屈原与司马迁生命价值观比较

屈原与司马迁生命价值观比较
屈原与司马迁生命价值观比较

屈原与司马迁生命价值观比较(2008-06-24 23:09:48)转载▼标签:生命价值观腐刑《史记》李陵教育分类:备课材料

屈原遭受奸佞小人陷害,不愿苟活终至投江而死;司马迁遭受腐刑,却要“隐忍苟活,幽于粪土之中而不辞”,最终著成《史记》。《屈原与司马迁生命价值观比较》为题写篇小论文。博主之见:

两人对生命的理解似有不同之处:屈原选择了慷慨赴死,司马迁选择了忍辱负重。但无论是生还是死,其实都是生命的形式,两个人对生命价值观的理解是有相似之处的。两个人的生活经历有相似之处,他们都遭遇不平,满腔忧愤,他们都著书立说,表达自己的抑郁忧愤之情,表现自己高洁的品质,高尚的道德情操。屈原用其一生,来饯行自己忠君爱国的诺言;用生命之躯,来维护自己“皓皓之白”而不使自己“蒙世之温蠖”;用“九死犹未悔”的精神,来表明自己对美好理想的不渝追求;用“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的韧劲,来见证自己对真理的不懈求索精神。屈原虽在处境困顿之时,以投江结束生命向混沌的楚君臣抗议。而司马迁在生与死的抉择中,选择的是忍辱负重,保留生命,他认为“人固有一死,或轻于鸿毛,或重于泰山”,在他的思想里,此时去死,是轻于鸿毛的,他要把未竟之著《史记》完成,让它能“藏之名山,传之其人通邑大都”只有这样,死后才有意义,才能重于泰山。在《屈原列传》中司马迁对屈原之死,不无惋惜之意,但这并不影响司马迁对屈原精神的推崇和膜拜,也并不影响后人对屈原的崇敬。可以说,他们两人都给后人留下了丰厚而味重的精神大餐。

相关资料:

司马迁(约前145-约前90),西汉著名的史学家、文学家、思想家。字子长,左冯翊夏阳(今陕西韩城)人。父司马谈有广博的学问修养,曾“学天官于唐都,受易于杨何,习道论于黄子”。他是汉朝太史令(掌管起草文书、兼管国家典籍、天文、历法的官职)。司马迁生于龙门,20岁外出考察,足迹遍及大江南北。初任郎中,后任太史令,得以博览皇家珍藏的大量图书和文献。在《史记》草创未就之时,因替投降匈奴的李陵辩护,下狱受腐刑。出狱后任中书令,发愤著书,在公元前91年前后完成《史记》。

《史记》原名《太名公书》,是我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开创了纪传体和书表的编写体例。“二十四史”的第一部。全书一百三十篇,包括十二世纪(记历代帝王政迹)、八书(记各种典章制度)、十表(记大事年月)、三十世家(记侯国兴亡)、七十列传(记重要历史人物的言行事功)五个部分,共五十二万字。记载了从黄帝到汉武帝明长达三千年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历史,比较全面而深刻地反映了我国古代的社会面貌,对后世史学研究有深远影响。刘向等人认为此书“善序事理,辩而不华,质而不俚”;鲁迅更评其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有很高的文学价值。

作者司马迁景仰屈原的品格,和屈原一样,他遭遇不平,满腔悲愤,因而在记传中倾注了自己的思想感情,形成了夹叙夹议的独特风格。

在司马迁看来,他与屈原有着类似的遭遇。他侍奉汉武帝,原来也受信任,他自己也“绝宾客之知,忘室家之业,日夜思竭其不肖之力”为主上服务。不料在李陵事件上却受到极不公正的惩罚。他和李陵本无交情。李陵被俘投降时,他因李陵平素颇有“国士”之风,又因李陵被俘前,只凭五千人的兵力,就跟匈奴数十万兵力连战十余天,转战千余里,最后才因矢尽道穷,救兵不至被俘,就揣想李陵也许是想暂时保全自己,然后再找机会报答汉朝。加上他又看不惯那满朝文武的丑态,当李陵未被俘以前,看到武帝高兴,就争着奉觞上寿,现在李陵投降,看到武帝恼怒,就又争说李陵的坏说,于是就想为李陵说几句公道话。这一来,就触怒了武帝,被下狱治罪,被处以腐刑。在封建士大夫看来,受腐刑,这是极大的耻辰。他其所以还活着,是因为要完成《史记》这部伟大著作,就如屈原被放流以后,发愤写出《离骚》一样。这就是他要在《屈原列传》中寄托自己政治幽愤的原因。

先哲对「人生命的价值」的主张

先秦诸子,虽未直接对「人的生命」的问题,提出探讨,但对於「人的价值」,早为各家所关注.「人生命的价值」推而广之就是「人的价值」.人类的价值,即人类在天地万物中间的位置.儒家认为人在天地万物中最有价值.孟子认为「人之异於禽兽者几希」在於人具有道德观念―仁,义,礼,智,信.道家中老子也肯定人在天地万物中间的重要地位.他说:「道大,天大,地大,人亦大.域中有四大,而人居其一焉.」(《老子二十五章》).墨子认为人之所以有价值,在於「强从事」(努力从事生产劳动)与「强听治」(积极从事政治活动).关於人的个体的价值问题,相对於人的群体价值而言,先秦诸子对人的个体价值的争鸣,没有充分的探讨与重视.可以说淹没在对群体价值的论述之中.总括而言,先秦哲学论争是「天人」问题.到了汉代,哲学论争中心转移到宇宙论和形神问题,儒道皆深受阴阳五行说的影响.尤以常民文化中的民俗信仰,亦奠基於此.汉代哲学发展之背景,在於秦的焚书,造成文化真空,儒学被阴阳五行及谶纬学说附身,并流於今古文经之争,影响到清末,才结束.汉代儒学受阴阳五行论影响最钜,董仲舒提倡独尊儒术,罢黜百家,披著儒家的外衣,行阴阳五行之论,天人相应之说既兴;价值根源遂归於一「天」;德性标准不在於自觉内心,而寄於天道;以人合天,

乃为有德.於是儒学被改塑为一「宇宙论中心之哲学」.心性之精义不传.道家之基本意向,原在於豁现「情意我」之自由.故对外以冷智静观;对内以清虚自守.汉室初兴,本无一定之文化意识.文帝以后,则朝中重「黄老」,并宗道家之言;其实道家之说已遭曲解,此即「情意我之境界」为「形躯生活之作用(或功能)」所取代.劳思光先生在其《新编中国哲学史》谓:

汉初时先秦旧学既断其传;言道家者,皆不解老庄所肯定之「自我」何在;而只截取其皮毛譬喻,以为即道家之学.於是,视道家之说为权术,於是以法家之纯机诈之心灵,运用道家之冷智,以为能通「黄老」;

或视道家之说为求长生,於是日用心於守尸之术.二者一在朝,一在野;在朝者为伪托黄老之权术思想;在野者则渐转而为「道教」,亦伪托黄老之宗教也.3

依劳先生上段所论述可知汉代道家,已非先秦道家之真面目,并从「情意我」肢解为三部份,一为「超越我」之形躯化―道教,神仙法术之说,於焉产生,追求「长生不老」,「呼风唤雨」之神仙生活,道教形成.二为文化否定论之孤立化―魏晋玄学放诞之风.三为「守柔」与「无为」之技术化―黄老之术.总括汉代之哲学思想,假儒家以「宇宙论中心」代「心性论中心」,导致儒学没落;假道家以「形躯我之功效」代「情意我之境界」,导致道家没落.这是菁英文化的发展概略.而另一常民文化,在殷人信鬼,经孔子导正为祖先教的基础下,到了汉代受阴阳五行说,谶纬预言学说及道教的影响,於是特殊的民俗信仰融合产生.

汉代佛教传入,魏晋时期玄学盛行,出现了儒,道,释的鼎立局面.思想界出现了儒,释,道相互作用与合流的趋势.佛教传入东土之始,与玄学结合,逐步形成不少派别的般若学和「涅盘佛性」学说.宋明儒学以理学的形式得到了复兴,但它是批判佛,老,又吸收佛,老,特别是佛学的新儒学.以上为历代哲学发展的方向,不管哲学思维如何变化,对於知识份子的影响,已形成一套经世济民的政治哲学.而知识份子的使命与抱负,张载的《理窟》所云:「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是最佳注脚.

屈原,司马迁的人生价值观

(一)屈原的生命价值观―用生命写诗

屈原是战国时楚国的宗族.是中国文学史上第一位伟大的爱国诗人.有很高的文学修养和政治

才能,曾任楚怀王的左徒,三闾大夫等官.由於他强烈反对腐败,黑暗政治,主张联齐抗秦,遭到贵族的仇视和迫害.后因上官大夫靳尚的谗谤,流放汉北.屈原乃作《离骚》,以抒发忧思.顷襄王时,令尹子兰,上官大夫靳尚再度进谗言,屈原被流放江南,徘徊在沅湘一带,作《九歌》,《天问》,《远游》,《九章》诸篇,表明自己心志,想感悟君王,但是顷襄王始终不醒悟.屈原见返朝希望已绝,即投汨罗江而亡.屈原处於战国后期,圣王不作,诸侯放恣,处士横议,杨朱,墨翟之言盈天下的苦闷时期.屈原生当楚,齐,秦三强对峙之时,於是他的政治生命就随著楚国的外交政策而改变,也即随著亲齐与亲秦两派势力的斗争而消长与浮沉.屈原是亲齐派的,而亲秦派大臣有上官大夫靳尚,令尹子兰,以及夫人郑袖等,在秦相张仪以财货贿通之下疏放了屈原,在内忧外患情势下,他的情绪悲愤激烈,最后以生命做谏.而后人对於屈原人格高洁对浊世的不容,评价极高.「国风好色而不淫,小雅怨悱而不乱.若离骚者可谓兼之,蝉蜕浊秽之中,浮游尘埃之外,0然泥而不滓,推此志,虽与日月争光可也.」(班固引淮南王安离骚传语),用之称屈原作品外,用之赞其人格之高洁伟大更为妥切.屈原是用生命在写诗的人.

(二)司马迁的生命价值观―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

司马迁生於景帝中元五年(西元前一四五年),卒约在武帝末昭帝初(西元前八六年).司马谈之子,幼年深受家学道家的影响及传统儒家的薰陶.二十出游,足迹遍中国,采集了大量的遗闻佚事.返为郎中,奉使西征巴蜀以南.武帝元封二年继父职,任太使令,开始写《史记》.后因替李陵辩护,被汉武帝下狱,处宫刑.出狱后,任中书令,发愤著书,完成《史记》.《史记》的学术地位及贡献,不管在史学,文化史,文学,

小说戏曲,政治,哲学皆有钜大深远的影响,而后世对《史记》之肯定论述可谓卷帙浩繁了.司马迁一生中,生命受到最大的羞辱及挫折,莫过於为李陵投降案辩护,遭到奇耻大辱的腐刑.他说:「太上不辱先,其次不辱身,其次不辱理色,其次不辱辞令,其次诎体受辱,其次易服受辱,其次关木索,被棰楚受辱,其次0毛发,婴金铁受辱,其次毁肌肤,断支体受辱,最下腐刑极矣.」又说:「祸莫惨於欲利,悲莫痛於伤心,行莫丑於辱先,而诟莫大於宫刑,刑余之人,无所比数,非一世也,所从来远矣.」(司马迁)他在「身残处秽」中,孤寂而抑郁,陷於最大的悲愤和奇耻大辱中,不愿自杀,忍辱偷生,为的是他的使命感,那一部「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第二部《春秋》----《史记》.司马迁同样是用生命在写史诗的文人.

