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环境问题的制度经济学分析
对我国环境问题的制度经济学分析摘要：人类的生存与发展与自然环境息息相关，经历几个世纪的工业大发展后，人类意识到人与自然环境和谐共处的重要性。本文试图通过制度经济学的视角分析环境保护问题的相关问题，包括对环境问题与外部性、科斯定理在环境保护中的运用及其局限性，并在此基础上对我国环境问题规制提出一定建议。
关键字：环境保护制度经济学缺陷纠正
经历几个世纪疯狂掠夺式开发大自然后，人类发展的脚步有所放缓并开始思考人类与自然的如何相处问题。然而世界各国发展的步伐是有差别的，当西方发达国家已经进入经济发展的高级阶段时，以中国为主要代表的发展中国家仍处于经济发展的快速上升阶段（初级阶段），如何处理好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问题是发展中国家亟需解决的。制度经济学在分析制度的重要作用时, 提出了一个很有价值的观点, 即在缺乏有效制度的领域或地区, 或者一国处在新旧体制转轨时期, 此时此地制度效率是最高的。而我国现在正处在这样一个转轨时期, 同时环境治理也正是一个缺乏有效制度的领域, 本文就试图通过对环境治理进行制度经济学分析, 从明确产权关系、进行正确的成本收益核算、发挥意识形态的作用等方面来探讨如何使制度在治理环境这一公共事物中发挥应有的作用。
一、外部性与环境问题
关于外部性的涵义，有许多学者曾对它作了探讨。丹尼尔·史普博(Daniel Spulber)将外部性定义为：“某种外部性是指在两个当事人缺乏任何相关的经济交易的情况下，由一个当事人向另一个当事人所提供的物品束。”[1]约瑟夫·斯蒂格利茨(Joseph E Stiglitz)认为：“当个人或厂商的一种行为直接影响到他人，却没有给予支付或得到补偿时，就出现了外部性”，[2]或“未被市场交易所体现的额外成本和额外收益称为外部性”。按照萨缪尔森(Paul A Samuelson)的理解，“生产和消费过程中当有人被强加了非自愿的成本或利润时，外部性就会产生。更为精确地说，外部性是一个经济机构对他人福利施加的一种未在市场交易中反映出来的影响”。[3]综合上述观点，外部性的涵义是指，在实际经济活动中，生产者或消费者的活动对其他生产者或消费者带来的非市场性的影响。这种影响是从私人收益与社会收益、私人成本与社会成本相比较而言的。正外部性(或称外部经济)是指一种经济行为给外部造成的积极影响，使他人减少成本，增加收益。负外部性(或称外部不经济)是指在经济活动中，由于决策者在自己承担的成本之外，带给他人或社会以额外的成本或负担，从而使社会成本大于私人成本的现象。与环境问题有关的外部性，主要是生产和消费的外部不经济性，尤其是生产的外部不经济性。它会导致低效率的社会资源配置状态和生态环境污染、恶化的负面影响。
外部不经济产生的原因比较复杂,但主要包括如下三个方面:
一是“市场缺陷”导致外部不经济。古典经济学家认为：市场是一双看不见的手，引导自利的人们在谋取自身利益的同时，客观上促进社会福利，自利心对社会不仅没有坏处,甚至比社会关怀更能促进社会福利。但是市场机制发挥作用是有一定的前提条件，或者说有一定范围的，那就是产权首先必须是明晰的。在产权不明晰或者是公共产权领域里，由于自利心的作用，“公地悲剧”必然会不断上演，即出现了大量的把好处留给自己、坏处转嫁给社会的“搭便车”现象。
在环境领域，向环境任意排放“三废”等行为，是外部不经济的典型例证。由于污染排放者无需承担消除对其他人造成的不利影响的成本，其私人成本就小于社会成本。这样，污染者仅从自己的私人成本或私人收益出发选择“最优”产量，具有过度生产的动机。这就说明，在存在外部效应的情况下，竞争企业的利润最大化行为并不能自动导致有效率的资源配置。它只能使某些私人的福利达到最大，却无法使社会的福利达到最大。
二是“产权模糊”导致经济外部性。由于资源环境等属于公共物品的范畴，公共物品具有非排他性和非竞争性消费的特征，即产权通常是不明晰的，也就是说环境资源领域建立产权和市场的交易成本太高。如对海洋渔业资源，特别是那些洄游性鱼类资源，很难建立有效的产权，即使划定了产权，但监视、保护起来难度很大。这样的环境资源，私人对其的损耗和破坏带来的后果皆由社会分担，因而会刺激单个利益主体对其的过度利用，以谋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导致经济消极外部性的产生。
三是“利益分散”下产生外部性问题。无论是在市场经济还是在计划经济中，经济活动都是分散进行的，各经济主体在利益上有其相对独立性。由于有意识地增加外部成本同其私人内部成本的降低紧密相连，或者有时还出于生产过程中某些便利的考虑，因而各个厂商通常只考虑内部成本与效益，忽视了企业的社会责任。即使有个别厂商主观上愿意努力承担一些社会责任，试图减轻经济活动对社会的负面影响，但是在没有达到执法的普遍性约束情况下，只要找不到既能减轻外在影响、又不会增加私人成本的办法，激烈的不规范市场竞争产生的“劣币驱逐良币”效应还是会迫使他随波逐流。
二、环境治理中的三大制度经济学学派
每次大的环境治理变革都有相应的理论支撑。20世纪50～70年代，发达国家的环境政策在环境干预主义学派的影响下，以命令与控制为主。其政策工具有：政府设置市场准入与退出规则；实施产品标准与产品禁令；设定技术规范与技术标准，以及排放绩效标准；制定生产工艺与其他强制性准则。20世纪70～80年代，发达国家的环境政策在基于所有权的市场环境主义影响下，以开拓市场调控机制为主。其政策工具有：污染税(费)，交易许可证，环境补贴，押金—退款制度，执行鼓励金制度，生产者责任延伸制等。[4]20世纪90年代至今，发达国家的环境政策处于强化环境自约束管理阶段，以强化自愿协商机制为主。其政策工具有：信息披露制度，自愿协议，环境标志与环境管理体系，技术条约，环境网络等。与上述三个阶段相应，本文对环境治理中的三大制度经济学学派(环境的干预主义学派、基于所有权的市场环境主义学派及自主治理学派)的理论、实践进行分析与总结，这对于
我们搞好环境保护、发展低碳经济、实行可持续发展战略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一）环境干预主义学派
环境干预主义学派较系统的理论和观点可以从庇古开始。这个学派的代表人物主要有加尔布雷思、米山、鲍莫尔和奥茨等，他们都认为市场是有缺陷的；基于环境的外部性，政府干预是必要的；在干预的方式上，他们(除了庇古)大多主张通过法律的手段来保护环境。环境干预主义成为“命令—控制”型政策工具的理论基础。“命令—控制”型政策工具是政府作为公民的代理人选择法律或行政的方法制定环境质量标准，通过法规或禁令来限制危害环境的活动，对违反者进行法律制裁。[5]（二）基于所有权的市场环境主义学派
基于所有权的自由市场环境主义，是将自由市场和环境保护这两个看似矛盾的观念有机地结合起来，形成一种独具特色的以市场途径来保护和改善环境的新思路。自由市场与环境保护结合的关键在于所有权。
基于所有权的市场环境主义学派主要有两大理论支柱。一是20世纪20年代英国经济学家庇古在其著作《福利经济学》中提出，可以通过对那些有负外部性的活动征税来使外部行为内部化，故用于矫正负外部性行为的排污税又称为“庇古税”。排污税政策意味着污染者必须为使用环境对其所排放的污染物的转移、稀释和化学分解等作用支付费用，这一政策赋予了污染者较大的权利，自由选择减少排污量的最佳方式，寻找成本最低的排污削减方法。二是科斯在《社会成本问题》(1960)一文中提出，在产权得以清晰界定、交易成本为零的条件下，交易双方可以通过谈判的方法来实现资源的有效配置，并使外部行为内在化，这为排污权交易市场的建立提供了基础。排污权交易制度就是在满足环境要求的前提下，设立合法的污染物排放权利(污染物排放总量)并分配给排污企业，允许这种权利像商品一样在各排污企业间进行买卖，以此控制污染物排放的总量，排放权交易的最终结果是使排污总量在各企业之间按照等边际原则分配，并且与排污税政策一样都对企业产生较强的激励，促使企业不断寻求削减排污成本的方法。通过价格变化达到减排的目的，是最简单、最直接、最高效的途径。
