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经济地理学中的制度转向与区域发展

文章编号:1000-8462(2005)04-0437-05

新经济地理学中的制度转向与区域发展

吕拉昌1,魏也华2

(1.广州大学地理科学学院,中国广东广州　510405;2.美国威斯康星大学密尔沃基分校地理系,美国WI53201)

摘　要:近年来,伴随着资本主义社会经济转型和全球化,资本主义进入了制度重建的新阶段,社会科学日益重视“制度”因素的作用。经济地理学强调制度、文化对区域发展的影响,提出了经济地理学的“制度转向”。文章深入分析西方学者提出的制度转向、制度厚度概念及与区域发展关系的基础上,进行理论评析,并简要探讨对中国区域发展的启示。

关键词:新经济地理学;制度转向;制度厚度;区域发展

中图分类号:F119.1文献标识码:A

1　前言

自1970年代以来,西方发达国家经济发展方式由福特主义向后福特主义转化,在全球化及新信息技术革命的推动下,西方经济地理处在转型的重要阶段,出现了新经济地理学(有别于经济学的新经济地理学,后者可称为新地理经济学)。“新区域主义”(new regionalism)成为这一转向的重要特征,制度和文化转向是这一转向的核心。

2　制度转向的产生背景

经济地理学的制度转向不是偶然的,是由多种因素促成的。资本主义的转型提供了实证基础,社会科学的发展为其提供了学科基础,地理学对全球化及资本主义经济重组及其对自身发展的思考促进了其转型的进行[1]。

2.1　资本主义经济重组、全球化是制度转向的实证基础

自1970年代末以来,西方发达国家经济发展方式由标准化生产、大众消费的福特主义向柔性化生产、个性化消费的后福特主义转型,导致经济结构、过程和制度的柔性化。企业使用新技术、新资源,采取新的供给战略及工作形式,使生产柔性化,以减少成本和应对日益激烈的全球竞争。从1980年代早期以来,诸多国家将减制(deregulation)和私有化提到议程上,努力使市场自由化,以提供资本运做更大的空间。尤其是1980年代早期,英国和美国新自由主义的崛起,引发企业全球扩展,以保持在新的市场环境下的竞争力。这种经济重组促使资本主义寻找与后福特主义的经济方式相适应的制度框架,经济组织、社会机构和国家本身都在寻求新的制度构架,使得许多老的体制框架被抛弃。与此同时,全球化进一步削弱了旧的资本主义制度,对制度的空间尺度提出了挑战,国家及国家层次制度对经济的控制弱化。全球化作为一种非地方的力量,增加了地区经济的不稳定性,使资本主义社会结构和制度日益削弱,进入制度重建的新阶段。由于这一经济重组制度涉及到经济过程本身,因而引起了地理学家的关注及兴趣。

2.2　社会科学制度学派的崛起为制度转向创造了学科基础

由于凯恩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影响力日趋下降、社会科学在实践中寻求新的增长点,“制度主义”因素增长。在经济学中,确认制度因素在不同经济中起关键作用[2,3],经济行为同样被看作是社会行为。制度经济学的合理选择制度主义,强调制度环境如何影响制度的安排,制度以何种方式、对减少交易费用和提高经济效率产生影响。社会学家强调社会制度在经济生活中的渗透力和重要性[4],经济社会学寻求一种社会制度的根植性来理解经济,强调现存制度结构的方式及界定制度变化和创造的范围。演化体制学派则强调随时间制度结构如何演化,如何成为资本主义发展的动力。

经济地理学吸收社会科学的成果,通过合理选择减少交易成本思想的应用,成功地解释了区域通过接近信息、通过编制各种交易规范,建立专业化的制度结构形式(如商业协会、研究机构、就业与培训部门)降低交易费用,提高区域竞争力,取得成功的原因。经济地理在社会制度主义的基础上,拓展了“根植性”的概念,使经济活动紧紧地与建立在家庭、传统、技术、文化等基础上的社会关系与网络联系在一起,解释地区的制度作为优势来提升竞争力,核心问题是区域经济网络与社会网络的精确结合,区域经济发展的类型不同需要培育不同的制度,根植性、信用、互惠、合作与传统在区域经济中起非常重要的作用。演化制度主义强调经济活动对经济的塑造以及现存制度对经济行为的限制,提出了制度滞后理论,经济地理学对滞后空间维进行概念化,确定制度变化是否或以何种方式影响区域经济,例如,经济地理学提出区域锁定(Regional lock-in),指区域制度集团狭隘封闭,由于地理要素紧密相关,地区团体会抵制变化,结果妨碍了经济发展。

