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古都开封历史地位问题的再认识

关于古都开封历史地位问题的再认识

长期以来，开封定格在“七朝古都”的框架概念之中。开封的最早建城时间基本上是从公元前8世纪20年代，即郑庄公在其新开拓的疆土上修筑的新城——启封（开封）算起，距今只有2700多年的历史。但是近年来，有志于开封研究的专家学者们，经过对相关文献资料及文化遗存的探讨，认为早在4000多年以前，开封地区就是人文始祖活动的重要地区，第一个世袭制王朝——夏，长期将都城设在开封（老丘）。如此一来，开封的最早建城时间至少应从公元前20世纪算起，就是说开封的最初建城时间距今在4000年以前。10月17日至19日，中国古都学会2013年（开封）年会举行，对开封古都学会的研究成果进行了研讨和确认，并发布宣言，正式认定老丘为开封的第一代都城，确认了开封“八朝古都”的地位。须知，重新确认开封的历史地位，绝不是增加一朝和历史向前推1300多年的简单问题，其中蕴含的丰富的文化内涵，不是所有人都能够认识到的。

一、开封是先夏时期人文始祖活动的重要地区，是早期华夏文明重要的发祥、传承地之一。

根据可靠文献记载和文化层遗迹分析，早在4000多年以前，开封一带就长期是先夏时期人文始祖带领部族人民开展活动的重要地区，黄帝、炎帝、颛顼、虞舜等，均与开封有着不解之缘。

黄帝曾在开封筑城并有过重大活动。今开封北郊黄河大堤北侧，古有轩辕城，后演变成一个村庄，名轩辕楼村（简称轩楼）。村中至今尚有轩辕姓（轩姓）二三百人，是上古轩辕黄帝的后裔,是明代为避黄河水患从不远的北边迁来的。村中尚存清代乾隆年间碑刻一通，记有上述情况。从文献记载和民间口碑相传得知，轩辕黄帝曾在开封一带成婚并筑城，唐代史学家王《轩辕本纪》载“黄帝娶西陵氏于大梁”。上世纪30年代版《辞源》载：“黄帝娶西陵氏于大梁，曰嫘祖，为黄帝元妃。始教民育蚕治丝茧，后世祀为先蚕。”当代程广兴编著的《龙的传人》也有类似记载。今开封馆驿街原有嫘祖庙，即是祭祀养蚕鼻祖嫘祖的。

开封所属杞县空桑村，曾是末代炎帝榆罔的都城。史学家袁玉骝著《中国姓名学》记载：“神农氏末代炎帝榆罔即位后，自山东省曲阜将都城西迁河南省杞县的今空桑村。”类似的记载还有，可相互印证，足见空桑之地人文的厚重。此外，杞县还是轩辕黄帝元妃嫘祖的生长之地。

五帝之一的颛顼，曾居杞县高阳。据新修《杞县志》载，轩辕黄帝之孙、昌意之子颛顼，20岁即位，于颛顼高阳氏元年（公元前2514年）居高阳（今杞县高阳镇）。颛顼曾在这里处理部族政务，有过一系列重大活动。后迁至帝丘（今濮阳一带），死后并葬于帝丘。

开封是黄帝史官仓颉造字地。宋《太平寰宇记》载：“仓皇（颉）城在县北时和保，世传仓颉所筑……东京开封府开封县有仓颉师旷城，城上有列仙吹台。”清《祥符县志》卷十四载：“仓垣（颉）城在县东北二十里。”仓颉城在今开封黄河大堤北侧的刘庄村北。仓颉城和轩辕城东西相对，相距六里。刘庄村北古有造字台、仓颉庙及仓颉墓，现仅存墓冢，并有宋代至今的碑刻四通。唐代史学家岑参曾于造字台作诗：“野寺荒台晚，天寒古木悲。空阶有鸟迹，犹似造字时。”

炎帝榆罔之后雷公，据武则天通天元年《奉敕修方氏宗谱序》载“居空桑村”。晋代皇甫谧著《帝王世纪》载：“雷公之女，方雷氏，名女节，轩辕黄帝

次妃，生子名青阳。” 《中国姓名学》记雷、方原是一家。今开封一带以雷、方二姓为名的村庄，如雷砦、雷集、方店、方庄等，均与雷公有关。今兰考县翟庄村有清代续刻石碑《七圣祠记》，记有雷公子等人事迹，即雷公助黄帝打败蚩尤，因功被黄帝封于方山（今禹州方山镇）。而黄帝与次妃雷公之女所生儿子青阳，在同蚩尤部族的战斗中牺牲，因兰考是黄帝率部落联盟讨伐蚩尤的聚集地，故葬青阳于此(今兰考青陵岗)。此事在新修《兰考县志》中不仅有载，且今兰考县红庙乡人民尚有口碑相传。