（三）自主治理学派
自主组织理论认为，任何集体行动都需要解决三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制度供给问题，即由谁来设计自治组织的制度，或者说什么人有足够的动力和动机建立组织。第二个问题是可信承诺问题。奥斯特罗姆认为，在复杂的和不确定的环境下，个人通常会采取权变策略，即根据全部现实条件采取灵活变化的行动方案。第三个问题，即相互监督问题。奥斯特罗姆在分析世界各地案例的基础上，归纳出了实现自主治理的8项具体原则。自主治理理论与最新人类行为理论密切相关，主要特点表现在行为导向和动态调整两个方面。行为导向具体表现为，该战略力图通过采取鼓励、支持、推动、示范等多种措施改变公众的行为和态度，使其形成有利于环境保护的偏好、行为规范和习惯。动态调整则具体表现为，推进可持续发展的政策、措施随人类行为、态度和偏好的变化而进行调整。具体措施除包括经济激励，除税收、收费、罚款等措施外，还包括三类重要的其他措施：第一类是提高个人行动可能性的措施；第二类是提高公众参与的措施；第三类措施是示范，如政府带头等。这些措施有助于新
的行为模式的形成。
发达国家的环境政策处于强化环境自约束管理的阶段，以强化自愿协商机制为主。其政策工具有：信息披露制度、自愿协议、环境标志与环境管理体系、技术条约、环境网络，以及其他沟通类手段等。环境政策及其工具能否对企业的污染行为产生约束，对其环境治理与保护行为产生激励，涉及政策实施的有效性，一直是政府当局与学者们关注的焦点。如果缺乏必要的措施，排污者从自身利益出发将不会完全诚实地向管理部门提供信息，也不可能完全按照其要求执行政策，因此需要研究政策制定和实施中的策略行为。[6]自愿环境行为是一种创新型的环境管理模式，将企业的被动环境行为转变为主动环境管理。这种环境管理模式建立在政府和企业相互信任的基础上，从而缓和了政府与企业间的紧张关系。尽管一些学者对自愿环境管制存在疑虑，但大多数学者依然认为自愿环境项目在促进企业环境行为改善方面是非常有效的。学者们将企业自愿参与环境项目的原因归结为以下几种：(1)比起传统环境管制，自愿环境项目允许企业采用创新型的污染控制技术，更具有成本优势；(2)消费者环保意识逐渐增强，企业自愿参与环境管理，可以提高企业的环境声誉，获得诸如价格红利和产品销量等差异性优势；(3)企业管理人员的环境意识和价值观发生改变；(4)掩饰不良环境行为，逃避日益严格的环境管制或惩罚。
三、当前我国环境政策的制度缺陷及其纠正
（一）正式制度缺陷
1.环境资源产权制度的缺陷
理论上讲，市场是资源配置的有效机制，通过正常的市场机制可以保证环境资源的有效供给能力，实现环境资源配置的最大化。但是，在环境资源产权公有的情况下，参与市场经济的主体为了追求各自的利益最大化，拼命掠夺环境资源，导致环境资源配置的理想假设条件难以实现，市场机制无法有效配置环境资源。太湖作为我国东部近海区域最大的湖泊，由多个湖区构成，有无锡、常州、苏州和湖州等四个主要环湖城市。太湖水资源产权界定不清必然导致严重的“公地悲剧”。
2.环境资源价格制度的缺陷
环境资源价格是引导和促进自然资源合理开发和有效利用、优化资源配置以及加强资源管理的主要经济杠杆。长期以来，我国实行自然资源无偿供给、低价供给或成本供给的方式，出现产品高价，资源低价，环境无价的现象，直接影响到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这种自然资源管理的计划经济模式和价格管理制度，助长了人们对环境资源的过度开发、过度利用，甚至到了竭泽而渔的地步，导致经济发展与环境恶化成正相关趋势。太湖位于我国长江三角洲的南部，该地区人口密集，经济发达。太湖流域占全国土地面积虽不足0.4%，创造的国内生产总值和财政收入却分别占全国的13%和19%，同时流域内工业和生活污水年排放量也高达53 亿吨。太湖蓝藻危机的爆发可说与我国水资源价格制定不合理有密切的联系。这种以牺牲生态环境为代价的经济增长势必会与经济增长的最终目的背道而驰，也势必会造成经济增长的中断和倒退。
在我国长期沿袭的税收办法主要是对劳动征税，忽视了对经济活动中使用的自然资源征税。虽然目前也有一些收费方面的制度安排，但它还是一种法律地位低，不规范以及税率很低的收费行为，征收随意性很大。同时，这种收费制度，如所谓“谁污染，谁缴税”、“污染多，收费多”的做法，仅仅着眼于环境问题的末端治理，属于事后控制的制度，不能从源头上解决环境污染问题，更不利于环境的积极建设。[7]由于我国《排污费征收使用条例》在法律责任规定方面的不足，以至于对太湖周边企业排污监管不力，对超标排污惩治力度不够，工业污水的大量排放造成湖体中氮、磷浓度超标，引致了太湖蓝藻的一再暴发。
（二）非正式制度缺陷
1. 全民环境意识和环境道德的缺乏
环境意识和环境道德要求人们自觉的保护环境。它并不反对资源的开发利用，但强调开发利用要有一个度。现阶段在中国人们普遍缺乏这种环境意识，有的只是“靠山吃山，靠水吃水”的开发利用环境资源的观念，容易导致人们过度开发利用资源的行为，造成生态失衡和环境破坏。在整个“太湖蓝藻暴发事件”中，我们看到的几乎全部是政府忙碌的身影，而缺少公众的有序参与。这反映出我国公民的环境意识和环境道德观念还很淡薄。现行环境经济政策缺乏一个与之兼容的非正式制度的基础，这不能不说是政策运行低效率的一个重要原因。
2．公众盲目追逐财富的社会心理对“可持续发展”的忽视我国正处于由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轨时期，这是一个经济高速增长的时期。在这一时期，人们受致富欲望的驱使，漠视环境保护的重要性，片面追求经济收入的增加，燃烧的致富欲望加剧了人们对资源的掠夺性开采和利用，造成了环境污染、资源浪费等难以挽回的生态环境损失。这严重违反了环境政策“可持续发展”的初衷，与治理环境、保护生态的目标背道而驰。太湖周边的某些企业主受利益的驱使，无视太湖饮用水资源污染日益严重的情况，向太湖超标排污，甚至于在蓝藻危机爆发以后，仍有部分企业超标向太湖排放污水，这种短视的社会心理同样降低了环境政策的效率。
四、当前我国环境政策制度缺陷的纠正
（一）正式制度缺陷的纠正
1．环境资源产权制度的创新
要通过科学界定环境资源产权，进一步明晰产权关系，建立起在法律上强有力又切实可行的环境资源产权制度。这既是我国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客观需求，也是促进各类社会主体积极参与生态环境保护的关键。产权具有排他性和
让渡性这两个基本属性，而我国目前对环境资源产权的规定，在这两个方面都存在着比较严重的问题。因此，在环境资源产权的制度创新上，必须确保国家和集体对资源的所有权，同时按照市场经济的要求，实行资源所有权和使用权的分离，以及对资源的有偿使用和转让制度。
要确立生态环境资源价值论的理念，利用价格杠杆优化生态环境资源的配置，努力形成鼓励合理开发和节约使用环境资源的价格体系，从而达到抑制环境资源浪费，促进环境资源节约利用的目的。为此，首先，要建立强化减少污染物排放
的价格约束机制、生态环境恢复的经济补偿机制以及进一步完善排污费征缴的政策措施，提高污染排放成本。其次，要构建排污权交易价格制度，用经济手段鼓励企业主动治污，限制污染物的排放。最后，要进一步促进环保设施建设和运营的市场化进程。建立起排污者交费、治污者收益的机制，通过收费政策，推动环保设施建设和运营的市场化和投资主体的多元化。
3．环境资源税收制度的创新