第25卷第4期2005年7月

经 济 地 理

EC ONOMIC GE OG RAPHY

V ol.25,N o.4

Jul.,2005

收稿日期:2005-03-01;修回日期:2005-03-09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编号:05B JL042)、广东省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编号:04009529)及国家杰出青年基金项目(海外)(编号: 40428003)联合资助。

2.3　面对社会经济和学科发展,地理学本身“制度”响应的结果

二战后,经济地理学经历了数次主要研究方法和视角的转向。1950年代,经济地理主要研究区域综合与区域差异,计算机技术的推广和应用刺激了地理学者开展定量研究的积极性,出现了所谓的“计量革命”,寻求建立正式规范的科学。由于区位分析假设条件的不切实际,资料获取的难度较大,以及社会经济现象过于复杂,地理学的计量发展受到挑战。同时,战后资本主义经济增长的停滞,区域及城市问题激化,提出了一系列新的研究问题,而经济地理学的理论方法显得力不从心。从1970年早期开始,经济地理由新古典学派转向政治经济学派,尤其是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派,以大卫?哈维(David Harvey)为代表人物。哈维把空间看作是围绕经济活动社会关系的产物,把空间社会化或者说是对空间进行社会化构造。新马克思经济地理占据了1970年代中期到1980年代中期经济地理的研究前沿。然而,新马克斯主义学派常以“积累”和阶级关系来推理经济空间的结构,难以解释复杂的地理现象。从1980年代中期以来,西方发达国家经济发展方式由福特主义向后福特主义转型,成为推动经济地理概念及方法更新的关键力量,经济地理经历新的复兴,新的思想、新的理论框架产生了。1980年代中期以来,法国规则理论(reg2 ulation theory)产生,标志经济地理由“积累体系”进入到“规制模式”,经济地理出现了从计量地理、逻辑实证主义向制度、文化的转向,进入了新的发展时期。法国学者提出的规则理论,强调社会规范与经济过程的相互作用。他们区分“积累体系”和“规制模式”,把积累体系定义为经济活动在投资和消费之间的持续分工,把规制模式定义为使可持续的积累体系得以成立的标准、机构和法律,最好的例子之一是福特主义其积累体系由规模生产和大众规模消费构成,而凯恩斯主义的福利国家则是与之相应的规制模式的主体。经济地理学家在此基础上,发展了这一理论脉络:①指出即使在相同的基本经济结构(如福特主义)下,“规制模式”和“积累体系”的地理差异都是很大的;②强调文化和社会因素是构成规制模式的重要因素[5]。由于经济地理对社会文化的确认,认识到经济过程也是社会文化过程,制度是经济文化建设的中心,这一确认成为“制度转向”的催化剂[1]。

3　制度转向的内容与特征

制度转向的含义非常广泛,不同学科、不同的理论体系,对其有不同的解释。它可以指在更广的学科领域,不同学派学科地位的变化,也可指社会科学一种广泛的概念。新古典经济学当把产权结构和交易成本作为经济制度解释企业的经济活动时,称为新古典经济学的制度转向。地理学的制度转向是指在突破对数量、空间科学二分法的计量地理、行为地理以后,在地理研究中强调制度作用而采取的折衷学派[6]。

从1990年代以来,伴随全球化和后福特主义的发展,地理学者在全球背景下探讨区域过程,区域研究复兴,制度主义日盛,不少学者以新产业区为实证,提出了许多关于制度转向的观点。例如,制度厚度、区域创新系统、学习型区域、全球城市区域等,其共同的前提是[7]:①地区化和全球化是交互作用的制度化过程,地区结构响应全球化过程,并成为全球化过程的一部分;②通过组织支持结构的融合,以及镶入社会资本

