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时期

五四时期, 正是中国传统文化陷入危机漩涡之时, 中西文化论争激烈之际, 即为冯友兰所称的以“用新文化批判旧文化” *1] (P287) 为时代精神的近代文化思潮的第二期。期间, 各种文化倡论蜂拥而至。在反传统的文化思潮处于主流态势的学术背景下, 把为“孔子发挥外, 更不作旁的事” *2] (P344) 作为人生目标的梁漱溟, 以独到的思维体系、方法和宽泛的考察视角对中西文化及其关系加以审视, 提出了个性鲜明的中西文化观。正因其文化见解与当时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文化指向在某种程度上相悖, 使其在众多思想家中脱颖而出, 独树一帜, 获得“东方文化派的保守人物”、“封建守旧派”、“文化保守主义者”、“中国当代新儒家的前驱”等种种称号, 并被视为当时国内学术思想界颇具争议的文化人物。

一、梁漱溟中西文化观的论证思路

当各家各派为中西文化争得面红耳赤的时候, 梁漱溟没有随波逐流地追随某一派, 而是在文化论争的波澜中大胆地提出其对文化的独特见解。他强调必须在整体意义上以全人类文化为背景进行各民族文化之间的比较, 而且, 应当在这种比较中, “把一家文化中的地位、关系、前途、希望统通表定” *2] (P353) 清晰, 并为其在文化总关系中求一个适当的位置。

他首先从文化的概念出发, 认为“一家文化不过

是一个民族生活的种种方面”* 3+ ( P 7) , 即精神生活方面、社会生活方面和物质生活方面, 就是说, 文化是由生活决定的。然后, 由生活引出一种非物质的东西

——意欲, 认为意欲是生活的决定因素, 根据意欲得到满足的程度推出了人生的三大问题, 即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自身的问题。从这三大问题中引出了人类生活的三大路向: 其一, 向前面要求一个; 其二, 对于自己的意思变换调和持中; 其三, 转身向后去要求。接着, 以三大文化路向说为依据, 对东西文化进行考察, 比较各文化的特异色彩及其根本精神的差异, 最后对世界未来之文化进行预见, 并提出在文化问题上“我们今日应持的态度”* 3+ ( P50) 。梁漱溟正是沿此思路, 把中西文化置于相互比较的状态中, 由外向里, 再由里向外, 由“面目”到“根本”, 再由“根本”到“面目”进行系统的考察, 在此基础上, 他对世界未来文化做了大胆的预测, 即“世界未来文化就是中国文化的复兴, 有似希腊文化在近世的复兴那样”* 3+ ( P

64) 。这就是梁漱溟自认为为中国文化指明的光明路向, 是中国文化的未来出路。

二、梁漱溟对中西文化差异的具体阐释以柏格森的生命哲学、佛教的唯识学以及中国儒家哲学为理论后盾, 梁漱溟按其“一往一反”的“四步的讲法”* 3+ ( P11) , 对中西文化加以整体而细致地考察。在权衡比较中, 他认识到, 中西文化是所走路向完全相异的异质文化。笔者拟从文化内容、思维方以柏格森的生命哲学、佛教的唯识学以及中国儒家哲学为理论后盾, 梁漱溟按其“一往一反”的“四步的讲法”* 3+ ( P11) , 对中西文化加以整体而细致地考察。在权衡比较中, 他认识到, 中西文化是所走路向完全相异的异质文化。笔者拟从文化内容、思维方法、价值取向与发展趋势四个方面对梁漱溟关于二者之间主要差异的论述加以概括。

( 一) 文化内容上, 西方文化崇尚科学与民主, 中国文化崇尚艺术与尊卑

梁漱溟认为, 西方在学术思想上表现出一种特别的色彩, 即“科学的精神”* 3+ ( P 18) ; 在社会生活上也表现出一种特别的色彩, 即“德谟克拉西精神”* 3+ ( P27) 。这两样东西是西方文化的特别所在, 亦是西方文化的长处所归。