环境资源作为国家的重要资源，必须征收环境税。首先，在环境保护和环境资源合理利用上，必须扩大环境资源税的征收范围，对所有可再生和不可再生资源的开发利用计征资源税，并适当提高现行资源税征收标准。其次，要改变计税方法，按资源类别、数量和质量的不同区别计税。资源税的征收应由现在的按企业产量征收改为按企业的资源可采储量征收，促使企业提高资源回采率。最后，要调整资源税征收办法，将税率与资源回采率和环境修复程度挂钩，资源回采率越低，环境修复程度越差，资源税率就越高。
（二）非正式制度缺陷的纠正
环境保护是每个公民的权利，也是每个公民应尽的义务，环境保护只有发动公众的力量才能卓有成效。因此，加大公众参与环境立法的力度，加强公众的主人翁意识，提高公众参与环境保护的积极性是我国环境立法的当务之急。[8]同时，政府要实现治理的目的，必须能运用权力去引导、控制和规范公民的各种活动，[9]让公众成为环境决策、环境管理、环境保护的主人翁，而不是旁观者。
注：参考文献
[1][美]丹尼尔#F#史普博.管制与市场[M].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9: 56.
[2][美]斯蒂格利茨.经济学[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1: 138,465.
[3][美]保罗#萨缪尔森.经济学(第16版) [M].华夏出版社,1999: 267.
[4]范阳东：《企业环境管理自组织机制培育的理论与实证研究》，暨南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0年。
[5][美]丹尼尔·史普博：《管制与市场》，余晖等译，上海三联书店，1999年，第56页。
[6]同[4]
[7] 方世南.制度创新:解决环境危机的根本出路[J].领导理论与实践,2007,5:24-25.
[8]向佐群,唐敏.论环境保护中的公众参与[J].云南行政学院学报,2007,2:138-141.
[9]周湘莲, 林琛. 政府治理中的制度权威探讨[J]. 中国行政管理,2007,11:39-42.
品牌的制度经济学分析 随着商品经济的不断发展，品牌日益成为一个企业的重要资产，甚至比厂房机器更为重要。但在理论层面上，关于品牌的本质等问题依然没有得到有效解决，理论被实践远远地甩在了后面，本文力图在制度经济学的框架内，对品牌本质以及运行机制作出解释，主要从产权结构和交易成本两个方面对品牌进行了分析。 本文所讲的制度制度经济学是指以Rondld H. Coase 等为代表的新制度经济学。新制度经济学明确把交易成本引入研究的范围，把组织问题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试图通过研究产权结构和交易成本对激励和经济行为的影响来拓展新古典理论的适用范围。 品牌的出现在客观上是降低交易成本的需要，品牌的本质必须能够揭示这一问题。本文从实证分析中证明了品牌是一种信息载体，分析了信息传递过程以及信息
成本的问题，并且指出了其现实意义。品牌作为一项资产，在某些场合缺少了排他权，本文在后半部分论证了缺乏排他权时，市场必然导致失效，并结合案例就如何管理在制度经济学框架内提出了具体的措施和方案。 关键词：品牌；信息载体；交易成本 Abstract With the developing of the goods economics, brand is being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assets for a firm, even more important than the machine and factory building. But the theory about the problems such as brand’s nature still has not explained efficaciously. Theory is far away behind the practice. My article try to explain what the beand’s nature is and how it works, all the analysis is in the frame of Institutional Economics. The analysis mainly concern on the property structure and transaction costs. Institutional Economics of my article is New Institutional Economics for which is standed by Rondld H. Coase and so on. New Institutional Economics take explicit
新制度经济学已经成为经济学中最令人激动的领域，并被视为哥白尼式的革命。新制度经济学的革命使经济学的潮流从政策建议转向了经济解释，这种转变引起了对经济现象的重新认识和对研究目的的重新确认以及对效率含义的重新评价。由于关注范围的广阔和文献的庞杂，更主要的是由于其内部不同流派之间的差别和异议，新制度经济学还不是一个严格意义上的明确统一的范式。因而适时对新制度经济学的有关文献进行梳理，从总体上把握新制度经济学的思想脉络和发展方向，成为一项迫切而有价值的工作。 一、新制度经济学的发展历程 当回顾新制度经济学的发展历程时，我们必须将视角推向历史的纵深。 1.制度主义的先驱 制度经济学的先驱可以追溯到苏格兰启蒙思想家，包括大卫?休谟、亚当?弗格森和亚当?斯密（柯武刚和史漫飞，2002：39-40）。他们揭示出了运行中的经济，或者在更广泛的意义上说，人类文明的制度基础及其演化的性质。而涂尔干和孔德的社会学传统也是制度研究的重要起源（汪丁丁，2002：200-201）。特别是涂尔干在《社会学方法的通则》中将社会学定义为关于制度、制度发生和制度职能的科学，并给出了制度学的研究方法。孔德则保持了与经济学的密切联系，并通过英格拉姆等英国历史主义者产生了重要影响（埃克伦德和赫伯特，2001：343-344）。 理查德?琼斯在1833年的一篇演讲被霍奇森认为是制度主义方法论的源头（霍奇森，1984）。琼斯认为，如果经济学家认为可以从一个很小的一般假设集合出发，推导出具有广泛应用性的原理，他们就是自欺欺人，而以这种方式得出的一般原理也缺乏一般性。因此，经济学家不应通过抽象和演绎获得结论，他们必须“看和观察”（Look and See），把他们的研究建立在最广泛的历史和统计研究上。 对以李嘉图为代表的古典经济学的全面批判始于德国历史学派。老的历史学派的代表人物威廉?罗雪尔反对将经济学作为狭隘定义和抽象演绎的政治经济学，而应与其他社会科学尤其是法理学紧密联系，但其原理并不具有广泛的普遍性，而仅仅适用于特定的时期和地点。作为青年德国历史学派的领袖，施莫勒用历史和人类文化学的方法处理各种主题，拒绝推理的作用，仅仅坚持在无限的历史变动中的客观和记录下来的东西。熊彼特将施莫勒视为美国制度主义之父。由于无法提供指导和限制人类日活动的原理，历史主义是一口无泉之井（埃克伦德和赫伯特，2001：211）。 新制度经济学：发展历程、方法论和研究纲领 欧阳日辉 徐光东 摘要：新制度经济学已经成为经济学中不容忽视和令人激动的领域，但新制度经济学内部没 有形成一个明确统一的范式。新制度经济学在坚持正统的新古典理论硬核的同时，不断修正新古典 理论的保护带。由于制度现象本身的复杂性，新制度经济学的进步需要方法论上的多元论，或者说 对各种方法论的兼收并蓄。新制度经济学的进一步发展，必须在奥地利经济学认识论的基础上，充 分整合现有各个流派制度分析的资源，将被新古典抽象掉的不确定性、无知、错误预期和法律与制 度框架还原到现实中，研究真实世界的经济学。 关键词：制度；新制度经济学；方法论 Key Words: Institution; New Institutional Economics; Methodology 作者简介欧阳日辉，中国社会科学院博士生。徐光东，国家发改委 经济体制与管理研究所。