(s ocial capital),动员柔性制度战略,使地区相关主体成为影响经济进化过程和路径的重要因素。后者事实上是指建立制度基础设施(institutional in frastructures),如形成互信、互惠的知识创新网络。制度基础设施源于传统、社区资源,与物质的基础设施形成互补。Amin and Thrift强调这种资产关系(relational assets),他们认为成功的区域应归于建立制度厚度[8]。C ooke and M organ从演化经济学提出了合作经济(ass ociational econo2 my),通过贸易协作网络、商业组织、研究机构来进行管治,使集体智慧制度形成经济主体间的信任与协作,这使得提供市场预测、培训、技术转移的集体化的服务成为可能,从而通过建立如区域协会等组织,保证经济的成功[9]。S torper通过第三意大利、硅谷等研究,提出非贸易性相互依存(untraded in2 terdependence)的概念,并指出非贸易性依存是由“传统”(conv2 entions)协调的关系资产,传统本身代表了一种密码,能使各个体相互学习,以减少风险。S torper发现存在于区域内的传统、技术溢出、区域化的“生产世界”以及各种各样的学习经济的循环关系,这种循环意味着如果规则、过程和激励,成为传统,如成为正式社会组织,如发展局,就可以成功运做。他还认为,软性的基础设施如传统具有很强的路径依赖和特殊的背景,不像公路等公共设施容易执行[10]。

按Martin的说法,制度转向主要包括以下几方面:①寻求识别不同制度对空间经济的影响。主要研究制度环境如何影响经济组织的存在及演化;制度安排(经济政治组织)不仅能重新产生,而且能修正制度环境,这种相互作用随空间变化;对区域经济的影响是制度经济地理关注的中心问题。②强调经济景观的研究。制度是历史的携带者,把路径依赖传授到经济过程,以此研究经济景观的演化;不同地区制度路径不同,导致经济景观产生差异,这种差异也是重要的研究内容。

③制度环境与构架如何推进技术创新,一定地区的制度或环境(milieu),如何促进产业区的发展,揭示技术创新及扩散的“制度空间”(institutional space),这是现代经济地理研究的内容之一。④研究空间经济的文化基础和文化过程。文化传统、消费方式、生活方式对地区经济发展有重要的影响,文化过程是决定制度路径依赖的重要因素,不同类型的文化,形成不同的社会体制空间。⑤研究区域经济管制。经济地理学家不仅要研究正式合法的经济关系,如货币管理形式、工资构架以及竞争形式,并揭示这些关系的地区制度安排,同时,也研究包括地区网络、文化、传统的非正式关系,研究这些关系的规制形式及地区安排[1]。

与马克思主义经济地理相比较,制度转向具有几个明显的特征:①强调区域历史、文化及制度背景的作用。传统经济地理对经济行为的研究不考虑社会、政治、文化背景[11,12]。在区位论中,经济行为是利益最大化的个体,社会政治环境是常量,地理空间是均质的。甚至马克思主义经济地理理论的构架仍是强调经济,认为社会政治文化是被决定,阶级关系根植于资本主义本身。事实上,所有的经济行为也是一种社会行为,经济过程、个人动机等必须在更宽广的社会经济、政治规则、过程与传统中去理解,这种规则、过程和传统可能是正式的,也可能是非正式的,这是制度转向的焦点。②强调多元主体的作用。区域系统中存在多种主体,包括家庭、企业、政府等,战后西方经济政策的实践表明,无论是凯恩斯主义还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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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市场主义,其区域政策一直是以企业为核心的、标准化的、基于激励的和自上而下由国家推动的,它们均认为经济成功的核心在于一组共同的因素,如理性的个体,追求最大化的企业家,企业是最基本的经济单元等,只是前者重视政府能力的作用,后者强调市场机制的效率。而制度学派强调对政府、企业、私人等所有的区域主体的集体动员,关注结成这种“集体”的制度形式。③强调制度网络。制度转向由关注单个区位或组织的制度安排,强调把分散的意图、知识、资源以及权力,结成蜘蛛状网络结构,从单个区位或组织的制度安排转移到制度综合和管制网络的形成,网络组织和区域根植性的研究成为经济地理研究的热门领域。④强调制度网络与管制网络的结合。城市管制通过制度实现,同时也涉及制度的创造,制度部分通过实践产生。因此,制度网络与管制网络有一定的相关性。制度网络必须与管制方式等相适应。⑤从重视制度形式及构造到强调制度过程。从区域发展过程来研究区域发展,从终极点的研究到侧重过程的研究,Amin and Thrift指出重要的不仅是制度网络的存在,而是制度过程,强调制度、经济、文化、政治形式的共同演化,以此来理解区域发展的体制动力[13]。