另据相关资料记载，虞舜死于今开封东北不远的古地鸣条。鸣条之地在今封丘县黄陵乡平街村一带，上世纪50年代前属开封县刘店乡，距开封城仅30余公里。另外，商汤征伐夏桀，决定夏朝命运的关键战役——鸣条之战，就发生在这里。由此可见鸣条地理位置的重要。

人类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是地区经济文化发展的决定因素。先夏时期，随着自然环境的改善以及农业生产与建筑技术的发展，使人们大规模由山地移往平原地区居住成为可能。那时候，开封一带已是平原，但尚存不少土丘岗梁以及薮泽。相对于山区来讲，这里适宜于发展农业生产，有充足的水源以供生活之需，城邑建在土丘岗梁上，能躲避水患。此外，这里西距山地不远，既适宜向外（东）扩张，又适宜收缩战线依山退守。这就是人文始祖带领部族人民在这一带活动较多的原因。

先夏时期人文始祖及先民们在开封地区的活动，为开封乃至中原地区的开发贡献着力量，他们是孕育中原文明的先驱，是中华民族文明历史的创造者。由此可知，开封地区是早期华夏文明的重要发祥地，曾经为人类的发展作出过重要贡献。

二、夏朝长期将老丘（开封）设为政治中心——国都，对当朝社会的发展和中原地区的开发产生了重大影响。

根据古文献记载和近年来我国学术界关于“夏商周断代工程”的研究成果表明，自公元前2070年起，我国进入了第一个世袭制王朝——夏。夏朝先后相传14世、17王，至公元前1600年为商所灭，先后存在了471年。

夏朝的各种制度和经济文化的发展，尤其是在农业生产、铸造技术、天文历法等方面的进步，应该主要在夏朝中后期。由于夏朝没有文字直接流传下来，所以长期以来对它的了解还主要依赖古代文献的记载，包括夏朝的国王、官吏、军队以及刑狱情况等。夏朝的建立标志着中国原始社会的基本结束，它的诞生成为中华文明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

夏朝的政治中心，也即都城，曾10次迁徙。第七任王杼在其即位五年时，把国都由“原”（今济源）迁至老丘。夏以老丘为都历经杼、槐、芒、泄、不降、扃等六王，长达216年，成为夏朝定都时间最长的都城。这一段时间，恰恰是夏朝由稳定发展到兴盛繁荣的重要阶段。

夏朝是我国进入上古文明的开始，是一个十分重要的朝代。夏朝统治者对都城老丘的长期经营，定会建设一座规模宏大的城池。近年来，开封史志专家和考古工作者根据可靠文献记载，研究确认老丘遗址大体在今开封县杜良乡国都里村一带。这里西距开封城（曹门）20公里，距市区不足5公里。这与著名历史地理学家谭其骧主编的《中国历史地图集》所标位置大体相同。

作为第一个世袭制王朝的重要都城，夏都老丘存在的意义和影响是巨大的，其时间之早、规模之巨、对后世的影响之大，超过了夏代任何一个都城。在当今我国的八大古都中，只有开封早在夏朝就曾经有过如此辉煌的建都历史。仅从这

一点来讲，开封确实抢占了古都文明的先机。

自然环境以及地理位置是开封较早崛起的决定因素。夏朝中后期，随着自然环境和生存条件的改善以及农业生产与建筑技术的提高，人们大规模地由山地迁徙至平原地区居住。为了防止水患，城邑多建在地势较高的土丘和岗梁上，顾名思义，“老丘”之称同样是因为城邑建在高地上而来。夏朝初期都城多次迁徙，进入夏朝中期以后政权相对稳定下来，应该与上述条件的改善有着密切关系。老丘在众多城邑中之所以能鹤立而起，成为夏朝为都时间最长、规模最巨、发挥作用最大的国都，是与它所处的优越的自然环境和地理位置有着密切关系的。

在夏朝以开封为都的200余年间，政权从巩固发展到稳定，进而走向兴盛繁荣，推动了农业和手工业经济较快发展，统治范围也大规模扩大，向东达“东海之滨”，东南则达江淮地区。这一阶段不仅对中原地区的开发至关重要，同时也大大提高了夏代对后世的影响。而那位在“少康中兴”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又慧眼择地定都老丘的第七代夏王杼，成为可与大禹、少康比肩的一代英君。