长春工业大学 制度经济学结课论文 学院人文学院 姓名胡欣欣 学号201113038
大学毕业生就业难题的制度经济学分析 摘要：大学生就业问题是全社会关注的一个热点问题，也是困扰政府和高校的一个难题。文章通过对当前大学生就业现状进行分析，从制度经济学视角探讨了大学毕业生就业难的深层原因。 关键词：大学毕业生就业现状原因对策制度均衡 高等教育大众化全面推进以来，大学生就业渐入困境。自从高等院校扩招后，我国大学生就业率日趋下降，就业问题日趋严峻，因而受到社会、高校、学生及家长的普遍关注。表面层次看，就业问题是大学生就业观念落后、用人单位选人条件苛刻等因素造成的，但从多维视角和发展观的思维审视就业问题，不难看出制度问题才是导致大学生就业难的深层原因。 一、大学生就业问题的现状 自1999年开始，全国普通高等学校正式向社会大规模的扩招。据统计，2002年入学率达到了15%，2003-2007年分别达到了17%、19%、22%、25%、26.78%。这一方面为广大青少年提供了更多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为国家建设储备了大量的专业人才；另一方面，大学毕业生的数量短期急剧增加，接踵而来的就是大学生就业难的问题。2004年高校毕业生达280万，比2003年增加68万，增幅32%。加上往届未能就业积累下来的毕业生，国有企业下岗工人的再就业以及农村富裕劳动力的转移，大学生就业现状异常严峻。 二、形成大学生就业难题的制度根源 （一）、制度经济学的一般理论 制度经济学主要研究经济生活与制度之间双向关系,它既研究各种具有协调功能的制度和制度集,又研究这些制度和制度集实施后对经济生活的影响。制度经济学认为制度是由人制定的、依靠某种惩罚而得以贯彻的规则。制度分为内在制度和外在制度。内在制度就是群体内随经验而演化的规则，包括习惯、内化规则、礼貌和习俗、正式化规则等。外在制度是靠政治行动和必要的惩罚自上而下强加于社会之上的各种规则,这些规则形成了一个层级结构,其中,最高层级的规则统率着所有低级规则。程序性规则是内在制度与外在制度的黏合剂,把两者结合为一体。一个社会的制度框架必须以内在制度为基础,如果内在制度与外在制度相互冲突,则外在制度的执行成本会急剧增加,其功能也会削弱,也可能导致社会的无序化。也就是说只有相互一致和相互支持的制度安排才是富有生命力和可维系的。否则,精心设计的制度很可能高度不稳定。因此,所有层级的外在制度都应恰当地符合内在制度,以便确保这些制度对人的行为具有规范性影响,建立并增进一种良好的社会秩序。 （二）、影响大学毕业生就业机制 1、影响大学毕业生就业的内在机制。精英意识的长期驻存是影响大学生就业的内在制度根源。大学生就业观念和择业方式属于制度的非正式规则，陈旧的
环境保护的经济学分析 [摘要]日益加剧的环境问题使各界学者从不同角度探讨激励人们保护环境的办法,政府干预和权利交易是经济学学者提出的方案,既有有效性,又存在局限。应当把环境保护作为一个产业来对待,通过环境资源系统物品的生产、供给、消费的良性合作和均衡促进环保产业机制的顺利运行,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减少环境污染,保护生态环境。 [关键词]环境问题;外部性;解决路径;建议 20世纪以来,科学技术发展迅速,生产力不断提高,伴随着经济的迅猛发展,接踵而至的便是环境危机。公害案件的发生给人类敲响了警钟,人们开始反思经济与环境的关系,认识到经济发展过程中对环境造成破坏。各界学者从不同角度探讨环境问题,以期从中寻找正确解决环境与经济之间尖锐冲突的有效路径,推动人类文明的发展。 一、环境问题的产生 萨缪尔森提出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是判断物品是否具有公共性的两大标准。公共物品的供给不具有竞争性,是指增加一个人对该物品消费,产品的边际成本不会有任何增加,即成本为零。公共物品消费不具有排他性,是指公共物品的消费权或享有权并不是由某个人所有,而是由整个社会占有[1]。比照公共物品的两大属性可以发现环境资源属于公共物品,环境资源由所有人共享,并不属于某个人所有,另外,一个人享用环境资源的同时不得排斥其他人的享用。 环境资源的这种属性易导致经济学意义上的外部性问题。按照传统福利经济学的观点,外部性是一种经济力量对于另一种经济力量的“非市场性”的附带影响,是经济力量相互作用的结果[2]。也就是说,是外部性在生产过程中,生产者的生产经营活动给交易对象以外的其他人带来的利害影响。正外部性是生产者的活动以非市场交易方式对另外一方产生有利影响,负外部性则是对另一方产生消极影响。 在环境活动中,当某个人或组织做出保护环境的举动时,其付出了成本得到的收益由社会享用;当破坏环境时所得收益由个人享用而成本却可以转嫁给整个社会,也就是说,其对环境造成的负面影响所产生的成本没有计入进行市场交易时的私人成本中。外部性问题的存在导致了市场失灵,资源配置效率低下。以环境污染为例,污染者污染环境的成本由于外部性转嫁给整个社会,也就不会在其私人成
新制度经济学的案例分析-标准化文件发布号：（9456-EUATWK-MWUB-WUNN-INNUL-DDQTY-KII
【案例分析】 中国资本市场外资并购制度的制度演进：缘起、消亡与再生 2002年注定会被载入中国证券市场开放的史册，不仅是因为有QFII，而且还有外资直接并购的重新启动。更为重要的意义是中国长久以来主要依靠绿地投资来吸引外资的情形极有可能被早已急流暗涌的并购式投资所代替。如果是这样，中国利用外资的情形将注定有又一次的波澜壮阔。问题是外资并购这一重要的交易制度在中国的出现、消失、再出现是偶然还是必然为什么一个制度会如此颠沛流离，而又再次出现得掷地有声让我们仔细回顾中国资本市场外资并购制度的演进过程吧。 20世纪90年代，在中国利用外资水平持续拔高和证券市场规模快速扩大的背景下，证券市场上通过直接并购来获取股权的交易方式早已经是蠢蠢欲动。然而，中国资本市场上特有的情况是，少量的国有上市公司向外发行了吸引境外投资的B股，有的还发行了H股。但是这在公司总股本中所占比例微不足道，在A股流通股市场上可以收购大量股份，但是，一是成本较高，更重要的是法律和实践完全拒绝其可行性。于是在上市公司股权中占有大量比例的国有股、法人股成为外资并购的首要目标。正是这样，在中国股市上一项新兴交易方式（制度）产生了……。1995年8月9日，北旅汽车(600855)发布公告，日本五十龄自动车株式会社和伊藤忠商事联合
协议受让公司未上市流通法人股4002万股（占公司总股本25％），成为公司第一大股东。由此开创了中国上市公司法人股向外资转让的先河。之后，江铃汽车(000550)在1995年8月与美国福特汽车公司签署协议，福特公司认购江铃亿B股，占江铃发行B后公司总股本的20%，成为江铃汽车第二大股东。外资并购国内上市公司这种交易方式一诞生,就迅速生成蔓延之势。但在1995年9月23日国务院办公厅以《转发国务院证券委员会关于暂停将上市公司国家股和法人股转让给外商请示的通知》（国办发〔１９９５〕４８号）明令禁止向外商转让国家股和法人股。暂停向外商转让上市公司国家股和法人股的通知无情地把外商打入了上市公司收购的“冷宫”。1996年广华化纤（600672）曾试图“犯戒”。公司在1996年1月公告拟将3500万国家股（占总股本的％）转让给美国凌龙，但中国证监会立刻宣布这一股权转让违规，并会同有关部门对“广华事件”进行严肃查处。有了广华化纤的“前车之鉴”，外资并购彻底被隔离在上市公司并购门外。外资并购上市公司国有股和法人股的蜜月期提前结束了。眼看着中国国内证券市场的迅速发展，心中不甘的外资不得不采取收购上市公司大股东股权的方式间接收购上市公司，（如法国圣戈本集团1996年间接收购福耀璃(600660)），或者与上市公司进行产业合作，谋求共同利益。而在证券市场的实践中，通过各种形式和外资沾边的上市公司早已经在几十家之上。1999年8月，国家经贸委颁布《外商并购国有企业的暂行规定》，明确了外商可以参与购买国有企业，但审批之复杂令并
