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市文明与女性文学关系论析

都市文明与女性文学关系论析

艾尤

内容提要都市作为一种生存环境和文化背景，为女性的解放与发展提供了空间、创造了条件。都市舞台中旋转的女性文学，不仅表现了女性阅读都市的意识和立场，而且通过写作进一步塑造和想象了都市的现状与个性。都市作为现代最大的文化符号，其欲望化空间为女性欲望在文学中的表达提供了可能，而女性文学又使都市的欲望得到具体呈现。

从某种程度上说，假如没有都市，就不会有女权主义运动和女性主义写作。都市作为一种

生存环境和文化背景，为女性的解放与发展提供了空间、创造了条件。都市舞台中旋转的

女性文学，不仅表现了女性阅读都市的意识和立场，而且通过写作进一步塑造和想象了都

市的现状与个性。都市作为现代最大的文化符号，它对女性到底意味着什么？都市与女性、

都市语境与女性文学究竟是怎样一种纠缠关系呢？

一、都市与女性

王安忆曾在一篇文章中写过这么一句话：“女人天生是属于城市的。”的确，都市与女性

的关系自现代以来就纠缠难解。所谓都市，是指现代社会工业化、科技化和商品化所逐渐

产生的城市人的文化话语环境。都市作为城市的一种形态，代表了城市化的高级阶段。溯

源都市与女性的关系，首先涉及到城市化进程问题。因为，是城市化进程把女性从“闺房”

的幽囚中解救出来，让她们逃离了男耕女织的农业社会田园，步入了都市空间，实现“地

理的突围”，从而为她们进行性别突围建构了基础。

都市为她们开辟了广泛的活动天地，给了她们机遇和舒展自身的舞台。在这一人造自然中，

女性的个体意识日益突显，女性的聪明才智得以发挥到调整她们的生存状态、尝试改变依

赖男性的命运中去，从而确立了自身的社会地位，争取到了作为个体人的自由和权利。同

时，城市不断提高的物质文明，也唤起了女性沉睡已久的性别意识。都市最主要的特征就

是消费文化，女性又是都市消费的主要承载体，她们在品尝了作为个体的人的喜悦之后，

开始了对女性自我的内心需求。她们逐步将自我形象的塑造恢复到不附属于任何意识形态

的本真样态，将之提升到审美的高度，创造出一种在审美形态上极具女性魅力，在文化心

理上指向人性复归的都市女性文化。作为都市文化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它既加速了都市文

明的发展，又展示了都市文明中从未停歇过的女性话语的努力。从这个角度来看，女性不

仅发展了自己，且一反以往的“她”者地位，成为都市的“精髓”与“灵魂”，而都市也

在女性的文化心理及日常情绪的演变中亦步亦趋。可以说，都市使女性再生，女性则为都

市注入了新的理解和诠释。只有在都市中女性才有自己的舒展天地，而都市也因女性的挥

舞更精彩。

通过以上对都市与女性的关系探究，便可知都市的女性情结和女性的都市情结。社会转型和城市现代化过程中，都市已不可避免地充满女性的幻想和欲望，消费社会中的女性，也必须通过都市来实现自己的女性幻想和欲望。因此，所谓都市的女性情结和女性的都市情结是相融相通的。

二、都市语境与女性文学

我们也同样可以说，都市文明与女性文学是一对纠缠不清的概念范畴，女性文学与都市文明的兴起，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甚至有评论家将迄今为止的女性文学状态概括为“只在都市的上空盘旋”[7]。可见，女性文学与都市语境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