附录:其他几个诗人的生命价值观:

陶渊明的生命价值观―繁华尽真淳

陶渊明,晋浔阳柴桑人.生於东晋哀帝兴宁三年(西元三六五年),卒於刘宋文帝元嘉四年(西元四二七年),世称靖节先生.陶渊明为晋大司马陶侃之后裔.二十九岁起,因亲老家贫,出任江州祭酒及镇军参军,

建威参军等小官,终因志趣不合而离职.东晋安帝义熙元年八月(四十一岁),出任彭泽令,居官八十余日,因质性本好自然,遂解印绶官,归隐田园,刘宋后,躬耕自给,终身不仕.渊明虽无丰功伟业,但他是华人文学史上有数的大文学家,其诗歌,散文,辞赋,无不自然冲澹,雅趣天成,人品之高洁,更是世罕其匹.自唐代以降,后世文人,皆推崇备至.

渊明兼受儒,释,道三家的影响.其对生命生死问题,非常达观.可从其诗三首,,0之.多数人都强烈地表现出对生命依恋及对死亡的恐惧,唯有渊明是少数能勘破生死大关的人.三首序:「贵贱贤愚,莫不营营以惜生」道出世人爱惜生命以求延年益寿.第一首谓大自然循环行健不息,只有人一去不复返,还是「得酒莫苟辞」(有酒就喝吧!)即时行乐吧!第二首谈长生,养生技穷,学仙困难,「身殁名亦尽」,功名利禄随著人亡而消失,唯有「立善有遗爱」,只有行善遗爱人间比较实际.第三首「三皇大圣人,今复在何处彭祖爱永年,欲留不得位」,人不分贵贱贤愚,即使像彭祖活到八百多岁,终究乃不免一死.「立善常所欣」即使立善是大家所喜好,但是「谁当为汝誉」,

谁能肯定后人会称誉你呢很少有人在死前自写挽歌及自祭文.渊明的三首是死亡的三部曲.首篇述乍死而殓,次篇述奠而出殡,三篇述亲友送而葬之.「有生必有死,早终非命促」,早死也不是短命.「昨暮同为人,今旦在鬼录.」生死无常.「得失不复知,是非安能觉」,「千秋万岁后,谁知荣与辱」人死一了百了,是非,得失,荣辱已无意义,「但恨在世时,饮酒不得足」还比不上多喝两口酒来得实惠.渊明在其中,怨述生养了一群低能儿,结语是「天命苟如此,且进杯中物.」命运既然如此,还是喝酒比较实际,看似消极逃避,

实是达观通悟.读通了渊明的就能体悟佛陀求「生老病死」的解脱真谛,也融悟了庄子「安时而处顺,哀乐不能入」的最高境界.佛陀,庄子,渊明所「觉悟」的智慧,可谓「繁华落尽见真淳」(元好问

《论诗绝句》).

杜甫的生命价值观―悲天悯人的胸怀

杜甫唐襄州襄阳人,生於玄宗先天元年(西元七一二年),卒於代宗大历五年(西元七七0年),天宝中,献《三大礼赋》,帝奇之,使待制集贤院,为宰相李林甫所压抑,迄不得官.天宝末,安禄山陷长安,肃宗在凤翔,杜甫往谒,拜左拾遗.因上疏救宰相房0,忤逆肃宗,出为华州司功参军.时关中大饥,甫辗转入蜀,流寓成都,依剑南节度使严武,武荐为节度参谋,检校工部员外郎.武卒,出蜀入湘,病殁於途中.杜甫一生经历玄宗,肃宗,代宗三朝,身遭安史之乱,诗中多述离乱之情,因有「诗史」之称.其诗沈郁雄浑,博大凝0,具悲天悯人之胸怀,故有「诗圣」之誉.杜甫一生仕途坎坷,也因困顿颠沛,贫病交加的生活造就了他的诗.欧阳修所谓的「文(诗)穷而后工」正是如此道理.他一生做官的日子很短促,且职卑位微,但他悲天悯人的胸怀,从他的「诗史」中显露无遗.他所怀抱的是张载所谓的「为生民立命,为万世开太平」.以诗写史是杜诗的特色,把对生民,社稷,国家的爱全部融化在诗中.例如他在逃亡的途中被叛军押送到长安后写下的"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白头0更短,浑欲不胜簪.″孤身陷贼,欲报国却无门,想家又归不得,真是心境沈痛.当他听到官军收复河南河北时所作的诗云:"剑外忽传收苏北,初闻涕泪满衣裳.却看妻子愁何在,漫卷诗书喜欲狂.…….″激动的心情是喜极而泣,也是爱国心真性情的呈现.杜诗有三千余首,现存一千四百余首.诸多内容是抨击贵族阶级政治上的腐败无能和生活上的糜烂荒淫,穷兵黩武,生民遭受战争苦难.官吏横徵暴敛,巧取豪夺,造成贫富严重对立,例如"朱门酒肉臭,野有冻死骨.″这是最具体的揭露.他的政治理想是"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这即是"为万世开太平.″又肃宗上元二年秋,一场暴风雨袭击了浣花溪畔的草堂,茅屋为秋风所刮,茅草又被无赖小儿抢走,在悲愤之际他写下了:"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在他陷入困境时,他想到的不是一己的安危,而是"天下寒士″这是何等钦崎磊落的胸襟.终其一生,生活的主要内容是写诗,诗是他的生命,他的生命在诗中燃烧,发光,照亮千秋万世.

苏轼的生命价值观―苦难的超越者

苏轼,宋眉州眉山人.生於仁宗景佑三年(西元一0三六年),卒於徽宗建中靖国元年(西元一一0一年).二十岁时已博通经史,二十二岁试礼部,签书凤翔府判官.英宗时直史馆,时年三十.次岁,父洵病卒.神宗熙宁四年,王安石创行新法,轼上书反对,与安石不合,遂外调通判杭州,改知密州,再徙徐州,湖州.元丰二年,又因「乌台诗案」,逮赴台狱,论死.神宗特命以黄州团练副使安置.在黄州五年,轼筑室於黄州的东坡,以读书,作诗,游览名胜,结交方外自遣,字号东坡居士.哲宗元佑中知登州,召为礼部郎中.旋以龙图阁学士,知杭州,时年五十四.又召为翰林承旨,累官至端明殿翰林侍读两学士,后卒於常州.东坡是华人世界罕见的全才.他是一位大文豪,大书法家,大画家,佛老清修者,巨儒政治家,皇帝秘书,酒仙,诗人,人道主义者.东坡自幼承其父亲家学,受儒家思想的深刻影响,「奋厉有当世志」,充满了以天下为己任的责任感与使命感,胸襟坦荡,正气

凛然,不向恶势力低头,因此东坡的一生,几与祸患相始终,承受大起大落,忽贬忽升的生活波折,既经顺境,复历逆境,数度遭贬.荣辱,祸福,穷达,得失之间如洗三温暖,

使他嚼尽种种人生辛味.以儒家积极入世的精神去面对政治的现实,以佛老超世的精神来纾解心灵的痛苦.遭受迫害和打击,没有消磨他「致君尧舜上」,匡世济时的政治热情,没有斫伤他批评现实,敢为天下先的勇锐之气;无尽无休的苦难也没有使他厌倦人生,变得冷漠.入世的理想和出世的精神,刚直坚毅的风格始终如一.千百年来,东坡的性格魅力倾倒过无数华人世界的知识份子,人们欣赏其刚直不屈的风节,民胞物与的悲悯之心,更景仰其心灵世界洒脱飘逸的气度,睿智的理性风范,永远令人怀念,永远给人启示.

屈原的死与司马迁的生

读司马迁的《史记》,感触最深的是《屈原贾生列传》。每读此章,都会遗情想像其中有关联的两位伟大人物———屈原和司马迁。虽然,我们每个人都必然面对生死,但漫漫历史长河,屈原的死和司马迁的生,如此强烈的碰撞与交会,依然称得震撼心灵,激荡千古!

屈原生活在金戈铁马的战国末期,天下大势为“横则秦帝,纵则楚王”。凭“博闻强志”、“娴于辞令”的杰出才能,屈原20多岁就做了楚怀王的左徒。左徒只比令尹低一级,相当于副总理兼外长,“入则与王图议国事,以出号令;出则接遇宾客,应对诸侯”。应该说,能在这样大的舞台上一显身手,也算是少年得志了。可惜,屈原毕竟只是个“业务型人才”,感情过于激烈袒露、品格又出奇的正直,既不善和“一把手”搞好关系,也不喜与同僚拉拉扯扯,这样,在他人谗言之下,逐渐为楚王疏远。公元前305年,秦楚黄棘之盟,楚国彻底投入秦的怀抱。屈原反对,结果被楚王逐出郢都。前278年,秦国大将白起挥兵南下,攻破郢都。这一切让屈原绝望和悲愤:时代悲剧与个人性格因素交织,结局也就注定了。最终,他来到汨罗江边,抱石自沉。这一天,正是农历五月初五。

有许多人为屈原的死叫屈。的确,以屈原的卓越才能和赫赫名气,跑到其他诸侯小国,当个部级干部应该问题不大。不愿从政,凭他吟诗作赋的高超和写材料的拿手戏,去哪个王公贵族府里当个师爷绝对绰绰有余。就算傍个“大款”,以他在政府里长期任职形成的丰富人脉,不说赚个盆满钵满,至少日子也可以过得很滋润。连司马迁都感叹:“怪屈原以彼之材,游诸侯,何国不容,而自令若是。”

但屈原就是屈原,屈原不得不死。

这如同谭嗣同,一旦认定“中国变法当从流血始”,便义无返顾“我以我血荐轩辕”。又如同文天祥,身在敌营也必“不指南方誓不休”,最后“留取丹心照汗青”。虽然谭嗣同可以选择逃亡,文天祥也可选择高官厚禄,但他们就是不得不死。这是一个人和一个民族的气节!在许多时候,气节比生命更重要。屈原在长期的流放跋涉中,饱经精神和生活上的摧残与痛苦,眼看国家破亡,忧心如焚,以他政治上的理想主义和人格上决不同流合污的态度,注定了他必然选择殉国殉道。自沉前,一位渔父劝导他:“世人都混浊,怎么不随其流而扬其波?众人都醉,怎么不食其酒滓而喝其薄酒?何苦要坚持德操而让自己如此呢?”屈原的回答振聋发聩:“我听说,新沐者必弹冠,新浴者必振衣;自己干净的身躯,怎能让外物弄脏?我宁肯跳进江水,葬身鱼腹,也决不让自己的洁白蒙上世俗的灰尘!”

