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国民幸福指数与GDP(一)

浅谈国民幸福指数与GDP(一)
浅谈国民幸福指数与GDP(一)

浅谈国民幸福指数与GDP(一)

论文摘要:GDP是体现国民经济增长状况和人民群众客观生活质量的重要指标。幸福指数就是指把主观幸福感作为一项指标,通过运用专门的测量工具去获得人们主观幸福感的数量化结果。相对于GDP,以国民幸福指数作为衡量经济福利的指标最大的优点,在于引导政府的公共政策应当从追求经济总量的增长,转到追求建立并维系一个健康、公平、正义的宏观制度安排。

“2008中国最具幸福感城市”2008年12月25日在昆明揭晓,共有10座城市入选,并举办了隆重的颁奖典礼。经过测评筛选,2008中国最具幸福感城市是:杭州、宁波、昆明、天津、唐山、佛山、绍兴、长春、无锡、长沙。其中杭州由于连续五年在调查推选活动当中名列前茅而获得金奖。

“最具幸福感城市”的评选牢牢扣住“民生幸福”这一主题。内容涉及自然环境、交通状况、发展速度、文明程度、赚钱机会、医疗卫生水平、教育水平、房价、人情味、治安状况、就业环境、生活便利共12个指标。它打破以经济指标评价城市发展的传统模式,将重心放置于市民的生活满意度等生存状况以及人际和谐程度,让城市决策者更关注普通市民的幸福感,使他们在科学发展的同时更加心系百姓幸福。

如果说GDP、GNP、人均GDP、人均GNP是衡量国强、民富的重要指标,那么,幸福指数则是衡量国稳、民福的重要指标。GDP并不是评价一国社会发展的唯一标准,它不能提供大众福利状况的全部真实信息,不能反映民生状况,甚至可能以GDP增长的强势掩盖一个国家发展及社会变革方面的劣势。

另外,传统的GDP不能准确反映经济的增长,亦不能准确反映增长过程成本及财富分配。例如,近几年来,我们国家高增长的GDP构成中有一部分是属于国外投资者,准确地说,GDP增量中有一些是外国投资者的收益,繁荣但不很富裕。

由于长期以来,在一些地方GDP是考核干部政绩的“硬指标”,GDP数字高,说明干部能力强,可能升迁;数字低,就被认为分管官员能力不行,不但升不了官,还可能被“末位淘汰”。因此,一些民众对GDP已经不太关心,他们更关心自己的生活质量、生活水准的提高。之所以淡漠,无非就是有一些地方增长而无发展,公众并没有从GDP增长中享受福利;GDP 仅仅成为官员政绩的体现,而不是百姓幸福指数的标志。

相对于GDP,以国民幸福指数作为衡量经济福利的指标,最大的优点在于引导政府的公共政策应当从追求经济总量的增长,转到追求建立并维系一个健康、公平、正义的宏观制度安排。另外,幸福指数可以勾勒社会心理氛围的风貌,揭示人们需求结构的态势,透视社会运行机制的效能,反映社会整合程度的状况,从而为最急迫社会问题的解决提供导向和动力。以国民幸福指数作为衡量经济福利的指标的政策意义表现在:为了提高人民的生活质量,增加幸福感,发展规划和发展政策的制定者在确立工作目标时,应更优先地了解社会中哪些条件或因素与人民的生活满意程度之间的关系最为紧密,以便通过制定、完善相关措施和机制来减少、消除导致人民不满意或满意度较低的方面,从而促进人民幸福感受程度的不断提高。再者,衡量社会的进步与发展,最为根本的标准是是否能够很好地满足民众的生存需求、是否能够为民众提供广阔的自由发展空间、是否坚持了社会发展目标上的以人为本。极富人性化色彩的幸福指数,不仅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弥补GDP指标的片面和不足,而且可以衡量社会的进步、发展与文明程度。为什么国民幸福指数不能够代替GDP?作为政府职能部门的统计部门推出国民幸福指数,其诉求无疑是美好的,但其不可能取代GDP的地位,操作的难度是很大的。

在笔者看来,为适应新的发展形势,国家统计部门修复与重构原有的统计模式,扩展自己的职能范围,合乎情理,但倘若想覆盖一切,极为不易。事实上,随着现代化的不断推进,社会文化领域的现象纷纭而复杂,动辄将民生、民情、民意数据化和指标化,的确有一定的难

度。

幸福指数就是指把主观幸福感作为一项指标,通过运用专门的测量工具去获得人们主观幸福感的数量化结果。然而,对于幸福的理解涉及了哲学、心理学、社会学、经济学、文化学等多个学科,这说明了社会心理体系的高度复杂性,而这种复杂的主观世界要用数量化的工具来加以测量和说明,无疑是对现代社会科学的局限性提出一个重大挑战。