都市是高度现代化的物质景观，在繁华的都市中，纵横交错的立交桥、闪烁不定的霓虹灯、高耸入云的商业大厦、花样百出的娱乐设施等物质形态，共同组成了都市繁荣的外在景观。在这样一个物欲横流的都市欲望化空间里，在各种各样的人与自然、个人与集体、人与社会以及人与自我的矛盾关系中，人的潜意识得到张扬，人被压抑的欲望得到突显，人性也不可避免地得到了重新模塑，人性的深刻、复杂也得到了极为真实的展现。就此意义上，都市已不再仅仅是一个生活空间、人类生活和工作的环境，它更预示着一种新的生存方式、社会形态和文化样式。从此，擅长描摹和表现复杂人性的文学，也有了更自由、丰富的语境——更多的表现对象和更广阔的表现空间。蒋述卓等在《城市与文学关系初探》一文中，就系统地分析了城市之于文学的重要性，主要表现为两方面：在共时性的维度上，城市生存空间本身的独特性，使城市生活方式与乡村生活方式相比，更有利于文学对于复杂人性的展示；在历时性的维度上，城市的发展随历史的变迁而发生的巨大变化更促进了文学的空前繁荣[8]。然而，女性与都市更有一种天然亲近感，由于婚姻规定了女性空间的位移性，即从一个地方迁移到另一个地方重新组成新家庭，因此，女性在进入都市空间时不会有一种漂泊感、流浪感，她们很容易融入都市中；男性则不然，他们有太多家的负担，由于追求土地上的那种家园稳固性，使他们在进入都市后容易产生漂浮不定的无根感，所以他们不似女性那般容易融入都市。另外，女性还是都市文化消费的承担者和制造者，同时也是都市文化的最好表现者。正是都市这一独具包容性、公平性的文化空间，让女作家获得了自由抒发自我的写作权利。在现代文学史上，就有许多女作家以都市为生存背景、城市文明为文化背景，写下了一个又一个的故事。女作家之所以偏爱都市，因为她们大多都是生于斯长于斯的都市女性，讲述城市的故事就是在讲述她们自己的故事。女性主义可以说是都市化的产物，女性文学是依托都市文明而发展起来的。对此，文学史实已经予以证明。20世纪前期女性创作的异峰突起，就是最初的近代化都市文明在中国萌芽的结果，如现代史上三位最具女性意识的女作家丁玲、萧红和张爱玲，她们都是在上海这一最接近近代气息的大都市中找到自己位置的。而20世纪末女性文学的勃兴，女性创作明显由以前的相对

平寂转为热腾，也恰逢中国全面驶入都市化轨道之际，这绝非某种巧合或偶然，而是都市文明树上结出的又一颗硕果。所以，女性文学的都市化也将是一种必然趋势。

毋庸讳言，“女性写作”命名的凸起是20世纪90年代最突出的文学现象之一。当然，这里指的是对这一现象的“命名”，而并非指女性写作本身。因为，女性写作并非从20世纪90年代才开始，而是溯源久远。自从五四运动对“人”的解放的强调、唤醒了女性的自我意识以来，许多女性就以她们卓越的艺术才华和深邃的思想走在了时代创作的前列，独领一代风骚。仅以小说领域来说，本世纪从老一代的丁玲、萧红、张爱玲起，到中年的张洁、谌容、宗璞等等，有许多女作家都以各自的文学实绩，展现了女作家与男作家同样卓越不凡的力度，而且在某些关于人性本质描写的优美细腻方面，甚至令男性作家也稍逊一筹。但是，由于受“存天理、灭人欲”的“非性”文化传统的制约，以及声势浩大的女权运动的缺乏，女性性别特质难以从国家、社会、阶级和人伦宗族中剥离出来而独立呈现。这样一来，女性文学创作的特色，对城市文明的另一种性别体验，也就被压抑在历史的地表下面没有尽情显露。在一种固有的文学社会批评标准的框定下，没有人愿意就她们的性别为“女”而发表看法，她们也以被当成无性别或准男性的“中性”作家解析。直至20世纪80年代后期至90年代，这一情形才有了微妙变化，女作家们以女性视角直面人生的书写更有力度，直抒胸臆的表白更加大胆。都市文化语境中，商业视野下的女性写作有了更为广阔的空间，大批以写作为职业的都市女作家，从各种角度、各个层面将女性的性别体验，用自己独到的方式描绘出来，逐渐形成一股90年代的新女性写作潮流。女作家们似乎对都市更有话可说，都市的故事激发了她们更多的发言兴趣，这是90年代女性创作能够与男性创作争强的实质性背景。在都市文化背景中，许多女作家都恰到好处地找到了自己对世界、生命、社会情感体验表达的契合点，以及自身独特创作的生长点。而且，这些90年代的女作家，试图以女性话语的“欲望之流”超越现存的性别秩序和文化秩序，重新发现和找回女性曾经丢失和被湮灭的自我。像王安忆与都市女性的历史回思，残雪与都市女性的梦魇分析，徐坤与都市女性的文化价值怀疑，陈染与都市女性的精神自恋，海男与都市女性的个性探秘，徐小斌与都市女性的内心迷宫，以及更年轻的卫慧、棉棉等所偏重的对都市女性在物化现实中对女性欲望人生的新体验表现……如王安忆就以一曲《长恨歌》作了一次煌煌的女性发言，奠定了她在20世纪90年代女性文学中的地位。主人公王琦瑶一生都为之伤感的，就是一座在岁月长河中陨落了的魔都，她渴望的对象其实并不局限于某个人，而是整个上海这个巨大的欲望舞台。方方笔下的黄苏子，《我的开始就是我的结束》中的主人公，同样受过高等教育，一个优雅的白领丽人，由于长期的身心压抑导致了精神和灵魂的极端变异，在追求一种个性化的人生方式中，也堕落为一个让人不齿的妓女。都市知识女性王琦瑶和黄苏子的人生悲剧警醒所有女性，面对多元化的世界与生活，在实现自我欲望时决不能失去“自我根基”。