屈原用“死”为中华民族树立起精神的丰碑。作为千古一人,其巍巍人格,感召了无数中华儿女,尤其当民族处于危难时,这种感召尤为卓著。死,使屈原的生命得以无限延续。

司马迁生之悲壮,就如同屈原的死。

一部《史记》影响了并将继续影响中华民族的文化和社会生活,司马迁实在是一位大英雄。

司马迁受的宫刑也叫下蚕室。去死和接受宫刑更容易的是什么?是死。司马迁并不怕死,但是他不能够选择死。死有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这是他自己的话。可以想像,一定有一

个声音从历史的深处响起:不能让《史记》半途而废!司马迁不得不生!他想到了周文王、孔子、孙膑这些先贤,这些在逆境中坚韧不拔成就不世伟业的先贤;他更想到了自己的责任,把《史记》写完,这可是继承祖业实现父亲遗愿的大事,如果自己就这样死去,将何以面对九泉下的先人?而作为一名史官,没有留下“藏之名山,传之后人”的文字,又如何向历史交代?于是他自请宫刑以免死。被废了“武功”,决不止于生理的痛楚,也决不在于老婆会和他划清界限或者以此为由找他闹离婚,古代这种被阉割的人,被人所鄙视,为人所不耻,是“无行之人”。任何人受此奇耻大辱,断乎再无颜面立于世间。按常理,司马迁死一百次都可以理解,但他没有。司马迁也是平常人,出狱后和屈原沉江前一般,须发脱落、形容枯槁、精神恍惚。《报任安书》里说是“居则忽忽若有所亡,出则不知所如往”,且“每念斯耻,汗未尝不发背沾衣也”,由此可想见他身心的痛楚。但是,一提到《史记》,一写《史记》,他就清醒了:一个伟大的理想支持着他,那就是为《史记》活着,为《史记》而奋斗!最终,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司马迁以一部《史记》成就伟业,书写了人生最华美的篇章。

这是一个石破天惊的“生”!

在此,不妨提提与屈原同传的贾谊。少年得志而又怀才不遇的贾谊却完全不该死的,即便受贬谪,为何不能像苏东坡、柳宗元他们那样襟怀豁达,或造福一方百姓,或创作传世名篇,奈何如此不珍爱生命,年仅三十三岁便“哭逝”于长沙!这真有点像现在那些一旦失恋或者考试没考好便跳楼轻生的学生伢崽,徒让人感慨唏嘘。难怪苏东坡这样评价:“贾生志大而量小,才有余而识不足也。”

屈原的死和司马迁的生殊途同归,他们共同竖起最伟岸的标杆,耀亮中华民族的精神星空。其死其生,典范的意义无从超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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屈原与司马迁的生死之路

两千年的风云早已随风飘散,帝王将相的丰功伟绩早已湮没无闻,将帅士卒的征战厮杀也已销声匿迹,甚至于固若金汤的长城也风化侵蚀。然而,当我们回首去感受那大起大落、变幻莫测的历史,我们仍然可以把握住时代的脉搏,感受到时代的呼吸。这是因为,在需要伟人而且拥有伟人的时代里,文化巨人们不仅留下了时代的描述,而且留下了深刻而宝贵的道德遗产、精神遗产。

这其中,最为突出的有两位:一是我国第一位真正的诗人屈原,一是我国有史以来最伟大的史学家司马迁。在中国的文化史上,这是两棵树。虽然生长的完全是两种姿态,可是却同样长得茁壮,雄姿英发,向蓝天伸展着同样的高度。二者同为文化巨人,后者还为前者写了一篇传记,因此把两者作一番比较,意义非常。

人们普遍认为,屈原与司马迁所取得的伟大成就,是与其个人所遭受的厄运分不开的。司马迁自己也说“屈平之作《离骚》,盖自怨生也”(《史记屈原列传》),而他自己,又何尝不是如此?人对现实不满,所以有所希翼,现实的残酷和压抑,使人“有志不能骋”,志在于内,情动于中,发而为文为诗。而文学成就的高下虽与苦难的程度相关,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于个人理想的高下。屈原屡遭贬谪,濒于绝望,虽志洁行廉而反为累赘,成为不容于世的根源,所以他“忧愁幽思”,口吐华丽篇章。司马迁忠心为主,仗义执言,却被下狱,身受腐刑,于是发愤有为,终能“成一家之言”。

然而,屈原与司马迁又是很不同的,突出地表现在他们面对苦难的反抗方式上。屈原选择了死亡,而司马迁则选择了奋斗。面对两次遭流放的打击,屈原选择了一条向上的路,世浊己清,人醉己醒。忍受着巨大的孤独与痛苦,始终不肯“变心以从俗”。终于无路可走,只有以死明志,杀身成仁。对于他的反抗,我们只能表示叹服与钦敬,而不能有任何指责与

议论。他可以死,也可以活,然而他选择了死。

而司马迁则选择了另一条道路。遭受宫刑之后,他在破败的官邸中忍受着凄清的长夜,阵阵搅心的疼痛袭来。一个铮铮铁汉变得残缺不全,命运的不公,无理地降临在一个汉子的壮年。人竟要这样艰难无趣地活着吗?绝望沉重地压迫在他敏感的心头。或许,他想到了死。但如果一个人没有彪炳史册的成就,即使他肢体完整又能怎样呢?事业上的侏儒不是与身体上的残缺一样可怕吗?黑夜惊诧了,我们突然看见他那绝望的手握住了那卷没有刻完的竹简。另一只被寒冷舔僵的手,握紧了刀笔……面对宫刑的奇耻大辱,他虽然也是“每念斯耻,汗未尝不发背沾巾也”,而且痛苦到“肠一日而九回,居则忽忽若有所亡,出则不知其所往”,但他想到未成之作,就有了活下去的动力跟勇气,终于忍辱负重,完成了父亲留下的修史重任。他的丰功伟绩,对中国文化的深远影响,让后人只能敬为神明。

屈原之死,是“一死以明志”,而司马迁,未死志亦明。究其因是因为两人之志不同,所以对苦难的反抗方式也不同所致。屈原志在辅国安民,政治理想是他的精神支柱,他生命中的一切都围绕着政治,当他一再受到打击,政治生命结束的时候,他自己的生命也就结束了。对他来说,辞赋只是“小道”,而他却在不经意间留下了千古绝唱。

而司马迁志在“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志向在于他的《史记》,在于史有所传。所以面对苦难,他最大的任务就是活下来,写下去。他不能去死,屈原的死是一种壮烈,而他的死是一种屈服,徒增他的屈辱与软弱。他明白这一点,所以他为了这个志向活了下来,最终他成功了。汉武帝对他实施了宫刑手术,而他的《史记》则对汉武帝实施了永远的宫刑。他的冷静、公允、胆量,通过《史记》已经“绝唱”了两千多年,恐怕还要继续“绝唱",历史的帷幕一层层地拉上了,一个个大时代虚掩在时间的黑夜中。而屈原、司马迁却如历史天幕上的灿烂星斗,在我们的精神家园里熠熠生辉。

雅虎里边看纪念屈原,为绝对理想主义鸣不平,比如,就提到李敖的说法。

李敖看不起殷海光。

当年李敖去医院探视已得了胃癌的殷海光,殷哭了。李敖劝他别哭,说你一哭就证明你追求的东西不好。

李敖够爽朗。他用自己的健康击败了蒋家王朝的专制。他写杂文骂天骂地骂人,追漂亮的长腿姑娘,一脑子聪明点子发大财,做完了监牢使劲出名,然后竞选总统,然后上电视风头十足。他这样活着,证明了好人干好事活好人的道理。

所以李敖好像有资格批判屈原那一路“犟板筋”——一根直肠子,不会跟黑恶势力韧性战斗,所以不是自杀死,便是憋屈死。不好。如果坚持理想和正义就一定意味着活不好,那就让人觉得可怜。

这一路可怜人,好像还举了老舍和王国维,两个跳河的。

李敖没错。可是年过古稀的李敖为儿子当吹鼓手,崇拜毛泽东到了一塌糊涂不容分说的地步,虽不失为人生自由,但作为他那个级别的骑士,就显得俗了,好像只骑着一匹驴了,成了阿克塞少年时候没出息的霍军了。

李敖不怕大俗,可是这个俗,不正是他一辈子坐牢也要骂死的那一路货色吗?

李敖是个不好说清的话题。不说了。说说雅虎最后列举的屈原名句——

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

国人莫我知兮,又何怀乎故都。

举世皆浊我独清,众人皆醉我独醒。

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

苟余心其端直兮,虽僻远之何伤。

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

这一类,好像已经成了屈原的写照,一提起来就是那副与某种势力势不两立的样子。没错儿,是这样。但是,这不是屈原的全部。或者,屈原的这些,其实建立在这样两句话上:

“民生各有所乐兮,余独好修以为常。”

我过去读屈原也担心他的背影太高,我攀不上去。后来吟诵《离骚》,到了后边的这两句,就感觉很异样,似乎心里被照亮了。

再看看这以前的几句:

“制芰荷以为衣兮,集芙蓉以为裳。”

屈原很倔强的,别人越是压制他,他越是要把理想顶戴在头上,把芳香披挂在身上,跟世界对抗。而且,他不在乎别人怎么看:“不吾知其亦已兮,苟余情其信芳。”

他的张扬旗甲鲜明:

“高余冠之岌岌兮,长余佩之陆离。芳与泽其杂糅兮,唯昭质其犹未亏。”

这些,似乎更容易让后来越来越干不过现实的人们难以忍受——人可以这样纯粹吗?人能够保持“清洁的精神”(张承志语)吗?