就前者而言, 所谓“科学的精神”就是“一定要求一个客观共认的确实知识”* 3+ ( P 12) 。由于具备这样一种特别的精神, 使西方文化有了物质生活方面的征服自然与学术思想上严谨的科学方法, “事事都成了科学的”* 3+ ( P13) 。与此相对, 中国文化崇尚的是一种“艺术的精神”, 即“全然蔑视客观准程规矩, 而专要崇尚天才”* 3+ ( P 12) 。正是这种对艺术的崇尚与对科学精神的缺失, 使中国人缺乏对外在自然世界征服的意识与激情, 取而代之的是安分知足、随遇而安。在学术思想方面, 中国文化缺乏西方那种科学的方法, 而在艺术方法上却十分发达, 处处都抱着一种应用的目的, 造成学术相混的局面。同时, 梁漱溟发现, 方法上的差异亦使中西文化在知识层面上存有不同。西方发达的是科学精神, 是实验性质的科学方法, 而中国发达的是“非理论的精神”* 3+ ( P16) , 是主观性质的艺术方法, 即直观猜想式的玄学方法。“玄学总是不变现状的看法, 囫囵着看, 整个着看, 就拿那个东西当那个东西看; 科学总是变更现状的看法, 试换个样子来看, 解析了看, 不拿那个东西当那个东西看, 却拿别的东西来做他看”* 3+ (P 15) 。他认为, 西方用科学的方法获得的是知识, 而中国用玄学的方法获得的不能称做知识, “顶多算它是主观的意见而已”* 3+ ( P 16) 。总之, 在梁漱溟看来, 在西方, 艺术便是科学化, 西方文明成就于科学之上; 在中国, 科学便是艺术化, 中国文明成就于艺术之上。

就后者而言, 梁漱溟认为, “德谟克拉西精神”应当表现在两个方面: 其一为人的个性伸展, 其二为社会性的发达。而且“个性社会性要同时发展才成”* 3+ ( P24) 。西方人有“人”与“我”的观念, 这使他们要求个性上的自由与权利上的平等, 因而西方人的个性能够得到充分伸展。西方还是一个“个性不失的社会组

织”* 3+ ( P24) , 就是说, 西方的社会性也十分的发达。因而, 西方人在伦理思想道德观念上对公德甚为重视, 其头脑中没有“侍奉一个人”* 3+ ( P26) 的观念。正如梁漱溟所说: “大约只有对多数人的服从没有对某个人的服从, 去侍奉人则更无其事与西方相异, 中国人心中没有“我”的观念, 受数千年来儒家礼法的约束, 在他们的思维中没有“平等”与“自由”, 只有“尊卑”与“服从”。因而, 在这种氛围下祈望中国人实现个性的伸展是不可能的。中国的社会性亦不发达。中国人在伦理思想道德观念上非常重视私德, 他们以侍奉一个人为道德, 忠孝观念甚浓。

中西文化在内容上为何差异迥然? 梁漱溟认为, 其根源在于中西两种文化的根本精神与所走路向不同。西方文化以意欲向前为根本精神, 以“向前面要求”* 3+ ( P 34) 为其生活的路向, 即人生的第一路向; 中国文化以意欲调和持中为根本精神, 以“不去要求解决”、不去“改造局面”, “对于自己的意思变换, 调和, 持中”* 3+ ( P34) 为其生活的路向, 即人生的第二路向。同时, 也正由于这种在根本精神及路径上的根本不同, 造成了中西文化在思维方法上的差异。