4　制度厚度与区域发展

经济地理的制度转向中,提出了一个重要的概念就是“制度厚度”(institutional thickness)[14]。Amin和Thrift从四个关键组成要素对制度厚度下定义:①强烈的制度存在,包括企业、地方当局、商业协会,金融制度、发展机构、工会、研究与创新中心、自愿团体;②在各种制度间产生高度的相互作用,促进相互合作、交流及反射网络(reflexive netw orking)的形成,在地区制度安排方面,产生显著的同构;③制度厚度取决于主体结构,通过联合建造和集体存在,将部门主义和制度之间的冲突降到最低;④上述三方面而导致一种涵化和集体动员,使各部分围绕特定的议程、项目或区域的社会经济发展的共同目标,形成共同感。这些因素的结合就反映了地区的制度厚度的程度与性质[13]。

按最有利的结合方式,制度厚度的这四个决定因素会产生6种结果:①制度持久性—地区制度再生产;②共同具有知识的档案(包括正式的或意会知识(tacit knowledge));③制度柔性—区域制度具有学习和变化的能力;④创新能力—企业和区域都具备的内部能力;⑤信任与互惠作为一种行为规范;

⑥广泛拥有的共同项目、能以有效的方式进行区域动员[15]“制度厚度”的概念,通过以制度能力的状况定义区域,提供了支持地方作为主体的(locality as agent)思想的框架[1]。这主要是通过建立信用关系,促进产业地区根植性和创业环境,通过制度化过程,形成一套共同认可的行为、支撑和操作规范,使每个个体如鱼得水[13]。

除从上述制度过程对区域发展作用外,必然会联想到制度的“厚”与“薄”与区域发展的关系,可概括为3种观点:①一种关系可称为“厚而有效”(thick and w ork),制度厚度促进区域发展,例如意大利北部的Santa Croce及伦敦城及德国的Baden -Württemberg;②另一种关系可称为“厚而无效”(thick and does not w ork),例如英格兰东北部,瑞士的Jura和苏格兰,提供了重组的制度过程;③还有一种关系是“薄而有效”和“薄而无效”,例如,英格兰南部的运动车谷(M otor S port Valley),是一个缺乏制度厚度下经济成功的例证。Henry and Pinck提出,当我们讨论地区制度条件时,相对于“厚”,“薄“的含义是什么[15]。

虽然不少的学者已普通使用制度厚度这一概念,但仍然存在许多争议,Martin认为,这一概念在定义和理论上缺乏精确,在区域和地区尺度上如何对经济发生作用?地区制度厚度到底如何推动经济发展与繁荣?为什么制度厚度在一些区域带动区域发展,而不是其它区域?共同议程和目标是关键,但如何实现围绕这一目标的流通,联合与动员,谁制订这个议程?很明显,通过集中于地方制度,这一概念低估了中央政府的角色,如果地方制度与国家和区域制度不相一致,那么这种地方制度执行的可能性就很小[1]。

Raco指出,朝建立制度厚度和共同目标的方向发展,可能会排斥某些内部主体以及外部投资,可能对经济发展有害[16]。Macleod and G oodwin认为有些制度组织的贡献更大,并指出该概念对政府及地理尺度的作用分析不够[17]。

Henry and Pinck在对英格兰南部的运动车谷进行分析的基础上,提出运动车谷的成功不仅是由于制度厚度,应主要归功于国家制度活动的历史遗留,在同样的经济空间,有众多不同的制度系统,可为经济发展提供不同的道路,制度厚度仅是一种促进区域发展的形式,区域发展不仅包含制度厚度,更重要的是如何提供精确的制度性质。并非突出所有的公共制度,关键是与产业与劳动力市场相联系的关键制度过程[15]。

5　制度转向的争论

许多地理学家对经济地理学适应社会经济及学科发展的需要,对在区域发展中强调制度因素表示肯定,但对转向的过程及程度,的确有很多争论。Amin and Thrift认为这是一种新的转向,是经济地理知识的关键转折点,经济地理学应抛弃依赖主流经济学的做法,而应更多地吸收建立在经济知识之上的社会文化内容,后者比前者更能提供敏锐的洞察和解释,而且对政策界更能产生影响[18]。他们的观点立即受到Martin and Sunley的尖锐批评,他们在经济地理学“‘经济’的再思考———扩大我们的视野,还是丢掉我们的核心”一文指出,一些地理学家低估或放弃经济地理学的“经济”因素,而更多强调社会文化因素,有导致经济地理学滑向没有坚实基础、表面化学科的危险[19]。