三、战国时期的魏都大梁，对开发中原和全国大一统局面的形成功不可没。

夏、商、周三朝，开封一带曾有有莘、逢、锡、戴、杞等国存在，这些方国后来或迁徙，或被兼并。进入春秋时期，开封地区大体属于卫国、齐国、郑国的地盘，后来楚国也把触角伸了进来。

春秋末期，韩、赵、魏三家分晋，魏文侯任用李悝为相，通过较早的变法使魏国迅速成为“战国七雄”之一。魏武侯时，继续向南发展，取得了郑、宋、楚三国的大片土地，并占据了大梁，从此魏国在黄河以南占有了广大的土地。为巩固霸业，魏惠王九年（公元前364年），魏国国都从安邑迁至大梁。魏惠王引浚水、挖鸿沟、修长城、联诸侯，使国力达到极盛，皆因大梁有利的地理位置和发达的经济，魏惠王率先实现了称霸诸侯之梦。但是，魏惠王自恃国力强大，不断向外用兵，而桂陵之战、马陵之战大败后，魏国逐渐走向了衰落。虽然一度有魏公子信陵君联合诸侯抗秦之举，但也没能挽救魏国覆亡的命运。公元前225年，秦将王贲围攻大梁，引黄河、鸿沟水灌城，魏国灭亡。魏国立国前后共220年，历8位君主，其中6位君主都大梁，时间139年。

魏都大梁是开封建都史上的第二个都城。据考证，大梁城东西长达10里，人口曾达30万，是与秦都咸阳、楚都郢城、齐都临淄、赵都邯郸齐名的大都城。大梁的城市建设对后世的影响、对中原地区政治经济发展的影响都是巨大的。以大梁为中心所产生的思想文化，在当时以及后世都产生过不可估量的作用。

魏国在“战国七雄”中实行社会改革较早，最早成为强国之一。在当时的都城大梁，产生了一大批政治、经济和思想文化方面的精英人物。如庞涓，三军主将，战功卓著，后因骄傲轻敌败于孙膑；孙膑，后投靠齐国，立下赫赫战功，成为名垂青史的军事家；商鞅，秦国变法图强的关键人物；范雎，在魏国结仇投靠了秦国，提出“远交近攻”策略，削弱了魏国；张仪，著名纵横家，后投靠秦国破坏合纵，对魏国产生极为不利的后果；吴起，后投靠楚国，为楚国名将，著有《吴起兵法》；信陵君，战国四大公子里最有才华者，曾指挥著名的邯郸战役，击败秦军；朱亥，信陵君手下猛士，曾手持铜锤击杀不愿交兵符的魏王亲信将领；侯嬴，信陵君的谋士，曾指导信陵君“窃符救赵”。魏国的一大批志士仁人各自发挥作用，客观上促进了社会发展，有利于结束战国时期分裂割据的局面，对国家走向融合统一产生了影响。

四、从隋唐重镇到五代东都，汴州作为新的政治中心的崛起，对促进民族融合与社会发展产生了重要作用。

西汉时设立梁国，开封曾做过梁都。西汉中期以后开封基本保留县治、郡治地位。南北朝时升为州治（梁州、汴州），隋朝修筑贯通南北的大运河，大大促进了南北经济交流，也把位于大运河中枢的汴州推上了新的发展台阶。唐建中二年（781年）永平军节度使李勉重筑汴州城，兴元元年（784年）年初，淮西节度使李希烈攻入汴州，自立为楚帝，不久败亡。翌年，宣武军节度使治所从宋州移至汴州。宣武军节度使管辖汴、宋、颍、陈、濮等六州军政，位居中原腹地，成为最强有力的藩镇，标志着当时的汴州已经成为北方最重要的经济和军事重镇。

这一时期传统的都城长安和洛阳，在“安史之乱”及其以后的藩镇割据中遭到严重破坏，城市趋于衰败。相形之下，汴州则蒸蒸日上，其城市规模和影响逐渐超越了长安与洛阳，具备了建为国都的条件。

