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林党人的政治思想

东林党人的政治思想

【摘要】：明朝神宗万历年间，有一批学者在无锡东门外的东林书院讲学，并逐渐形成一个反贵族大地主的团体，他们被政敌称为东林党。其中，顾宪成与高攀龙、钱一本等在书院讲学的八人，被称为“东林八君子”。东林党人讲学之际，正值明末社会矛盾日趋激化之时，东林党人为匡正时弊，讽议朝政，议论官吏，有着积极的政治主张。

【关键词】：东林党人；东林党建立；政治思想；开放言路；惠商恤民，反对矿、税之弊。

东林党建立

1368年，朱元璋创立了明朝。明朝前叶，国力强盛，政治稳定。但明中叶以后，政治日益败坏，封建压榨变本加厉，人民不断起而反抗，明神宗时期尤甚。以皇帝、宦官、王公、勋戚、权臣为代表的封建统治阶级最反动腐朽的势力，操纵朝政，政治黑暗，苛征暴敛日益繁重，在这种形势之下，一些政治头脑比较清醒的地主阶级知识分子发出了关心国事、改革弊政的呼声。

万历二十二年(1594年)，吏部文选司郎中顾宪成因争立皇太子之事被神宗削去官籍，于是回到家乡，决定从事讲学活动，同时宣扬他的政治主张。万历三十二年(1604年)，顾宪成修复东林书院，与顾允成、高攀龙、安希范、刘元珍、钱一本、薛敷教、叶茂才(时称东林八君子)等人，发起东林大会。他们在讲学中经常触及社会现实问题，议论如何改变政治腐败、民不聊生的状况。东林学院既讲学又议政，吸引了许多有志之士，包括一些因批评朝政而被贬斥的官吏。东林书院实际上成了一个舆论中心，这里的人们逐渐由一个学术团体成为一个政治派别。但是，他们的主张却遭到宦官及其附依势力的强烈反对，两者因政见分歧发展演变形成明末及激烈的党争局面。反对派将东林书院讲学及与之有关系或支持同情讲学的朝野人士笼统称之为东林党。

开放言路

在《万历疏钞》中，顾宪成、吴亮主张“开言路”，这里所指的言路一开始是指言官的言论之意。言官，在明代是指给事中以及御史。在唐宋，给事中属于门下省，明代废除了门下省，作为六部而独立。因而其权限变得非常大。《明史》七四《职官志三》关于其执掌的范围，有曰：

六科，掌侍从、规谏、补缺、拾遗、稽查六部百司之事。凡制敕宣行，大事复奏、

小事署而颁之；有失，封还执奏。凡内外所上章疏下，分类抄出，参署付部，驳正其违误。①

也就是说，六科作为天子的侍从之臣，在对政治的全部进行监察的同时，还有着封驳诏书这一极为具体的任务。虽然权限很大，但是品秩却只是七品，身份低下，因此给事中不会为了爱惜个人的一身一家而回避批判政治。

《明史》七三《职官志二》中规定：

都御史职专纠劾百司，辨明冤枉，提督各道，为天子耳目风纪之司。凡大臣奸邪、小人构党、作威福乱政者，劾。凡百官猥茸贪冒坏官纪者，劾。凡学术不正、上书陈言变乱成宪、希进用者，劾。遇朝觐、考察，同吏部司贤否陟黜。大狱重囚鞠于外朝，谐刑部，大理谳平之。其奉敕内地，拊循外地，各专其敕行事。②

这样，御史作为“天子耳目”之官，代天子对行政、司法等全盘进行监察，特别是对重要人事的监察。其监察的范围，上到大学士开始，下到地方官，甚至还有宦官和宗室，他们有与其职不相符的言动时，御史有随时弹劾的权限。

《万历疏钞》作为大课题提出“开言路”时所说的言路，当初是为了保障这些言官的言论，尊重监察权独立性的意思，但是，言路又并非仅限于此，在东林党人的主张中，可以发言的不仅仅是言官，原则上，不仅在朝的官僚，乃至在野的庶民，所有的人民都有批判政治的自由。不问在朝、在野，更广泛地开辟人民的建言之道，扩张自下而上，由地方到中央的言论通道，反映舆论，改革政治，这就是东林党人所说的“开言路”。东林书院里的一副楹联写道：“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这充分凸显了东林党人鼓励人们关心国家大事，热诚报国。

惠商恤民，反对矿、税之弊

明中叶以后，江南地区的商品经济和工场手工业发展越来越繁荣，刺激了封建统治者的贪欲。贪财成癖的明神宗，从万历二十四年(1596年)起，派宦官到各地采矿和征税，滥肆搜刮。矿监所到之处，不管有矿无矿，只顾收刮金银；有时见良田美宅，就胡说地下有矿，借此敲诈或强行霸占。税使沿交通要道设税卡，连小民手中“只鸡束菜”也得上税。仅万历二十九年(1601)一年，由宦官运至北