曾经在20世纪80年代一领风骚的铁凝，90年代则以遒劲的力度、成熟的风姿，透视着这个正在勃兴的商业社会，无情地拆解着游戏规则。她笔下的小黄米，是一位农村小姑娘，面对金钱的诱惑，居然能坦然地在汽车旅店做暗娼而不觉羞耻，这是一种多么让人无奈的心伤。面对90年代市场经济的冲击，涌入都市的农村女孩，她们的出路究竟何在？同样是一个关于女性在都市生存的问题，铁凝时机恰当地提出来了。在打工潮奔涌的今天，我们不仅要关注都市女性的生存问题，同时也应关注从乡村涌入都市的这类女性的生存，这是具有代表性和独特意义的女性欲望问题。女作家徐小斌的中篇小说《双鱼星座》，是她大胆探幽都市女性隐秘心理的又一力作。女主人公卜零的精神生活，一直摇摆迷失于自身、丈夫和情人之间，同时她的肉身还要承受种种现存的物质外在压力。卜零可以不为现实利益所动，却能为虚无飘渺的爱情舍弃一切。当岁月将她遗忘，变质的家庭、外部世界的压抑让她窒息，她只渴望有一份真实的爱能打破生活的沉闷，拯救生命于无声息的枯萎中。当情感及肉身得救的希望寄托在男性身上惨遭失败时，她选择了自恋、自慰，选择了逃回女性自我内心，或到荒僻的少数民族地区以求天人相接。这实在是女性向外部祈求失败后的一种反向逃逸，也是都市女性自我拯救的一种方式，表达了徐小斌对都市女性在自我欲望实现遇难航程中进行自我救赎的独到关注和深刻思考：除了女性自己，没有任何人可以真正拯救女性。以“个人化”写作凸起的陈染和林白，她们的创作也是20世纪90年代文坛有趣而又充满争议的话题。可以说，欲望是女性个人回忆中最深埋的内容，也是异己的历史话语无法触及的死角。正如陈染所说：“在父辈停止思索的地方，她将继续思考。”陈染和林白分别用独语的方式展示了自我的孤独幽闭、个人身体以及与个人相关的欲望、梦幻、记忆和潜意识，用“我手写我心”和“我手写我身”，展现了曾经被男性遮蔽、挤兑的私人生活和私人领域，对女性欲望不加伪饰地进行了书写。陈染和林白的字字句句，都浸透着撕裂自身的血泪和疼痛的忧伤，充满了愤怒的决绝。同样决绝的还有海男，“我们知道，拯救的欲望是人类诸多欲望中一种非常特殊的欲望，当人类面对终极、面对上帝、面对死亡的时候，拯救的欲望就特别强烈，也特别虔诚”[9]。而海男的作品似乎总与“死亡”相关，如《坦言》、《私奔者》及《蝴蝶》等都具有“死亡情结”，通过梦境的真实和现实的虚幻以及对都市女性的个性探秘，探究了女性该如何找到自己位置，表达了她强烈而持久的女性自我拯救欲望。另外，“新写实”派的女作家池莉，女性白领丽人写作族中的张欣、张梅等，也从其他角度对都市女性的生存以及生活与精神进行了关照。