Markusen认为,近10年来,这一转向出现的许多概念是模糊概念,如柔性专业化、区域复兴、世界城市、合作竞争、社会资本等,而且证据不足,分析方法有限,有很大的政策距离[20]。近年来,对经济界及地理界,政府部门所追捧的产业集群概念,Martin and Sunley认为也存在集群范围不清,界定困难,没有自己独特的政策模式,事实上也是一个模糊概念[21]。

另一些学者认为经济地理学的“制度转向”最大的问题是没有把区域、城市的变化与政府相联系,忽视了政府的作用[22]。新制度主义将分析的视野表面化、探究区域的水平网络与互惠关系,忽视了不同空间尺度管制的垂直秩序和社会关系的等级结构[23],从而忽视了区域受国家的制度、规则和管制的影响,这种影响或通过与劳动力市场教育与培训有关的政策,或通过市场规则而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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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期 吕拉昌,魏也华:新经济地理学中的制度转向与区域发展

6　评论与启示

在社会变化及学科演变背景下,产生了经济地理学的“制度转向”,这一转向提出了许多新的概念,但这些理论尚处于幼年阶段[1],仍存在许多不足,我们可从中得到许多启发。6.1　从经济地理的学科发展及研究方法出发

制度转向反映了继计量革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分析方法之后,经济地理学新的发展方向,这种转向以制度形式出现,反映了资本主义制度在后福特主义时代,伴随全球化的过程,竭力摆脱旧制度,创造新制度的渴求。也是从根本上对传统经济地理学对“制度”忽视的一种弥补,这是新时期经济地理学发展的“维生素”。

经济地理学的“制度转向”,从制度层面帮助我们理解制度在区域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制度过程、制度空间、制度厚度等与区域发展的关系,扩大了经济地理学的空间观察视野。但是,制度转向并不是经济地理学的全部,转向不意味着经济地理学与传统经济地理的隔离和对传统经济地理的抛弃,而是对传统经济地理的有益补充。经济地理绝不能抛弃“经济”,而单纯的探讨社会、文化,绝不能“转向过头”,而抛弃了“经济”的核心。

在研究案例上,主要取材于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而且主要以分析发达国家的新产业区为主,如硅谷、伦敦、南加州等,因此研究的区域既不包括发达国家的其它部分,也不包括广大的发展中国家。在研究方法上,大量的研究从个案出发,尽力概括出一般化的概念和理论,这种简单的归纳难以得出一般的规律,甚至有时同样的个案得出了不同的分析结果,野外的调研显得比较肤浅;另一个最大的问题,是制度学派还没有一个真正意义上的科学分析范式,因而事实堆积,像一个大杂烩;制度学派以单纯的描述及逻辑推论为主要的研究手段,仍少使用地理学GIS研究方法,缺乏定量化的研究,如在新产业区的研究、集群的研究中GIS方法非常有潜力,但是目前应用还很少。

6.2　从制度转向内容看

从制度转向的学科要求出发,制度转向要避免滑向软制度主义(s oft institutionalism),把制度作为决定因素。也要避免在经济发展中忽视制度因素的观点。事实上,制度对经济发展作用并非直接过程,它是通过对传统的经济要素如技术、劳动力、资本等有效调动、组合、吸引与投入来推动经济发展,因此,制度转向从内容上应重点研究在一定地理单元之上的制度配置问题,在这一方面,在一定地区形成的制度成功,应用在其他地区不一定能成功,硅谷在世界高科技发展方面无疑是成功的,其成功不仅在技术层面,也在制度层面,世界许多地区都在仿制硅谷,有许多不成功的例子[24]。

地区制度的地理空间的拟合更不能忽视区域或国家的政策、制度与规范,必须具备可以根植的社会基础,只有这种“制度空间”才具有操作的可能性,否则这种“制度空间”难以操作,即使实施,效果可能不够理想。制度转向对政府的作用重视不够。政府是制度变化的主体之一,政府可以以各种方式变革制度框架,如改变政府部门结构(如中国简化政府机构)。西方经济地理界对政府的作用研究较少,而且集中在福利政策、科技政策等几个有限的领域。