浅谈幸福感

浅析如何培养当代青年正确幸福观 《道德生活论》书中对当代青年正确幸福观的养成有以下几点启示: 首先,要认清个人幸福和社会幸福的统一问题。社会生活是相互联系的整体,个人离不开社会,社会也离不开个人,因此个人幸福与社会幸福是统一的,没有整体的幸福就没有个人的幸福,个人追求幸福的愿望只有在社会幸福不断增长中才能得到实现和保障。中国古代的传统文化主张"存公去私,明理灭欲",公义与私利之争历来是中国幸福观的重要内容,而主流的价值倾向则是去利存义,去私存公。这种传统,为社会规定了一种道德理想,使个人从属于社会,为中华民族提供了强大的凝聚力,但它无条件地提倡社会幸福,限制了个性发展,导致了道德专制主义。我们在养成正确幸福观的时候,既要吸取中国传统文化中杀身成仁"、"舍生取义"中的自我牺牲的精神,以牺牲小我来保全大我,在必要的牺牲中获得至善,又要批判中国传统思想中对个人幸福的忽视。在二十一世纪的中国,社会主义制度已经在神州大地上建立起来五十余年,这为实现个人幸福与社会幸福的统一提供了坚实的基础,集体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幸福观的核心,它要求人们在为社会贡献中塑造自己,满足自己,同时也要求社会积极关心每个人的发展,最大限度地满足个人的精神和物质需要。个人幸福与社会幸福真正的有机的统一的原则是集体主义。只有个体与社会统一的幸福,才是真实的幸福,只有在二者统一的基础上,才能真正实现自我的幸福。 其次,要正确引导当代青年对不幸的认识,这对培养他们形成正确的幸福观有着重要的作用。幸福作为人的理想完美存在状态,应当通过人的努力以一定的代价才有可能换取;幸福作为对人现实存在的体验,只有通过日常生活中对痛苦不幸的感受才有可能真正被感受。所以,我们又可以说,幸福内在蕴含着痛苦。当代青年生长在中国的和平年代,他们的成长时期也是中国现代化经济高速发展时期,社会为他们提供了良好的物质生活条件和文化条件。他们没有经历过战争年代炮与火的洗礼,也没有亲身体验过在物质极端匮乏、人妖颠倒的年代灵对肉的拷问,因此,他们的人生中不幸的遭遇最少,却又最容易遭受到不幸带来的伤害,他们也最不能体会到幸福的珍贵,幸福总是相对于不幸而存在,有多少幸福就有多少不幸。对于一个人而言,不幸哺育了真正幸福感的形式。痛苦是通往幸福之桥梁。只有饱经人间沧桑折难,读透尘世沉浮变幻这部天书之后,人才有资格说他真正懂得拥有幸福。的确,对幸福的真实地把握与人生阅历有关,但我们不能等到韶华已逝、垂垂老矣的时候,才真正体味到不幸对于幸福的价值。在形而上的意义上,人注定是欠缺的,因而人就注定是有痛苦的。人无法回避痛苦,人只有直面痛苦,在抗争中解脱痛苦,获得幸福,走向完满。在人短暂的生命里,幸福与不幸如影随形,当面对不幸的时候,是就此沉沦,消极对待命运的摧折,还是用自己的双手扼住命运的咽喉,直面人生不幸的痛苦?不幸是不能被绝对躲避的,先天的残疾、飞来的横祸、疾病染身可能在人生的某个时刻强加于身,躲避是无用的,消极以待只会让不幸的人生更加不幸。痛苦是人生的炼炉,而不幸则是人生的炼狱,在不幸和痛苦中以自身的积极努力,去改变人生的逆境,去争取人生的幸福实现,这才是积极的人生。在培养正确的幸福观的同时,必须对不幸有正确的认识。人生是在痛苦中磨砺,在不幸中求得幸福,在不圆满中获得最大的圆满。孟子曾说过“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智,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逆境既是人生所不可避免的,又对人生存在具有意义,身处逆境可能是不幸的,但却未必是绝对不幸的,关键之一就在于人自身的自强不息。"绝对的不幸是对身处逆境与屈辱的麻木。再次,在塑造正确的幸福观的同时,也要加强对道德人格的塑造,它使人成为一个大写的人。对道德人格的至善追求,也是对人生幸福的追求。《道德生活论》中指出,幸福不仅是道德生活的目的,更是对每一具体人生目标的实现,对至善的接近后滋生的满足感,并且它还与义务、使命一体化。道德人格的功能是提升,道德人格作为一种追求,它往往成为激励个体不断奋进从而不断提升自我以实现人生圆满的最大力量。中国儒家的经典著作之一《礼记·大学》开篇即

幸福指数

浅谈幸福指数 GDP通常被作为衡量一个地区发展水平的唯一指标,而环境人文等其它因素却被忽视,纵然经济发展是社会发展的基础但经济发展最终还是为了人的幸福,随着社会的发展以及同时出现的问题如果单纯看到经济的乐观增长,而忽视了了人民的幸福水平,就会背离经济发展的目标,最终只能适得其反,事与愿违。所以衡量国家的生活条件状况,不能单以GDP来作为衡量目标。 幸福指数是反映人们主观生活质量的核心指标。幸福感是由人们所具备的客观条件以及人们的需求价值等因素共同作用而产生的个体对自身存在与发展状况的一种积极的心理体验。从形式上讲,幸福感是一种心理体验。这种体验并不是某种转瞬即逝的情绪状态,而是基于主体自觉或不自觉地自我反省而获得的某种切实的、比较稳定的正向心理感受。从内容来讲,幸福感是人们所体验到的一种积极的存在与发展状态。幸福感是一种个体的心理体验,但幸福指数反映的则是一种社会事实,或者说社会现象,是一般人或特定的社会群体在特定时期主观生活质量的变化程度。 最早使“幸福指数”这一概念量化成为指标体系的是南亚国家—不丹,20世纪70年代,不丹国王提出并付诸实践国民幸福总值的指标。他认为政策应该关注幸福,并应以

实现幸福为目标。他提出,人生基本的问题是如何在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之间保持平衡。在这种执政理念的指导下,不丹创造性地提出了由政府善治、经济增长、文化发展和环境保护四级组成的“国民幸福总值”(GNH)指标。不丹国王提出GNN时并不引人注目然而20多年的实践已经引起全世界瞩目。在人均GDP仅为700多美元的南亚小国不丹,国民总体生活得较幸福。“不丹模式”引起了世界的关注。世界上不少著名的经济学家把目光投向这个南亚小国,开始认真研究“不丹模式”。 幸福是主观的,数字是客观的。幸福感量表就是将主客观成分进行适度的搭配。纯客观取向的幸福感测量,关注的是硬指标,包括人均GDP、失业率、恩格尔系数、基尼系数、通货膨胀率等;主客观综合的测量法,除了上述客观指标外,还加入了人们的生活满意度调查;纯主观的测量基于一个假设,所有的客观因素已经通过认知影响到人们的主观幸福感了,人们对自身的主观幸福评价已经包含了这些客观指标。 世界上最具影响的幸福指数是由美国密歇根大学罗纳德·英格哈特负责的世界价值观研究机构公布的。问题只有一个,而且非常简单,即把所有事情加在一起,你认为你是“非常幸福”、“比较幸福”、“不很幸福”还是“不幸福”。 中国与西方的社会、文化背景及其反映形式之一的社会心理都存在差异,因而对于幸福的理解也不完全相同,感受幸