五代时期的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除后唐外皆都开封，契丹正式建为辽国也建都在开封。此时的长安降为雍州，洛阳在战乱中不复前规，中国封建社会新的政治中心地位在汴州形成。五代后期，汴州开封“控引汴河，南通淮泗，北接滑魏，舟车之辐辏”；后周东京“华夷凑集，水陆会通；时向隆平，日增殖盛”；“坊市之中，邸店有限；工商外至，络绎无穷；僦凭之资，增添不定”，以致周世宗柴荣继位不久，便“发畿内及滑郑之丁十余万，筑新罗城”。后周时的东京，规模已十分宏大。周世宗柴荣实行了一系列改革措施，促进经济发展和社会安定。他北攻契丹，南下南唐，占据南唐江淮十四州，使后周的国力大为增强，为北宋结束分裂割据局面、实现全国最终统一奠定了基础。

五、以东京开封为中心的北宋王朝，将我国封建社会推向了前所未有的辉煌，它所孕育的大宋文化影响深远。

赵匡胤以兵变形式取代后周政权，建立了北宋王朝。其顺应了历史发展的需要，结束了五代时期的军阀割据、战乱不休的局面，使社会逐步走向了安定。

北宋王朝仍以东京开封为国都，历经九帝168年。东京不仅成为全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也是当时世界上人口最多、经济及文化最为发达的世界大都市。

北宋东京城与隋唐的长安、洛阳不同，它是在旧城的基础上改建而来。城市商业经济的空前繁荣、人口的众多对东京城的布局产生了重大影响。东京城有三重城垣围护，皇（宫）城居中，外为内城，再外为外城，外城、内城均为商业区和居民区。这种由外城、内城、皇（宫）城三重城构成的都城布局为元、明、清都城所仿效，对后世的城市建筑影响很大。东京城的主要街道通向各个城门，宽窄不一。宣德门前的御街宽二百余步，其他街道宽二十五步至五十步。北宋中期以后，随着城市商业贸易的迅速发展，人口的不断增加，传统的坊市制度开始崩溃，代之而起的是坊市合一的城市布局。

北宋定都东京开封是和汴河等河流便利的漕运以及黄河所带来的丰富的水资源分不开的。汴河、蔡河、金水河、五丈河等河流横贯东京城，将全国各地尤其是东南一带的物资源源不断地运入，从而使东京处于“天下之枢”、“万国咸通”的有利地位。东京城的人口最多时达150万，是当时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城市。

北宋东京的手工业和商业相当发达。官营手工业机构庞大，有院、司、所、场、坊等大型手工工场，下设有许多小型生产单位，人员众多，分工细密，生产各色产品，除供应官府外，也销售市场。私营手工业较为分散，但行业俱全，从业人数众多，以生产加工生活日用品为主。手工业以军器制造、冶炼铸造、丝织绣作、刻书印刷、文房四宝制作、陶瓷制作、工艺品加工等行业较为发达。宋代的商业较之前代呈现出一些新的特点。由于商品经济的发展，旧的坊市分离制度

被打破，代之而起的是坊市合一，商店遍布全城的大街小巷，夜市、瓦肆和定期市场贸易的形成成为商业发展的显著特点。商贩将工商业的经营扩大到全城各个角落，各类店铺鳞次栉比，各色商品琳琅满目。“京城资产百万者至多，十万而上，比比皆是”。

宋朝是中国古代历史上经济与文化、教育最繁荣的时代。根据研究，北宋时的国民生产总值为亿美元，占据世界经济总量的60%，显示北宋是中国国民生产总值占据世界比重的最高峰。北宋时中国人均生产总值为2280美元，同时西欧人口人均生产总值仅为427美元。数百年以后，已经完成第一次工业革命的英国人均生产总值也只有1250美元。

以东京开封为中心的北宋王朝及其创造的大宋文化，体现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诸多方面。包括开明的政治文化、活跃的思想文化、繁荣的商业经济文化、创新发展的科技文化、百花齐放的诗词书画文化以及先进的建筑文化、通俗普及的民俗文化等。大宋文化对华夏文明的贡献和影响是巨大的。而东京城对后世京城影响也极大，金朝的中都（今北京）就是仿照了北宋东京城的建设规制，并为元朝大都（今北京）所吸取。站在中华文明的大厦上审视大宋文化，它完全可以与汉唐文化和后来的明清文化相比肩，正是它们共同构成了华夏文化的支柱和精髓。

六、由金朝都城到元朝省治——开封城市地位的重大转折。

公元1126年12月，金军攻占东京，次年三月掳徽、钦二帝北返，北宋灭亡。公元1130年，金扶植刘豫建傀儡政权大齐，1132年刘齐由大名迁都汴京。1138年金废除刘齐政权，将汴京改为陪都，并置汴京路。