张承志跟王朔干架的时候,我基本上倾向于王朔:没有人间烟火气,理想主义等于零。

可是,等我耐心地跟学生一起一句一句咀嚼屈原的时候,我看到了屈原的疲惫和反思:

“忽反顾以游目兮,将往观乎四方。佩缤纷其繁饰兮,芳菲菲其弥章。”

屈子也累了,他也要“反顾”,四处游一游,歇一歇。这一喘息,他忽然明白了:

“民生各有所乐兮,余独好修以为常。”

是的,理想主义这东西,从来就和别人无关,它是一个人自己内心的事情。这个世界本来就是各种动物的世界,每只鸟儿都在唱自己的歌。许多鸟儿根本不唱歌,就爱吃毛毛蛆和苍蝇的脂肪。这种“各有所乐”应该是世界的常态吧?在这个意义上,屈原的“所乐”,就是香草美人,就是理想主义,就是决不让步。或者最后,他的所乐,就是抱着自己那块石头到湖水底下去探索另一个世界。屈原其实是个绝对的个人主义者——他不强求别人堵枪眼儿,但他乐意一条道儿走到最后:“余独好修以为常。”

所以,端午节你过也行,不过也行。理想主义你要也好,不要也罢,其实不干屈原的事。因为屈原也不干涉你的“所乐”,不干涉李敖的“所乐”——骂人蹲监狱,或者做儿子的助推器,或者当铁杆猫咪。“民生各有所乐兮”,屈原看见了大家的多元追求,他理解这些——人性从来好逸恶劳,趋利避害,这没什么。关键是屈原他自己,他就是“好

修”,而且变成了生命常态:“以为常。”这个,我想李敖就不该说三道四了。那些混得满嘴油的人们嘲笑屈原,其实好像显得有些比屈原还“犟板筋”了。

屈原很现代的。说他后现代其实也无妨——他就是那种别人都炒楼房的时候,继续住茅房的傻逼罢了。只是,你炒房有了战绩,别以为茅房不是人住的就行了。你要是亏掉了呢,也别跳楼,人生可乐之事甚多,你最好继续炒下去,也许才跟得上屈原的“好修以为常”。

最后想起一件事。当年有人在文革后批评老舍跳湖自杀不应该。有个过来人反问:你倒试试看!

王国维在《人间词话》说:“古今之成大事业、大学问者,必经过三种之境界:…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此第一境也。…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此第二境也。…众里寻她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此第三境也。”

“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这词句出晏殊的《蝶恋花》,“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这引用的是北宋柳永《蝶恋花》最后两句词;“众里寻她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是引用南宋辛弃疾《青玉案》词中的最后四句。

作为宋代诗人辛弃疾的《青玉案》

东风夜放花千树。更吹落,星如雨。宝马雕车香满路。凤箫声动,玉壶光转,一夜鱼龙舞。

蛾儿雪柳黄金缕,笑语盈盈暗香去。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三大境界之一,他很好的表现出了自己的独特之处,让人叹为观止。

屈原司马迁心中的一盏明灯

屈原司马迁心中的一盏明灯 教授《屈原列传》一文的时候,总恍惚着把屈原当做了司马迁,一个“志浩行廉,爱国忠君真气节;辞微旨远,经天纬地大诗篇”,一个“刚直不阿,留得正气冲霄汉;幽愁发愤,著成信史照尘寰”。这种感觉很强烈:同样的正义耿直,同样的遭遇不幸,同样的才华横溢,同样的影响深远。在所有为之纪传的人物里,司马迁独对屈原情意笃深,与众不同:写作行文采用变体,评传结合,抒情浓厚,倾向鲜明。 屈原是战国末期楚国人,楚武王熊通之子屈瑕的后代。一生经历了楚威王、楚怀王、顷襄王三个时期,而主要活动于楚怀王时期。这个时期正是中国即将实现大一统的前夕,“横则秦帝,纵则楚王”。屈原因出身贵族,又明于治乱,娴于辞令,故而早年深受楚怀王的宠信,位为左徒、三闻大夫。屈原为实现楚国的统一大业,对内积极辅佐怀王变法图强,对外坚决主张联齐抗秦,使楚国一度出现了一个国富兵强、威震诸侯的局面。但是由于在内政外交上屈原与楚国腐朽贵族集团发生了尖锐的矛盾,由予上官大夫等人的嫉妒,屈原后来遭到群小的诬陷和楚怀王的疏远。 怀王十五年(前304),张仪由秦至楚,以重金收买靳尚、子兰、郑袖等人充当内奸,同时以“献商於之地六百里”诱骗怀王,致使齐楚断交。怀王受骗后恼羞成怒,两度向秦出

兵,均遭惨败。于是屈原奉命出使齐国重修齐楚旧好。此间张仪又一次由秦至楚,进行瓦解齐楚联盟的活动,使齐楚联盟未能成功。怀王二十四年,秦楚黄棘之盟,楚国彻底投入了秦的怀抱。屈原亦被逐出郢都,到了汉北。怀王三十年,屈原回到郢都。同年,秦约怀王武关相会,怀王遂被秦扣留,最终客死秦国,顷襄王即位后继续实施投降政策,屈原再次被逐出郢都,流放江南,辗转流离于沅、湘二水之间。顷襄王二十一年(公元前278),秦将白起攻破郢都,屈原悲愤难捱,遂自沉泪罗江,以身殉了自。己的政治理想。 屈原的一生,光明磊落,其赤雕忠心,日月可鉴,正如司马迁在《庭原列传》里的评价,“屈平疾王听之不聪也,谗谄之蔽明也,邪曲之害公也,方正之不容也,故忧愁幽思而作《离骚》。‘离骚’者,犹离忧也。夫天者,人之始也;父母者,人之本也。人穷则反本,故劳苦倦极,未尝不呼天也;疾痛惨怛,未尝不呼父母也。屈平正道直行,竭忠尽智,以事其君,谗人间之,可谓穷矣。信而见疑,忠而被谤,能无怨乎?屈平之作德骚》,盖自怨生也……”司马迁认为屈原正道直行。忠贞为国,却遭到诽谤和打击,这是极为不公的;他高度赞扬了屈原的可贵品质,字里行间,充溢着对屈原遭遇的深切同情。“信而见疑,忠而被谤”千古奇冤,万世忿怨,然此并非屈原一个人的遭遇,历史总有惊人的相似之处,两百多年后的一天,同样的遭遇也落到了司马迁的头上。

从_史记_看司马迁的生死观

【司马迁与《史记》研究】 从《史记》看司马迁的生死观 张 黎 (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湖北武汉430079) 摘 要:司马迁对于生死的看法深受儒道两家思想的影响,同时也与他自身的经历密切相关。司马迁珍视生命,但反对无意义的苟全生命;司马迁赞赏慨然赴死的勇气,但反对随意地放弃生命。他对生死的看法具体体现在对《史记》人物的评价中。 关键词:司马迁;生死观;《史记》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5128(2005)01-0019-02 收稿日期:2004-03-09 作者简介:张黎(1980—),女,湖北荆州人,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研究生。 自先秦以来,关于人的生死问题就引起了无数人的思考与探求,由此引出的对待生死的态度也就各不相同。就先秦儒家和道家来说,儒家是重仁义,轻生死;道家是求养生,避祸患。在西汉时期,司马迁受到了儒道两家思想的影响,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他对生死的独特看法。他的观点就不再单纯的属于先秦儒家或道家,而是融合了儒家与道家,而又高于儒、道。 司马迁在《报任少卿书》中提到“且勇者不必死节,怯夫慕义,何处不勉焉”。这句话表现了司马迁对生死的评价,而对这句话意义的理解长期以来都存在着不同的说法。一种是偏向于解释为勇者往往不能为节义而死,怯懦的人在义理的感召下,反而能为义舍生。另一种恰恰相反,认为真正的勇者不是会激于意气而死的人,而怯懦的人因为一时的血气之勇也会慷慨赴死。对这句话的不同解释就会影响到对司马迁生死观的理解。 “勇者不必死节”这是一个肯定句,而解释“怯夫慕义,何处不勉焉”这句话的分歧就在于“何处不勉焉”的“勉”是勉死还是勉生。从这句话的下文看,司马迁说:“且夫臧获婢妾,犹能引决,况若仆之不得已乎?所以隐忍苟活,函粪土之中而不辞者,恨私心有所不尽,鄙没世而文采不表于后也。”这样联系起来理解,“怯夫慕义,何处不勉焉”就应该是怯夫勉励自己去死。在司马迁心目中“勇者”和“怯夫”分别代表什么样的人呢?这一点《史记》中有着明确的答案。 在《史记》的人物长廊里,有的让人赞赏,有的博人同情,也有的遭人轻视,但是,作为历史人物,他们最终都难免一死。司马迁说过“人固有一死,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用之所趋异也”,这一观点将人的死分为泰山之重与鸿毛之轻,区分的标准就在于死得是否有价值。所谓千古艰难唯一死,这句话并不是在强调死亡的可怕,而是为了说明人一生只有一次死亡,如何面对死亡和如何使死亡变得有价值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司马迁赞叹那些为理想和道德而慷慨赴死的义勇之士,也赞赏那些功成身退,逍遥远祸的明智之士,但更让他由衷敬佩的则是那些能够忍辱就功名的英雄,因为只有在面对生死抉择之时,仍能保持冷静,慎重决定的人才称得上是真正的勇者。不论他们最后是成功还是失败,他们的事迹都足以让人为之感动。 因为司马迁推崇有价值的死,所以对于那些只是单纯的因为一时困辱而轻易放弃生命的人,司马迁决不认同,认为这样的死毫无价值,也算不上是真正的勇者。在他看来,生命是可贵的,不应该轻易放弃,但如果可以实现自己的人生理想,也不应贪图生存而畏惧死亡。真正的勇者为了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常会经历各种困境,需要忍受各种折磨,有时还会给人以贪生怕死的错觉。但只有慎重对待生死才能使自己的人生价值有机会实现。所以在《季布栾布列传》中司马迁说道:“贤者诚重其死。夫婢妾贱人感慨而自杀者,非能勇也,其计画无复之耳。”因此在《伍子胥列传》中司马迁才会对伍子胥不吝赞赏,“向令伍子胥从奢俱死,何异蝼蚁。弃小义,雪大耻,名垂于后世。悲夫!方子胥窘于江上,道乞食,志岂尝须臾忘郢邪?故隐忍就功名,非烈丈夫孰能就此哉?”有时候对于一个人来说,最困难的不是选择死,而是选择生。对伍尚来说,从父而死是以仁孝为人生价值,而对伍子胥来说,不从父召是以报仇为人生目的。一死一生都是出于理智的选择。虽然对于伍子胥的作法有很多人认为是不符合忠孝之道的,而且他对楚王的报复还祸及楚国百姓,但司马迁对他的评价更着重于他对生死的抉择 2005年1月第20卷第1期 渭南师范学院学报 Journal of W einan T eachers Co llege Jan.2005 V o l.20 N o.1