中国的物价水平现状及其与幸福感之间的关系

中国的物价水平现状及其与幸福感之间 的关系 四川大学刘曦南北 摘要:近年来我国经济高速发展,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在经济发展的 同时,国民的幸福感并未有明显提升,在最新的世界幸福感调查中仅排第90位。与此同时,人民对与高物价的感受越来越深,当今社会对高物价的关注度也越来越高。为了更好的去理解这些现象,本文对我国当前的物价水平进行了一些了解,并尝试着对物价水平和幸福感之间的关系进行了一些讨论。 关键词:幸福感;物价 一、幸福感 我们的幸福感来自哪里?这是一个很值得去探讨的话题。评价幸福感的因素有很多。首先,对于人,应当肯定他的社会性,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定义里,人就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心理学家Keyes认为幸福感是指个体对自己与他人、集体、社会之间的关系质量以及对其生活环境和社会功能的自我评估[1]。如果要阐述得通俗点的话,可以参照法国小说家雨果的名句:“生活中最大的幸福是坚信有人爱我们。”这是基于社会和谐的社会幸福感来源。当然,还有其它来源:如基于主观体验的主观幸福感和基于心理健康的心理幸福感[2]。心理学家也做了很多关于这方面的研究工作。 在上述的来源中,主观幸福感是是一个比较重要的部分,而影响主观幸福感的因素很多,其中就包括了经济因素。一些学者认为收入与主观幸福感呈正相关,因为较高的收入会带来更多的物质享受,更高的权力与地位等。研究也发现,富裕国家的人民比贫穷国家的人民更感到幸福,在同一国家,富裕的人比贫穷的人更感到幸福。在说到收入的时候,我们肯定会想到一个词——物价。 二、现实关系 众所周知,物质生活条件是幸福的前提。对于一个国家而言,国内生产总值直接关系到国民的幸福感。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经济持续保持着快速的发展,人民的物质生活水平得到了极大的提高。在当今的社会生活中,人们常常将财富视为决定幸福感不可或缺的一个重要因素,那么在作为量化的人均可支配收入逐年上升的情况下,是不是幸福感也愈加强烈呢?我们可以参考一下《科技日报》2014年3月19日的一篇文章,文章中提到在比较贫穷的地区,幸福随着经济发展而迅速上升,但在人均GDP3000美元(2万人民币)左右存在着一个转折点,

城市居民幸福指数调查与分析报告

湖北商贸学院 社会调查报告 二级学院管理学院 专业名称财务管理 学生班级本科三班 学生学号1415124309 学生姓名郑晓荷 团队成员方高芹陈慧王梦昕张珍禹郑晓荷指导教师邹莹

教务处制

城市居民幸福指数调查与分析 序言 幸福指数幸福指数是衡量人们对自身生存和发展状况的感受和体验。2012年央视就对幸福指数展开过特别调查行动,“‘你幸福吗?’‘我姓曾!’”这样的对话曾在网络上风靡一时。现如今GDP的增长已不再是衡量居民生活质量的核心指标,把幸福指数引入经济增长的评估体系渐成趋势,这也显示了我国经济追求科学发展、提高幸福指数的新信号。为了全面掌握浠水人民幸福指数,我们分小组进行了一次社会调查活动,并对调查结果做了一份报告。 正文 一、调查范围 湖北省黄冈市浠水县凤栖山社区; 二、调查对象 凤栖山社区内15至85岁居民; 三、调查方法 采用调查问卷的形式进行,之后进行数据的统计和分析。 四、调查内容 调查问卷参考问卷网相关问卷问题制作,符合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中的生理需求、安全需求、爱和归属感、尊重和自我实现。问卷大致分三个部分:第一部分是对浠水县有关方面的评价,包括近年来的经济发展、交通便利程度、自然环境、教育发展状况、受尊重度等;第二部分是对自身及家庭的评价,包括就业状况、收入状况、社会地位、事业发展前途、居住状况、家庭和谐度等;第三部分是接受调查的居民对自己生活幸福度的评价以及对影响幸福的因素的主观看法。 五、调查结果 52%的居民表示自己是比较幸福的;39%的居民表示幸福感一般;9%的居民表示自己不幸福。

六、结果分析 1、不同年龄层的幸福感不同 31至50岁年龄层的幸福感与其他年龄层的差别最大。在接受问卷调查的居民中仅有两人选择“非常幸福”,分别是82岁的老爷爷和76岁的老奶奶。“比较幸福”一项中占比例最高的是60岁以上年龄层,达到84%,最低的是31至40岁年龄层,比例为34.3%;41至50岁年龄层占37.5%;15至30岁年龄层占76%;51至60岁年龄层占79.8%。选择“比较不幸福”和“很不幸福”则分布在31至50岁年龄层。 2、男性比女性的幸福感要高 男性选择“比较幸福”的有63%,选择“还可以”的有35%,选择“比较不幸福”和“很不幸福”的各占1%;而女性选择“比较幸福”的仅有49%,选择“还可以”的有36%,选择“比较不幸福”的有3%,选择“很不幸福”的有2%。 3、在校学生比已参加工作的人幸福感要高 有89%的学生认为自己比较幸福,其余的人则认为还可以。在已参加工作的人中,只有一半的人认为自己比较幸福,38%的人认为幸福感一般,22%的人认为自己不太幸福。 学生只需要管好自己的学习,在生活上没有什么是需要他们担心的。根据马斯洛需要层次理论,生理需求已经得到满足,所以相较于其他居民,学生更容易感到幸福。参加工作的人由于工作压力、收入水平、事业发展前途、社会地位种种因素而缺乏幸福感。 4、收入水平与幸福感强烈程度之间存在一定联系 在接受调查的83中,有37人(44.6%)表示对自己的收入状况比较满意,但这37人中只有27人认为自己生活幸福,其余10人认为自己生活一般。41人(49.4%)表示对自己的收入状况感觉一般或不满意,但有16人评价自己的生活比较幸福或还可以,25人认为自己生活不太幸福。 因此,收入水平与幸福感之间虽然存在着一些联系但是并非正相关,其中还是受到家庭因素、对社会发展等因素的影响。

提升国民幸福指数

提升国民幸福指数—“十二五”规划建议解读 一:GHN 国民幸福指数,是衡量人们对自身生存和发展状况的感受和体验,即人们的幸福感的一种指数。 如果说“生产总值”体现的是物质为本、生产为本的话,“幸福总值”体现的就是以人为本。根据荷兰Erasmus大学的RuutVeenhoven教授对中国3次幸福指数的调查,中国1990年国民幸福指数为6.64(1-10标度),1995年上升到7.08,但2001年却下降到6.60。数据表明,即使经济持续快速增长也并不能保证国民幸福的持续增加。为什么中国人的幸福感在过去10年中先升后降,表现出与经济发展轨迹之间的非同步性。其中主要原因在于,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初期,物质发展成效明显地呈现出来,那时社会分化程度还不大,社会成员在心理上更多是作纵向比较,与过去的生活水平相比,较容易产生满足感。最近10年,社会结构转型加速,各个领域的体制改革日益全面触及深层利益,社会分化程度加大,尤其是贫富差距凸显;在社会心理方面,随着生活条件逐渐改善,人们需求层次日益提升,且呈现出多样化态势,因此,需求能被满足的标准相对提高了;而由于资源相对短缺和竞争加剧以及现代生活节奏加快,人们的各种压力感大大增加,这一切都强有力地影响了人们的幸福感对于人的主观幸福感的测量在20世纪60年代晚期到80年代中期,成为心理学的一个热点研究领域。心理学家对于主观幸福感的探讨更多地来自生活质量、心理健康和社会老年学三个学科领域。由于社会学家和经济学家加入幸福感研究的行列,幸福感的丰富内涵和表现形式得到了更多的揭示。应该说,作为社会心理体系一个部分的幸福感,受到许多复杂因素的影响,主要包括:经济因素如就业状况、收入水平等;社会因素如教育程度、婚姻质量等;人口因素如性别、年龄等;文化因素如价值观念、传统习惯等;心理因素如民族性格、自尊程度、生活态度、个性特征、成就动机等;政治因素如民主权利、参与机会等。此外,对主观幸福的理解还涉及许多分析层面,主要包括认知与情感、个体与群体、横向与纵向、时点与时段,等等。 二:五年计划,五年规划 “五年计划”是中国国民经济计划的一部分,主要是对全国的重大建设项目、生产力分布和国民经济重要比例关系等作出规划,为国民经济发展远景规定目标和方向。从1953年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已经编制了十二个“五年计划”。 “计划”是指工作或行动以前,预先拟定的具体内容和步骤。“规划”则是指比较全面的长远的发展计划。计划变规划,是一个进步,表明计划经济体制基本破除了。”