当代西方经济学主要流派期末课程论文新制度经济学文献综述 姓名：郭兆凯 学号：20125587
新制度经济学文献综述 （安徽财经大学经济学院安徽蚌埠233030） [摘要]新制度经济学试图运用新古典经济学理论来分析制度的构成、运行和演化，通过探究，去发现制度是如何影响经济运行活动，新制度经济学摒弃了传统的假设，即制度是外生，进而强调制度重要性。本文主要从新制度经济学关于交易费用理论、企业理论、产权理论和制度变迁理论四个方面的相关文献进行梳理。 [关键词] 新制度经济学交易费用企业理论产权理论制度变迁理论 一、新制度经济学的产生和发展 新制度经济学发源于罗纳德·科斯(Ronald·Cosas)的两篇巨著，1937年的《企业的性质》和1960年的《社会成本问题》，之后在哈耶克、布坎南、斯蒂格利茨等人的努力下发扬光大，逐步形成了包括交易费用理论、企业理论、产权理论和制度变迁理论的完整理论体系。 二、新制度经济学基本理论 1.交易费用理论 交易费用的定义是什么？新制度经济学家们对此并无统一的说法。科斯认为交易费用是“使用市场价格机制的成本”。德姆塞斯把交易费用定义为“交换所有权的成本”。阿罗则把交易费用说成是“经济制度的运行费用”。威廉姆斯把交易费用分为事前的交易费用和事后的交易费用。诺斯将交易费用定义为“规定和实施构成交易基础的契约的成本因而包含了那些经济从贸易中获取的政治和经济组织的所有成本。”而张五常认为交易成本包括一切不直接发生在物质生产过程中的成本，是在“鲁滨逊”经济中不存在的所有成本。 深入分析交易费用的产生原因和决定因素是交易费用理论的核心问题，对此，新制度经济学家威廉姆斯和诺斯都做过分析。 威廉姆斯认为发生在市场间和企业内的资源转移意义上的交易费用主要包括两种，即合约签订之前的“事前”交易费用和签订合同的之后的“事后”交易费用。关于交易费用的决定因素，威廉姆斯主要从三个方面进行分析，即是人的因素、与特定交易有关的因素以及交易的市场环境因素。 诺斯是从广义上理解交易费用的。即是说，在他看来，交易费用主要由市场型交易费用、管理型交易费用以及政治型交易费用。而针对市场型的交易费用的影响因素，诺斯是从商品的多维属性和特征、信息不对称与人的机会主义动机、交易的人格化特征等来方面进行分析。 可以看出两位学者对交易费用的决定因素认识不尽相同，可以说，这里并没有什么根本上的不一致，他们的分析实际上具有一定的互补性，有助于人们从多方面，多角度了解交易费用产生的原因和决定因素。 2.企业理论 一科斯在1937年发表的论文《企业的性质》通常被认为是现代企业理论基石，主要是这篇论文解释了关于企业的起源以及最终决定企业规模的主要影响因素。他的企业理论着重点是把企业当做是一种资源配置。对于企业组织出现和存在的原因是什么？科斯给出的解释是：“建立企业有利可图的主要原因似乎是，利用价格机制是有成本的。通过价格机制生产
关于旅游业发展的环境问题的经济学分析和对策 计算机08-1班080824128 吕雅雯 摘要：旅游业是随着人们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精神和物质需求不断进步而相应发展的产业。近年来改革开放的政策和高速发展的经济为我国旅游业的发展创造了良好条件，我国旅游业得到了迅猛的发展，并由此产生了可观的经济效益。与此同时，我国旅游业资源破坏、旅游区环境质量下降的问题也日益突出。为使旅游业持续、健康、协调发展，文章主要分析了旅游环境问题产生的原因和旅游环境保护的对策，旨在为我国旅游业发展的管理、决策提供服务。 关键词：旅游业环境质量环境保护经济力量生态旅游 正文 随着经济的发展，人们的生活水平日益提高，对旅游的渴求也越来越迫切。旅游资源和旅游环境质量是旅游业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础。近年来改革开放的政策和高速发展的经济为我国旅游业的发展创造了良好条件，使旅游业得到了迅猛的发展，并由此产生了可观的经济效益。但人们总把旅游业的发展视为一种经济活动，偏重追求其经济效益，相对忽略了旅游对环境的影响。从而造成我国旅游业资源破坏、旅游区环境质量下降的问题日益突出。旅游对环境尤其是自然环境造成的严重破坏不仅会阻碍旅游业本身的持续发展，而且也会带来相关的负效益。 经济是社会的命脉，它依托并承载着人们的生活。无论是农业、工商服务业，它们的发展必须要符合一定的区位，符合当地的地理条件、经济的发展程度，才能起到对当地经济的推进作用，旅游业也同样如此。旅游业的发展已经成为众多学者专家们讨论的一个重要话题。怎样才能使旅游业更健康的、有利的可持续发展，又不会让其成为过分影响地方经济的命脉的部门，这是一个值得探索研究的问题，同时对区域经济发展的影响，对当地社会文化的影响也是具有两面性的。 一、旅游环境问题产生的原因 我国旅游业目前面临很多环境问题，如相当一部分热点旅游区水体污染，空气质量下降，局部生态环境受到破坏，旅游资源受到损害；大批游客拥入，致使基础设施紧张，旅游旺季造成在某一景区的高度集中破坏或影响了该地野生动植物的栖息和生存环境；旅游区环境卫生状况较差，区内垃圾随意抛洒堆积，污水、污物随处可见；旅游开发建设项目与旅游区整体环境不协调等等。造成这些旅游环境破坏、环境质量下降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案例分析】 中国资本市场外资并购制度的制度演进：缘起、消亡与再生 2002年注定会被载入中国证券市场开放的史册，不仅是因为有QFII，而且还有外资直接并购的重新启动。更为重要的意义是中国长久以来主要依靠绿地投资来吸引外资的情形极有可能被早已急流暗涌的并购式投资所代替。如果是这样，中国利用外资的情形将注定有又一次的波澜壮阔。问题是外资并购这一重要的交易制度在中国的出现、消失、再出现是偶然还是必然？为什么一个制度会如此颠沛流离，而又再次出现得掷地有声？让我们仔细回顾中国资本市场外资并购制度的演进过程吧。 20世纪90年代，在中国利用外资水平持续拔高和证券市场规模快速扩大的背景下，证券市场上通过直接并购来获取股权的交易方式早已经是蠢蠢欲动。然而，中国资本市场上特有的情况是，少量的国有上市公司向外发行了吸引境外投资的B股，有的还发行了H股。但是这在公司总股本中所占比例微不足道，在A股流通股市场上可以收购大量股份，但是，一是成本较高，更重要的是法律和实践完全拒绝其可行性。于是在上市公司股权中占有大量比例的国有股、法人股成为外资并购的首要目标。正是这样，在中国股市上一项新兴交易方式（制度）产生了……。1995年8月9日，北旅汽车(600855)发布公告，日本五十龄自动车株式会社和伊藤忠商事联合协议受让公司未上市流通法人股4002万股（占公司总股本25％），成为公司第一大
股东。由此开创了中国上市公司法人股向外资转让的先河。之后，江铃汽车(000550)在1995年8月与美国福特汽车公司签署协议，福特公司认购江铃1.39亿B股，占江铃发行B后公司总股本的20%，成为江铃汽车第二大股东。外资并购国内上市公司这种交易方式一诞生,就迅速生成蔓延之势。但在1995年9月23日国务院办公厅以《转发国务院证券委员会关于暂停将上市公司国家股和法人股转让给外商请示的通知》（国办发〔１９９５〕４８号）明令禁止向外商转让国家股和法人股。暂停向外商转让上市公司国家股和法人股的通知无情地把外商打入了上市公司收购的“冷宫”。1996年广华化纤（600672）曾试图“犯戒”。公司在1996年1月公告拟将3500万国家股（占总股本的60.5％）转让给美国凌龙，但中国证监会立刻宣布这一股权转让违规，并会同有关部门对“广华事件”进行严肃查处。有了广华化纤的“前车之鉴”，外资并购彻底被隔离在上市公司并购门外。外资并购上市公司国有股和法人股的蜜月期提前结束了。眼看着中国国内证券市场的迅速发展，心中不甘的外资不得不采取收购上市公司大股东股权的方式间接收购上市公司，（如法国圣戈本集团1996年间接收购福耀璃(600660)），或者与上市公司进行产业合作，谋求共同利益。而在证券市场的实践中，通过各种形式和外资沾边的上市公司早已经在几十家之上。1999年8月，国家经贸委颁布《外商并购国有企业的暂行规定》，明确了外商可以参与购买国有企业，但审批之复杂令并购困难重重。2000年11月，外经贸部和证监会联合发布《关于上市公司涉及外商投资有关问题的若干意见》，对外商投资有限公司涉