1980年代以来,在发达国家如英国、美国都出现了贫困、不平等、健康等区域问题,西方地理学者并没有给其更多的关注[25],也没有提出更多的政策措施,使西方地理学出现了所谓的“政策距离”。对发展中国家面临的一系列重大问题,如资源、环境与发展问题等视而不见,见而不究。正因为如此,所提出的一些概念和理论是不是适合发展中国家,还有待研究。

6.3　制度厚度与区域发展

对于制度厚度这一概念,目前还仅是一种特征性的定义,还没有一个完善的定义,制度厚度帮助我们理解制度在区域发展中的作用,但如何作用仍未能阐述清楚。有关学者想研究制度“厚”、

“薄”与区域发展间的关系,个别案例还不能揭示一个普通的规律,从已有的研究看,“厚”、“薄”与区域之间并没有许多关联的关系。

“制度厚度”是一个静态的概念,要使制度厚度与区域发展相联系,制度过程是一个有用的概念,但制度过程如何发动,又如何操作还是尚未解决的问题。关键问题不是“薄”与“厚”的问题,而是如何找出区域发展的制度瓶颈,提供释放生产力的“催化剂”和“润滑剂”,通过制度过程形成有影响的区域发展空间。

中国改革开放,事实上是一个“薄”制度化的过程,中央权力下放,减少对地方的管制,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经济发展,在各地区也是如此,逐步减少政府对企业繁琐的管制,这种“薄”制度化,促进了我国市场经济的发展。另一方面中国各地也在建立“制度厚度”,这种“制度厚度”的建立,是以政府动员的形式发动,如区域形象建设,区域营销,形成区域目标与共识,这种“制度厚度”建设在许多时候只是形式而已,核心还是没有抓住“制度厚度”中某一具体的关键制度对区域经济所产生的作用。而且各地往往把建设“制度厚度”变成了一种竞赛,如各地对外商都有优惠政策,一个比一个更优惠,形成了大区域或国家层次的“制度厚度”的侵蚀,使得国家或大区域层次又不断地增加“制度厚度”。可见制度厚、薄与经济发展并无直接的对应关系,往往会在不同区域层次形成不同的制度发展态势,因此如何实现制度转型,寻求中央与地方的平衡,捕捉促进区域经济发展的精确制度是探讨制度与区域发展的核心问题,也只有把“制度厚度”与其地理空间尺度联系起来,“制度厚度”才有意义。

7　结语

西方经济地理学的“制度转向”是资本主义再发展的需要,也是经济地理学再发展的需要,因而经济地理学的制度转向具有客观的基础,有其必然性。因此,现在的问题已经不是“转”与“不转”的问题,而是如何“转”的问题。我国经济地理学界由于客观的原因,过去几十年较少介入“制度问题”的讨论,制度经济地理学几乎还是盲区,但近年来发展很快。

在2003及2004年美国地理学年会上,有学者指出经济地理学对发展中国家城市化、贫困等世界问题研究不足,也呼吁加强对中国政府在区域发展中作用的研究。为促进我国的经济地理学的发展,使其在我国的现代化建设中发挥更大的作用,借鉴西方制度经济地理的理论与概念,结合我国实际情况,努力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制度经济地理,无论对经济地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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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科建设以及经济地理的实践都具有重要的意义。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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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STITUTIONAL TURN ,INSTITUTIONAL THICKNESS OF NEW

ECONOMIC GEOGRAPH Y AN D REGIONAL DEVE LOPMENT

LU la -chang 1

,WEI Y e -hu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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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C ollege of G eography ,G uangzhou University ,G uangzhou 510405,G uangdong ,China ;2.University of Wisconsin ,Milwaukee ,US A WI53201)Abstract :With economic restructuring and globalization ,Western capitalism has entered a new stage of development ,and s ocial sciences have increasingly paid attentions to the notion of institutions.The field of economic geography emphasizes cultural and institutional impact on regional development ,and has experienced “institutional turn ”.This paper evaluates the concepts of “institutional turn ”and “institutional thickness ,”and their relationships to regional development.We als o discuss their implications for regional development in China.K ey w ords :new economic geography ;institutional turn ;institutional thickness ;regional development

作者简介:吕拉昌(1963-),男,博士,教授,美国威斯康星大学访问学者。主要从事城市与区域发展规划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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