比较分析国民幸福指数与GDP(一)

比较分析国民幸福指数与GDP(一) “2008中国最具幸福感城市”2008年12月25日在昆明揭晓,共有10座城市入选,并举办了隆重的颁奖典礼。经过测评筛选,2008中国最具幸福感城市是:杭州、宁波、昆明、天津、唐山、佛山、绍兴、长春、无锡、长沙。其中杭州由于连续五年在调查推选活动当中名列前茅而获得金奖。 “最具幸福感城市”的评选牢牢扣住“民生幸福”这一主题。内容涉及自然环境、交通状况、发展速度、文明程度、赚钱机会、医疗卫生水平、教育水平、房价、人情味、治安状况、就业环境、生活便利共12个指标。它打破以经济指标评价城市发展的传统模式,将重心放置于市民的生活满意度等生存状况以及人际和谐程度,让城市决策者更关注普通市民的幸福感,使他们在科学发展的同时更加心系百姓幸福。 如果说GDP、GNP、人均GDP、人均GNP是衡量国强、民富的重要指标,那么,幸福指数则是衡量国稳、民福的重要指标。GDP并不是评价一国社会发展的唯一标准,它不能提供大众福利状况的全部真实信息,不能反映民生状况,甚至可能以GDP增长的强势掩盖一个国家发展及社会变革方面的劣势。 另外,传统的GDP不能准确反映经济的增长,亦不能准确反映增长过程成本及财富分配。例如,近几年来,我们国家高增长的GDP构成中有一部分是属于国外投资者,准确地说,GDP增量中有一些是外国投资者的收益,繁荣但不很富裕。 由于长期以来,在一些地方GDP是考核干部政绩的“硬指标”,GDP数字高,说明干部能力强,可能升迁;数字低,就被认为分管官员能力不行,不但升不了官,还可能被“末位淘汰”。因此,一些民众对GDP已经不太关心,他们更关心自己的生活质量、生活水准的提高。之所以淡漠,无非就是有一些地方增长而无发展,公众并没有从GDP增长中享受福利;GDP 仅仅成为官员政绩的体现,而不是百姓幸福指数的标志。 相对于GDP,以国民幸福指数作为衡量经济福利的指标,最大的优点在于引导政府的公共政策应当从追求经济总量的增长,转到追求建立并维系一个健康、公平、正义的宏观制度安排。另外,幸福指数可以勾勒社会心理氛围的风貌,揭示人们需求结构的态势,社会运行机制的效能,反映社会整合程度的状况,从而为最急迫社会问题的解决提供导向和动力。以国民幸福指数作为衡量经济福利的指标的政策意义表现在:为了提高人民的生活质量,增加幸福感,发展规划和发展政策的制定者在确立工作目标时,应更优先地了解社会中哪些条件或因素与人民的生活满意程度之间的关系最为紧密,以便通过制定、完善相关措施和机制来减少、消除导致人民不满意或满意度较低的方面,从而促进人民幸福感受程度的不断提高。

房地产经济对中国国民经济增长的作用

房地产经济对中国国民经济增长的作用 当前,房地产行业是推动我国国民经济增长的重要行业,房地产行业与其他行业联系较为密切,可以拉动我国的内需,提高我国的消费水平,促进我国国民经济的高速有效的发展。但是,现在我国的房地产行业还存在较大的问题,房地产行业发展还需要进行合理控制,只有这样才可以满足不断扩大的民众需求。本文探讨了房地产行业对于我国国民经济的重要影响的作用,提出促进我国房地产行业的发展的相关措施。 1.房地产行业对我国国民经济的增长作用 1.1房地产行业是我国国经济的支柱产业 我国国民经济发展方向总体的变化情况,通过房地产行业就可以较为准确地反映出来。因为,房地产行业敏感度较高并且与其他行业关联度较高。在此之外,房地产行业成为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最重要的就是可以有效地拉动就业,扩大内需,促进其他行业的不断发展。这样的带动作用主要体现在:第一,房地产经济的不断发展可以促进我国内需的扩大。第二,房地产经济发展可以有效吸纳其他相关行业的资金,由此带动有关行业的发展,进而促进我国国民经济的快速健康的发展,实现我国整体的健康发展,促进我国经济的转型。第三,房地产行业直接影响我国国民的生活质量以及消费水平,决定着我国居民的幸福感指数。因此,从上述表现来看,房地产行业已经成为我国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房地产行业发挥着其他行业无法代替的作用。 1.2房地产行业促进我国市场经济的成熟 房地产经济与我国的市场经济联系非常密切,处于相互制约,相互影响的状态。房地产经济的发展离不开市场经济的成熟,同时市场经济的不断成熟也在推动市场经济的进一步发展。目前,我国对于房地产行业的相关调查显示,我国的房地产经济的不断发展已经成为促进我国市场经济发展的关键性力量。房地产经济的发展,促进建筑行业、冶金行业、电器行业、钢铁行业快速发展,为我国国民经济的发展指明一条新的发展之路。但是我们也要认识到,房地产经济不断发展的同时,也造成巨大的风险。因为房地产经济一旦出现大的变动就会造成国民经济的波动,并且房地产经济一旦出现不合理的增长的现象,就会造成泡沫经济,影响国民经济稳定。因此,我们必须对国民经济发展进行合理的控制,利用相关经济、法律、行政手段来防止房地产行业带来的风险,这样才可以更好地实现房地产行业的健康、可持续的发展,保障房地产行业与市场经济相会之间有序,平稳的发展。 1.3房地产经济可以改善人民生活,推动就业 房地产经济的作用十分广泛。首先,房地产经济可以增加我国国内生产总值,推动我国现在生产力水平,更重要的是可以有效地改善人民的生活,增加我国公民的经济收入。目前,我国现在就业状况较差,严重阻碍我国市场经济的发展,而房地产经济可以有效增加我国现在就业人口,促进我国现在民众充分就业,同时房地产经济也可以带动其他行业的房展,从而提供更多的就业岗位,解决现在我国就业难的状况。此外,由于我国现在房地产行业独特的作用,还带动许多学科的学习热情,比如建筑工程和金融。因此,房地产行业可以进一步促进改善人民生活,推动中国社会居民的充分就业。 2.今后房地产经济发展的措施 2.1合理控制房价 目前我国房地产行业的泡沫经济导致现在房地产经济出现崩盘。但是,现在政府要通过利用现在政府的合理宏观的政策,将房价控制在合理的范围内,保证我国的房地产经济不会出现泡沫型增长,造成国民经济的负面增长。尤其中央政府政策调控部门要充分认识到房地产行业发展可能带来的风险并且运用政府宏观调控手段进行合理的化解风险。此外,我们还要建立健全对房地产行业的监督机制,不断加强管理。同时要建立合理评估制度,更好地规范房地产行业的行为,促进房地产行业更好地发展。