在都市的舞台中，女性作家仿佛是一个永不疲惫的舞蹈家，一直在旋转着优美舞姿，都市赋予她们源源不绝的文学灵感，给予了女性抒发欲望的机会，女性也让城市的欲望得以展现。可以说，正是开放的都市文明带来了女性文学的百花齐放，女作家终于不言忌讳地诉说自身的情感经历、生命感受、内心体验，真实呈现属于女性自身的欲望表白。

三、结语

都市的女性欲望和女性的都市欲望纠缠不清地紧密联系着。都市的欲望化空间为女性欲望

在文学中的表达提供了可能，而女性文学又使都市的欲望得到具体呈现。女性文学构成了

20世纪90年代都市文化景观中最具特色的一面。然而，如果女性文学对都市生存中女性欲

望的剖析仅滞留于表层状态，那么它存在的价值和意义将会大打折扣。作为一种精神性的

存在，文学最终指向是对人类生存境遇的思考，都市文化语境中的女性文学，只有触及到

生命个体在都市沉浮中的生存痛苦、精神困惑时，才能显示出其独特的文学品质，它必须

透过千奇百怪的欲望图景，对女性生存的深层内涵进行重新审视，才能显现出其理性深度

和文化内涵。

【参考文献】

[1] 孟悦，戴锦华．浮出历史的地表[M].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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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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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赵树勤．自由的飞翔——知识经济时代女性文学的发展趋势[J].理论与创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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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荒林．世纪之交的中国女性文学[J].文艺争鸣，1997,(1).

[8] 蒋述卓，王斌．城市与文学关系初探[J].广东社会科学，2001,(1).

[9] 张钧．蝴蝶的死亡与困惑——海男小说的死亡情结[J].当代作家评论，1998,(3).

王琦瑶，一个典型的上海女儿，她从房顶有着老式天窗的弄堂中走了出来，一阵鸽哨，清冽地掠过她的耳畔，裂帛似的，伴着她走入了片厂，走入了《上海生活》，蹋上了上海小姐的竞选舞台。她不仅属于晨雾里弄堂中那些细雕细作的木框窗，那沟壑般的弄底和那波涛连天的碎了的屋顶瓦片，她的半个身子已经融入了上海的都市文化之中。这种融合，不是刻意，而是勇敢地适应，坦然地接受，让城市成为她这个都市女人命运的主宰。

在《长恨歌》中，王琦瑶几乎可以和上海划上等号。王琦瑶离不开上海，上海不能没有王琦瑶。女人的身体弱势决定了她们对于城市的依赖与寄托。在茫茫都市中，她们不断搜寻着身体的栖所与精神的慰藉，而光驳陆离的都市又点燃了女性对城市的依托之情。《长恨歌》中，女性与城市一样，她们都和政治无关，即使是在动荡的年代，她们依然固守着自己的心灵阵地。在这安守心灵的地方，她们看似沉静，却执着而顽强地建构着自己的精神世界。

王安忆说：王琦瑶的形象就是我心目中的上海。在我眼中，上海是一个女性形象。她是中国近代诞生的奇人，她从一个灯火阑珊的小鱼村变成东方的巴黎，黑暗的地方漆黑一团，明亮的地方又流光溢彩得令人眩目，她真是一个神奇的女人。在经历过历史的风横雨狂之后，她有一种美人迟暮的感觉，她终于倒地死去了，在旧上海的尸骸上又生长出一个崭新的上海。王琦瑶是一个生命力极其顽强的女人，她和上海一样非常能受委屈，但她百折不挠。她在小事情上很能妥协，但在大目标上决不妥协。眼看没有路了，她又能走出一条生路。