( 二) 思维方法上, 西方文化用理智, 中国文化用直觉在中西哲学的比较中, 梁漱溟引出了“现量”、“比量”与“非量”, 分别指感觉、理智和直觉。理智以外在世界为认识对象, 其目的在于求真, 且需要一个思考、分析与综合的过程; 直觉以人的道德本性与事物的美感为认识对象, 其目的在于求善求美, 但它“所得到的意思是一种‘本能的得到’, 初度一次就得如此的意思, 圆满具足无少无缺”* 4+ (P 646-647) 。梁漱溟认为, 西方哲学主要成就在知识论上, 而中国哲学主要成就在人生哲学上。这决定了西方哲学认识的对象是自然世界, 其思维方法是理智; 中国哲学认识的对象是生命世界, 其思维方法是直觉。在西方, 何为理智活动的驱动力? 在梁氏看来, “此非他, 盖一种直觉也”* 2+ ( P485) 。因为, 直觉高于感觉与理智, 西方人心中“人”的观念是感觉与理智都无法产生的, 都是直觉的产物。由于有此观念, 才有了向前的要求, 而理智只是“其求时所用之工具”* 2+ ( P485) 。由此, 他认为, “西洋生活是直觉运用理智的”* 2+ ( P486) 。与此相对, 直觉作为思维方法在中国十分盛强, 但这种孔子追求的“一任直觉的生活”是以理智调和直觉为先的, 由于中国的理智不发达, 因而造成了似乎程度很低的文化。在梁漱溟看来, 中国这种一任直觉的生活是“理智运用直觉的”* 2+ ( P 487) , 但理智运用直觉实为两步, 即以直觉用理智, 然后再以理智用直觉, 这“比那单是直觉运用理智多一周折而更进一层”* 2+ ( P486) 。因而, 其得出结论, 直觉用理智之于理智用直觉更进一层, “未来世界人的生活要成功以理智调理直觉”* 2+ ( P487) , 从文化角度上讲, 就是成功于中国的文这里, 梁漱溟是从哲学的角度以中西两种思维方法的差异为切入点来比较中西两种异质文化, 并通过肯定中国哲学进而肯定中国文化的独特价值。西方持理智的思维方法, 过的是“直觉运用理智”的生活; 中国持直觉的思维方法, 过的是“理智运用直觉”的生活。这使中西文化在价值取向上亦存在差异。( 三) 价值取向上, 西方文化主功利, 中国文化崇尚的是一种不计较的生活态度梁漱溟认为, 西方理智的活动太盛, 这种理智要求人向外用力, 因而使其在物质、思想与知识领域具有较高的成就, 但同时亦使其在价值取向上步入了极端功利主义的误区, 使西方人与人之间事事都要计较利害得失。中国以直觉的活动为盛, 追求的是孔子所谓“仁”的生活, 即是一种一任直觉、随遇而安的生活。此种生活使中国人养成了一种“不计较的生活态度”, 人与人之间不计较利害得失, 这就是“顺着我们的本性去走”* 4+ ( P 666) 的合理的生活态度。在此价值取向的支配下, 中国人虽然在物质文明、思想与知识领域无法与西方并驾齐驱, 但其与自然浑融、对物质生活从容享乐的态度以及人与人之间礼让相待之态度, 与西方相比可谓是真正的胜利。

( 四) 发展趋势上, 中国文化将继西方文化成为最近世界未来文化之复兴梁漱溟认为, 人类面临着三大问题, 分别对应西中印三大文化路向, 而且, “最妙是随问题的转移而变其态度——问题问到那里, 就持那种态度”* 3+ ( P 64) 。他认为, 西洋文化的胜利在于与人类目前的问题相适合, 但此文化在经济现象与学术思想方面已发生了与中国文化的根本精神相契合的某些“变迁”。他由此断定, 随着人类生存问题的解决, 西方文化将被抛出合乎时宜的空间, 失去存在的价值, 而人与人的问题及其所对应的中国文化将继西方文化之后出现复兴, 当然, 继中国文化之后将是更高层次的印度文化的复兴, “于是古文明之希腊、中国、印度三派竟于三期间次第重视一遭”* 3+ (P 66) 。

三、梁漱溟对中西文化差异之态度

梁漱溟以其独特的思维模式及视角对中西文化加以系统深入的比较与考察, 是以为处于危难之中的中国文化寻找出路, 从而为中华民族打出一条活路为终极目标的。如何透过这些差异评价中西文化? 如何处置这些差异, 并在此基础上寻到中国文化的新出路? 对此, 梁漱溟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一) 强调文化的民族性, 视各文化价值为平等, 排斥文化之间好与坏、优与劣的评判标准梁漱溟认为, 西方文化与中国文化都各具特色,

梁漱溟极为强调文化的民族特征, 他指出中西文化只存在时间上的“适”与“不适”, 而其对人类文化的价值差值为零。他没有以对一文化的贬低来抬高另一文化, 对于二者, 他都指出了各自的优势与不足, 在相互比较中肯否并论。可见, 梁漱溟与当时一味反传统的西化派及一味护传统的顽固派有很大不同。虽说西化派与顽固派对中西文化的判定结果南辕北辙, 但二者都视西方文化为与中国文化相对应的惟一参照系数, 都过激地力图以所谓的标准在两种文化之间加以权衡, 把贴有优劣、好坏标签的高帽在两种文化之间加以分配。而梁漱溟则跳出了这种文化研究中西方中心主义的窠臼, 以全人类文化系统为背景, 引入印度文化, 着眼于文化的民族性, 对文化间的优劣好坏标准, 他相当排斥。