①摘自《明季党社考》[日]小野和子著李庆、张荣湄译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1月发行

②摘自《明季党社考》[日]小野和子著李庆、张荣湄译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1月发行

京献给神宗的就有白银九十余万两、黄金一千五百七十五两，还有大量的珠宝，这仅仅是矿监收刮回来的十分之一，其余的都由矿监收入囊中。由此可见，当时的税额是多么苛重，人民生活如何艰苦。

矿监、税使是皇帝的亲信，权力极大。他们每到一处，就撇开地方官府，另建税署，专折奏事，直通皇帝。矿监、税使及其爪牙，无恶不作。如湖北税监陈奉，“其党至直入民家，奸淫妇女，或掠入税监署中”。矿监陈增在山东益都，日征千人凿山开矿，为督促多采，打死了许多工人。而皇帝偏信这些矿监税使的谗言。矿监、税使的暴行，激起了广大社会阶层的痛恨和愤怒。许多地方爆发了自发的反抗斗争，各地人民反抗矿监、税使的斗争持续了二十余年。

从神宗一开始派出矿监、税使，东林党就表示反对。东林党人以叶向高为首，包括魏允贞、冯琦、田大益等纷纷上疏请罢矿税，一时间，“中外争矿税者无虑百十疏”。③叶向高在疏中表达了对矿税的忧虑，“臣等窃惟矿税之忧，中外皆言其不可，而陛下坚欲为之。群言不能争，群怨不能动。度皇上之心，必曰：国家之威灵甚张，小民之力量甚微，即有狂图，何渠能逞？不知三代以来，危亡之祸，接踵见矣。”④李三才反对矿监、税使的言行，在当时的影响最大。他在上疏中一针见血地指出：“陛下爱珠玉，民亦慕温饱；陛下爱子孙，民亦恋妻孥。奈何陛下欲崇聚财贿，而不使小民享升斗之需；欲绵祚万年，而不使小民适朝夕之乐？自古未有朝廷之政令，天下之情形一至于斯，而可幸无乱者！今阙政猥多，而陛下病源则在溺志货财。臣请焕发德音，罢除天下矿税。欲心既去，然后政事可理。”⑤

一方面，东林党人上疏反对矿监税使的横征暴敛，另一方面，则相应地提出制止矿监税使的具体办法：把开采摧税制权从宦官手中转交给地方官，把无止境的税银定额定下来，相对地减轻各地商人和百姓的沉重负担。而且，东林党人还提出了“商”为“本业”和“惠商”的思想。东林党人士赵南星首先提出了“商”为“本业”的新观点。他说：士农工商，生人之本业也。另一位东林人士李应升还进一步提出“为商为国”的观点，把经商与“为国”联系起来。这些思想的出现，无疑是对“重农抑商”的传统经济思想的一大突破。这也反映了中、小地

③张廷玉明史[C]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

④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明神宗实录[C].北平图书馆红格抄本微卷影印，1962年

⑤张廷玉明史[C]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

主阶层和新兴市民阶层要求自由发展经济的迫切愿望，顺应了当时资本主义萌芽发展的客观趋势。在这一思想观念的指导下，顾宪成、高攀龙等东林人士提出了以下经济主张：

一、减免商税，以“惠商”和发展商业。

二、严惩肆虐乡里的税棍，维护商人利益。

三、要求改革苛税、兴修水利、以发展农业经济。

四、兴屯田、改土耕种，重强兵足民。⑥

这些思想如果能得到实施，不仅对工商业者和农民百姓有利，而且适应江南地区以至全国的经济发展要求，对于促进资本主义萌芽的发展也具有积极作用。0

万历四十八年(1620年)，明神宗死去，朝廷才宣布撤掉一切矿监、税使，过去因反对矿监、税使而被处分的官员也酌量起用。至此，反对矿、税之弊的斗争以取得一定程度的胜利而告一段落。

总结

明朝后期，商品经济和手工业有明显的发展。东林党人基本上代表江南中小地主和商人、市民的利益。他们在重视农业的同时，特别重视工商业，主张惠商恤民，积极参与反对矿监税使、反对对工商进行封建掠夺的斗争。这些主张和斗争，同当时中国社会经济向前发展的趋向相适应，具有进步的意义。东林党人具有自己积极的政治主张，而且能够付诸行动，是当时社会的进步团体，永远无法抹去他们在历史上的功绩，因此三百多年来，东林党的事迹传诵不绝。我们也应永记东林党人的凛然气节，做一位对社会有贡献的人。

参考文献：《剑桥中国明代史》1368—1644年上卷[美]牟复礼[英]崔瑞德/编张书生黄沫杨品泉思炜张言谢亮生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2月第一版

《明末东林党》李尚英著中华书局出版1983年8月第一版

《古史文存》明清卷(上)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4年11月

《明季党社考》[日]小野和子著李庆、张荣湄译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1月

《明朝十讲》洪钊著哈尔滨出版社2006年9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