《长恨歌》就像一支青春的挽歌，王琦瑶在那华丽的岁月中慢慢踱着，最终无望地看着那花雕木盒子和她

的生命一同离开。《长恨歌》更像是一部历史画册，画里既有发黄的象征城市记忆的旧照片，也有一个女人一生岁月的真实记录：从提着荷叶边花书包的小女儿情态到昏黄暮色里映出的下坠的眼睑。这，也许就是女人的无奈。

《长恨歌》是一本厚重的历史画册。因为它所承载的，既是城市的历史，也是女人的历史，这也才称得上是一部完整的历史。

浅谈王安忆笔下的城市女性

内容提要：本文从四个方面去探索王安忆笔下的城市女性的特点。王安忆以她在城市的体验，在回忆着男人在外面赚钱，女人在家中操持“家的模式”时，思考着城市女性在家庭中的新的位置，带着女性敏锐细腻的心理感受，走进忙碌而务实的城市，和她笔下的女性以感谢生活的态度，珍惜她们在变化万千的生存境遇中的体会，这些女性在经历了作为女性个体对孤独这一生命原生状态的反叛与认同，在家庭的独立与依附中完成女性由女儿到妻子再到母亲角色的转变。

关键词：城市女性孤独母性独立与依附

一、小说中的女性一般是城市中的女性

从王安忆目前呈现的作品来看，王安忆文本中呈现的书写空间很广，有上海，也有小城镇以及乡村，但她的绝大多数作品的叙述空间仍是上海。这座城市如《流逝》、《米尼》、《悲恸之地》、《好婆和李同志》、《逐鹿中街》、《长恨歌》、《纪实与虚构》等等。

在王安忆的小说世界中，上海对于她不象鲁镇对于鲁迅，北京对于老舍，湘西对于沈从文那样“仅仅是作为一种地域色彩浓厚的现实背景存在”，①而是作为一种作用于人和事之间的潜在力量存在着的，没有这种力量，人物的命运也就是另外一种样子。

在她的小说《长恨歌》中，“上海作为时间性和角色性的存在被突出出来”。②小说的女主人公王绮瑶假如不是生活在这个大城市，她也就是另外一种命运了。王绮瑶的饱经世故的外婆曾有这样独特的见解：“这孩子没开好头的缘故全在这一点，就是长得忒好了。长得好其实是骗人的，又骗的不是别人，正是自己。长得好，自己要不知道还好，几年一过，也就蒙混过去了。可偏偏是在上海这地方，都是争着抢着告诉你，唯恐你不知道。所以不仅是自己骗自己，还是齐打伙的骗你，让你以为花好月圆，长聚不散。”这样，“上海的角色性”就凸现出来了。在王安忆笔下的上海还具有“时间性”，王绮瑶的悲剧是一种繁华落尽的悲剧，是一种“明日黄花”的凄苦却不美的悲剧。在上海这样的大都市中，时间顾不了许多，只管哗哗地向前流，而人都仍停留在过去的时代中。在王绮瑶参加“上海小姐”竞选一节，描写的是四十年代的海上繁华梦，写尽了其中一切的风情，但王绮瑶却深深意识到“这一刻的辉煌是具有份逝之痛的，是时远感的，良霄有尽的含义。”不是在上海这样的大商场及大欢场中，怎么能体会到时间的威胁？上海给予王绮瑶的是匆匆的时代感，而她是上个时代的弃儿，在新的时代里却再也找不到自己的位置。