金天德五年（1153年）又改汴京为南京，改汴京路为南京路，并将南京作为进攻南宋的跳板。金主完颜亮曾于正隆六年（1161年）七月迁都南京开封。3个月后完颜亮被部下杀死，金又把国都迁回燕京（今北京市）。公元1214年，金朝为避蒙古军队进攻，再次迁都开封，并重新修筑了早已毁废的北宋皇宫。金南京城一度有过短暂的复苏与繁荣，人口曾有100多万。1224年金宣宗去世，由次子完颜守绪继位，即金哀宗。1230年蒙古军队三路伐金，1232年包围南京，1233年守将崔立投降，南京城被蒙军占领，金国灭亡。由于汴京的正统地位和巨大影响，使得它始终是宋金争夺的核心要地。金朝在取得对中原地区的有效统治后，就设想将其政治中心南移至汴京，不断加强对汴京的管理和经营，有金一朝，汴京始终是北方最重要的城市。

元朝攻占金南京后，改设南京路为汴梁路，又在此设河南江北行中书省（河南省），还把汴梁作为进攻南宋的基地。此时开封虽降为中原地区的中心城市，但地位依然十分重要。

元朝末年，阶级矛盾激化，农民纷纷揭竿而起。至正十一年（1351年），红巾起义军首领刘福通在颍州（今安徽亳县）拥戴韩林儿为帝，国号“宋”，改用“龙凤”年号。1358年5月，韩宋农民起义军攻占汴梁，定汴梁为首都。韩宋农民政权在汴梁修筑宫阙，任命官吏，铸发钱币（龙凤通宝），发号施令，指挥全国反元战争，影响极大。汴梁作为红巾军“龙凤”政权的首都存在了一年零三个月，正是全国起义的高潮阶段，对推翻元朝统治发挥了极大的作用。

七、明清中原首府开封——在全国位居前列的地区中心城市。

（一）建陪都与封重藩——宋都东京的回光返照

明朝洪武元年(1368年)正月，朱元璋在应天（今南京）称帝。当时他还没有下决心把应天作为首都，觉得过去在此定都的朝廷都是气数短暂，想寻找一个

既有经济保障又地形险要之地作为首都。是年三月，朱元璋攻取汴梁（开封）后，许多人劝朱元璋定都汴梁，认为只有在中原定都才能长久地控制天下，而汴梁是中原名城，是建都的首选之地。朱元璋很重视这种建议，试图把汴梁（开封）作为首都。是年四月，朱元璋来汴梁实地考察后，觉得此地虽然位居中原，但地势平坦，无险可守，不如应天，因此放弃了在汴梁建都的想法。是年八月，朱元璋正式下诏将应天改为“南京”，把汴梁改为“北京”，定为陪都。朱元璋认为，北方的元朝势力尚未平定，而汴梁地处黄河流域，是宋朝旧都，将其定为“北京”，对北上征讨元朝、唤起北方民众的民族情感很有号召力，同时也需要把汴梁作为运送粮草和补充兵力的基地。洪武十一年(1378年)，朱元璋正式下旨，以南京为明朝都城，撤销了汴梁的“北京”称号。

撤销陪都的同时，朱元璋封其第五子朱为周王，并在开封原宋金皇宫旧基上建设了规模宏大的周王府。周王府周回九里十三步，壮丽辉煌，其规模之大超过了北宋皇宫，这足以说明朱元璋对开封、对其第五子朱的重视。但重视之余，又对“王气太重”的汴梁放心不下，因而发生了后来的“铲王气”和打压朱之举。

（二）重修城池与城市复兴

明朝初年，朱元璋在北宋里城的基础上重新修筑了开封城，并改修为砖城。明开封城的规模仅次于南京城，如今在全国仍数第二。明代开封人口最多时有40万，虽然不能与北宋东京同日而语，但在当时全国13个省会城市中仍名列前茅。《如梦录》的作者形容开封是“八省通衢，势若两京”，并非过誉之词。

明代开封聚集了大量的消费人口，又是封建王族、官僚、地主等高消费阶层的聚居之地。《中州杂俎》中说：“明季河南诸藩最横。汴梁即有七十二家王子，田产子女，尽入公室。”在消费人口的刺激之下，开封的商业、手工业经济较元代有了很大发展，各色专业市场、集市、庙会遍布全城。为官宦贵族和市井服务的文化活动也相当兴盛。

元朝修筑的贾鲁河于明代发挥了极大的作用，位于贾鲁河畔、距开封城仅40余里的朱仙镇，成为南北货物交流的集散地，发展成当时中国的四大名镇之一。朱仙镇的繁荣促进了开封城市的较快复兴。

