥特殊的政治作用。次要方面的作用是以抽象形式表述的教理为农民起义提供热情、幻想、号召和外衣，成为其组织宣传的工具。但应当看到，全部的佛教教义中并没有直接而明确的鼓励人民改革、造反、起义和革命的理论，只是佛教的某些理论给进步人士以启发，以致被利用来进行推动进步的斗争。

现实政治决定佛教，佛教反作用于现实政治，两者既一致又相冲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