司马迁《史记·屈原列传》章学诚《为谢司马撰楚辞章句叙》阅读练习及答案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一) 屈原既绌,其后秦欲伐齐,齐与楚从亲,惠王患之,乃令张仪详去秦,厚币委质.事楚,曰:“秦甚憎齐,齐与楚从亲,楚诚能绝齐,秦愿献商、於之地六百里。”楚怀王贪而信张仪,遂绝齐,使使如秦受地。张仪诈之曰:“仪与王约六里,不闻六百里。”楚使怒去,归告怀王。怀王怒,大兴师伐秦。秦发兵击之,大破楚师于丹、淅,斩首八万,遂取楚之汉中地。怀王乃.悉发国中兵以深入击秦,战于蓝田。魏闻之,袭楚至邓。楚兵惧,自秦归。而齐竟怒不救楚,楚大困。 明年,秦割汉中地与楚以.和。楚王曰:“不愿得地,愿得张仪而甘心焉。”张仪闻,乃曰:“以一仪而当汉中地,臣请往如楚。”如楚,又因厚币用事者臣靳尚,而设诡辩于怀王之宠姬郑袖。怀王竟听郑袖,复释去张仪。是时屈原既疏,不复在位,使于齐,顾反,谏怀王曰:“何不杀张仪?”怀王悔,追张仪不及。 其后诸侯共击楚,大破之。 时秦昭王与楚婚,欲与怀王会。怀王欲行,屈平曰:“秦虎狼之国,不可信,不如毋行。”怀王稚子子兰劝王行:“奈何绝秦欢.!”怀王卒行。入武关,秦伏兵绝其后,因留怀王,以求割地。怀王怒,不听。亡走赵,赵不内。复之秦,竟死于秦而.归葬。 长子顷襄王立,以其弟子兰为令尹。楚人既咎子兰以劝怀王入秦而不反也。 屈平既嫉之,虽放流,眷顾楚国,系心怀王,不忘欲反,冀幸君之一悟,俗之一改也。其存君兴国而欲反覆之,一篇之中三致志焉。然终无可奈何,故不可以反,卒以此见怀王之终不悟也。怀王以不知忠臣之分,故内惑于郑袖,外欺于张仪,疏屈平而信上官大夫、令尹子兰。兵挫地削,亡其六郡,身客死于秦,为天下笑。此不知人之祸也。 令尹子兰闻之大怒,卒使上官大夫短.屈原于顷襄王,顷襄王怒而迁之。 (选自司马迁《史记·屈原列传》,有删节) (二) 夫屈子之志,以谓忠君爱国伤痛疾时宗臣之义不忍去人皆知之;而不知屈子抗怀三代之英.,一篇之中,反复致意,其孤怀独往,不复有《春秋》之世宙也。故其行芳、志洁,太史推与.日月争光。而于贾生所陈三代文质,终见馋于绛灌者,同致异焉。太史所谓悲其志欤?(选自章学诚《为谢司马撰<楚辞章句>叙》) 169.下列句子中加点字的解释,不正确 ...的一项是 A.厚币委质.事楚质:抵押

2013高考作文范文:当屈原遇见司马迁

2013高考作文范文:当屈原遇见司马迁 导读:本文2013高考作文范文:当屈原遇见司马迁,仅供参考,如果能帮助到您,欢迎点评和分享。 风和日丽,燕舞莺歌,好个晴朗而温馨的春日。汨罗江如一幅柔软而素洁的缎带向东悠悠地流淌,粼粼波光与蓝天辉映,显得格外明净。夹岸垂柳,似婷婷的少女,生气勃勃,舞姿翩翩。古老的土地仿佛从沉睡中醒来,欣欣向荣,气象万千。历史多情,穿越遥远的时空隧道,把两个“萧条异代不同时”的风流人物推至这里,——他们就是屈原和司马迁。于是,芳草萋萋的江滨,二人席地而坐,海阔天空地畅谈人生,旁征博引地论辩曲直,令江流屏息,天地动容。 司马迁俨然仙风道骨,精神矍铄,率先热忱问候:“屈翁您好!我虽为您作传,但不曾谋面,今日相见,幸甚!幸甚!” 屈原依旧形容枯槁,颜色憔悴,立刻温情答礼:“谢谢!谢谢!子长的冤狱,我于泉下亦有耳闻,我们的命运何其相似!”“是啊,您遭流放,我受宫刑,我们同是天涯沦落人啊!”司马迁愤愤不平,喟然长叹。屈原缄口不语,陷于哀思,两眼闪动着泪光,静静地凝视着江面。 沉默……“屈翁,恕我直言,蒙受冤屈,固然需要竭力抗争,但并不一定要以生命为代价。故我虽曾万念俱灰,却终未轻生。”司马迁态度从容,语气坚定。“不,君王昏聩,奸党嚣张,是非颠倒,黑白混淆,我岂能以高洁之躯蒙世俗污浊之尘!所以宁赴江流而葬身鱼

腹。就像这滚滚滔滔的江水,遭遇乱山拦截也奋勇直前,粉身碎骨而在所不惜,只求撞溅一朵浪花以警世就够了。”屈原义愤填膺,辩词慷慨。“屈翁正道直行,以身殉国,高风亮节自然流芳万古!”司马迁满腔敬意溢于言表,“不过,愚以为您毕竟没明去就之分。古语有之:‘千金之子,不死于盗贼。’为何?其身可爱,不足以死,须留得青山,将以有为。我的耳畔也一直响着一个惊心动魄的声音:‘效法先贤,论书策,抒愤懑,述往事而思来者,表文采以昭后世,乃能偿前辱之债……’我恍然大悟,权且从俗浮沉,与时俯仰。由是闭门挥毫,完成《史记》,使生命大义在屈中得伸,难道不更像这奔腾不息的江水,遭遇绝壁阻挡就折向而走,一路放歌,归于大海了吗?”“是!子长所见极是!”屈原频频颔首。“其实渔父之言不无道理:‘圣人不凝滞于物,而能与世推移。’您若忍小忿而就大谋,养全锋以待其敝,什么昏君,什么奸党,就没有谏而不从,扫而不清的,而楚国兴隆,便指日可待了!”司马迁奋臂一挥,仰天大笑。“哦,以屈求伸,人生的大智慧!真犹醍醐灌顶,令我茅塞顿开!愿天下芸芸众生也能记取。”屈原连连抚掌,也仰天大笑。 于是两人敛衣拱手而立,望着汨罗江水一起纵情高吟:“逝者如斯夫,一去不复返!”那声音在天地间久久回荡。

生死观

如果说人生哲学是对人生切要问题的智慧反思,那么关于人之生死的问题就是其中的核心。对生死问题的反思,从中可能获得对生命存在意义的领悟。中国古代哲学家中关于生死的讨论,不乏智者与睿者,可以说中国哲学的两大派别--儒道两家,都是围绕人生价值这一核心著书立说的人生哲学。并且儒、道两家对“死生之地,存亡之道”都有着深沉的思考,且都有独到的见解,都形成了完整的体系并对中国人之生死观有着强有力而深远的影响,因而儒道两家对生死的理性思考也构成了中国文化的一个重要方面。 在对待生死问题上,儒家重生慎死,提倡尊重生命、珍惜生命,同时对死又持一种慷慨凛然、泰然处之的态度,当需要在生与死面前做出选择时,应当以仁义道德为标准做出取舍。道家顺其自然的生活观,是不主张追求、而是珍惜、热爱生命的。 孔子在回答其弟子子路“死事如何”之问时说:“未知生,焉知死?”所以,我们先来看看先哲们对生的看法。 对宇宙的思考最多的就是老子,老子认为“天下之物生于有,有生于无”天地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无名天地之始,有名万物之母。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廖兮,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为天下母。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而儒家对宇宙的思考比较简单,儒家的宇宙观主要是“天人合一”的理想主义。 老子哲学并非单纯探讨有关宇宙客体的问题.而是更多地关注生命存在自身以及与此密切相关的其它问题,如生命的存在。笔者认为,老子对于个体生命之生,主要探讨了对待生命的态度这个至关重要问题。老子对人世间诸多问题的形而上思考,始终贯穿着“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的终极指向。老子对待生命的态度也是在这条天地人的大法则的指引下。在人的生死问题上,他认为生死乃是自然变化的必然轨迹,视生死为一种很普遍很平常的“自然”现象。“天地所以能长且久者,以其不自生,故能长生。”老子认为天地之所以能长久的存在于世,恰好是因为他们从不强求让自己永久的存在。他们从不要求世间万物给予回报,无私博大,无欲无求,这就是他们能够长久存在的原因。“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圣人不仁,以百姓为刍狗。”这里的“仁”不是儒家所推崇的仁爱,而是偏爱的意思。这句话是说天地对待万物都是平等的,无所谓好恶。圣人也是如此,他们对待百姓也是一视同仁,任凭百姓自作自息。他认为天地间的一切事物都依照自然的规律‘道’运行发展,其间并没有人类所具有的好恶感情或目的性的意图存在着。在这里老子击破了主宰之说,更重要的,他强调了天地间万物自然生长的状况。人之生也,气之聚也,聚则为生,散则为死。庄子认为生死不过是形式的变化。 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为了实现“仁”的目的和理想,可以舍生忘死,视死如归。在孔子看来,人生在世的所作所为要符合“仁”的原则,那么,当需要在生与死面前做出选择时,也应当以仁义道德为标准做出取舍。所以孔子认为人生的意义和价值不在于一味地贪生,而在于以一种坚韧不拔的精神追求仁道。儒家认为“天行有常”而人要“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所以儒家会为了道而献身乃至有“朝闻道,夕死可也”。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生可载义,生可贵,义以立生,生可舍。为了实现“仁”的目的和理想,可以舍生忘死,视死如归。孔子还把“见危授命”视为“成人”必备的一种品德和素质,在孔子看来,见到利益便能想到义的要求,见到危险能够献出生命,长久处于贫困仍不忘记平日的诺言,这样的人就可以说是品德完备的人了。在生死关头,当生命和仁德“二者不可得兼”的时侯,决不能贪生怕死而损害仁德,而应当义无反顾,舍生取死。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这种杀身成仁、舍生取义的精神,体现了儒家在生死问题上的崇高气节。 说完了生,我们再来看看死。 死亡是一件很恐怖的事情,对吧。那么究竟什么样的状态算是死亡呢?