明朝末年一场人为的黄河水患导致开封城几近毁灭。清朝建立之初，开封城十分萧条。清康熙初年重新修筑了开封城池，外迁人口逐渐回流，城市生机初现，手工业和商业渐趋恢复。此后，开封依然是中原八方货物贸易的集散地。清代中后期，各地以商人为主纷纷在开封设立同乡会馆，有山陕甘、两湖、两广、山东、江苏、浙江、江西等，最多时有数十家，可以看出开封商业的兴盛。

八、找准古都开封城市发展的特点，正确认识开封在我国古都城市中的地位和作用。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时，开封曾被列为首都候选城市之一，说明直到建国时开封依然保持着较高的地位。

开封城市地位的大幅度下降，一次发生在1954年的省会迁郑，一次发生在1983年的地区调整。在政治中心依然起决定因素的环境下，失去政治中心的地位就意味着失去中心城市的地位。面对如此冷酷的现实，古城人民只能强忍心痛，默默地看着省府机关以及大批企事业单位一个个地搬走，看着大批精英人才流往他处。

改革开放以来，当全国各地城市展开争先恐后的发展之际，开封却由于背负着沉重的历史包袱，只能步履艰难地缓慢前行。近十多年来，开封出现了好的发展势头，但与其他城市的差距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够填补的。不过，唯物史观对历

史的认识，要求我们站在历史的角度看待问题，所以我们不能将历史和现实混为一谈，无论如何都不能忘记历史上的开封曾经为中华民族的发展做出的卓越贡献。我们应该站在历史的制高点，给予开封应有的合理的历史地位。而对历史进行客观公正的评判，需要历史学家、古都学界的专家们进行深入研究。

早在上世纪20年代，在我国的学术界就出现了“五大古都”之说，把开封列为“五大古都”之一，即西安、南京、北京、洛阳、开封。30年代，又将杭州加入，始有“六大古都”之说。1983年，历史地理学家陈桥驿教授出版他主编的《中国六大古都》一书，正式将杭州列入古都之列，“六大古都”之说渐被学术界接受。1988年，地理学家谭其骧提议安阳为古都，后安阳被认定为第七大古都，因此就有了“七大古都”之说。2004年，中国古都学会又认定郑州为第八大古都，因此就有了西安、南京、北京、洛阳、开封、杭州、安阳、郑州“八大古都”之说。

在此之前，学术界对开封地位的评判，显然是没有把开封的第一代都城——老丘考虑进去，因为那时夏朝的存在尚存疑问，夏朝都城当然不会被接纳进古都城市之中。当2000年国家公布夏商周断代工程成果之后，夏朝的存在得到确认，它的都城理所当然地应被计算进去。而在夏代471年的历史中，在开封建都时间有200余年之久。这样，不仅将开封的建城史前推1300多年，而且将开封的建都总时间增加到584年，加上后唐、金朝和明初作为陪都的百余年，开封的为都时间合计有700余年。由此提出重新确认古都开封历史地位的问题也就顺理成章了。

根据上述开封历史的情况，我们将其与其他古都城市加以比较，总结出它的四大特点：

一是从人文始祖带领部族在开封一带的活动情况来看，这里开发之早、文化产生之早、对早期华夏文明贡献之大，超过了其他古都城市。

二是作为我国第一个世袭制王朝建都时间最久的国都（老丘），无论建都时间还是城市规模，无疑大大超过了同样做过夏朝国都的其他地方。老丘所产生的作用和影响无与伦比。

三是以开封为都城的夏、宋两朝，在我国历史上影响巨大。夏朝是我国第一个文明朝代，有开拓之功；宋朝是我国封建社会发展的顶峰期，有继往开来、承上启下之功。

四是开封建城历史久远，发挥作用持久独特。特别是进入后都城时代以后，作为国家的二级政治中心，也即中原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长700多年，这在全国古都城市中并不多见。

将开封历史的这些特点与其他古都城市相比较，确实存在着一个重新认识和评估其历史地位的问题。

开封4000年城市发展的道路是曲折多变的，辉煌发展和沉默蓄势相互交替。但总体来看，历史上的开封先后出现过三次大的崛起，而每次崛起都和建都密不可分。历史是一面镜子。当今开封尚处于曲折发展、蓄势待发的阶段，中原经济区、郑汴一体化成为开封难得的发展机遇。相信八朝古都开封再度崛起的曙光终将出现，开封终将会以崭新的形象屹立在中原大地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