大学生幸福指数调查报告范文

大学生幸福指数调查报告范文 由于经济的高速发展,物质生活越来越丰富,本该是共享劳动成果的时刻,而社会各处却充满了忙碌与疲惫的身影。由此有人发出了这样的一个疑问:“你幸福吗?”这是一个现实有引人深思的问题。幸福,是一个人对自己的生活的条件和状态的一个客观判断,也是对自己生活的意义和价值的一种主观判断。幸福指数一个贫穷的王国——不丹王国,为了提高国民的幸福指数,王国的国王提出了要建设幸福王国,让所有公民都感到幸福。在 __来到的时,有些国家也尝试通过“不但模式”度过危机。幸福指数受到了世界的重视,成为了与GDP一样衡量一个国家发展水平的标准。大学生作为祖国的希望,民族复兴的强大动力,是国家兴旺的关键。因此,我们应该更加关注大学生的幸福指数。所以我们小组于20xx年11月19日到20xx年11月30日对广东医学院东关校区的大学生进行了一次关于大学生幸福指数的问卷调查,向素来不同学院的大学生发出了200份调查问卷,收回了196张,回收率为98% 根据调查结果显示: (一)54.0%的同学对自己生活的质量比较满意,8.2%的同学对自己的生活质量感到很满意,感到不满意的和非常不满意的分别占23.0%和14.8%。

(二)78.2%的同学对生活存在有压迫感,且36.7%的同学对大学忙碌生活感到有点烦,甚至有14.3%的同学觉得自己在大学里玩得太疯,荒废了学业,感到自己的大学生活虽有点忙碌但还很充实的占20.4% (三)44.9%的同学精神满足对象是亲情:认为家庭美满是作为一个幸福人的重要标准的占56.1%,还有45.9%同学选择亲情作为人生的信念,大学生对亲情甚为依赖。 (四)在精神上,65.5%的同学对感情生活的瞒住状况表示还可以,而有24.3%的同学表示情感生活得不到满足,对自己的情感生活表示不满足的仅占10.2%。 (五)26.3%的同学对自己目前存在的问题中最不满意的是自己的经济状况,25.6%的同学表示最不满意的是自己的学习成绩。而对自己的人际关系最不满的占18.6%。 (六)71.3%的同学认为谈恋爱能够提升自己幸福指数,渴望谈恋爱,二以为谈恋爱不能提升自己的幸福指数,对爱情不那么渴望的仅占28.7%

国民幸福指数的概念

不幸福的原因 决不能悲观。因为“世界上存在着惟一一个以物质和精神的富有作为国家经济发展政策之源,并取得成功的国家,这就是不丹王国。该国所讴歌的‘国民幸福总值’远远比国民生产总值重要得多。不丹在40年以前还处于没有货币的物物交换的经济状态之下。但是,它一直保持较高的经济增长率,现在已经超过印度等其他国家,在南亚各国中是国民平均收入最多的国家。在世界银行的排行榜中也大大超过了其他发展中国家成为第一位。尽管如此,去不丹旅游过的人都会异口同声地说,仿佛回到了自己心灵的故乡。不丹给我们地球人展示了许多高深莫测的东西。” 说到旅游,不丹不是“来者不拒,多多益善”,而是采取了一种限制规模的旅游发展模式,从来不在国际上搞大型的促销宣传。不丹限制入境旅游者的总数,实行“高质量、高价格、全包价”的做法。政府对旅游经营者制定了《工作手册》,对旅游者有《行为规范》。虽然不丹每年从旅游业获得的收入仅300万美元,但足以保持旅游业稳定发展,而对社会自然的影响则很小。 我国的国民幸福指数 类似GNH这样的尝试,在国际社会已经有多种,例如“绿色GDP”、联合国人类发展指标,英国的“国内发展指数”(MDP,该指数扣除了为抵消社会和环境成本而耗费的开支,考虑了长期的环境损毁和自然资本贬值,肯定了为确保谨慎投资和贸易平衡进行的一系列经济调整,反映了收入增加1英镑对穷人的意义要大于富人的事实,计入了家庭劳动的价值)等等。这些指标的创设,反映出单一GDP指标的局限性,也昭示着人类自身的新需要。中国的GNH(Gross National Happiness) “现在很多地方政府都提出了幸福指数、群众满意度等新的评价指标,总的来看虽然有点简单,但这件事做起来总比不做强。”中科院院士程国栋在去年年初,就提出了一份《落实“以人为本”,核算“国民幸福指数”》的提案,建议国家组织有关部门研究制订一套“国民幸福指数”的评价体系。 2004年,中国人均GDP已经是1270美元。1980年以来,中国的GDP 以年均9.3%的高速度增长,在东亚创造了新的经济奇迹。经济成就举世瞩目,而整体的人文发展情况却呈现出与GDP增长不协调的逆态势。2003年