( 二) 科学、民主与儒家文化相结合, 开辟中国文化的新出路

梁漱溟指出: “东方化对于西方化步步的退让, 西方化对于东方化节节的斩伐! 到了最后的问题。是已将枝叶去掉。要向咽喉处去著刀! 而将中国化根本打倒! ”“此时间到根本, 正是要下解决的时候, 非有此种解决, 中国民族不会打出一条活路来! ”* 3+ ( P 5) 可见, 在他看来, 文化问题在中国不是“轻”的、“缓” 的, 而是“重”的、“急”的。他认为中国文化的出路有三: 西方化, 东方化, 中西文化的折衷调和。而三者之中, 只有东方化的道路才走得通。其所谓的“东方化的道路”, 并非是完全抑西扬中、完全斥西赞中之路, 而是西方的科学与民主和中国的儒家文化的结合之路。梁漱溟断定, 只有这条路才是中国文化的出路。

梁漱溟认为, 科学与民主是西方文化的异彩亦是西方文化的特长所在, 二者“是有绝对价值的, 有普遍价值的, 不但在此地是真理, 掉换个地方还是真理, 不但今天是真理, 明天还是真理”* 4+ ( P 741) , 世界上任何地方都无法拒绝, “怎么引进这两种精神实在是当今所急的”* 2+ ( P532-533) 。因而, 在“面目”的层面上, 梁漱溟主张全盘承受西方的民主与科学。在“根本”的层面上, 梁漱溟主张将西方那种“向前要求”、重理智的态度根本改过, 同时, 批判地把儒家的文化重新拿出来。这样, 中国原来的文化吸收西方文化的合理部分, 二者结合产生的合力才能实现中国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 才能使被西方文化压得近于窒息的传统文化得以真正的“翻身”。

很明显, 在中国文化出路的规划上, 梁漱溟的提法与西化派和顽固派存有差异。西化派主张不加任何限制地把西方的科学技术以至民族政治制度、思想文化全部输入进来, 把西方的一套全盘照抄。他们认为, 这是中国人“最后之觉醒”* 5+ ( P 39) , 促进中国进步与发展的妙方。而顽固守旧派则无视西方文化的进步, 固守旧传统, 主张不抛弃旧文化, 反对对固有的文化做点滴的改良。可见, 与这两派相比, 梁漱溟在对待和处理中西文化二者差异的态度上是比较客观的, 没有像西化与顽固两派完全被主观上的热情所征服。但是, 梁漱溟即使在态度上比较客观, 而仔细揣摩他提出的“新出路”就会发现, 其观点在浅层面上具有独特不俗的色彩, 而根本上却确如贺麟所言: “亦未完全逃出‘中学为体, 西学为用’的圈套。”* 6+ ( P13 ) “中体西用”的模式推崇的是一种文化调和态度, 而这种态度与梁漱溟关于文化是整体的、无法调和的文化理论是背道而驰、格格不入的。

四、对梁漱溟中西文化观的评价

梁漱溟的中西文化观产生于五四新文化运动反传统浪潮汹涌激荡之时, 中国传统文化面临危机之际。由于其独特鲜明的文化理论在某种程度上与当时的新文化运动指向相冲突, 使其人其说在当时都被归入了“有争议”的领域。今日, 对梁漱溟的中西文化观, 我们应在深层次地认识基础之上予以评价。

在文化理论层面, 梁漱溟的中西文化理论没有拘泥于西方中心主义的限制, 而是站在人类整体文化的高度, 对两种文化加以表述。他对文化的整体性及民族性的强调, 对文化从“面目”探寻到“根本”的重视, 对中西文化优势与缺陷的客观承认, 对文化优劣标准的排斥, 对科学民主异彩的大胆采纳等独特见解都是可取的。但客观而言, 其理论中又存有许多不足及矛盾之处。如梁漱溟把意欲作为决定生活进

而决定文化的因素, 并以此为基点加以推理与论证。他对这一基点的选择是受叔本华及柏格森哲学思想影响的产物, 是与唯物论相悖的唯意志论文化观, 在今天看来, 是缺乏正确性的。而且, 他是把中西文化放入其所谓的文化模式中加以比较, 其模式是把中西印三种文化作为世界文化体系的全权代表, 这种划分是没有客观依据的, 其笼统性及主观色彩较浓。又如, 梁漱溟认为, 中西文化根本性质不同, 但无价值差异, 无好坏优劣之分, 亦无调和之可能。然而, 在三期文化重现说中, 他又认为中国文化是比西方文化更进步的早熟文化, 预示世界最近未来之复兴文化必将是中国文化。为实现此复兴, 必须使中国原有文化与西方科学民主的合理因素相结合。这“早熟” 与“复兴”论与其对文化优劣好坏的排斥理念相矛盾, 这“结合”论又与他“无法调和的观念”相冲突。这正是其中西文化理论内部的致命之处。总之, 在梁漱溟的中西文化理论中不乏类似矛盾之处, 但不能因其理论层面上的缺陷而无视其可取之处, 阻止其文化价值光芒四射。梁漱溟的中西文化理论是在其当时的时代、家庭、知识结构、学术环境等各因素共同作用下的产物, 对于其中的不足之处, 我们应在严格考证揭示的同时以宽容的态度予以理解。