屈原与司马迁

两千年的风云早已随风飘散,帝王将相的丰功伟绩早已湮没无闻,将帅士卒的征战厮杀也已销声匿迹,甚至于固若金汤的长城也风化侵蚀。然而,当我们回首去感受那大起大落、变幻莫测的历史,我们仍然可以把握住时代的脉搏,感受到时代的呼吸。在需要伟人而且拥有伟人的时代里,文化巨人们不仅留下了时代的描述,而且留下了深刻而宝贵的道德遗产、精神遗产。 这其中较为突出的有两位:一是我国第一位真正的诗人屈原,一是我国有史以来最伟大的史学家司马迁。在中国的文化史上,这是两棵树。虽然生长的完全是两种姿态,可是却同样长得茁壮,雄姿英发,向蓝天伸展着同样的高度。 人们普遍认为,屈原与司马迁所取得的伟大成就,是与其个人所遭受的厄运分不开的。司马迁自己也说“屈平之作《离骚》,盖自怨生也”(《史记屈原列传》),而他自己,又何尝不是如此?人对现实不满,所以有所希翼,现实的残酷和压抑,使人“有志不能骋”,志在于内,情动于中,发而为文为诗。而文学成就的高下虽与苦难的程度相关,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于个人理想的高下。屈原屡遭贬谪,濒于绝望,虽志洁行廉而反为累赘,成为不容于世的根源,所以他“忧愁幽思”,口吐华丽篇章。司马迁忠心为主,仗义执言,却被下狱,身受腐刑,于是发愤有为,终能“成一家之言”。 然而,屈原与司马迁又是很不同的,突出地表现在他们面对苦难的反抗方式上。屈原选择了死亡,而司马迁则选择了奋斗。面对两次遭流放的打击,屈原选择了一条向上的路,世浊己清,人醉己醒。忍受着巨大的孤独与痛苦,始终不肯“变心以从俗”。终于无路可走,只有以死明志,杀身成仁。对于他的反抗,我们只能表示叹服与钦敬,而不能有任何指责与议论。他可以死,也可以活,然而他选择了死。而司马迁则选择了另一条道路。遭受宫刑之后,他在破败的官邸中忍受着凄清的长夜,阵阵搅心的疼痛袭来。一个铮铮铁汉变得残缺不全,命运的不公,无理地降临在一个汉子的壮年。人竟要这样艰难无趣地活着吗?绝望沉重地压迫在他敏感的心头。或许,他想到了死。但如果一个人没有彪炳史册的成就,即使他肢体完整又能怎样呢?事业上的侏儒不是与身体上的残缺一样可怕吗?黑夜惊诧了,我们突然看见他那绝望的手握住了那卷没有刻完的竹简。另一只被寒冷舔僵的手,握紧了刀笔……面对宫刑的奇耻大辱,他虽然也是“每念斯耻,汗未尝不发背沾巾也”,而且痛苦到“肠一日而九回,居则忽忽若有所亡,出则不知其所往”,但他想到未成之作,就有了活下去的动力跟勇气,终于忍辱负重,完成了父亲留下的修史重任。他的丰功伟绩,对中国文化的深远影响,让后人只能敬为神明。重任。他的丰功伟绩,对中国文化的深远影响,让后人只 能敬为神明。 屈原之死,是“一死以明志”,而司马迁,未死志亦明。究其因是因为两人之志不同,所以对苦难的反抗方式也不同所致。屈原志在辅国安民,政治理想是他的精神支柱,他生命中的一切都围绕着政治,当他一再受到打击,政治生命结束的时候,他自己的生命也就结束了。对他来说,辞赋只是“小道”,而他 却在不经意间留下了千古绝唱。 而司马迁志在“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志向在于他的《史记》,在于史有所传。所以面对苦难,他最大的任务就是活下来,写下去。他不能去死,屈原的死是一种壮烈,而他的死是一种屈服,徒增他的屈辱与软弱。他明白这一点,所以他为了这个志向活了下来,最终他成功了。汉武帝对他实施了宫刑手术,而他的《史记》则对汉武帝实施了永远的宫刑。他的冷静、公允、胆量,通过《史记》 已经“绝唱”了两千多年,恐怕还要继续“绝唱”下去。 历史的帷幕一层层地拉上了,一个个大时代虚掩在时间的黑夜中。而屈原、司马迁却如历史天幕上 的灿烂星斗,在我们的精神家园里熠熠生辉。 (屈原上,徘徊在江边,面色枯槁,神情凝重,似乎在苦苦思索着……) (司马迁上,看到屈原) 司马迁:子非三阊大夫屈原与?何故面色苍白,憔悴至此啊?

美文欣赏 以“司马迁 屈原 苏武 庄子等人物”为话题的文章

美文欣赏以“司马迁屈原苏武庄子等人物”为话题的文章 司马迁与屈原 同样文采非凡,一个“史家绝唱”,一个“瑰丽奇幻”;一个遭刑受辱,一个流浪他乡;一个忍辱苟活,一个舍生取义。司马迁与屈原就这样在历史的长河中千回百地纠结与一个殊途同归的问题:到底生更伟大,还是死更高尚? 对于两位伟大人物的取舍,我常常深思,我终于深深明白这一点。当文人的操守和最宝贵的理想无力地从指尖滑落,苍白的指尖再也抓不到的那一声叹息中,他们的心,早已经死了千万遍。假设我们也置身其中,谁又能有勇气说我敢忍辱而活或是毅然赴死? 我们唯一明白的是,这都需要绝对的勇气。或许生命就是荆棘,只有风穿过的密林中,留下呼啸而过的壮观痕迹。可谁又知道,风的心,其实也已经伤痕累累? 所以,如果我们不曾穿过,那我们就无权评说到底是穿过的人伟大,还是穿不过的人高尚。中西方的观点在这方面确实不同。二战时,面对侵略者,我们抗争、奋斗,永不言败,即使血流成河也誓死捍卫家园,气节是如此可贵;可西方的一些国家只被空袭不到半年就举手投降法西斯,问及原因,他们的人民只是说:“战争在继续,生活也要继续。” 我们同样无权评说,因为文化不同,我们无权断定谁对谁错。 司马迁活着,毋宁说他早已死了,活着的是《史记》;屈原死了,勿宁说他还活着,活着的是精神。生命像一柄剑,闪着凛冽的寒光,如今剑早已失落,只有寒光依旧。今日的我们再也看不到他们在风中飞舞的长发和佩于腰中的宝剑,我们只能看到他们的眼睛。他们仍在温暖地注视着我们,那眼神中带着一点迷惘,含着一点感伤,可更多的,还是那坚定不移的明亮。 司马迁在等待,他等待着《史记》擦亮他浑浊了多年的眼睛的一刻,灵魂在那一刻受到的荡涤,有婴孩新生般的感觉;屈原也在等待,他等待死亡照亮他的灵魂,让其得以涅盘,虽然是在水中,却仍有浴火重生的温暖。我相信,他们都在向死而生。 人在出生时和死亡时都最大限度地接近灵魂的家园,不同的只是死亡时我们已领略了在社会上漂泊一生所带来的种种眼光。泰戈尔说:“生如夏花般绚烂,逝如秋叶般静美。”当秋叶从高高的枝头寂寞而惆怅地落下,它们应该会留在泥土里吧!来年,又有夏花,如今年一般绚烂 读《史记》感司马迁 重又拿起《史记》,静下心来一个一个人物读下去。在凝固的文字中,我感受着史马迁流淌的血泪悲歌。苦难造就了这个男人,对人生而言,腐刑比受死更难忍受。风雨如晦中的他艰难的选择了让生命坚韧和刚强的一种活法。 《史记》记事近三千年,这一巨型的历史透视镜,是在极端痛苦、不幸,极端伤感、艰难的条件下用拌着血泪的笔墨写成的。历史以那么残酷的方式愚弄、挫磨史马马迁,决定了他所发之愤绝非一己之私,既愤慨封建与皇权,也愤慨俗风与世情。胸中快垒,借《史记》,倾泻而出。 李凌在漠北浴血奋战之际,正是朝廷山呼万岁,颂圣祝寿之时。李凌战败的消息突然传来,武帝震怒,群臣哑口。只有史马马迁挺身而出,剖白自己对大汉王朝的忠诚与诚恳,设身处地为李凌之败之降做义胆托天的护辩。可当他被盛怒的武帝处以腐刑时,“交游莫视救,左右亲近,不为一言”,这就是巍巍宫阙里的世态,这就是锦绣之乡的人情,当然这也是最现实、最深邃的“天人之际”与“古今之变”。 封建大树下结出的最大硕果是奴性,这奴性之果在臣僚群落里被培养得最为圆满和成

当屈原遇见司马迁作文【高中高一1000字】

当屈原遇见司马迁 风和日丽,燕舞莺歌,好个晴朗而温馨的春日。汨罗江如一幅柔软而素洁的缎带向东悠悠地流淌,粼粼波光与蓝天辉映,显得格外明净。夹岸垂柳,似婷婷的少女,生气勃勃,舞姿翩翩。古老的土地仿佛从沉睡中醒来,欣欣向荣,气象万千。历史多情,穿越遥远的时空隧道,把两个“萧条异代不同时”的风流人物推至这里,——他们就是屈原和司马迁。于是,芳草萋萋的江滨,二人席地而坐,海阔天空地畅谈人生,旁征博引地论辩曲直,令江流屏息,天地动容。 司马迁俨然仙风道骨,精神矍铄,率先热忱问候:“屈翁您好!我虽为您作传,但不曾谋面,今日相见,幸甚!幸甚!” 屈原依旧形容枯槁,颜色憔悴,立刻温情答礼:“谢谢!谢谢!子长的冤狱,我于泉下亦有耳闻,我们的命运何其相似!”“是啊,您遭流放,我受宫刑,我们同是天涯沦落人啊!”司马迁愤愤不平,喟然长叹。屈原缄口不语,陷于哀思,两眼闪动着泪光,静静地凝视着江面。 沉默……“屈翁,恕我直言,蒙受冤屈,固然需要竭力抗争,但并不一定要以生命为代价。故我虽曾万念俱灰,却终未轻生。”司马

迁态度从容,语气坚定。“不,君王昏聩,奸党嚣张,是非颠倒,黑白混淆,我岂能以高洁之躯蒙世俗污浊之尘!所以宁赴江流而葬身鱼腹。就像这滚滚滔滔的江水,遭遇乱山拦截也奋勇直前,粉身碎骨而在所不惜,只求撞溅一朵浪花以警世就够了。”屈原义愤填膺,辩词慷慨。“屈翁正道直行,以身殉国,高风亮节自然流芳万古!”司马迁满腔敬意溢于言表,“不过,愚以为您毕竟没明去就之分。古语有之:‘千金之子,不死于盗贼。’为何?其身可爱,不足以死,须留得青山,将以有为。我的耳畔也一直响着一个惊心动魄的声音:‘效法先贤,论书策,抒愤懑,述往事而思来者,表文采以昭后世,乃能偿前辱之债……’我恍然大悟,权且从俗浮沉,与时俯仰。由是闭门挥毫,完成《史记》,使生命大义在屈中得伸,难道不更像这奔腾不息的江水,遭遇绝壁阻挡就折向而走,一路放歌,归于大海了吗?”“是!子长所见极是!”屈原频频颔首。“其实渔父之言不无道理:‘圣人不凝滞于物,而能与世推移。’您若忍小忿而就大谋,养全锋以待其敝,什么昏君,什么奸党,就没有谏而不从,扫而不清的,而楚国兴隆,便指日可待了!”司马迁奋臂一挥,仰天大笑。“哦,以屈求伸,人生的大智慧!真犹醍醐灌顶,令我茅塞顿开!愿天下芸芸众生也能记取。”屈原连连抚掌,也仰天大笑。 于是两人敛衣拱手而立,望着汨罗江水一起纵情高吟:“逝者如斯夫,一去不复返!”那声音在天地间久久回荡。