浅谈幸福感

浅谈幸福感 我们每天都在追寻幸福,那么到底什么是幸福?幸福在哪里?困难时期,我们填饱肚子,已很满足;吃上白面,简直等于过节了。一句“吃了吗? ”已经被我们传承了一代又一代。改革开放,国家经济得到了很大的发展,人们物质生活得到了极大的改善。可以说,目前极大多数人已不愁吃、不愁穿,大部分家庭已住上了大房子,一部分人还住上了别墅、开上了小轿车。但是,人们似乎感觉没有以前幸福,或觉得“此山没有他山高”,我们应该更幸福才对。更有甚者,三句话之后就是牢骚,“端起碗来吃肉, 放下筷子骂娘”,影响了工作,影响了社会环境,影响了家庭生活。究其原因,除了社会、环境等因素外,更重要的是人们对幸福感缺乏科学、理性的认识;对目前存在的问题、困难,缺乏一个面对它的积极心态;对幸福感的提高和创造,更是缺乏必要的措施和手段。 幸福感的基本含义是什么? 古往今来, 人们对“幸福”有过多种诠释, 尽管说法不一,但有一点是统一的, 那就是生活美满,精神充实。《现代汉语小词典》关于“幸福”的解释为:使人心情舒畅的境遇和生活;(生活、境遇)称心如意。曾有报社对“谁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做过一个调查,结果排在前面的是:刚给孩子洗完澡,怀抱婴儿微笑的母亲;刚给病人做完手术,目送病人出院的医生;在沙滩上筑起沙堡,得意洋洋的孩子;写完小说最后一个字,画上句号的作家。其实幸福就是这样简单,感性而直接! 幸福可分为“感性幸福”和“理性幸福”。“感性幸福”比较强调人的物质享受,而“理性幸福”则比较关注人的精神活动。现代社会更多强调的是“理性幸福”,即人们的主观幸福感。目前学术界普遍认同的是:幸福是人的一种心里活动, 是人对外部客观事物的一种主观感受和体验, 是人对外界环境和个体生活质量满意程度的一种相对稳定的心理反映。简单地说,幸福就是相对稳定的、长时间的持续快乐。弗洛伊德、康德、边沁等,从伦理、自由、道德多个方面对幸福进行了分析和阐述,它们对理解幸福感都有一定的帮助。但幸福绝不是一种固定模式,它应该因人而异,是每个人内心的一种感觉,也许一万个人有一万个幸福的理由。 每一人都是社会的细胞,脱离不了社会、集体的大环境。幸福感应当与社会、环境紧密相关。30多年前, 不丹国王旺楚克首次提出“幸福指数”的概念, 将幸福指数定量化,用“国民幸福总值”(GNH)、“国民幸福指数”(NHI)来考察国家在政府善治、经济增长、文化发展和环境保护等方面的4类指标。几十年的实践证明,“ 不丹模式”是成功的。现在,越来越多的国家、政府,

GDP与幸福综述

GDP与幸福综述 摘要:中国gdp快速发展,在gdp的发展过程中,存在着不可忽视的问题,如何解决经济发展中存在的社会问题,幸福指数将成为一种发展趋势。 关键词:gdp幸福指数中国经济 当前中国经济的状况。日本公布2010年国内生产总值为54742亿美元。日本gdp低于中国1月公布的58786亿美元,日本正式交出世界第二经济大国位置。日本首相菅直人说:“中国经济规模很大,就应当担任在世界上更大责任。”此外,海外收购、超级富豪、股票市值;中国都排在世界第二。 1 gdp增长中存在的问题 国内存在经济失衡。我国经济总量、财政收入位居世界前列,但居民收入水平及增长速度却不能与之匹配。导致我国经济的失衡状态,即当下的gdp比重中,国内居民消费不到35%,而投资与净出口却占了65%,由此形成了典型的投资扩张而内需不足的经济模式。相应的,我国各级部门行政开支比例却不断上升。当前我国行政费用开支占财政收入的26%,而日本只占3%,欧洲许多国家也不到4%。 2 告别唯gdp论成全国共识幸福指数将成导向 十七届五中全会上,《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未提及有关gdp增速的量性要求。人们在重新思考一个常识问题:经济发展到底为了什么?早在2006年,胡锦涛主席在耶鲁大学演说时就明确提出要“关注人的价值、权益

和自由,关注人的生活质量、发展潜能与幸福指数”。温家宝总理近年来也多次强调: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让人民生活得更加幸福。在近期召开的地方两会上,“幸福”成为各地政府工作报告以及“十二五”规划中的高频词。告别gdp崇拜,缔造幸福中国。已经到了付诸实践的阶段。“幸福指数”作为一种政治导向的轮廓正在不断清晰,而它如何通过全国“两会”转化为全社会的行动,将是各方关注的焦点。 走到尽头的“唯gdp”。事实上,gdp(国内生产总值)的概念来自1953年联合国发布的“国民经济核算体系(sna)及其附表”,它是这一体系的核心指标。在经过1968年与1993年的两次修订之后,sna 系统已经成为当前国际最主流的国民经济核算体系,被称为经济学界最后一位通才的萨缪尔森对gdp赞誉有加:“虽然gdp和国民经济核算似乎有些神秘,但它们确实是20世纪最伟大的发明。如同人造卫星探测地球上的气候,gdp描绘出一幅经济运行状态的整体图景。”连曾长期执掌美联储的格林斯潘也说,是gdp“把秩序带给了本来是混乱的世界”。然而从gdp诞生的那一天起,对它似乎难以取代的尊崇地位的争议就从未停止,20世纪另外一位举足轻重的经济学家、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约瑟夫斯蒂格利茨早就警告世人,应远离对gdp的迷信。“gdp是充满穷人的富裕”。gdp存在的问题。中国的gdp高速列车在行进之中,始终没有摆脱轨道上那些恼人的障碍栏:人均gdp呢?社会公正程度呢?环境的牺牲呢?资源的过度开发呢?收入分配的方式呢?人民的幸福感呢?甚至,gdp数据

经济增长并非衡量幸福感的唯一标准(幸福悖论)