在角色定位层面, 梁漱溟关于文化之独特见解, 在当时思想学术界引起了不小的轰动, 但批评之声压过赞

许之声。其思想被看做是与新文化运动相冲突的“中国农业宗法封建思想”* 7+ ( P 138) , 其人亦被置于新文化运动阵营的对立面。梁漱溟是名副其实的封建守旧派? 确实为新文化运动的绝对抗衡者? 无法否认, 梁漱溟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竭力维护, 在特殊背景之下表现出的文化倾向上的保守性, 确实与新文化运动高倡的“反封建、反孔学”的反传统性相冲突。但他强调, “我的提倡东方文化与旧头脑的拒绝西方化不同”* 2+ ( P349) , 他批评“那《国故》只堆积一些陈旧古董而已”* 2+ ( P532) 。事实上, 在中西文化具体阐释及对中国文化出路的规划上, 梁漱溟确实与那些极端顽固守旧者有着根本不同。同时, 从梁漱溟有关西方文化的进步及文化整体性方面的论述中, 可看出他对新文化运动推举出来的“德先生”与“赛先生” 是十分尊敬的, 其观点与西化派的观点在一定程度上亦有契合之处, 如艾凯所言, “梁漱溟的文化观却同陈独秀的持论更为一致”* 8+ ( P 80) 。而且, 对新文化运动的某些观点, 梁漱溟本人亦表示赞同。他曾说: “中国讲维新讲西学几十年乃至于革命共和, 其实都是些不中不西的人, 说许多不中不西的话, 做许多不中不西的事。他们只有枝枝节节的西方化, 零零碎碎的西方东西, 并没有把这些东西看通窍, 领会到那一贯的精神。只有近年新青年一班人才算主张西方化主张到家。”* 2+ ( P 21-22) “我总觉得你们所做的都对, 都是好极的, 你们在前努力, 我来吆喝助声鼓励你们! ”* 4+ ( P73 9) 可见, 其文化见解与新文化运动的文化指向之间存在客观上的冲突与差异, 但这种冲突与差异却是相对的而非绝对的。因而, 笼统地把其归入顽固封建派的行列, 置于新文化运动的绝对对立面是有失合理性的。梁漱溟并非其敌人, 而是“朋友”* 4+ ( P739) 。在人格魅力层面, 含有诸多缺陷的中西文化观暴露出梁漱溟在文化认识上的不足, 但在另一方面也透射出其人格上的巨大魅力。身处危机之时的国家, 面对危机之时的文化, 作为一个抱有坚定目标并力图为中国寻找再生之路的爱国知识分子, 梁漱溟采取的态度是勇于面对而不是回避, 他以自己在文化上的独特见解及系统的论证在当时的文化论争中争得了一席之地。为了实践他的观点, 梁漱溟在后来的乡村建设运动中也付出了巨大努力。避而不从纯理论上谈及梁漱溟的中西文化观, 单就人格魅力而言, 他的爱国之情、忧患之绪, 他的大胆、执著、勇于怀疑、逆流而上、桀骜不驯的品格是值得人们钦佩和学习的。可以说, 梁漱溟“不仅在当代中国的历史上有很重要的地位, 而且还是一位具有世界意义的思想家”* 9+ ( P 3) 。在现实意义层面, 梁漱溟关于中西文化之独特见解虽然存在诸多疏漏, 使某些观点欠缺合理性及现实可行性。但其理论中的可取之处在今日之光彩也不可被遮蔽。他在文化的整体观、异质观等方面的正确看法对今日文化研究领域中的许多问题都具有无法替代的理论参考价值。更重要的是, 在为中国文化开辟新出路时, 他没有完全地抛弃中国传统文化, 没有割裂传统与现代的血脉关系, 主张在旧的传统文化基础上进行新的创造, 这是非常可贵的。这些对于我们今日如何认识文化及其之间的关系, 如何在继承优秀传统文化并充分吸收西方文化在内的世界优秀文化成果的过程中建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体系, 解决新时期的文化问题, 加速社会主义文化建设, 从而推进现代化进程具有十分重大而深远的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