关于新制度经济学 经济学作为一门科学，需要解释力；但直到本世纪的最后25年，经济学的解释力才开始使人比较满意。大概未来的经济思想史学家将会注意到这种情况的彻底改观是相当突然的，自从米尔顿·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精心构造了他的消费函数以来，人们更加相信这种进展对经济解释力所带来的冲击波。货币经济学，人力资本的投资，涉及风险的决策，产权和交易成本分析，这四个研究领域结合起来证明了这种冲击；这四个领域几乎是在同时发起冲击的（张五常，1983）。最后一个领域所关心的东西与契约和组织安排有关。几年以前，奥利弗·威廉姆森（Williamson）和其他人开始把这些制度安排的主体分析叫做“新制度经济学”。在瓦尔拉斯（Walras）范式中，所有的行动权利被隐含地假定为自由的、简单的、不受限制的，而且拍卖商和监督人的服务都被假定为不花任何费用的。因此就不存在律师，没有经纪人，没有银行，没有官员，没有企业家，没有警察，而且实际上也没有任何一类组织。与瓦尔斯同一时期的艾尔弗雷德·马歇尔（Alfred Marshall），完全清楚制度的重要性，但他用长期的与短期的概念、用均衡和不均衡概念回避了许多问题。在马歇尔以后的半个世纪以来，经济学家回避他们无法解释的“不均衡”或“不完全性”问题。也有一些人用动态的而不是静态的观点考虑问题，为科学挽回面子。我们必然同意施蒂格勒（Stigler，1950）所说的，在寻求试验科学的意义方面，帕累托（Pareto）是新古典大家中惟一受人尊敬的人。然而，他所留给后人的被广泛应用的帕累托最优这个重要
概念，不是从试验科学的意义上来的，而是从福利命题中延伸而来。莱昂尼尔·罗宾斯（Lionel Robbins）谈到，传统经济分析主要是政策导向，这是正确的说法。即使是凯恩斯（Keynes）也抱怨马歇尔太急了，什么也做不好。在庇古（Pigou）以后，大学一年级的学生也被教导说，如何轻易地改变世界。 所有这一切，在20世纪50年代晚期和20世纪60年代早期，都发生了微妙的变化。到20世纪70年代以后，经济解释出现了这样一种发展势头，以致于福利经济学的影响从那时以来开始下降。新制度经济学是这种重要发展的组成部分。当然，这些观点不是在一个晚上出现的。奈特（Knight，1924）、科斯（Coase，1937）、哈耶克（Hayek，1945）、迪莱克特（Director）在这个领域很早就作了重要的工作[①].然而这些开创性的贡献，是在过去的30年里取得的，并没有突破原有的窠臼。1960年是一个不同寻常的年代，科斯出版了他的关于《社会成本》的论文，紧接着施蒂格勒发表了《关于信息》方面的论文（1961），阿罗（Arrow）发表了《可占用收益》（1962）的论文。它们充分支持了这个专业的发展，因为从那个时间以来人们对现实世界才产生了兴趣。共同的努力燃起了希望之光。 当这一切发生的时候，我是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的学生。我非常幸运，我的老师，阿门·阿尔奇安（Armen A. Alchian）正忙于这种行动。因为正是他引导我进入了一个时代，从那时以来它占据我的生活已30年了，我感激阿尔奇安的贡献，又充分证明这一切正是从他那里开始的。
制度经济学阅读材料 1、周其仁给学生开列的书单 必读教材 Furubotn G. Eirik and Rudolf Richter. and Economic Theory, The Contribution of the New Institutional Economics. 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读物 Pranab Bardhan, 1991.”The New Institutional Economics and Development Theory: A Brief Critical Assessment.” J of World Development. Alchian, A. 1950. "Uncertainty, Evolution and Economic Theory," J of Political Economy, June 1950. Milton Friedman, “The Methodology of Positive Economics,” in Essays in Positive Economics, Univ 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53. *张五常，1990。“关于新制度经济学”，见科斯等编，《契约经济学》经济科学出版社1999版，第3章。 Coase, . “The Lighthouse in Economics”, J of Law and Economics, , N. 2(Oct. 1974). 周其仁，1996. 《真实世界的经济学》，中国发展出版社2002年版。 Property Rights Alchian, . “Property Rights”, pp1101-1104. 张五常：《卖橘者言》，四川人民出版社1988。 巴泽尔: 《产权的经济分析》，上海三联1997年版。 Macfarlane, Alan. 1978. The Origins of English Individualism: The Family, Property and Social Transition, Oxford: Blackwell Press. Ostrom, E. Governing The Commons, Cambrige University Press. Exchange and Market 张五常：“失传的价格理论”，复印资料。 汪丁丁，“近年来经济发展理论的简述和思考”，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9－91页。Greif, A. 1993. "Contract Enforceability and Economic Institutions in Early Trad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 . 克莱因和莱弗勒：“市场力量在确保契约绩效中的作用”，见陈郁编，《企业制度和市场组织》，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69－205。 巴泽尔：“考核费用和市场组织”，见陈郁编，《企业制度和市场组织》，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206－239页。 Robert Cooter & Thomas Ulen, 1988. Law and Economics. Scott, Foresman and Company. Chapter 6-7. (考特和尤伦着, 张军等译. 《法和经济学》，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 The Firm and the Entrepreneur Knight, . 1921. Risk, Uncertainty, and Profit. New York: Harper & Row (1965). Coase, . 1937. "The Nature of the Firm", In The Firm, the Market, and the Law.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8). Coase, . “The Nature of the Firm: Meaning”, in O. E. Willianmson and . Winter(ed.) pp48-60. Demsetz, R. 1995. The Economics of the Business Firm,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企业经济学》,2000版)。 陈郁编：《企业制度和市场组织》，上海三联出版社1996年版。