经济增长并非衡量幸福感的唯一标准 -----------基于幸福悖论的探讨 摘要:幸福悖论又称伊斯特林逆论,认为财富的增长确实能够提高一个人的幸福感,但也只能在一定程度上。在基本生活需求得到满足之后,财富的增加便无法继续提高幸福感,达到一定程度之后,甚至会降低一个人的幸福感。经济学仅关注收入、财富和消费,而忽略了影响人们幸福的其他许多重要因素,概括为个人的特征和个人无法选择的宏观制度的安排。针对影响幸福感的三大因素,提出合理收入调整分配政策、提高公共服务建设和构建人际和谐的社会环境的措施。 关键字:幸福悖论幸福感经济增长影响因素 一、引言 根据美国经济学家进行的一项有关中国居民幸福感与国民收入的新研究,中国居民的幸福感与财富增长不成比例。研究人员指出,在经历了长达20年的经济快速增长之后,中国居民的幸福感与20年前相比并没有大幅提高。总而言之,财富的增加并没有让中国人感到更幸福。对于这一现象,打破了原有对幸福感的单一认识,认为富人的幸福感比穷人高,富国国民幸福感强于穷国国民观念,产生了幸福悖论的理念。 本文将结合我国的实际国情,阐述衡量及影响幸福感的因素,并对此简要提出破解幸福悖论的措施。 二、影响幸福感的三大因素 美国南加州大学经济学教授理查德·伊斯特林(R.Easterlin)在1974年的著作《经济增长可以在多大程度上提高人们的快乐》中提出,通常在一个国家内,富人报告的平均幸福和快乐水平高于穷人,但如果进行跨国比较,穷国的幸福水平与富国几乎一样高,其中美国居第一,古巴接近美国,居第二。说明除了经济因素之外,还有其他影响人民幸福感的因素存在。下面我们将会对影响国民幸福感的因素做出分析说明。 (1)经济的增长 英国哲学家边沁开创的功利主义哲学通过人们主观心理感受上的苦乐来定义快乐和幸福,社会中所有人幸福的加总即为社会的总体幸福,道德、立法以及其他公共政策的原则与目标就是尽量增进个人幸福以及社会的总体幸福。但是感受的快乐和痛苦是难以量化衡量,因此以功利主义哲学为基础的旧新福利经济学以及建基其上的现代主流经济学用效用或福利来衡量个人幸福,效用来自于人们对商品和服务的消费,并最终决定于收入的多少,社会的总福利可以通过国民总收入,即现在得到政府和大多数人们广泛看重的GDP来进行衡量。从此,在经济学的框架中,不可捉摸、难以衡量的主观幸福就被实实在在的、可以准确衡量的客观收入或财富所取代。 在这个消费主义盛行和普遍富裕的时代,批评家们喜欢谈论所谓的“财富悖论”,他们说大众追求物质财富往好处说是徒劳的,可能性更大的结果是让人更加不幸福。那些对经济增长持怀疑观点的人说追求物质财富简直就像患了疾病一样,他们说发达国家得了“富贵病”或者“奢侈病”。 虽然经济的增长并不是衡量幸福感的唯一因素,但是这并不代表我们可以否定经济增长对国民幸福感的影响。而财富增长怀疑论者好像忘了富裕生活即便不一定让人们更加幸福也是带来巨大好处的事实。经济的增长给国民带来了稳定的生活,不必再忍受建国初期饥寒

幸福调查报告

幸福调查报告 一、调查背景 由于经济的高速发展,物质生活越来越丰富,本该是共享劳动成果的时刻,而社会各处却充满了忙碌与疲惫的身影。由此有人发出了这样的一个疑问:“你幸福吗?”这是一个现实有引人深思的问题。幸福,是一个人对自己的生活的条件和状态的一个客观判断,也是对自己生活的意义和价值的一种主观判断。幸福指数来源一个贫穷的王国——不丹王国,为了提高国民的幸福指数,王国的国王提出了要建设幸福王国,让所有公民都感到幸福。在金融危机来到的时,有些国家也尝试通过“不但模式”度过危机。幸福指数受到了世界的重视,成为了与gdp一样衡量一个国家发展水平的标准。大学生作为祖国的希望,民族复兴的强大动力,是国家兴旺的关键。因此,我们应该更加关注大学生的幸福指数。所以我们小组于XX年11月19日到XX年11月30日对广东医学院东关校区的大学生进行了一次关于大学生幸福指数的问卷调查,向素来不同学院的大学生发出了200份调查问卷,收回了196张,回收率为98% 一、发现问题 根据调查结果显示:

“你幸福吗?”近日,国家统计局成都调查队发布了XX年成都市民幸福感调查报告,报告显示,XX年,成都市民的幸福感已连续两年持续提升,总体评价达82.15分,较之XX 年提高了1.58分,较XX年提高了5.48分。 青壮年幸福感最低 报告显示,16-19岁的青少年幸福感评价最高,为83.63分,其次为50岁-59岁的老年人群,幸福感满意度为82.95分,再次为20岁-29岁和40-49岁年龄段人群,幸福感满意度分别为82.60分和82.00分。而幸福感最低的,则是处于30岁-39岁的“75后-85前”的青壮年,仅为81.23分。针对青壮年幸福感的低满意度,国家统计局成都调查队高级统计师喻志强表示,对于迈向中年的“75后-85前”群体在七个方面评价分都最低,特别是在工作环境和幸福感知项目满意度较低,分别为71.19分和77.47分,分别比最高分少了3.21分和4.32分。 而幸福感较低的人群中,还有离异人士。报告显示,离异人士的幸福感得分仅有78.94分。未婚人士得分为82.46分;已婚人士幸福感得分为82.29分。 收入与幸福感成正比 针对此次调查,喻志强说,调查发现,“收入与幸福感成一定正比。”他表示,从调查结果看,收入在XX元以下的三分组低收入群体幸福感较低,而收入在4000-4500元和4500

从幸福感到幸福指数_发展中的幸福感研究

从幸福感到幸福指数Ξ ———发展中的幸福感研究 苗元江 (南昌大学教育学院院长、教授、博士 江西南昌 330031) 摘 要:幸福指数是衡量社会和谐的重要指标,是科学发展观的必然要求。幸福的哲学源自快乐论和实现论,在心理学则表现为主观幸福感、心理幸福感、社会幸福感三种形态,在40年发展中经历了调查比较、理论解释、测量发展、社会应用4个发展阶段。现代走向显示出:相关因素从经济转移到非经济因素,心理机制从特质论转移到建构论,测量模式从各自为阵走向系统化理论化,幸福干预从实验开始走向实践。进入新世纪后,幸福指数成为关注的中心,表现出宏观国家幸福指数、中观社会学幸福指数和微观心理学幸福感模式,现代幸福学相关研究将创造一个幸福的世界。 关键词:幸福感;幸福指数;幸福学 中图分类号:C91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63(2009)11-0103-06 幸福是哲学、伦理学、经济学、社会学的中心问题,幸福感则是心理学的科学命题,幸福指数则是政府关注的时代课题。如果说G DP(国内生产总值)、G NP(国民生产总值)是衡量国富、民富的标准,那么,国民幸福指数(G ross National Happiness,G NH)就是衡量人的幸福快乐的标准,国富是为了民乐,是为了“创造我们的幸福生活”(十六大报告结束语)。正如奚恺元所言:我们的最终目标不是财富最大化,而是人们的幸福最大化①。幸福是个人追求,幸福指数是安居指标,人民福祉是国家使命。从幸福—幸福感—幸福指数的演化脉络,折射出人类永恒的美好生活追求。 一、幸福感的历史沿革 自1967年Wanner Wils on撰写《自称幸福感的相关因素》以来,心理学对幸福的科学研究,已经走过40多年的历程。其兴起并得到广泛重视主要与以下因素有关:一是积极心理学产生与发展,积极心理学关注人类的健康幸福与和谐发展为主要内容,倡导了“幸福革命”;二是二战后国际社会发展价值观发生了由物本到人本的转换,关注人的主观感受成为社会科学的重要研究主题;三是20世纪60年代开始的社会指标运动、生活质量运动极大地影响了社会科学理论研究议程,幸福问题研究成为社科研究热点问题。 英语中幸福感的表达有happiness,well2being,subjective well2being,psychological well2being等。在现代心理学研究中,使用的是合成词Well2Being,反映出西方人对人类存在的思考取向,有幸福、健康、福利之意。韦氏英语辞典1997年版对well2being的解释是:一种良好的或满意的生存条件;一种健康(health)、幸福(happiness)、兴旺(prosper2 ity)的状态。新英汉词典释义为健康、幸福、福利。哲学家倾向用flourishing,well2being和eudaim onia来表示幸福,包含着“lead the g ood life”的意蕴,幸福就是过美好生活。 心理学家在对人类心理行为的探索隐含着的理论框架或理论设定无不体现其独特的文化精神,西方的幸福观念受其文字和文化的影响,在使用“幸福”一词进行交流时,涵义是完全不同的。我国1989年版的《辞海》(缩印 301 Ξ本文是全国教育科学“十一五”规划课题“教育与幸福的理论与实证研究”(DAA080081)、江西省社会科学“十一五”规划重点项目“幸福指数与和谐社会—心理学实证研究”(08J Y03)成果。