“城市是经济、政治和人民的精神生活中心，是前进的动力。”列宁曾如此给城市定性，现代城市与农村是

有着本质区别的。“土地向人索取的劳动，是太过单一，太过狭隘，又太苛求体力，女人无法取得优势，无法改变必须依附于男人生存的命运。”③，而“离开柔软的土地，走进的是水泥与金属的世界，这却是比人类出生地更富有生存的源泉的世界。机器代替了繁重的劳动，社会分工全过程解体成为琐细的、灵巧的，只须少量体力同智慧便可胜任的工作。谋生的手段千差万别，女人在这个天地里，原先为天地所不屑的能力却得到了认可和发挥。”④因此，女人有了资本与男人走在同一起跑线，这是城市给予女性的恩赐。女性在这个天地里，尽情地发挥自己的优势，调整着自己的生存状态，尝试改变依赖男性的命运，从而确立了一定的社会地位，个体意识日益觉醒起来。而同时，城市不断提高的物质文明又唤起了女性沉睡已久的性别意识，她们又开始了对女性自我的内心需求，对人们淡薄已久的日常生活重新关注。在城市的日常生活中，女性的温柔正逐步取代男性的雄健，女性似水的柔情化解了翻滚的风云，一切政治、意识、形态都消解在柴米油盐中，女性成为城市故事中的主角之一，再不是男性的陪衬，女性对“人”和“女性”的新的理解使她们成为城市文化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然而，城市又是个开明而严肃，充满游戏规则的生存空间，它既偏爱女性，又不溺爱女性，它使女性获得了在土地上从未有过的权利，又在她们肩上加上了来自家庭与社会的双重负担。对城市深谙世事的王安忆凭着她一颗敏锐细腻的心，走进了忙碌而务实的城市，和她笔下的女性一同感受女性，体悟生活。

城市使女性再生，女性又对城市加进了新的理解和诠释，城市与女性合二为一。四、城市女性的“母性”

女性的“母性”是现代文学所关注的一个话题，在王安忆的小说世界中的城市女性不仅具有传统的女性对于孩子的母爱，还有着作为妻子，作为情人的一种母性。

五、结语

“我对生活采取了认可的态度，生活应该是这样的，我认为一个能心平气和，承认现实就行了，就胜利了，所以，我的胜利不在于我是一个作家，而在于我的心境平静下来。婚姻是很具体的，现实生活中有许多乐趣，承认它，面对它，平静下来，就战胜了自己。”⑩王安忆这样坦白她对生活的理解，正是她这种平静的心态使她始终理解探索着城市的女性命运，深切关注着城市里说不尽，道不完，涓涓细流的日常生活。王安忆以她细腻的内心，绵绵的情思，敏锐地感受着城市这片天地，关注着城市女性，对她们予以体贴入微，深入洞察的关照，而同时又以她博大的胸襟，体谅着男性支撑的疲倦和软弱，她没有一味地去幻想、编织亘古不变的爱情游戏，她不做无谓的精神逃亡，她带着她笔下的女性，冷静、勇敢地直面着人生，间或回忆传统的家的模式来作暂时停靠，逐步成长为坚韧的城市女性。

注释：

①李文波，《惯看海上繁华梦，江山依旧枕寒流》，《小说评论》1997年第2期；

②李文波，《惯看海上繁华梦，江山依旧枕寒流》，《小说评论》1997年第2期；

③王安忆自选集之四《漂泊的语言》中的《男人和女人，女人和城市》；

④《小鲍庄·序》上海文艺出版社1986年出版；

⑤王安忆自选集之三《香港的情与爱》卷首语；

⑥王安忆自选集之三《香港的情与爱》卷首语；

⑦见王安忆中篇小说《流逝》；

⑧王安忆、斯特丹亚、秦立德《从现实到人生的体验到叙述策略的转型――一份关于王安忆十年小说创作的访谈录》，《当代作家评论》1991年第6期；

⑨王安忆、斯特丹亚、秦立德《从现实到人生的体验到叙述策略的转型――一份关于王安忆十年小说创作的访谈录》，《当代作家评论》1991年第6期；

⑩文学对话录《（小庄）文学虚构、都市风格》，《语文导报》1987年第4期。

参考书目：

①李洁非，《王安忆的新神话――一个理论探讨》，《当代作家评论》，1993年第5期；

②焦桐，《天生是个女人――谈王安忆》，《小说评论》，1993年第3期；

③陈思和，《营造精神之路――忆王安忆90年代初的小说创作》，《文学评论》，1998年第6期；

④张志和，《王安忆小说近作漫评》，《文学评论》，1992年第5期；

⑤王安忆《心灵世界》（王安忆小说讲稿）复旦大学出版社1998年出版。