环境污染的经济学分析 摘要：环境污染和保护是一个世界性的话题，本文从经济学角度结合实例对环境污染的原因进行分析，并提出合理化建议 关键词：环境污染经济学分析治理建议 生态环境是人类生存的物质基础，也是经济系统运行的基础，生态环境问题是由于人类长期的生产和生活等社会经济行为所引起的生态环境破坏而反作用于人类社会经济生活的不良影响，其实质是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人与自然关系的失调。目前，环境问题已成为全球社会性的问题。如何解决好这一问题，关系到人类社会的生存。因此，采取有效的治理措施，对促进社会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1.环境污染的经济学分析 自然环境是人类的共同财富．环境效益具有公共性。例如，一户人家在房前屋后种了许多花草．把屋子周围布置得像个花园。居住环境变得十分幽雅。但实际的得益者并不只限于这户人家．因为邻居的居住环境也得到了改进．此类行为都产生一些没有办法完全收归私有的利益。反过来说，环境被破坏带来的影响也是公共性的。例如，各工厂排放的废
水、废气，建筑工程形成的噪音与尘土飞扬等都污染或破坏了环境，这些行为对社会所造成的伤害，都没有由污染者或环境破坏者本身负担．这就是环境效益的外部不经济或负的外部性，外部性影响导致市场失灵是环境问题产生的经济根源。 1.1 外部不经济(或负的外部性) 在健全的产权体系中．市场制度通过价格机制使资源达到最优的配置。但是在产权不明晰情况下，经济活动必然产生经济的外部性。从而导致经济活动中的私人成本与社会成本或私人收益与社会收益的不一致，产生“市场失灵”。由于环境本身所固有的公共特性，其外部性表现得相当明显。环境损害行为具有很强的负外部性，譬如，对大气、河流的污染，其成本通常都是由全社会共同承担，而相应的收益却为造成破坏的市场主体所独享。由于私人成本对社会成本的偏离，私人的最优经济活动水平也必然偏离社会的最优状态，其现实表现就是污染产品生产过多导致污染超标，超过环境自净能力。假定某企业在生产过程中排放有毒气体，对周围的群众造成危害，即具有负的外部性。那就意味着私人成本(即企业在生产过程中所消耗的各种成本)低于社会成本(即社会为企业生产所付出的代价)。 1.2 外部经济(或正的外部性) 环境保护行为具有很强的正外部性．即市场主体对环境
一、名词解释 1、制度:制度是指有约束力的规则体系，这些规则体系可以是正式的法律法规，也可以是非正式的风俗习惯、伦理道德。 2、交易：交易是经济主体间发生的产权的转让。 3、人格化交易：买与卖同时发生，拥有对方完全信息，彼此利益也依赖于这种稳定的伙伴关系；主要约束形式是道德准则、价值观念等非正式规则，信守合约的收益大于成本。这种交易多数发生在专业化与分工处于较低水平的情况。 4、非人格化交易：由于专业化和分工的发展，交易对象有着广泛的选择范围，当事人之间信息是不完全的、不对称的，交易往往是一次性的，交易过程中各种机会主义必然出现，为避免专业化与分工发展所带来的好处被过高的交易费用所抵消，在一个非人格化的交易世界里，必须建立正式的制度规则来约束人们的交易行为。 5、间接估算交易费用：通过交易过程中相关服务组织和个人的收费水平，来测算交易过程中，交易者为之支付的费用 6、产权：产权是由社会规则约束或保障的，关于财产使用的一系列排他性权利的集合。 7、产权的分割：产权的分割是指产权约束中的多项权利分别归属于多个不同的权利主体。
8、产权的交叉与重叠：一项财产的产权束中的某项产权与另一项财产的某项财产的某项产权的实现出现相互冲突，两者不能同时实施的现象，就是产权的交叉与重叠。 9、产权的弱化：对产权施加的不必要的限制，所造成的产权安排不符合新古典效率的原则的现象，就是产权的弱化。 10、产权的起源：指人类历史上最初的产权的建立或形成，是人类社会从无产权到有产权的转化。 11、私有产权：所谓私有产权是指权利主体为个人的权利，即有个人所拥有的各类财产权利，这也是最普遍的产权类型。 12、共有产权：如果产权的主体是由多个经济主体所构成的共同体，权利为共同体内所有成员共同拥有。 13、集体产权：集体产权是指产权主体是一个集体，行使对资源的各种权利的决定必须由一个集体做出，即由集体决策机构以民主程序对权利的使用做出决策。 14、政府产权：在理论上指产权由政府拥有，政府按可接受的政治程序来决定谁可以食用或者不能使用这些权利。 15、公有产权：公有产权指产权由社会全体成员共同拥有的产权。 16、公共物品：公共物品是指这一种物品它一旦被生产出来，生产者就无法决定谁来得到它，同时，每个人对该产品的消费不造成其他人的消费减少。
新制度经济学课程论文 系别：物流与工程管理学院专业：工程管理 班级：项管Q0941 姓名：赵叁林 学号： 090703013 2012年 5 月 25 日
论制度的实施机制对制度效率的影响 ---非正式制度对正式制度效率的影响 内容摘要：一国正式制度实施效率的高低不但受到该正式制度本身指定是否公平的影响，还受到该国非正式制度的影响。非正式制度通过社会公众对正式制度公平认同度差异进而影响正式制度实施效率。文章分析了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的关系、非正式制度对正式制度公平度的影响机理，并提出嫁强非正式制度建设的建议。 关键词：非正式制度正式制度制度效率 Abstract:A formal system of implementation of the level of efficiency not only by the formal system itself specify whether it is fair,but also by the informal system of the country.The informal system by the public on the formal system of fair recognition of differences in turn affect the formal system is implemented efficiently.The article analyz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formal system and informal system,the impact mechanism of the informal system of fair degree of the formal system,and proposed to marry a strong informal institution building proposal Key Word: Informal system, Formal system, System efficiency 新制度经济学还把制度从形式上划分为正式约束和非正式约束两种类型。其中，宪法、法律、规章、契约等属于有形的（成文的）并在国家或组织强制力作用下实施的正式制度；而价值观念、伦理秩序、道德规范、风俗习惯和意识形态等属于非正式的（不成文的或无形的）并主要在社会舆论和社会成员自律等非强制力或“软约束”作用下实施的制度。非正式制度：是人们在长期交往中无意识形成的具有持久的生命力，并构成代代相传文化的一部分，可统称为意识形态，包括价值信念、伦理规范、道德观念、风俗习惯等。国家暴力的行使不但同样具有成本并且还有可能导致成本大于收益的无效率情况出现。在成本大于收益的情况下，一个社会就需要通过伦理和道德的力量来克服机会主义行为以使社会得到稳定。对于意识形态的界定，诺斯认为应强调三个方面：“（一）意识形态是种节约机制，通过它，人们认识了他们所处环境，并被一种‘世界观’导引，从而使决策过程简单明了。（二）意识形态不可避免地与个人在观察世界时对公正所持的道德伦理评价相互交织在一起??对收入分配的‘恰当’评价是任何一种意识形态的重要组成部分。（三）当人们的经验与其思想不相符时，他们就会改变其意识观点。实际上，他们试图去发展一套更‘适合’于其经验的新的理性。”