人均gdp和幸福指数的关系分析

人均GDP和幸福指数的关系分析 人均GDP和幸福指数的关系分析 摘要:当人均GDP达到一定水平时,人们对幸福的关注度越来越高。本文介绍了人均GDP、幸福指数的概念,阐述了人均GDP和幸福指数的关系,并对提高国民幸福指数的意义和途径进行了初步探讨。 关键词:人均GDP 幸福指数 经济实力 一、人均GDP与幸福指数的概念 (一)人均GDP的概念 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也称作“人均GDP”,是重要的宏观经济指标之一,反映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宏观经济运行状况。将一个国家核算期内(通常是一年)实现的国内生产总值与这个国家的常住人口(目前使用户籍人口)相比进行计算,得到人均国内生产总值。2012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GDP)为519322亿元,年末全国大陆总人口为135404万人,据此,2012年中国人均GDP为38354元,截止2012年末,人民币兑美元汇率中间价为6.2855,这就意味着2012年我国人均GDP达到了6100美元,世界排名第84位,排名比较靠后。[1] (二)幸福指数的概念 幸福指数是衡量幸福感具体程度的主观指标数值,是对生活的客观条件和所处状态事实与价值判断。这一概念最早是由不丹国王提出并付诸实践的。30多年来,在人均GDP仅为700多美元的南亚小国不丹,国民总体生活得较幸福,“不丹模式”引起了世界的关注。之后,美国的经济学家P.萨缪尔森也提出了一个幸福方程式:效用/欲望=幸福指数。[2] 二、人均GDP和幸福指数的关系 (一)我国人均GDP与幸福指数的关系 总体上来说,人均GDP是硬指标,幸福指数是软指标,两者的关系并不是一个绝对的、固定不变的,可以是正相关也可以是负相关,

从不丹_国民幸福总值_看我国的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

反思改革开放以来取得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成果,我们发现,现在是有必要适当调整发展的战略方向和目标的时候了,也就是实现从以往过分注重速度而轻视质量的“又快又好”转变到重质量兼顾速度的“又好又快”的指导思想上来,以达到可持续发展的目的。对于经济建设与社会发展,参考和借鉴国外的相关经验会给我们许多有益的启示。源于不丹的“国民幸福总值”(GNH)就是这样一种在世界范围内有着重要参考价值的理论与实践经验。 一 “国民幸福总值”的概念起源于30多年前,由不丹国王吉格梅?辛格?旺楚克(JigmeSingyeWangchuck)首先提出。他认为:“ 人生的基本问题是如何在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之间保持平衡”,国家政策的制定应当考虑“在实现现代化的同时,不要失去精神生活、平和的心态和国民的幸福”。在此执政理念的指导下,不丹政府将“不允许以牺牲环境为代价来发展经济”作为基本国策之一,创造性地提出了由良好的政府、经济增长、文化发展和环境保护四方面内容组成的“国民幸福总值” ,并以此作为衡量国民财富的新标准,这也是该国“九五计划”(2002-2007年)的核心所在。此前的“八五计划”主要是寻求实现可持续发展和自力更生,保持和 提高不丹国独特的文化与传统价值观念,并通过大力发展教育、卫生等社会事业,努力实现“全民幸福计划”,向全体国民提供免费医疗。政府的最终目标是让全体人民过上幸福的生活。国民幸福总值的主要内容包括:(1)社会经济应强调以长期发展为目标,并且是可持续的、均衡的发展,以确保人们获得必要的物质生活条件。那种造成失业率上升、不能提高人们生活水平的经济增长,只会降低“国民幸福指数”(GeneralWell-beingAccount)。 (2)保持良好的自然环境。那种以牺牲自然环境为代价的经济增长,是十分有害的,也会使 “国民幸福指数”下降。(3)国家应保护和推广自己的文化,特别是在那些文化多样性显著的国家,否则将损害人民的普遍幸福感。各国人民应该在不丧失其民族特性的前提下融入“全球化”,而不是相反。(4)只有为人民谋福利的政府才是善治的政府,否则,无论在其他方面取得多大成就,都不是一个好政府,也不可能提高“国民幸福指数”。 显然,不丹政府以追求国民总体幸福感(General Well-being)的最大化为目标,以重视人民的态度来对 待经济发展,而不是只关心经济数据的增长。到目前为止,它是世界上唯一用“ 国民幸福总值”(GNH)代替“国内生产总值”(GDP)来衡量国家发展成效的国家。虽然不丹也希望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但却不想因此而改变这种衡量经济发展的指标体系,仍旧一直坚定不移地 夏金华 从不丹“国民幸福总值”看我国的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 [摘 要]面对我国社会经济发展和地区不平衡的现实状况,根据不丹的“国民幸福总值”和日本及欧盟的 发展经验,我们提出可以在沿海发达地区、内地轻度污染的城市和农村及西部地区分别采取不同的战略性调整措施,通过以市场调节为手段、 以法律保障为前提的生态环境补偿制度,再造绿色西部,从整体上改变我国生态环境日益恶化的趋势,实现人与人和睦相处、 人与自然和谐共存的理想目标。[关键词]国民幸福总值;又好又快;环境保护[中图分类号]D6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8273(2007)05-0065-04 作者:夏金华,上海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

相关文档
最新文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