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金庸小说中的儒家思想

论金庸小说中的儒家思想

南京邮电大学通达学院13005324 陈薪羽

摘要：金庸小说之所以能雅俗共赏，是因为其中不仅有惊险曲折的武侠故事，而且蕴涵着丰厚的传统文化精神。其中呈现出高超的艺术水准，展示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博大精深。在爱国、重义、尽孝、尊师、守信这类基本道德方面，金庸小说从儒家吸收了很多，金庸小说也深受中国传统化的影响，飘逸出浓郁的儒家文化气息

关键词：传统文化、儒家思想、道义、

金庸武侠小说包含了非常深厚的传统文化意蕴，其中儒家尤为突出。从金庸小说，我们可窥见儒家“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积极入世的精神，刚健自强的生活态度，和高尚的道德情操远大的理想。在金庸大半的人生旅途中，儒家思想对其辐射深重。金庸小说将儒家精神人格化了，这在其小说中的突出表现在“侠之大者，为国为民”的救世精神和“死而后已”的价值观念。金庸在短篇《鸳鸯刀》的结尾，点出“仁者无敌”的思想，构成全篇的主题，也表明了他自己对儒家的态度。

儒侠的典型代表是郭靖。郭靖是金庸早期用心塑造的一位成熟的英雄，也是儒家文化的集中体现者。金庸对儒家思想的理解尽数刻划在郭靖身上，他为国为民，严守做人之道，有大儒的风范。他未出世就没了父亲，出生在大雪地，跟着母亲从小成长于蒙古荒漠，因为儒家坚信“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郭靖是金庸小说里面集儒家思想于大成者的艺术形象，在他身上第一次阐述了“为国为民，侠之大者”的儒家最高思想。郭靖是非常典型的儒家继承者，他当仁不让，危难时刻宁死不屈；体恤百姓，不惜与亲如生父的成吉思汗拒理力争。通过郭靖的形象金庸着力传达出一种敦厚的儒家风范：以天下为己任的使命感；杀身成仁、舍生取义、死而后己的道义感；三军可夺帅，匹夫不可夺志的气节；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操守。甚至郭靖独特的言行性格也能在儒家学说典籍中找到相对应之处：诚信，刚毅，讷于言，敏于行，微言大义，大智若愚，大巧若拙……郭靖简直就是儒家理想人格在金庸小说中的翻版。在小说中，郭靖屡屡道出“侠”的意义：“我辈练功习武，所为何事？行侠仗义，济人困厄，固然乃是本分，但这只是‘侠’之小者……为国为

民，方为‘侠’之大者”，“但想人之在世，便是做个贩夫走卒，只要有为国为民之心，那便是真好汉，真豪杰了。”在这里，小说中的“大侠”实际上成了儒家文化理论在现实社会中的实践者。郭靖不仅是儒侠中的大者，而且也是一切侠中的侠之大者，因为他彻底地实现了“为国为民”这一目标，有着“铁肩担道义”的巨大人格力量。“铁肩担道义”是中国老百姓最崇尚的英雄品格，也是金庸最心仪的人格理想。他把这种英雄品质和人格理想，尽情倾注在郭靖身上。郭靖坎坷的经历，勤朴敦厚的个性，高超卓绝的武功，忧国忧民的心怀，大仁大勇的胸襟，无不让读者产生共鸣。他的身世经历契合孔孟思想，他的言行和结局更有着楷模的作用。对父母孝、对国家忠、对爱情真、对朋友义、对子女爱，是典型的“侠之大者”，是君子，甚至可以说是“圣人”，是儒家文化精髓的理想人物形象。郭靖身上显示出的这种“为国为民，侠之大者”的风范，也体现了金庸对儒家的内求张扬主体、外求治国平天下的文化精神的肯定。在作品中，郭靖获得“大侠”的名份，不只是源于武功的高强，更源于他保卫襄阳的民族壮举，源于他“鞠躬尽瘁，死而后己”的人生价值取向。