《新制度经济学》复习题 第一章 概念： 制度（诺思）:包括人类设计出来的用以型塑人们相互交往的所有约束 新制度经济学:就是用经济学的方法研究制度的经济学. 正式规则（制度）:正式制度也叫正式规则，它是指人们（主要是政府、国家或统 治者）有意识创造的一系列政策法规。正式制度包括政治规则、经济规则和契约。 它们是一种等级结构，从宪法到成文法与普通法，再到明确的细则，最后到个别契 约，它们共同约束着人们的行为。 非正式规则(制度): ;非正式制度也叫非正式规则，它是人们在长期的交往中无意 识形成的，具有持久的生命力，并构成代代相传的文化的一部分。 重要问题： 新制度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什么？ 研究人、制度与经济活动以及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 新制度经济学与新古典经济学的区别是什么？ 放弃完全信息假设、完全理性假设和确定性，继承稳定性偏好、理性选择和均衡分 析。新制度经济学修改了新古典理论生产函数，把制度作为影响生产的主要因素之 一 第二章 概念： 理性:在新古典经济学的视阈里，理性就是每个经济主体都能遵循趋利避害原则， 通过成本—收益的边际分析，经过深思熟虑后对其所面临的所有机会和手段进行最 优化选择。
有限理性:是指那种把决策者在认识方面的局限性考虑在内的合理选择——包括知识和计算能力两方面的局限性，它非常关心的是实际的决策过程怎样最终影响作出的决策。 重要问题： 新制度经济学对人类行为分析的假定有哪些？ （1）是指那种把决策者在认识方面的局限性考虑在内的合理选择——包括知识和计算能力两方面的局限性，它非常关心的是实际的决策过程怎样最终影响作出的决策。 （2）有限理性 （3）机会主义倾向 如何理解制度与人类行为的关系？ （1）制度塑造个人，能扩展人的有限理性 （2）个人塑造制度，人性的演变影响着制度变迁的方向。 第三章 概念： 社会资本:主要指社会联系或网络、准则以及信任，社会资本的主要特征是它促进了协会成员相互利益的协调与合作，并最终能对经济绩效产生作用。 合作剩余:社会主体之间形成合作、建立产权制度时的总产出与不合作时总产出之间有一个差额，也就是制度的红利。 囚徒困境:在“囚徒困境”的游戏中，有两个对策者，他们可以有两个选择；合作或背叛,每个人都必须在不知道对方选择的情况下，作出自己的选择。不论对方选择什么，选择背叛总能比选择合作有较高的收益。所谓的“困境”是指，如果双方都背叛其结果比双方都合作要糟。
商学院《制度经济学》结课论文题目: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班级：______________________ 学号：______________________ 姓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 指导教师：______________________ 二〇一五年十一月
中国现代大学制度的制度经济学分析 一、问题的提出 大学制度是一个大学存在和发展的基础，没有大学制度，教师职工和学生得不到行为约束，学校的各种资源也没有明晰的产权界定，这将导致整个教学体系的崩溃。同样，历史也证明了大学制度对于大学的存在与发展的重要意义。回眸大学的发展史，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大学制度与大学组织是相伴而生的；制度是大学生存与发展的重要资源；一部大学发展史，就是一部大学制度演进史，而世界一流大学无不是制度文明的产物。 近些年来，现代大学制度越来越受到高等教育理论界的关注，在高等教育改革实践和发展中也越来越成为热点问题。现代大学制度的提出是与我国高等教育管理体制改革紧密相关的: 一方面，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我国高等教育体制改革的显著成效为我国现代大学制度的研究和建设提供了坚实基础和有利条件。随着大学办学权力的下移，以政府为供给型的大学制度变迁必然向大学自主型的制度变迁方式转变。正如有学者所言，“1985年以来我国高等教育体制改革主要集中在宏观方面，思路基本明确，而且已取得了重大进展，现在应当适时地把我国高等教育体制改革的重点转移到微观方面，其根本的出路就是建立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大学制度。”另一方面,随着我国高等教育体制改革的深入发展，许多制约我国高等教育进一步发展的深层次问题逐渐露出水面，改革的方向和目标越来越直抵根本。“现在高等教育存在的主要问题，不是某个学校、某个人的问题，说到底是体制、机制问题,即制度问题,建立现代大学制度是新时期高等教育改革的方向,发展的必然要求”。尤其应引起关注的是中国加入 WTO后,中国大学直接进入了国际化的大市场。WTO 的运行是以市场经济为基础,以公平竞争为原则的,如何保证中国大学在国际竞争中的地位？北京大学的青年经济学家张维迎的言论发人深省:“国际竞争的核心不是资金和人才的竞争,资金和人是可以国际流动的；也不是技术的竞争,而是制度的竞争。从中国长远来看,应该学习的是制度改造。”可见,中国大学要在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还是要在制度方面做文章。 目前国内关于现代大学制度的研究主要是从教育学科的视角来研究，很少从制度学的视角来研究；还主要是基于“大学”本位的研究，缺乏“制度”本位的研究。鉴于此，本文试图从新制度经济学的角度，运用制度变迁理论来研究现代大学制度，通过对我国大学制度的历史回顾与特征分析，指出我国现代大学制度创建的有效途径。 二、现代大学制度创建应用新制度经济学理论的可行性分析 在探讨如何用新制度经济学理论来创建我国现代大学制度这一问题之前，首先要考虑新制度经济学是否适合用于我国现代大学制度的创建，也即我国现代大学制度创建应用新制度经济学理论是否可行。下面主要从理论的可行性这个部分来进行阐述。为什么选择制度变迁理论，而不选择其他理论，一方面是因为这一理论是新制度经济学的核心理论，已经形成了体系并且趋于完善；另一方面是与本文的目的有关，现代大学制度建立的过程实质上就是“制度变迁”与“制度创新”的过程，本文正是从制度变迁的角度来分析大学制度生成与发展的一般规律，进一步寻找现代大学制度创建的有效途径。 （一）委托—代理理论 委托—代理理论，又称契约理论，是直接从信息不对称条件下契约的形成过程出发，探讨委托人如何以最小的成本去设计一种契约或机制，促使代理人努力工作，以最大限度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