从 报任安书 看司马迁的生死观

从报任安书看司马迁的生死观 灵魂的拷问生命的思考——从《报任安书》看司马迁的生死观 夜深人静,再次翻开司马迁的《报任安书》,细细想来,文章思路开阔,气势起伏跌宕,言辞真切感人,心中默默替司马迁和任安鸣不平。司马迁因“李陵之祸”而被判为宫刑,任安也因戾太子事件被判为腰斩。可见,他们的遭遇是那么的相似,那么的悲惨,都是关乎人的生命的重大遭遇。面对同病相怜的友人,司马迁以满腔的悲愤,叙述了自己蒙受的耻辱,倾吐了他内心的痛苦和不满,说明了自己“隐忍苟活”的原因,表达了他“就极刑而无愠色”,坚持完成《史记》创作的决心,同时也反映了他的生死观。司马迁的生死观是其特殊遭遇与伟大人格的产物。他在《报任安书》中说:“人固有一死,死有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这个阐明人生意义的罕譬,片言居要,百意烛照,感悟生命,洞明人生,彪炳千古,震响史册,成为照亮后人奋斗之途的火炬,激起一个个创造人生价值者的生命巨浪。《报任安书》是司马迁生死观寻求表达形式的偶然结果。如果当时司马迁无需给友人任安写信,他必须要用其他形式来表达他当时的思想感情。不过,用书信形式表达,在司马迁看来,在我们看来,是当时最恰当不过的形式。因为书信是一种亲切的,心与心直接交流的方式。所以,他运用书信的形式可以和有过不幸遭遇的知心朋友面对面地、像促膝谈心一样地娓娓道来,弹奏心曲,使文章更真切、更感人、更容易叩响自己和友人灵魂深处那根最为亢奋人心的琴弦。于是乎,在《报任安书》中,那种刚柔相济的谈吐,鞭辟肯綮的伦理,敏于思辨的睿智,游刃有余的言辞,简直有“惊风雨,泣鬼神”之势,表现了司马迁的无辜之冤、愤激之情、生死之观,显示了他伟大的人格,在我国文坛上激起了石破天惊的反响。在司马迁遭受极为不人道的宫刑时,他可以选择以一死来求得自己的清白,求得后人的赞誉。但他并没有选择死亡,在人生的十字路上来了个急转弯。他想到死去的父亲司马谈遗命他完成自己尚未完成的史书,他要立志继承父业,他要忍辱负重,顶着极大的压力和痛楚来完成《史记》。因为他懂得,人生可以创造价值,人只要不死,脚下便有路,尽管他“腐刑”后的躯体是卑微的,然而,他有伟大的思想和满腹的文才,只要通过奋斗,创造出非凡的人生价值,就可以反卑微为伟大,使生命“重于泰山”!在这一思想的支配下,现实生活中的烦恼、犹疑、苦闷、凄凉、孤独、失落、痛楚、绝望等等,都不能搅乱他内心深处的宁静。司马迁为了完成《史记》巨著,就不得不“隐忍苟活,函于粪土之中而不辞”、“是以就极刑而无愠色”、“虽被万戮,岂有悔哉!”反之,“假令仆伏发受诛,若九牛亡一毛,与蝼蚁何异?”司马迁的生死观充满辨证法;是遵循“士可杀不可辱”的古训,舍生取义,宁死不屈,还是“弃小人,雪大耻”,以实现“名垂于后世”而“隐忍苟活”,这要综合主客观多方面的因素来分析权衡,要看怎样做才对社会、对后世更有价值和意义。于是,司马迁作为人类历史上屈指可数的伟人中最富于洞察力和预见性的天才之一而活了下来,继承了父亲的遗业,完成了一部大书——《史记》:上自皇帝,下至汉武帝,包罗了人生的全部光荣和梦想,苦难与悲怆。人固有一死,既然都是死,那就不如铤而走险,死中求活,死中求富贵,求生存,于是有陈涉振臂一呼“王侯将相宁有种乎?”天下为之风云骤变,英雄奋起,秦王朝顷刻间土崩瓦解;也有了司马迁的苟且偷生,在愤激中完成不朽之作《史记》,他不止一次地表白说:“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底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活在逆境中,面对挫折,面对苦难,我们不应该自暴自弃,更应该懂得怎样去求生存,谋发展。正如歌德所言:“生命的全部奥秘就在于为了生存而放弃生存。”英国培根也曾经说过:“奇迹多是在厄运中创造的。”司马迁的遭遇和成就,很能说明这个问题。厄运既可摧残和毁灭弱者的肉体和生命,但也可激起强者的生命巨浪,成为其创造人生价值的催化剂。人生世上,厄运难免伴我而行。面对现实,司马迁不企盼生活中只有白天而没有黑夜,航程中

当屈原遇见司马迁

当屈原遇见司马迁 第一幕: (独白)月圆之夜,紫禁之巅,只见一猥琐人物 (插《月光宝盒》,司马迁出。定神,向左望) 司马:屈兄,莫做傻事,留步呀—— (屈原站在汨罗江畔,纵身一跃,投入江中) 司马:还是迟了一步,再来—— (插《月光宝盒》,司马迁出。扭身,冲向河边) 司马:屈爷,别跳呀,欠债还钱—— (屈原站在汨罗江畔,纵身一跃,投入江中) 司马:我嘞个去,偶就不信了,再来—— (插《月光宝盒》,司马迁出。定神) 司马:原原,你老婆就你回家—— 屈原:遵命,老婆大人——(屈原一溜烟走了) 河底的鱼儿:到嘴的肥肉都是浮云 (屈原家中) 屈原:夫人叫我回来做神木? 屈原夫人(女一):死鬼,又去哪鬼混了? 屈原:刚才去汨罗江旅游区溜达了一圈,看看鱼儿 屈原夫人(女一):很闲嘛! (屈原怡然自得)(女一揪住屈的耳朵) 屈原夫人(女一):你不知道《离骚》还没截稿呢,再不交稿拿到稿费,包租婆非把我们赶出去不可—— 屈原:哎,男人就是累,男人就是累,地球人都知道我活的很狼狈—— (屈原伏案写稿,女一在旁监视) 咚咚咚——(司马迁在外敲门,女一开门,司马进) 司马:想必您就是大名鼎鼎,人见人爱,花见花开的屈原——的夫人了,晚辈有礼了 屈原夫人(女一):不敢当,不敢当。请问您是来收房租的? 司马:wow ,No No .我是来找屈先生的 屈原夫人(女一):是不是出版社的?《天问》发表了?稿费呢? (司马迁汗)不是的。我是来劝屈先生不要跳江自尽的 (女一揪起屈原)纳尼?你想跳江喂鱼?你死了。谁来还债? (屈原上下打量司马迁) 屈原:看你也老大不小了,怎么满口胡话,偶怎么就要跳江——喂、喂鱼了? 司马:历史上写着的,说你今天会跳江的,有史书为证 (司马拿出一本史书,屈原细细的看着,频频点头)(女一下) 司马:先生不能死呀,你要是死了,文坛就少了一位飞流才子了———更麻烦的是,还得让俺给你写列传,那是相当的劳命伤财! 屈原:有理,有理!先生有如此之卓识,还没请教先生贵姓? 司马:哦,俺属蛇的,今年42了 (屈原汗)那先生贵庚呀? 司马:免贵司马,单字一个迁 屈原:先生在哪工作呀?这个多少?(搓手指)

高考满分作文--和司马迁在一起的日子

髙考满分作文-和司马迁在一起的日子那时候我是司马谈的侍官, 所谓侍官,其实就是帮助司马谈收集整理资料,为司马谈准备撰写的史书作准备。怎料其半道 而亡,将著书一事遗命于其子司马迁。司马迁子承父职,我也就自然而然成了司马迁的侍官。 当了太史令的司马迁为了完成其父遗愿可谓是全力以赴,呕心沥血。借苴职务之变,我有幸能够博览大汉的皇室藏书,了解各地的风丄人情,生活习惯,知道了一些闻所未闻的事。日子就这样一天天过去,然而就在司马迁而立之年执笔著书之时,却发生了一件令人始料未及的事。 天汉二年,汉武帝派李陵和李广利带兵攻打匈奴。李陵兵拜投降,消息 传到长安,汉武帝大怒,朝堂之上歇斯底里欲诛李陵全家。满朝大臣两股战战,无人敢言。而此时司马迁站了出来,为与自己亳无交情的李陵鸣冤。此时此刻的汉武帝自然会迁怒于他, 几番怒言之后司马迁无辜入狱,以观其变:若李陵真的回来,则释放司马迁,否则的话就视为同党处死。我听闻此事后暗暗为司马迁叫冤。司马迁他头脸发热不说,汉武帝也更是昏庸之极。可即使他所做如此,但汉武帝还是处死了李陵家人。 我以侍官的轻义探监,见到司马迁时他正一动不动地坐在牢房里的砖木床上,倚着墙抬首望着牢顶天窗,日光穿过天窗射进来,冷冷的没有一点热度。 我淸楚地知道他心里在想着眼什么:一旦李陵真的投降不归,自己则必遭杀身之祸,这样的话父亲的遗命便无法完成。 司马迁见我来了,便下床拖着重重的脚镣缓缓走近,沉重的金属碰撞声听着异常刺耳。没问别的,只是关心材料的整理情况如何,我告诉他还可以,就等您出来后接着写了。 司马迁闻言怅然叹了口气:"生死未知,谈何出狱?怕父命难遂了!”; 我这时正可以将腹中愁惑向他抛出:"主公,您与李都尉并无交情,可又为何明知后果地替他辩护呢? ”; 司马迁抬头望着牢房顶,良久,才缓缓地道:"子波,你知道作为一个史官,职责如何?"; 子波是我的字。 "真实地记录前期朝及当朝所发生的事。“; "不仅仅是这点,还要记载各朝奇人异事,山川河流,更重要的是,永远地坚持正义与真理。”;缓缓道来,不紧不慢。 我还要说些什么的时候,门外传来叫嚷声:”喂!时候差不多了,快走快泄---“; 告别之后,站在牢门之外,我的胸口很是压抑,许久才能舒出一口气来。可是,自己又能为他做点什么呢? 李陵家人被杀的消息数天便传到匈奴之境,不久之后匈奴那里也传来李陵貞?正投降的讯报。 我闻此大呼不好,考虑再三还是委婉地把消息告诉了他,即使不说,他迟早还会知道。司马迁明晓后先是一征,然后便跌跌撞撞伴着杂乱的铁器撞击声走向砖木床,仰面躺下后一动不动。周闱很安静,我看到他的胸口剧烈地起伏,甚至可以听到他那沉重的呼吸声。而我只能站在那儿无能为力。 要想不死,当时只有两种办法:交钱或宫刑。司马迁为官淸贫,又少与人交往,自然拿不出那么多钱,现在摆在他而前的是道只能单选的多选题! 卑贱的生,或壮烈的死! 日光照耀下,我淸楚地看到泪水在他的眼角划下一道刺眼的泪痕。多么沉重的男儿淸泪啊!敢问泱泱大汉怎能承载它的重量! 我无声地离开了,我无法忍心看着他痛苦的样子。就在当天晚上,一纸公文被送往牢房——司马迁最后必须作出抉择的时刻还是来了。 我忽然想起司马谈临终时的情景:重病缠身,卧在床上一息奄奄。司马迁握着父亲的手 跪在床边,痛哭无声。司马谈呼吸艰难,可幽忧的眼神仍盯着案牍上的资料,司马迁明白父亲的意思,当司马谈的眼睛望向他之时,他深吸了一口气,万分坚决地点点头,似是领兵上阵阵的将