金庸武侠小说极其强调“义”，“义”是小说中儒侠之美的基石，郭靖是金庸小说儒侠人物的代表，郭靖几乎在做每一件事之前都要想想这件事和道义是否违背。郭靖爱黄蓉，但是郭靖和华筝公主有婚约，于是郭靖对黄蓉说：“我是个蠢人，什么事理都不明白，我只知道允许过的话，决不能反悔。”他在华筝公主与黄蓉之间，执意选择与华筝公主成亲而舍弃黄蓉，他并非薄情之人，但是他想的是答应人的事绝不反悔，他答应与华筝成亲，就是以义为上的表现。当蒙古大军即将犯境时，对于杀敌救援黄蓉只想尽力而为，如果能力不够就骑上小红马，一走了之，郭靖不同意，他说：“蓉儿，这话就是你的不对了，咱们既然学了《武穆遗书》中的兵法，又岂能不受岳武穆尽忠报国四字之教？咱俩虽人微力薄，却也要尽心竭力，为国御辱，纵然捐躯也在所不惜。在这里郭靖已经将“义”提升到了国家和民族的层面。而在与从小结为安答的托雷之子忽必烈的对话中进一步体现了郭靖的大义之举。忽必烈说：“我与叔父相交三世，郭叔父念及故人之情不必如此，”郭靖正色道：“那也未然，公义在前私交为轻。昔日托雷安答领军来攻襄阳，我曾起义行刺义兄，以退敌军。恰逢成吉思汗病重蒙古兵退，这才成全了我们的金兰之义。”郭靖为了义可以灭兄，也可以为了义灭亲。在《神雕侠侣》

二十七回，郭靖之女郭芙愤怒之下斩断杨过的右臂，郭靖知道事情原委后执意要断女儿一臂。郭靖说：“伸出右臂来，你斩断人家一臂，我也断你一臂。你爹爹一生正直，绝不敢徇私妄为。”为了大义“亲”“兄”都可灭，可见郭靖确实具有儒家“以义为上”的价值观念。

而《天龙八部》中的萧峰的身世和生平极其复杂。他本是契丹人，父母双亡后被寄养在大宋一个普通家庭里，经历磨难后当上了丐帮帮主，可是康敏为泄私愤将萧峰是契丹人的身世抖出来，使得在当时汉人与契丹人民族仇恨深重的情况下，人人都欲得而诛之，萧峰为了躲避追杀，远赴关外，后来因为救了契丹皇帝被封为辽国南院大王，萧峰做南院大王时又因违抗辽帝南征大宋的诏令而被贬为平民。但是，不管萧峰是帮主、南院大王，还是普通老百姓，他都处处以义为重，不为民族仇恨蒙蔽，超越了狭隘的民族观。他行事时时处处以是否符合道义为标准。作为契丹人的后裔，他回到辽国以后，却坚决反对辽国的侵宋战争，以一己之勇武迫使辽国皇帝收回成命，自己则在雁门关外悲壮自尽。为了宋，辽百姓不受战乱之苦，萧峰毅然选择了牺牲自己，杀身成仁，舍生取义，不愧是一位义薄云天的大侠。自从汉武帝独尊儒术以后，儒家思想在我国一直处于统治地位。萧峰在中原接受的“汉族独大”的思想其实一直影响着他，所以他在知道自己是契丹人之后曾经彷徨迷茫，也曾经一时迷失野性爆发，但是最后又理性地回归了自己，达到了自我思想的升华

金庸小说将中国雅文化传统灌注到俗文学这种有活力的文学形式中去，从雅文化传统和俗文化传统的结合部切入，通融雅俗而超越雅俗，这使得金庸小说的文化底蕴与我们民族的文化心理结构达到了深度地契合，也使得金庸小说风靡华人世界。金庸小说中的儒道思想不只是外在的装饰，而是内在的渗透，是从内容到形式都浸透着的，它弥漫在整个作品，充溢在字里行间。惟其如此金庸的武侠小说才能独具魅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