生与死的抉择(屈原与司马迁)

生与死的抉择 司马迁曾说过:“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每个人从出生起就注定了要面对死亡,但,每个人的死亡方式都不同。有的人选择自杀,比如屈原,有的人选择坚强的活着,比如司马迁。人在一念之间会决定很多事,有时,生与死,只在一念之间。 屈原和司马迁,一个毅然赴死,一个忍辱而生。他们面对苦难的反抗方式完全不同。屈原选择了死亡,而司马迁则选择了继续奋斗。面对两次遭流放的打击,屈原选择了一条不归路,他忍受着巨大的孤独与痛苦,始终不肯与世俗同流合污。终于无路可走,只有以死明志,杀身成仁。对于他的反抗,我们只能表示叹服与钦佩,而不能有任何指责与议论。他可以死,也可以活,然而他选择了死。这是他的选择。 而司马迁则选择了另一条路。遭受宫刑之后,他在破败的官邸中忍受着凄清的长夜,一阵阵的疼痛袭来。一个铮铮铁汉变得残缺不全,命运的不公,无理地降临在他身上。人竟要这样艰难无趣地活着吗?绝望沉重地压迫在他的心头。或许,他想到了死。但如果一个人无所作为,即使他肢体健全又能怎样呢?事业上的侏儒不是与身体上的残缺一样可怕吗?所以,他选择继续勇敢坚强的活下去。面对宫刑的奇耻大辱,他虽然也是“每念斯耻,汗未尝不发背沾巾也”,而且痛苦到“肠一日而九回,居则忽忽若有所亡,出则不知其所往”,但他想到未成之作,就有了活下去的动力跟勇气,终于忍辱负重,完成了父亲留

下的修史重任。他的丰功伟绩,对中国文化的深远影响,让后人只能敬为神明。 屈原之死,是“一死以明志”,而司马迁,未死志亦明。究其因是因为两人之志不同,所以对苦难的反抗方式也不同。屈原志在辅国安民,政治理想是他的精神支柱,他生命中的一切都围绕着政治,当他一再受到打击,政治生命结束的时候,他自己的生命也就结束了。对他来说,辞赋只是“小道”,而他却在不经意间留下了千古绝唱。 而司马迁志在“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志向在于他的《史记》,在于史有所传。所以面对苦难,他最大的任务就是活下来,写下去。他不能去死,屈原的死是一种壮烈,而他的死是一种屈服,徒增他的屈辱与软弱。他明白这一点,所以他为了这个志向活了下来,最终他成功了。汉武帝对他实施了宫刑手术,而他的《史记》则向汉武帝证明了他的勇气与坚毅。他的冷静、公允、胆量,通过《史记》已经“绝唱”了两千多年,恐怕还要继续“绝唱”下去。鲁迅先生评价《史记》是“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实际上也把屈原的《离骚》和司马迁的《史记》进行了比较。 司马迁和屈原,一个忍辱苟活,写下千秋巨著,一个愤然投江,系个人生死于国运兴衰。事实上,他们都胜利了,屈原的死成就了《离骚》,司马迁用活谱写《史记》。 莎士比亚借哈姆雷特之口说出:“生存还是毁灭,这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确实,生与死的抉择,我们每个人都必须做,尤其是当我们的生活遇到困难的时候,我们都想到过死,只是没有人去做而

当屈原遇上司马迁

在2 0 10年的一个了无人烟鸟不生蛋的老槐树的下面,有两个人相遇了 (屈原上) 屈原:(披头散发,衣衫褴褛,面色憔悴)帝高阳之苗裔兮,朕皇考曰博雍?想当年我是楚国的三闾大夫,如今却是落到这个地步呀. (司马迁上) 司马迁:(披头散发,衣衫褴褛,面色憔悴)人固有一死,或轻于鸿毛,或重于泰山. 那怎么有 咦! 个人呢?过去看看. (司马迁迈着艰难的步伐向屈原走去) 司马迁:不知兄台是哪位? 屈原:鄙人姓屈,单名一个平字?不知阁下是哪位? 司马迁:在下复姓司马,单名一个迁字.幸会幸会呀! 屈原;一样一样呀. 司马迁:不知兄台何以至此呀? 屈原:想我三闾大夫,对国家忠心耿耿,却遭奸人诬陷,被流放至此呀?那仁兄有是如何呢? 司马迁:(摇头)哎!惭愧呀!我乃史官,只不过是说了一句公道话?却不想触犯了龙威,落了个腐刑的下场呀!刑不上大夫,刑不上大夫呀,我好有河颜面再苟活于世呀! 屈原:(摇头)原来我们是同病相怜呀!我有一个建议,不知当讲不当讲呀! 司马迁:兄弟请讲! 屈原:(望着汨罗江)我们一同跳入这江中,让这滔滔江水冲走所有的苦吧! 司马迁:(望望江水)屈原兄是在说笑吧.你看看那江水,是如此的脏,怎么可以让我们干干净净的去死呢?要是在这么脏的江水里死了,九泉之下也无脸见我的家人呀! 屈原:好象是呀?真是可恶呀,现在也不知道那帮人是干什么的,把江水都给污染了,想安乐死都不可以呀?应该好好教育教育他们呀,这么下去可不行呀. 司马迁:就是呀,也该考虑考虑想自杀的人的感受呀,这么脏,想跳也没有勇气跳了呀.难道他们不知道想死死不成是很难受的嘛! 屈原:看来要去找潘基文好好谈谈了,怎么现在国民素质这么差呀?环境竟坏到这种地步呀!哎! 司马迁:那我们走吧! 屈原和司马迁携手离去,一边找干净的江来自杀,一边找潘基文.这是,在老槐树上,一只老鸟听到了他们的谈话,笑的前仰后翻.由于用力过猛,一不小心就下了一个蛋.至此以后,这里鸟不生蛋的神话就给打破了.

灵魂的拷问 生命的思考 ——从《报任安书》看司马迁的生死观

夜深人静,再次翻开司马迁的《报任安书》,细细想来,文章思路开阔,气势起伏跌宕,言辞真切感人,心中默默替司马迁和任安鸣不平。司马迁因“李陵之祸”而被判为宫刑,任安也因戾太子事件被判为腰斩。可见,他们的遭遇是那么的相似,那么的悲惨,都是关乎人的生命的重大遭遇。面对同病相怜的友人,司马迁以满腔的悲愤,叙述了自己蒙受的耻辱,倾吐了他内心的痛苦和不满,说明了自己“隐忍苟活”的原因,表达了他“就极刑而无愠色”,坚持完成《史记》创作的决心,同时也反映了他的生死观。司马迁的生死观是其特殊遭遇与伟大人格的产物。他在《报任安书》中说:“人固有一死,死有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这个阐明人生意义的罕譬,片言居要,百意烛照,感悟生命,洞明人生,彪炳千古,震响史册,成为照亮后人奋斗之途的火炬,激起一个个创造人生价值者的生命巨浪。《报任安书》是司马迁生死观寻求表达形式的偶然结果。如果当时司马迁无需给友人任安写信,他必须要用其他形式来表达他当时的思想感情。不过,用书信形式表达,在司马迁看来,在我们看来,是当时最恰当不过的形式。因为书信是一种亲切的,心与心直接交流的方式。所以,他运用书信的形式可以和有过不幸遭遇的知心朋友面对面地、像促膝谈心一样地娓娓道来,弹奏心曲,使文章更真切、更感人、更容易叩响自己和友人灵魂深处那根最为亢奋人心的琴弦。于是乎,在《报任安书》中,那种刚柔相济的谈吐,鞭辟肯綮的伦理,敏于思辨的睿智,游刃有余的言辞,简直有“惊风雨,泣鬼神”之势,表现了司马迁的无辜之冤、愤激之情、生死之观,显示了他伟大的人格,在我国文坛上激起了石破天惊的反响。在司马迁遭受极为不人道的宫刑时,他可以选择以一死来求得自己的清白,求得后人的赞誉。但他并没有选择死亡,在人生的十字路上来了个急转弯。他想到死去的父亲司马谈遗命他完成自己尚未完成的史书,他要立志继承父业,他要忍辱负重,顶着极大的压力和痛楚来完成《史记》。因为他懂得,人生可以创造价值,人只要不死,脚下便有路,尽管他“腐刑”后的躯体是卑微的,然而,他有伟大的思想和满腹的文才,只要通过奋斗,创造出非凡的人生价值,就可以反卑微为伟大,使生命“重于泰山”!在这一思想的支配下,现实生活中的烦恼、犹疑、苦闷、凄凉、孤独、失落、痛楚、绝望等等,都不能搅乱他内心深处的宁静。司马迁为了完成《史记》巨著,就不得不“隐忍苟活,函于粪土之中而不辞”、“是以就极刑而无愠色”、“虽被万戮,岂有悔哉!”反之,“假令仆伏发受诛,若九牛亡一毛,与蝼蚁何异?”司马迁的生死观充满辨证法;是遵循“士可杀不可辱”的古训,舍生取义,宁死不屈,还是“弃小人,雪大耻”,以实现“名垂于后世”而“隐忍苟活”,这要综合主客观多方面的因素来分析权衡,要看怎样做才对社会、对后世更有价值和意义。于是,司马迁作为人类历史上屈指可数的伟人中最富于洞察力和预见性的天才之一而活了下来,继承了父亲的遗业,完成了一部大书——《史记》:上自皇帝,下至汉武帝,包罗了人生的全部光荣和梦想,苦难与悲怆。人固有一死,既然都是死,那就不如铤而走险,死中求活,死中求富贵,求生存,于是有陈涉振臂一呼“王侯将相宁有种乎?”天下为之风云骤变,英雄奋起,秦王朝顷刻间土崩瓦解;也有了司马迁的苟且偷生,在愤激中完成不朽之作《史记》,他不止一次地表白说:“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底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活在逆境中,面对挫折,面对苦难,我们不应该自暴自弃,更应该懂得怎样去求生存,谋发展。正如歌德所言:“生命的全部奥秘就在于为了生存而放弃生存。”英国培根也曾经说过:“奇迹多是在厄运中创造的。”司马迁的遭遇和成就,很能说明这个问题。厄运既可摧残和毁灭弱者的肉体和生命,但也可激起强者的生命巨浪,成为其创造人生价值的催化剂。人生世上,厄运难免伴我而行。面对现实,司马迁不企盼生活中只有白天而没有黑夜,航程中只有坦途没有暗礁,人生只有幸福而没有灾难。宫刑,在古代是一种惨无人道的酷刑,是对人的肉体和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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